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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实验范文1
关键词:泰勒;梅奥;经济人;古典管理理论;霍桑试验
一、引言
古典管理理论的杰出代表泰勒、法约尔等人在不同的方面对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对管理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着重强调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纪律性,而未给管理中人的因素和作用以足够重视。从20世纪20年代美国推行科学管理的实践来看,泰勒制在使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也使工人的劳动变得异常紧张、单调和劳累,因而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并导致工人的怠工、罢工以及劳资关系日益紧张等事件的出现;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有着较高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工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体力劳动也逐渐让位于脑力劳动,也使得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单纯用古典管理理论和方法已不能有效控制工人以达到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目的。这使得对新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寻求和探索成为必要。
二、“霍桑试验”概况
“霍桑试验”正是古典管理理论所引发的劳资矛盾激化这一背景下的产物,霍桑工厂是一个制造电话交换机的工厂,具有较完善的娱乐设施、医疗制度和养老金制度,但工人们仍愤愤不平,生产成绩很不理想。为找出原因,1924-1932年,以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EltonMayo)为首的一批学者在霍桑工厂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总称为霍桑实验。霍桑实验主要包括如下几个著名实验:
第一,照明实验。实验人员先在厂内选择一个绕线圈的班组,把它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不断改善照明条件,而对照组的照明条件不变,实验结果却显示两组的产量都在增加。分析表明,让工人们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实验,工人们认为这是管理当局对他们的重视。同时,由于在实验中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工人之间有融洽的关系,促使了实验中两组产量都有提高。这表明,人际关系是比照明条件更为重要的因素。
第二,福利实验。梅奥选出6名女工在单独的房间里从事装配继电器的工作。在实验过程中逐步增加一些福利措施,如缩短工作日、延长休息时间、免费供应茶点等,在实验进行了2个多月之后又取消了各种福利措施。结果仍与实验者的设想相反,产量不仅没有下降,而是继续上升。后经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导致生产效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参加实验的光荣感。这说明被重视的自豪感对人的积极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二是成员间良好的相互关系。在调动积极性、提高产量方面,人际关系因素是比福利措施更重要的因素。
第三,访谈实验。为了解职工对现有的管理方式有什么意见,为改进管理方式提供依据,研究者在工厂中开始了访谈计划,但这种规定好的访谈计划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工人想就工作提纲以外的事情进行交谈,其认为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公司或调查者认为意义重大的那些事。访谈计划持续了2年多,工人的产量大幅提高。工人们长期以来对工厂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方法存在许多不满,无处发泄,访谈计划的实行恰恰为他们提供了发泄机会。发泄过后心情舒畅,士气提高,使产量得到提高。
三、“霍桑试验”的理论成果
从1924-1932年,霍桑实验持续了9年。1933年,梅奥出版了《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对实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系列理论:
第一,社会人理论。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代表的传统管理理论认为,人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工作的,因此金钱是刺激工人积极性的唯一动力,因此传统管理理论也被称为“经济人”理论。而霍桑实验表明,经济因素只是第二位的东西,社会交往、他人认可、归属某一社会群体等社会心理因素才是决定人工作积极性的第一位的因素。
第二,士气理论。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代表的传统管理理论认为,工作效率取决于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法和好的工作条件,所以管理者应该关注动作分析、工具设计、改善条件、制度管理等。而霍桑实验表明,士气,也就是工人的满意感等心理需要的满足才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基础,工作方法、工作条件之类物理因素只是第二位的东西。
第三,非正式群体理论。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代表的传统管理理论认为,必须建立严格完善的管理体系,尽可能避免工人在工作场合中的非工作性接触,因为其不仅不产生经济效益,而且降低工作效率。而霍桑实验表明,在官方规定的正式工作群体之中还存在着自发产生的非正式群体,非正式群体有着自己的规范和维持规范的方法,对成员的影响远较正式群体为大,因此管理者不能只关注正式群体而无视或轻视非正式群体及其作用。
总之,霍桑实验表明,人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不是孤立的、只知道挣钱的个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群体成员,个人的物质利益在调动工作积极性上只具有次要的意义,群体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才是调动工作积极性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美)斯帝芬.P.罗宾斯著;孙建敏等译.组织行为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美)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动机与人格[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美)麦考密克,伊尔根著;王垒译.工业与组织行为学[M].科学出版社,1991.
4、徐联仓.管理心理学及其应用[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霍桑实验范文2
[关键词]因果关系；机会丧失理论；“治愈或存活机会丧失”型医疗纠纷
在患者选择诉诸法律来保障自身权利的过程中，有不少是属于“治愈或存活机会丧失”型医疗纠纷案件。此类案件主要是指因为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失，致使患者的治愈或存活机会有所丧失。针对此类案件，国外的立法与实践研究已相对完善和成熟，而我国在这一方面鲜有学者涉及，同时此类案件的可诉性和可获赔偿性不强，故存在着立法与实践的盲区。针对这一问题有研究的必要和立论的意义。
“治愈或存活机会丧失”型医疗纠纷案件作为侵权损害行为的典型案件，自然满足侵权行为中的医疗损害的构成要件。在之前的两篇拙文中，已就“损害”和“赔偿”两个相关构成要件进行了论述。在此，将就侵权行为的另一构成要件进行立论和阐述。
