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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的诗范文1
1956年，保罗夫妇从Riley先生手中买下了New Balance公司，自那时起，鞋类制造发展成为公司稳步成长的主要业务。
1960年，New Balance出品“TRACKSTER”系列运动鞋，这是全世界第一款可以提供多宽度楦头的运动鞋，此举成为制鞋业界的创举。
20世纪70年代，现任董事长总裁James S. Davis先生在波士顿的马拉松日那天买下New Balance，开始了崭新的一步，此后New Balance除致力于高科技的功能材质研发之外，更提供六种宽度楦头、两种高度鞋面的人性化服务，以满足各种不同的脚型，并且是唯一由美国制造进口的运动鞋，其独家研发的高吸震垫，能有效吸收99%的地面反作用力，也因此受到多国元首及各界精英人士所爱用，是享有“总统的慢跑鞋”之美誉的多功能鞋，是全美排名第二的鞋业公司。
拜伦的诗范文2
关键词： 《白鲸》 主题 多元性
赫尔曼・麦尔维尔（1819-1891）在世时从未享受到因作品成功给他带来的荣誉与喜悦。赫尔曼・麦尔维尔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作家，而不是著名作家。麦尔维尔的晚景凄凉，最终于贫困交加之中辞世。俗话说：“是金子总要发光。”在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被遗忘和被忽视之后，20世纪20年代，细心的读者和评论家们如获至宝般发现了《白鲸》超乎寻常的文学价值，自然，麦尔维尔的超凡文学创造力同时被从历史的尘封之中发掘出来。
关于《白鲸》的研究成果纷繁浩杂，限于篇幅，本文从作品主题的多元化角度出发，对《白鲸》的创作主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1.主题的荒诞性
在人类社会，人际关系之重要毋庸置疑。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在社会活动中相互交往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人们在交往中相互了解，有的相互结成友谊，有的在交往中结下冤仇，相互仇恨，甚至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复仇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独特现象。换言之，只有人才有仇恨感，这是人们通常说的“记仇”，如“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之类。除人之外，动物界的其他物种是否存在复仇心态，我们无从知晓。人类寻仇的对象依然还是人的同类，寻找的范围依然是人类的活动场所。无论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还是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都属此类。
然而，《白鲸》给读者展示的是人与鲸（动物）的冲突，也可以看做是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一头白鲸令亚哈船长失去了一条腿，亚哈怀恨在心，发誓要找到仇人――那头夺去他一条腿的白鲸报仇。以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在茫茫大海之上，既无现代化导航设备，又无先进探测仪器，利用一艘捕鲸船搜寻那头曾经伤害过亚哈船长的白鲸，此举如何可行？所谓大海捞针，正是喻指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因此，该小说在主题设定上故意将其设定为不可靠，逻辑上讲不通。对读者来说，主题设定越是不可靠，越是荒诞离奇，就越能激发读者的阅读期待，换言之，读者越想知道这个不靠谱的主题将如何展开。从创作心理学讲，作者可谓借此吊足了读者的阅读“胃口”。
2.主题的浪漫性
在人类社会，男女恋情是自然现象。如此说是因为人在涉及生理本能欲望时，无法逃脱其动物的自然属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无不希望男女恋情从发生到终成正果一切都顺顺当当、毫无悬念。就当事人而言，谁也不希望横生枝节，使恋情变得错综复杂。然而作为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表现的则大有不同。一个顺风顺水的爱情故事不会构成一个好故事。文学作品不仅要反映现实，还要对现实产生某种昭示作用。从这个意义讲，一个平淡无奇的恋爱故事自然无法担此重任。其实，即便在现实生活中，一切也未必是一帆风顺的，很多事情常常是起伏跌宕的，时而充满变数，时而给人希望。这种故事方能满足读者猎奇的心态，所以说，只有一个充满波折和悬念的故事（不仅是恋爱故事）才具有人类精神世界追逐的浪漫色彩，只有具有浓烈浪漫色彩的故事才更具阅读价值和审美价值。
