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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制度范文1
主流观点认为，经济机制就是一个投资、生产、消费过程。同思想观念、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无关。但事实上，在阶级社会（包括思想）中，占主流地位，不同阶级的经济思想、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但是，正如我在《中国已失去第三次飞跃的制度性保障》一文中所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发展能力上，而创新能力、发展能力源自于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机制。中国后三十年在财富放量增长的同时，却拆除了激活创新能力、发展能力的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机制，这才是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根源。
二、世界经济危机源于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思想文化的缺失
从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可以说总结经济危机的文章铺天盖地，说法不一，但大多是说监督不到位导致的。但其实，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是资本制度机制的必然结果。再进一步说，监督严格而且有效，最多也只能做到阳光下的有规则掠夺，一样会因占有率膨胀引起经济危机。因为，占有率膨胀的前提条件，是大多数人降低资源分享率（收入是资源或产品的分享形式），离开这个前提条件，就没有占有率膨胀。而占有率膨胀的问题，其本质是剥削思想在世界各国占主流地位的问题。
也就是说，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思想文化，被世界各国的主流精英给否定了。在国内，新一轮捍卫思想的斗争，其实就是个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思想文化同剥削思想文化的斗争问题。有人困惑，主流精英为什么坚决否定？其本质原因，就是某些主流精英成了剥削阶级，如果不坚决否定，他们就无法自由掠夺和自由剥削。过去我一再说，思想是一套完整的价值判断体系，主流精英如果不否定，大家一看就明白主流精英想干什么了，那么就会妨碍反抗他们自由掠夺和自由剥削。事情就这么简单。
三、经济危机的关键是人民大众失去当家作主的权利问题
由于前两个原因，人民大众失去当家作主的权利就成了必然。而人民大众失去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中国就必然陷入精英胡作非为、破坏宪法、任意掠夺、欺压民众的不归之路。也就是说，三者是一个整体，犹以思想最为重要。前面说过，主流精英说经济就是经济，没有阶级性质。其实，某种产品没有阶级属性，但归谁分享就有阶级性了。生产劳动、创造成果的过程叫经济；如何管理生产劳动、怎么生产？叫管理政治。产品生产出来了，大家如何分配，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政治。而十个人有五十万元，其中有三个精英，三个精英说五十万我们拿四十九万，剩下一万是你们七个人的，这种情况叫精英政治。如果十个人一起商量，五十万怎么分配，大家通过争论取得共识，在某个共同认为合理的标准下分配，叫平民政治。给这个平民政治起了个名字，叫人民大众当家作主。
这也就是一再强调让人民大众管理国家、管理教育、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等等的根本原因。
这同样是主流精英为什么痛恨、否定的根本原因。
简单的说，由制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政治机制，不让主流精英自由掠夺了。
四、思想文化的革命是走出经济危机的前提
剥削思想占主流地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而剥削的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是形成经济危机的内在机制。所以，不仅是中国，就是整个世界，要想真正走出经济危机，都必须来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用、思想革剥削、封建、官僚思想的命。如果不来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最终的结果就只有暴力革命。有不少人在我《中国会不会陷进大动荡时代》一文后留言，认为中国不会陷进大动荡，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光顾挣钱去了，这是一。其二，中国老百姓有口饭吃就不会闹事，所以不会有社会动荡，更不用说暴力革命了。其实，现代人之所以是现代人的主要原因就是，政治经济利益需要捍卫，精神信仰也同样需要捍卫，比如说通钢、湘煤等等事件，就证明捍卫生存的范围，扩展到政治、精神领域。
五、重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是经济良好发展的制度保障
有了思想文化革命这个前提，下一步也就是个重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问题，因为，中国只有拥有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经济发展才拥有制度保障。如果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人民大众即使通过抗争，捍卫了一时的权益，比如说通钢事件，但最终还会失去。所以，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问题，是个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问题。
六、建立自己的比较优势理论和GDP结构比率统计模型
有了制度保障，中国就必须建构自己的比较优势理论和GDP结构比率统计模型。因为，前者是结构比较分析与选择的决策模型，后者是GDP结构比率流向模型。刚才看到左大培先生和高梁先生谈比较优势的文章，他们共同认为，中国到了技术立国的时候了，但他们同时反对比较优势理论。我个人认为，西方的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应坚决反对，但我们更应该建构自己的比较优势理论，前面说过，是结构比较分析与选择是决策者的参考模型。新晨
如何建构中国的比较优势理论和GDP结构比率流向模型呢？
后者我曾有专文论述，不赘。建构中国的比较优势理论：
一、以龙头工业带动其他工业结构发展。
二、以高科技带动龙头工业的发展。
三、以军品带动民品的发展。
四、优势资源要节约用，更不得随便出口，而是进口，为以后的发展储备资源。
五、对于不破坏环境，不损耗资源的，大量出口，并且可以有限的出口退税。
六、中国十三四亿人，其市场容量赶得上几个美国，而这就是市场优势，市场优势即人口优势。
七、中国有市场，但没有消费能力，这就需要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培育市场的消费能力。培育中国的消费能力，就是优势，反之，帮助别国提升消费能力，就是自掘坟墓的劣势。
八、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创新机制，就是另一个比较优势。
经济发展制度范文2
关键词：广东经济 制度变迁 转轨经济
广东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就。1978-2011年，广东经济保持着全国31个省（区、市）中平均最高的发展速度，多项经济指标雄居全国各省首位，对全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10年的经济迅猛发展，从1989年广东GDP以1381.39亿元超过江苏的1321.85亿元后，到2011年已连续23年稳居全国第一。2011年广东GDP达到53210.28亿元，江苏、山东以49110.27亿元和45361.85亿元分别居第二和第三。
广东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一部制度变迁的历史。
对于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诺斯认为，创新、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才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与诺斯不同，格雷夫等人通过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的例子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制度变迁的方式，具体而言有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指出，诱致性制度变迁为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说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
