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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范文1
中图分类号：K87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05-02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对古文化的热情也日益高涨起来。红山文化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新石器文化时代。红山文化年代久远，并且内涵极为丰富，乃中国远古文化的精华。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结果，依据红山玉器的造型特点、使用功能，对红山文化玉器进行了分类。对红山玉器进行分类，不但有利于人们了解红山玉器，也有助于人们对先民们的生产力水平、生存状态和文化形态有更深的认识。
一、红山文化装饰类玉器
人们对美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人类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不只是在现代，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存在。对红山文化的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玉器中存在着大量的装饰类玉器，比如佩戴在人的手、耳、颈等部位的玉器，这充分表明，在我国古代，人类就执着于对美的追求。在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中，装饰类的玉器有较多的种类，并且都有着不同的装饰目标。“玉环”就是文化玉器中的一种，玉环是壁的一种，是以大小、形制来决定所佩戴的位置的，当然，装饰效果取决于玉的质量及造型。其中大的可以佩戴在手腕上，就类似于现代的手镯，而小的则佩戴在手手指或者耳朵上，有戒指耳环的功用。
在红山文化装饰类玉器中，除了玉环还有玉珠，玉珠在红山文化装饰类玉器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玉珠的类型也相对丰富一些。玉珠是以形状来区分其类型的，玉珠的形状包括圆珠、半珠以及扁圆薄片形等。古代人根据玉珠的形状，将其串起来佩戴在颈部或是作为服饰上的装饰品。
二、红山文化工具类玉器
对红山文化进行的长期考察发现，红山文化玉器工具类玉器种类丰富，且大多是非实用性的。工具类的玉器大多数是仿照石制或者陶制类的生产工具雕琢而成的，这就足以证明远古先民对劳动生活的热爱。在红山文化玉器中，玉斧是众多玉器工具中的一种，玉斧是与普通石斧极为相似的玉器。玉斧与石斧都有着梯形的弧刃，玉斧的做工非常精致，但是与普通石斧相比只是缺少刃口，据专业的考古学家分析，玉斧应该为非实用性玉器。
在红山文化工具类玉器中，除了玉斧，最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玉棒了，玉棒是红山玉器中最为常见的类型。考古研究表明，玉棒基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短柱形状，一端呈圆弧凸起，另一端为漫圆尖形。玉棒的另一种类型是长柱形，一端为椭圆形的斜面，另一端为圆尖状。考古学家通过科学的分析初步认定，玉棒为萨满法师使用的鼓槌。
在红山文化玉器工具类中，还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玉器类型，就是玉勾形器。这种类型的玉器出土的数量极少，考古学家分析认为，玉勾形器应该是一种复合器。
三、红山文化动物类玉器
不论是在远古时代还是近现代，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所以，在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动物造型的玉器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比例。动物类玉器种类繁多，造型各异，充分体现出古人对动物的喜爱及审美倾向。在红山文化动物类玉器中，最具典范代表性的应该属于玉猪龙。玉猪龙的造型极为独特在出土的玉器文物中玉猪龙的形象是比较惹人注意的，玉猪龙的头部与猪类似，表达了人类生活与猪的较为密切的关系，印证了古代人有“猪由龙变”的传说。更重要的是，玉猪龙与中华民族龙的信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该玉器也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
双猪首环形器在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也是极为少见的。这件玉器呈长条形，顶侧为三联弧状，玉器身中部有三个并排圆孔，两端均有一个猪首形状的装饰，考古学家称之为“双猪首环形器”。
兽面形器也是一件也是非常少见的类型，该玉器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仅有一件。兽面形器的颜色为淡绿色，器体呈扁平状，正面为兽面图案，眼、耳、口、鼻雕琢非常清晰，中部有两个小孔，能够穿系捆绑。有考古学者推测此玉器为腰带饰物。
此外，在红山文化动物类玉器中，还有一部分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玉鸟，它们造型不一，体态多样。另一种较为常见的就是玉龟，玉龟雕刻较为逼真的玉龟，而且是迄今为止最早的玉龟。玉蚕也是这类玉器的一种，表达的是先民对丰衣足食生活的向往。每一种类型的玉器，都寄托着远古人类不同的生活愿望，都是对美好未来祈祷。
参考文献：
〔1〕吕昕娱.红山文化玉器类型探析[J].前沿，2011，（20）：2011.20.45.
〔2〕刘晓琳.红山文化玉器类型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
〔3〕赵宾福.红山文化研究历程及相关问题再认识[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4）.