一、因果关系理论
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行为的核心构成要件，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在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也担当着不同的作用：一方面，它是侵权责任成立的必备要素，是其成立的基础和出发点；另一方面，它也起到了一个引导和平衡的作用，是在法律层面上对侵权责任设立更高的标准。在对他人或者对物的内在危险的实现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的情形，是指他人的致害行为或者物的内在危险之实现与损害之间的内在联系。传统理论认为，对因果关系的判断要从一个整体出发，不能单独的将它割裂开来。
关于因果关系的判断规则，在大陆法系主要有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和盖然因果关系说。
条件说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最早是由德意志帝国法院刑事部推事弗布里所提出来的，后为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极力倡导，也是大陆法系最早研究侵权行为因果关系的理论之一。这一理论主要运用于刑法中对刑事犯罪的因果关系的考量，具有适用上的局限。因此，针对诸多的民事侵权案件，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另寻出路。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应运而生。
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民事侵权案件的增多，相当因果关系说也应运而生。该学说认为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并不需要像条件说那样有着那样严格的推导，只需具备某一事实，然后依据社会共同经验，如果可以导致与损害事实同样的结果，那么就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成立。这一理论由于更加具备民事侵权的特色，后来逐步传播开来。但该理论一方面需要准确地认定条件关系和相当性，这就需要法官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另一方面其自身也有一定局限性。随后的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即是对它的补充和完善。
盖然因果关系说缓解了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在实践中模糊、难以操作的难题，它提出了受害人不需要证明加害行为百分百导致损害结果，也不是像相当说那样结合社会共同经验，而是论证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能，即可以认为受害人已经尽到了证明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因果关系是指侵权行为作为原因，损害事实是一种客观结果，它们之间是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是指那些具有违法性的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关联性。其中，违法权行为又包括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行为人采用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只有这种层面上的因果关系才是确定责任归属与责任范围的必要要件，构成此层面上的因果关系才可以要求责任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不足
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三大基石是“优势证据原则”、“必要条件规则”和“全有或全无规则”，这些判断基石解决在一般的侵权问题上没有重大问题，然而在适用“存活机会丧失”型医疗纠纷案件中，却显得力不从心。因为机会的丧失作为损害，并不像一般损害那样，实实在在的存在，这种机会的丧失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性。只是可能存在的一个机会丧失掉了，至于这种机会是否一定会存在，却无法像传统因果关系那样有个紧密的论证。受害人对此将无能为力。因为这种机会丧失性案件中受害人只能依据假设的事实来进行主张，这时受害人所能提供给法官的是假如没有加害行为，他可能会面临什么，而不是加害行为实施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而由于这种问题又无法通过定性定量的分析来具体阐述，到底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存在多大可能，就很难用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解决这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受害人丧失的机会的价值的衡量，并在此基础上对受害人予以救济，是一个适当的选择。
换言之，在传统的因果关系原则中，不存在“可能”，仅仅有“有”或“无”的因果关系问题。受害人将因为无法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而无法维权。而面对高治愈率的疾病，因为医生过失，适用传统因果关系，则有可能出现患者达到过度赔偿的问题。现实中也不乏此类案件，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就有不少类似案件。那时的日本好多癌症患者已经处于中期或晚期，本身就已经难逃死亡的命运，但是医方在治疗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过错和过失。但是作为受害人，自己也清楚地了解最终的死亡与病魔密不可分，医方虽存在过错，若是按照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这种死亡结果是由癌症这种病魔导致的，即使医方提供适当的治疗，患者也难逃死亡厄运。因此，事实的因果关系根本无法成立。
三、域外相关司法实践与经验
针对上述的弊端与不足，各国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正如上例，日本的部分下级审理裁判案例曾做出大胆的实验，当医疗方诊断上发生不作为式的重大过失，但是又不能确定患者在医疗方实施了正确的诊断行为时就可以生存的情况下，用“对符合现代医疗水准的适当诊疗的期待利益受到侵害”替换损害概念。
英美法系中的因果关系又可以细分为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在确定因果关系时首先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出发，这就要排除其它一切影响因素的干扰，仅仅是对客观情况进行分析，从而首先确认事实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假如这一步成立，即事实因果关系的的确确是存在的，那么法官就要综合考虑其它相关因素，包括但不限于风俗习惯、公平正义、行为人的状况、判例、逻辑甚至政策等，在事实因果关系成立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法律因素下行为人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到机会丧失理论中，在何种情况下适用以及如何适用的问题，各国规定又纷繁复杂。
在美国主要将该理论运用于患者因医疗方诊断上的重大失误而失去被治愈的机会从而丧失生命的案件中；而在英国，他们主要将该理论运用于受害人遭受到了经济损失的案件中，比如有因为虚假陈述而丧失了商业机会的情形，也有因此而丧失胜诉权的；在法国，他们却认为这普遍适用于上述所有情形的案件。