就《白鲸》而言，主题设定的荒诞、不可靠，无疑增强了故事的浪漫性。故事中的亚哈船长在茫茫大海上苦苦寻找仇家莫比迪克这头白鲸，这看似愚蠢的寻仇和与大自然的狂妄叫板，难道不正是这部作品的浪漫所在吗？
古老的成语Bell the cat讲述了一个鼠群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铤而走险的故事。试想，一只老鼠举着铃铛要挂到猫的脖子上，这个想法何其大胆？当然这是个寓言故事，人类将自己的意志加在老鼠头上。就白鲸而言，故事的主题既有愚公移山之“愚”，又有Bell the cat之“雄壮”，能否找到那头白鲸姑且不论，但就这个想法而言，这个主题已经非常浪漫、非常诱人。
3.主题的艺术性
文学之所以为艺术，就是因为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作品表现的故事在人们生活中都似曾相识，却各有不同。将现实生活中的内容巧妙编织到一起，并赋予其某种含义，这便是作家将生活戏剧化（或曰艺术化）的过程，整个文学价值恰恰体现在作家将生活戏剧化的过程之中。作家通过生活戏剧化过程完成生活素材艺术化的转变，艺术化的生活被赋予了某种审美价值。
《白鲸》的主题艺术性在于亚哈率众终于找到了那头据信曾经使他失去一条腿的白鲸。这自然使故事达到了，即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4.主题的悲剧性
有史以来，人类从未停止过与大自然的争斗。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将人类视做“万物之灵长”。较之其他动物，人类独享大自然赐予的丰厚资源。然而人类这一头脑发达的物种欲望无边，永远无法满足。人类的这种欲望今天被称做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人类的满足来自于一次又一次无休止的征服，征服对象不仅是人类本身，还包括大自然。
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望在《旧约圣经》的故事中早有记载：巴别塔的倾覆便是人类试图征服自然过程中败北的典型案例。事实上，人类的征服欲之所以膨胀，是因为人类不断受到一次次成功的征服“壮举”的激发。就是靠这种不怕失败、不怕死的精神，人类得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的慷慨方便人类本身。
在与自然的搏斗中，人类认识到“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从自然之中获取，不付出一定的代价是绝对不可能的。尽管“征服”自然的行动一次次败北，但人类总收不住征服自然的脚步。相反，人类一方面对未知的自然力充满了恐惧，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好奇。于是，人类抖擞精神、鼓足勇气，以视死如归之势与自然拼死搏斗。在与自然的角斗中，人类把自身的死亡或毁灭视做至高无上的荣耀。亚哈在第三十六章（“后甲板”）一章中的慷慨陈词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亚哈与大副斯达巴克的对话事实上回答了读者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明知是毁灭的悲壮结局，亚哈还是固执己见、义无反顾地带领“裴阔德”号全体船员奔向死亡呢？在亚哈的眼里，自己已经不是普通人，不应有普通人的恐惧，更不应怀有对悲剧的认识。他认为自己应该担当英雄之责，有“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气魄，这样他对人生的价值观念才得以实现。如此看来，《白鲸》的悲剧性结局无可避免。
一般来说，主题的设定是作家文学创造力的重要标志。作家貌似简单地将作品以《白鲸》（英文原名：Moby Dick）命名，将作品主题的真正内涵掩藏起来，唯待读者与评论家的品读与挖掘。然而，这一等就是半个多世纪。虽然作者并未活着享受成功的荣誉，但其深刻的用意及作品的文学价值终究还是被后世认识和认可。
参考文献：
[1]郭海平.《白鲸》中人与自然多维关系的伦理阐释[J].外国文学研究.2009.3.
[2]郭银玲.《白鲸》――一曲捕鲸者的哀婉赞歌[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7.
