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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语录范文1
粗看《论语》，不过是一本语录，与其他的语录没什么差别。可细细品来，孔子及其弟子的有关修身、治国的思想流连于语录的字里行间。
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民主政权处死的，据说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但我更喜欢孔子的直言不讳：“道不行，乖桴浮于海”，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精神。
就我看来，人的一生中秉怀着许多有关生活的触动，只是很多时候，这些触动没有点燃让我们人格震撼的导引线，而使我们困窘地活着。于丹的《论语》心得中，虽然从其独特的个性视角出发解读《论语》。但毕竟是一种颇能为大众认可的个人独特的对于《论语》的感悟。每个人要是想要在《论语》中找到让我们人格震撼的导引线，还需自己到论语中慢慢寻觅。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如今人们对父母的付出视之为必然，孝道在逐渐褪色。对现在的人们讲孝是非常必要的，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事父母能竭其力；”“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了。”“事父母能竭其力；”为人子女，做让父母为你担心的事情，也不算是孝道。如今人们认为只要提供父母良好的生活条件就是孝，而对父母们的感情需求漠然不管，不听从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但父母们真正需要的就是这些。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按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孔子提倡仁爱，但他并不认为应当以丧失原则的仁爱之心去宽宥所有人的过失。《论语》告诉我们，要本着平等和理性的态度去尊重每一个人，且彼此之间要留有一点分寸，有一点余地。
苏格拉底语录范文2
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周末，德鲁克按照惯例搭火车去剑桥参加凯恩斯教授举行的周末研讨会。在多次聆听了这位经济学大师的教诲之后，德鲁克忽然认识到满屋子的人，包括凯恩斯本人及聪明有才华的经济系学生，只对商品的行为有兴趣，而自己却更关心人的行为。因为具有这种关心人的性向，导致德鲁克决心投身管理的领域，乃至日后以管理顾问为终身职志。
从表面上来看，管理似乎离不开以商品为主的范畴，然而在德鲁克的眼中，“人”才是管理的全部内容。
换句话说，所有的管理活动始终是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的。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全世界的管理者开始了他们的活动。大部分管理学的基础学科都是与人以及人的活动有关联的心理学研究人的内心活动，政治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分配与冲突，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化之前的状态，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化的过程及其影响，法学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方式规制人类行为……
由于自然条件、先哲思维模式、国家治理方式等等的不同，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人格特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作为始终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的管理活动，首先需要了解这种差异。对于西方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在应用于中国之前，我们需要首先考察这些理论建立的关于人的前提假设是否与中国相符，以扬弃的态度加以运用。同时，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从中能够总结出的管理原则在中国人的管理乃至世界领域内的管理制度创新方面，都能开阔出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中国式思维
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在这本苏格拉底的语录中，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西方文化的最高价值。同样的，在中国文化的发源《论语》中，孔子认为“仁”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高的价值。
在三千多年前，东西方文化还没有交集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共通之处苏格拉底被问到何为正义时，这位西方的先哲给出的答案和东方的先哲孔子在被问到何为“仁”时给出的答案是一致的，那就是给每个人最合适他的岗位，并且让他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作为社会中的人，我们与西方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崇尚坚强、耐心、热情、努力、奉献等积极的个人品质，我们都要求组织中的每个人有团队观念，都要求能与身边的同事和谐相处。
但是，在很多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东西方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使得我们在中国的社会是建构在血缘的基础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中国语言中对于亲属关系的描述要比西方详尽得多，我们的姑妈、伯母、舅妈、阿姨、婶婶等等表示不同亲属关系的词语，翻译成英语，都是“aunt”――这个表示比我们年长一倍的女性的词语。
受中国人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文化中就更是如此，“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做的时候，都必须按自己与对方的亲疏程度，或对方的辈份，使用不同的词汇。”这种从小到大的训练，使得我们在面临问题的时候，更注重关注背景的因素，而同时，西方人更注重关注事物的中心内容。
这表明西方人的社会约束较小，他们更强调独立性，更注重自己本身的问题，在自己与身边所处的环境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更愿意去改变环境而不是改变自己。而中国人则相对更加强调个人与大环境的适应问题，他们更加关注自己在所在环境中的地位和大家对自己的看法。相比而言，良好的组织氛围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更大。
同时，由于存在这种认知的差异，使得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归因上会体现更大的差异性。一个人的工作绩效不令人满意，在西方人的眼中更多的会被归因于他个人素质的问题，而在中国人的视野里，他们会去寻找造成这种问题的组织文化根源。一个求职者的面试成绩不理想，在西方的视野里会被认为是不能承受太大的压力，因此不能给他分配压力太大的任务，而中国人则会更加注重环境的因素，比如面试环境的布置，面试官提问题的方式等外在因素。
这种认知的差异使得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更加注重细节，而中国人则更喜欢把事物置于广阔的背景下去考虑。我们更加喜欢谈战略，而对于执行层面的战术关注较少。
