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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升级范文1
关键词：人力资源；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建议
1目前我国人力资源状况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1.1人力资源的素质和结构难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1）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但我国人力资源素质差，人力资源的资本化程度低。①人口素质低。②人力资本短缺，尤其专业技术人员、高层次人才比重低、层次低。由于教育滞后,一直未能将巨大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现有的人力资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大国而言仍是非常薄弱的,而且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有相当差距。
（2）我国人力资源结构的不合理，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学历教育过度与技术工人尤其是高技能员工严重短缺并存。通过连续几年的规模扩张，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大学生人数也快速增加。由于我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产业结构主要以加工业和制造业为主体，对大学毕业生的吸收有限，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高等教育的迅猛扩张，使我国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教育过度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偏低。如近几年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为70％左右。②单位用人上大材小用，高中生能干的活由大学生干，而本科生能干的活由硕士生和博士生干，造成所谓的高能低就。③人们普遍追求高学历，希望通过获取更高的学历后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据教育部的统计，2005年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人数为117.2万人，2006年达127万人，研究生报考人数持续增长。
正是由于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不高、结构不够合理，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不仅高新技术产业由于缺乏高素质的人才难以发展起来，而且许多传统产业也因为缺乏高素质人才而技术进步缓慢。
1.2人力资源在三大产业间配置不均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人力资源的素质低下,导致三大产业升级动力不足。
（1）在我国农村,由于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却很低，高层次人力资本奇缺，导致长期以来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农业的规模化经营难以展开,农产品的附加值过低。由于其素质低下一方面致使劳动力转移困难;另一方面导致收入水平低进而影响到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因缺乏第一产业的稳固基础而受到限制。
（2）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我国来说，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而且还要强化对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但我国第二产业人力资本水平尽管比第一产业高，但较之第三产业则明显偏低。这种人力资本的配置状况，导致我国当前某些支柱产业，产业技术水平低下，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性能低于国际先进水平，也导致很多企业技术改造主要依靠进口致使工业结构不能由高加工化阶段向技术集约化阶段快速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受到人力资本的严重制约。
（3）第三产业的结构优化目标是,在第三产业结构中,传统服务业的比重下降,新兴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比重下降,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从第三产业内部人力资本分布情况看，大多集中于党政部门、文教卫部门、广播电影电视业，而从事信息通讯，科技开发，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行业的人才严重不足，则会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长远发展的深层动力。从事新兴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增多,从而第三产业的产出比重也会相应提高,可以促进第三产业优化升级。
1.3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就外因看，人力资源在实际应用中利用效率是否高效，首先取决于体现为人力资源的技术知识类型与含量是否适合于经济社会的需要；其次则取决于能否将人力资源配置到适当的地方，实现所谓的“人尽其才”。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来考察，我国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是不高的。我国人力资源不仅在投资结构上与当前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偏差，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力资源结构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产业间的配置也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合理，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从宏观上存在低效率的情况，仅2005年一年，我国就有2500万人因没能“尽其才”而无端消耗。从微观角度，也即从人力资源在企业层面的使用看，我国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是较低的。正是由于中国人力资本的低效率使用，进一步限制了我国人力资源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作用的发挥。
2调整人力资源，促推产业结构的升级
目前，我国人力资源无论是素质、结构、还是利用上，都难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因此，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来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1产业结构升级教育为本
劳动力是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产业机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是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要求劳动者配备相应的劳动技能和素质，产业升级的过程伴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即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变。新兴产业只有在获得了充足的、具备相应素质的劳动力之后，新技术才能最广泛的得到有效应用，进而实现产业升级。我国劳动力整体水平低下、高素质人才严重短缺是我国技术创新水平低的根本原因，严重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尤其是科技人员的比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企业普遍缺少经验丰富、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技术人才。因此，为有效的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具体而言，要重视素质教育，发展基础和各种职业技术教育，通过完善就业培训——在职培训和离职培训，使衰退产业的劳动者及时掌握新的技能，顺利过渡到新兴产业中。
（1）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目前教育体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本该由政府管理干预的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投资不足，而下放给地方和微观主体“多渠道”筹资办学，而本该由社会各界和家庭个人进行多元投资、自主办学的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却因政府部门垄断控制而供给不足。改革的战略方针是．在建立“政府间接调控教育运行、学校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基本体制框架下．政府紧紧抓住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等关键环节，对非义务教育则面向市场化开展多主体竞争、多元化办学，实现整个教育制度创新和变革。目前改革的最主要任务是：使政府功能主要是抓义务教育，基础教育、非义务教育的关键领域(如师范、农林)以及支撑国家创新体系的重点大学等，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应采取合作、股份、联办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格局办学．但国家可以采取间接手段、政策措施予以引导和支持。政府要加大对初等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农村的初等教育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把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作为政府投资的重点。
（2）推行素质教育．加强继续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素质教育则是指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的教育。素质教育不仅重视对知识的掌握，而且更为强调能力的培养；不仅重视身体素质的培养，而且更为强调良好的思想、心理素质的形成。当前我国教育方式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应注意扭转当前我国教育中存在的那种过于偏重专业知识传授的片面做法，高度重视知识的广度。培养创新能力，重视良好的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形成。培养出不仅具有深厚宽广的知识，而且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特质的人才。（3）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工农业生产和制造业大国。要使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变成强国．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发展职业教是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共有4500万人左右。为此，要坚持失业、转岗人员培训制度．实施“农村转移人口教育培训工程”。