拜伦的诗范文3
1、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唯心主义的理论，应该说，“理念论”比“唯心主义”翻译得更为准确。
2、如今学界将柏拉图形而上实体的“eidos”（forms），称为“理型论”，用以区别观念论的观念（ideas）；柏拉图的理型，不是由经验而来的（先验的），因此，“理型”是比较适切的翻译。
（来源：文章屋网 ）
拜伦的诗范文4
关键词 现实主义 情感 形象 内容 通俗化
白居易将创作经验总结为诗学理论，详尽地表述《与元九书》中。本文从《与元九书》出发，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思想情感的重视、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和向通俗化推进四个方面分析白居易的诗学理论。
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首先，白居易提出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原则。白居易推崇《诗经》，因为《诗经》“六义”植根社会，具有现实主义写实的传统，能够让人听诗了解社会现状。所以白居明确提出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后重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应反映社会现实、讽谕时政。用诗反映社会现实在杜甫的创作中多有体现，但还是白居易将这一实践上升到诗学理论高度。
其次，白居易认为诗歌应发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功效。白居易用“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强调诗歌的社会功效：诗歌应该让上位者补救考察政事的缺失，让平民宣泄疏导感情，针砭时政。
二、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重视思想感情
白居易强调诗歌创作中思想感情的抒发。感慨于“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白居易在《与元久书》中开门见山道：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白居易将诗歌比拟为树，将“情”，即思想感情比作树根，而“言”、“声”、“义”都是由“情”衍生出的。而“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所以语言、声韵使得情见”而“感易交”，是表现思想感情的手段。
但“情”不局限于诗人的个人之情。白居易反对只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他评论屈原、苏武、李陵“各系于志”的诗是“止于伤别”、“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所以白居易在提出“情根”后又做了补充：
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
白居易的“情”不是“纯属个人的愁乐哀怨”。“情”既言个人之志，有诗人本身的爱恨情仇，更要有“超越个人之上的‘圣人之情’”，囊括现实社会真实的民情时事。白居易对自己的不同类诗歌的态度，也体现这一创作思想。白居易的杂律诗被时人喜爱，但白居易却说“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因为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只抒发了他个人的情感，没有上能“补察时政”，下可“泄导人情”的社会功效。
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白居易将诗歌的“情”、“言”、“声”、“义”比作树木的“根”、“苗”、“华”、“实”。“情”和“义”是诗歌的内容，“言”和“声”是形式。
其一，白居易重视诗歌内容。他提议“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白居易认为，诗歌的创作应该在六义的标准下进行，并发挥惩劝补察的作用。他反对抛开内容只追求“宫律高”、“文字奇”，因为“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于是他对梁陈的诗歌做了全盘否定，认为不过是“嘲风雷，弄花草”，空有华丽的辞藻，但“吾不知其所讽焉”。