中国式继承
相对于西方，中国社会有一些独特之处。所有的华人企业，都会在一定阶段上面临接班人的问题，能否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直接关系到华人企业能否永续发展的问题。当年王安电脑公司曾经雄踞全球信息产品提供商排行榜首位，然而面临公司人才济济的情况，王安仍然选择把公司交给了他并不出众的儿子王列，此举导致了支撑王安电脑公司的三剑客――考布劳、斯加尔、考尔科离开了王安电脑公司，导致了后来思科的总裁钱伯斯也离开了王安公司，1992年，在王列接手王安公司6年后，“王安神话”终于划上了句号。
也许有人会说，传子的行为不是中国才有，IBM的沃森、摩托罗拉的高尔文不也把公司传给了儿子？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传承的方式，而在于传承的内容选择。王安选择的出发点是如何让自己的公司始终处于王家的控制之下，他在接受媒介采访时坦然表示说“是公司的创始人，我要保持我对公司的完全控制权，使我的子女能有机会证明他们有没有经营公司的能力。”王安传承下来的是家族的荣耀、企业的控制权。
同样是父传子，IBM的沃森留给儿子的是著名的“IBM之道”“尊重个人、高品质的客户服务、产品精益求精”。摩托罗拉的高尔文留给儿子的是公司的价值观“对人永远的尊重．保持高尚的操守”。选择他们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他们是自己的子嗣，更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并坚定地执行公司的核心价值。卡宁汉这个最了解王安的“大管家”，被媒体认为是能够传承王安公司精神，能带领王安电脑走入新世纪的最佳人选。可是因为不是王家的人，卡宁汉最终没能执掌王安电脑公司。东方思维的限制最终把一个充满希望的华人企业挡在了21世纪的大门外。
同样的，在面临另一类接班人的问题的时候，东西方的选择的差异更多的是双方文化背景的不同。在农耕时代，论是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还是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文化，面临继承权问题的时候，采取的是长子继承制的办法，除了长子之外的其他子嗣要自谋生路。中国采取的是分家制度，所有的子嗣都有继承权。
苏格拉底语录范文3
关键词：“古希腊热”；周作人；吴宓；罗念生；陈康
作者简介：李长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徐良利，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南长沙410081)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文明灿烂辉煌，不仅在古代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对后世世界文明的发展也起过促进作用。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和社会条件的限制，直到明代，欧洲传教士的东来，中国才对古希腊文明有了少许了解。此后，在清末，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中国对古希腊的认识逐步加深，出现了评介古希腊的论著。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开展，中国学术界与古希腊文明的关联有所变化，这种关联值得深入全面地研究。
在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一些古典学者，他们大都留学国外，有的还懂得希腊文，熟悉希腊古典著作。他们走出国门之后，发现中国自称文明古国固然不错，但远古希腊也有古老、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有那么多神话传说，那么多英雄人物，诗歌，散文，戏剧，雕刻，哲学，史学，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引人入胜。于是，他们便把希腊文化引进中国，并探索其奥秘。一时间古希腊成了热门话题。某些学者在希腊典籍和作品的翻译、研究上，古希腊文明的阐释上取得重大成果。
所谓西方古典学是关于古希腊一罗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乃至建筑、雕塑、音乐、绘画、舞蹈等方面的知识和学问。在20世纪上半叶，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已涉猎希腊古典学的局部。他们掀起的“希腊热”，不应成为后辈学者认识的“盲点”，不甚了了。在已出版的有关论著，如黄洋、晏绍祥著的《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晏绍祥著的《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家和、廖学盛主编的《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对这一时期学术界的“希腊热”都有所忽视，没有加以评述。这一热潮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它反映了前辈学者在艰难条件下辛勤的探索，它又表明前辈学者不盲目自封，而是立足世界、洞悉世界古老文明的雄心壮志。对前辈学者探索希腊文明历程的研究，当属学术史的领域，借用张广智教授的话语，这一研究能使我们听到“先行者的驼铃”，能看到“探索者的足印”，从而使后辈学人的有关研究“越会有的放矢，更有深度”。
下面以学者的业迹为线索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希腊热”，加以考察。
一、周作人关于希腊文学、文化的译评和研究
周作人(1885—1967)早年留学日本时，掌握了古希腊文，一生将相当精力投入希腊文学的译评和希腊文化的研究上。在20世纪上半叶相继翻译下列希腊文学作品：路吉亚诺斯：《大言》，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0月28日。海罗达思：《希腊拟曲》二首(《媒媪》，《塾师》)，刊于《中华小说界》，1916年10月第10期。谛阿克里多思：“《牧歌》，刊于《新青年》4卷2号，1918年2月。谛阿克里多思：《情歌》，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1月2日。谛阿克利多思：《割稻人》，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2月4日。朗戈斯：《苦甜》，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2月11日。路吉亚诺思：《冥土旅行》，刊于《小说月报》13卷11号，1922年11月。谛阿克里多思：《牧歌一首》，刊于《语丝》24期，1925年4月。路吉亚诺思：《论居丧》，刊于《未名》终刊号，1930年。海罗达思、谛阿克利多思：《希腊拟曲》(共七篇)，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亚坡罗陀洛斯：《希腊神诸神世系》，刊于《艺文杂志》2卷10～12期，1944年。
在每种译作都附有说明与考释，表达了周氏的研究成果。罗念生称赞周氏这些译作：“译文相当忠实，有自己的风格，在当时是‘标准的翻译’，我曾根据这些译文中的专名译音，制定出古希腊文译音表，收入我此后数年中出版的古希腊戏剧译本。这个译音表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西方语文》1957年第1卷第2期上发表，为一些文学出版社所采用，对统一译名
了一定作用。”止庵认为“周作人所译介的古希腊著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亦具有文化价值，其出发点既是文学的，也是思想的。”在这一时期，周作人还翻译了外国学者如佛来若、劳斯、哈利孙等人有关希腊神话的论著，对读者进一步展开研究大有帮助。