在英国1995年的一个案例中，原告欲收购甲的公司，可是在与对方签订合同的时候忘记了要求甲对公司不存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的责任，最后，由于在后来的交易中发现原来公司此前还存在着巨额的债务纠纷，而由于并没有要求甲承担连带保证，因此，原告只能自吞苦水，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当时的法院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律师，是有义务给顾客提供合理正确的建议的，假如原告律师提供了正确的建议，原告也就会要求甲提供相应的保证，这样在后来即使发现了公司存在巨额的债务，也可以分摊损失，以后也不至于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原告有权针对该机会的价值得到赔偿。
但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活动中，他们并不赞成机会丧失理论在案件中的运用。然而实际上，当发生受害人已经实际受到了损害而事实表明该损害在未来有可能继续存在的情形时，法官更偏向于适用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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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不断进步，古人远远不如今人。掌握了新技术“物件”的国王，往往就掌握了权力，玉石、铜器、金器，每一种新技术所催生的新物件，往往也重新焕发出万民心中的好奇感和敬仰心，仪仗感也由此诞生。历代的王往往利用新技术的稀缺性来达成仪式的庄重作用。
虽然，当新技术消失后，仪仗成了一种纯粹的形式，但仍然能够起到威严和惊醒大众的作用。例如，大炮的发明，早先的战场上大炮是用马车来拉的，一声炮响，马车旁边如果没有两个战士拉住缰绳，马就会受惊。后来，马车被机动车代替，而原本不需要的两个拉缰绳的士兵却作为仪仗一直保留了下来。再到今天，迎接国外元首，礼炮更不需要缰绳，炮不再重要，而仪仗兵却成为最重要的东西。
人的爱国主义，来源于族群中强壮的雄性为保护族群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族群被保护时所产生的依偎感。1997年7月1日，三军仪仗队那位接收降旗的仪仗兵李本涛一声撼天动地的“敬礼”口令，让我身为男人，也感动于一位代表国家的男人形象。今天，中国人民三军仪仗队是一个副师级建制，就如同武丁的i假一样，三军仪仗队虽仅仅只有仪仗感，但谁也不能说浪费钱财。
1924年，哈佛大学教授梅奥接手了一个心理学难题。从1924年开始，霍桑工厂管理学家们一直在做一个实验，大家预计的实验结果是增加对工人的照明会增产，这类实验是泰勒制“科学管理学派”实验的延伸。管理学家们试图将工人的每个动作、每个细节都管理得非常到位，以期管理效率的最大化，可是实验结果发生了偏离，无数次实验发现，无论是增加照明还是减少照明，工人的生产效率都比对照组远远提升。梅奥接手后，实验又做了6年，访谈了2万多位工人，直接诞生了另外一个学派“行为学派”。这个实验被称为霍桑实验，实验与预计的结果偏离的原因在今天看来也很简单，即参加实验的工人不再是机器，而是作为一种荣誉，因此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从那时候起，人们开始关注人和人的关系。梅奥教授在1933年和1945年出版了《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和《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两部名著。霍桑实验揭示出工业生产中的个体具有社会属性，生产率不仅同物质实体条件有关，而且同工人的心理、态度、踊有关，同群体中的人际关系以及领导者与被领导集体的关系密切相关，最后他得出“改变监督与控制的方法能改善人际关系，能改进工人的工作态度，促进产量的提高”的结论。
公元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推断――奴隶是造不出金字塔的，很长的时间，这个推论都被当作一个笑料。然而，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通过对吉萨附近600处墓葬的发掘考证，金字塔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而非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载的由30万奴隶所建造。为什么奴隶造不出金字塔呢？其原因也在于霍桑实验所揭示的，对于一个复杂的人际配合的巨大而精密的工程，如果制造者不是使命感所支持而是被迫进行的，它是不会太精细的。这就如很多家庭主妇抱怨保姆打扫卫生不尽心一样，对于打扫卫生如此简单的工作都是如此，更不用说更为复杂的事情了。
小时候爸爸带我们专程去北京看球形的太空馆，兄弟们长大以后都从事了工程学科，这种仪式感是父亲在我们小时候就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97年，敬礼的李本涛给全国人民留下深深的烙印。2016年12月10日，我来到北京101中学，在学校等级最高的一间会议室中看到了一套3D的带有仪式感的教学设施。当灯光暗下来，学生带上眼镜时，如临其境的3D生物课让孩子们印象深刻。客观地说，如果从泰勒管理的角度看，这么贵的一套设备对于提高成绩来说是没有什么效益的。然而，学习是复杂的，目标更为复杂，一个复杂的人类社会工程一定要有信息的仪式感。3D事实上也毁眼，不能多看，但如果将其作为对未来科技的一种仪式感，作为爱校爱国的一种仪式感，作为课程结业时总结关键理论要领的一种仪式感，那么这种被重视的感觉，则不仅仅是3D，而更是人。
霍桑实验范文4
关键词：“杀妻”；主题学；《胎记》；《陆判》
主题学溯自19世纪德国民俗学的开拓，而主题研究应可溯自柏拉图的“文以载道”观和儒学的诗教观。[1] 主题学研究探讨的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作家对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的不同处理，重点在于研究对象的外部――手段和形式。说得形象些，一般的主题研究着眼于一个点，而主题学研究着眼于一条线，甚至一个面。[2]“杀妻”主题在东西方文学作品中均有出现，但不同的作家对其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本文将以霍桑的短篇小说《胎记》和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陆判》为例，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比分析“杀妻”这一主题。
1、 作者的背景及创作来源之剖析
《胎记》创作于1842-1845年霍桑与新婚妻子索菲亚居住于“古屋”期间。这篇作品从酝酿到完成，长达六七年之久。早在1836年，霍桑就有一个模糊的想法：“那些觉得好妻子难找的人似乎不愿接受大自然现成的作品，而是想按照他们的要求特别定做女人。”[3] 到1839年，想法更为具体：有人想把心爱的人变得更加完美，结果却导致她的死亡。霍桑对《胎记》的全部构思基本完成了。《胎记》一文讲叙了，科学家埃尔默，认为妻子乔治亚娜左颊上一块绯红色的酷似小手的胎记破坏了她的完美，他想法设法提炼药液去除妻子脸上的胎记而致使妻子死亡。埃尔默为了心中的完美，牺牲了妻子，制造了“杀妻”这一恶行。对于埃尔默的“杀妻”行为，霍桑是以谴责的笔法来描叙的。通过“杀妻”这一恶行来谴责人性的自私自利和不切实际的理想。
《陆判》选自清代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卷二第五篇。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这部鬼怪志异小说时科举上屡屡失意，长期处在落拓、困苦的境遇中，因而他没有和贫苦大众拉开距离，保有一种名利场中人所没有的自由、真诚的心态，对现实社会投入更多的关注，在他“喜人谈鬼”“雅爱搜神”的心性中也就增入了更多的现实社会的鲜活内容。[4]《陆判》详细的主要描述了朱尔旦偶然和灵鬼陆判成为朋友，陆判助其成功的故事。而其中朱尔旦为妻换头，在某种意义上也已经构成了“杀妻”的事实。才子配佳人，一直是过去读书人的浪漫理想。蒲松龄在写《陆判》一文时，对于朱尔旦的际遇是完全艳羡的。
蒲松龄的写作出发点与霍桑的完全不一，主要是因为时代的差异。蒲松龄创作《陆判》是在17世纪末，而霍桑创作《胎记》是19世纪中期。时代在作家身上就具有了明显印记。蒲松龄生活的时代是正是中国的封建主义时期，对外闭塞，对内思想压制。对于读书人来说，通过科举而扬名显亲乃是社会普遍认可的人生正途。[5]蒲松龄的《胎记》更多的是聊以，至于为妻子换头纯粹是为了满足美妻这一愿望。霍桑的时代已经是资本主义发展迅猛。这时期的美国正盛行精英文化，对成功的推崇，让人迷失在欲望和自私之中。霍桑作为知识分子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并试图通过文字来警醒人类，认识人性之恶，以期摆脱人性之恶。而“杀妻”之恶正具有这样的作用。
2、“杀妻”的主体意识的差异
