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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管制范文1
持了国内价格稳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来判断资本管制的有效性。
.997年泰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危机很快蔓延到东亚其他国家，在投机资本的冲击下，东亚各国的货币纷纷贬值，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开始逐渐增加。同时人民币利率和美元利率之间还存在倒挂。从997年0月起人民币的6个月存款利率低于美元，998年7月日，人民币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下降到4．77%，低于美元的4．875%。从998年的0月7日到月7日，人民币存款利率高于美元。从998年月7日到999年3月，人民币存款利率非常接近美元的存款利率，从999年3月，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又再次大幅低于美元，直到00年美国股票市场的大幅下降，联邦基金利率开始
一、我国资本管制的两难境地资本管制是指对资本和金融账户下的交易
和相关的汇兑的管制，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取决于资本管制服务的目标。中国资本管制的目标是由国内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决定的。从“不可能三角”（即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能同时共存）来看，在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和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环境下，资本管制通过限制资本的流出入，可以保持货币政策调节国内宏观经济的独立性。如果从防止本币受到外来投机冲击的角度来看，资本管制的目标是通过禁止资本的外逃来避免人民币的贬值。因此，中国资本管制的目标是在资本国际流动的条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我国政府对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由于可波动的范围很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的汇率制度认定为固定汇率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固定汇率，以及对固定汇率的维护措施会限制一国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国国际收支出现赤字，本币应该贬值，为了维护固定汇率，国家将不得不减少货币供给；如果一国国际收支出现盈余，国家必须增加货币供给；反之，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平衡状态，那么货币政策及货币供给的任何变化都将导致外部失衡，因此，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维持国内物价稳定防止通货膨胀的独立性。在目前我国的汇率体制下，经济越开放，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目标的冲突越严重。在开放条件下要同时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不可能的，二者必然发生矛盾。我国资本管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来发挥作用的，通过一定程度的限制资本项目的开放来缓解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为实现循序渐进的资本项目自由化争取时间，这同时也就注定了资本管制的两难境地，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货币政策保持独立性，不至于完全脱离宏观经济，同时又与货币政策相配合实现人民币汇率定目标。
二、我国资本管制的效果分析当人民币有很大的升值或贬值预期时，或者国内经济受到内部或者外部的冲击时，投机资本流动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外汇占款的波动幅度加大，随着外汇占款的波动，货币供给量也相应变动，在短时间内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根据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情况并结合国际收支平衡表来判断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这可分为两种情况：①在人民币有很大贬值的压力下，欲外逃获利的资本数量增加，如果资本管制的效果较差，那么，通过外汇占款渠道的货币投放将大幅减少，有可能出现维持了汇率的稳定，但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局面。这时对资本管制效果的评价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资本大量流出，国内货币投放量减少，出现通货紧缩，说明资本管制对控制资本外流的能力较差，出现了一些漏洞，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下降。另一方面，如果稳定汇率的目标失败，汇率将会贬值，促使资本进一步外流，资本管制彻底失效。②在人民币有很大的升值压力下，欲流入中国持有人民币及相关资产的资本增多，那么，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量增加，如果资本管制的效果较差，那么流入的资本会更多。结果有两种可能：一是流入的资本增多导致的货币投放大幅增加，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下降，说明资本管制对控制资本流入的效果较差；另外一种情况是稳定汇率的目标失败，人民币大幅升值，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给国内经济带来较大的冲击，资本管制的效果大大降低。
下面从两个典型的阶段来分析中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一是997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东亚一些国家的货币纷纷贬值，人民币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二是003年以来由于中国强劲的出口竞争力，国内存款利率高于美元存款利率，国内通货膨胀较低的情况下，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在这两个阶段，资本管制的作用效果会明显地得到体现，因为这两个阶段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目标冲突比较明显，可以通过检验是否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和是否保下调。按照利率平价理论，这期间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存款利率差会导致资本外流，由于中国实施资本项目的资本管制，因此，资本的外流以其他形式达到获利的目的，这样，衡量以各种形式外流的资本就可以体现出资本管制的效果的强弱。
第一，非法骗汇和逃汇增加。998年由于市场上存在较强的人民币贬值预期，以及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负的利率差,998年7月起，中央银行和中国外汇管理局开始进行进口外汇申请表的检查，发现有价值0亿美元的虚假进口报表3800单。这表明在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和利率差导致了非法骗汇和逃汇的增加。人民币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弱化了资本管制调节两者之间冲突的效果。当汇率弹性有限时，利率变化使得汇率不能做出相应的变动，比如根据利率平价理论，本币利率低于国际利率，资本外流会导致本币的贬值。汇率缺乏弹性的情况下，由于本币贬值的预期不减，自然会出现资本外逃和逃汇骗汇的现象，导致外汇黑市价格高启。
第二，外汇存款大幅增长而外汇贷款下降。997年的外汇存款只有9.9亿美元，而到000年末，居民外汇存款达到79.5亿美元，3年内增长了近3.5倍。企业的外汇存款增加并不是很明显，主要是因为中国实行义务结售汇制度，企业没有外汇账户。另一种解释是企业将外汇存在居民账户上以逃避中国的外汇管制。由于较高的美元利率和汇率风险，外汇贷款的需求自998年以来大幅下降，一些借款人要求从在华的外资银行获得人民币贷款，然后从市场上购买外汇来偿还他们的外汇贷款。结果一些外资银行的外汇贷款转化成了人民币贷款。该市场操作增加了市场对外汇的需求，人民币的稳定性受到威胁。998年，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始禁止在市场上购买外汇来支付外汇贷款。000年末，国内金融机构的外汇贷款为6.5亿美元，比997年末下降了67亿美元。第三，资本外逃数量增加。根据我国经济学者对资本外逃的估计,997年资本外流总额达47.4亿美元，超过当年国际直接投资的453亿美元(宋文兵，999)。中国人们银行该年的测算值则为53亿美元，国外对我国资本外逃的估算超过600亿美元，与该年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基本持平。据俞乔（999）估计，998年资本外逃的数量起码等于甚至超过了我国贸易盈余或外国直接投资。尽管资本外逃可分为财富转移性资本外逃和过度性资本外逃，但是无论哪一种资本外逃都表明了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很大的资本管制漏洞的出现。