（4）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其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结构的不合理。要发挥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必须调整不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构建教育结构调整的自动机制。调整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协调，关键在于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要合理。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中，面向第三产业的达60%以上，面向第二产业的不足35%，而面向第一产业的则不足5%，这样的专业结构显然不能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因此必须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首先，应拓宽专业口径，培养适应性强的复合型人才。其次，大力发展应用型学科专业。最后，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那些新兴专业要优先发展。当前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器，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要主动适应这一要求。
2.2建立人力资源产业配置的市场机制
当前我国人力资源配置失衡以及利用效率不高的一个体制性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因此，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就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要立足于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建立基本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完善政府对劳动就业的管理手段和相应的法律规章，进一步深化改革劳动人事和户籍管理制度，要大力培育多层次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力资本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具有不同的特质，因此完全可以构建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市场。当前，可在已有的劳动力市场基础上，大力发展一般型人力资本市场（主要为一般劳动者交易服务），专业化人力资本市场（主要为大中专毕业生，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交易服务），以及企业家人力资本市场（主要为企业家、经理等高层次人力资本交易服务）。针对当前我国人力资本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人力资本市场建设，促进市场主体到位，大力发展市场中介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在人力资本市场中的积极作用，完善关于人力资本市场的政策法规，强化市场监管，整顿市场秩序，创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人力资本合理流动，推动人力资本市场机制的形成。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2
【关键词】浙江省；FDI；产业机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是指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产业结构效率、产业机构水平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或趋势。产业机构升级有别于产业升级，但是与产业升级又有紧密的联系。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产业升级包括三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单个产业的升级，也就是指单个产业形成、发展和衰退的过程；二是指产业结构的升级，即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过程；三是指既包含单个产业升级，又包括产业结构的升级。
一、浙江省利用FDI的现状
1.浙江省FDI的投资来源分布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吸引了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和地区来投资。从全国范围看，我国从港澳台等地区流入的资金占得比重较大，浙江省的FDI资是一大特色，香港来源的FDI中贸易驱动型的比较多，往往都是以国际贸易为目的，在浙江建立独资或合资的生产型企业进行定牌生产，其中尤其以各种国际品牌的服装为多。所以浙江的港资来源的FDI是以服装等纺织品产业为主，与浙江自身的产业特点极为相似。台湾来源的外资在浙江省相对比较杂，所涉及的行业分布也比较广泛，机械、纺织、教育、农业等都有。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引进的资金比重较小，其原因是技术含量高、管理水平先进的跨国公司基本上都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但在单个规模较大。相对而言，浙江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外资不仅在总量比重中不占优势，在单个规模上也不高，说明这将在高技术含量的外资引进方面质量不是很理想。
2.FDI在浙江省的区域分布现状
区位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市场的规模和增长，以及东道国政府态度和政策稳定，一起构成了外商投资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其中外商在对浙江投资的地区分布很不平衡，外资的流向主要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浙北地区，如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与在浙东南沿海的温州、台州等地，其中丽水、衢州、金华等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吸收外资很有限。其中浙江北部的绍兴、嘉兴与浙中的台州吸引外资有较快的增长，而温州和衢州等地发展较为滞后，在外资地区构成中的比例有较大的下降。
二、FDI对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FDI在第二产业投入充足，为产业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
浙江省近年来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三次产业的分布中，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呈下降趋势，而第二、三产业比重则不断上升，其中第二产业是三次产业中吸引外资最多的产业，制造业是第二产业中利用外资最多的行业。
单个产业的发展壮大使整个产业结构发展的基础。因此，第二产业的壮大可以很好的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向着更高级的层次发展。
2.FDI改善了就业结构，进而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外商直接不仅能带来足够的资金，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以第二产业为例，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用较小的人完成一定的任务，这部分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就会向第三产业转移。同理，第一产业亦是如此。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从2000年的789.8万人增加到2009年1208万人，比重从2000的29%到2009年的34%。由此可见，浙江省的就业结构一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而得到改善。就业结构日趋合理，也相应的带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FDI的技术溢出与竞争效应提高了产业的技术水平，优化了产业结构
跨国公司在进入浙江省之后，与当地企业接触较多，先进的知识和技术直接转移到浙江省的企业，即发生技术溢出效应，加之外阴企业与省内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同样是带动着技术的互相交流。同时胯骨公司处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培养产业合作伙伴方面往往具有很高的积极性，对浙江省的原有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加大投入与研发，这就会在无形中提高自己的产业竞争力。而这种竞争效应的产生，促进了浙江省原有企业的进步，同时带动了浙江省企业生产水平和整个产业水平的提高。
三、利用FDI促进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
1.提升外资质量，扩大外资总量
加强与跨国公司的联合与合作，鼓励外商以先进技术或设备合资作股参予企业兼并重组，在浙江省培育和形成一批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生产配套企业或采购基地。
2.加强产业引导，优化外资结构
引导FDI在第三产业内合理分布以及在第三产业内的投资流向，实现二三产业并重发展，同时适应新型工业化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新形势，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规范提升传统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业投资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充分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作用，同时房地产等领域要得到合理控制，优化行业结构，提升技术结构，改善组织结构，全面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
3.合理产业布局，增强产业集聚
中心城市与开发区作用进一步突出，国家级与省级开发区实际到位外资占全省比例提高到70%，形成4-5个有国际影响的外资开发区，三大产业带。外商投资严重不平衡发展得到缓解，金衢丽和温台地区外商投资比重上升。
4.勇于创新，重点突破
在实施“北接上海、东引港台、主攻日韩、拓展欧美”战略的基础上，实现外资来源、产业领域、引资方式、招商方法等方面均有创新。抓住当前台资战略转移的有利时机，力争引进台资有新突破；抓住发达国家产业水平分工与业务外包扩大的有利时机，力争引进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有新突破；抓住风险资本和国际证券市场看好中国的有利时机，引进国际风险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企业境外上市、反向并购，努力拓展利用外资新方式；积极开展网上招商、委托招商、商业招商、产业集群招商等多种形式，实现招商方式的新突破。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3
一、文献综述