其二，白居易也重形式。“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是四个要素中的根本，但“言”、“声”、“义”三者也是展示“情”的工具。“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韵律协调言语通顺，进而声音悦耳，情感才能得以表现才能感人，从而结出的果实“义”，才会贯串隐密细微的事物包含博大精深的道理。可见，白居易认为优秀的诗歌应兼顾情感与主题、语言和韵律，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相互统一。
四、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向通俗化推进
《与元九书》中记叙道：“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官府部门选人以白居易的诗为标准。就是在民间“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白居易的诗歌在不同阶层不同知识层面中广为流传，反映了白居易诗歌的雅俗并赏、通俗易懂。
白居易讲求诗歌形式通俗，语言浅显易懂。白居易在作新乐府诗时，就提倡：“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要求新乐府诗句言语朴实而直率、直笔而恳切、所写的内容真实，让人容易理解，能够得到深刻启发，容易传播开。他的良苦用心使其诗歌达到了“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的效果，形式通俗，语言浅显而不浅薄，贴近民间大众生活，“老妪都解”，在当时瑰丽、的词风中另辟蹊径。
总的来说，白居易他继承了儒家诗学的进步理论并将其发扬光大。他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重情、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及语言通俗化的诗学理论，大大地丰富了诗学观念，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白居易.白居易选集[M].王汝弼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拜伦的诗范文5
关键词：失败者；英雄模式；诱惑者；引导者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055-01
《道连・格雷的画像》是奥斯卡・芬葛・欧佛雷泰・威尔斯・王尔德（Oscar Fingal O’Flahertie Wills Wilde）的第一本小说，发表于1891年。“对一部艺术作品意见的分歧说明这部作品有新意，有复杂性和生命力。”王尔德如是说。正如他本人所期望的那样，这篇充斥着华丽警句的小说称得上是一处丰富的矿藏，大量的悖论式美学观点与奇异的象征意象，诱使读者们做出多层面的解读。
小说的情节主线是美少年道连・格雷的经历，或云道连・格雷的堕落史：在享乐主义与道德败坏的泥沼中越陷越深的过程――一个并不鲜见的失败者的故事。正如文学创作中常出现的英雄形象一样，失败者的形象与道路也是文学中的一大主题，这一主题最早也最著名的出场是在圣经的《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被蛇引诱偷吃禁果，以致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失败者是英雄的反面，他们由于自身意志的软弱或性格的缺陷而未能通过考验，其经历多被用来警示世人。
坎贝尔认为，世界上各民族的英雄神话都是遵循着共同的模式：“英雄从日常生活的世界出发，冒种种危险，进入一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在那神奇的领域中，和各种难以置信的有威力的超自然体相遭遇，并且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英雄完成那神秘的冒险，带着能够为他的同类造福的力量归来。”归结起来，坎贝尔的英雄冒险神话有几个关键要素：响唤并在冒险过程中不断成长的主角（英雄），必须完成的任务（即充满考验的冒险经历），英雄所得到的帮助，以及最后的胜利。反之亦然，失败者的故事同样有着类似的若干要素：
（1）软弱的主角：他拥有先天的优势和与之不相称的性格上的弱点。首先，不同于勇于响唤、承担责任的英雄，失败者故事的主角在命运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往往因其意志的软弱或错误的价值观而错过向有益方向发展的机会；其次，他总在遭遇失败之时归咎于人。在这篇小说中，主角道连是一个“仿佛是象牙和玫瑰叶子做的”美少年，他的魅力影响了画家巴兹尔・霍尔华德，使他能“用以前难以觉察的方式来重塑生活”。刚出场的道连是个单纯认真、秉性良好的年轻人，从表面上看，他后来的堕落似乎都是因为听从了亨利・沃登勋爵有关享乐主义的主张和青春短暂的骇人警告，其实导致日后悲剧的是其本身的性格弱点：自私。早在他正式出场之前，巴兹尔・霍尔华德就提到“有时，他（道连）却很自私，以使我痛苦为乐”正因为他天性中隐藏着的自私，他才会和反对自我克制、提倡向诱惑投降的亨利勋爵一拍即合；当得知西比尔・文由于他冷酷的斥责和无情的抛弃而自杀时，他一方面受到良心的谴责，一方面又荒谬地归咎于死者：“西比尔本该可以帮我。她无权自杀，她很自私”，他的愧疚也很快在亨利勋爵的劝解下消失：“这个可怕的悲剧使我无法做我该做的事情，那可不是我的过错”。