周氏对希腊文学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的《欧洲文学史》于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第一卷就是专门评介希腊文学的，分“起源”(神话)、“史诗”、“歌”、“悲剧”、“喜剧”、“文”、“哲学”、“杂诗歌”、“杂文”几部分。吴宓高度评价此书，指出：“盖自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之《欧洲文学史》上册，可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止庵称赞说：“《欧洲文学史》更主要的还是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周作人在思想上受到古希腊的深刻影响，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要点已见诸于此书中。”
周氏具有的古希腊文学素养使他对古希腊文化有一整体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古希腊文化体现了“现世”，“爱美”，“节制”三个特征。由于他对希腊文化有深刻认识，他给予希腊文化以高度的评价：指出“西洋文明的主线来自希腊，要了解西方文明似乎不可不从希腊谈起”。
综上所述，周作人引进希腊文明功不可没，他对古希腊文化的一些观点和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评价周作人时写道：“他的对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
二、吴宓对古希腊哲学、文学的研究 —1978)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即受希腊文明的熏陶，1920年本科毕业后的暑假潜心研读英译本《柏拉图全集》，写有详细的札记，并选修希腊罗马史。9月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选修欧洲政治学说史，写有论文《孔子、孟子之政治思想与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比较论》。
吴先生学成归国，1926年以后任教清华大学外文系时，开设有希腊罗马文学课。1938年他来西南联大工作时，继续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研读过耶格尔(jaeror)的《论亚里士多德》，乌维克(urwick)的《柏拉图书简》，康福德(comfod)的《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著作，领悟颇深。此外还读过利文思通(livingstone)的《希腊精神与现代生活》，柏里(bury)的《古代希腊史》等书。吴先生讲授过有关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土多德哲学思想的课程，他礼赞苏格拉底写有《苏格拉底像赞》：
亹亹苏哲，奋志求真，明法殉道，杀身成仁。
天地正气，日月精魂，音容宛在，光焰长存。
东圣西圣，此理此心，师表万稷，一体同尊。
举世横逆，吾独辛勤，内省不疚，常视斯人。
在礼赞中，吴宓把苏格拉底与孔子相提并论，尊为“西圣与东圣”，作为学习的楷模。这也表达了他寻求中西会通的意向。吴先生也非常崇仰柏拉图，他说：“余最膺柏拉图之哲学，以为可以包括一切事象，解决一切问题。柏拉图哲学之精华，尤在(1)两世界及(2)一多相关无碍之义。”他热衷希腊文明，称颂“今世深厚之生活，盖皆本于希腊人所创造之理性也。”“古希腊之哲理艺术者，为西洋文化之中坚，源流所溯，菁华所在，为吾国人研究西洋文化所首先注意者。”
正因为吴先生如此服膺希腊文明，所以才努力进行介绍、宣传。他曾以《学衡》为阵地，大张旗鼓地宣传希腊文明，亲自并组织友人撰写论文，翻译近20种(篇)有关希腊的古典著作或论著，其中重要的有景昌极、郭斌苏翻译的柏拉图《五大语录》、《苏格拉底自辩义》、《克利陀篇》、《斐都篇》、《筵语篇》、《斐德罗篇》。向达、夏崇璞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这两大哲人的著作在《学衡》连载后，还先后单独出版，为中国学人了解、研究希腊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柏拉图对话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哲学、伦理、自然科学、政治、教育、语言、艺术等，几乎无所不谈。可以说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通过阅读柏拉图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希腊民族的精神世界。
《学衡》杂志还发表有a·童壁著郭斌苏译的《希腊之历史》，嘉德纳著朱复译的《希腊美术之特色》，尹吉著胡稷咸译的《希腊之宗教》，乃特著汤用彤译的《希腊之哲学》，穆莱著吴宓译的《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等文，这些译著大开了中国学人认
识希腊文明的眼界。
令人注目的是吴宓又致力于希腊文学的研究，写有《希腊文学史》，刊于1923年1月出版的《学衡》第13期和1923年7月出版的《学衡》第14期上，共两章，计有35 000千字(不知何故吴先生未将希腊文学史全部写完)。
《希腊文学史》第一章《荷马史诗》共八节，分别为“荷马以前之诗歌”、“荷马史诗之内容”、“荷马史诗之结构”、“荷马史诗之作成”、“荷马史诗之评论”、“荷马史诗之影响”、“荷马史诗与中国文章之比较”、“伪荷马之著作。”这一章内容丰富，学术信息详尽。如第四节在评述“荷马问题”时，列举有十位学者的看法。再如第五节“荷马史诗之评论”，综合各家之说，归纳为七个方面：内容、文章、性质之比较、描绘人物之法、神与人之关系、道德观念、描绘之入神。对这些都加以明晰的叙述。第二章《希霄德之训诗》(今译为希西阿德的教谕诗)，共四节“希霄德以前之训诗”、“希霄德之略传”、“希霄德训诗之内容”、“希霄德训诗之评论”。吴先生还把荷马史诗、希霄德训诗与中国文学进行了比较，将《伊利亚特》比之于《封神传》及《三国演义》、《奥德赛》比之于《西游记》及《镜花缘》，又比之于《左传》。更从“其大体精神及作成之法”，指出弹词与荷马史诗相类似。吴宓还把希霄德之诗与《诗经》、《易经》等进行了比较。后世学者王锦厚高度评价吴先生这两章论著，指出：“这两章，在当时相当全面、系统地考察并论证了荷马史诗及希霄德训诗的来龙去脉、特色、意义、影响，这是我国学者用自己的观察、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编撰的第一部希腊文学史，也是第一部国别文学史。它的出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第一次向中国文艺界及广大读者介绍了世界另一文明古国希腊文学知识，而在于他开辟了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新的途径，运用比较的方法编撰系统的文学史。”
吴先生熟悉并积极推介有关研究希腊文学史的书目，反映在他发表在《学衡》第6期(1922年6月出版)上的《西洋文学精要书目》中。在这份书目中，共介绍了有关希腊史、希腊文学史、史诗、训诗、情诗(今称抒情诗)、庄剧(今称悲剧)、谐剧(今称喜剧)、历史原著、哲学、辞令及亚历山大时代及其后世的十多类英文书籍共156种。
难能可贵的是吴先生又致力于普及希腊史知识，1933年1月9日写有《世界历史世界文学训示国人应积极抗敌苦战牺牲》，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262期，以希腊史上海克多(今译赫克忒)抗敌殉国、德谟森尼(今译德摩斯提尼)抗击马其顿等事迹激励国人抗战斗志。1948年3月15日他在武汉文化会堂作了以希腊罗马史诗兼及修昔底德与幼里庇得的剧作《特洛伊妇女》为内容的演讲。
三、罗念生对古希腊喜剧的译介和希腊文化的研究
