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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萤映雪的典故范文1
1、牵船作屋：拉住一小船作居室。形容生活贫穷，没有固定的住所。
2、贫病交迫：贫穷和疾病一起压在身上。
3、更无长物：长物：多余的东西。除一身之外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原指生活俭朴。现形容贫穷。
4、绳枢瓮牖：绳枢：用绳子系门，来代替转轴。形容住房条件十分简陋。多指贫穷人家。
5、欺贫重富：欺：欺负。欺负贫穷的人，尊重富有的人。
6、怜贫恤老：同情和体恤贫穷年老的人。
7、衣弊履穿：弊：坏；履：鞋。衣服穿破了，鞋子磨漏了。形容人很贫穷。
8、升斗小民：家里没有多存粮食。比喻贫穷的老百姓。
9、赤贫如洗：赤贫：穷得一无所有。形容极其贫穷。
10、贫而无谄：虽贫穷而不去巴结奉承人。
11、安富恤贫：恤：救济。使富有的人安定，贫穷的人得到救济。
12、集萤映雪：集萤：晋代车胤少时家贫，夏天以练囊装萤火虫照明读书；映雪：晋代孙康冬天常映雪读书。形容家境贫穷，勤学苦读。
13、衣敝履空：衣服破烂，鞋子穿孔。形容贫穷。
14、乐退安贫：指乐于逊退，安于贫穷。
15、室徒四壁：犹言室内空无一物。比喻贫穷。
16、挂席为门：指隐士居处。亦形容贫穷或居处简陋。
17、陋室空堂：简陋的住房，空空的堂屋。形容贫穷衰败凄凉的景象。
18、贫而乐道：家境贫穷，却以获得知识、懂得道理为乐事。
19、四海困穷：天下的人民困苦贫穷。
20、雪牖萤窗：雪牖：指晋朝孙康映雪读书的典故；萤窗：指晋朝车胤囊萤读书的典故。比喻贫穷苦读。
21、穷街陋巷：贫穷破旧的街巷。
22、身无长处：除一身之外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原指生活俭朴。现形容贫穷。
23、身无分文：形容非常贫穷。
24、别无长物：长物：多余的东西。除一身之外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原指生活俭朴。现形容贫穷。
25、不名一文：名：占有。一个钱也没有。形容极其贫穷。
26、一箪一瓢：一箪食物，一瓢饮料。形容读书人安于贫穷的清高生活。
27、土瘠民贫：土地贫瘠，人民贫穷。
28、君子固穷：君子：有教养、有德行的人；固穷：安守贫穷。指君子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
29、妒富愧贫：对别人的富有嫉妒，对自己的贫穷羞愧。
30、不名一钱：名：占有。一个钱也没有。形容极其贫穷。
31、绳床瓦灶：绳床：即交椅，也叫胡床；瓦灶：土坯炉灶。指简陋的生活用具。形容非常贫穷。
32、安贫乐道：道：主张，思想。安于贫穷，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乐。旧时士大夫所主张的为人处世之道。
33、安贫守道：安于贫穷，恪守信仰。
34、地瘠民贫：土地瘠薄，人民贫穷。
35、无置锥地：没有立锥子的地方。比喻连极小的地方也没有。后常形容贫穷。
36、力能胜贫：力：力气，引申为勤劳。勤劳肯出力气可免于贫穷。
37、贫病交侵：贫穷和疾病一起压在身上。同“贫病交迫”。
38、居无定所：指没有固定住所。形容人很忙或者十分贫穷。
39、称薪而爨，数粒乃炊：称：衡量；薪：柴；爨：烧火煮饭。称了柴草数着米粒煮饭。比喻只注意小事，斤斤计较，形容吝啬或贫穷。
40、怜贫惜贱：怜：怜悯；惜：爱惜；贱：地位低下。怜悯贫穷的人，爱护地位低下的人。
41、反裘负薪：反穿皮袄背柴。形容贫穷劳苦。也比喻为人愚昧，不知本末。同“反裘负刍”。
42、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贫穷的人不学节俭也会节俭，富有的人不学奢侈也会奢侈。形容环境、习惯对人的思想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43、颠连穷困：颠连：困苦。形容非常贫穷困苦。
44、无立锥地：没有立锥子的地方。比喻连极小的地方也没有。后常形容贫穷。
45、上雨旁风：形容家里贫穷，房屋破旧。
46、绳枢之士：枢：门上的转轴；绳枢：用绳子系枢轴，形容贫穷。指贫家子弟。
47、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谄：巴结，讨好。贫穷却不巴结奉承，富有却不骄傲自大。
48、缺衣少食：衣食不足。指贫穷。亦作“缺食无衣”。
49、家贫亲老：家里贫穷，父母年老。旧时指家境困难，又不能离开年老父母出外谋生。
50、囊萤映雪：囊萤：晋代车胤少时家贫，()夏天以练囊装萤火虫照明读书；映雪：晋代孙康冬天常映雪读书。形容家境贫穷，勤学苦读。
51、一无长物：一无：全无；长物：多余的东西。除一身之外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原指生活俭朴。现形容贫穷。
52、桑户蓬枢：编桑枝为门，立蓬条为枢。形容家境贫穷。
53、金钗换酒：形容贫穷潦倒，落魄失意。
54、箪食瓢饮：一箪食物，一瓢饮料。形容读书人安于贫穷的清高生活。
55、振贫济乏：接济贫穷的人和没有依靠的人。
56、欺贫爱富：欺侮贫穷，喜爱富有。
57、反裘负刍：反裘：反穿皮衣；负：背；刍：柴草。反穿皮袄背柴。形容贫穷劳苦。也比喻为人愚昧，不知本末。
58、一瓶一钵：瓶、钵：和尚盛饮食的器具。指和尚云游时携带的最简单的食器。也比喻家境贫穷，生活简朴。
59、嫌贫爱富：嫌弃贫穷，喜爱富有。指对人的好恶以其贫富为准。
60、弊车驽马：弊：破；驽马：劣马。破车劣马。比喻处境贫穷。
61、振穷恤贫：救济贫穷的人。
