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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范文1
1、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
译文：多干坏事，一定会自取灭亡。
2、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
译文：谁能没有过失呢？有了过失而能够改正，那就没有比这再好的了。
3、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
译文：百姓的生计全在于勤劳，只要勤劳生计就不会困乏。
4、《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
译文：《书经》上说：“处于安乐的环境之中时，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难。”想到危难就有所提防，有所提防就没有了祸患。
5、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译文：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创立学说。即使过了很久也不会被废弃，这就叫做不朽。
6、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译文：我听说过用忠心善行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用摆出权威来防止怨恨。
7、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
译文：面临祸患仍不忘国家，这是忠诚的表现。
8、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左传·昭公十一年》）
译文：树冠大了必然折断，尾巴大了必然不能摆动。（旧时常以“尾大不掉”比喻部下势力强大，不听从上级的指挥调遣。）
9、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左传·阳公五年》）
译文：当权执政者不能无故奖赏对自己有恩惠的人，不能借故惩罚与自己有私仇的人。
10、无德而禄，殃也。（《左传·闵公二年》）
译文：没有道德而享受俸禄，就是祸害。（说明享受国家俸禄的人必须在品格上作人的表率。）
11、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
译文：我不诈骗你，你不欺骗我。真诚相待，互不欺诈。
12、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左传·闵公元年》）
译文：贪图安逸享乐等于饮毒酒自杀，不可怀恋。
13、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ǒu）。（《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译文：下棋的人拿着棋子而决定不了下在什么地方，这样的人必定胜不了对手。
14、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左传·襄公十年》）
译文：众人的愤怒不可以触犯，个人专权的欲望难以成功。
15、川泽纳污，山薮（sǒu）藏疾，瑾瑜匿瑕。（《左传·宣公十八年》）
译文：河流大泽中也容纳污水，深山草野中也会藏瘴疠之气，美玉中也会微有瑕疵。
16、过而不悛（quān），亡之本也。（《左传·襄公七年》）
译文：有过错而不改正，这是败亡的根源。
17、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左传·文公五年》）
译文：空有虚名而无其实，言过其行的人。必然会招来人们的怨恨。
18、骄奢逸，所自邪也。（《左传·隐公三年》）
译文：骄横、奢侈、荒、放荡，是邪恶发源的处所。
19、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左传·隐公六年》）
译文：好事不能放弃，坏事不可任其发展。
20、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译文：节俭是有德之人共有的品质，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
21、兄弟虽有小忿，不废雠亲。（《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译文：兄弟之间即使有小小的怨恨，也不妨碍他们的至亲关系。
22、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译文：灾祸或福分没有别的来路，全由人们自己感召来的。
23、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左传·僖公二十年》）
译文：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去办事，过失就会少些了。
24、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左传·僖公五年》）