《胎记》中的埃尔默是个极端，他所追求的是生活中的绝对完美。他妻子乔治亚娜，除了脸上的那块胎记之外本就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理想的可爱之人的活生生的典型”，艾尔默则无法忍耐，一定要用科学的力量将妻子脸上的胎记去掉，以致妻子死亡[6] 尽管埃尔默追求完美的愿望是真诚的，但他心中容不下一点人类的不完美性，这与人类存在本身的现实性和客观性是完全相悖的，是人性异化的真实体现。[7] 一个丈夫在爱科学的幌子下杀死妻子，谋害了妻子。
《陆判》中的朱尔旦因自身平庸，不能在科举中扬名，生活颇为不顺。遇上陆判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为了满足自己才子配佳人的愿望，便向陆判请命为妻子换头。朱尔旦的妻子换头过程颇为顺利。因为妻子正在睡梦中，无任何意识。这种“杀妻”行为较埃尔默的“杀妻”更为惨烈。在未经妻子同意下，换掉了她的脑袋。妻子已经失去了她的主体性，成为了朱尔旦的附庸品，个人财产。在朱尔旦的眼里，妻子的存在好比一株观赏植物，可以为了美的效果而任玩赏者随意修剪，甚至被削掉树稍，在光秃秃的主干上嫁接从另一植株上剪下来的嫩枝。这是一桩移花接木的谋杀案。[8]
3、 被杀之妻的妥协与悲壮
《胎记》中的乔治亚娜对埃尔默的百依百顺的言行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对丈夫的愚忠。当埃尔默用自己调制的药水对窗台上的天竺进行实验获得成功时，她甚至说：“用不着什么试验，把药水给我，我愿意把一切都交给你”。[9] 乔治亚娜顺从了男权社会对她的一切要求，她没有独立的人格，放弃了自己的女性命运，自愿成为男性社会中柔顺的羔羊。即使这样，她依然逃脱不了被她奉献一切的男性中心社会毁灭的命运。这份对命运的妥协带着悲壮和凄凉。
《陆判》的朱妻对于换头一事则更是漠然。惊觉换头为丈夫所为，只觉满意。这种对于丈夫的顺服已经变成了一种愚昧了。她可以为了丈夫的赏心悦目保留着没有意识的肉体，顺从丈夫的一切要求，对自己的独立性完全无意识。较之《胎记》中的乔治亚娜，朱妻则活得更没有主体性。这种对于命运的妥协已经不只是悲壮了，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4、结论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杀妻”主题出现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中，但它折射出不同背景下截然相异的文化思想。霍桑的《胎记》是强调的人性的异化，对人性恶的忧虑。同时还流露出对女性命运的悲悯。蒲松龄的《陆判》则是反映出封建社会的夫纲迫害，女性失去了独立人格，依附男人存在。在浪漫主义的思想下，忽视了人性的重要性。由于时代的差异性，《陆判》在“杀妻”的主题的深刻上没有达到《胎记》的水平。少了“杀妻”的悲壮和痛彻。因此，“杀妻”主题也可以说是不同文化在时代的演变中，对于文学作品的不同映射。（作者单位：温州大学）
参考文献：
[1]陈鹏翔：《主题学研究文论集》[M]，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
[2]陈，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3]Lea Bertani Vozar Newman.A reader’s Guide to the Short Stories of Nathaniel Hawthorne[M].Boston：G.K.Hall，1979。
[4]袁世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蒲松龄 著，朱其铠 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6]纳撒尼尔・霍桑，林之鹤译：《霍桑短篇小说精选》[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7]方文开，《人性・自然・精神家园――霍桑及其现代性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霍桑实验范文5
关键词：组织研究 组织人类学 组织民族志
作者袁同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地址：天津市，邮编300071。陈石，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天津市，邮编300071。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邮编102488。
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标志。早期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作为抓住“当地人观点”的方法，主要是从前现代、异文化的初民社会——如萨摩亚、肯尼亚、巴厘岛、巴西及澳大利亚的部落社会——的研究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研究的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宗族等与现代社会组织形式有着显著差异的社会组织。当时的人类学家试图通过对非洲、北美、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等地区现存的原始或简单社会的文化进行研究，探讨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各种制度，重构人类过去的历史，并试图通过对上述地区的民族志研究，对有关的组织结构进行抽象的类型学分析。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持续发力，以芝加哥为代表的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开始产生、扩张，人类学也逐渐将研究目光投向现代组织。
组织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家庭、宗族，到社团、企业、政党乃至国家，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规则、行为标准，都有成员需要履行的责任，其发展构成了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组织研究几乎从未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而存在，而是活跃于多个不同学科的共同研究范畴之中，成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发展出众多的研究视角与方向。经济学和管理学以经济理性和权力为出发点，建立了“经济人”的组织研究模型；心理学从组织成员心理与行为的互动关系来探讨这种互动关系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社会学关注组织现象，对于组织的功能、结构和机制加以研究；人类学在不同时期的组织研究，尤其在其研究方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国内学者对人类学组织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回顾与反思，并尝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开展组织中的田野工作。邱泽奇系统回顾了以工厂化为经典假设的（社会学）组织理论的发展，并分析了经典假设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认为在网络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下这种假设已面临困境；庄孔韶、李飞、方静文通过检视人类学对现代企业组织的研究历程，阐述了人类学组织研究的理论导向及研究特征，深入探讨并反思了以“文化概念”为核心的组织研究的嬗变过程与变迁趋势；②宋雷鸣、王宁、卓文、张华志、曹媞等学者，则通过各自的田野调查，运用“作为文化的组织”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本土企业、跨国公司及城市中的自发型组织进行解读，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中展开理论诠释和学理探究。