广东的制度变迁与全国制度变迁一样，主要是分为三个方面。
在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问题上，黄少安通过比较改革开放前后农村土地制度的不同，认为不同阶段实行的土地产权制度不同，所带来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总产出存在较大差异，要素的利用率不同。在分税制改革的问题上，钱颖一等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认为分税制的制度变迁形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为90年代后期的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问题上，殷德生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对为案例研究了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效率，认为 “企业控制权”能实现对乡镇企业制度创新者的有效激励，促进其迅速发展。
具体在广东而言，王兵使用了企业制度自主选择指数（QYZZ）、产权多样化指数（CQDY）、政府行为市场化指数（ ZFSC）、对外开放指数（DWKF） 四个方面来衡量制度变量，并运用统计学中的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对几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制度因素主成份得分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加0.1138个百分点，其贡献率为2.196%。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证明了制度变迁的作用对广东经济发展是巨大的。
何一鸣从产权放松这个方面探讨了制度对广东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指出了在产权管制下，政府由于获取信息的成本和监督成本常常大于其收益，所以更倾向于运用类似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与市场中的个体“签订一系列的契约”把权利下放到市场个体手中，促进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实现了由“囚徒困境”到“帕累托改进”的转变。
广东制度变迁的方式更倾向于诱致性制度变迁。黄建梅认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是得益于政策带来的诱导性制度变迁，这是因为政策与法律不同，前者是“诱导性制度变迁”，后者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通常以“红头文件”的方式不仅给予了地方很大的自而且还为改革保驾护航，使得广东政府可以通过小范围的试错，可以逐步改革经营体制，减少改革阻力，也由于自由度很大，释放了新市场经济主体创新的力量。
与其说广东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制度的变迁，还不如说是由于选择了正确的制度变迁方式。但是也正是由于制度变迁中遗留的历史问题也造成了当前广东经济再次腾飞的障碍。
何东霞认为广东经济发展是由于广东地方政府从旧体制下得到解放，放开手脚、自主地组织地方经济工作，地方政府是广东改革开放的第一动力主体，政府的活力是广东经济活力的源头。广东经济体制模式是以产权界定不清为特色，以政府行政系统为决策系统，以地方政府动力为主要经济动力源泉、以各级各地政府为单位的有限的竞争市场体制。陈友方认为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分权原则与广东这种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等级原则之间存在冲突。在市场经济发展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政府需要进一步放权让利，但是这样子政府的权威就会减少，无法再主导制度的变迁；市场经济使得传统的单向依赖转向了双向依赖，由命令协调走向了谈判协调，导致政府主导制度变革的成本增加；政府想要继续主导制度的变革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产生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巨大。
何一鸣认为广东的经济发展，是一种“非均衡”的转轨模式。从空间上看，农村的经济远落后于城市经济发展；从区域经济上看，经济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城镇工业集群”而广东的东西北地区却主要还是“以农为生”。造成了广东“三农问题”的原因是产权制度放开程度在城乡是不同的，农村社会的资源配置权利仍然受到政府的过多管制。产权管制放松不但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且当放松的程度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可能拉大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陈友方指出由于广东采取的是增量式的变革方式，导致新旧体制的长期并存，随着两者并存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的摩擦成本越来愈大。例如在企业改革方面，广东并不是很突出的进行国企改革，而是在很多领域放开管制，运用“三来一补”、“三资”政策，不断扩大非国有企业的份额，使得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长期并存。由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的开放，特别是在原来一些由国企垄断的行业对民营资本进行开放，造成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利益冲突增大。而且新旧体制的并存还会带来结构式的通货膨胀，使得人们的心理日益走向失望，影响经济的发展。
现阶段广东的经济已经进入转轨阶段，必须有新的制度变迁来促进其经济的发展。
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制度提供方，应该由政府单一提供转变为由政府和民间共同提供。陈友方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应由民间主导新体制的生产与供给，由民间根据制度的创新的预期收益与创新成本的计算自发创造出新制度的供给，政府只有在民间无法提供足够量的新制度品时，才作为辅助供应者的角色提供制度品。也就是说在微观层面的制度品应由民间自发提供，只有在宏观层面需要政府进行协调，例如对产权的保护，监督等。此外应该由民间建立更多的中介组织替代政府原先在市场中的角色，例如由独立于政府的行业协会，咨询公司等进行信息的收集、。
为解决新旧体制并存的问题，制度的变革应该由增量式的变革转变为存量式变革为主。尽量多地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更多的行业应该对非国有企业开放，例如通信、金融业。对于新制度，政府更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帮助完善、成长而不是限制。
未解决广东的“三农问题”，何一鸣指出，广东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放松对农地使用权的管制，这样就可大幅降低农地使用权流转中所发生的交易成本，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农村资源的流动，积极推进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创新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彻底变革二元户籍制度，统一城乡户籍待遇，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耗散性租金最小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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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制度范文3
【关键词】经济发展；法律制度；产权；经济交易
一、法律制度的概述
法律制度属于经济学上的正式制度，在我国是指以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法律部门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它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对社会结构加以历史性的限制，它转而于个人行动中加上了结构性的强制作用。”所以，制度对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影响是巨大的。
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法律制度有助于确定产权