译文：面颊骨和牙床互相依靠，紧密相连；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两个邻近国家（或政党、团体）利害相关、互相依存的关系。
25、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译文：言辞没有文采，流行得不会很远。
26、树德莫如滋，击疾莫如尽。（《左传·哀公元年》）
译文：修养道德的最好方法就是促使它不断增长，消除疾病的最好方法治得彻底干净。
27、不以一眚（shěng）掩大德。（《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译文：不能因为一次过失而掩盖了平素的高尚品德和过去的功绩。
28、从善如流。（《左传·成公八年》）
译文：听从正确的意见象流水一样快。比喻能很快地接受别人好的意见，虚心听取他人的批评和建议。
29、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
译文：人民的生计贵在勤劳，勤劳就不会贫乏。
左传范文2
《左传》和《史记》,是我最喜爱的史籍。为什么说不读呢?读了影响信心。这信心来之不易,受国家教育这么多年,从小好好学习社会发展史观,知道人类天天向上,制度越来越好。《左传》记录的春秋时代,按正确说法,是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听,又是奴隶,又是封建,和咱们现在的制度,差着好几个阶段,比旧社会还旧,比古代还古,简直就是暗无天日了。
记得有人评选“最喜爱的时代”,有说宋朝的,有说大汉的,问到我这里,答以春秋。话一出口就赶紧忏悔,用着计算机,打着青霉素,沐浴着自来水以及赐来的阳光,怎么可以向慕野蛮、艰苦的上古呢?无非是《左传》读多了。可见便是好书,也有不读的理由。等工作。
有意思的是,春秋时代的人,倒不像我们这样,觉得自己恭逢盛世,睡梦里也要干笑三声。特别是春秋后期的士人,比如孔子吧,唉声叹气,对社会不满。春秋到战国,一大批读书人,受这阴暗心理的影响,一直在寻找制度出路。当时,一种普遍的观念是,人类是从黄金时代堕落下来的,所以幽厉不如文武,三王不如三代,如按老庄等人的看法,三代又不如最早的无怀氏葛天氏之类。儒家主张以礼制一点点地规束人性,以期大同,庄子则对任何制度没信心,主张一哄而散。他们也都是理想主义者,只是方向与我们相反。
儒家同国家结盟后,谈不上再有什么制度理想了。一千多年中,古人对未来,并无想象,也没有什么期待。政治的时钟,其实已停摆,官民的日常生活,一成不变,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那些仁人志士,补苴罅漏之余,放胆一想,也不过是圣贤的旧调。这和我们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和古人相反。我们崇拜时间,坚信不论人类生活的哪一方面,都是越往后越好,而且会自动地变好。近代比古代好,当代比近代好,我们今天不管怎么胡闹,也只能产生好的结果,因为未来天然地就比现在好。我们有能力主动地改变生活,也从不吝惜这种能力,因为我们相信,改变就是好。
但冷静地想一想,人类向前走,体现在积极方面的,有技术的发展,观念的改善。春秋时代,得了肺炎,几乎没有活路,再往前,还吃人肉呢。这些改变,是实际的,标志着人类的真正进步。在消极方面,则是人们常寄以厚望的制度变革7,也就是在组织社会的同时,让组织本身少捣一点乱,别反客为主。
如对后者也有天然的信心,未免对未来太乐观。比如我们知道,最坏的绝对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在上古,而是一次次出现在后代,而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坏,一个很恰当的例子,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这样的国家,在一千年前,是没有条件出现的。
这并不是说古人的心眼就好。拿中国举例子吧,在古代,国家权力并不能管制人民的全部生活,官僚体制,也只贯到县级,这一半是宗法的牵制,一半是技术和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对全民的动员和控制。所以古代的皇帝会感叹壮志难酬,余生也早,没有赶上未来的盛世。
我经常批评古代的帝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觉得唐宋元明人的日子,就没法儿过了。古代的生活是艰苦的,不公平的,个人的权利,更是受到无数干涉,好在那时的干涉,是粗糙的,虽然惹不起,偶尔还躲得起。握有权力的乡绅和官员,其大多数,多少还知道一些节制,这种节制来自他受的教育,也来自他的远比今天广泛的社会联系。
何况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读《左传》,最令人想往的,是春秋人的气质,强健而温和,直率而雍容,子夏之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春秋时代的日常生活,大概是没有人向往的;但春秋时的人,今天,也许你能找到那样的朋友,但不太能找到那样的敌人了。
左传范文3
【关键词】思想；艺术；记言；记事；民本；国别史；编年史