第四、外汇储备增长率下降，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一方面企业和个人试图将外汇收益留在国外，即使遣返回中国也不卖出，继续持有。另一方面，居民充分使用外汇的购买权，尽早购买足够多的外汇，结果导致外汇储备的增长率大幅下降。在998年外汇储备只增加了50、60亿美元，大大低于自994年以来的外汇储备的年增长率——300亿美元。正是在资本外流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减少，外汇储备下降的直接结果是外汇占款的下降，外汇占款的下降直接导致了998年月基础货币投放减少了6个亿，998年5月，中央银行不得不重新开始了于997年停止的政府债券的重购操作业务，以增加货币的投放数量。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998年基础货币投放仅增加了333亿元，比997年少48亿元，由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减少，通货紧缩加剧。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国内存款美元利率和国际市场利率一致，在人民币和美元存在利差的情况下，只要在国内能够持有美元就能够达到套利的目的，而不一定将资本流到国外，但是对货币的投放数量和人民币贬值压力的形成的效果是一样的。由于外汇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以及预期的变化，998年～999年人民币经历了较大的贬值压力，资本管制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上比较成功，但是没有能够有效的限制资本跨国流动，使得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货币政策被动维持汇率稳定，降低了其调节国内宏观经济的作用。
.003年以来，人民币面临着较大的升值压力。汇率是外汇资产价格的反映，受市场供求的影响。其中利率因素又是影响货币供求的主要因素，从003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利率比较来看，美联储003年6月再次降息，使美元利率从．5%降至%，达到了自958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现行贴现利率则为．89%。也就是说，人民币存款的利息收入比美元存款的利息收入高出0．89%。如果不考虑交易成本和货币风险，或者这种交易成本和风险很低，那些美元的持有者理所当然地愿意将手中的美元换成人民币以获取更高的利息收入。因此，人民币面临着升值的压力，在升值的预期下，必然会有大量资本的流入以获取利差。如果资本管制是有效的，严格地说不会有短期套利资本的流入。如果短期资本大量流入，说明资本管制有很多漏洞，有效性降低。
()从003年（月～6月）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中国外贸顺差和实际利用外资合计约350多亿美元。截止到003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额高达3465亿美元，比上年年底增加60亿美元，还有50多亿美元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得不到体现。003年中国外汇储备为403.5亿美元，比年初增加68.4亿美元，是我国外汇储备增加最多的一年。003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基础货币余额为5.3万亿元，同比增长6.7%,增幅比上年末提高4.9个百分点，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占款继续增加，全年外汇占款增加.5万亿元，同比多增加6850亿元，为购买这些外汇，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003年前3个季度，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外汇市场操作吃进外汇786亿美元，比00年同期多购入3亿美元，超过了00年全年购入689亿美元的水平；相应地，通过人民币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6505亿元，同比多投放578亿元，从而将中国推向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冲突的两难局面。基础货币的过快增长使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在经历了5个月的通缩之后，中国经济在003年初恢复正数通胀，003年月的年通胀率达到3%，为近7年来的最大升幅。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在003年达到.%，高于000年的0.9%，00年的.%和00年的-0.3%的水平且在一年内从00年的-0.3%升至003年的.%，表明通货膨胀的形势不容乐观。
()990年以来中国历年的国际收支的净误差和遗漏项都为负，表现为资本的外流，而
00年在经历多年的负数之后，净误差和遗漏项变为正数。尽管从统计角度来看，净误差项的正负是由于各部门的统计口径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应该看作是资本流出入的标志，但是既然是统计口径的不同造成的结果，那么净误差和遗漏项的正负应该符合随机游走，而不是保持多年的负数，而且在大多数资本外流的年代都保持负值，说明该项已经和资本流动产生了一定的相关性。
(3)投机资本和非投机资本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能够获利的条件下，非投机资本也可转化为投机资本。在人民币存在升值的压力下，外汇存款的减少是另外一个标志。998年在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下，由于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外汇贷款大幅减少，外汇存款大幅增加。截止到004年月，境内金融机构（含外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5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9%，其中：企业单位存款余额为54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9%，但个人存款余额为85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9%，这和998年的情形相似。企业存款之所以没有减少，是由于我国的义务结售汇制度，而个人外汇存款余额的减少则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对持有美元等外汇资产汇率风险的规避。
资本管制范文2
【关键词】新兴市场国家 资本管制 启示
199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通过加强资本管制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及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资本管制又细分为数量型管制和价格型管制两类。与数量型管制相比，价格型管制的管理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且寻租空间较小。因此研究其它新兴经济体实施价格型管制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维护金融稳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本项目全面开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新兴市场国家实施资本管制的背景和概况
国际资本的逐利性会放大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收支的周期性，引发市场剧烈波动，危及金融和经济稳定。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大都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点，在基本面良好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个繁荣期，GDP增速过快、资本市场快速发展、汇率升值预期，都会引发国际资本大量涌入。资本的流入又促进了资产价格上涨，投资增加，进而带来更大的繁荣，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期。随着资本的流入，本币开始不断升值，国家开始过度消费并严重依赖外资，同时国际竞争力降到最低。此时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引起外国投资者信心下降，进而引发资本的迅速撤离，从而带来本币的巨幅贬值、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和经济增长放缓，自此进入恶性循环期。
国际社会对新兴市场国家实施适当资本管制的正面作用已达成共识。正是因为意识到新兴市场国家在应对资本流动时采取适当的管制措施，对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减轻资本流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后，连一向主张资本自由化的IMF也明确表示新兴市场国家应实施必要的资本管制，将资本账户管制与宏观经济政策等工具搭配使用，为新兴市场国家实施资本管制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目前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对资本项目都进行管制，但具体管制项目的数量有一定差别。对于资本市场证券、货币市场工具、直接投资、房地产等主要项目，大部分国家都进行管制，但对直接投资撤资、商业信贷等项目实施管制的国家相对较少。具体情况见下表：
二、新兴市场国家资本管制方式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管制大致可划分为数量型管制和价格型管制两种类型，在多数情况下是混合使用的。