拥有产权是贸易活动发生的基础，确定产权意味着产权的所有者有权不让他人拥有和积极使用该财产，可以独自占有该财产的收益，可以转让、处理该财产。对产权的确认正是法律制度功能的体现，依靠法律制度的建立，确认和保障私有产权，才能为市场交易活动奠定根本基础。
在市场经济社会，所有经济主体的交互行为从其本源上来说都是围绕产权而展开的，产权法律制度可以确定哪些产权可公共持有，哪些产权可为私人拥有。产权法律制度可确保具有可转让性的财产能够自由流通，可分割性的财产能够被合法“拆开”，不能转让的财产不可被他人出售和使用。比如，针对私有产权，就能完全通过自由市场协调的、自愿的双边交往做出资源运用上的决策。所以，通过法律制度对产权的确定，能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前提。明确的产权安排一旦通过法律程序被确定下来以后，它就会对社会资源及其衍生的利益的分配格局产生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
（二）法律制度有助于确定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
经济交易的规则是不可缺少的，它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在诸多的经济交易规则中，通过法律制度所确定的规则是最为根本、最为核心的。比如，在合同法中，针对违约问题、针对不可抗力问题均有明确的责任规定，这些是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的，能很好的预防和解决契约行为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提高经济交易行为的可信度，为当事人的交易安全、自由契约提供保障。
在经济发展历史中，契约自由原则的确立，在历史上被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用，具有革命的精神，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志。在典型的自由契约合意中，一方出让其财产所有权，或者在一段时间内出让其财产的使用权；另一方购买该财产或有偿使用该财产的使用权，并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这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普遍的交易形式。对于该契约能否正确履行，法律制度中的合同法制度的系列规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法律制度作为现代经济效能所依赖的基本规则，通过确定经济交易游戏规则，使社会按照某一特定的规范运行，发挥规范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为经济交往主体提供较为准确地预测，保障资源有效配置的实现。
（三）法律制度有助于组织体系的构建
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主要形式是企业，法律制度对企业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现代社会，企业的设立以及关于企业管理制度的规范，均通过法律予以明确。比如，法律确定了企业的准入市场制度、企业的资本管理制度、企业的登记管理制度、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企业的债券制度以及企业的变更与终止制度等等，使之规范化，具有可操作性。
以最典型的企业形式公司为例，通过、《公司法》所建立的相关法律制度，使无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等多种经济主体形式应运而生，充分展现市场经济主体的多样性，繁荣和丰富了资源配置的方式，增强了交易的可行性。从公司内部管理来说，法律制度规范了企业内部的管理行为，使之更具有合理性，比如，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阶层的权力划分，监事会的设立及作用的发挥、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等等。
经济发展制度范文4
[作者简介]李森，男，山东曹县人，山东财政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税基础理
[摘要]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传统思路，存在很大局限性，既不利于体现效率原则，也不利于体现公平原则。发展经济学的启示是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能通过强化政府干预来实现。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新思路应是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增加制度性公共产品供给。
[关键词]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比较优势；制度性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17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1―0013―04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长期以来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但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思路却存在很大局限，本文拟对此予以分析，并在阐明发展经济学对解决该问题的启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解决思路。
一、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传统思路的局限性
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制约，一个国土面积广阔的国家往往存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而且这种经济发展差距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缩小，出现“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的马太效应。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据较新研究成果的定量分析，我国1997～2003年地区间GDP的收敛系数为-0.0289(霍克，丁伟，2005)，说明近年来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仍在拉大。多数人的观点还是主张通过外部因素的干预来加快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理由比较简单，即所谓贫穷的恶性循环理论：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收入少满足消费之后储蓄少投资规模小、技术水平低资本和劳动无法有机结合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收入少。因此，要打破这种贫穷的恶性循环，就必须借助外部力量，为经济落后地区提供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通常被认为是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为重要的调节手段。大量研究转移支付制度的文献也多是以增加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为目的。对此，本文认为，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对于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是必要的，这也是各国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通常做法，但任何事情要处于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必须符合度的规定。单纯强调加大转移支付的规模而忽视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其它手段的作用，客观上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资源在地区之间的配置会符合效率原则，如果一定数量的资源配置于A地区比配置于B地区有更高的收益，那么资源配置主体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会把资源配置于地区A而不是地区B。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某一地区资源配置量的增加，其边际收益会降低，当A地区资源配置的边际收益低于B地区时，资源自然就流向B地区，这样在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下通过资源的自由转移就实现了资源在地区之间的均衡配置，这符合效率原则。这个过程类似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过程。只不过通常所理解的平均利润率规律，是指通过资本在不同产业、行业之问的自由转移所最终形成的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这一必然趋势。其实，平均利润率规律通过资本在地区之间的自由转移对于实现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仍然可以发挥调节作用。