《国语》和《左传》在中学古文教学中占有一定的篇幅，选入课本的《国语》有《勾践灭吴》，《左传》有《曹刿论战》、《烛之武退秦师》、《段于鄢》。现在从思想、艺术两个方面分析一下《国语》和《左传》的特点。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左传》则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编年史。《国语》和《左传》的作者究竟是何人，学者历来对此持有异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据此认为该书作者为春秋时期大约与孔子同时的鲁国史官左丘明。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学者称之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并认为是左丘明为解释《春秋》一书而作。所以旧时传《国语》和《左传》为同一作者，《国语》为《春秋外传》，《左传》为《春秋内传》（见《汉书·律历志》）。《国语》和《左传》其记言记事多与《春秋》有联系，多有助于说明《春秋》两书与《春秋》虽有联系，但两书各自单行。内容上亦自成体系，各为一家，内外传一说显然有不妥之处。
相传两书作者同为左丘明，后世学者研究也众说纷纭，两书作者究竟为何人各持己见。现在一般认同的是两书作者实难确指，内容大多出于各国史官的记述，其中的部分史料可能出于左丘明的传诵，这才是被大多数学者认同的。
《国语》始创国别史之体，此书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记事时代大体为西周前期至春秋末期（约公元前967～前453）。
《左传》是编年体史书，以鲁史为线索，按“《春秋》十二公”的顺序，依次编排。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772～前453年）。《左传》以年为纲，以事为目，纲举目张，网罗众事，塑造了形形的历史人物。全书有姓名可稽者，几近三千之众。其中形象较为鲜明，具有一定个性者为数不少。作者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描述，刻画了许多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动人形象。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论“编年”、“纪传”二体为史家之圭臬，称《左传》和《史记》为“编年”、“纪传”之祖。
《国语》和《左传》的成书时间较为接近，记载的史事也大体属于同一时代，且内容上互有交错。有学者认为《左传》和《国语》是《春秋》的内、外传，虽有不妥之处，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两部书存在着某种一致性。
《国语》、《左传》的思想特点
《国语》较之《尚书》、《春秋》，思想上已有了一些新的特点，概括为“重民”、“尚礼”、“崇德”，这些思想倾向，基本上符合了儒家的主张或思想。
一、《国语》中宣扬民本思想，认为民为国之本，《周语中》明确指出：“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周语上》记邵公谏厉王弭谤，提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楚语上》则有“安民以为乐”。《鲁语上》记曹刿问战，提出“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这些都反映出“重民”的思想倾向。
二、“尚礼”的倾向在《国语》中也有突出体现，宣扬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礼节礼仪，其中还有不少“忠”、“信”、“仁”、“义”等道德观念的论述。例如，《晋语四》记宁庄子之言曰：“夫礼，国之纪也。……国无纪，不可以终。”可以看出其对“礼”的崇尚。
三、《国语》中“攘夷狄”的思想，意在排斥周王朝以外的其它民族，维护周王朝统治。同时也有关于天命神鬼、吉凶祸福预言的记述，反映了其落后、迷信的思想。被柳宗元在《非国语》中批驳为“诬”之说。
《左传》与《国语》相比较，其民本思想更加张扬、鲜明。
其一，《左传》明确表达民重于天，民重君轻，民为邦本，民为神之主的思想观点。“民本”思想比《国语》有显著进步，这与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宣扬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已基本一致了。例如，襄公十四年记中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其民本思想充分显示出来。
其二，《左传》重视民心之向背，在《曹刿论战》中记述战争取胜的先决条件，鲁庄公“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取信于民，民心所向，则战无不胜。哀公元年记逢华之语曰：“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在《左传》中民心向背，不仅直接关系战争胜败，而且大而言之关乎国家兴亡。其鲜明的“民本”思想昭示统治者得民心才能得天下，失民心必失天下。其思想的进步性在《国语》之上。