数量型管制是指政府通过审批程序等行政手段直接限制跨境资本流动，即管理部门通过直接禁止、数量限制或审批程序来限制资本交易或相关的资金支付、转移。具体措施包括：对外汇交易主体资格进行限制；对外资准入计划进行审批和管理；对国内金融机构的负债头寸、外汇资产实施限额管理；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国内业务进行限制；对非银行居民持有外国证券、不动产及直接投资进行限制；对非居民投资国内资本市场的数量和范围进行限制等。我国实行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以及印度对境外投资者投资本国债券市场的额度限制等属于此类。
价格型管制旨在运用市场化手段增大特定资本流动的成本，具体又细分为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两种方式：
直接对跨境资本流动征税是指通过对跨境资本流动直接征税来提高跨境资本流动成本，从而直接影响资本流动，主要表现在降低居民持有外国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水平或影响非居民持有国内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水平。巴西频繁使用的金融交易税（IOF）以及泰国等对外国投资者持有国债征收的所得税就属于此类。
间接税收方式即以无息准备金或存款要求等形式增大跨境资本流动的成本。在实施这种资本管制措施时，中央银行可要求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按照其资本流入或外汇净头寸提取一定比例的准备金，并存入一个特定的无息账户，这就导致经济主体流失部分存款利息收入，从而来影响外国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并达到抑制跨境资本流动的目的。中央银行可根据不同期限和种类的资本流入设立不同比例的准备金比率要求。次债危机后印度和土耳其对外汇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就属于此类。
三、价格型资本管制方式的国家实践
（一）巴西――相机抉择采用金融交易税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金融交易税是针对特定金融交易活动以交易额为基础征收的特殊目的税种，主要作用是降低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引发的波动性和风险性。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交易税成为政策工具选择之一，不少新兴市场国家采用其来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其中巴西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征税较早、运用较为频繁的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根据外国金融资产的期限和外部金融环境，灵活调整各类资本流入金融交易税税率，一度成为世界上金融交易税税率最高的国家。2013年5月，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提前退出预期的影响，巴西资本流出大幅度增加，巴西央行除对1年及以下期限外国贷款征收6%的税率外，取消了其他各类金融交易税。
2.经验借鉴。由于巴西的金融交易税采取了相机抉择的方式，在审慎的宏观经济框架下根据资本流动情况灵活运用，并同时配以其他管制方式（如资本流入最低期限要求等）和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巴西在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次债危机中遭受的负面影响较大部分国家小。
（二）智利――渐进式实施无息准备金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20世纪80、90年代，以智利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投资者看好的对象，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智利国内，引发了智利国内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矛盾，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也持续加大。一方面政府抑制通货膨胀需要提高实际利率，但另一方面加息会进一步刺激外资流入，从而导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面对这种情况，为了缓解出口竞争力下降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智利政府于1991年之后的7年间一直实施无息准备金制度，并根据国际资本流入情况对无息准备金的缴存比例和征收范围进行渐进式调整，缴存比较最高时达30%，征收范围一度扩大到全部潜在的短期资本流入（包括投机性外国直接投资等）。1998年后，国际资本流入趋势减缓，智利逐步放宽无息准备金制度。
2.经验借鉴。智利政府注重加强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通过利率与汇率等宏观政策的搭配调节达到稳定国内金融环境的政策目标。同时，智利对短期资本流入大多采用渐进、灵活的管理方法。因此，智利的无息准备金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改善了资本流入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正的利差，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大的空间。特别是在面对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智利相比其它同类国家受的影响较小。
（三）泰国――盲目实施无息准备金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2006年，国际资本流入激增和经常账户盈余对泰铢形成巨大压力，导致泰铢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据泰国央行统计，在2006年的前10个月里共有360亿美元热钱进入泰国。2006年12月，为提高热钱投资或投机的成本，遏制短期外汇资金流入炒做泰铢，泰国央行宣布，金融机构对所有超过2万美元流入资金提取30%作为无息准备金（与贸易及服务相关的资本流入或泰国居民汇回的投资收益除外）。受此政策影响，泰国的股市、汇市双双大跌，令泰国政府措手不及，泰国央行被迫于2006年12月19日宣布修订无息准备金制度，被迫缩小管制范围。
2.失败的教训。一是泰国央行实施无息准备金制度旨在控制资本流入激增，缓解泰铢投机压力，保持货币稳定，并未考虑国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如何有效地吸收这部分多余资本，政策目标缺乏政策工具的有效支持。二是由于在政策执行之前，泰国对国际资本流入的结构未进行有效区分，政策制定不够透明，宽泛的管制范围和过高的准备金比率要求直接导致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因此，引入无息准备金制度必须配以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一）资本管制的必要性
巴西和智利政府在实施资本管制的同时，注重加强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建立稳健性框架，并辅以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国内金融，因此取得了成功。而泰国只是一味地阻止资本的进入，未有效拓展资本流出渠道，也没有有效的配套政策，因而以失败告终。因此，我国应在实施资本管制的同时，应该注重配套政策的建设和实施，最大限度降低资本流动风险。一是灵活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税收等货币政策和财政策，通过逆周期调节，积极应对资本异常流动引发的风险；二是要加快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指标体系和预警平台，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强化以逆周期调节为主的宏观政策预案；三是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通过运用宏观审慎工具，弥补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外汇流动风险的局限性，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
（二）渐进性的政策调整是资本管制成功实施的保证
巴西和智利资本管制采取渐进式的政策调整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泰国短时间内盲目的政策剧变是外汇管制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有效的资本管制必须充分考虑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搭配和目标的实施，循序渐进，明确重点，尽量避免过于突然和苛刻的管制而引发资本集中外逃。
（三）资本管制并非长期解决方案
资本管制只是暂时手段，绝非长效机制，在国内金融市场尚未成熟，实体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经济应对国际热钱流动冲击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合理运用资本管制可以为国内的结构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赢得时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进一步放开、汇率完全自由浮动、资本项目完全放开将是大势所趋，当前应有效利用宝贵时间窗口，稳步推进改革和市场化建设，为实现全面开放打好基础，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1]刘莉亚，程天笑，关益众，刘晓磊.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波动性的影响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3，（02）：37-46.