陈峰（1991）[1]是我国较早关注金融发展与产业发展关系的学者，在其研究中论述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刘世锦（1996）[2]提出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要围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展开，这样才能持续促进经济的增长。范方志、张力军（2003）[3]通过对中国中部、东部、西部三个地区2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深化程度具有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提高对金融水平的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黄解宇、杨再斌（2006）[4]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提出金融集聚的过程是资金，金融集聚作为产业集聚的伴随物，随着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发展，融本身的高流动性加速了金融集聚。陈志楣、杨德勇（2007）[5]通过分析金融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并通过对其时间序列的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金融结构、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石沛、蒲勇健（2011）[6]通过从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两方面对我国的金融集聚程度、产业结构空间分布特征等进行研究。实证发现，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空间依赖性。产业结构和金融集聚的调整在空间上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邓向荣和刘文强（2013）[7]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得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并且银行体系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程度最大。李程（2015）[8]运用时变弹性生产函数研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时，发现各个产业的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和资本深化程度不同，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健全资本要素市场，对要素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化。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选取
关于金融集聚的研究文献中，衡量金融集聚的指标主要方法有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G指数、行业集中度指数、赫芬达指数和CAD指数等。其中区位熵用于衡量某区域金融集聚程度，区位熵指数能够测度一个地区的金融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可以用来评价一个地区的专业化水平。该指数的值小于1，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水平比较低；大于1，则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程度越高，指数越大的地区的集聚程度越高。因此本文采用区位熵指标（JR）衡量金融集聚水平。具体计算方法为：
JRi=（PSi/Xi）/（PS/X）
其中PSi代表i地区金融就业总人数，Xi代表i地区就业总人数，PS代表全国金融就业总人数，X代表全国就业总人数。
在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中，主要采用传统的三次产业分类法，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整个产业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本文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方法已不能科学的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本文用高技术产业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升级（Y）。
（二）数据的来源
本文利用2004～2013的时间序列数据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四个层面分析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数据库》、《中国高技术产业数据库》等。
三、实证研究
（一）单位根检验
上述变量均为时间序列数据，因此，为了防止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稳性而导致伪回归现象，本文采用ADF检验对金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上可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上，原始序列的检验结果均没有拒绝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可以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集聚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由表可看出，全国、东部、西部地区经一阶差分后均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表明差分变量是平稳的。这说明从全国、东部、西部地区来看上述两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的，表1也说明中部地区的金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是二阶平稳的。对于这些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不能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而应采用协整方法进行检验分析。
（二）协整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以及共同变化的趋势，还需要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可以认为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故本文采用E―G两步法，具体检验如下：
第一步，用传统OLS法对LGDP和LW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第二步，对方程的误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是对残差序列进行的ADF检验，因为估计出的残差的临界值不同于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所以对残差的检验不包括常数项和趋势项。残差序列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进而可以认为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共同变化的趋势。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4
采用我国1990－2014年金融发展和产业升级相关数据，通过多指标的交叉协整检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戈氏指标和麦氏指标）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和就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从长期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相对弹性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无论是金融发展的“戈氏指标”还是“麦氏指标”都对产业结构优化率及就业结构优化率具有正向的敏感性；第二，在剔除物价因素后，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更具真实性，一国的金融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或者敏感性远远大于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第三，从短期来看，无论是选择金融相关率还是麦氏货币指标衡量产业结构优化，都具有正的相对弹性，即短期内，两者都具敏感性，并以不同的调整力度把非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
一、文献述评及问题的提出
西方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结构变化是金融发展①的道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随着总量和人均的实际收入及财富的增加，金融上层结构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亦增大，同时金融发展能加速经济增长［1］。Stiglitz、Mayer、Levine＆King、Levinetal．一致认为经济的发展与增长与金融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2－6］。Wurgler发现在更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会增加在成长产业中的投资，而在衰落产业中减少投资，具有较高的资金配置效率；在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资金流向衰落产业，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升级是通过金融发展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来实现的［7］。Carlin＆Mayer较早对金融结构和产业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结构与产业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应根据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金融结构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选择发展更多的直接融资市场；在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应健全银行系统，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8］。Binh、Shin和Park、Allenetal．认为在以技术密集型和高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国家，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更容易建立，发展得更快，相比以劳动密集型和低成本密集型主导的经济，更依赖以银行为主导金融体系的建立［9，10］。Jeanneneyetal．和Greenwoodetal．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间互为因果的关系，非单方向的关［11，12］，而GuarigliaandPoncet研究论述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关系［13］。Aghionetal．