《左传》中记述的史事重视民意、关注舆论，也体现了其民本思想。《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襄公三十一年记子产不毁乡校，都强调了重视民意，关注舆论，体现民情，是以民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其三，《左传》中反对改革，维护旧的礼制，又暴露了保守的一面。同时称道妖鬼神怪，宣扬迷信，这是其思想中的糟粕。
《国语》和《左传》杂有不少天命鬼神、祸福预言，占卜报应。推想一下，两书并非出于一人、一时，记述多来自宫廷史官传诵，也就不难理解其中落后、保守、迷信的一面。
《国语》和《左传》的艺术特点
《国语》包括243则长短不一的史实或故事，就艺术特点而言，其一是长于记言，记事的艺术性稍差。善于描写人物，记事也有一定的情节，记言详而不繁，记事略而不至于无。塑造了形形的政治人物。如《晋语》中的晋文公，《越语》中的勾践、《吴语》中的夫差，都塑造得个性鲜明、生动形象，这与其写作上的长于记言，善于刻画人物是分不开的。《国语》的文学成就虽不及《左传》，就其某些篇章人物的个性塑造之形象丰满，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二，《国语》记言中展现的史实或故事情节，有不少进行了虚构和想象，往往在记言中加上一些风趣幽默、引人入胜的小故事，这点是写作艺术上的创新，这点《左传》就有所不及。
其三，《国语》语言朴实平易，自然流畅，读来通俗易懂，用词不生僻，句式也接近口语，富于生活气息。同时，客观地看又是其缺点，因此而少了文采。
《左传》以鲁史为线索，按鲁国十二位国君为顺序记事，共196845字，洋洋洒洒，历来备受推崇。刘知几赞其“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史通·载言》，是“叙事之最”。可见《左传》在散文写作艺术上确已成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左传》跨越史学、文学两个领域，其文学成就高于史学成就。
《左传》的最突出特点是长于记事，《左传》记事“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
首先，《左传》善于记叙事件，情节完整，层次分明。尤其是对战争的叙述有条不紊，笔法相当细腻。如《段于鄢》记叙郑庄公兄弟，母子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尔虞我诈的斗争。郑庄公的阴险狠毒，公叔段的愚昧张狂，姜氏的自私贪婪，颍考叔的醇厚机智，都刻画的惟妙惟肖。《烛之武退秦师》（《左传·僖公三十年》），则刻画了一个勇救国难，能言善辨的爱国老臣的形象。
其次，描写战争生动、具体、形象。善于发掘战争发展线索，战前准备，战后评价，分析胜负原因，并注重从政治方面分析胜负原因。例如《曹刿论战》（《左传·庄公十年》），就是这一艺术手法的具体体现。
《左传》在刻画人物上，注重在历史事件中写人，在记人中表现历史事件，能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发展变化，从《段于鄢》中这点是不难看出的，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刻画出人物个性。《左传》善于记事、描写战争，体现出高超的叙事艺术。这与作者身处战乱之世，习于战事是分不开的。同是写齐鲁长勺之战，《国语》和《左传》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述，《左传》所记则精练、完整、细致、传神。
《左传》艺术上又一突出特点是工于记言，且较之以记言为主的《国语》更富文采。春秋时期列国外交空前繁荣，行人聘问讲究外交辞令。这些外交辞令经《左传》采录后精心提炼，都已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
《左传》和《国语》之比较
一、《左传》和《国语》其成书都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左传》成书比《国语》稍晚一些。
二、从编排体例上看，《国语》是国别史，《左传》则是编年史，其体例不同。《国语》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左传》则以鲁国十二国君为序记事，取材及范围比《国语》广得多。
三、从思想倾向来看，《国语》、《左传》都宣扬“民本”思想。两书所讲的道德伦理观念也大致相同，基本上体现了儒家的思想主张。
四、从写作上看，《国语》侧重记言，则多记教诲之语。《左传》侧重记事，则多叙列国之事。其目的虽都在善善恶恶，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但《国语》显然按照某种明确的说教意图，对史实作过一番选择，而从中引出某种教诲的言论，富于政治色彩。
五、从艺术性来看，《国语》语言朴实平易，读来通俗易懂，这点既是其优点，同时也因此而缺少了文采。《左传》文辞简约，修辞精美，笔法细腻。其艺术性远比《国语》高得多。文学上的成就高于史学成就，被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称为“叙事之最”。——刘知几《史通》。