资本管制范文3
人民币国际化在过去一年半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过去两年，人民币贸易结算在中国对外贸易的结算中的比例从几乎为零大幅提高到近10％，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存款从600多亿元增加到6000多亿元，在香港市场发行的人民币固定收益产品的规模也增加到2000亿元左右。
但是人民币进入到这一阶段，也让我们开始反思、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才能保持人民币国际化的良好势头。有人担心，最近国际市场开始出现人民币贬值的预期，香港的人民币存款有所下降，是否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拐点。对此我并不担心，这只是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对亚洲经济增长下滑的一个反应，是短暂的。几个月以后，我估计中国的环比经济增长会开始复苏，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就会恢复，境外人民币存款就应该会重拾升轨。
其实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资本项目的管制对人民币国际化构成的瓶颈。我的观点是，如果资本项目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会非常有限。两三年之内，依靠在贸易项目下输出人民币的潜力将基本释放完毕。到那时如果没有资本项目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就会停顿。因此应该从现在开始，明确地将资本账户开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保证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性。
10％的国际化上限
如资本账户不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只能完成不到10％。具体理由是，如果仅仅利用贸易渠道输出人民币，估计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存款余额最多可能在几年内增加到3万亿元，境外债券余额可能增加到1万亿元2万亿人民币。这个规模实在太小了，使得人民币作为全球投资工具、储备货币的作用基本上无法实现。与欧洲美元市场上4万亿美元和开放的、余额达近30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相比，即使五年后，人民币的国际投资功能恐怕也只有美元的几十分之一。
另外，从更宏观的层次来看，如果人民币只在贸易项下输出，最终可能导致特里芬悖论所预言的结果：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会伴随贸易逆差的增加，而大规模逆差将导致人民币贬值，最终使人民币国际化失败。
我们可以用国际经验来估算，在资本项目不开放和开放两种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可能达到的程度。根据日本的经验，如果仅仅通过贸易结算，本币贸易结算可能上升到全部中国对外贸易的40％，为目前的4倍左右。假设本币贸易结算量与境外的人民币存款之间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这意味着境外人民币存款可能会从目前的6000亿元上升到2.4万亿元，仅此而已。但是如果资本项目开放，根据美元国际化的经验，非居民持有本币的资产可以上升到GDP的80％，则五年之后总量可上升为5万亿美元，或30万亿元人民币。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资本项目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只可能达到潜在目标的10％之内。
当然，资本项目开放肯定不是仅仅为了人民币国际化。即使没有国际化的目标，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资本项目的开放也是必要的。资本项目开放可以帮助避免长期的汇率扭曲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为中国的金融企业和投资者在进行全球资产配置提供条件。但是这些“好处”都不是新概念，过去也没有因为这些概念能够有力的推动资本项的改革。现在既然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形成基本共识，也已经有了很好的起步，就应该利用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新的理由来加大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力度。
中国境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度较低
自2003年的八年以来，我国已经批准的QFII总额仅仅为200亿美元左右。加上最近人民银行给予境外三类机构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额度，我们估计中国A股市场开放度和境内债券市场的开放度也只有0.8％。这个开放程度是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低的。目前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股票市场开放度平均为26％，债券市场开放度平均为13％，均为中国境内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几十倍。有意思的是，越南股票市场的开放度是中国A股开放度的10倍。其他新兴市场在其资本项目开放初期的市场开放度一般在8％左右，也是中国的10倍。很明显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和开放度相比是落后得太多了。
当然，如果将外资投资在海外(如香港、美国)上市或挂牌的中国证券计人中国证券市场的开发度，则中国股票市场的开放度就会明显增加，但也远低于目前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的平均值。中国债券市场尤其如此。
加速境内资本市场开放与宏观稳定并不冲突
许多人的一个自然的担心是，如果加速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流人的资本会导致更大的国际收支盈余、外汇储备的加速增长，因此会导致过多的流动性或对冲压力。对此不必过于担心。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可以在不影响宏观稳定的条件下加快境内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
我们用CGE模型研究表明，随着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汇率主动升值、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到201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指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贸易)很可能变为逆差。具体来说，今后五年之内，中国的贸易顺差平均每年估计减少约500亿美元。另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可能每年增加300亿美元。这样每年国际收支的盈余，或外汇占款的增量就能减少800亿美元。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每年就可以消化资本市场额外吸纳300亿美元-500亿美元的证券投资，而同时保持国际收支顺差逐年下降的趋势。换句话说，即使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外汇储备过多的压力也会逐步减小。
我的希望是，在五年之内中国可以加速扩大外资进入境内资本市场投资的额度。五年之后中国有条件基本开放境内人民币市场，即取消额度。届时在人民币汇率基本达到均衡、境内资本市场开放度达到6％(接近其他新兴市场资本项目基本开放时的水平)。到那时即使开放资本项目，也不至于造成大规模的资本跨境流动。
资本项目开放应提上议程
从现在开始，应该明确地将资本账户开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保证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性。具体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同步放松对个人和企业换汇限制以及对人民币汇出的管制。建议考虑将个人“无理由”换汇和汇出限额提高到每人每年20万美元，企业限额提高到200万美元。
