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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货币范文1
【关键词】 货币政策;价值;社会总产出
一般认为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货币市场,通过货币量的改变来影响利率从而调节投资和消费,进而影响社会生产。商品的价值产生于生产过程,在流通中表现为货币数量,商品的价格由商品的价值和流通中的货币量共同决定。以价值为基础的价格决定体系是复杂的而且具有时滞性,当货币数量作为外生变量被改变时,会使市场中可供交换的价值量发生变化,其不会迅速改变商品的价格,却会首先改变市场中的需求量等信号变量,生产者依据需求量、价格和货币利润率做出生产决策。因此,本文认为货币政策也会直接作用于商品市场。将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出发,来分析货币政策作用于商品市场的过程。
一、货币扩张与价值实现
货币政策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用量,在流通中表现货币总量,货币的扩张是指增长率大于社会总产品的增长率的货币总量的增加。货币作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一定数量的货币总是代表相应的价值量。在生产技术条件和总产出短期内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单位数量的符号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受到货币供求关系的影响。为简化分析的过程,需要作如下假定:(1)货币的增量发行是在期初一次性进行;(2)社会总产品在未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情况下是恒量的; (3)在没有增量发行货币的情况下没有通货膨胀;(4)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
通过以上的假定可知,在年初时一单位货币的背后总是代表一定量的可实现的商品的社会价值。在一次性增发货币的时候,整个社会对于货币所代表价值量的认可是不会马上改变的,我们假定为1。增量发行L单位的货币,在其发行的最初时间内,所代表的是L单位的价值量,这L单位的价值量出现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时,它仅仅是由货币符号创造,换句话说,是虚置的。这些虚置的价值以不同的形式进入经济运行,从而造成观念上的价值量高于实际生产总量包涵的总价值。这些高于社会总产品所包涵价值量的价值量虽凭空出现,但它以货币形式进入经济运行,便形成了购买力。多余的购买力形成了需求的增加,生产者根据需求做出生产决策,扩大生产,创造出高于恒量的社会总产品价值的价值来实现与这些多余购买力的交换。一旦多生产出来的价值与这些虚置的价值完成交换,这些虚置的价值便得到社会实现,从而被替换为实际价值。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量也会因之而提高,这时即表现为社会总生产量的增长。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虚置价值都能得到交换,从而得到实现。这些增量发行的货币并不可能完全转化为投资或者直接购买力从而进入生产领域。可能一部分直接停留在资本市场,一部分转换为居民的收入从而转化为储蓄,还有一部分转换为投资或直接购买力,但其价值实现在未来一个时期。用GDP来表示社会总产品,可以得到下面一个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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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子中的GDP代表恒量社会总产品的货币量,L代表增量发行的货币。分母中的GDP代表恒量社会总产品所代表的价值量,L’代表得到社会价值实现的增量虚置价值。可知L’≤L。通过上式我们可以看出,当虚置价值没有完全实现的时候,其单位价值所表现的货币数量必定增大。也就是说,商品的价格会上涨。
二、紧缩的货币政策与价值传递
同上面一样,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同样也要一些假定:(1)货币的发行量改变以后,经济不会马上做出反应;(2)社会总产品的增量与以往货币的增量保持一致,如果在这里我们还做社会总产品恒量的假定,也就无法明显的说明货币增量小于社会总产品的增量时会发生的情况; (3)因为社会总产品增量和货币增量保持一致,所以没有通货膨胀,即商品的价格保持不变;(4)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我们设以往社会总产品的增量为r,年初货币发行量的增率为i。很明显,ir,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年初时,货币存量L与上年的社会总产品所包涵的价值量应该是一致。依然用GDP表示社会总产品,我们写为:GDP=L。这里等号不表示数量上的相等,只表示相互一致的交换关系。在考虑到以往的社会总产品的增量和当年的货币发行量,我们可见一个差额:GDP・r―L・i。
商品价值的社会实现有赖于其交换的实现,当社会可实现的价值量与被实现的价值量之间有一个差额,就必然使得创造出来的以使用价值表现的价值有一部分不能够通过交换实现,其创造价值的过程也不能为其创造者带来报酬。这个不能实现的过程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在生产过程中逐步实现,由于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不能实现自身创造的价值,其会减少产量或中止生产,以求所创造的以使用价值表现的价值能够得到交换从而实现其社会价值,这就使本该以稳定增长率扩大的社会总产出缩减,从而使其增率减小,甚至出现负增率。在这里,其价值差额的传递过程总不会及时而均匀的遍及整个社会生产,总会有不能被实现价值的使用价值被创造出来,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但这部分这留的价值必然会渴求它的社会价值的实现。此时社会中就出现了以较少的货币来交换较多的需要实现社会价值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单位价值可以表现的货币数量减少,宏观上,即表现为物价下降。