贯穿组织研究的人类学方法，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在与初民社会风格迥异的现代组织中从事人类学研究，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否适用？从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将参与观察方法引入福特现代管理制度研究，到6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关注第三世界国家中族群与跨国企业的关系，再到80年代以来融人更多后现论观念的多样化组织研究的复兴，人类学组织研究方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与管理学的组织民族志相比，人类学对现代组织的民族志研究有何独特贡献？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类学在现代组织领域的研究实践与贡献，尝试厘清组织人类学的方法特征，以探究全球化情境下组织人类学的发展取向。
一、人类学与现代组织研究
乔丹（A.Jordan）认为，现代组织研究中人类学家所做的民族志研究及有关实践大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至30年代，主要是工业组织的相关研究，涌现出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学派；20世纪60至80年代，关注全球化视野下的族群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表现为工商组织研究的复兴及研究主题日益多样化。人类学持有的历史的、情境的、过程的、行动者为中心的特色方法，在每个阶段都尝试为组织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持续促进组织研究对参与观察、情境和意义的分析及有关分析概念的完善。
马尔库斯（G.Marcus）和费彻尔（M.Fischer）认为，人类学者承诺要从两个方面给西方读者以启蒙，一是“拯救那些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使之幸免于激烈的全球西方化之破坏”，二是“通过描写异文化，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文化模式，并对西方自己的文化进行批评”。二人同时指出，相比第二个方面，人类学者在第一个方面的努力成效要好得多。但是越来越多的关于组织和制度的民族志研究，能够证明这门学科能够实现第二个承诺。
人类学在一段时间内曾处于现代组织研究的边缘地位，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回归这一领域。实际上，这已经是人类学第二次踏进这块领地。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人类学在霍桑实验及之后的人际关系学派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正是霍桑实验这项研究确立了组织行为研究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几乎放弃了这块领地。此后人类学者才将注意力重新投向复杂组织研究，复兴了民族志传统。一大批人类学者，如布莱迪奥（E.Briody）和巴达（M.Bada）、布莱顿（G.Britan）和科恩（R.Cohen）、杜宾斯卡斯（F.Dubinskas）、加姆斯特（F.Gamst）等，开始研究公共官僚机构、组织文化和职业文化。
这些研究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的认可，同时来自社会的认可也日益激发了这类研究，就像罗斯（D.Rose）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日常生活都被装入了公司的形式（corporate form）之中，尽管我们过去往往对其视而不见”。尽管人类学的“回归”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是人类学者还是能够迅速适应，开始研究人们非常熟悉却似乎视而不见的组织生活和公司。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和其他学者开始认识到民族志方法的特殊价值，因为它能够在日常互动的基础上来审视个人和群体如何建构和解释组织与社会。
二、霍桑实验及其方法特征
回顾人类学组织研究时，霍桑实验是不可忽略的标志性事件。迪克森（W.Dickson）甚至认为，即使在50年后，霍桑实验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企业行为科学研究。这项研究起初是为了检验泰勒（F.Taylor）的科学管理原则，但结果却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转折，了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家布朗（A.Radcliffe-Brown）的学生沃纳（W.Warner）加入研究团队并引入参与观察方法，工人的非正式组织得以被发现，一个新的研究传统——人际关系学派——由此诞生，并主导了接下来25年间的组织研究领域。但是，在这项有关美国组织的早期研究中，人类学者，特别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作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重新认识。
霍桑实验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是为了测试物理条件的改变对产量的影响，其成果就是后来最富有争议的“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与物理条件相比，心理因素对于产量改变的影响更加重要。在第二阶段，研究者们采用了大规模的个人访谈方法，目的在于探寻员工士气（morale）与监管（supervision）之间的联系。1928至1930年间共访谈了21，126名工人，直到大萧条引起裁员才终止。研究发现，车问中的小团体对个人的工作行为能够产生强烈控制。第三阶段，直接观察法（direct observation）成为主要研究方法，实验人员选出14名工人在隔离的观察室中进行电话交换机的接线器装配工作，由三名研究者进行访谈、参与观察，并对每日产量做详细记录。
在设计第三阶段研究的过程中，新加入的成员沃纳认为，工作组可以被视为一个小型社会，能够应用田野调查中的观察技术对其进行考察。他还试图分离出正式组织的功能，分析其与正式组织之间的关系。人类学田野方法的引入，将这个经典实验带入另一个不同的层面，在组织研究中开创了“系统描述工业工作组这样一个社会组织”的先河。罗斯里斯伯格（F.Roethlisberger）和迪克森（W.J.Dickson）肯定了沃纳将人类学方法引入研究的贡献，也指出了其局限：“本研究中使用的方法理念主要源自沃纳。但是他没有在工业背景下系统应用这些方法……他也建议研究者关注杜尔凯姆（E.Durkheim）、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布朗和齐美尔（G.Simmel）等人的研究，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丰富的背景资料。”
尽管之后许多研究者指出，霍桑实验在资料获取、研究设计、实际结果及研究者对结果的分析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必须承认这项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该项目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研究的问题和方法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而变化，由此带来了新的研究价值。研究项目最初是一个受控试验，继而转为一个访谈研究，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定性的田野调查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研究中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者不拘泥于最初的方法，不断尝试使用新的方法，而且提出了新的问题。迪克森总结了这一过程：“霍桑实验开始是一个‘假设检验’，随着研究的推进，逐渐变成‘提出假设’的研究。按照常规程序，这个过程看起来有些像倒退。我们则试图为其做出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换句话说，如果那些研究者不选择“倒退”，那么就不能产生对工人群体详细而系统的观察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霍桑实验中积累的丰富的原始研究数据本身，为研究者提供了材料，才使当时及后来的学者重新审视这项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桑实验是极力倡导在组织研究中使用民族志和定性研究方法，并且从中获益的成功案例。