第二，逐步增加境外机构向人民币银行间市场的投资额度，同时提高QFII额度。境外机构的投资可以包括外汇和在境外获得的人民币。境内资本市场开放的速度应该达到每年增加几百亿美元的数量级。
第三，允许非居民在中国境内通过发行债券、股票和借款三种方式融入人民币，并同时允许这些资金兑换成外汇。
第四，逐步向非居民开放人民币投资市场，其步伐与离岸市场发展人民币投资工具的速度相吻合。
资本管制范文4
关键词：资本监管 监管资本 经济资本 资本套利 1998年资本协议 新资本协议
中图分类号：F830.49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4-037-04
资本监管是审慎银行监管的核心，要求银行持有超过最低要求资本比例等，降低了单个银行失败的概率从而提高银行体系的安全性。本文讨论1988年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历史贡献和存在的缺陷；介绍新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国际影响，最后提出几点总结性意见。
一、1988年资本协议及其影响
（一）1988年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1998年7月15日，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公布了在银行监管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88年资本协议”。1988年资本协议的主要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强国际银行业的安全性和稳健性；二是提高银行竞争的国际公平性，消除银行国际竞争不平等的根源。1988年资本协议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确立了监管资本的概念及其构成。在1988年资本协议框架下，监管资本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核心资本，主要包括实收资本、公开储备；第二个层次是附属资本，主要包括非公开储备、重估储备以及一些债务资本工具；第三层次是“三级资本”，特指用于抵御市场风险的短期次级债券。二是粗线条地规定了资产的风险权重。1988年资本协议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将资产分为0%、（10%）、20%、50%和100%五个风险档次，用于计算风险加权资产。三是将表外项目纳入了资本监管的框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迅速膨胀，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银行的或有负债达到了股东权益的好几十倍，对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形成了冲击。11988年资本协议充分认识到表外业务的危害性，对表外业务采取特别的处理方法，对表外业务提出了明确的资本要求。四是统一了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1988年资本协议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反映了发达国家银行市场的风险状况，也体现十国集团内部相互妥协的结果。
1988年资本协议后，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巴塞尔委员会先后进行了几次调整和修订，如1991年将贷款损失一般准备纳入附属资本；基于对OECD成员国国别风险差异的认识，1994年调整了对所有成员国给予同一风险权重的做法。具有革命性的修订是1996年出台的“市场风险资本监管补充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使用内部模型计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为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提供了激励。
（二）1988年资本协议的历史贡献
9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参照1988年资本协议建立了资本监管框架。1997年，1988年资本协议被写入《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成为“资本监管的国际标准”。
1、提供了衡量银行体系稳健性的统一标杆。1988年资本协议后，“监管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作为资本充足率监管主要指标得到国际银行业的普遍认可，8%的最低资本要求仍被共同遵守，相当一部分国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国际组织在评估各国银行体系稳健性时，资本充足率水平也是最重要指标；评级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稳健性的分析也很大程度上基于资本充足率水平的判断。正是在1988年资本协议的推动下，资本监管才发展成为审慎银行监管的核心。
2、增强了全球银行体系的安全性。为确保在1992年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发达国家银行通过增加资本工具发行、压缩信贷规模和调整信贷结构，扭转了资本充足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到1992年底，十国集团国家绝大多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了8%。十国集团国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由1988年底的9.3%提高到1996年底的11.2%。上个世纪90年代先后爆发了北欧国家、墨西哥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但并未引发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与主要经济体银行体系抵御风险能力增强也不无关系。
3、推动了风险监管理念的形成和发展。1988年资本协议体现了监管思想的重大转变。首先是监管视角从银行体外转向银行体内。此前的银行监管强调对银行的外部约束，而对银行本身风险关注不够，1988年资本协议首次在全球范围内要求银行持有与其资产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资本，提高了对银行风险的重视程度。二是突出动态监管的理念。商业银行的风险是不断变化的，要求商业银行持续地达到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可以对商业银行实施动态地约束，防止风险的盲目扩张和累积。三是推动对表外风险的关注。表外业务是“双刃剑”，能够使银行一定程度上摆脱资产负债表的束缚短期内实现高速增长，但对银行破坏力也极强。1988年协议强化了商业银行对表外业务风险的认识，改进表外业务风险管理。
（三）1988年资本协议的缺陷
1、涵盖的风险种类少，未全面反映银行面临的风险。1988年资本协议仅考虑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没有考虑商业银行面临的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它风险。随着风险计量手段的改进，商业银行管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有效性大为增强，但随着利率管制的放松、银行业务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以及银行经营范围的扩大，操作风险、银行账户利率风险、业务外包风险以及交叉风险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直接威胁银行的生存，应在监管制度上予以高度关注。
2、缺乏风险敏感性，不能有效区分资产的风险。1988年资本协议简单化的风险权重无法反映一些信用风险的决定因素，如对于所有公司贷款，不考虑公司的行业、市场地位、规模、财务实力统一给予100%的风险权重，安排相同数量的监管资本显然不能反映资产的真实风险程度；对各类资产的风险加权资产简单进行相加，未能考虑资产分散化效应；对各类银行施加同样的资本要求，在监管制度上未反映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差异。缺乏风险敏感性的资本监管制度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产生反向激励，更多地发放高风险贷款，以提高商业银行的账面资产回报率，导致资产实际风险程度上升，与强化资本监管的初衷背道而驰。