62、矜贫救厄：矜：怜悯。怜悯救济遭受贫穷苦难的人。
63、家贫如洗：家里穷得象水冲洗过一样。形容极度贫穷。
64、振穷恤寡：救济贫穷和无依靠的人。
65、身无长物：除自身外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形容贫穷。
66、济寒赈贫：济：救济；赈：赈济。救助寒苦，赈济贫穷。
67、宁可清贫，不可浊富：清、浊：指品行的好坏。宁可清白的贫穷，不愿污浊的富有。
68、清贫如洗：穷得象用水洗过似的，什么都没有。形容十分贫穷。
69、一贫一富，乃见交态：交态：人情世态。人经历过贫穷和高中两种地位，才能认清人情世态。
70、贫病交攻：贫穷和疾病一起压在身上。同“贫病交迫”。
71、贫病交加：交：一起，同时；加；压上。贫穷和疾病一起压在身上。
72、爱富嫌贫：嫌弃贫穷，喜爱富有。指对人的好恶以其贫富为准。
73、弊车羸马：弊：破；羸：瘦弱。破车瘦马。比喻处境贫穷。
74、变醨养瘠：使薄酒变醇，瘠土变得肥沃。比喻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75、踵决肘见：踵：脚后跟，伢指鞋后跟；决：裂开。整一整衣襟，胳臂肘露了出来，拔一拔鞋，脚后跟露了出来。形容非常贫穷。
76、民困国贫：人民困苦，国家贫穷。
77、搠笔巡街：搠笔：插着毛笔；巡街：在大街上走。指贫穷的文人在街上卖诗文。
78、一贫如洗：穷得象用水洗过似的，什么都没有。形容十分贫穷。
79、瓮牖桑枢：牖：窗子；枢：门的转轴。破瓮做窗，绳作门轴。比喻贫穷人家。
囊萤映雪的典故范文2
——品奥运、看奥运有感
杭州钢苑小学五（3）班
翁赵恺
《金牌精神》这本书里讲的都是奥运冠军的故事，是金牌背后的艰辛和汗水。《金牌精神》中提到的跳水冠军胡佳就是一个很勤奋的人。胡佳的教练看中的就是他的吃苦精神。不管训练要多苦，胡佳从没说过“不练”两字，就是流着泪也会把动作做完，做好。他对自已的要求特别严格，常常进行超时训练。教练让他做5组动作，他却偏要跳6组才肯罢休。别人下班了，他一直练到工作人员赶他走。胡佳动作很标准，但他总觉得自已的动作没个性。所以他就在动作上加大难度。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收获了一枚冠军奖牌。
四年前看动画片成了我的主要生活，精彩雅典奥运会被我搁置脑后。四年后的今天，正在进行北京的奥运会，赛事精彩?呈，让人眼花缭乱，我也看得如痴如醉。在关注中国金牌的同时，但我更关注每个运动员的拼搏精神。正如《金牌精神》一书中所说的“勤勉努力，世上最成功的法则”??这就是奥运精神之一。
其实每一个成功运动员的背后都有无数次血汗的付出和不断的努力。学习上要想取得好成绩，同样需要勤奋和努力。学习上我也想取得好成绩,但我是一个怕吃苦的懒人，所以到现在一直没有“惊天动地”的好成绩。对要做的作业不是想着如何认真做好，而是千方百计“偷工减料”。暑假里，我老爸?疤焐习嗲白芤?贾煤靡惶斓淖饕怠6?易苁遣扇】纯吹缡勇??龅牟呗浴V形缁蛳挛纾?惶?降摹班编薄绷缴?煜さ钠?邓?派??揖椭?览习炙仍诼ハ拢?丶壹觳槲以谧鍪裁础N冶懔⒙砉氐舻缡樱?煽炫艹隹吞???谧狼白白鋈险孀鲎饕怠；褂幸徽幸彩俏揖?J褂玫?-----不管作业对错胡乱快速做完。我的这种学习态度，反映成绩上往往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看到比我没大几岁女子体操运动员们在奥运赛场上的龙腾虎跃、努力拼搏的场景，真的很让我自惭形秽。能上奥运赛场为国争光，不知背后要吃多少苦。品奥运，看奥运给我带来最大收获是懂得了——只有勤奋努力才有可能夺得桂冠。
囊萤映雪的典故范文3
关键词： 《西厢记》 典故运用 独特
《西厢记》里的主题思想“永老无离别，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大家可谓是耳熟能详，作品里描写的崔张爱情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它的影响可见一斑。《西厢记》那璀璨优美的语言艺术，不仅仅使得普通大众视若珍宝，历代文人墨客也都为之扼腕赞叹不已。王骥德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赞道：“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徐复祚在《曲论》中说：“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明朝著名文学家、评论家朱权曾赞《西厢记》：“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1]其“花间美人”的赞誉尤为传神，将《西厢记》中的语言美形容得恰到好处，而其语言美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曲中多处典故的运用。
本文主要探讨《西厢记》中典故的运用及其独到之处，经常在“尚雅”的诗词中出现的用典的艺术手法在“尚俗”的戏曲中同样可以增添亮色，有着独特的魅力。
一、《西厢记》中的典故运用
用典亦称用事，凡诗文中引用过去之有关人、地、事、物之史实，或语言文字，以为比喻，而增加词句之含蓄与典雅者，即称“用典”。用典是文学创作尤其是诗词中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它方便于比况和寄意，也可以充实内容、美化词句，可使得文辞妍丽，声调和谐，所以这一手法被运用得十分广泛。
元曲作为一种较之唐诗宋词比较通俗的语言艺术，它超越了中国古代韵文文学的叙述经验，把唐诗、宋词从象牙塔里拽了出来，蹈入了天真率意和通俗化，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所以元曲很少用典，这与唐诗宋词的区别尤其突出。