（2）诱惑者：这是一个推动主人公做出错误决定的人物，他以逻辑严密且有说服力的谬论诱惑人，从而产生道德上的堕落。在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中，充当这一角色的是蛇；在《浮士德》中，是引诱浮士德出卖灵魂的靡菲斯特；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是“把所有的朋友都影响坏了”的亨利・沃登勋爵(Lord Henry Wottom)。他赞美青春的奇谈和对享乐主义的宣扬引起道连恐惧青春逝去的哀叹，促使他许下用灵魂交换永恒的青春与美的愿望；他把西比尔・文的死讯带给道连并劝他不要卷入这件事，竭力降低道连应有的负罪感，使他维持一种冷酷至极的旁观态度：“这件已经发生的事并没有对我产生应有的影响。对我来说，它就像一场绝妙的戏的绝妙的结局。它具有希腊悲剧动人的美，我参与了这场悲剧，但并没有受到伤害”；他送给道连的 “黄纸装帧的书”更是一个明显的象征，那是“一本有毒的书”，书中所刻画的那个“想在十九世纪实现属于每个世纪而不属于他自己时代的一切欲望和思想”的巴黎青年是道连的投影，道连正是依照这本书里“在他身临其境之前就写成”的故事，实践着诸多崇尚感官享受的生活方式，“把罪恶当作实现他审美观的一种方式”。
（3）被拒绝的引导者：英雄模式里总有帮助者，失败者的故事中也并非没有试图既挽狂澜的人，他希望把主角引回正道上，但其努力是徒劳的。主角不仅拒绝他，甚至还把受诱惑的责任归结于他，正如亚当在吃了禁果后对上帝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画家巴兹尔・霍尔华德（Basil Hallward）是道连的引导者，由始至终地保持着对道连的喜爱和关心，然而他的友谊并未得到对等的回报：“……我觉得自己已经把整个灵魂给了别人，而人家却把它当作一朵花似的插在纽扣上，一种为虚荣增加魅力的装饰品，夏天的一种虚饰。”如果说亨利勋爵“代表着你（道连）没有胆量涉足的罪孽”，霍尔华德则是与之抗衡的良知的化身，能够帮助道连“抵御亨利勋爵的影响，以及来自他自身个性的更严重的毒害”。他创作的画像反映出道连灵魂的面貌，“霍尔华德为他（道连）所作的画像会成为他生活的向导，会向圣灵对于一些人，良心对于另一些人，惧怕上帝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那样对他起作用”。从一开始霍尔华德就希望隔绝亨利勋爵带来的不良影响，却一次又一次失败了。道连与亨利勋爵越接近，就越远离霍尔华德，受到冷遇的霍尔华德依然苦口婆心的劝说道连洁身自好。即使目睹了因为罪孽而变得丑恶不堪的画像时，霍尔华德仍未放弃，力劝道连进行悔过自新的祈祷。
（4）主角的堕落过程：由一个接一个的错误组成。从轻微的过犯到严重的错误，主角的性格不仅没有在时间的流逝中成长和完善，反而逐渐丧失天性中美好的成分，最终泥足深陷无法自拔。小说中对于道连堕落经历的直接表现相当有限，王尔德热衷于使用他所擅长的富有诗意与想象力的细节描写，表现道连对于感官享乐的追求，与其华美精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画像每况愈下的变化：从嘴角露出的一丝凶相，到爬上额头、嘴巴的讨厌的线条和越来越稀少的头发，再到手上出现并扩大的象征鲜血的猩红色露水和虚伪狡诈的神态――“蛆之于尸体就是罪孽之于画布上的形象”，当道连或兴致勃勃或惶恐不安地打量画像时，观者得以通过他的眼睛一窥其堕落的生活。
《道连・格雷的画像》不能被单纯地视为一个由于爱慕虚荣导致道德沦丧的老套故事，因为王尔德的目的不在于劝诫世人勿要重蹈覆辙，而是为了在一个传统的模式中填充他本人的美学观念。“艺术家创作的所有人物都是在解释他自己的思想和意象”，王尔德甚至将自己的形象投射于其中，在给他的崇拜者的信中提到：“巴兹尔是我心目中自己的形象，道连?格雷是我期望中的形象，亨利勋爵是世人眼中我的形象”，这使得他讲述的失败者故事与一般模式中的有所区别。例如格外强大的诱惑者亨利勋爵，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具有洗脑作用，他的口才能够让谬论散发出真理一般的光彩。出人意料的是王尔德并不描写他自身的堕落行为，似乎他唯一的罪恶就是教唆和影响他人，并借巴兹尔的口评论他：“……从来不言道德，却也从来不做错事。你的玩世不恭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作者以暧昧的态度悄然肯定了亨利勋爵刻薄的俏皮话以及种种偏激而有一定道理的艺术理论。亨利勋爵对青春的崇尚深刻影响了道连，他为自己可以享受“常驻的青春、巨大的热情、微妙而神秘的享受、狂热的快乐以及更狂热的堕落”而自得，却没有意识到拒绝成长的含义――在英雄的故事中，成长是自我完善的过程，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一个拒绝成长的人就如同不愿啄破蛋壳的雏鸟，其后果可想而知。当道连意识到青春“是一段幼稚不成熟的时期，一段情绪浅薄、思想病态的时期。为什么他老穿着青春的号衣呢？青春已经损害了他”的时候，他已然错过了回头的机会，只能走向失败者败亡的结局。