由此看来，实现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市场调节失灵的领域，而只能是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市场还远没有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资本等稀缺资源在地区之间还不能自由转移的结果。但面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事实，如果单纯寄希望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就需要很长的时间，从而可能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通过增加中央政府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忽视政府为此而付出的效率代价。这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从私人经济部门角度考察的效率损失。中央政府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无论采用什么形式，最终必然是把经济发达地区的一部分资源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由于这部分资源配置在发达地区比配置在欠发达地区有着更高的收益，那么通过政府干预而扭曲私人经济部门的资源配置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就是这部分资源配置在不同地区所产生的收益差额；二是从公共经济部门角度考察的效率损失。首先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其体现为要实现资源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必然要付出行政成本(税收征管成本和财政部门的行政成本)。其次，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来说，由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得到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数额的量呈反比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得到的转移支付越多，反之，越少。这不利于强化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会降低其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助长“等、靠、要”的心理和做法。另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更多得到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会在“跑部钱进”思想的支配下，积极“寻租”，这在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主观随意性比较强的背景下，产生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并导致效率损失，就不仅仅是简单的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是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当然，通过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调节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可否认也会带来收益，只要收益大于损失，那么这种制度安排仍然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如果在收益一定的条件下，盲目扩大转移支付的规模，而不顾由此所导致的效率损失，显然就不是理性的做法。
第二，不利于公平的实现。在一般的财政学教科书中，政府间的转移支付通常被看作是调节地区之间收入分配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通过反思，不难发现，这种基于生活在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应该享有政府提供的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这一基本的价值判断而提出的政策主张，虽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单纯从公共产品提供的角度来看待政府财政行为所应遵循的公平原则。而财政作为政府的经济行为，其之所以能够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产品，是因为其可以凭借政治权力取得私人经济部门所不可能取得的税收来弥补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税收实际是私人经济部门为了消费公共产品而向政府支付的特殊价格。因此，研究政府财政行为的公平性不能仅仅从公共产品提供的角度着眼，还应该把税收收入的筹集和财政支出的安排对应起来。
在经济发达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种类、数量和质量都要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收负担通常也重于欠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公共产品提供的数量和质量众所周知要优于其它地区，但两地的宏观税负水平比其它地区也要高得多。从利益获取和成本分担对等的原则分析，企业和家庭在经济发达地区比在欠发
达地区能够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符合公平原则。反过来，如果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和家庭承受了相对重的税收负担而只获取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和家庭同样的公共服务，倒是违背了该原则。何况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很大不同。个人之问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所不能解决的，因而在分配个人税收负担时，通常并不遵循受益原则，而是遵循支付能力原则，即通常并不根据纳税人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中得到的效用满足程度的大小，而是根据由收入、消费、财产等标准衡量的支付能力来分配税收负担。地区之问的经济发展差距则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的，只要地区之间市场是高度开放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则长期来看，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应呈缩小趋势。因此，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来调节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主要就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在时间上滞后的局限。也就是说，政府的这种干预手段在运用上并不是完全不受限制的。过于夸大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无限制地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规模，不仅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也违背公平原则。
二、发展经济学对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启示
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虽然其通常以国家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但其得出的结论对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区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落后地区如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