从股票市场分析上市公司的资金流动性和融资能力，认为股票的价格不能反应公司的发展业绩，造成优秀公司的融资成本过高，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影响公司的积极性，不利于新兴行业的出现［14］。国内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刘世锦认为金融发展要着眼于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并为其提供更好服务，同时也作为金融发展创新成功与否的标准［15］；伍海华、张旭从国际比较角度，探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金融通过投资储蓄机制影响产业机构中的资金流量，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并提出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作用更明显［16］；范方志和张立军实证得出我国金融结构的转变与各地区实体经济部门产业结构升级呈正相关［17］。傅进和吴小平认为金融通过资金形成机制、资金导向机制和信用催化机制，改变资金的供给水平和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18］。杨德勇和董左卉子系统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而且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19］。钱水土和周永涛运用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20］。苏建军、徐璋勇构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多方程模型系统考察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互相影响，但作用方向具有差异性。金融发展规模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因素，但金融效率严重制约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发挥，快速发展的金融产业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发展起着巨大的拉动效应，金融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外部支撑条件［21］［22］。其他学者［23］［24］从其他视角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综上所述，从国外研究情况看，西方学者主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结构调整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所以可以借鉴其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同时各个学者对金融发展具有各自不同的度量。从国内看，大多数学者致力于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而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时，只关注金融发展的某一方面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且不同学者选取的衡量指标不同，同时也尚未形成标准化的实证分析模型，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检验具有片面性。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是当前“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及提高社会资金的供给水平和配置效率，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研究内容。所以引起我们思考以下问题：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更能反映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建立的模型有多大的解释力度及可靠性？两者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协整关系的多指标进行定量交叉检验。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本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及中国人民银行官网，由于国债发行额、企业债券发行额、股票市价总值1990年以前数据获取受到限制，本文采用1990－2014数据进行分析。
（二）变量选取1．金融发展指标对于金融发展的考量，本文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方面着手。（1）金融总量指标金融发展总规模主要考虑两大指标：1）金融相关率（FIR）①，又称“戈氏指标”，用来反映金融发展总量，其值是全部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其中债券包括国家债券、金融债券等。具体计算公式如下：FIR＝（M2＋股票市价总值＋债券期末余额＋保费收入）／GDP2）麦氏货币指标，用货币存量（M2）与GDP之比表示，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MI＝M2／GDP（2）金融结构发展水平（FSR）金融结构由直接融资数额与间接融资数额之比表示。采用证券市场累计发行额（包括股票、债券）与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额之比表示，即：FSR＝（股票累计筹资额＋债券累计发行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3）金融发展效率（FER），一般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之比度量，该指标能准确反映金融系统资本配置的效率。FER＝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由配第－克拉克定理及库兹涅茨理论可知，产业结构升级不仅表现在产业产值变动上，同时也体现在就业结构的变化上。包括两方面的指标：（1）产业结构优化率（ISR），ISR＝（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GDP。（2）就业结构优化率（ESR），ESR＝（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总从业人员。3．控制变量指标对控制变量的选择是个难点，也直接影响对产业结构升级模型解释力度。袁绍峰、吴洪鹏采用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余额）、国有经济比例（国有工业企业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GDP）、人口教育程度（中等学校在校生数量）、经济开放程度（出口额／GDP）4个控制变量研究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冯根福、石军、韩丹同样也采用了SGD（政府支出／GDP）和出口贸易额／GDP两个控制变量［25］。An－gelosA．Antzoulatos，NicholasApergisandChrisTsoumas（2011）设计的控制变量最全面，包括（出口＋进口）／GDP、政府支出／GDP，总固定资本／GDP和人均GDP。笔者认为人力资本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变量，用普通高校在校人数／总人口来表示。最终选取控制变量包括国家开放程度、政府支持力度和人力资本存量3个控制变量。4．数据处理及说明需要指出的是，受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会导致主要指标变量与实际情况相悖，因此需要消除物价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26］。实际产值需要用物价指数进行核算，本文采用GDP平减指数②。我们在名义产值中扣除GDP平减指数，且三次产业与GDP具有不同的物价指数，按1984年的价格表示GDP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实际值，从而得出第二、三产业实际产值占实际GDP的份额，即产业结构实际优化率（ISRV），结果如图1、图2所示。明显看到名义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和实际产业结构优化率（ISRV）都具有一种单一稳定的趋势，但是实际产业结构优化率（ISRV）远远高于名义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在2013年多达8个百分点。金融属于第三产业，所以我们在核算金融发展实际值时采用第三产业的物价指数，图3则对1990年～2014年金融总量指标的“麦氏指标”和“戈氏指标”名义比值及实际值进行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麦氏指标”名义值高于实际值，“戈氏指标”名义值同样也高于实际值，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此看出，剔除物价因素与否对产业结构优化率的影响巨大。我们通过核算物价指数及相关指标①，发现：以各种货币总量进行测量的名义指标值高于实际指标值，而在产业结构优化率中，实际产业优化率高于名义产业优化率。另外，我国金融发展所有主要指标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增长迹象，而且金融发展的增长幅度要快于其他产业升级影响因素的增长，结果是所有金融发展指标与产业结构优化率和就业结构优化率之比均显著上升。另外，为了消除物价因素对控制变量的影响，我们采用相对指标的形式。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在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升级的文献中，虽没有确定的模型但大同小异。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前提下，采用对数函数形式分析指标的有效性及影响程度，以体现采用金融发展不同指标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敏感程度，即弹性，更具合理性。考虑到产业升级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就业结构调整、金融发展指标的“戈氏指标”和“麦氏指标”以及名义指标和实际指标的影响，比较不同指标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敏感程度。1．序列平稳性检验表1提供了文中所有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变量FIR、FIRV、MI、MIV及IER的水平值是不平稳的，但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平稳。而其余变量在水平条件下已经平稳，故所有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都是平稳序列。2．协整检验本文采取Johansen多重检验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所有模型中有两个协整关系原假设被接受。模型三所有迹统计量值大于1％水平的临界值，有5个协整关系。3．ECM模型的建立从单位根检验来看各个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而且协整检验表明长期内存在协整关系，但短期内可能会出现失衡，因此本文中建立如下误差修正。