罗念生(1904—1990)1922年到1929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对古希腊文学发生兴趣，喜欢读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1929年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1932年以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深造，选修希腊文与考古学。1933年从古希腊文译成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同年人希腊雅典学院修雅典城志、古希腊建筑、雕刻、戏剧艺术等课程，成为中国第一位希腊留学生。期间在希腊国家剧院观看过希腊戏剧。1935年任教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课、希腊文、希腊文明及考古学。1936年翻译出版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欧里庇得斯的《依斐格涅亚》、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上海商务印书馆版)。1938年译出阿里斯托芬著的喜剧作品《云》，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1939年任教四川大学外文系，担任希腊悲剧、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等课程。1940年所译欧里庇得斯著《美狄亚》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年所撰的《希腊漫话》，由中国文化服务社重庆分社出版，同年所译欧里庇得斯著的《阿尔刻提斯》由重庆古今书局出版，1944年译成欧里庇得斯著的《特洛亚妇女》，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译作欧里庇得斯著的《特洛亚妇女》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译作埃斯库罗斯著的《普洛米修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8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希腊悲剧、希腊神话等课。 以后罗念生继续致力于古希腊戏剧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成果丰硕，详见《罗念生全集》第八卷第374-375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罗先生翻译这些剧本时，历尽了辛苦。他曾指出：“古希腊著作是不大好翻
的。据说学习古希腊语的难度仅次于印度的梵文。单说一个正规的希腊动词的变化就将近有300个字形，困难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不规则的词形变化。古希腊语不大讲究语法，几乎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放在句首，读者要从杂乱的语句中找出一条语法来。其次是抄本古老，而且有许多笔误和篡改，不容易读懂。还有古希腊文学作品内容深奥，典故繁多。”在这一时期，罗先生还对古希腊文化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其成果辑入所写的《希腊漫话》一书。他在序言中交待，在希腊游学一年期间，对古希腊发生过强烈的情感，写作了几篇文章和希腊抗战史话，共20余篇，可惜有些已散失，现今结集十八篇成书。《希腊漫话》一书属于学术论文的是以下几篇：《古希腊与中国》、《希腊精神》、《怎样研究古希腊文学》、《古希腊悲剧的特点》、《<特洛亚妇女>引言》、《古希腊雕刻》，这些论文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前两篇。《古希腊与中国》一文，从文字方面考证了希腊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古代希腊与中国的交通往来。什么是“希腊精神”，这既是一个关于希腊文明的关键问题，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罗先生在《希腊精神》一文对此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作为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其特点有七：(一)求健康精神；(二)好学精神；(三)创造精神；(四)爱好人文的精神；(五)爱美的精神；(六)中庸精神；(七)爱自由精神。罗先生强调指出：希腊精神与我国固有的精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他们所表现的种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爱自由的精神。
罗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把他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引进、研究古希腊文化(尤其是戏剧作品)的艰巨而宏伟的事业中，引导中国学人进入希腊文化的殿堂，登上这座高山。黄宗仁在纪念罗先生的文章中写了这样的诗句：
甘于寂寞，皓首穷径，
东土西天，馨香一炉。
四、陈康、严群致力于古希腊哲学的探讨
20世纪初期，中国出现了研究希腊哲学的论著，到30年代中期，古希腊哲学研究出现繁荣景象。在众多学者中，陈康与严群最为突出。
陈康(1902-1992)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学习希腊哲学、希腊文、拉丁文。40年代任教西南联大，讲授古希腊哲学，他的名著《巴门尼德斯篇》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陈康在翻译柏拉图的这篇著作原文同时，还分别从文字的校勘、词句的义释、历史的考证、义理的研究等4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注释。经过这样翻译和注释的译本，确切地说是个注释本。在文字上注释的部分比原著的翻译部分要多出9倍，这个译本解决了柏拉图哲学研究中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过去研究者都夸大了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说法，摭拾亚氏表面上对于柏氏的批评，便以为两氏的哲学根本对立。陈先生却根据他自希腊文原著的独到研究，揭示出自柏拉图的思想过渡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的线索，指出亚氏只是承继、发挥、补充柏氏，并不反对柏氏。贺麟高度评价陈康这一研究成果，指出他是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人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土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当代古希腊哲学史研究专家陈修斋也认为陈先生这一作品代表了我国学者在西方古典研究中的最高水平，是在这领域内能与西方的有关权威学者相抗衡，并实际超过西方学术界在这领域内水平的代表作。
严群(1907-1985)1929年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修希腊哲学，1932年入研究院继续研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1935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希腊哲学史、古希腊文与拉丁文。1938年转入耶鲁大学继续专攻希腊文与拉丁文。
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著的《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学术专著，它用表解和诠释的方法对亚氏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和转述，并结合中国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至今仍起着导读作用。2003年列入浙大学术精品文丛，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后来严群又著有《希腊思想》，由华夏出版公司在1948年出版。此书围绕古希腊自然哲学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内在联系这一中心展开论述，揭示希腊自然哲学各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发展过程。在严群看来，思想和学问这东西绝非突如其来，总是一代一代积累而成的。以西方文明为例，它有三个来源，即希腊哲学、犹太宗教和罗马法律。他一反传统看法，认为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来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而不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后