红山文化范文2
关键词： 红山文化 “坛庙冢” 原始礼制
礼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也是其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与礼制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大戴礼记》曾极其精当而深刻地从自然、人生和社会三个层面，把中华礼制文化的核心概括为祭祀天地、崇拜祖先和崇尚王权这样三大基本内容[1]。三代后的古代中国，崇祀天地的重要场所就是南郊礼天和北郊祭地，其基本的物化载体是天坛和地坛；崇拜祖先的最基本形式是宗庙祭祖，其物化载体是宗庙建筑；尊崇王权则表现在王权被神化，其基本物化载体形式众多，包括器物、建筑及陵墓。基于这些，从红山诸文化中已可看出逐渐形成的原始，原始社会制度，以及古国雏形。
一、红山文化中的礼天祀地与宗教起源
自然与人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没有大自然就没有人类本身，大自然不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且是人类精神世界赖以形成的基础。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人类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现有的自然资源和栖息条件。而自然界对人类的恩赐与灾难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人类在自然面前是那样的渺小脆弱。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红山先民逐渐对自然界产生神秘感、依赖感和敬畏感。他们认为自然界是高于一切的，它操纵着天，控制着地，主宰着人类的生老病死。原始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当自然被抽象时，一个个虚无缥缈、各霸一方的“神”就产生了。
原始人类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是有灵性的、神圣的、是人类力量所不能达到无法企及而万能的。他们用这种观念解释自然界的多样性、变幻性和喜怒无常的情态，并通过对自然的崇拜和祭祀寻找与自然沟通的方法途径，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崇拜看似向神顶礼膜拜，其实是原始人类通过祭祀影响自然使之为自己造福。“他们把自己对大自然全部丰富的情感，包括热爱、畏惧、依赖、赞美、敬佩等复杂的情怀，倾注到崇拜形式下的精神创造活动中去，催生出原始舞蹈、音乐、美术、雕塑、神话，形成一整套原始文化，而宗教就是这种原始文化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和普遍根据”[2]。
原始人类并不知道地球与大气的道理，在他们看来，地面以上的空间就是天，而脚下目之所极就是地，所以中国自古就有天圆地方之说。在《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以单层石块砌成，边缘都以大块河卵石砌出两圈，石圈内铺设较小石块形成台面的圆形祭坛，最初的功能应该是用于祭祀太阳，而其北面的石圈形台址与方形基址相互对称使用，具有了祭天祀地的意义。牛河梁积石冢冢体本身就是庞大而规整的地上砌石建筑，由于层层叠起的石台阶都在冢的周边，冢顶就显得宽敞而较平坦，其状非方即圆，或方圆结合，上圆下方，方圆相叠，十分规整而考究，所以积石冢的冢体本身就已具备了祭坛的功能，“有的三层圆结构的祭坛更酷似明清时期北京天坛的圜丘。冢坛又围绕神庙而设置，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祭祀氛围和以神为明确的祭祀对象”[3]。
从红山文化的祭祀址、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来看，分为装饰类玉器（玉环、镯、珠、牌饰等）、工具类玉器（斧、钺、棒形器、钩形器、纺瓜等）、动物类玉器（猪首、兽面形器、鸟、龟、鱼等）、人物类玉器（玉人）及特殊类玉器（勾云形玉器、玉箍形器、璧、双联璧、三联璧等），其中以玉璧、玉箍形器最受注目。在红山文化墓葬中，玉璧往往是在殓葬时作为特殊象征意义而放置在墓主人身体上、下、四周等特定位置。牛河梁第二地点M21出土10件玉璧，呈对称状放置在墓主人头骨两侧、臂骨内侧、大腿骨外侧及小腿骨下面。牛河梁第5地点M1出土2件玉璧，对称放置在墓主人头骨左右两侧。玉璧具有多种功能，圆的外形象征苍天，中间的圆孔则象征太阳，故它是原始先民用来祭祀苍天和太阳的礼器，礼天是玉璧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玉箍形器在牛河梁第二地点M14、M15、M21，牛河梁第三地点M7等均有出土。这类玉箍形器常出自大、中型石棺墓内，其出土位置多数是横置在墓主人的头部，也有的放置在墓主人胸部过肩部。从玉箍形器的形制和出土位置等情况来分析，它有可能是束发的工具[4]；也有可能是一种铲东西或撮东西的用具[5]，其原形应是对骨匕或相关骨质器具模仿的结果；还有可能是模仿陶质斜口器，作为重要的祭祀器物来使用。它与无底形陶器的造型也有一定关系，其贯通天地的祭祀功能突出[6]。从器物形制来看，玉箍无底――下可直接与地神相通；玉箍无顶（或盖）――上可直接与天神相接。天神俯视一贯而地，地神仰视而一贯至天，进而达到天地的贯通。玉箍底部圈廓平整――便于直立于地。玉箍的斜式顶沿――直接承继了先人斜口陶器器形，便于执事者（神职人员）将其通神之灵物插放，而且从玉箍的下小上大的直径来看，亦十分便利于将内插神物散展开来。玉箍底部的对称双孔可能是为了穿绳携带方便。总之，无论是从玉箍的形制上还是使用的内涵上来看，它都是便于相天地之神表明心迹，进而与神相沟通。
红山文化中的遗址、墓葬、祭祀址等都反映出红山先民们对自然界的崇拜，而它也是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红山文化中的“坛、庙、冢”与礼制宗庙的起源
关于牛河梁“坛、庙、冢”的性质，严文明先生曾指出：“牛河梁是一处红山文化的宗教圣地和贵族坟山。这些贵族应该是已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掌握相当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利的人物，离真正的国王大概也只有一步之遥了[7]。”就是说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出现，表明了早在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等级制度已初步成型，宗庙礼制逐步规范化，出现了大规模的礼祀活动。
应该说明的是，在高山上以积石为冢，并同时设置祭坛来专门礼葬那些特殊的社会上层人物的现象，早在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出现。1988―1989年间，在白音长汗遗址西侧山峰上，曾经发掘到一处以玉器随葬的兴隆洼文化积石冢群[8]，共有7座，顺山脊错落排列。其中规模最大的M5，是一座直径6～7米的石圈墓。此墓位于山峰正顶最高之处，上有积石，积石下为长方形石板墓穴，已被盗掘。其余诸墓除了不见石圆圈外，积石下的墓圹皆为土坑竖穴，规格明显偏低。显而易见，位于山峰上的这处只有7座墓葬的墓地，绝不是山下聚落遗址中普通社会成员的公共墓地，而是少数受到特殊礼遇的上层人物的葬所。其中，只有规格最高的M5有石圆圈，可见在当时先民的意识中，石圆圈是用来尊崇那些地位最高的祖先神灵的。