（二）实证分析1．长期结果分析对各个模型ECM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除了模型5在5％的显著水平下平稳，其他均在1％显著水平下平稳，说明存在协整关系，得到各个模型标准协整方程如下：我国金融发展各个指标FIR（FIRV）、MI（MIV）、FSR、FER与产业结构升级ISR（ISRV）、ESR存在协整关系；同时，在不同金融指标“戈氏指标”与“麦氏指标”衡量下，为了能够检验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敏感程度，各个模型中均分别采用相同的控制变量，得出金融相关率、麦氏货币指标与产业结构优化率、就业结构优化率的相对弹性显著正相关。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结构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率的提升也产生促进作用，而以“戈氏指标”的衡量下其对就业结构优化率产生抑制作用，相反“麦氏指标”衡量具有促进作用。“麦氏指标”名义值核算的产业升级相对弹性（0．768832）明显高于“戈氏指标”核算的相对弹性（0．353995）；而实际值核算前者骤降，回归理性值（0．196845），后者小幅下降（0．207957）。从长期来看，剔除物价因素后，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更具真实性，同时我们也可得出“戈氏指标”和“麦氏指标”衡量下，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长期具有促进作用；在“麦氏指标”衡量下，金融发展会促使劳动力的部门间流动，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从Mod1′与Mod3′对比来看，金融相关率每变动一个单位，产业结构优化率的相对弹性由0．353995个单位下降为0．207957个单位，可见剔除物价因素后以“戈氏指标”衡量回归一种理性值；同样在Mod2′与Mod4′中，产业结构优化率相对弹性由0．768832锐减为0．196845，“麦氏指标”对产业结构影响敏感程度远远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我们应该理性的看待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从Mod3′与Mod5′、Mod4′与Mod6′分析得到，在“戈氏指标”实际值衡量下，就业结构相对弹性约是产业升级相对弹性的4．8倍；在“麦氏指标”实际值衡量下，前者约是后者的28倍，可见，一国的金融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或者敏感程度远远大于其对产业结构，金融的发展会促使生产要素（劳动力）的高速流转，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最终促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和升级。2．短期结果分析回归结果显示，从Mod1＊与Mod2＊的误差修正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来看，无论是选择金融相关率还是选择麦氏货币指标衡量产业结构优化，都具有正的相对弹性，即短期内，两者都具敏感性，但后者统计量不显著。误差修正项ECM都是显著的，其数值反映了对长期均衡偏离的调整，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以两指标度量的模型中分别以－0．221和－0．061的调整力度把非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剔除物价因素后，Mod4＊中麦氏指标衡量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相对弹性，统计也是显著的，而Mod3＊的金融相关率统计是不显著的。在就业结构方面，Mod5＊中，可能受到“延迟效应”影响，“戈氏指标”核算的金融发展对就业结构产生抑制作用，误差修正项ECM是显著的，其数值同样反映了对长期均衡偏离的调整，并以0．079的调整力度进行长期均衡调整，而金融发展统计量没有通过检验。
四、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在“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的大形势下，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溢出效应，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完善我国金融系统，促进各个区域间金融合作，以扩大金融发展的规模，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开发融资新渠道。通过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打造与本地区优势产业相关的金融服务产业，扩大金融规模。
2．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支持企业运用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中的重要作用。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5
摘 要 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工业化进程起点，当其发展到面临劳动成本上升而导致比较优势丧失的阶段，就可能使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拐点。通过对珠三角地区近年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力市场变换情况，探讨民工缺失的深层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不足导致对民工大量需求和民工劳动力产权缺失意识增强等导致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作用，导致了民工短缺现象的出现。
关键词 民工短缺 产业结构 产业升级 劳动力产权
一、问题的提出
2004年开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出现缺工现象，且逐步由珠三角向全国扩散，时至今日，这一现象依然没有得到缓解，民工短缺导致企业生产难以正常运行。来自官方的统计显示，2010年广州求人倍率达到1.36，一个求职者有1.36个岗位可选，为5年来最高。作为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民工短缺已经不能作为一个暂时出现的问题来进行分析，短缺的延续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不仅仅是增长过程中的短期问题，而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日益严重的体现。
二、民工短缺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理论分析
按照产业结构演化理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将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升级，将呈现生产结构软化，工业内部也呈现重化工化、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化的特征，主导产业部门也将按“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顺序更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关键，承担着为承担着积累资本和培养高素质劳动力的历史使命；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一定程度时，会面临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等问题，进而导致该产业比较优势丧失，劳动力短缺及由此引发的工资成本上升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前奏。
一般来说，产业结构升级将会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新的要求。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一般技术含量较低，利润空间较小，主要依靠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人工资获得利润，不具备对较高工资水平的承担能力；对工人的素质和技能水平要求不高，因此不重视员工的培训，但对数量则有很强的需求，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特征是“低素质、大数量”。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一般处于产业链的相对高端，具有较大的利润空间，拥有较强的工资支付能力，能够承担较高的工资水平；同时对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相对重视员工的培训，并有意愿和能力承担培训成本，而对低技能的普通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少，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人才的需求特征是“少而精”。因此，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为产业主导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升级过程中，会增加对熟练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相对减弱对低技能的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关系是：若产业结构升级顺利，则会对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形成旺盛需求，在前期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将会出现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短缺的现象；若产业结构升级力度不足，结构转换滞留在低层次的数量扩张层面上，将会对普通劳动力保持旺盛需求，在劳动力供给情况出现变化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同时，人力资源作为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劳动力的质量是企业技术进步类型选择面临的最主要约束，也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普通劳动力短缺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丧失，迫使产业结构尽快向高级化推进，而技术工人的短缺会对产业结构升级有制约性的影响。
三、产业结构升级与民工缺失的成因分析
马克思指出：“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种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①。”市场交换到底还是产权的交换，产权界定不清，使人们对其经济行为的后果形不成合理的预期，就会阻碍任何交易的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利用将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只有产权可以流动，有限的资源才能流向对其评价最高的地方，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而从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来看，劳动者应该拥有社会意义上的劳动力所有权，唯有如此，劳动者才会同劳动力的需求者处于平等的谈判地位，才会经过协商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利用。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必然引伸出劳动者的收益权，这个收益权还包括部分剩余索取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劳动力的需求方，同样有着就劳动报酬进行讨价还价的权利。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平等的讨价还价，才会有价格机制发挥作用，才会有劳动力市场。