世学者黄见德高度评价《希腊思想》一书，指出：“在论述中，材料集中，观点明确，立意新颖，全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却给人以精雕细刻的印象。”关于严群的学术生平及著述参见《世纪学人自述》第三卷“严群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五、其他学者有关希腊文明研究
何鲁之(1891，1965)早年留学法国，在成都大学任教时，出版有讲义《希腊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在四川大学任教授期间，写有《希腊民主政治》(在中英、中美文化协会的讲演)，刊于《华文月刊》第1卷第2期，1942年3月5日，后辑入王挺之、孙锦泉主编《川大史学·世界史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吴廷醪(1910，)早年留学日本，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写有《古代中国希腊文化接触之研究》，刊于四川大学《人地时》1944年第一期、第二期，后辑人《吴廷谬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阎宗临(1900-1978)早年留学法国和瑞士，1944年任教桂林国立师范学院时写有《欧洲文化史论要》(桂林文化供应社1944年版)，后辑入《欧洲文化史论》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第五章为“古代希腊文化之特点”。
李金发(1900-1976)早年留学法国，在1922年写有《希腊人生活之实况》一文，刊于1931年出版的《世界杂志》第1卷第1期。 年留学美国，曾任教北大、北师大、清华大学，写有《希腊文学研究》，刊于1922年1月15日《改造》第4卷5号。
缪风林(1898-1959)曾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写有《希腊之精神》刊于1922年8月出版的《学衡》第八期。
郑振铎(1898-1958)曾旅居英法两国，回国后任教燕京大学、暨南大学，著有《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193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
陈训慈(1901-1991)1921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史学系，1924年以后任教中央大学史学系，写有《希腊四大史学家传记》，刊于1926年出版的《史学与地学》第一期。
应该说，解放前，限于社会条件，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方面，从总体上来讲水平不高，与外国学者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相比也显得薄弱。但不能说没有学术专精的学者，在世界史某些领域，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注释：
①详见陈德正：《19世纪后期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辑入《西学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李长林、杨俊明：《清末中国对古希腊文明的了解与评述》，辑入《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沈扬：《中国人对希腊罗马文明的早期认识》，辑入《史与诗：世界诸文明的历史书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这些成果表明中国学界对古希腊文明的认识已比19世纪后期有关的了解大有进步。在19世纪后期，中国的希腊古典学处于开始引进阶段，这表现在文献形态上。总体上绝大多数论著停留在编译的阶段。介绍性的文章占绝大比例，评述和研究性的论著微乎其微；在文章的深度上还只能根据国外流行的书籍进行一般性的转述，很少能依据古典史料作学术考证和研究。
③详见张广智教授为王海利著的《法老与学者一埃及学的历史》——书所写的“序言”。
④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辑入陈子善主编：《闲话周作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⑤《欧洲文学史》，岳麓书社1989年再版重印。
⑥见《学衡》第48期，《柏拉图对话录之四·筵话篇》之文尾。
⑦穆莱著，吴宓译：《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编者识》，载《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
⑧商务印书馆1982年再版重印。关于陈康及其主要著作可参见汪子嵩、王大庆编《陈康论古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参考文献：
[1]玛丽·比尔德，约翰·汉德森，古典学(董乐山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止庵.苦雨斋译丛(总序)[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止庵.苦雨斋识小[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5]周作人.欧洲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9.
[6]钟叔河.希腊之馀光·周作人文类编(8)[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7]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8]王锦厚.五四
新文学与外国文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苏格拉底语录范文4
[关键词]红色名言 激励 红色教育
名言以其简洁、优美、明快的语言形式表述了做人、处事、成才等丰富深刻的人生哲理，处处闪耀着人类聪明睿智的理性光芒。红色名言，是一类积极健康、言简意赅、蕴含哲理的名言的统称。是对学生进行红色教育的重要资源。让学生经常诵读红色名言，可以激发斗志，鼓舞士气，坚定信念，振作精神，萧山区第三高级中学自2007年以来，开展了一系列以“红色名言激励学生成长”的教育活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
1 实践探索。
1.1 第一阶段：50条名言的收集与确立。在物欲膨胀、功利主义泛滥、理想信念稀释的年代，支撑民族气节与风骨的红色精神正在一点点流失，作为一所发源并壮大于党领导的全国最早农运中心的萧山三中，自2005年开始努力追求一种融合了红色农运精神、学校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红色精神培育的教育，即为红色教育。而以红色名言激励学生，是萧山三中红色教育的一个重要实践载体。首先，我校在2007年9月向全校师生征集红色名言的活动，要求写上名言的作者与名言大意的阐述。
红色名言的征集过程。实际上是对红色名言的学习升华过程。在教师与学生的积极参与下，我校共收集了名言200多条，经过重重筛选和多次修改，最终选定为五十条。