1997年在洪格力图清理的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积石冢群墓葬中，有多处积石冢墓葬同样顺山脊分布于洪格力图敖包山顶部，出土了大量玉、玉匕、玉斧，此外还有两件小型陶塑人面像。
从兴隆洼文化的葬俗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上层人物不入普通社会成员公共墓地，而另选于山顶安葬；地位最尊者，墓上设有圆形祭坛；这种积石冢中多数有代表神主性质的小型陶造像。到了红山文化晚期，山上积石为冢，冢上设坛为祭和同时供奉神主的葬俗礼制得到进一步发扬，并出现新的礼制内容。其表现为，一是墓葬的规模明显加大，如牛河梁遗址由13处具有中心大墓的巨型积石冢或积石冢群，组成了一个占地数十公里的浩大墓区。二是规格较高的大墓筑成方坛形状，圆坛被单独建在墓侧。如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带有石椁的二号积石冢，是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最高规格墓葬，其主体为方形大坛，东侧由三层石圈砌成的巨型圆坛。三是一冢多墓，即每个积石冢都是由中央大墓和周围环列的诸多小石棺墓组成，而且普遍都以玉器随葬，同时并出现二次拣骨葬的现象。四是墓中供奉神主的做法有了新发展，出现了直接把体量较大的造像供奉在墓地之上的现象。如在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和四家子积石冢中，分别发现了墓上的陶塑神主和石雕神主[9]。五是在墓区中心位置出现了建造在山顶之上的大型广场和众神济济的女神庙。
从葬俗礼制的发展不难看出，它是对祖先崇拜的实质表现。首先，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积石冢的考古学文化内涵都是安葬社会上层人物的墓葬，这一点脉络发展清晰，有据可查，应无可置疑。其次，从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来看，独立的艺术和艺术品的出现不早于汉魏，在这之前的所有艺术造型都与宗教礼仪生活有关。从这点看，红山文化积石冢墓葬中的人形神主，所代表的本质只能是祖先崇拜，不会是其他什么。
在社会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的情况下，红山先民的心目中认为凡是对于本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特殊意思的上层人物，死后会进入神界而成为天神，并继续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先民们认为人死后鬼魂会留在墓冢中，而离天近会进入神界，因此才把那些受到尊崇的祖先安葬在居住地附近的山上。因为各个氏族或部落有自己所属的地域，所以早期的祖先神都属于区域性的社会保护神，还不具备三皇五帝的天下共神的概念。由于各个社群都分别在自己的圣地祭祀各自的祖先，而在原始先民的概念中，祖先和自然界中的诸神又是混为一体不做区分的，因此就产生了“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10]的观念，而后世“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11]，以及“三代命祀，祭不越望”[12]这类礼文的产生，也可以在这找到历史文化的根源。
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中出现的一冢多墓和二次拣骨葬现象，对于宗庙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在一般意义上说，积石冢是社会上层人物的特殊墓葬方式，那么有一冢多墓现象便不是出于血缘关系家族成员的合葬墓。如果我们把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相比较，不难发现从牛河梁遗址所体现出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是一个具有多层结构、规模庞大的社会政治实体。当数量众多的本来是彼此分散、相互隔绝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在某种动力的驱使下，通过和平的或战争的方式，被纳入一个新的、统一的群体之后，支配这个群体的最高首脑人物和被接纳的统一祖神便应运而生。如果说牛河梁中心大墓的主人是新的政治实体形成后的最受崇拜的祖神的话，那么在大墓旁边的小型石棺墓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大的社会实体中各部本尊崇的人物，所以被安葬在这。而二次拣骨葬的石棺墓则可能是新加入的部落从原来的圣地迁来的祖先了。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来分析一下女神庙。《释名・释宫庙》载：“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又，《说文》载：“庙，尊先祖之貌。”可知庙的本义是指尊奉祖先神主的地方。而众神济济的女神庙就正是这样的地方。集体崇奉众多祖神的做法，正是我国古代制祀的基本原则，所谓：“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安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13]后世出现的帝王祖庙和民间宗祠，无一例外，都是列祖列宗共济一堂，分享礼祭。
总之，红山文化“坛、庙、冢”代表着中国古代早期祭祀之礼的出现，对于中华礼制文明的起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注释：
①《大戴礼记》卷1《礼三本》：“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祖先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祖先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生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祖先而崇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②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③郭大顺.龙出辽河源.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④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6）.
⑤林已奈夫.红山文化出土的所谓马蹄形玉箍.中国文物报，1990-5-10（3）.
⑥刘国祥.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台湾大学理学院地址科学系，2001.
⑦严文明.中国王墓的出现.考古与文物，1996（1）.
⑧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93（7）.简报作者最初认为这批墓葬的性质属于兴隆洼文化，后来又认为属于红山文化早期阶段，应以兴隆洼文化为是.
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8）.b.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陵源市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1998～1999年度的发掘.文物，2001（8）.c.金满都.我市红山文化考古又一重大发现――四家子红山文化积石冢清理完毕.赤峰日报，2001-7-23（1版）.