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发展经济学一度认为，要使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政府干预是不可缺少的。于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战后走上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多数国家都推行了所谓的“经济赶超战略”，通过政府投资推动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以期尽快建立自己完备的工业体系，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赖。这样的愿望的确是好的，但却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劳动力资源充裕而资本严重短缺，优先发展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重工业不能发挥其比较优势，由此而建立的企业必然缺乏“自生能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政府压低利率和汇率，压低投入品价格，压低生活必需品价格以及工资水平来扶持这些企业的发展。这就完全扭曲了市场机制，结果只能是宏观上通过计划来配置资源，微观上通过企业国有化来强化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最终导致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二元对立的失衡结果，而经济的国有化程度的提高则由于公有产权自身的局限而导致技术效率低下和劳动激励不足。“通过选择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形成传统的经济体制，既非中国特有的经历，也不足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事实上，无论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是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都有可能因选择赶超型发展战略而形成类似的经济体制(林毅夫等，1999)”。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的事实，证明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赶超”战略是失败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没有推行经济赶超战略，而是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却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些国家的政府虽然也通过推行产业政策调节经济运行，但却始终没有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事实上它们实现的经济增长是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市场的作用始终是基础性的，而政府的作用则是辅的，政府的行为并未违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经济研究的文献中，这样的例子既用于支持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作用和企业家个人积极性，反对政府干预的主张，又常常被用来证明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的成功(林毅夫等，1999)”。上述分析表明，政府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可以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可以产生严重的阻碍。或许这样的总结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没有一个明智的政府的积极促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经济进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以至于要写满几页警惕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话也是很容易的”即“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刘易斯，1994)。”
尽管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大差别，但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协调发展问题与发展中国家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距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的。吸取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教训，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政府的干预必须要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政府的作用体现在要选择能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三、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需要欠发达地区政府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制度创新
上述分析表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能采用政府主导的思路。按照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政府与市场应该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合理分工，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来完成社会总的资源配置任务。政府的比较优势是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市场的比较优势是提供私人产品，满足私人需要。按照这种观点，在政府内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担负着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由于二者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无论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还是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都需要寻找适合自己现实情况的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以保证本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和结构能够很好地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而言，要存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从自身的实际经济情况出发，制定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具体体现在要增加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但是有一个比较优势会弥补所有的比较劣势，也有一个比较劣势会使所有的比较优势荡然无存，这就是制度创新(刘锡田，2005)”。
经济发展制度范文5
进入新世纪，从珠江三角洲要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出发，广东省适时提出并实施建设广东第三大城市佛山的新战略，正是认识和运用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制度创新互动规律性的突出范例。
一、区域经济发展内在地要求区域制度不断创新
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在地域规划和经济结构上进行制度性的调整，包括行政区划的合理调整，从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因势利导之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1983年广东省试行市领导县体制，佛山地区与市合并为地级佛山市，遂后不久下辖的中山升为地级市，顺德、南海、高明、三水纷纷撤县立市，权力逐级下放，小单元经济自主更加灵活。