当前，产业结构升级不足的结果是，产业结构依然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体，对低素质的普通劳动力仍然保持旺盛的需求，产业规模的扩张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缺陷和民工权益的缺失的情况必然导致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
1．民工劳动力产权的缺失
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价格也比改革开放前提高了10左右，但是民工工资10年间几乎没有增长，其总体水平低于全国民工工资水平的8.5%。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处于产业链低段，利润空间较小，只能依靠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获得利润，工资成本的承担能力较弱，无力支付较高的工资，使得民工出让劳动力使用权的那部分报酬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使得民工对自己劳动力所有权而拥有的剩余索取权更是不能够得到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民工缺失就必然出现。
2．民工维权意识的提高
目前，民工的主体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后的“第二代”民工，与第一代民工相比，他们的代际特征是年轻、有文化、追求人格平等、深怀强烈的成功梦想。他们不但希望在城市谋生，更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即他们不仅拥有更高的文化程度，且思想意识上已经逐渐摆脱“打工谋生”的初级意识，更加注重“自身发展”，更希望融入城市，且维权意识增强，在用工需求中心多元化，打工选择地点增多的情况下，不愿意再到工资低水平、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开始“用脚投票”，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民工缺失现象出现。
3．民工外出务工的交易费用增加
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在简单的利益比较面前，很多仅能够提供简单劳动而收益不高的人，选择了风险小，能够常与家人团聚的地点就近务工。费茨罗和穆勒建立的经典模型认为，一种要素的流动程度由以下两种因素来衡量：一是现有职业与新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二是交换职业间的净交易费用。企业无法完成其应有的职能，外出打工的收益常年得不到改善，打工还要承担很多潜在的风险，并且常常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而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预期收益不断提高，面对这样的客观现实，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流动的流向，必然出现偏向回流农村或能够获得更高收益地区的理性选择。
四、对策建议
1．重新审视经济发展战略，战略性地调整产业结构
沿海地区在与其它地区的比较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如果一味地坚持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战略，可能会导致恶性的低技术陷阱。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环境承载力日渐饱和的条件下，原有的外向型、低成本、高投入、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战略在沿海地区己逐渐走到了尽头，民工短缺提醒我们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转向集约型、环保型的发展战略，对各产业采取有取有舍、有进有退的调整，通过产业转移、升级和重组，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减少对外来普工的过度依赖，提升沿海经济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动力。
2．发挥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劳动者整体素质提高
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城镇新增工业劳动力的75%是由中小企业安排。造成目前产业升级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企业规模偏小，即使处于高技术领域，也无法获得所需的财力和物力的投入，就更加难以进行技术发开和产品开发，因而就难以提高产业内对所需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因此，要为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创造积极的条件。从美国的经验来看，风险投资制度能够有效促进高技术中小企业发展，鼓励私人资本进入风险投资行业。但是我国法律对这种组织形式存在许多的限制，不利于风险投资的发展。为此，需要制定或修改相应的法律进行支持。
3．深化相关制度改革，降低劳动力市场运行成本
针对劳工短缺出现的深层次原因，除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产业转移、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外，还应重视民工短缺的“制度缺陷”因素影响。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障碍的存在，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合理流动，降低了劳动力的配置效率，最终影响了民工产业工人化、农民居民化、农村城镇化，最终也制约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进程和规模。因此，破除劳动力流动中的制度，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及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建立统一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类似民工短缺等特殊经济现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才能预防民工短缺等类似现象的出现和造成的冲击，并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提供人力资源准备，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马克思.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104.
参考文献：
[1]王云平.工业结构升级的制度分析.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黎煦.中国劳动力市场变迁的产权经济分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3]贾有姣.劳动力产权与劳动力市场.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增刊).
[4]刘铮.V与M博弈的启示――"民工荒"彰显和谐社会的制度缺失.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6
1．路径依赖
中国是在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开始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按照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应该按顺序发展第一、二、三产业。因为，第一产业效率提高了，有了分工才会有第二产业，第一二产业效率提高了，才有了对服务社会化的需求，才有了第三产业瑏瑣。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脱离不了这个规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必须尽快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由于当时非常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于是就创造性地利用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以及承接国际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转移，抓住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这一轮发展中，由于种种限制，未能取得既全面均衡又快速的发展，在全面均衡与快速之间，我们更加注重速度，通过抓住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建立了自己的“不平衡优势”，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企业总体上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占据了产业链中最不赚钱的加工制造环节，成为替跨国公司赚钱的机器。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普遍过剩，加之缺乏向产业链高端拓展的能力，使得中国企业对充当跨国公司“代工”的角色产生了很大的依赖，短期内离开它们还很难“活”下去。在这种模式下所形成的思维方式、经营习惯、创新能力等都较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率非常低，企业的盈利能力低制约了员工收入的增长，从而又限制了消费业的发展，也制约了产业升级。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种发展模式逐步显现出弊端，但并不能否定它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许多国家还在研究学习中国发展的经验，甚至有学者用“中国模式”来概括取得的成就。这是在特定环境中建立在对国情的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基础之上，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管这种发展道路或模式是否存在问题，对其产生路径依赖是事实，要超越这种路径依赖必然有很大的难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是中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我们既不能因这种模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而因循守旧，也不能因它出现了某种弊端而全盘否定。要从根本上优化产业结构，就必须从经济改革发展的轨迹中来认识造成今天产业结构现状的必然性以及在新形势下进行产业升级的必要性，这是超越发展模式路径依赖的重要前提。实际上我们缺少认识这种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精神，因而对改变经济运行模式的难度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缺乏先“立”后“破”的智慧，对产业结构的问题往往只是提出一些零碎的批评，但不能提出系统的治“本”措施。