⑩左传・僖公十年.
{11}礼记・王制.
{12}左传・哀公六年.
{13}礼记・祭法.
参考文献：
[1]蒋晓艳.红山文化与中华礼制文明[D].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田广林.中国北方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D].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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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伟.从红山文化古玉看中国古礼[J].青年文学家，2010（01）：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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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闫建刚.礼制的文化分析[D].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红山文化范文3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猪龙；双兽首璜形器；甲骨文
中图分类号：K87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07-06
一、绪论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辽西地区辽河中上游一带发现了新的文明圈文化遗迹，该文明圈文化被称为“辽河文明”。被誉为“辽河文明之奇葩”的红山文化遗址（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3000年）中发现了各种形态的玉器。
本论文主要考察的玉器有：玉猪龙、双兽首璜形器。本论文将阐明这些玉器制作时所模仿的事物及其所蕴含的象征意义。
二、现代人及红山人之间的视角差异
关于红山文化的代表玉器之一――玉猪龙的推测具有多种学说，如：猪图腾说、马图腾书、鹿图腾说、狼图腾说等。笔者对于关于玉猪龙的各种学说中的“猪图腾说”，表示认同和支持。
但是，在研究解答“玉猪龙到底取形于何种动物？”的疑问之前，应该首先想一下：我们确实是以红山文化时代当时红山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的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
首先，红山文化的玉器大部分是在玉身的中部凿有小孔，以便用线可以挂起来。当时，小的玉器应该像戴项链那样戴起来，大的玉器应该挂在墙上。红山人看待玉猪龙的时候，总是从玉身用线悬空而挂的样子。但是，现代人却对此毫不关心，总是从现代人的视角去观察、去研究，结果就产生了问题，因为现代人看事物的角度大部分都是兽首向上的样子。
现代人与红山人之间的视角差异，下面将通过几张照片资料进行考察。下图所展示的是与红山文化相关的论著以及论文里所展现的玉猪龙的样子和各种铸造模型所展现的玉猪龙的样子。
如上资料所看到的玉猪龙的样子虽然对我们而言是眼熟的，但是却完全不是红山人的视角。因为玉猪龙玉身的中间有孔，如果用线将其挂起来，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将是一种完全迥异的样子。然而，这种用线挂起的玉猪龙的样子却就是红山人通常所看到的玉猪龙的样子。因为，笔者认为：我们要想研究玉猪龙形状，那么首先应该从将玉猪龙用线挂起来之后的形状入手，这样的研究才是正确的。
三、“虹”字的甲骨文字形及关于彩虹的古代记录
那么，这种用线挂起来的玉猪龙的样子取形于什么事物呢？红山人究竟是看到了什么，而制造出这种形状的玉猪龙呢？笔者认为，玉猪龙的最初形状取形于彩虹，下面将就此举出相关的几点证据。
根据古代记录彩虹是一种一头儿或者两头儿兽首的弯曲虫子或者蛇形动物，一般与水或者云彩有关，具体介绍如下所示：
第一，东亚最早出现的文字――甲骨文中表示“彩虹”的“虹”字具有特殊的形状，即：在彩虹的两头儿各有一兽首。
第二，甲骨卜辞中也有记载：“有出虹自北饮于河”，即：彩虹出现于北边，而饮黄河之水。
第三，《说文解字》中记载道：“虹，也。状似。”即：虹就是彩虹之意，其形状像虫子。
第四，《释名》记载道：“，其见每于日在西而见于栋，饮东方之水气也。”即：每次太阳在西边的时候，彩虹可以从东边看到，饮用东方的水汽。
第五，《山海经》记载道：“各有两首。”即：彩虹有两个头。
第六，彩虹取形于动物，而且处于饮水之态，这种观念在韩国《三国史记》中也可以发现。新罗真平王53年（631年）7月记载道：“白虹饮于宫井，土星犯月。”即：白色的彩虹饮用宫中的井水，土星犯月。
第七，这种弯虫或者蛇模样的彩虹在《金石索》一书中有所提及，即：在东汉时期山东地方的武氏祠的画像石上画有两头为龙首的彩虹。（参考资料5）
第八，甲骨文以后从金文开始一直到现在， 表示“彩虹”的汉字有：虹、、、等，这些字都是以“虫”字为部首的。甚至是对于彩虹而言有雌雄之分，“虹”表示雄虹，而“”或者“霓”表示雌虹。
综上所述，古代人所认为的彩虹有如下特征：
（1）身体弯曲的巨大蛇形动物；（2）一头儿或两头儿附有大嘴；（3）饮用江水，飞往天空，向大地洒雨；（4）是后代人勾勒出的“龙”的前身。
四、各种文化圈中“彩虹”的象征意义――连接人间和天界的彩虹
在东亚从古代开始，人们把彩虹这一自然现象认为是一种“身体呈半圆形弯曲的、两头儿有大嘴的、巨大蛇形的动物。”被画成这种形状的彩虹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
世界各种文化圈中，彩虹具有如下象征意义：（1）连接天上世界和人间社会的桥梁；（2）神的神圣的标志；（3）超人类的英雄之弓；（4）怪物等。
Raymon L. Lee， JR与Alistair B. Fraser共著的《彩虹桥梁：艺术、神话及科学里的彩虹（The Rainbow Bridge： Rainbows in Art， Myth， and Science）》第一章“通往神的桥梁（The Bridge to the Gods）”中介绍了各种文化圈中的彩虹象征意义。
相互不同的文化圈中的彩虹具有各种不同的象征意义。但是，最普遍的象征意义就是作为人类社会和上天世界的桥梁――“彩虹之桥（Rainbow Bridge）”。
特别是笃信北方萨满教的北欧神话中连接人间社会和神的世界――仙宫（Asgard）的Bifrost桥本身就是彩虹。Bifrost彩虹桥是只有神们以及战死沙场的英雄们才能够使用的，彩虹的一头儿是神的世界，在北欧神话中，“通往上天的彩虹桥”的观念在欧洲广泛传播。笔者认为持有北方萨满思想的北欧、中国、蒙古、韩国等都有这种想法。
五、红山文化双兽首璜形器及彩虹
红山文化时代当然也肯定会有彩虹的，但是当时红山人看待彩虹的视角与现代人的视角是不同的。
对红山时期的人们而言，天上出现的彩虹超出了自然美丽的程度，成为一种神秘的经历。现在虽然无法推断彩虹对红山时期的人们具体带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是就许多文化而言，彩虹象征着“连接上天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桥梁或者通道”。由此推断，对于红山时期的人们而言彩虹应该具有相似的象征意义。
对红山人而言，彩虹应该象征着天神与人类交融的一种特别意义，这一点通过红山文化的双兽首璜形器的形状可以充分予以推断。如前所述，通过（1）“虹”字的甲骨文字形（请参考资料3、资料4）（2）东汉时代山东地区的武氏祠画像石上所画的双龙首彩虹形状（请参考资料5），可以推断红山文化中所发现的玉器中的双龙首玉璜或者双兽首璜形器是取形于彩虹的形状（请参考资料6、资料7、资料8）。