六、同时，也应该指出，两书有不乏糟粕之处。《国语》中杂有不少关于天命神鬼、祸福预言的记述，不厌其烦。《左传》对妖鬼、神怪、占卜、报应之事，屡屡称道。这些都无疑是《国语》、《左传》落后、迷信思想的反映。因为两书都出自于大致相同年代的宫廷史官，其经历境遇也许决定了他们无怪乎要对此类神鬼之事津津乐道了。但这也不会影响《国语》、《左传》史学及文学方面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先秦两汉散文专题》韩兆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2]《先秦两汉散文专题作品选》韩兆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3]《古文观止》中华书局出版社
左传范文4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也有着优秀的外交辞令样本，《左传》堪称其一。《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与《春秋谷粱传》、《春秋公羊传》合称“春秋三传”，都是为孔子的《春秋》作注的著作。汉代以前，三传地位相当。但汉代以后，《左传》逐渐占了上风，至今已占有了绝对优势。究其原因，除了一般常言其着眼政治与军事、长于战争描写，叙事生动、富有戏剧性，语言优美、长于剪裁之外，笔者以为，长于辞令描写，也是其重要因素。其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可以视作经典。
一、互谅之中争取双赢。《烛之武退秦师》中，秦晋围郑，郑知必亡，若一味嘴硬，定会大祸临头，但是烛之武坦然承认将亡之事实，一方面分析郑国灭亡是个损失，而秦多劲敌同样不利；另一方面分析郑国保全是个胜利，而秦留一个东道主同样是胜利。正是灭郑则双败，留郑则双赢，秦穆公只好欣然从命。《郑庄公戒饬守臣》也是一例。
二、逆向而言人不敢言之语。《展喜犒师》一段，齐孝公拟大举伐鲁，鲁国派展喜犒师，想制止这场战争。齐仗自己兵强马壮，耀武扬威，问道：“鲁国怕我们吗？”此时答怕，自然有辱国格，但若答不怕，外交谈判必然破裂。面对此二难命题，展喜巧妙地对应：“小人恐矣，君子则否。”进而从历史上齐鲁有盟约的角度阐述了利害关系，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三、比较之间明取舍。《子产告范宣子轻币》一文，范宣子执政，晋国如日中天，诸朝纷纷朝贡，贡礼越送越多，郑国不堪重负。子产劝宣子说：“子为晋国，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闻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二。若吾子赖之，则晋国二。诸侯二，则晋国坏；晋国二，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通过“贿”与“德”的比较，显示出贿能招祸，德能久存，直说得范宣子口服心服，高高兴兴地减轻了贡礼。
四、真诚取胜说实话。《子产却楚逆女以兵》一文，楚迎娶郑女，而让人马在城外为营，以行婚礼。楚使借口为祭郑祖庙而来，一定要入城在祖庙成婚。照此看来，楚似有理，郑不便拒绝。但是子产派子羽索性直言道破天机，“小国为了自己的安全，怎样设防都是可以理解的。过分相信大国而不设防，倒随时可以招来灾祸。现在楚国以重兵迎娶郑女，万一袭郑，我们又怎么办呢？如果楚国没有他意，我们又何至于不在祖庙成婚呢？”楚国要入祖庙，有言在先，如今只好表示诚意，不再携兵器入城，郑国终于捍卫了国家安全，又没有导致郑楚外交关系的破裂。
五、以谐对谐，以庄对庄。外交应对，往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总是“顾左右而言它”，固然不太严肃。但总是一本正经往往也难免上当。《齐桓公伐楚盟屈完》一文，屈完会齐桓公，以谐对谐，以庄对庄，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齐国纠集多国部队伐楚，理由很简单，“包茅不入”，“昭王南征不复”。屈完答得诙谐，“茅草没有贡奉，那就加倍；昭王溺水，你该讨伐河伯才是啊！”后来，齐楚签定了盟约，齐侯仍炫耀武和，以多国部队之强大“谁能御之”，“何城不克”？面对厄诈，屈完正色回答：“如果想征服楚国，楚将以大山为城，汉水为护城河，那么一点军队，不是太少了吗？”说得齐桓公哑口无言。
左传范文5
关键词: 洪亮吉 《春秋左传诂》 杜注
尽管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在利用汉魏遗说匡正杜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具有纠谬补缺之功,但是也多少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洪亮吉旨在破杜立汉,对杜注的态度有欠客观公允,不免有贬斥过分的倾向。另一方面,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释义中具体的按断也尚有可商榷之处。本文主要从以上两个方面探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的不足之处。
一、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对杜注的贬斥有欠客观公允
洪亮吉旨在破杜立汉,对杜注的态度有欠客观公允,不免有贬斥的倾向。
1.神之听之,介尔景福。(襄公七年传)
杜注:介,助也。景,大也。