1.2 第二阶段：红色名言的编册与挂墙。自50条名言的确立后，我校于2008年1月编写了《记50条红色名言》校本学习文本。由于每一条名言都注明出处，并解说了名言的大意，或对名言的背景知识有一个简要的说明，或在名言本意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阐释，在编排又采用了喜闻乐见的图文并茂形式，因而这本校本学习教程，显得生动活泼，富有启发与教育意义，是启迪学生的良师益友。
除此之外，我校还将这50条名言与相应名人刻于木板，悬挂在教学楼、实验室、科技楼等各场所的墙面，让学生可以随时阅读，随时接受名人与名言的思想熏陶，让学生在校期间能随时随地沐浴在名言的光辉之下。
1.3 第三阶段：红色名言的宣讲与播扬。随着“红色名言”的确立、编册与挂墙，我校掀起了一个“诵读红色名言”的学习：“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善于钻；“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五十条名言，学校要求全体学生能诵读、熟记和播扬，从中激励意志，锻造思想，培育精神，提升境界。
另一项更具有教育性、体验性的“红色名言宣讲”活动也在全校范围内得到了响应，首先，我校师生利用班级讲台这一阵地进行宣讲。其次，利用每周一的国旗下讲话时间进行宣讲，使每一次国旗下讲话更充盈了育人的效用。通常情况下，围绕校园生活、文明礼貌、习惯养成等常规问题，或与传统节日、学校特色专题活动相配套，确立一个主题进行宣讲。
为培养学生勤奋努力、刻苦锻炼、健康积极、全面发展等学习观念与身体素质，学校经常开展以“奋斗”、“运动”、“感恩”、“宽容”、“直面挫折”等为主题的名言宣讲，如针对学生学习信念淡漠、学习懒散、勤奋刻苦素质欠缺等情况，2009年12月1曰我校开展以“奋斗”为主题的名言宣讲，高三7班项盼盼同学在“奋斗，为了快乐”中宣讲：“苏格拉底说过，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在这条路上，‘只有奋斗，给我们生路，而且只有奋斗可以给我们快乐(恽代英)。”“人生只有奋斗，才能给我们生路，也只有奋斗，才可以给我们快乐，自己的人生需要自己去掌握，自己的方位需要自己去定义，自己的理想，也只有自己去奋斗。”学校利用广场集会，举行升旗仪式暨红色名言宣讲活动，切实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1.4 第四阶段：红色名言的拓展与内化，在50条名言的长期熏陶下，我校学生早已把自己喜欢的名言，诸如：“抛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抛弃他。”(莎士比亚)；“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鲁迅)；“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世界只为有目标的人开路]没有谁可以限制人的潜能尸(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人，唯一可以自我夸耀的，只有责任。”(培根)；“真正的才智，是刚毅的志向。”(拿破仑)等，成为激励学生勤奋学习的“座右铭”，并且还以此为蓝本进行模仿创新，编写一些针对自己特色的“座右铭”，如“我们缺的不是豪情壮志，而是持之以恒”、“挑战极限，永不言败”、“今天所做的事勿候明天，自己能做的事勿候他人”等，这些名言与座右铭，已成为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战胜自己、激励自己、鞭策自己的精神动力，让学生终身受益。
2 实践收获。
2.1 增长了知识，领悟了精神，50条名言。由于全来自于师生的收集，他们在查阅、收集名人名言过程中亲近名人、研究名人、学习名人，收集了丰硕的学习资料，其中有中国历史的名人名言和轶事，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言及轶事，还有中国与外国名人的语录和名将故事，这些名人名言、名人小故事、名人轶事等资料不仅使学生了解了许多名言的起源、名人的思想与名人的事迹，使学生懂得了名言的来龙去脉，增长了见识，还领悟了名言的精神内涵，提升了境界。
2.2 接受了熏陶，汲取了力量。以“红色名言激励人”教育活动，让学生在趣味盎然的名言收集与学习活动中感悟了名人的智慧与名人的崇高精神，在不经意间。学生已摆脱了世俗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养成了虚心学习、实事求是的态度与习惯，并能以开阔的胸怀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以执着的精神对待学习和工作，为追求进步而不懈努力。又由于在对学生进行红色名言教育时，非常关注将学生周围的物化环境与心理环境、德育环境融为一体，使每一堵墙都成为会说话的扬声器，将整个校园变成一部诗化的立体文化场。当学生从名言中悟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时，当学生被那些格言警句激起心中的某种共鸣并产生震撼时，名人名言就被赋予了丰富的教育内涵，使学生受到了熏陶，汲取了力量。
苏格拉底语录范文5
关键词：阳光课堂；物理教学；互动教学；物理情景；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3-229-01
有了阳光教育自然就有了“阳光课堂”。阳光课堂要求创设民主、平等的课堂氛围，提倡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但如何构建“阳光课堂”呢？笔者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见解：
一、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构建“阳光课堂”的前提
构建 “阳光课堂”,必须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扬弃旧的不合理的教育教学思想，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要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就必须真诚的关爱、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努力给每一位学生提供自主展示的空间，搭建个性张扬的平台，让学生真正感受到老师的关心和爱护，学生才会亲其师，信其道。只有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才会有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学生学习才会积极主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才会有高效互动；学生在学习中才会享受乐趣；学生个性发展才会多元发展；学生的整体素质才会提高；丑小鸭才有可能变成美丽的天鹅。这样的课堂才是真正的“阳光课堂”。
二、创设“物理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构建“阳光课堂”的必要条件
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成功的教学, 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我们教师应想方设法采取一切手段为学生创设“新、奇、趣、疑”等“物理情境”，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学生只有对物理知识产生热爱之情，才会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去钻研、去体验、去创造，而这些活动又必然会反过来促进物理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比如： 教师可恰当地运用各种类型的实验，来创设物理情境。物理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几乎堂堂有实验。教师可创造条件，先让学生配合教师演示实验，进而把演示实验改为学生实验，逐步让学生设计实验，独立完成实验，培养学生进行科学探究意识。利用实验内容的魅力创设问题情境，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有利于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对实验的观察、研究和分析去思考问题、探索问题，从而揭示物理现象的本质、探究物理现象的内在规律。例如在《大气压强》教学时，我先演示一个“瓶吞鸡蛋”实验，一只口径略小于鸡蛋的瓶子，在瓶底热上一层沙子。先点燃一团酒精棉投入瓶内，接着把一只去壳鸡蛋的小头端朝下堵住瓶口。火焰熄灭后，蛋被瓶子缓缓“吞”入瓶肚中。 学生被这一新奇的现象吸引住，激发了学生兴趣和探索欲望，启发了学生的创造思维，达到了最好的教学效果。