大部分的中国学者只是将这些玉器解释为“玉璜”，而对这些玉器最初取形事物或者象征意义并没有太多提及。
玉璜是用玉做成的“璜”，所谓的“璜”是夏朝国王启所佩戴的礼器，半圆形玉环中间有孔，被称为“半璧”，玉璜从红山文化时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
后世的玉璜主要有两种形状，一种是半圆形，另一种是弧形。孔的位置如下两种：（1）新石器时期大部分璜孔位于半圆或者弧中间，挂起来的时候就像天上挂起一弯彩虹；（2）后世的部分玉璜在半圆或者弧的两头儿有孔儿，挂起来的时候，形成与彩虹形成相反的方向。
新石器时期在玉器上以图腾兽首予以装饰，到了后世，逐渐演变成人形璜、鸟形璜、鱼形璜、兽形璜等多种形状。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以龙首装饰的玉璜很多，到了唐代以后玉璜数量逐渐消失。大部分时期的“璧”、“璜”主要用“玉”制成的，因此也称为“玉璧”或“玉璜”，可以说红山文化时期正是玉璜的起源时期。
笔者认为红山文化中所发现的玉璜最初的形状就是取形于彩虹的形状的。到了后代，玉璜逐渐变得多种多样，主要分为三种，例如：（1）与红山文化玉璜一样，两头儿装饰有兽首；（2）一头儿装饰有兽首；（3）不装饰任何兽首，截取圆玉的一半而制成的。以上三种形状的玉璜相应的装饰也是多种多样的。
如前图所示，取形于彩虹的玉璜中，也发现了只是一头装饰有兽首的玉璜。然而，不管是两头儿装饰有兽首的玉璜，还是只是一头装饰有兽首的玉璜，这些都是后代典型的玉璜形状。
六、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及彩虹
笔者认为只是一头装饰有兽首的玉璜同样也是起源于红山文化，即：红山文化中的所谓的“玉猪龙”。
一般而言，中国学者们认为玉猪龙是取形于龙形的玉器，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呈半圆形的弯曲玉璜与其说像龙形，还不如说像象征着生命的胎儿形状。但是，笔者认为这些主张有待进一步考证，笔者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笔者认为红山文化中的代表玉器之一――玉猪龙正是一头儿装饰有兽首，取形于彩虹，是后代玉璜的最初形态之一（请参考资料1、资料2）。红山文化中所发现的玉猪龙不是单纯的图腾雕刻品，而是取形于彩虹制作而成的决定性根据，笔者认为有如下两条：
第一，如前所示，将（1）“虹”字的甲骨文字形，（2）两头儿装饰有兽首的各种后代玉璜，（3）只是一头儿装饰有兽首的各种后代玉璜进行比较之后，推断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取形于彩虹的观点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第二，用于挂玉猪龙的孔位于玉器的中间。这一点到现在为止并未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大部分论文及论著中所看到的玉猪龙都是龙首向上的形状（请参考资料10-1）。如果玉猪龙只是单纯地取形于图腾兽首，那么就应该在兽首下边凿孔，以便将玉猪龙挂起来时或者戴在脖子上能够更好地看出动物的形状。
然而，不管是出土品还是个人收藏品所有的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都是在中间凿有小孔的，挂起来或者戴在脖子上时，都会呈现彩虹形状，显现出玉璜的样子来（请参考资料10-2）。而且与玉猪龙一样的只是一头儿装饰有兽首的玉璜在后代也被发现过，由此看来，笔者的主张并非错误的。
因此，笔者认为红山人（1）取形彩虹，将自己图腾的兽首装饰在玉器的一头儿而制成玉猪龙，（2）这种形状通过演变，逐渐出现两头儿装饰有兽首的双龙首玉璜、双兽首璜形器、双猪首玉璜等。
那么，取形彩虹的最初玉璜头儿上为何装饰有兽首呢？笔者认为该兽首是红山人图腾动物中的一种。图腾既是动物神又是祖先神，祖先一般与天界相关，并且对于红山人而言，彩虹也具有“住在天界的祖先下凡到人间所必经的桥梁或者通道”的意义。由于图腾思想的存在，人们将自己的祖先神与特定的动物关联在一起，因此，在取形于彩虹的玉器的一头儿或者两头儿装饰上象征祖先神的图腾兽首。
红山人记住彩虹的形状，为了将其象征意义传承给后人，因此制出双兽首璜形器，以作纪念。同时可以推断，在给祖先或者天神祭祀时，人们把小的玉璜戴在脖子上，而将大的玉璜挂在墙上。在红山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玉猪龙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早取形彩虹的立体式雕刻作品。
七、结论
笔者认为，（1）红山文化中的“双兽首璜形器”以及“玉猪龙”是模仿彩虹而制造出来的，（2）彩虹形状的两头所装饰的兽首是红山人的主要图腾动物――猪的首部。并且，这种玉器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挂饰在脖子上的，只有可以连接上天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巫师才能佩戴的仪式用玉器。
如果笔者的这种观点具有说服力的话，那么这种观点还可以应用到当时建设商朝的商族的起源研究问题上。笔者认为，（1）商族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区向西南方向迁移，后来建立了商朝；（2）商族造出了甲骨文，并以红山文化玉器的彩虹形状为基础，最终造出了“虹”字的甲骨文（ ）形状。
笔者认为北方萨满教的固有思维体系为由一持续分化为三的“三数分化世界观”，即：1-3-9-81。在“三数分化世界观”里，3、9（3X3）、81（9X9）被用作非常重要的圣数。“三数分化世界观”最初被系统化的时期也是红山文化，特别是后期（公元前3500-3000年）。如果以作为北方萨满教固有思维体系的“三数分化世界观”为基础，那么对于红山文化，就会更好地系统地进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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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氏祠位于东汉时代山东嘉祥城南边的武宅山，是武氏的家族墓，也被叫做武梁祠。建有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开始到延熹十年（167年）间武梁、武荣、武班、武开明等武氏家族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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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中将表示雌虹的“霓”字写作“”，同义。出现双虹时，第二次彩虹成为雌虹，雌雄虹的概念就是为了区别有时出现的双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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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禹实夏.关于东北亚萨满思想圣数（3.7.9.81）的起源.《檀君学究》第10号，檀君学会，2004，205-240.
〔12〕禹实夏.3数分化的世界观.首尔：松树出版社，2012.
〔13〕禹实夏.“红山文化玉猪龙・双兽首璜形器・双兽首三孔器的象征意义与‘幻日’现象”，东亚世亚古代学会，《东亚世亚古代学》第24辑.2011.4.20，63-133.