3、导致监管资本套利，弱化了资本监管的有效性。所谓监管资本套利是指商业银行在无需或只需很少地降低整体风险水平的情况下，减少监管资本要求的做法，金融创新使得银行越来越容易通过“化妆”提高其报告的资本充足率，但风险并未下降。监管资本已不能代表银行吸收风险的实际能力。监管资本套利方法包括：一是所谓“为我所用”（cherry-picking）的方法，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手段将高质量的金融资产从表内剔除。二是重构金融合同，将资产负债表内信用风险转化为资本要求较低的表外头寸。三是对一些特定的金融工具（如信用衍生品），将其头寸从银行账户（banking book）转移到交易账户（trading book），通过采用内部模型法降低资本要求。
4、采用经合组织俱乐部法，不能充分反映国家转移风险。1988年资本协议对国家转移风险采取了极端简单化的处理方法，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债权分配0%的风险权重，而对非OECD成员国的债权给予100%的歧视性风险权重。这一方面造成国与国之间巨大的风险权重差距（最多为100%），致使信用分析评判中的信用标准扭曲为国别标准；另一方面则容易对银行产生误导，使银行放松对OECD成员国贷款信用风险的警惕，而将非OECD成员国的优质资产拒之门外，从而减少银行的潜在收益，扩大银行的经营风险。
5、仅规定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标准，而未明确具体的实施措施。Frankel(1998)认为，1988年协议隐含的前提是成员国已经建立起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而许多不具体实施条件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广泛采用该协议，造成了各国资本充足率计算结果的不可比；国别自裁权的存在和缺乏正式的实施机制使得1988年协议的有效性下降，如协议未对各国如何处理高风险机构提供具体的指引，在实施范围扩大的情况下，一些不受约束的（rogue）银行体系进入了国际市场，损害了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
二、新资本协议及其影响
（一）新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9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计算机、电讯技术和风险计量理论上的进步，推动了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导致1988年的有效性下降，监管资本套利越演越烈，继续执行该协议对于大银行而言，可能产生较大误导作用。前巴塞尔委员会主席Swaan（1998）认为，监管当局既不能无视市场参与者对1988年资本协议的批评，也不应否认改进资本协议的必要性，应适应业界风险管理技术的进步，对风险处理方法进行调整和修正，以维持资本监管的有效性。为此，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开始大刀阔斧地修改1988资本协议，1999年6月公布了新资本协议第一稿，2001年1月公布了第二稿，2003年4月公布了第三稿，并在全球范围内先后进行了三次定量影响分析，最终在2004年6月26日，公布了新资本协议的最终稿。
新资本协议与1988年资本协议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一是继续维持1988年资本协议确定的8%最低资本要求；二是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计算方法仍按1996年市场风险资本监管补充规定执行；三是基本保留了1988年资本协议的资本定义；四是在资本充足率计算仍采纳监管资本＼风险加权资产的形式。与1988年资本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内容更加广泛、更加复杂，重大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构建了完整的资本监管框架。除明确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以外，新资本协议总结吸收了近十几年来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成功经验，提出了监管当局加强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建立了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程序和标准；进一步细化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要求，强调通过市场力量约束银行的经营行为，形成了有效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
2、扩大了风险覆盖种类。除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外，新资本协议明确提出商业银行要对操作风险计提资本要求，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的范围。在第二支柱框架下，商业银行必须审慎评估所面临的其它风险，如贷款集中风险、银行账户的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提出额外的资本要求。
3、改进了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新资本协议摒弃了1988年资本协议一刀切的做法，提出了几种不同计算方法，供各国选择使用。计量信用风险的“标准法”，采用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确定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内部评级法”（IRB）允许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商业银行采用银行内部风险参数计算资本充足率，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出反应借款人和贷款风险的量化指标；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FIRB）和高级法（AIRB）。操作风险的资本计提方法包括“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
4、拓宽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适用范围。近年来各种形式的银行持股公司、银行集团公司不断出现、银行间产权关系日趋复杂化，新资本协议进一步强调了并表监管，以消除由于银行集团内部相互持股造成银行资本充足率高估的影响，不仅要求单个银行应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还在次级并表和全面并表的基础上，将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范围扩大到银行集团内部不同层次的商业银行和银行集团的持股公司。
（二）新资本协议的影响
新资本协议更全面、更敏感地反映了商业银行面临的各种风险，充分体现了近年来商业银行风险计量技术和管理手段的进步，使得“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趋于一致，将银行资本要求与其风险状况密切挂钩，赋予风险管理水平高的商业银行自己计算资本要求的权利，大幅度地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的风险敏感度，为商业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提供了激励。新资本协议进一步强化了巴塞尔委员会多年来积极倡导的风险监管的理念，代表了资本监管方式在两个方面发生重大转变，一是由基于规则向基于过程的转变，二是从设定监管资本向基于经济资本配置的转变。新资本协议同时包含了制度约束和激励结构两方面因素，只有平衡实施三大支柱才能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实施新资本协议面临重大的挑战。