当然创设“物理情景”的手段和方法多种多样，如创设故事情境、创设问题情境，、借助实物和图像创设教学情境、借助新旧知识和观念的关系和矛盾创设的教学情境、利用游戏创设情境和运用多媒体创设情境等等。只要我们目的明确，能够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灵活应用，将创造性地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在丰富的情境中，学生克服了上课的心理障碍，积极投入，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和欢欣，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得好：“兴趣是创造一个欢乐与光明的教育环境的主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兴趣更是创造欢乐与高效的“阳光课堂”的有效途径。
三、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及学生的主体作用，开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是构建“阳光课堂”关键
构建“阳光课堂”两个核心因素是教师和学生。课堂是否阳光、是否高效，就要看学生和教师能否在课堂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学生能否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和欢欣，能否兴致盎然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学生的发展是“阳光课堂”的核心目标，而教师的发展是学生发展的有力保障。教与学的关系体现在师生双向互动，学生在双向互动中主动地建构知识体系，促进学生潜力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生的学习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和实践活动。这样，学生才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成为学习的主人。课堂上要安排适量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时间，让学生在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中体验到学习的快乐，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课堂不仅是传递知识的阵地，也是情感体验的场所，只有创建愉悦的教学情景、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成为学习的主人，变“被动学习”为“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才能激发出学生巨大的潜能、取得良好学习效果。苏格拉底有一句经典的教育语录：“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只要让它发光。”学生体验到学习快乐正是学生学习新知识的最佳时机，也是教师实现教学目标的最佳切入点。
例如，在“研究影响液体蒸发快慢的因素”教学中，我选择让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方式，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先猜想影响液体蒸发快慢有哪些因素，再制定计划和设计实验，然后通过观察、实验等途径收集证据，最后得到实验结论。学生提出影响液体蒸发的快慢的许多猜想，如：温度、液体表面积、空气湿度、气候、表面空气流动快慢、液体的质量、体积等。并且做了“比较一杯冷水和一杯开水蒸发”“比较在有风和无风时同一条毛巾的的蒸发”“比较一杯水和一盆水的蒸发”等大量实验，还查阅了管道输水、动物散热等大量资料，总结出影响液体蒸发快慢因素和写出了有关“‘蒸发”的小论文。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主体特征。
参考文献：
[1] 《初中物理新课程标准》
[2] 《中学物理教学概论》阎金铎 田世昆
苏格拉底语录范文6
摘要:在当今肉体神秘主义的时代,身体从受压制、隐匿的历史中凸显出来,并以独立个体的形式彰显其价值。特别是在消费文化生产中,作为肉身存在性的身体在权力(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规训下明显具有生产性和奴役自身性的特征。通过对内衣外穿、高跟鞋的捆绑等当前文化潮流因子的解读,并对比“身体”的历史内涵,探讨身体凸显在当今消费文化生产性的意义。
关键词:身体 权力 消费文化
当下,女性时尚成为了时代的引领潮流。当你漫步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凸显女性身体的广告封面。内衣外穿的时装、高跟鞋、美体减肥、文身、染发等具有后现代消费理念的文化因子已渗入了大众的生活中。身体,在不知不觉中作为独有的意义凸显出来,给予我们的是更多的沉思?
一、“身体”的历史
㈠压制、隐匿的身体
柏拉图曾经说过:“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1追本溯源,在古希腊以柏拉图、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家对身体的贬低态度表明身体面对灵魂时总要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下,这样才能凸显出灵魂的自由来。到了中世纪,身体的动物性被泯灭了。教会以其禁欲主义的条规使身体的悲惨境遇达到了顶峰。然而,到了17世纪,知识的讨论慢慢地占据着哲学的中心。人们不怎么在其中谴责身体了,但这也意味着身体的消失、隐匿。“以前,人们压制身体是因为身体是一个问题;现在,人们忽视身体是因为身体不是个问题。以前,信仰因为身体的捣乱而要管制身体;现在,理性因为身体的反智性而被放逐身体。”2纵观身体诘难的历史,它是身份卑微而尴尬的。
㈡身体的转向
到了尼采那里,“身体”的原先不公待遇被置换掉了。一切从身体出发的呼号,使得人们获得了动物性的权利。尼采挖苦那些轻视身体的人,他借那些醒悟者、明智者的话说:“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3可见,尼采以“身体为准绳”,认为“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一切皆无,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一切皆无。”4他以权力意志出发,试图对世界的价值进行重估。他让身体自足的运转起来,让万事万物遭受身体的检测。“身体不再是一个可悲的听凭观念驱使的被动机器,也不再是一个驯服管制的令人恼火的捣蛋怪物。他不再沉默、冷淡、无动于衷,不再被忽视,被打入冷宫,被注入另册。”5
此后,德勒兹“驯服的身体”“无器官的身体”,巴塔耶的“身体冲动”等都是对尼采“身体”的一个回应。然而,推动当前身体爆发的还是福柯。“福柯将身体作为纷乱的社会组织中的一个醒目的中心焦点突出来。”6身体谱写了历史的年轮,而历史却摧毁和塑造着身体。“福柯与尼采相比,他们都将历史和身体连接起来,但是对于尼采来说,身体是具有生产性的,它生产了社会现实、生产了历史,身体的生产就是社会的生产。”7但是,福柯恰恰相反。他认为“历史摧毁了身体”。“尼采身体的主动生产性变成了福柯的身体被动铭写性。”8
如此一来,身体和权力、社会一起置入历史的洪流中。从尼采、福柯开始,身体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历史终于露出了它被压抑的一面。
二、身体凸显的奴役化