〔14〕引自《山海经》
《三国史记》卷第四第四真平王：五十三年（631）秋七月，遣使大唐献美女二人，魏征以为不宜受，上喜曰：“彼林邑献鹦鹉，犹言苦寒，思归其国，况二女远别亲戚乎？付使者归之，白虹饮于宫井，土星犯月。”
红山文化范文4
关键词：红山文化；氏族社会；图腾崇拜
中图分类号：K8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018-04
“图腾”观念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图腾崇拜活动，是原始社会随着氏族制的形成而产生的带有体制性的宗教崇拜形式之一。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同原始人的思维能力及社会形态的发展及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久远而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只能靠语言和图腾信仰传承精神和理念。图腾崇拜是人类原始社会世界性共生的文化现象，也是人类文明的萌芽阶段。在对史前人类文化的研究中，可能还没有哪一项比人们关注图腾、讨论图腾这个人类早期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更令人兴奋和眼花缭乱的。因为图腾既是人类最早的一种宗教制度，又是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它是原始法律、原始艺术、原始哲学的混合体”。①图腾崇拜构成了史前人类原始宗教文化最核心部分之一。
一、图腾与氏族社会关系的理论及其分析
在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图腾研究中，大体有两种倾向，绝大部分学者支持史前中国文化普遍存在图腾，但是更多的是简单的对号，并没有对西方图腾理论进行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对我国史前考古材料作科学的分析。而一部分学者是相当谨慎的，他们不认同中国史前普遍存在过图腾崇拜，如冯汉骥认为亚洲境内各原始民族很少有图腾的迹象。②张光直也认为中国史前文化中，并没有发现典型的图腾崇拜的材料，不赞同简单的附会。③产生这样的分歧，大体源自于对西方图腾理论的理解不同以及考古资料发现的状况。我们有必要对近代西方图腾理论进行一下梳理。从而找出具有普遍性的图腾制的本质内容。
西方学术界把图腾崇拜同氏族联系起来加以论证的源于19世纪下半叶，1869年英国学者麦克伦南在英国《双周评论》1869-1870期上发表了《动物和植物崇拜》的长篇论文，认为图腾制是拜物教加“族外婚”和母系继嗣制，真正开始了图腾制理论的研究。1899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学报》总第18期上发表《对图腾制及其相关的现论的几点看法》，认为图腾制是原始人为了巩固氏族，在更大的部落范围内将氏族联合在一起的一种组织手段。20世纪10年代前后，美国学者兰格认为，图腾制是原始人与“族外婚”相关联的血统信仰。大体同时，德国学者扎普莱特尔已提出了与之几乎相同的观点，认为图腾制是与“族外婚”相关联的氏族称谓。在西方现代图腾制理论研究中，有两部重要著作的发表，把图腾制研究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是弗雷泽的4卷本《图腾制与族外婚》，一是戈尔登维塞的《图腾制分析研究》。弗雷泽给图腾崇拜下了个定义：“图腾崇拜是半社会半迷信的一种制度，它在古代和现代的野蛮人中最为普遍。根据这种制度，部落或公社被分成若干群体或氏族，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自己与共同尊崇的某种自然物象――通常是动物或植物存在血缘亲属关系。这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被称为氏族的图腾，每一个氏族成员都以不危害图腾的方式来表示对图腾的尊敬。这种对图腾的尊敬往往被解释为是一种信仰，按照这种信仰，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是图腾的亲属，甚至是后代，这就是图腾制度的信仰方面。至于这一制度的社会方面，它表现在禁止同一氏族成员之间通婚，因此，他们必须在别的氏族中寻找妻子或丈夫。”戈尔登则认为：必须关涉到三个方面的内容才能成其为图腾制：1.氏族的组织结构；2.作为氏族称谓和象征的动植物属性；3.对氏族和对动植物之间关系的宠信。1948年英国著名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发表的《巫术、科学和宗教》一文，用功能主义的学说来解释图腾制的起源。他将图腾制界定为三个方面的问题：1.图腾制之所以总与动植物发生联系，是因为动植物为人类提供生命之需；2.人类集团与图腾物之间的礼仪和信仰关系的基础是由于人类对图腾物所产生的敬畏、钦羡等情感；3.图腾制一方面将自然界分成有限的几个品种，一方面恰好将部落也分成相应的氏族，每一个氏族毫无疑问的拥有不同性质的图腾。因此，马林诺斯基认为理解图腾制的核心问题在于：为什么此一图腾不存在彼一地方。梳理上述关于图腾的理论，几乎都与原始氏族或部落区别有关。
中国学者对图腾理论的系统研究应该始自20世纪三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论著。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引发出了大量讨论图腾制的文章，使我国有关图腾与图腾制理论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对中国70余年研究的状况，俞伟超、汤惠生作了切中要害的评价：“中国学者对图腾制问题的争论，似乎缺乏中心议题和讨论焦点，并显得对西方所存在的争论了解不够，从而其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还远远不足”。“我国已出现的有关图腾制的论述，只要一经推敲，就会看到许多作者对国际上已有的图腾制研究成果，往往了解不够，因而其论述常常并不严密”。④俞、汤二氏在综合西方理论中似乎找到了理解图腾制的钥匙“今天我们如果考虑到二次大战以后国际上的新研究，可知图腾制的根本内容和特征其实只有两个：命名制和族外婚”。⑤
依据上述理论，笔者认为史前人类图腾崇拜的宗教基础应是原始动植物崇拜的发展演变，其社会基础应该是以氏族产生为前提的，是氏族不断分裂中，一个氏族为了区别其它氏族，从而更好的巩固族外婚，便把原来最为崇拜的动植物升华为标志本族的一种徽帜。一般来说，具有同一血缘关系并处于相同地域的各氏族大体都有相同的图腾，而没有血缘关系的，即使处于相同的地域，也不会有相同的图腾，因此图腾崇拜就显得形形、丰富多彩。图腾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除对氏族起到保护神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防止族内婚的再度发生。因此图腾与母系社会相始终，到父系氏族社会时，图腾作为母系社会宗教观念的余绪逐渐演变成人们怀念祖先并永志难忘的远古神话。如“玄鸟生商”的神话就是对史前时代商族形成前图腾文化的文字追忆。当只有文字的隐喻性记述，而无实物表现其观念的标志，这种观念文化已经是文字记载以前或很久的事情了。
在考古所揭示的形象材料中，我们又如何界定图腾和非图腾之间的区别？近代以来的西方图腾理论五花八门，以致于学术界关于图腾至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然而，大致的轮廓还是存在的，认真归纳一下，它大致有以下几种特征：1.原始民族的社会集团，采取某种动植物为名称，用以区别其它集团，又相信其为集团之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2.作为图腾祖先的动植物，集团中的成员都加以崇敬，在猎取或以其为食物时，一般都要举行祈祷祝词；3.同一图腾集团的成员，可视为一完整的群体，他们以图腾为共同信仰。身体装饰、日常用具、住所墓地的装饰，也采取同一的样式，表现同一的图腾信仰。男女达到规定的年龄，举行图腾入社式。同一图腾集团内的男女禁止结婚，实行绝对的外婚制。在纷乱的图腾理论中，最权威的莫过于氏族产生后并在其发展中，用来作为区别的标志。图腾禁忌因而成了人类最早的戒律法典，它为人类由野蛮状态向道德状态过渡提供了最基本的可能。
二、红山文化氏族社会的发展与图腾崇拜