参考文献：
拜伦的诗范文6
[关键词]柏格森；意象派；运动与静止；心理时间；直觉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089－05
付昌玲(1977－)，女，温州大学学报编辑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浙江温州 325035)
意象派是20世纪初最早出现的现代诗歌流派，1908－1909年形成于英国，后传入美苏。意象主义运动是“英语文学中和浪漫主义革命同样重要的一次革命”，是诗歌当时对自身无病、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诗风的一种反拨。意象派不是一个革新的流派，它继承了象征主义诗论，重视人的心灵与自然间的交流，它的核心是强调瞬间的直觉，突出诗的具象性和情意与物象的结合。当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的生命哲学正在诗歌界流行，加上意象派的开创者休姆直接受教于柏格森。因此，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生命哲学全盘为意象派所接受，成为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意象派的许多诗学观点是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的生命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意象派的大师们对柏格森的多处思想加以了接受和发展，使之成为了意象派两大主流理论之一。
现在的理论界对意象派诗歌渊源的研究比较侧重于意象派与东方诗歌，如中国古典诗词、日本的绯句与和歌和与法国象征主义等之间的关系，而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对意象派诗歌的影响，虽有涉及，但未深入研究。意象派的发展是连续性的，比较容易追溯。一般而言，它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形成期、全盛期、衰弱期、复活期。而受柏格森直觉主义生命哲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一、二、四这三个阶段。
一、休姆阶段(1908－1911)：对柏格森的“运动与静止”思想的传承
这是意象派的初始阶段，即意象主义在英国的发起阶段。1908年，英国诗人、哲学家休姆在伦敦组织了一个诗人俱乐部，反对当时已落俗套的维多利亚诗风，宣告充满多愁善感之泪水的“湿而泥泞”的诗的结束，认为散文是表现理智的工具，诗是表现直观的工具，宣称“干而硬的诗的到来”。这是以休姆为代表的意象主义的“原始”阶段，当时，他并没有能力提出明确的意象主义理论基础。它的步伐是摇摇晃晃的，就如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需要强大的外力支持。而在20世纪初，“柏格森热”风靡一时，这给了彷徨在路口的休姆提供了无限的灵感。
休姆最早受到叔本华和柏格森神秘直觉主义的影响，而直觉主义是“意象”概念的理论基石。从柏格森那里，休姆学到了理智和本能的区别。柏格森说：“理智的特征是不理解生命的本质。”他认为：理智认识只及于世界、事物的外表，即物质性的东西，不变不动的东西。对世界、事物的内在本质，真正的存在，它没有能力认识。但他并不认为世界的本质、实在是不可认识的。相反，他坚信实在是可以认识的。但这要靠一种与理智认识完全不同的认识方式——本能方式。理智仅仅从事分析，而本能是把艺术家放回“一件物体中，运用一种同一感，还拆隙空间置于他和他的模特儿之间的障碍”。休姆翻译柏格森的《形而上学入门》中有一段颇能给人启迪的话：“许多不同的意象，借自迥然不同事物的秩序；凭着它们行动的聚集性，可以给某种本能要被捕捉住的一点引来意识。”休姆得出了散文是理性的传达工具，诗歌则是本能的传达工具的结论。这样就铸就了休姆的“意象派”观点，即要求诗歌直接呈现能传情达意的意象，力求用简洁、朴实、准确又浓缩的具体意象来表达含蓄的感情和哲思，排除主观的评论和侧面的烘托渲染。如《秋》，全诗用了两个日常生活中极常见、极平实的意象——红脸庞的农夫、城市中脸色苍白的儿童，分别比喻红月亮和白星星，色彩、形象的相似性，使得意象极其直观、传情，简洁而准确地表达了诗人对乡间自然景色的深沉意趣和爱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