三、货币政策的实现条件
在对货币扩张的分析中我们可知,当增量发行货币,社会中出现虚置的价值时,社会生产必然要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与之相交换。这些多生产出来的价值在与货币交换的同时,自身实现了社会价值,也使这些虚置的价值得到了置换,从而转换为实际价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时,社会必须有可以创造出更多价值的能力。如果社会生产力已经达到饱和,不可能再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以扩大劳动,增量的货币所形成的虚置价值在交换过程中得不到与其最初能代表的价值量等同的实际价值的置换,就会使得增量发行之后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降低。这时候,增量发行的货币便仅仅转化为价格上升的数字。
无论是增量发行货币还是减少货币发行,其作用都要在货币进入市场流通以后,在交换过程中得到实现。如果市场机制不够完善,货币不能迅速进入市场流通或是商品的交换不能得到顺利实现,生产便不能对已经改变了的市场做反应,通过货币发行调节经济运行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因此,货币政策能够发生作用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市场体制完善,商品流通和交换没有制度和区域障碍,能够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陆立军,王祖强.《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2)
基础货币范文2
关键词：基础货币 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
一、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对公众和各商业银行的负债
基础货币，或称高能货币、强力货币，在西方经济学中，它通常指创造存款货币的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与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这两者的总和。
为了了解基础货币怎么成为中央银行的负债，我们有必要回顾货币的发展史。托马斯·梅耶认为，任何一种能执行交换中介、价值标准或具有完全流动的财富贮藏手段职能的物品都可能是货币(广义)。门格尔认为，使用任一特定的物品作为货币(狭义)，是一种社会习惯，而这种习惯是通过某种历史过程发展而来的。那么，为什么每人都愿意以有用的东西去交换现在仅仅是交换中介的货币呢?
在门格尔看来，初期人类交换的目的，针对最眼前的需要，因而无论何人都只着眼于通过交换所能获得的各种财货的使用价值。当财货所有者认为其自己所拥有的财货的使用价值，但较另一人所拥有的财货的使用价值为小，而另一人对于这两个财货恰好作相反评价时，交换才得以成立。但这种直接交换要取得成功，并非容易之事。
由于需求的直接满足是人们一切经济努力的最后目标，但假如这个最后目标不能立即达到或直接达到，人们就必须采取接近这个目标的一切办法，即以其商品与使用价值较大的财货相交换。这样，他能够先用他初始拥有的东西较可靠、较迅速并较经济地换得所需财货，达到其最后目标。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习惯的强力影响之下，就到处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在当时当地销售力最大的财货，在交换中最为一般人所乐于接受，因而也最能与其他任何商品相交换。这样一种财货，到最后发展为“货币”(狭义)，所以货币本身含有要求权之意。货币是人类经济的自然产物，丝毫不需要国家的力量，它的形态亦由各地各时的特别经济状态所形成。由于金属具有的天然优势，货币渐渐从家畜等发展成一般金属、贵金属货币形态。
当然，由于贵金属难以检验其真假及成色，并且切凿困难，铸币出现了，也使得贵金属的销售量较以前有更大提高。各国政府也以铸造交易所需的铸币当作自己的职责，不过政府在执行这种职责时，往往滥用其权力，遂使人们忘却铸币成色与质量的保证为铸造者应有的责任。为适应小额交易的需要，以低质金属铸造的小铸币也相应出现。但这类辅币必须按交易所需之数量铸造发行，并能随时兑换为贵金属铸币，才能防止政府滥用铸币发行权。
由铸币发展到商业银行签发银行券，再到中央银行将发行货币权垄断也是一个极长的过程。有实体的铸币和其他实体商品货币源于银行系统之外，被称为“外部货币”(广义)，而银行发行的货币被称为“内部货币”。银行券是商业银行签发给持有人的，对外部货币的要求权，但它对任何持有人都可支付并可赎回。银行券是签发银行对持有人的负债。每一家银行的银行券以黄金或白银的单位计值，且都能被其他银行普遍按平价(面值)承兑，从而每一家银行的负债在整个经济区域内能平价流通。当银行券处于流通之时，纸币也出现了。两者的分工仅在面额上，银行券多是大面额钞票，纸币则是小面额的。随着政府偏好的中央银行的出现，中央银行便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各商业银行也就将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中央银行的负债)当作自己的资产在中央银行作为存款准备金进行储备。因为大多数国家一般规定，各商业银行除留备用金(将其归为“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用于日常的支付外，还需将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存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就是中央银行对各商业银行的负债，而中央银行投入市场的每张纸币则是其对社会公众的负债。
所以，从货币的发展史来看，货币自始至终都代表着一种对外部货币从而最终对物的要求权。更准确地说，外部货币是持有人的资产，而内部货币却是对银行自身的要求权。今天，既然基础货币发行人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持有人包括公众和各商业银行就对中央银行拥有对外部货币的要求权，中央银行就是全部基础货币持有人的债务人。