2．体制障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动由中央政府主导逐步转变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治理，其中地方政府成为了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行动集团瑏瑤。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下放了部分权力，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尤以财政体制最为突出。在这种财政体制之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地方政府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个“大公司”，都把谋求本地财政收入最大化作为主要的目标。谋取财政收入最大化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努力发展地方税种，二是努力扩大财政支出，形成收支缺口，争取中央的转移支付，三是努力提高GDP瑏瑥。在这三种途径中，前两种途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以扩大“分钱”比重，第三种途径是扩大“分钱”的基础，即通过经济增长来扩大税源。地方政府的这三种增收途径与经济增长的质量、社会公平、民生工程等关联性很小。此外，地方官员的任期制和事实上存在的GDP的政绩考核机制，使得地方官员主要关注任内的GDP增长和“有钱花”，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引进见效快的项目，更加关注短期的经济增长，更加热衷于“跨越式”发展，更加注重招商引资甚至自己融资投资，很少从长远考虑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很少真正关心民生、公平、创新、创造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回报性工作。不仅如此，为了扩大税源，地方政府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以吸引招商项目，采取市场保护措施以扶持本地企业发展。这一方面加剧了重复建设、产业同质化，另一方面导致了市场割据，降低了整个经济的活力与效率。在招商与地方保护之外，地方政府通过大量融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化，刺激房地产投资，推高了房价，但没有带来产业和消费的同步发展，这的确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增加了第三产业的产出，“改善了”短期产业结构数据，但城市化并没有带来产业基础的有效改善，反而不断增加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还形成了较大的风险，影响了金融的安全，这反过来又制约了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这些体制因素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但激励方向发生了偏差，这些积极性成为了粗放型发展的重要动力，强化了粗放型发展模式，也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阻力。
3．思维僵化
中国经济固有的发展模式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定势、僵化的思维方式，加之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些僵化的思维还被总结成宝贵的经验，甚至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法宝，这种在传统发展模式中形成的僵化思维实际上已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阻力。第一，认为可以像推进工业化一样，去推进服务业的发展。有学者提出要像发展制造业那样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其实就是一种僵化的思维。很多地方为了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制定了量化的硬性指标，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依据，以强调政府进行产业升级的决心。过分强调三产比重变化速度等短期指标的考核，会迫使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会不利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甚至会出现数据造假。实际上，政府应制定出台有利于服务业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持续提升的政策，弱化甚至“视而不见”三产占比指标，这虽然有可能导致短期内不见指标的快速改善，但从长期看会逐步改善经济生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迎来三产占比指标的“起飞”，经济结构的问题将从根本上解决。如前所述，中国近年来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增长实际是很快的，由于第二产业同步快速增长才使得第三产业占比未能快速提高，如果制造业能进一步向高端发展，会大大促进生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发达的制造业与生产业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会使得部分制造业的产出转成服务业的产出，这种“一加一减”状况的出现将是产业结构优化“起飞”的开始瑏瑦。近几年，许多地方为了融资及快速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超常规发展房地产业，这的确快速提高了三产占比，但房地产快速发展之后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改善的“停滞”，还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第三产业不同于第二产业，它的主要消费群体应该在国内，短期内也很难大规模走向国际市场。因此，不能像发展制造业那样大规模投资第三产业。在有效需求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大力增加第三产业产品的供给只会很快形成产能过剩。第二，认为传统产业是低利润、低竞争力的夕阳产业，片面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这种思维下，许多地方没有充分发展好有特色的传统产业，根本不具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就盲目进入这些产业，造成大量企业在这些行业“扎堆”，后果是大量企业在这些产业的低附加值环节“挣扎”。实际上，中国各地发展高度不平衡，大多数产业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基本上各种产业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土壤。传统产业并不一定就没有竞争力，也不一定就是低利润。世界知名品牌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百氏可乐、安利、保洁、耐克、阿迪达斯等从事的实际上就是传统产业，但它们照样成为有价值的品牌、具有超强的竞争力、较高的利润。中国众多从事传统产业的企业，他们竞争力弱、利润低并不是因为他们从事了传统产业，而是因为他们仅占据了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其实，在高新技术产业，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可以赚取高额利润，如苹果手机，很大一部分是由富士康制造的，但苹果同样拿走了大多数利润。实际上，传统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关键是如何提高价值链整合的能力瑏瑧。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中西部地区应将注意力放到接受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上，而不应过分关注引进战略新兴产业，更不能片面强调发展服务经济。没有传统产业发展的积累，就没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基础，没有制造业的高度发展，就是“空心化”的服务业，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的确需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来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但当下的关键以及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仍在传统经济、劳动密集型经济(当然也包括部分新兴产业经济)。发展传统经济无论是对解决就业问题，还是对积累未来发展基础都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并没有夕阳产业，而是在夕阳思维下认定的夕阳产业瑏瑨。第三，认为供给可以驱动需求，忽视对第三产业的有效需求的培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实际上是由需求结构决定的，而需求结构又是由分配结构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趋利的，相信只要市场有需求，企业就会有动力供给，而有了动力，企业就会想方设法提高供给能力。作为政府根本不用为企业操心为谁生产、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问题。如果市场有对第三产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企业自然会投向第三产业，如果没有这个需求，盲目投入第三产业只会造成新的浪费。长期以来，中国通过扶持、振兴相关产业的做法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做法效果并不理想，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措施实际上是从供给而不是需求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的。中国分配结构不合理，老百姓收入差距很大，抑制了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需求，制造业不强同样也不会产生巨大的生产的需求。近年来，中央政府不断强调扩大内需，通过内需振兴产业，但由于扩大内需是一个全社会性的、复杂的、长时期的系统工程，地方政府根本不关心需求问题，使得扩大内需最终成为了空话和口号。地方政府因短期导向的驱使往往强调扩大本区域的供给，由于企业的市场并不局限于本地，各地都认为本地产能的扩大可以在全国全球市场上消化掉，都在思考如何占领全国市场。当全国只有一个地方这样思考时，需求可以吸收掉该地的供给，但当地方政府都这样考虑问题时，供给过剩就成为必然。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思维模式都是如此。第四，认为产业升级是宏观层面的事，忽视企业升级能力、动力的培育。任何一个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通过企业的微观发展来实现的，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也是建立在企业转型升级基础之上的瑏瑩。但长期以来，政界、学界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产业或经济转型上，较少关注企业转型升级问题，从而导致企业转型的动力、能力均不足，制约了产业升级。以创新为例，中国已认识到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升级能力提升，但在如何提升企业创新力方面，却更多从宏观入手，忽视了微观主体动力体系的建设。近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创新投入，但更多的创新资源是通过政府分配的方式有选择地给了部分企业，这使得这些资源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这些方式仅强调国家的投入，并没有有效增强企业创新的动力，也没有分散企业创新的风险，反而让许多企业加入到“寻租”的队伍中来。此外，中国一直注重通过行政手段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以此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近年来中国企业进世界500强的数量大幅增加，但这些措施的效果与设想有很大差距，中国巨型企业越来越多，但企业的效率与竞争力并没有增强，这些垄断企业的存在减少了国民福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住自己的垄断地位，往往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二、突破产业结构升级难的对策