【诂】:《诗》郑笺:“介,助也。景,大也。”(杜本此)按:服虔《汉书》注:“介,大也。”则注此传当亦同。又《诗・小明章・毛传》:“介、景,皆大也。”则此“介”字当从毛、服注为得。
辨析:“介尔景福”应与下文“介福降之”义同。“介福”训为大福,相当于“介尔景福”之“景福”,“介尔景福”之“介”当训为助,当依杜注训为动词助,正与降相应。
2.道相望,而女富溢尤。(昭公三年传)
杜注:饿死为。
【诂】:《说文》:“,道中死人,人所覆也。”荀悦曰:“道瘗谓之。”亦作“”。韦昭从毛传曰:“道冢为。”按:杜注云:“饿死为。”盖随文生训,究不若以上诸说之确。
辨析:段《说文解字注・四篇下・部》“”下云:“《左传》:‘道相望。’杜注:‘饿死为。’”杜注与《说文》义相近也,亦通。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此言饿死于路者多。”皆通,洪贬斥过分也。
3.今君奋焉震电冯怒,疟执使臣,将以衅鼓,则吴知所备矣。(昭公五年传)
杜注:冯,盛也。
【诂】:《说文》:“冯,马行疾也。”《方言》、《广雅》:“冯,怒也。”按:此则冯怒当称疾怒,较杜注冯盛为长。
辨析:《说文》:“冯,马行疾也。”段《说文解字注・十篇上・马部》:“按:马行疾冯冯然,此冯之本义也。展转他用而冯之本义废矣。冯者,马箸地坚实之也。因之引伸其义为盛也、大也、也、懑也。如《左传》之‘冯怒’,《离骚》之‘冯心’,以及《天问》之‘冯翼惟象’,《淮南》书之‘冯冯翼翼’,《地理志》之‘左冯翊’皆谓充盛。”“冯怒”,当依杜注训为盛怒,较《洪诂》从其本训为长。
4.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带有结。(昭公十一年传)
杜注:,领会;结,带结也。
【诂】:《说文》:“,带所结也。《春秋传》曰:‘衣有。’”按:杜注:“,领会。”疑非。观《传》下“视不过结之中”,则《说文》为是也。
辨析:《说文》:“,带所结也。《春秋传》曰:‘衣有。’”段《说文解字注・八篇上・衣部》:“昭十一年《左传》:叔向曰:‘衣有,带有结。视不过结会之中,所以道容貌也。’杜注:‘,领会;结,带结也。’《玉藻》、《曲礼・深衣》皆谓:‘交领曰袷。’即袷,会合同义。且叔向‘视不过结之中’,即《曲礼》:‘视天子不上于袷,不下于带。’《玉藻》:‘侍君视带以及袷也。’然则杜注得之,许合结二者为一,似误也。杜注当仍贾、服之旧。”“”当依《段注》训为“袷”,“”、“袷”同义,即交领、领会也。当以为杜注为是。《洪诂》、《说文》皆合“”、“结”为一,不确。
5.叔孙旦而立,期焉,乃馆之于箕。(昭公二十三年传)
杜注:从旦至旦为期。
【诂】:郑玄《礼记》注:“期,时也。”按:杜注:“从旦至暮为期。”非义训。
辨析:《说文》:“,复其时也。”段《说文解字注・七篇上・木部》:“言也,十二月为期年。《中庸》:‘一月为期月。’《左传》:‘旦至旦亦为期。’今皆假期为之。期行而废矣。”“期”当为“”之假借,由“叔孙旦而立”知“期”当训为“旦至旦为期”,当以杜注为是。《洪诂》训“期”为时,义不明确。
6.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物,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哀公元年传)
杜注:必须军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犹也。
【诂】:服虔云:“以其半分军士而后自食其余,若箪醪注疏也。”(本疏)按:何休《公羊注》:“分,半也。”杜注云,非本训。
辨析:“分”有半义,但此句“分”当依杜注训为遍为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分谓人人得其份。”
7.公使太史固归国子之元,置之新箧,之以玄,加组带焉。(哀公十一年传)
杜注:,荐也。
【诂】:《说文》:“,衽衣也。”按:杜注:“,荐也。”未知何据。
辨析:《说文》:“,衽也。”段《说文解字注・八篇上・衣部》“衽”下:“此衽当训衽席。《左传》:‘归国子之元,置之新箧,之以玄,加组带焉。’杜曰:‘,荐也。’与许云衽也义同。”当以杜注为是。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此谓以红黑色与浅红色之帛作垫。”
二、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释义中具体的按断也尚有可商榷之处
1.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隐公元年传)
杜注:寤寐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
【诂】:按:应劭《风俗通》:“不举寤生子。俗说,儿堕地,未可开目便能视者,谓寤生。”是寤生始生即开目者。又《南凉录・慕容道德传》:“德母昼寝而生德。父曰:‘此儿易生如郑庄公。’”则又以易生为寤生。今考杜注以庄公因寤寐而生,则与慕容德正同,故注义亦与德父之言相似。
辨析:《洪诂》不解“寤”为之假借,故误。王叔岷《左传考校》:“朱骏声云:‘寤,假借为,左隐元传“庄公寤生”,足先见逆生也。’(《说文通训定声》)案朱说是。《说文》:‘,逆也。’《史记・郑世家》云:‘生太子寤生,生之难。’逆生故生之难,俗所谓难产也。”
2.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隐公十年传)
杜注:下之事上,皆成礼于庭中。