但是在《西厢记》中，王实甫用典也颇多，使得句句都文采斐然，字字珠玉，“作者不仅善于熔炼方言口语入曲，而且更善于熔炼古典诗词入曲.甚至把口语和古典诗词杂糅在一起而丝毫不显生硬牵强。俗话说，量体裁衣”[2]。
在此列举剧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典故的运用。
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中第一折里：“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典故出自车胤和孙康囊萤映雪的勤学故事，是大家广泛熟知的；[点绛唇]中“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出自晋明帝司马绍事，曾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典故出自《晋书·明帝纪》，言遥远难及，喻愿望没有达到，自然地道出了张君瑞功名未遂的感叹。“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中的武陵源这一典故，表述了张生无意见到莺莺后的欣喜，将普救寺当做心中的“桃花源”。第二折中“虽不能勾窃玉偷香，且将这盼行云眼睛儿打当”中的“窃玉偷香”即代表男女私通；“往常时见傅粉的委实羞，画眉的敢是谎”，画眉的典故出自于《汉书·张敞传》。张敞经常为妇画眉，后遂用为夫妇相爱的典故。第三折：“我虽不及司马相如，小姐你莫非是一位文君？”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赢得了文君的芳心，这个典故乃是文学史才子佳人的典型。这里张生欲借琴追求美人，也意指两人心有灵犀。
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第一折中“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成秦晋即结为夫妇，春秋时秦晋两国世代通婚，“秦晋之好”广为流传。第三折《赖婚》“成也是你母亲，败也是你萧何”，莺莺埋怨母亲悔婚一事，借用“成也萧何败萧何”这一典故。张生的唱词“可怜刺股悬梁志，险作离乡背井魂”和“计将安在？小生当筑坛拜将”，其中头悬梁锥刺股的发愤苦读典故和刘邦为韩信筑坛拜将的典故都是一目了然的。
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第二折里《闹简》：“他人行别样的亲，俺跟前取次看，更做道孟光接了梁鸿案。别人行甜言美语三冬暖，我跟前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为头儿看：看你个离魂倩女，怎发付掷果潘安。”这段红娘的唱词中使用了三个有名的典故，首先是孟光梁鸿举案齐眉的典故。故事本为妻敬夫，即梁鸿接孟光案，这里反说为妻接夫案，红娘意在讥讽莺莺主动邀张生幽会。而离魂倩女和掷果潘安更是广为人知，分别代表多情的女子和美男子，这里即是指莺莺和张生。第三折《赖简》：“一任你将何郎粉来搽，她已自把张敞眉来画。”何晏擅长抹粉饰面，张敞擅为女子画眉，红娘的这一句唱词唱出了郎有情、妾无意的意思。她认为张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
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应为整本剧的，其中也包含《拷红》和《长亭送别》很有代表性的两折，冲突十分明显，很有代表性，每个人物的性格在此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第一折中，莺莺的唱词“勿以他日见齐，使妾有白头之叹”，化用卓文君在得知丈夫要娶妾，悲痛欲绝，后作《白头吟》这一典故，道出“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感叹。已委身张生的莺莺以此典故告诫张生希望他不要辜负自己。第二折中“当日个明月才上柳梢头，却早人约黄昏后”是化用元好问的词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一句是广为熟知的。第三折中，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句[端正好]中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范仲淹的名篇《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同样是这一折中，[耍孩儿]中“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一句，明显是出自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一典故。作者借用典故来极力渲染莺莺内心的悲戚。
二、《西厢记》用典的独特之处
《西厢记》的用典之独特从大的方面来看首先便是元曲用典的独特，它可以代表元曲这类文学体裁中用典的特点：
“元曲用典，按时代来说，范围更大，因为元曲比较通俗，使用了大量口语、俗语，用典不像诗词那么多；元剧虽然故事内容丰富，但正旦或正末唱词中抒感的内容仍然比诗词狭窄，所以用典的内涵范围比诗词小。另一方面，元曲用典雅俗兼容，却开了另一扇大门，这又是它不同于诗词的地方。”[3]
（一）运用的典故多是通俗易懂