1．思维转变
思维转变是解决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的关键，实现了这个转变，其它方面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必须认识到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切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产业结构升级更是一个经济“生态”工程，切不可“横加干预，破坏‘进化’规律”;产业结构升级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切不可“急功近利，追求速成”。首先，政府要有系统思维，找准升级的动力源，从根本上为升级注入持久动力，对待产业升级切不可为了升级而升级，为了发展服务经济而发展服务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产业结构是由需求结构决定的，而需求结构是由分配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源头在分配机制改革，在需求结构改善。其次，各级政府应放弃“跨越式”发展的思维，坚持包容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跨越式”发展是“暴发户式”投机心理的产物，这种思维必定让微观经济主体把注意力都放在争取资源而不是创造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政府应花大力气做好产业发展的基础，不应追求产业升级速成，不能“拔苗助长”或“快速育肥”，应坚决抛弃那些近喜远忧的所谓对策。第三，政府应尊重经济规律，维护经济“生态”。产业升级的主体在企业，政府应通过构建公平高效的市场体系来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动力，让企业的成功战略转型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瑐瑠。政府不应过多、过细干预经济某一方面的运行，更不能直接“扶持”有关企业，“扶持”并不能带来竞争力的提升，相反是全社会效率的损失，这些措施在快速解决一个问题时往往会带来一个更大更难解决的问题。最近，有学者建议“下大力气拓展国外市场，像发展制造业那样发展服务业”，这其实就是“跨越式”发展思维的体现，在这种论调的支持下必然会带来对服务业的盲目投入，中国服务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像制造业那样参与国际分工，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应依赖国内市场。一个产业要成为强大的产业其主要市场必须在国内，它可以为本土企业提供持续投资和创新的拉力瑐瑡。但培育国内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来实实在在地“调理”好经济的“机体”，包括要做强制造业以拉动对生产业的需求等，使之形成具有自我发展、自我消化、自我激励的可持续发展机能，这些需要时间和耐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服务业的发展最不需要的是“豪言壮语”，最害怕的是“雄心壮志”。
2．方向修正
以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为重点的产业升级是可持续增长的原因，更是一、二产业升级的结果。产业结构升级不应追求三产占比的快速增长，应做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大力做好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做强、做优一、二产业，必然会带动第三产业。统计表明，2009年中国高技术产业进出口贸易仍以进料加工贸易为主，占比为72．4%，而且外资企业仍是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主体，外商独资企业占高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比重分别为67．5%和60．2%。这说明中国的第二产业的基础还很薄弱，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道路还很漫长，第二产业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的任务还很艰巨，这也是未来中国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做强做优制造业应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做强做优制造业的重要途径，但也要遵循客观规律，不可以一哄而上，更要处理好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发展改造传统产业的关系，决不可以放弃传统产业，相反还要加强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并不一定就是“夕阳产业”，更不一定就是低附加值产业，传统产业同样可以成为具有良好发展前景、较强竞争力和较高附加值的产业;产业升级并不只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些产业的确是长期发展的目标，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具备坚实的发展基础。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现实。传统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吸纳就业的重要产业，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大量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也不一定就是低竞争力的产业，以意大利为例，该国发展了大量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传统产业集群，这些产业的产品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的竞争力，是该国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世界知名品牌所从事的也是传统产业，其在竞争力、附加值方面取得的成绩一点也不亚于高新技术企业。因此，中国必须要巩固好自己已有的优势，做好而不是放弃传统优势产业才谈得上发展新的优势。放弃传统产业，片面追求新兴产业的做法是本末倒置。金碚(2011)指出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意义决不在于“放弃”，而在于“强化”工业瑐瑢。但强化工业并不意味着要继续扩大产能，中国的主要工业品的产能都已过剩，许多企业靠为外资品牌“代工”维持开工率，因此工业需要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转移，需要通过创新提高竞争力，需要塑造自己的品牌。唯有工业的竞争力增强，效率提高，附加值增加，才可以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从而持续增加对消费业的需求。同时，工业的高度发展，分工深化，也必然持续增加对生产业的需求。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有较强的依赖，尤其是生产业。况且，生产业与制造业的界限已越来越模糊，产业或产品内的分工，使得原本是制造业的企业逐步成为生产业的企业，对有的企业已经越来越难划分它属于制造业还是生产业。因此，中国仍应进一步发展制造业，做强制造业，通过制造业内部分工促进生产业的发展。在区域上应有分工，不应采取同一种发展战略。对西部地区，可主动承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产业转移，逐步成为“世界加工厂”，不应盲目追求制造业的先进性;沿海地区，应实现从“世界加工厂”向“世界花园工厂”(先进制造业)转变;中部地区可采取加工与先进制造并举的模式。尤其是沿海地区，应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彻底改变代工制造的发展模式。江静、刘志彪(2010)的研究表明，代工制造业发展不仅没有形成对生产业的有效需求，反而在要素获取方面与服务业形成竞争，进而制约了生产业的发展瑐瑣。因此，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以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为支撑。
3．体制创新
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体制，微观主体的行为某种程度上都是体制决定的。地方政府看似冲动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现行体制下的理性选择，企业创新意愿不强同样也是现行体制下的合理行为。因此，不应过多批评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行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升级动力问题，应进行体制改革，应从高层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清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的源动力不是来自基层，也不是来自地方，而是来自于中央清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瑐瑤。现有经济体制造成了分配的不公平，发展的不平衡，也孕育了大量的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者成为了改革的重要阻力。因此，单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已很难取得成功，它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撑，需要最高层的政治气魄和决心。在决心之外还要讲究科学，决心不代表草率，更不是要追求“立竿见影”，改革是要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经济生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立足于长远，有计划、分步骤地建立起能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必须深刻认识到，产业升级的主体在于企业而不是政府，而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的动力在哪里呢?企业推动升级的最大动力也几乎是唯一动力就是产业升级后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政府应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开放而不是选择性地支持升级。如果企业能从升级中得到好处，它自然会选择升级;如果企业不升级，在避免升级可能会带来的风险的同时也能较好生存，它自然不会选择升级。故政府应切实转变职能，这样有利于减少开支，从而降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利于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政府为什么要那么多的钱?究其原因，政府做了一些不该由政府做的事，如果能将这些钱留给企业，一定会提高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没有谁比企业更了解市场的规律，更了解应该做什么事。现在对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政府的声音最大，其实没有谁比企业自己更关心自己的升级问题，政府的过多干预实际上降低了企业竞争力，甚至局部导致了不公平竞争，政府拥有过多的资源反而让很多企业把精力用在公关政府、争取资源上，而不是创新活动本身上。
4．路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