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行政区划的变更使佛山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按包括佛山市区、顺德、南海、高明、三水范围的有连续可比性的统计，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978年分别为12．96亿元、13．74亿元、1．64亿元；1985年分别为48．19亿元、76．38亿元、20．59亿元；1990年分别为136．73亿元、275．97亿元、106．07亿元；1995年分别为545．89亿元、1188．61亿元、481．16亿元；2000年分别为957．2亿元、2048．78亿元、1216．98亿元；2001年分别为1068．36亿元、2368．57亿元、1330．83亿元。从产业结构来看，三次产业的比重1978年分别为31．2％、50．5％、18．3％；2001年分别为6．4％、53．0％、40．6％。佛山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引导扩大第三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以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在客观上要求新一轮的区域制度创新。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佛山第一轮区域制度创新在于简政放权分小搞活，其实质是以新的制度激励克服旧的体制障碍，解放生产力，那么，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及加入WTO后，佛山新一轮区域制度创新意在做大做强，其实质是以新的制度约束使分力形成合力，同时以新的制度激励激发能动创造力，即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区域竞争力。
2002年6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做出科学决策，要求把佛山建设成广东第三大城市，以增强珠江三角洲的区域竞争力，加快珠江三角洲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2002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佛山市撤销原辖区的佛山市城区、石湾区以及县级南海市、顺德市、三水市和高明市，设立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三水区和高明区5个区，标志着改革开放后佛山地区新一轮区域制度创新的开始。这是合于实际的科学判断和明智选择。从全国来说，一方面珠江三角洲依然是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区域经济系统，然而也必须看到，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化，长江三角洲及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崛起，珠江三角洲经济系统在国内的优势和发展前景正在悄然生变，经济先行优势已然弱化，在产业体系、发展空间和腹地、协调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珠江三角洲区域内也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此，亟须通过协调整合，规划创新，实现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升级转化。而整合、规划位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带东西结合部的佛山地区，无论对于强化珠江三角洲在建设广东经济强省中的支撑作用，还是纵向连接沿海与腹地的经济链传导效应和横向辐射的带动作用，以及解决珠江三角洲区域内发展不平衡问题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现实抉择。
而从佛山区域制度创新本身来说，也曾面临选择，是强强联合加之强弱适当搭配并留有一定发展空间腹地做大做强的佛山；还是撒开五指只看长的小强分立？决定选择前者，建设大佛山，使之包括原佛山市城区、石湾区、顺德市、南海市、高明市、三水市，共335．85万户籍人口、3800多平方公里的地域。根据1999年世界经济论坛关于现代城市化战略评价标准，包括人均GDP、经济规模和区域创新能力。按这些标准来衡量，2001年大佛山（下同）生产总值（GDP）1068．36亿元，人均GDP近3．2万元，紧接广州、深圳之后名列广东省第三，2002年GDP总量1168．66亿元， 比上年增长11．3％；人均GDP3．5万元，增长10．0％；外贸出口总值78．9亿美元，增长23％；工业总产值2687．89亿元，增长14．5％；城乡居民储蓄余额1535．93亿元，稳居全省第三。在创新能力方面，依据广东省科技厅2002年公布的省内有关方面专家评估小组对全省各市创新能力首次评估结果的报告，佛山市综合得分71．89分，名列深圳、广州之后，在总评榜上位居第三。尤其在国务院批准新的行政区划后，经过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调整和资源优化整合，整个佛山区域既有强强联合，又有比较优势互补，整体竞争实力必将进一步增强。大佛山的功能定位承东启西是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带的辐射源和增长极；目标定位是科技力量强、经济规模大、产业结构优、经济效益高、发展后劲足的广东省第三大城市。
二、区域制度不断创新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区域制度不断创新，而且是一个升级深化的过程。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质上是区域系统内各创新单元在空间、经济、社会、人口、生态等各个领域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结果。其间，各种制度安排可谓融合剂，有着制导的效能。只有适应区域经济发展要求的区域制度创新，才能推动而不是阻碍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而政府作为区域创新系统主体之一和制度创新的主导，能否革新职能，进行科学决策和规划，对于提高区域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到新佛山建设，广东省政府和新佛山市政府正是根据区域创新系统的要求，贯彻十六大精神，通过制度创新推进区域创新，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这突出体现在政府职能和区域制度功能的转变和重构上。就前者来说，省、市政府着力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切实进行政府公共管理服务制度创新，打造服务型政府；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建设阳光政府。为此，推行电子政务，做到软硬件建设并举，资源整合与理顺职能并举，方便服务与强化监督并举，农村管理应用与企业管理应用并举，拓展建设与安全防范并举等，2003年在全国率先建成贯通省、市、区、镇四级政府的电子政务专网体系。政府专网大平台令相互分离的部门信息共享，从而避免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实现效益最大化。2003年3月28 日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对外服务，成为为民、便民、利民的重要窗口。此外，制定实行的群众参与制度，由专业规划部门组织群众（市民）、媒体讨论会、城市建设规划听证会，聘请专家评估、论证，以及实行干部下基层制度等等，都是使政府决策建立在科学、民主基础上的保证。可以说，发展佛山区域经济，建设大佛山，从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大佛山的战略定位，到国务院批准新的行政区划后的实际调整，佛山市总体经济社会发展系列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无不体现政府管理的透明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闻名全国倍受关注的佛山市全市境内28个路桥收费站于2003年3月15日零时一齐“功成身退”，代之以路桥收费年票制，便是广泛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打破阻碍现时佛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瓶颈，充分显示科学民主决策威力的生动例证。