李渔曾在《闲情偶寄》中说：“传奇不比文章，文章作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作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故贵浅不贵深。”[4]元曲是雅俗共赏的，它的受众范围很广，可谓是男女老少皆宜。这样的特殊性，使得元曲并不会像诗词文章一类“曲高和寡”，只有饱经诗书的文人雅士才可以解其中之意，如果元曲也这样，那便是失败的作品。
“元曲用典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雅、俗典故兼用，尤其喜欢用小说、戏剧的典故。这是元曲不同于诗词风貌的特点之一”[5]。这也与元曲本身就是雅俗共赏的特点大有关系。
《西厢记》中运用的典故多是通俗的，即使不是妇孺皆知，也都是常见的，大家易懂的。王实甫多选用民间传说或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戏曲故事，避免了观赏时不知所云的尴尬。像上文中列举出来的武陵源、窃玉偷香、文君之意、萤窗雪案、张敞画眉、离魂倩女、孟光梁鸿、成也萧何败萧何、秦晋之好、头悬梁锥刺股、筑坛拜将、白头吟等一系列典故，都是在之前的作品、传说中经常见到的，人们不会觉得晦涩难懂。大部分即使是不清楚其源头，也都算是耳熟能详，都大体清楚其表达的意义，在欣赏戏曲的时候，不仅可以更好地体会唱词，而且会使受众充分体验到“花间美人”的听觉感受，不再是过于口语化的唱词，而是带有唐诗宋词般美的享受。
（二）运用的典故多化用唐诗宋词等作品中的名句
曲中的典故有很大一部分是源自于唐诗宋词中的名句。名句一般是在唐诗宋词及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中的佳句，是广为传颂备受称赞的句子。这些句子经过时间的打磨，流传甚广。一般人也许不清楚整首作品的原貌，但是对于其中的名句一定是有所耳闻，也知道其大体的含义和内涵。作者将其巧妙地化用，拓展了意境，渲染了氛围，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因为是名句，所以大家观之都不会觉得陌生，这一手法避免用典过于糅杂、陌生的尴尬。
《西厢记》中这样的实例有很多，大家最广为熟知的北宋范仲淹的《苏幕遮》词中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被王实甫巧妙地将叶字换成花字，把它移到第四本第三折[端正好]曲中，成了“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经过换化这一句又成了一个千古名句。
第一本第四折[折桂令]中“烛影风摇，香霭云飘，贪看莺莺，烛灭香消”，化用了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的“枕冷衾寒，烛灭香消”
前文列举典故时提到的《拷红》中红娘的唱词“当日个月明才上柳梢头，却早人约黄昏后”，《长亭送别》中“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以及第二本第三折中的“恰才个笑呵呵，都做了江州司马泪痕多”，都是明显的化用诗词名句的典故。
这样化用名句巧妙运用诗词典故的手法，是极为精彩的，用一句话来总结便是“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隐辟，其句则采用街谈巷议，即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云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6]。
三、对《西厢记》用典的评价
西厢记的用典也遭受一些学者的非议：“《西厢记》中曲辞、科白均堪称用语奇妙、珠圆玉润、优美铿锵。尤其突出的是在曲辞中引用了大量的诗词、典故，更增添了耐人寻味的艺术力量。但对于这一点，不少人是采取批评态度的，以为诗词，典故的引用使文辞过于典雅，艰奥，不易为广大群众所领会、欣赏。”[7]
在前文中多次提到，元曲作为一种通俗的文学，从本质上来看却是越通俗越好越白话越好。它是一种民间艺术，曲高难免和寡，在推广上有一定的缺陷。从戏曲的社会功能来看，戏曲的宣传教育作用是很大的，它能反映社会现状，反映民间心声，更能激起大众的兴趣和共鸣。所以更通俗的唱词会达到更好的效果，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少有戏曲能超越的《西厢记》的地位及影响力，所以《西厢记》应是有其独到的地方，语言艺术的优美可以说是一大亮点。
在我看来，虽然元曲是雅俗共赏的一种文学样式，并不推崇大量用典，但是《西厢记》中的典故一来大多都是耳熟能详的，二来多是化用原本大家已经熟知的作品，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晦涩的程度，避免了“掉书袋”，让人们徜徉在佳句中，进而乐在其中，而不是不知所云。同时，典故运用的效果是极其明显的，如果没有这些语言的点缀，《西厢记》的确会更加通俗化和口语化，但它的语言艺术就会大打折扣，也很难获得“花间美人”的赞誉。
参考文献：
[1]姚品文.朱权的太和正音谱[J].中文自学指导，1994（04）.
[2]施桂芳.从长亭送别探析西厢记的语言艺术[J]，语文天地，2009（12）：22.
[3][5]吕薇芬.元曲的用典使事[J].文史知识，2002（2）：37.
囊萤映雪的典故范文4
一、诵读经典，形成优秀的道德品质
从经典诵读教育的特点来看，它融于日常生活之中，更容易被孩子接受。如《弟子规》中的第一句“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就是教育孩子要尊敬长辈。古代这种为人处世的原则和道理与现代小学思想品德课的内容相吻合。诵读经典，可以让小学生系统地接受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优秀的道德品质。