【诂】:《尔雅》:“庭,直也。”按:谓诸侯之不直者。杜注殊属臆说。韦昭《国语》注即云:“庭,直也。不直,谓不道也。”
辨析:《洪诂》训“庭”为直,训“不庭”为不直,表面上似亦可通,但据《九年传》“宋公不王”,故此云“以讨不庭”,“庭”当为“廷”之借字,“不庭”当为不来朝廷者。《说文》:“庭,宫中也。”段《说文解字注・九篇下・广部》“庭”下云:“部曰:‘廷,中朝也。’朝不屋,故不从广。宫者,室也,室之中曰庭。凡经有谓堂下为庭者,如‘三分庭,一在南’,正当作廷,为义相近。《尔雅・释诂》、《诗・大田・韩奕》、《闵子小子传》曰:“庭,直也。”引申之义也。庭者,正直之庭也。《说文》:“廷,朝中也。”段《说文解字注・二篇下・部》廷下云:“朝中者,中于朝也,古外朝治朝,燕胡皆不屋。在廷,故雨沾服失容则废。”“庭”本义为宫中,即室之中,直为其引申之义,但据上下文,“庭”当借为廷,即朝中也。“不庭”即为不廷,不来朝廷朝拜者。
3.之士皆未也,明日清相见也。(文公十二年传)
杜注:,缺也。
【诂】:《说文》:“,间也,谨敬也,一曰说也。一曰且也。《春秋传》曰:‘两君之士皆未。’”按:今本“间”误“问”,“且”误“甘”,从《玉篇》、《广韵》校改。哀十六年“昊天不”,杜注:“,且也。”正用《说文》。此注:“,缺也。”未知何据。余按此“”当与“间”同义,故《说苑》载此事云:“三军之士皆未息。”“息”、“间”义并通,又《释文》云:“,《尔雅》愿也,强也,且也。”《韩诗》曰:“,也。”《昭二十八年传》:“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也以为快。”此字亦当训且。杜注:“,发语之声。”非。惠氏《补注》训作愿,亦失语意。又按:《方言》、《广雅》训为伤,与此传义亦通。
辨析:《洪诂》引《说文》:“,间也。”段《说文解字注・十篇下・心部》“”下云:“间者,肯之误,《小尔雅》曰:‘,愿也。’《晋语》:伯宗妻曰:‘庇州犁焉。’”韦注曰:“‘,愿也。’愿与肯义略同。”“两君之士皆未也”,《洪诂》训为间,是不明间实为肯之误也,当训为肯也,愿也。杜注训为缺,更误。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肯也,愿也。此言日中双方退军,两国之士皆未快意,故谓明日相见。杜注谓‘,缺也。’《方言》:‘,伤也。’皆与此文不协。”《哀十六年传》“昊天不”之,洪依杜注训为且,是也,亦本《说文》。《昭二十八年传》:“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也以为快。”《洪诂》亦训为且,杜训为发语之声,皆误。当从惠氏《补注》训作愿,与《说文》肯义同。
4.广队不能进,楚人之脱扃。(宣公十二年传)
【诂】按:传逊谓楚人将毒害之,而晋人乃脱扃拔旌投衡而出,非也。详见《定四年传》。又《小尔雅》:“,教也。”(杜本此)
辨析:此“”当从其本训训为毒。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左传杜注正伪表・卷四十八》:“案:字当依《说文》作毒字解,《定四年传》:‘管、蔡启商,间王室。’《哀元年传》:‘少康为牧正,浇能戒之。’杜于两处俱训为毒字,此传亦宜依此解释。若训作教字,恐两军相敌,无教敌人出险之理,宜训毒字为近情,至《正义》谓:‘脱扃拔旌,皆是教人之语。’尤不可通。二句是叙晋人事,脱扃尚不能出险,更拔旌投衡,乃得出,非楚人口中语也。”洪训为教,误也。
另外,洪亮吉缺乏金石文字的素养,未能较好地利用这方面的材料,如:《襄公二十八年传》“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镇抚其民人,以礼承天之休”之“休”,《洪诂》据《尔雅》训“休”为美,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金文中休字常作赐予讲。”洪亮吉没能充分利用金文材料,训“休”为美,不若训为赐予为长也。
参考文献:
[1]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左传范文6
【关键词】《左传》；预言；反应；思想
《左传》有许多叙述事件的方式，通过预言的形式进行记述是很重要的方式之一。其实这些预言大多都是作者试图对某种现象进行解释而做出的，如对其分类的话，笔者认为总的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有关于对天象解释而做的预言，如“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二、有关于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而做的预言，如“是岁也，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萗。”三、有关于对人事行为解释的预言，如“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四、有关于对神鬼事行为进行解释而做的预言，如“秋，狐突适下国，遇大子，大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
《左传》中的预言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上述四类，这些预言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的某些社会现象试图进行解释的尝试，更反映了的作者的某些的思想观念。重德、重礼、宗教和巫祝、理性的思想观念。