在区域制度功能重构方面，新佛山市政府同样很有作为。例如，在以往区域制度创新基础上历经20年的发展，佛山已经形成区域行政中心一元化与区域内经济中心多元化不对称的事实，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地方保护主义等不无存在，且日益凸现。因此，如何通过区域制度功能重构来解决区域全局的统一性同局部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性的矛盾，是新佛山市政府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佛山区域经济再次跃升所必须解决的问题。鉴于大佛山各区以往行政环境的复杂性、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各自差异性，市政府采取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的做法：对于涉及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创设方面的权能由政府来担承，即政府承担规划、协调、服务的职责；对于市里可以不管，区里能够管好，有利于调动各区积极性的权限则尽量放下去，以求万紫千红，百花盛开。佛山行政区划调整后，不仅保持区级政府原有管理权限基本不变，市政府还迅速作出向辖区下放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凡是有利于各区发展、增强整体实力的权限均逐渐下放，以达到发展在各区、管理在各区、权限在各区、责任在各区的制度创新目标。与此同时，佛山市制定并出台了工业园区建设、企业进园、企业协会、基础设施共享等各项制度和政策，加大对现有村镇工业园区的改造和整合力度，重点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各有侧重、产品各具特色，良性竞争、相互促进的工业园区，即佛山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佛山市禅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海软件科技园、南海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暨华南环保科技产业园、顺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十大生态型工业园区，加速企业向园区集中，改变以往工业产业沿江、沿路分散布局的模式，促进工业发展簇群化、集约化，以提升佛山的产业竞争力，进而推动农村城市化建设。
此外，大佛山创设并正在实施的产学研一体化、整合教育资源，建设“学习型城市”、基础设施十大工程（含交通干线路网、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生态环保、能源、水利、城建、工业园区、信息化、科教文卫、省运会）等都是佛山上下合力打造产业强市、文化名城、现代化大城市系列制度创新的亮点，已经取得了可喜进展。譬如，遵循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的宗旨，围绕支柱产业、行业加大技术创新服务及人才智力支撑，全市工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已初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高校、科研机构为依托，产学研联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成各类企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123家；已有20多家国内外重点大学、科研院所长期同佛山企业进行科技合作；全市专利申请量、授权量近年来始终居全省前列。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约20万人。去年佛山市又进一步制定优惠政策、降低门槛，以广招贤才参与大佛山的建设；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到500家，并且建立起一批生产力促进中心和工程技术服务中心。
区域制度不断创新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大佛山系统运行一年来成效显著。2003年佛山市生产总值（GDP）1381亿元（上年1168亿元），同比增长16．1％。全市已形成以电器、电子、塑料、纺织、陶瓷、建材、机械等行业为骨干的主导产业群，以电子信息、智能绿色家电、数码光学、光电一体化、汽车配件、环保设备、生物医药工程、新材料等行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群。行业积聚效应不断增强，承接配套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链不断延伸，如照相机、建筑陶瓷、家用电器年产量分别占全球的15％、全国的60％、全省的60％。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提升，全市重工业比重已达43．4％，比上年提高1．11个百分点。塑料、纺织、压力、玻璃、包装、五金等机械装备制造业正逐步扩大，全市工业格局将由轻加工工业为主逐渐转变为轻重工业均衡发展的良好格局。引人注目的园区经济日益成为全市工业经济主导和重要载体，以十大工业园区为主体的一批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含量高、经济效应好的生态型工业园区正在形成，发挥着示范、辐射和带动的作用。目前佛山市工业园区规划面积672平方公里，到去年年底，累计开发近200平方公里，约7000家进园企业投资总额近700亿元，其中十大工业园区规划面积454平方公里，近3000家进园企业投资总额约350亿元；完成工业产值125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37．9％，积聚效应充分显现。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作为大佛山系统的创新单元佛山、南海、顺德早已打下良好基础，现时的佛山，政府实现了“网上办公”，企业正在寻求“数字化生存”。实力较强的企业已经或正在加大投入建设企业信息网络系统，涌现出广东科达机电、科龙电器、汤姆逊、三水富特、南方印染、普立华、南光树脂、广东溢达等一批应用现代化信息网络技术，实现产业水平提升的典型。在南海，规模以上运用信息化的企业达98％。佛山的信息化确实在起着由传统制造向核心技术突破的桥梁作用。现在全市的信息化综合指数达到63％，2005年计划达到70％。凭借着“网”的张力，佛山的社会经济水准正在跃上更高的台阶。随着产业强市战略的推进，佛山市众多行业的零部件及各类配件厂家构成了越来越完整的产业链；而依托18个专业镇及500多个专业市场蓬勃发展的现代物流业和会展服务业则正在“编制”愈加完善的服务体系。发展环境的优化令跨国公司在佛山投资活跃，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的美国杜邦，德国西门子、博世，日本东芝、三洋、松下等10多家企业纷纷落户佛山，已投资10多项。法国汤姆逊、瑞典利乐、香港溢达等世界著名企业也争相在佛山投资。外商投资于佛山均得到预期回报，因而不断增资扩产。
经济发展制度范文6
关键词：高校；体育经济；产权；竞争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完美结束，中国奥运军团取得51枚金牌的辉煌成绩，一跃成为世界的体育强国。纵观天下局面，中美体育世界强强争霸是未来世界体育的新格局。然而，话说到我国高校体育经济发展，则有点不尽如人意。因此，本文在对我国高校体育产业现状与发展进行剖析的同时，呼吁将高校体育的可产业化的部分推向市场，优化产业制度，挖掘高校体育商业价值，开发高校体育市场，借鉴体育产业的一些做法,以求得我国高校体育产业的不断发展。
一、高校产业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
主要问题
1.亟须健全高校体育政策体制，建立良好的调控机制
众所周知，我国的体育产业快速化、国际化的发展速度是令人惊讶的，体育由福利性事业的运作方式向公益性产业化运作方式转换，是与国家政府给予体育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支持分不开的，现如今，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国家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之一。可是作为中国体育经济的重要分支的中国高校体育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稍显滞后，这就要求我们树立这些观念：要发展体育产业，就必须充分挖掘和发挥体育内部资源，理顺各门类、各层次相应的产业关系，以及与其他各主管部门的关系，形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系统结构，对体育产业进行有力、有效、有序的调控和监管。
2.思想观念滞后，意识不强
当然了，现在大多数高校体育都致力于体育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的提高，但是一些综合性的较大型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资金动辄上亿元，少则几千万元，导致高校体育场馆规格低、规模小、设施单一、附属设施不健全。而体育场馆设施的改善也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实施体育教学和开展课余体育活动的需要，而没有真正地认识到高校体育涵盖了高校所有的体育活动，包括对学生的体育培养、教职工业余体育活动的开展、向社区体育的渗透、体育产业的开发等市场取向动机不强烈，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即使各高校对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高校的体育场馆建设还是无法进行长足的发展。所以要在体育产权制度创新，更要注意改革方法的调整与创新。