二、诵读经典，进行感恩教育
感恩教育是创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核心内容，因此，有机地渗透感恩教育，使学生从小学会感恩，是品德社会教学的责任。小学品德社会教材安排了许多感恩教育内容，如孝敬父母的教育、尊敬师长的教育、珍惜劳动成果的教育等，这些教育内容与国学经典中所蕴含的感恩思想一脉相承。我们在教学中可以积极发掘教材与经典在感恩方面的相通之处，使感恩教育得到有效的落实。如学习“让爷爷奶奶高兴”“我为家人添快乐”等内容时，我把国学经典中有关“孝”的内容穿插其中，如“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等章节。
此外，我在整合教材与经典的同时，还注重了学生的实践感受。如利用活动课指导学生亲自动手做感恩卡片，写上有关感恩的经典名句，如“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等。这些活动的开展，拨动了学生心底感恩的琴弦，他们懂得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
三、诵读经典，进行诚信教育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而当今社会的诚信危机正侵蚀着学生幼小的心灵，因此，诚信教育是我们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渗透诚信教育的内容，指导学生做人的准则。如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我和我的同学》的主题是进行自我认识与发展同学关系的教育，上课前我让学生收集《弟子规》《增广贤文》中有关与人相处的内容，上课时根据需要穿插这部分内容。《增广贤文》中“平生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等，使他们懂得与人相处时要理解他人，尊重他人，对他人守信。
我在教室内特设了“开放图书架”和“诚信文明伞”，学生们可以随时到书海中遨游，到伞柜中拿伞来用。学生们知道老师的目的不只是为他们的学习、生活提供方便，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做生活中的守信人。
四、诵读经典，进行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教育主题。我对学生的爱心教育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让他们懂得爱家乡，爱学校，爱身边的人，爱大自然，爱小动物。教材中涉及爱的教育的内容很多，如《我和同学在一起》《伸出爱的手》《我和动物交朋友》《我爱家乡的山和水 》等。我在进行充分的发掘的同时，密切结合经典，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学习了《伸出爱的手》《我和小伙伴》等内容后，我让学生背诵“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等内容。
我班叶婷同学从小失去了父母，郁郁寡欢，自卑心很重。学习了以上内容后，同学们热情地帮助她。她喜欢诵读《千字文》《增广贤文》等经典，其中的“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萤仅自照，雁不孤行”“人穷志不穷”等名句对她的触动很大，开阔了她的胸襟，她学习积极主动了，也乐于与人交往了，变成了一个快乐自信的女孩。她以《我与〈三字经〉同行》为题参加经典诵读比赛并获得了一等奖。
结合爱心教育，我还组建了“红领巾助人小队”。小队的宗旨是助人为乐，口号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小队成立至今，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感谢信纷至沓来。
五、诵读经典，激发学习热情
针对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学习无动力，容易满足的问题，我充分发掘教材与国学经典中有关勤奋学习的内容，激励学生奋发进取，努力学习。经典中关于学习方面的名句很多，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等。教学中，我选择与课程内容联系最紧密的名句让学生朗读背诵，让这些学习内容真正指导学生的行为。如学习《他为什么学得这样好》一文时，为了让学生明白成绩好要靠勤奋学习和合理的学习方法的道理，在理解文中内容的同时，我补充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等有关勤奋学习的名句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有关学习方法的警句，并讲述了“闻鸡起舞”“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等古人勤奋学习的典故，激发学生勤奋学习的热情。
囊萤映雪的典故范文5