红山文化存不存在图腾崇拜呢？如果有应该达到一种什么程度？又如何区别与其他，尤其是与自然崇拜中的动植物崇拜的关系，这都是研究者所必须考虑的，否则就会犯用西方的图腾理论去对号入座的错误。正如张光直在讨论半坡氏族有无图腾崇拜时认为“要确立图腾的存在，要先确立氏族的存在”。“半坡村的住民是不是用鱼做图腾呢？这里有氏族组织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将鱼与个别的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同时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也建立起来”。“个别的图腾一定要与个别的社会群相结合”⑥一般来说图腾存不存在所要研究的史前文化之中，取决两个缺一不可因素，一是看所要研究的史前文化遗迹中有没有反映神性崇拜及其相关的实物资料，这种实物资料又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同世界各地史前时期人类文化一样，发生在6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的中晚期遗存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神性崇拜及其相关的资料。尤其是红山文化中晚期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石雕、陶塑，其中有很多都是动物的造型及其动物原型的抽象化。他们都具有原始宗教的文化内涵，而且大都是以玉雕的方式存在的。二是要看这个史前社会氏族的发展状况，图腾崇拜的发生、发展、衰落是有其历史阶段性的，大体形成于氏族社会产生的很长一段时间后，到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达到鼎盛，这种状况一直到进入父系社会时还要存在一段时间，当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也就是图腾时代的终结。从20世纪初第一个红山文化遗址――红山后被发现以来，到20世纪末在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发现了数百处属于红山文化早、中、晚期的遗址，已经发掘的典型性遗址已达数十处。⑦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红山文化的聚落遗址调查中，内蒙古敖汉旗在旗内6条河流范围内共发现红山文化遗址502处，大约每16平方公里就有一处遗址。⑧近年来国际联合考古调查组在赤峰红山区、松山区的锡伯河、半支箭河和阴河流域765.4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区域性考古调查，共发现160处红山文化遗址，平均不到每5平方公里即有一处遗址。⑨这两处区域调查所在的地方实际上都是位于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范围内，代表了红山文化聚落分布最为集中地区的一般情况。另外在大凌河流域陆续发现和发掘的红山文化中晚期的“坛、庙、冢”遗址，为揭示红山文化氏族社会的发展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首先，我们分析一下红山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有学者认为“在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工具中，以大型砍伐器和石耜为主，它们主要与砍伐、垦荒、起土有关，而缺乏与农田细作有关的铲类等工具。双孔石刀应是收割粮食的生产工具，而石磨盘、石磨棒则是用来加工谷物等的生活工具。这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以耜耕农业为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红山文化时期的经济类型属于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和家庭畜牧业的综合型经济类型”。⑩我们认为这一估计还缺乏一些必要的资料证据，如碳化的作物果实等，但从红山文化出土的生产工具等资料分析看，红山文化早中期仍以采集业和狩猎业为主，但是农业已经发生，因为磨盘、磨棒在红山文化各遗址中是非常普遍的，采集业一般是不会用这种加工工具的，它应是农业发生后的产物。其次，从红山文化各遗址的房址和聚落址的分布和规模看，它们在地域的分布上往往相对集中，并存在着联系和交往。在聚落的分化与变动中，出现了中心性聚落和普通型聚落的分野。根据上述两点的分析，红山文化的早期、中期已处在母系社会繁荣阶段。而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完成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并出现了权力人物，这从牛河梁积石冢墓葬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苏秉琦先生明确指出，“出现了坛、庙、冢的红山文化后期，已率先跨入了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一个阶段，即“古国”阶段”。11 但即使到了“古国”阶段氏族的形态仍然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红山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
在探讨红山文化有无图腾崇拜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中，除了应具备社会基础―氏族社会的发展一个因素以外，还要具备考古发现中具有神性资料的数量和性质等要素。红山文化神性崇拜的资料极其丰富。在红山文化的各遗址中，出土和采集了诸多动物玉石器，诸如各种猪首（龙）形器、各种鸟形器、龟形器、玉鱼、玉蚕，每一种动物都应该是一个氏族或氏族集团的图腾标志。通过红山文化玉石器及其他考古材料仔细的分析，红山文化应以“猪龙”、“鸟”等为其最主要图腾崇拜对象的，也就是说在红山文化的氏族社会中以“猪龙”、“鸟”为图腾的氏族为最多，并以“猪首龙形器”、“鸟（）形玉器”、和“勾云形玉器”三大玉器群为其各自氏族图腾徽帜的。从而形成了各自的氏族集团，即部落或部落联盟。
不同的氏族（族团、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各自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图腾。一个族团选择何种物类为图腾，是与他们生活的地域和地理环境特征、经济特征、谋生手段、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特征与族群、成员、地域、结合，用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表现出来，以区别于他族。当选定的动物作为原生图腾之后，还有一个与族人结合的过程。图腾使一代一代的族人凝聚起来、传承下来，同一族团形成共同祖先，敬祖崇拜也就产生了。
关于红山文化动物玉器的文化内涵，目前学术界较多地把“猪首龙形器”、“鸟形器”、“勾云形器”类及其零散的动物造型的玉器看作是自然崇拜的动植物崇拜。这种判断是否太过简单和武断了呢？我们认为“猪首龙形器”、“鸟形器”等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或最初的自然崇拜。试想，即使红山先民玉器制造业已达到较高水平，但是雕琢一件玉器要经过切割、打磨、剖光、钻孔等复杂的工序，这对于五千年以前的人类来说绝非易事。一般来说，史前人类的动植物崇拜大多是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以及表现在日常的生活中。是什么动力促使人类花费巨大的功夫去雕琢一件件与自己经济生活无多大关系的玉石器呢？那一定是关系到氏族存在和发展最重要的精神生活，并形成了全氏族共同的、强烈的观念。我们认为这种全族共同的、强烈的观念就是确定自己氏族独立存在并有别于其他氏族的标志。从而让全氏族成员了解本氏族的来历并把全氏族团结在族徽之下，红山先民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愿望，去完成自己氏族族徽的创作。因此，最初的玉器加工，不是出于一般的自然崇拜心理，更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审美要求。而是处于氏族发展中的红山先民把他们最初的自然崇拜升华到更高的乃至形成全族性的共同宗教观念，即图腾崇拜时，才有了玉器的加工的原动力，才有了一件又一件的寓于着深刻宗教内涵的精美玉器。红山玉器的产生源于原始的宗教意识，源于他们的图腾崇拜文化，源于他们的祭祀文化。审美意识应当附属于宗教观念之下。