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确定的时间表，十国集团国家2007年初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实施高级方法（信用风险高级内部评级法和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可推迟到2008年初实施。根据欧盟的规定，不属于十国集团的欧盟成员国也必须在2007年初实施新资本协议；非巴塞尔委员成员国中的发达市场，如香港、新加坡等，为提高银行体系竞争力，维护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将同步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俄罗斯都表示，将在2006年以后的几年内实施新资本协议。金融稳定学院的调查结果（2006）表明，全球范围内近100个国家/地区将实施新资本协议。巴塞尔委员会2006年10月份的新版《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虽然未明确要求必须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为新资本协议实施预留了空间。由此可见，在不远的将来新资本协议将成为新的资本监管国际标准。
全球范围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公布了新资本协议实施方案。就信用风险而言，大多数国际化大银行都选择实施内部评级法。美国排名前20家的大银行都将实施内部评级法。到2010年底，欧盟成员国中83%的大银行（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71%的中型银行（资产规模在250亿和1000亿美元之间）将实施高级内部评级法。澳大利亚前6家大银行、香港地区14家大银行将实施内部评级法。巴西前13家大银行将实施内部评级法（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为83%）。就操作风险而言，虽然部分国际化大银行希望实施高级计量法，但受数据缺乏、技术不成熟等方面的制约，在开始阶段大多数银行都将实施标准法。
即便是国际化大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信息系统的建设、风险管理人才的短缺、信贷流程的再造、风险文化的重新塑造等。埃森哲公司和标准普尔的调查（2004）表明，就内部评级体系而言，欧洲大银行70%运行良好，而美国仅35%；就信用风险计量模型的校准，美国银行中只有不到30%是有效的，而欧洲也只达到59%的水平。为达到新资本协议设定的标准，商业银行必须付出巨额的合规成本。如法国储蓄银行集团（CNCE）的内部评级法项目总预算达1亿欧元；汇丰银行集团（HSBC）在全球范围内投入大约1000人从事实施新资本协议实施的准备工作，建立了800个数据库和250个违约概率模型。普华永道估计，欧洲银行业为实施新资本协议投入了60亿美元。英国FSA的典型调查结果（2006）表明，5家大银行（资产超过1000亿英镑）实施新资本协议初始成本平均高达1.13亿英镑。亚洲银行家（2005）估计，韩国银行信息系统开发投入3.35亿美元，香港银行业为此投入了3.23亿美元。当然，风险计量技术的进步、风险定价能力的增强以及高级方法实施带来的资本节约，为国际化大银行开拓市场空间铺平了道路，将进一步扩大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业已存在的竞争优势。而对于短期内不实施新资本协议国家的商业银行来说，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门槛将提高。
三、结论
（一）资本监管目标日趋多元化。资本监管目标从开始阶段的增强单个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逐步发展到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促进银行体系公平竞争等的多元化目标。在1988年资本协议的推动下，资本充足率标准逐步成为监管当局对各类银行（甚至包括其它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实施清偿力监管以及确保银行之间公平竞争的重要杠杆。
（二）资本监管的手段走向内部化。早期资本监管是由监管当局从外部强制设定杠杆比例；1988年资本协议确定的风险加权资本比例，反映了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资产实际风险的关注。随着银行风险来源和风险管理手段的复杂化，仅靠简单的外部监督已无法实现监管目标，新资本协议进一步考虑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质量的差异，赋予商业银行估计风险要素的权利，向业界发出了“风险管理很重要”的信号，推动资本监管的重点由结果向过程转变。
（三）资本监管制度变迁的动力由危机推动转向技术诱导。从历史上看，银行监管制度演进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银行危机，银行危机使得存款者与纳税人蒙受巨额损失，迫使监管当局调整监管政策以防止危机重现。1988年的资本协议就是上世纪80年代银行危机的产物，在那次危机中成百上千的银行纷纷破产。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工程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那些规模庞大、业务复杂的商业银行掀起了上世纪90年代风险管理的革命。1988年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反映的不充分的缺陷逐步暴露。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当局别无选择只能依靠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推动了新资本协议的出台，并且银行业风险管理技术进步将决定着资本监管制度演进的方向。在一定意义上新资本协议的和实施仅是一个新的起点。
注：
1 如1987年，花旗银行的或有负债为4670亿美元，超过股东权益的50倍；JP摩根为2030亿美元，大通曼哈顿为1750亿美元，都超过了股东权益的40倍。转引自Kapstein(1991):Supervising International Banks: Origins and Implication of the Basel Accord, Essay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No.1985,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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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管制范文5
汉森（Hansen）提出弱连接的优势在于知识的搜索阶段，也就是寻求解答的定位上，而由于弱连接对于知识从主体到主体之间的传递则存在一定的惰性，这也是由于弱连接的先天不足，例如个体间较为离疏的社会关系造成的。于鹏（YuPeng）则提出，对于复杂结构行为主体之间的弱连接关系更加有利于创新行为的产生。在远程教育语境下，由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更多的采用将海量的数据根据语义网络相互连接，对于同一个知识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思路和解决策略，而获取这些不同策略并不需要更大的开销，丢弃任意的解答也不会造成未知的社会学关系的损失，从而可以为行为主体提供多种业务流程和解决方案，有利于保持行为主体的相对独立性，在方法的取舍上可以不必考虑社会关系的影响，较容易产生方法的创新。由于弱连接意味着行为主体并未深入嵌入到社会网络关系之中，因而较少受到关系网络的限制与约束，利于独特性的创新活动。在知识传递阶段，弱连接方式的知识共享主要采用基于开放共享的知识搜索平台，相对于强连接反倒能够节约知识交易成本。
社会资本分布在远程教育知识生态系统中更趋近长尾化
而按照社会资源学派的观点，在远程教育知识分享生态系统中，知识的取得应当是属于整个群体的权益。在互联网web2.0技术的带动下，更多的学习和指导活动被引入开放式知识平台之中，一个相似的模式看起来也正在形成，即学习的“长尾”。传统的学校教育模式只能提供数量有限的课程，而在线教育的方式能提供的专业目录几乎是不受限制的。教师之间可以通过该平台借鉴其他教师对于知识的分享并丰富到个人的讲坛中，而学生可以获得更多渠道的学习支持服务。与此对应的，基于强连接的课件和网络课件仅有授课的教师和课件作者维护和支持，在知识传递的难度上要远远大于位于尾部的大量分散性的知识。因此，如何最大化弱连接的优势，降低强连接的不利因素，是社会资本在现代远程教育新情况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长尾”现象带来的变化同时在个人、开展远程教育的高校和社会层面发生，就远程教育高校的层面而言，其教师的角色呈现出知识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融合的趋势，其内部结构呈现出扁平的反教学任务控制和激发自主意识的趋势，其凝聚方式呈现出更强烈的责任和道德品质凝聚，而不仅是利益凝聚的趋势，其运转纽带呈现出依赖知识和信息传递而不是权力的色彩传递，尤其是个体与网络群体的沟通、交换和融合更加广泛深入。