道德生活化的实现有赖于国家和民间两方面的分工及互动。这是一个经过长期磨合而形成的、极具原则性、灵活性与实用性的十分精巧的体系———具有相当的“弹性”，既能适应当下，又给予未来社会因势而变、适时调整的必要空间。其最终出发点及落脚点是人情和人性，因而特别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具体而言，道德生活化具有以下一些基本规定:首先，国家确定全社会相对统一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中国古代从国家层面统一社会道德观念和规范，是在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步完成的，后世特别是宋以后逐步强化。相对统一的社会道德观念和规范具有重大意义:其一，由此保证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秦灭六国，实现了天下一统，并推行制度的统一，但统一的国家制度和观念之形成，非一日之功。西汉汲取秦亡的教训，求“大道至要至论之极”，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开始建立相对统一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奠定了后世中国大一统意识的基础。其二，确定全社会相对统一的道德观念和规范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形塑社会管理的基本文化背景。社会管理表面上是理念、制度、方法、形式问题，而其深层次的支撑是文化意识。相对统一的道德观念和规范奠定了人们基本的文化意识，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实现有效沟通，才能对社会管理的理念、方法、制度有相对统一的认知。其三，相对统一的道德观念和规则有利于基层社会管理机制的运行。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主要依托家族、乡里村社、行会等基层组织进行自我管理，官府之所以敢于放手让基层组织进行管理，根本在于有规范行为的道德观念和规则。正是上下认同、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儒家思想的存在，使得国家在皇权不下县的情况下，实现了基层组织的自我管理，进而在民俗各异、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差异巨大、信息极不发达的辽阔国土上实现了社会管理。确立全社会相对统一的道德观念和规则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应符合人性和人情，切合每个人的需要，尊重人伦价值观念。如人活于世，总要面对生养病死问题，而“孝慈”观念的目的是维系亲情，满足人心底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二是须上下都需要和认同。如果一种观念只是上边提倡，得不到下边的回应，则很难成为基本道德观念。三是这种观念是可以依靠个人的践行实现的，而不是依靠外力干涉而达至的。靠外力强制才能维持的观念，根本无法成为民众发自内心、自觉认同的观念，当然就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四是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容易记忆。道德观念是要深入人心的，如果其表达言语烦琐，拗口难懂，则不利于践行。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如仁、义、孝、悌、德、俭、勇、耻、礼、智、信、天理、良心等，深入浅出，无论贤愚老幼皆能迅速接受，自然容易深入人心。五是道德观念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延续性。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自初步形成后，后世不断丰富，但足够的稳定性有利于历代接受这种道德观念。其次，让道德观念和规则融入日常生活，让人们知道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去做，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定格为日常生活方式。这是中国古人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做法。如《礼记•曲礼》曰:“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再如，“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食飨不为槩，祭祀不为尸”，从居处、行立、待宾、祭祀等方面也提出具体要求。由此逐渐内化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当然，《礼记》中有些规定不够民间化和世俗化，后世民间规约在此基础上作了更加生活化的改造。简言之，就是更直接、更世俗地规范生活细节，从而推进道德生活化。这具体体现在家训家规上。