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演变而发展演变着。通过出土资料看，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循着一个氏族发展分裂成几个氏族，也同时产生了几种图腾崇拜。世界民族资料中有较多这样的例子，如印地安人狼氏族发展成部落后，分裂成四个氏族，其图腾分别是狼、熊、犬、鼠。在红山众多遗址中发现的不同的动物器物，很可能就是每一个动物就是这一氏族名称的徽标。当若干个氏族组成部落或部落集团时，除保留原有的氏族图腾徽帜外，部落或部落集团也要创造体现本部落特点的新的标志。
三、结语
从中国史前文化出土资料看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都是颇具典型的。以猪龙和鸟为主要图腾对象的红山文化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对北中国的黄河流域中下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志着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最高水平的陶寺遗址所出土的彩陶龙纹，从整体造型到局部鳞纹表现，都同红山文化龙图腾文化息息相关。古代传说中黄帝的龙图腾形象，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徽帜是极其一致的，《史记・封禅书》载“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见”黄龙、地当属一类的虫类动物，后代学者虽然对“”有不同的训释，但都不可否认其盘旋弯曲的形状特征。商代甲骨文的龙字和龙玉雕都承袭了红山文化的传统，龙字是一个头尾相向的环形体，而头部极具夸张。商代妇好墓玉龙就是红山文化玉龙的发展演变。
鸟图腾在中国史前时期比较普遍。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遗物中，曾发现不少关于鸟的造型和纹样。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即是鹤、雁或鸠等鸟灯形象的塑造。晚于红山文化分布在中国大陆东部沿海的渤海湾到山东半岛一带以南的广大地区的东夷族是以鸟为图腾的，被民族史学家称为“鸟夷族”。商族的鸟图腾与东夷族的鸟图腾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从时间和地域上说，红山文化的鸟图腾应该是中国北方民族鸟图腾的滥觞时期。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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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据国际联合考古调查组区域性考古调查标本采集点示意图统计。未见调查报告的公开发表。
红山文化范文5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资源；开发应用
中图分类号：k873；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09-04
笔者在《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资源探析》①一文中就红山文化玉器课程教学资源的种类及重要性进行了分析，认为红山文化玉器资料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包括考古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玉器图录、博物馆展出的玉器及研究论著、论文等多种形式，这些资料不仅是中国考古学、中国玉文化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成果，也是考古专业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对红山文化玉器的教学具有指导作用。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就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成果在教学中的开发与应用进行初步探讨。
一
考古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是教学和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料。红山文化玉器有考古发掘出土、征集采集、传世等不同的类型，其中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研究价值，是教学过程中首选的资料。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发掘者对出土玉器的遗址所处地理位置、环境，遗址规模、主要遗迹、出土遗物的基本特征及具置等进行了客观的介绍。从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遗址看，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位于辽宁境内的牛河梁遗址。牛河梁遗址位于辽西大凌河上游凌源市东北约10公里处，占地面积约为50平方公里。据碳14测定，较早的遗址，距今4975±85年，树轮校正5580±110年；较晚的遗址，距今4995±110年，树轮校正5000±130年。该遗址延续使用近500年的时间，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目前已发现遗址点有20多处，在有编号的16个地点中，有13个地点都是积石冢。已发掘的有第二地点、第三地点、第五地点和第十六地点。②发现的遗迹有女神庙、积石冢、石棺墓、祭坛、灰坑等，出土的遗物有玉器、陶器、石器、建筑构件残块、泥雕人像及动物像残件、陶塑人像、动物骨骼等。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玉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多出自有明确层位关系的积石冢石棺墓中，是主要的随葬品。这些玉器对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使用功能、玉文化的发展、丧葬习俗、宗教信仰、礼仪文化、社会发展状况等提供了较详实的资料，从教学的角度看，也是进一步深入认识红山文化玉器、了解其文化内涵的基础资料。
红山文化范文6
星期六的早晨，我和爷爷、奶奶、妈妈、爸爸一起去爬红花山。来到红花山，我看见里面有许多花和树，花的种类有很多，树上还有很多花蕾，花蕾一个个露出了头，有：“紫的、红的、黄的、蓝的五彩缤纷。”树旁边的小草嫩嫩的，真可爱！路边的花儿，招引来许多小蝴蝶，飞的忽高忽低，互相追逐着玩耍，小蝴蝶真快乐呀！蓝天上的小鸟，叽叽喳喳叫着，好像在和我们打招呼说：“欢迎你们来到红花山公园”！渐渐地，我们爬到了山顶上，山上有一座宝塔，爷爷、奶奶分别找了一个地方锻炼，我就到山顶的四周走了走，从山顶看去，妈妈、爸爸和我看到了公明不同的景象。差不多到了中午，爷爷、奶奶就说：“我们往回走吧。”于是我们慢慢地从山上往下走，走到半山腰我看到，一位捏泥人的老爷爷，他在捏泥人的时候，旁边有很多人围观，老爷爷捏了很多橡皮泥人和可爱的动物，其中我最喜欢西游记里面的齐天大圣，妈妈见我喜欢就给我买了一个，我高兴极了。
晚饭后，我们全家又来到了红花山公园散步，刚走进大门口就看见这里人山人海，有打羽毛球的、溜冰的、跳舞的……这里真热闹啊！穿过拥挤的人群，看见一位叔叔正在做棉花糖，我对妈妈说：“妈妈，我想吃棉花糖，好吗？”妈妈说：“好”。妈妈跟我买了之后，我就尽情的吃着甜甜的棉花糖，突然，有一些棉花糖粘在了我的嘴唇上，我就伸出舌头去舔舔，像一只小花猫在洗脸的样子，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们站在山下，抬头向上看，看到了宝塔，上面有许许多多的黄灿灿的灯，照着宝塔远看上去金碧辉煌。
我爱美丽的红花山，更爱红花山里的花草树木，希望大家都爱护它们，保护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四年级:罗佳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