知识管理的应对策略
1从“主体—客体”向“主体—主体”的转变
远程教育的目的就是利用现代多媒体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让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的自主学习。然而，由于面授是最自然的知识分享方式，加上教学服务的提供者在完成了教学资源的录制和推送以后面临教学者与学习者分离的情况，极大的增加了学习者自主学习的难度。而传统采用的形成性考核和学习效果评估由于采用复杂的专用的系统，并且是由教学任务单向指导学习者的学习，是一种从主体到客体间的互动。其互动过程包含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教师为主体的知识单向推送；第二个阶段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单向知识接收。两个阶段之间并无有针对性的沟通和交流。很显然传统模式具有很多的局限：第一，只有专业的机构和权威精英才是知识的创造者，末端的知识消费者无法创造知识；第二，在传播渠道上，由于教育系统的专业分工，知识在传播时会受到路径影响产生递减效应，还有一些知识会因为传播者的个人好恶得不到传播或是发生失真；第三，由于学习者位于知识传播链的最末端，其对知识进行再创造和传播的能力没能得到发挥。
社会化网络的浪潮将社会资本在群体之间扁平化，个体之间获得资源的方式和渠道都大大增加了，而基于web2.0的信息技术的采用推动知识管理策略从“主体—客体”向“主体—主体”转变。异步的线上交流采用主体关注的方式来进行，另一方面，异构的知识又可以采用意见系统等方式有效率的组织起来。采用将分布式的数据结构化，并降低知识搜索维度的方法，可以有效的降低知识转移的成本，同时将更有利于学习者自主管理学习资源，在一个完善的平台上，每一个学习者均可以根据在平台上的活动记录和参与度，活跃学科类别等方式为平台提供必要的信息加成，不但可以作为平台调整网络关系结构的参考，也可以满足学习者对于问题的直接求解。
2从“知识库”向“知识社区”的转变
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形知识两种形态，而群体内部创造知识的过程就是这两种知识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对于隐形知识的管理，应该逐步的形成由管理知识转向管理知识活动本身，也就是完成从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到优化内部知识流通与分享的理念的转变，可以称之为从“知识库”到“知识社区”的转变。
所谓知识社区，是指员工自动自发（或半自动自发）而组成的“知识分享”的团体，其凝聚的力量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情及信任，或是共同的兴趣，而不在正式的任务与职责。社群成员可自行决定是否要积极参与活动，因为大家加入的理由，是乐于分享经验和知识，互相教导和学习，并从中得到相互的肯定和尊重。知识的创新乃由于员工在社群活动中自动自发地交换意见与观念，和分享外部的新知，因此形成了组织最宝贵的人力资产。
著名的Xerox公司调查发现，学习是一种社交行为，换言之，学习必须在社群中进行才能有效果，这个发现对知识社区的价值提供了不容置疑的基础。知识社区最能发挥内隐知识的传递功能，最大化弱连接关系的效应。于此同时，“尾部”的知识消费将从知识社区中获得更大收益，因为知识社区承认、尊重、放大了知识交换中的社会资本的价值，同时为此提供一种基于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实现方案，“社会资本”做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与技术共同决定远程教育的未来。总体而言，“头部”知识供需所涉及的社会资本与“尾部”的知识消费相比相差甚远而且难以撬动——在“头部”知识供需中因为传统管理机制和文化的僵硬力量最终导致了社会资本的行政性异化，放大了强连接关系的弊病，因此丧失了来自无障碍的人与人的交流、沟通、互动、互助的本能的先天价值。因此，在远程教育的知识管理中，推动知识生态系统从“知识库”向“知识社区”的转变，是应对社会资本长尾化趋势的可行策略。
结语
资本管制范文6
知识资本可以被看作是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本或以知识为基础的资产净值。这样，知识资本可以被看作是知识转换过程的最终结果，也可以被看成是转化为公司的知识产权和智力资产的知识本身。知识产权具有明确的定义，它把产权权利赋予专利、商标和版权等具体财产中。在知识资本中，这些财产是在会计结帐中被正式认可的惟一形式。
加拿大管理会计协会在其1998年年会上，对智力资产的定义是：“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盈亏损益的行话来说，智力资产就是那些以知识为基础的项目，它们会在未来给拥有这些项目的公司产生源源不断的利益和优势。”这一定义能够包括技术、管理和咨询程序，也可以包括专利化的知识产权。
用知识的眼光来看待企业，企业的组织就被看成是一个对知识进行整合的机构，生产中的关键投资和价值的基本来源都是知识；人类的全部生产力都离不开知识，机器只不过是知识的体现而已。
二、工业管理观与知识管理观的主要差别如下：
1.用知识的观点看组织，就会把人们看作是收益的创造者，其首要任务是把知识转化为无形的结构。
2.在知识组织内部，学习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资本和程序，而不仅仅是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
3.在知识组织内部，生产流程是由观念驱动，并且有时是混沌不明的，这与工业时代生产流程中严格的前后次序和机器驱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4.工业时代的收益递减规律让位于知识递增规律，工业组织中的规模经济(economicsofscale)让位于知识组织中的视界经济(economicsofscope)。
5.管理的权力基础取决于他们知识的相对水平，而不是他们在组织中的等级职位。信息流的传递是通过可以分享信息的网络，而不是通过组织的等级机构。
三、会计的作用
同传统的无形资产相比，知识资本所包含的内容更广：知识资本是企业的员工所拥有的能力，包括认识能力、分析能力、对环境中产生的变幻莫测的机遇和威胁的反应能力，从整体上重新组织对资源的分配，以迎接新的、总在变化的挑战，并在其中形成一个具有独创性的运作模式（不是过去模式的再版），使企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用知识观点来看企业，就意味着会计必须发挥新的作用，用他们的技能在他们的组织内部创造并整合知识；指导和控制知识转化的程序；对这些程序的结果进行评估、报告和审计，这当然要在动态的基础上进行。这些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如下三项能力：首先，对知识资产进行合理分类；其次，明确它们是如何构成知识资本的，又是怎样同组织的整体战略目标融合为一体的；第三，评估它们是怎样对企业的知识资本作出贡献的，并要同别的组织的知识资本进行比较。
四、关注知识管理障碍
一个成功的知识管理中应该关注什么？在营造一个以知识为驱动的组织中存在的障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障碍之一：将知识管理的任务分配给某个个体，如一位首席知识学习管理官员，或者一个单独的机构/部门。
障碍之二：建立一个“95％”的解决方案。公司应该利用今天成熟的科学工具，快速制定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但是一位不成熟的用户就不能成功地利用现有知识去适应特殊需求，新的工具就会更容易、更快速地传递错误的答案。
障碍之三：大家都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但是员工唯一能得到回报的是他们的工作业绩。如果有组织的知识分享被看作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员工的角度看来，他们最关心的只是完成眼前的硬性任务而已。
障碍之四：公司将职业管理职责推委给个体。尽管今天的员工都积极地管理起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公司仍然需要共同承担此职责义务，和员工一起交流分享公司目标，教授员工如何掌握新的技能。
五、建立知识管理机构的有效方式
公司怎样才能将自己转换成成功的知识型企业？
1．建立一个新型的、强大的商业阵容，战胜“体系惯性”，进而发展成一个知识型企业。
2．制定和交流公司新的远景规划和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