家训家规是推进道德生活化的重要载体，因为人一出生即生活在家庭之中，其成长首先要受到家训家规的制约。例如，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石湾《太原霍氏仲房世祖晚节公家箴》在待人以礼方面规定:“勿以富贵骄人，勿以贫贱不恤乡里。平等者到家让坐正左。次等列坐，亦让居左。其下等者，有求债送债，担洒送租之人，俱命其坐。但一到家，即唤茶一钟;当待者各依时礼，不可太傲，致人嫌妒。闻昔周公—沐三握发，一饮三吐哺，以待天下之士，周因以兴。吾虽民家，亦大同而小异也。今之冠婚与祭扫等项，倘有酒食，邻里宗族，必须会饮，酒食多寡，亦必均沾。……客至整椅请坐，坐定待茶一杯。客去则送，轻则送出大门，重则送闾门，此主宾迎送之礼，万万不可缺者也。”［2］(P472)清康熙年间订立的《毗陵长沟朱氏祠规》规定:“族中敦伦，尊卑有序。少年每日见尊长，拱手致敬，坐则起立，行则让道，虽宴饮合欢，不许戏谑。”［2］(P296)北宋名臣司马光为其家族制定的《司马居家杂仪》非常典型地体现了道德生活化的做法。其中明确规定，“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万福、安置。稍有知，则教之以恭敬尊长。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在孝敬老人方面，规定每天省问父母。平时服侍父母，出必告，返必面，容貌恭敬，做事谨慎，父母如有病，“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尝药饵而供之”［2］(P255—257)。将长幼有序、孝敬老人、就餐坐席、出入扶持、亲尝药饵这些生活起居的琐事都纳入一定之规，每天就这样生活，久之也就成了自觉的习惯。如是，道德行为实际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正是因为《司马居家杂仪》对于培养良好道德生活习惯具有重要作用，故备受推崇，许多家族以其作为家训，从而使其成为影响力最为广泛的家训之一。著名的山西王家大院至今仍有“法司马训”的匾额，表明其对司马家训的尊崇。除了规定应当怎么做，还要规定不应当做什么。明代何伦为其家族所制定的“治家八诫”很具代表性:不可奸骗他人妻女;不可赌博宿;不可炼药烧丹，偷窃诓骗;不可拖欠包揽侵欺钱粮;不可强横健讼，斗狠逞凶，抗帮教唆;不可傲人慢物，好胜夸能，逆理，骄奢逸;不可结交无赖，花哄游荡，不事生产;不可为贪心所使，专行歪门邪道［3］(P373)。在生活中注意不去做这些事情，慢慢就会形成自我约束，久之习惯成自然，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除家训家规外，民间推进道德生活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村规乡约。以村规乡约约束居民的行为，敦促其礼让和谐、讲究信义，同样推进了道德生活化。清乾隆年间，云南宜良万户庄乡人公立乡规碑，首先说明立乡规碑之目的:“欲厚风俗，先正人心。然必礼教明，信义立，而后能砥节砺行，以正气维正理于不替，使不垂训于先。恐人心渐灭，寡廉鲜耻，不能争自濯磨，以进于淳庞。今议立乡规，愿我父老子弟凛遵，各以痛改前非。”而后即规定具体规约，前两条是:“崇礼让。辩上下，定民志。莫要于理教不明，则各分倒置，争竞成风，而和气不能翔洽。惟愿吾乡，长者正已率物。少者守分修身。斯游尧舜之世，为尧舜之民矣。”“敦信义。出入相友，有无相恤，虽异姓不啻一家。若相欺相诈。不惟亲逊之风无闻。亦必孝慈友恭之道绝矣。道道率物，公平互施，当共勉之。”［4］(P277—279)随后规定了禁斫伐、禁践踏、禁偷窃三条禁规。规定砍斫他人树竹、花果者，要罚猪、罚酒钱、罚钱;践踏他人坟茔、田园、庄稼者，要罚猪、罚酒钱;偷窃他人树竹、茶果、粪草者，要罚钱、罚谷。当然，根据情节轻重，罚的数额不同，如罚猪就有七十市斤、六十市斤、五十市斤之差别。与家规家训不同的是，村规乡约更为注重村民之间和谐相处，其立足点在于调整村民之间的关系，而家规家训注重的是个人成长和家庭生活细节，二者都是道德生活化的重要手段，侧重点不同，要旨归一。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除了家庭之外，影响其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学校。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其道德品行的锻造就是“教”和“学”过程。因此，古代书院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书院学规同样促使学子生徒道德生活化。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首先提出“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明确做学问首在如何做人。接着，朱熹提出了“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5］(P114)。“修身之要”即“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也就是说要诚信，言行一致，尊重他人，控制自己的欲望，压制自己的怒气，不断改正错误，最终达到“至善”境界。
“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就是说求学、科举、做官不是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实现道义和社会正义。“接物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清乾隆年间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是学规道德生活化的典范，其对学子具体要求是:“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5］(P174)这一学规的特点是把尊敬老人、尊重师长、节省尚俭、互助友爱等美德融和、凝结为一体，贯穿于日常生活学习之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提升人的道德素质，同时对讦短毁长、损友肥私、游手好闲等不良品性予以鞭笞，劝导学子力诫“恶行”，把道德素养体现于学习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再者，风俗化民，形成全社会崇尚道德的社会风气。