三、人际关系学派的民族志方法与模型
霍桑实验的研究者将访谈技术和管理咨询的模型作为主要的研究工具，因此忽略了在理解组织和组织行为中观察技术和情境分析技术的发展。在霍桑实验结束后的十年里，人类学的组织研究进展缓慢，其后大多数组织研究者走向了该研究方法的对立面，回归使用实验、定量研究方法或者访谈/调查的方法。至20世纪30-40年代，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人际关系学派重新正视这一偏误，通过各自的研究逐步深化了霍桑研究方法。1943年，沃纳与加德纳（B.Gardner）在芝加哥大学组织成立了工业人际关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Human Relations in Industry），人类学者的网络不断扩展。1946年，加德纳成立了名为社会研究公司（Social Research Incorporated）的咨询公司。最早的霍桑实验研究者曾指出，该项目展示出工作场所中“人际关系因素”十分重要，但是在如何更好地研究这些因素的问题上，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看法。该领域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发展出两种人际关系研究倾向：一是查普尔（E.Chapple）的互动研究；二是沃纳的社会分层研究。
查普尔使用“系统”这一分析框架，将组织视为个人关系组成的系统来研究，并试图通过工业组织的研究实践，发展出更广泛的人类学和人类行为理论。他对记录人们互动行为的系统研究方法有着特别的兴趣，不仅通过发放交往问卷（contact questionnaire），甚至通过亲自设计一种名叫“互动记录器”的计算机来测量互动。理查德森（F.Richardson）和沃克（C.Walker）将查普尔发展出的互动研究方法用于研究一个小型制造工厂的雇佣关系。这个小工厂就是后来的IBM公司。研究主要围绕工厂规模扩张与良性人际关系的关联性展开，特别测量了规模扩张时期人际交往的横向和纵向变化。研究发现，公司扩张推动了组织结构变迁，“整合员工、增加凝聚的人际交往增加了；而离问员工、削弱整合的交往减少了”，这也解释了公司在规模扩张期内，内部人际关系不断改善的原因。
沃纳对待人际关系研究则持有另一种观念，他将其视为一种路径，并主张通过民族志方法来研究现代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早期的澳大利亚田野时期，他已经产生出对现代社会开展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强烈愿望，认为对原始人的研究应该对现代人有所启发，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被引入现代社会研究。他曾写道：“我研究原始人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代人，希望能够最终将研究置于更广阔的比较之中。”沃纳选择了著名的扬基城（Yankee city）来研究现代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这个项目利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抛弃了对先赋社会阶层因素的过分关注，转而注重对社会行为的直接观察及访谈，并强调将两种方法相结合的重要性，要求研究者“详细记录细节，即使是最习以为常的细节”。这种详尽的记录文本，构成了美国现代社区研究的民族志脚本。源自此项研究的《现代工厂的社会体系》一书，具有鲜明的民族志研究风格。沃纳在书中描绘了扬基城一个鞋厂的内部生活动态，并将该工厂置于社区的背景之中，追溯了曾引起罢工的劳资纠纷的历史渊源。借助宽广的分析框架，研究者将罢工与不断改进的生产技术、劳资关系、生产过程的不断机械化和日益弱化的员工监管联系起来，由此使作者对研究现代社区的解释更为可信，也展现了民族志作为文化书写实践的特性。布洛维（M.Burawoy）认为，这项研究不同于其他人际关系的研究，远远超越了仅仅对生产场所条件的研究，具体考量了“改变20世纪30年代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关系的社会、政治和社会力量”。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学术界涌现出了一批工业民族志，研究范围包括技术革新、激励机制和工厂生产力。在IBM公司进行技术变革和规模翻番的时候，人类学家理查德森和沃克分析了工厂生活的“社会结构”变化及其对产量的影响。有批评指出，人际关系学派的研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研究，有悖于传统人类学“向下研究”（study down）的传统取向，并没有将工厂组织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进行对话或加以批评。布洛维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学派的模型是劳资关系的管理模型，研究者关注工人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体系，是为了控制这个体系，与管理目标达成一致。不可否认的是，人际关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是显著的，它将特定工作环境中的访谈和互动观察结合起来，第一次将“文化”这一词语带人组织研究，形成了为数众多的民族志式的研究成果，并孕育了20世纪80年代的组织文化研究。同时，人际关系学派也首次尝试自上而下地开展人类学研究，关注现代工业社会，强调研究工作环境中交往模式和惯例的价值，引发了后来对于惯例和实践的人类学理论转型及对组织及社区研究的特别关注。
四、从工厂内部的参与观察到更广泛的情境分析
在人际关系学派受到种种批评和质疑之后，人类学者开始逐渐远离工业和组织研究，此时工业社会学兴起，开始广泛运用人类学的田野方法。这些研究继承了人际关系研究的传统，通过发现工业和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人”，来质疑“经济人”、“理性人”等概念。由于大量田野方法的应用，这些研究在成果呈现时，或多或少带有组织民族志的影子。默顿（R.Merton）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成为这一类组织研究的经典，如布劳（P.Blau）的《科层组织的动态》（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塞尔兹尼克（P.Selznick）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及其基层组织》（TVA and the Grass Roots）和葛德纳（A.Gouldner）的《工业组织的科层类型》（Patterns of IndustrialBureaucracy）、《擅自罢工》（Wildcat Strike）等。
此后，只有少数人类学者研究现代社会的情况得以改观，组织人类学的方法逐渐转向情境研究。最为典型的范例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系勒普顿（T.Lupton）主持的工厂研究。人类学“整体参与观察”方法在该项目中受到重视，研究者不仅把其作为一种民族志的描述方法，还将其作为一种研究社会情境细节的分析方法，借由界定社会情境及互动关系来增进对组织的理解，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社会组织。这种方法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更具开放性，最终摆脱了工厂和社会是由结构组成的观点，转向分析人们在特定情境中制造意义的方式。人类学组织研究的方法也从初期的观察参与，发展为“局内人”的参与、“局外人”的整体观察。