3.经营项目及方式单一，体育资源闲置和不足并存
高校体育产业总体来说经营项目、内容比较单一，路子窄，办法少，经营项目仅仅停留在体育场的租赁、承办和组织各类体育健身培训以及体育用品、设备、器材的销售与经营。其服务对象仍以本校师生为主，其组织行为也主要局限于校园内，缺乏与社会体育的交流与合作，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
体育资源闲置主要表现在场馆、器材设施的闲置。在场馆、器材设施闲置方面主要表现在设施面积最大的田径场使用人数不多，利用率不高，有些学校还因养护草坪而阶段性的开放，明显资源利用不足。此外还有些学校不允许学生随便使用一些健身房、网球场、游泳馆等投资相对较大，维护费用较高的现代健身场所。这些场所处于无偿耗损和闲置状态。在器材闲置方面，大多数学校没有对良好的器材设施实行对外有偿收费使用。在晚上及寒、暑假期间，高校的体育场馆大多闲置。
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高校体育产权制度，促进体育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如何进行高校体育产权制度的新一轮创新？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二、创新我国体育产权制度，
优化高校体育产业的管理模式
1.如何进行我国体育产权制度的创新
我国高校数量众多，因历史背景和地域条件的差异，发展很不平衡，体育资源配置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各个高校的优势体育资源各不相同。高校体育产权制度是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础，因此，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要因地制宜，决不能不顾自身条件的一哄而起、盲目行动，应该认真分析研究本校的体育资源，进行深入细致的市场调查，对周边地区的体育设施情况、人口状况、经济发展、当地体育活动开展情况及发展趋势等进行调查研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各个高校现有的体育场馆设施和体育专业。
目前我国高校体育产权基本上为高校管理层所有，具体的体育单位没有产权，体育劳动者没有产权，产权不能交易和转让。要准确地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相关体育产业类别进行开拓发展，更主要的是要依靠法制，所谓规范化，就是法制化。由先放开后规范、边放开边规范向先规范后放开的改革策略转变。同样，高校体育产权制度改革要在总体设计的基础上，分层次、分阶段逐步推进。要特别注意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策略，这就需要了解其他国家的通行做法，弄清道理何在，再结合我国高校体育的特殊因素，制定改革的可行方案，选择时机，统一推出，然后在实践中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2.借鉴美国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经验
作为当今世界高校体育运动开展最为成功的美国，其体育产业已成为美国高校的重要财源。美国高校体育经费的来源是多元化的，除了政府的投入以外，其自身的创收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
其一，最为重要的是其门票收入。由于美国高校的校际比赛水平颇高，极具观赏性，因而门票收入颇丰，尤其是那些热门项目还设有常规赛季。同时美国高校体育场馆规模较大，为举办各种比赛提供设施。其二，其财政收入还有部分来自于电视转播获得收入，以及部分来自学校财政的拨款和公司、校友的赞助。多样化的经营模式是我国所不具备的。将我国高校体育经费的来源主要靠“等、要、靠”，依附于上级有限的财政拨款，转变为加强自身的造血机制，积极融入社会，吸收社会的闲散资金，多元化经营必然是我国体育产业制度的一大趋势。
3.采取自由竞争的管理模式，优化体育产业
高校的体育运动需要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制定出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贯彻产业化的经营理念。比如，我们可以在高校体育管理机构中增设一个高校体育产业管理委员会，配备专职人员，加强对本校体育产业工作的管理，从而保证体育产业正常的运作管理则显得尤其重要。
高校中虽然聚集了一批高学历、高知识、高职称的一流体育教育和体育科研人才，但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的则是相关的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专业人才。我国体育管理人才紧缺。在缺乏政府的人才政策扶持和产业运作环境下。我们急需一些既熟悉高校体育产业的特点，又具备开拓和经营管理体育产业的经营管理者。
现在人们的收入增加了，手头富裕了，却将钱大量投入到食品支出或其他物质产品消费或生存必需品的消费中去，启动体育消费十分困难，这样就极大地制约了产业的发展。教师们在完成好高校体育教学、科研、群体竞赛等基础工作的前提下展开，高校体育产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为高校体育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绝不能本末倒置，把高校体育的经济功能超越于其基本目标。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壮大，必须严格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融入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围绕高校体育产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配套相应的管理制度，形成有章可循，并且要完善机制，为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理顺高校体育产业的管理体制，明确发展政策，避免体育经营活动的无序竞争，保证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三、积极利用潜在的有利条件
政府方面顺应市场化的潮流，解除一切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准入限制，允许竞争者自由进出高校经济与现有的国有高校进行竞争；使体育经济的产权完全明晰,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就使体育经济从计划经济中完全脱离出来,从政府部门完全脱离出来,从事业单位中完全脱离出来,昂首阔步地走向市场,这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体育经济。
任何事情，有弊也有利，关键是如何化弊为利是高校体育产业最为重视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内的富裕者已经开始有能力成为国外高校的客户。竞争下，生存的压力会促使国内国有高校体制逐步改变。财政投入高校的资金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投入高校的资金的回报期比较长，效果与其他的投资比亦不那么明显，这种特性导致地方政府投资教育的积极性不高，从而导致地方财政投入高校的资金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这不利于国有高校与国外高校及民办高校的竞争，这种不利因素会促使国有高校的制度变迁；不同行业之间对人才的竞争。
吸收竞争对手的实力，吸引人才，在高校体育产业制度变革的同时，抓住这个机会，将中国的高校体育事业越办越旺，为中国体育加油喝彩。
四、结论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2008年奥运会的结束，我国体育产业的影响将十分深远。
体育市场作为整个市场的组成部分，得到了充分发展，为高校体育产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力发展高校体育产业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体育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举措，来自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正不断完善，如何更好地抓住机会，是各高校应该思考的地方。
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蓝荣,等.中国高校体育经济化现状与趋势[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3,(5):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