在后现代社会的今天,“身体”的凸显通过资本的运转方式、市场化的方式、生产与消费的方式、现代媒体的方式、学术理论的方式等等运作着。“身体”出现在银屏上、广告上、小说中、包装上它包围着你,诱惑着你,同时又蔑视你的身体,嘲笑你的身体,威胁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在权力的运作中遭受着奴役。
㈠服装的捆绑艺术
我们随处可见许多MODEL的服装秀。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内衣外穿早已成为当今令人聚焦的服装秀表演之一。在过去,内衣内穿是受着隐性状态下历史权力制约的。但在今天,隐私成为更加被强调的地位。内衣外穿成为夏季流行的卖点。小吊带、内裤,尤其是紧身胸衣穿在外面。看似身体的裸露是对身体自身性的展示,但是紧身胸衣之类的服装对身体的捆绑使得身体在凸显下承受着被压制的命运。
我们不妨追溯女性的服装史,19世纪末西方女性多为穿着大大的裙撑,戴着扎紧的紧身胸衣,然后再套上华丽的外衣。今天的服装T型台上,将遮蔽身体的外衣去敝,给我们展现的是活生生的身体捆绑的艺术。身体在自由裸露中沦入压制、捆绑的境遇中。
㈡高跟鞋VS三寸金莲
中国古代妇女有一桩举世惊人的壮举,那就是裹脚。这个行为代代沿袭了千年。那双小鞋,长三寸,尖锥形。裹脚的历史又是中国封建制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身体和权力的关系显性地存在着。”9现代社会中,高跟鞋的流行在反传统文化中实现着属于它存在的文化本身。尽管现代医生以及科学家们一再表明:高跟鞋对人的脚有损害。MODEI们穿的高跟鞋走T型台充分力证女性为了展示身材的高挑和修长是不会脱下这双高跟鞋的。由“三寸金莲”到“高跟鞋”所谓美的规则均是来自社会权力的操控。在我看来,“三寸金莲”对脚的压制已成为历史,那么高跟鞋对脚裸裎下的捆绑、挤压也仍会进入历史博物馆的。
㈢身体维护
那些在舞台风光大显的MODEL们都是“骨感”的形象大使。在消费文化中,瘦身美体之类的身体维护已是一大创新了。在传统社会中,宗教对身体的规训成为进入灵魂深处的基本途径。由身体是个问题到身体不再是个问题再到身体已是一个问题的轮回中。前者针对灵魂、身体的二元论中,灵魂对身体的压制;但后者则表示身体凸显的关注,即身体自身性的关注。看吧,人们开始了独特的减肥疗法、健康食物、锻炼的计划。同时,大众传媒对身体维护的宣传小册子中随处可见的是曲线优美,眼睛明亮的MM,摆着各种的姿势,欣赏身体的每个部分。胖女人始终处于窘境之中,她们得节食、运动。而人们认为肥胖就暗示着懒惰、无节制、缺乏管理生活的能力以及缺乏服从的意愿。
身体的维护,即“让你的身体为你所控制”,是在人们所处的文化中身体是通往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的通行证。忽视身体的直接后果就是降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可接受性,也是一个人的懒惰,不够自重甚至道德失败的一种标志。在称之为肉体神秘主义的时代里,对身体的关注使得人们不再致力于探索他人外貌以外的深层可能性。“身体”的完美无缺、欲望充盈、体能卓绝,风情万种是一种要求,一种生活模式,一种理想的许诺。虽然它来自于人身体本身,但是仍然受着奴役。尽管这种奴役是隐性的,是藏匿在凸显的身体之下的。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身体在权力\话语中是压制的,在奴役中享受着身体的娱乐。
㈣文身的历史化
文身是人类原始精神世界的一种现象,但它能够至今源远流长则为我们展示了一部活在人类肉体上的造型史。美国著名服装心理学家弗龙格博士认为,人的装饰形成分为两大类:肉体装饰和外表装饰。前面我们所说的服装和高跟鞋都属于外表装饰,而文身是属于肉体装饰的。文身形式包括彩绘文身、疤痕文身、刺青文身,是一种原始文化中的异化冲动,有着形形的神秘信仰气息。文身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水浒传》中武松身上的刺字既表示其罪犯的身份又显现出权力的规训来。
身体凸显下文身的历史得以延续,当代社会中以彩绘这样文明的方式作为一种身体的符码有着能指的意义。肉体在这里不仅仅是人所拥有的肉体,而且是一种历史化的肉体,是将权力\知识铭刻在平面化的肉体,是权力规训下的肉身。文身成为时尚的过程亦是身体遭受痛苦的历练。身体在寻求自由化的同时又无形地被加以权力意志的束缚,在彰显中发出另类的声音。
㈤头发的时代可写性
MODEL发型各异,颜色各样,这成为当今消费文化中的一个大众化的现象。头发从属于身体的一部分,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身体。头发受到身体的牵制,但又溢出身体的总体性之外。头发的变形、增减,无损于身体本身,与身体有着若有若无的关系。头发脆弱的附着在身体之上,是有着可塑性、表征性的符号体系。今天对头发造型色彩的迷恋折射出对身体自身的迷恋。这是带有早期弗洛伊德式自恋影子的。美发厅的盛行显示出头发对身体的脱离,从而进入到消费文化的工业体系中,进入到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流程中。如果说头发作为身体的一部分而无敝地显现的话,对于头发的加工场所――发廊是历史更替中的一种模式,一种生活结构,一种意识形态的象征。头发正是在这个场所中将身体与社会相粘合。
三、身体存在意义之探寻
通过追溯身体与灵魂二元对立模式中的流动变化,将其模式置入当今神秘肉体的时代中,以服装、高跟鞋、身体维护、文身、头发作为附之于身体的文化因子,探讨着身体在当今主流文化的凸显状态下的奴役化,引发我们的是身体如何才会真正走向自由?如何才会真正摆脱受奴役的状态,在疗救中获得真正的自由。福柯认为没有身体的体验也就没有自由的体验。即身体本身便是体验。而这种体验又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灵魂成为一种标准的和规范化了的理想,身体根据这种理想被规训,被塑形灵魂本身是权力控制肉体的一个因素,灵魂是肉体的监狱。”10可见,“福柯既反抗来自身体之外的普遍规范的奴役,也反抗来自身体内部本能欲望的奴役。”11他真正追寻的是身体作为存在本身的自由的权利。正如卢梭所言的那样,人生而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身体自由的探寻一种充满探险的历程。在这种过程中既要反抗灵魂的束缚又能够与身体凸显下的权力话语和人类动物性的本能相疏离。只有这样才会实现身体作为肉身独立存在的个体,一种不受羁绊的自由。可能这种对自由的向往多少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但这也是审视人类肉身本质存在的途径。
四、结语
身体从遭受惩罚的历史到生产的历史中,作为个体的存在之物无敝地呈现着作为肉身的意义。但在消费文化的历史中,身体从其被压制、隐匿的历史中走出来又沦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中成为权力驯服的对象。身体发出了呐喊,正如“上帝死了”那般,给予我们的是更多的对于身体为存在而斗争之探寻。
参考文献:
[1] 柏拉图.裴多[M].杨绛译.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15
[2]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9
[3] 尼采.苏鲁支语录[M].徐梵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7.28
[4] 尼采.权力意志[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37
[5] 汪民安.尼采与身体[M].前言. 身体的文化政治学.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117 .12
[6]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9
[7] 胡金木.压制、隐匿与凸显:道德教育中的身体转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10):35
[8]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1
[9] 汤献斌. 立体与平面.中西服饰文化比较北[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