一、“重德”的思想
先秦时期不是法制的社会，法制在人们的思维中是不可接受的。而与此相反的是“德制”的观念则很有市场。
《左传》中有许多关于“德”的预言，如“公问于众仲曰：‘卫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公仲认为州吁不用“德”来安抚百姓，反而用战争来转嫁国内矛盾的行为最终必然不能让他免于祸难。另外再如“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蔡墨认为赵孟如果修德的话，就可以不和范氏、中行氏一同灭亡。这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非常看重“德”的作用：不用之“和民”则不免于祸，修德则可免于亡。
《左传》中关于“德”的预言反应了作者对“德”重视的思想。在当时的人看来，“德”应该是在上的统治者施政的理念，统治者应该“为政以德”；也应该是在下的个人行为方式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
二、“重礼”的思想
春秋时期开始到战国时代，从周公以来一直延续的礼乐制度遭到了重大的破坏，后世形容当时的社会谓之“礼崩乐坏”。值得一说的是，虽然礼乐制度在当时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但是人们的意识中还存留着重视“礼乐”的观念。
《左传》当中有很多体现维护“礼”的预言，如“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再如“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鍼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
王孙满认为秦国的军队无礼，因而必然会导致在战争中失败。陈鍼子则认为郑国公子忽和陈国女“先配后祖”的行为是对祖先侮辱的无礼行为，这样的婚姻不合法。因为它违背了“礼”，所以它不合法，也就无法承担婚姻赋予的生儿育女的神圣任务。这些反映了作者在当时的乱世当中还秉持着“礼”的思想。
三、原始社会遗留的宗教、巫祝思想
预言本身就是原始社会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彻底消退的产物，这种现象又和原始宗教密切相关。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对当时的作品产生影响。由于原始宗教和巫祝思想尚未彻底消退，所以在春秋时期的典籍中有许多反映。《左传》预言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与原始宗教、巫祝思想直接相关的预言，其中不乏鬼、神、巫、梦的记载。例如：“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従之。内史过往，闻虢请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再如“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公以戈击之，首队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献子许诺。”“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其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
这些预言和“鬼神”、“巫”、“梦”联系到一起，反映了原始社会遗留的宗教、巫祝思想对《左传》的影响。
四、理性的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着的大变革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天信仰的动摇和对自身作用的认可是当时人们思想进步重要标志之一。
《左传》中的某些预言闪烁着理性的光辉，“是岁也，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当王身乎！若萗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萗。……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章，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 “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楚王认为自己之病非“河”所致，子产认为“天道远”，天道无关于人道，这些思想都无不透着理性。
《左传》中的预言是作者由于时代的局限而无法对某些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产物。但是，这些预言反应了《左传》作者的思想观念，仔细研究这些预言，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人对事物的态度以及当时人的思想观念。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