1969年，纳德（L.Nader）在名为“人类学家向上看”的文章中，向人类学者提出挑战：“如果重新发明一种人类学，研究殖民者而非被殖民者，研究强势群体（power）而非弱势群体（the powerless）的文化，研究富人而非穷人的文化，那这种人类学会是什么样的？”这一挑战促使20世纪70-80年代的人类学者将注意力转到现代社会的正式组织和工作场所之上，开始采用“向上研究”的路径，使用“整体观”研究权力机构和国家科层制度。例如，1980年纳德通过观察美国的儿童，发现了政府组织中隐藏的科层制度，认为是这些制度影响了他们的食物、健康和住房。这些尝试和实践对人类学方法和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何将民族志扩展到更广泛的情境中，有学者认为较为理想的做法是“既将更广阔的秩序作为背景，同时又聚焦一个作为民族志的对象……完成对更广阔的秩序的再现”，也有学者认为“探寻更大规模体系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现和解释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联动关系”。因此，这个时期的人类学组织研究强调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工作和工作场所，将正式组织置于现代阶级社会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中来考察。这类研究应用民族志和民族史方法发展出新的分析框架，并将这一方法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框架中将工业企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纳入分析范畴，审视了工厂和跨国公司等组织中的工作，强调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差异，并以此为中心试图从公司生活的图景中区分管理层的理性和管理理论的“迷雾”。
沙伐（H.Sara）使用这个方法，分析了美国服装业的外逃工厂（runaway shops，指为了逃避赋税或者法律监管而迁移到国外的工厂）在劳工招募过程中给美国和第三世界女工带来的影响。纳什（J.Nash）考察了跨国石油公司及其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撰写了具有浓烈民族志色彩的《跨国公司人类学》一文，描绘了跨国公司扩张的近代史，将其同广泛的政治经济力量连接起来，解释在这些背景情境中的个人和组织行为。此外，她还研究了美国工业从大规模生产向高科技军工生产的转型过程，以及这种转型对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加姆斯特（F.C.Gamst）提出人类学现代组织研究的另一条路径，主张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志核心方法，强调“本土观点”的表征，通过超越“主位”的方式渗透和考察社会现实。他对火车司机的研究展现了这一传统。加姆斯特在铁路引擎服务部门工作了6年半，同时开展田野和问卷调查，从机械师的视角发展出铁路系统民族志。这一研究彰显了“本土观念”的特点，也印证了贝特（S.P.Bate）的“洞见总是来自内部”的观点。
虽然此前定性的组织研究并不鲜见，但大多数采用哈佛式的案例研究法，很少使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民族志方法的一个明显优势在于，降低了犯错误的可能性，能够避免研究者用自己的意义取代实际参与者的意义。这些卓有成效的组织民族志研究，令更多的组织研究者意识到，应该给予当地人更多的表述机会。
五、组织民族志的特点
组织研究一直作为管理学的主阵地，吸收了管理学众多优秀的理论和方法，也因此产生了某些局限性。佩蒂格鲁（A.Pettigrew）在《觉醒的巨人》一书中，批评组织研究缺乏稳定且可行的方法论指导，缺乏历史、情境和过程的观点。人类学恰可以弥补其不足，为组织研究带来不一样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此外，作为对佩蒂格鲁观点的补充，贝特指出的“以行动者为中心”（actor-centered）亦是人类学的另一重要特性，这是一种局内人向外看（insider-out）的方法，而不是局外人向内看（outsider-in）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推进组织研究的发展进程”。综合来看，人类学组织民族志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是历史的观点。相较于管理学对前瞻性概念（如“愿景”、“预测”、“计划”等）的偏爱，人类学显然更重视历史，注重从仪式、神话、传说、民谣和轶事等日常生活中找寻过去，将过去带到现在和未来，认为只有把现在和未来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每个人都是那个自己所处的并限定了自己的历史传统的产物”。组织民族志不是简单地关注历史，而是关注社会中保留至今，影响和形塑当下人们行为方式的文化惯习。典型案例是贝特（S.Bate）对英国铁路系统文化图式的研究。研究发现，蕴含其中的“思维习惯”大多形成于一个世纪以前，但在今天的组织中依然活跃，由此造成了现在日常管理中的混乱，并最终导致组织的衰败。这样的历史观对于解释组织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是情境的观点。贝特、派依（A.J.Pye）、珀塞尔（J.Purcell）和可汗（R.Khan）在对英国医院及医疗体系的一项民族志研究中发现，英国医院存在许多问题，包括高层团队软弱、董事会结构混乱、管理者和资深临床医生之间关系恶劣等。这些问题并非局限于医院“自身范围”（local）之内，而是源于其所嵌入的不同组织情境、行业情境、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情境和政治情境之间的一系列复杂互动。人类学的专长之一在于把个人置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置于行为发生的情境之中，观察其日常活动。通过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联系，人类学能使研究者达到或更接近其他组织研究者无法达到的地方。“理论是我们的专长，我们可以在微观的个体行为和宏观的社会情境之间架起桥梁，找出隐藏于其中的模式，进而知道如何把个人行为作为整体行为模式的一部分进行理解”。同时，人类学也在不断修正“整体”和“情境”概念，将更多后现代的观点及参与全球化的后工业组织纳入研究范围。哈奇（M.J.Hatch）和舒茨（M.Schultz）对这一趋势进行了解读：“在后工业的情景下研究文化，要求我们抛弃单独的、社会化的、组织的部落。在后工业时代，部落变得碎片化了，它们的连贯性破裂了，多样性和解释学取而代之。在这种文化的框架下，承载意义的是文本，而不是部落，这些文本在电子空间中传播，无数不知姓名的人对其做出自己的解读，这些解读又会形成另外的文本，继续被无穷无尽地解读。”
第三是过程的观点。组织需要其成员之间不断协商和互动以完成目标工作，因此关注组织生活正式与非正式两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变得尤为重要。人类学者更偏重组织生活中非正式的一面。霍桑实验及布若威（M.Buroway）和罗伊（D.Roy）等人的成果都是对非正式过程研究的范例。道尔顿（M.Dalton）对美国四个公司中官方行为和非官方行为之间分裂和联系的参与观察属于同一类研究。研究非正式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注“竞争领域”（contested terrain），其中不同的亚文化或者观点相互竞争，建立起脆弱的共存关系。古尔德纳（A.W.Gouldner）提出了“纵容模式”（indulgency pattern）概念，用来描述管理者和员工之间非正式的，既紧张又互相妥协的动态系统。这一系统充当了二者关系之间的缓冲剂和剂，管理者放松对员工完全服从的要求，比如绕开正式规则，允许员工借用公家的工具和设备，甚至允许他们把甘油炸药带回家用来钓鱼等，以此换取员工的合作。古尔德纳和布若威的研究，首次引起人们关注员工和管理者共同参与的“游戏”。在“游戏”中，双方并非针锋相对，而是形成了共同利益。员工与管理者之间不是冲突关系，而是一种微妙的合作，是各方在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当然，这种“游戏”通常不稳定，总有一方想要多占一些便宜。可见，“文化”不是管理学组织研究想象的那种静止、固定的实体，而是一个过程，甚至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其中的意义在互动过程中被各方重新定义，而人类学的任务就是梳理、描述和解释该过程。这就为研究组织提供了更加宽泛的新的视角，不仅关注组织生活中的工作本身，还关注其中社会的、非工作的部分。