古人非常重视“风俗”，明代思想家吕坤说:“宋儒罗从彦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务，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故上有敎化则下有风俗。”［6］(卷6)顾炎武在其学术巨著《日知录》卷十三细论俭约、廉耻、惩贪贵廉、重厚、流品等“风俗”，从不同层面论述了社会风气的重要性。乾隆皇帝的诏书也说:“朕闻奸宄不锄不可以安良善，风俗不正不可以兴教化。”［7］(P28)。可见都强调风俗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但道德不是“物化”的东西，不能通过“生产”产生出来，而是要将这些无形观念融铸于人心，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古人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化”。董仲舒说:“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8］(P2499)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化”。所谓“化”，就是本于自然，本于人性与人情，非对象化地进入人们的生活，润物细无声地滋润人们的心田，在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中渗透道德教化。例如，民间一直流传着一首歌谣《老来难》:“老来难，老来难，少年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头前。千般苦，万样难，听我从头说一番。耳聋难与人说话，插七插八惹人嫌。雀蒙眼，似鳔粘，鼻泪常流擦不干。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年轻人，笑话咱，说我糊涂又装憨。……”非常形象、生动地启发人接受孝道观，进而在生活中可以鉴别良恶，自觉践行孝道。中国古人很重视采风，其意亦在于化俗，《诗经》中的“风”就是其典型体现。化民成俗，在民间有很多做法，很难一笔详尽，大要而言:一是通过民俗传递道德观念。例如，春节小辈要给长辈磕头拜年，家家拜祭祖先，清明祭祖等都传递了孝文化观。二是在节庆中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道德观念，使人们不自觉地接受道德教化。如明清时期北京城凡有廊子之较大商号，过年都在廊下挂满纱灯，所有纱灯绘画极其工致，灯上绘有“二十四孝”故事，伯牙摔琴、范张鸡黍等典故，以及神话小说等［9］(P77)。人们在观灯赏月娱乐之际同样也是在接受道德教育之时。三是通过乡饮酒等形式沟通民众感情，以淳化民风。
郑玄说:“乡饮酒义者，以其记乡大夫饮宾于庠序之礼，尊贤养老之意。”［10］(P2285)明清时期乡饮酒与里社、乡约结合，通过会饮与读誓，达到和睦乡里、淳厚风俗的目的。明代司正祝酒词中有这样的内容:“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11］(P1251)乡饮酒礼虽有官方色彩，但也是化民成俗的重要措施。四是通过挂匾、立碑、上志书等方式大力表彰道德典型。“二十四孝”是传统中国最为典型的道德楷模，有关的雕塑、画像、书刊随处可见，其传说故事妇孺皆知，这些都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对于地方道德模范，官府常常题字挂匾大力表彰，死后许立碑，地方志上也会记录其名字以流芳百世，而得到这样的表彰是极大的荣耀。这其实也是为了形成崇尚道德的社会氛围，让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净化心灵，促使人心向善。五是将化民成俗纳入政绩考核要求。清雍正年间，民间赌博盛行，由此引发的斗殴、盗贼事件日渐增多。为此，雍正皇帝下旨:“凡地方大吏有司有化民成俗之责，而乃悠悠忽忽视为平常，安辞溺职之咎。”［7］(P19—20)并且明确规定了官员劝惩之法:凡有明确证据证明赌具出于某县，则将该县知县照溺职例革职留任，督抚道官员要各降一级;如能缉获私造赌具之家，知县加两级，知府加一级，督抚道官员记录两次。明确将化民成俗的职责与官员的政绩考核结合起来，将化民成俗的效果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标准，自然有助于民间推进道德生活化。道德建设生活化看似平常，实则极具深意:将道德规则融入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完成道德建设，并且这一过程是不间断的、终生的。另外，每个人在道德实践中都会加入自己的理解，无论高低贵贱、贫富智愚都是如此。这样，每个人既是道德接受者，也是道德创造者，道德建设成为人人参与的全社会的主动行动。这犹如源头活水，当大大小小的道德泉水汇聚起来之时，道德之河汤汤无边。而且其中充满温情与亲情，非常容易让人感同身受，能让人发自内心地接受。传统中国社会以德治天下，道德生活化功不可没。本文来自于《河北学刊》杂志。河北学刊杂志简介详见
二、当今社会道德生活化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