第四是以“行动者为中心”。人类学的中心任务是“表述”（represent）他者的生活，特别是从“当地人的观点”角度去理解当地人的感受，关注当地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世界。这种方法是人类学的特色，在研究中不是问“我如何看待他们做的事情”，而是要问“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做的这些事情”。“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当地人是如何从人类学家认为一团乱麻的日常生活中创造秩序的”。有学者认为，“行动者为中心”的方法难以达到，因为人类学家只能接近当地人的观点，最终还是通过自己的框架重构他人的世界。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研究成功进入了“当地人”的世界。加姆斯特在铁路引擎服务部门供职六年半，从机械师的角度写成了关于铁路系统的民族志；格里高利（Kathleen Gregory）研究了硅谷计算机公司中专业技术人员的“观念世界”。这些民族志研究都体现了“丰富而真实”和“内部生活”这两个特点。其中值得关注的并非上述正式系统和非正式系统之间的行为差别，而是所谓的文化“专家观点”和当地人“普通观点”之间的差异。关注这种差别的组织民族志能够从新的视角研究思维、文化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最终构筑某种能够解释日常行为的、实用的理论。
六、结语
霍桑实验范文6
霍桑效应的发现来自一次失败的管理研究。美国芝加哥郊外的霍桑工厂，是一个制造电话交换机的工厂。这个工厂具有较完善的娱乐设施、医疗制度和养老金制度等，但员工们仍愤愤不平，生产状况也很不理想。为探求原因，1924年11月，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由心理学家等各方面专家参加的研究小组，在该工厂开展了一系列的试验研究。他们的初衷是试图通过改善工作条件与环境等外在因素，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他们选定了继电器车间的六名女工作为观察对象。在七个阶段的试验中，主持人不断改变照明、工资、休息时间、午餐、环境等因素，希望能发现这些因素和生产率的关系。但是很遗憾，不管外在因素怎么改变，试验组的生产效率一直在上升。参加试验的工人认为，往常的专制工作环境有了改变，意识到自己“被关注”，感到自己受到了重视，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由于受到额外的关注而引起绩效或努力上升的情况我们称之为“霍桑效应”。
教师是有感情、有思想的人。只要是人，就希望被关注、被重视。当一个人感受到正在收到关注，从而真正投入工作或学习之中后，会表现出较高的效率。我校关注教师的生活，关注教师的成长，关注教师的个性差异，关注教师的生存状态，疏导教师的情绪等方面入手，努力创设适合教师学习、工作的环境氛围，让学校成为师生快乐学习、幸福生活的理想之地。
一、关注教师生活，实施暖心工程
我校从关心教师切身利益入手，将教师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通过实施送温暖工程，凝聚人心，创造和谐共赢的良好局面。一是关注教师疾苦，将教师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将教师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教师父母生日，我们送去鲜花、蛋糕，教师结婚、生小孩我们送去祝福和礼品；教师生病住院时，为教师送去慰问和补品；每逢重大节假日，深入教师家中进行走访慰问；我们还安排专门经费，为经济困难的教职工提供帮助。二是关注教师健康。由于教师工作辛苦，压力大，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少，不少教师的身体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增强教师体质，我们在全体教职工中积极推行“教师健康工程”，倡导“教师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三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我们为教师配备了跳绳、羽毛球、乒乓球等健身器材，鼓励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多锻炼，多运动，定期开展教职工篮球、乒乓球、跳绳、踢毽子、登山等活动，以此来丰富教师业余生活，让教师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享受工作的快乐。
二、关注教师成长，搭建发展平台
人性中最本质的需求就是渴望得到尊重和欣赏。为此，我校一方面积极创设条件，满足教师的发展需要，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年轻教师工作热情高，他们渴望被认可、被赞扬、被发现、被重视。对年轻教师，学校要鼓励青年教师参加业务进修，善于为他们搭台子、铺路子，让每一位青年人都有崭露头角、尝试成功的机会和显露身手的空间。中年教师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职称晋升多数也已到顶，常常有歇一歇的想法。对中年教师要树梯子，支持他们从事教研、教改活动，支持他们外出学习、交流经验，给他们提供充分施展能力的机会，帮助中年教师突破事业瓶颈，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另一方面，构建面向全体的评优考核机制，扩大受奖面，满足不同层次教师的成就需要。构建扁平化的管理体制，让更多的教师由被管理者变为管理者，把工作压力变为工作动力。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评价机制，淡化以教学成绩论英雄的观念，建立多角度、立体化的评价体系，减轻教师的心理压力，促进教师的发展。
三、关注教师情绪，畅通宣泄通道
当今社会，人们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教师面临着繁重的教育教学任务，承担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面对制度不健全带来的某些不公正、不公平和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发生的巨大变化，不少教师或不适应，产生失落感，可能会积聚成不满和懈怠。有的教师疲惫、焦虑、过分担心，有说不出原因的不安感；有的教师工作缺乏动力，没有进取心，工作作没有积极性，做事消极怠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教师工作遭遇瓶颈，苦恼郁闷，产生了职业倦怠感；有的教师对家人、孩子、对学生缺乏耐心，常发无名火；有的教师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评价和认识，体会不到工作的愉快和幸福。
如何宣泄教师的不良情绪，给教师放气、减压？
霍桑实验的第二阶段设计了一个“谈话试验”，即用两年多的时间，专家们找工人个别谈话两万余人次，并规定在谈话过程中，要耐心倾听工人们对厂方的各种意见和不满，并做详细记录，对工人的不满意见不准反驳和训斥。这一“谈话试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霍桑工厂的产量大幅度提高。这是由于工人长期以来对工厂的各种管理制度和方法有诸多不满，无处发泄，“谈话试验”使他们的这些不满都发泄出来，从而感到心情舒畅，干劲倍增。霍桑效应告诉我们：教职工的情绪需要宣泄，心气顺才能干劲足。
在工作中，学校领导要改变领导作风，改变管理中的“一言堂”的格局，放下领导的权威，与教师平等对话、交流，创设和谐、民主的工作环境，理解、接纳教师的各种情绪，并注重畅通宣泄通道，让教职工“放气”减压，让教职员工轻装上阵，神采飞扬。为了更好地关注教师情绪，我校开展了“地毯式谈心活动”，即班子成员与挂包的级部、学科教师，与分管的科室人员逐一谈心交流，耐心倾听教职员工的意见或建议。这样做，一是能真正了解教职员工的所思所想，容易掌握真实、准确的信息，便于有针对性地解决教职员工的思想问题，从而有效地把握工作的主动权；二是通过让教职员工把心里话讲出来，把不满情绪释放出来，把个人牢骚发泄出来，能使教职员工心情感到舒畅，减缓甚至消除心理压力；三是避免了领导讲、教师听的被动局面，形成思想上的互动，产生情感上的交流。
实践证明，亲善的沟通方式不仅可以了解教职员工的需求，更可以改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容易形成民主、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让教师愉快工作、主动发展、幸福生活。
衡量一个学校成功与否的最佳指标，应该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和乐氛围，因为快乐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竞争力。教师happy，学生hanppy，家长hanppy，学校happy，社会hap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