二、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不可兑现的负债
不兑现货币的应用，离不开早期使用商品货币习惯的形成和发展，因为不兑现货币是由可兑现货币发展而来的，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为不兑现货币的实行铺好了道路。一国转向不兑现货币，一般是由中央政府赋予单个机构(即中央银行)具有垄断发行货币的特权开始的。中央银行的负债如同黄金白银被广泛接受，并且成为其他银行的储备。然后，政府持久性地取消了中央银行负债的可赎回性，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也就成为不可兑现的货币。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虽然也将此列入负债，但在一般情况下，却是一种长期无需清偿的债务。当今，对货币发行人的要求权不可兑现。此不可兑现货币能够持续流通的首要原因在于国家法律的强制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六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再者，人们已经熟悉它，并可用自己的物品去交换货币(卖出物品)，再用所交换的货币购买自己想买的在购买能力范围内的任何东西。这样，继续接受它也就有了自我强化的性质：如果交易者知晓其他交易者都接受他们，那么拒绝它对任何交易者都不是自利的。
就中央银行投入市场的纸币而言，人们手中持有它，并不认为自己握有中央银行的债权，倒是认为握有社会财富。人们也逐渐忘记了持有纸币本身对发行人的要求权，人们也忘记了自己的债权人身份。在纸币购买力不变至少是不减少的情况下，人们完全可不考虑它对外部货币的要求权，因为它本身可直接实现人们换得所需物品的最终目标，而不必将它换成外部货币从而间接换得自己的所需物品，且这在目前也是不现实的。但关键是纸币并不具有稳定的购买力，它可能随着通货膨胀而贬值，这样人们对物的要求权可能无法实现，或实现得很少，也就满足不了人们的最终目标。而纸币购买力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不兑现的货币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央行能按照政府意志随意操纵基础货币量，这是以损失大多数人的福利为代价的。
在可兑现货币制度下，基础货币必须以该国的黄金量为基础发行，如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即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若美元的发行超过了美国拥有的与其等价的黄金量，超过的美元也就不能换取黄金，这种制度将崩溃。实际上，当初这种体系的崩溃，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为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不可自拔，财政赤字迅速增加从而大量发行美元造成的。在不兑现货币制度下，由于中央银行不兑现其负债，基础货币量发行的多少对中央银行也就无约束作用。中央银行可通过操纵基础货币量的变化为政府融资、敛取铸币税并实施货币政策以实现政府的目标。
三、中央银行通过垄断对基础货币的铸造来为政府获取铸币税
铸币税，是中央银行从发行货币中获得的净收入，它等于发行出来的货币的交换价值与制造货币和维护货币流通的成本之间的差额。如果新旧货币没有差别，通过将新货币投入流通，则基础货币的扩张意味着现有货币的价值缩水，也就对货币持有人进行了课税。显然，铸币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税收。而在征收铸币税时，往往伴随着货币供给的增长。
在金银铸币本位下，铸币税指封建主从铸币中所获得的收益，即铸币的面值与实际的金银含量、铸造货币的成本之差。即 S=M－PQ－C，S为名义铸币税，M为该批铸币的面值，P为铸币厂为每单位金属支付的名义价格，Q是该批铸币所含金属的重量，C是铸造货币的成本。铸币厂常常通过减少铸币重量和贵金属含量、降低贵金属价格等手段增加每批铸币的铸币税。如果在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中，竞争将促使铸币面值等于其边际成本，铸币税S=0。但政府竭力在货币生产上推行垄断，希望赚取铸币税。
在不兑现货币制度下，基础货币的黄金含量为0，生产成本也几乎为0，假定Q =0和C=0，则M=S，在不考虑物价水平变化的情况下，每年的名义铸币税即为基础货币存量的变化。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控制并发行的，中央银行通过增加基础货币即可增加铸币税。由于中央银行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铸币税大部分为政府获得。如果政府将获取的铸币税再投入基础设施等公共领域，既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又能通过基础设施等的建设为公众谋福利，那么这部分铸币税对公众来说是乐意接受的。但是政府本来就有为其公民提供各种设施的义务，在通过制定十分复杂完备的税法向公民征收各种税收后，它就不应该再征收铸币税这种隐性税收，这样的重复征税牺牲了公民的福利。假如这部分铸币税用于清偿自己的债务或其他用途，那更是对公民福利的巨大牺牲。
中央银行在向市场注入基础货币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市场的货币供应具有一定的弹性，但作为政府的银行，在政府出现财政赤字时，有责任为政府筹措资金和提供信贷。如果中央银行简单地通过印刷纸币直接为政府偿债，因增加基础货币量而获取的铸币税有助于为政府弥补赤字，但却容易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很多国家从法律上对央行向政府的贷款加以限制。
就我国来说，在《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可通过增加基础货币量，直接借款给政府以解决政府赤字。在《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政府债券，也不提供临时贷款。中国政府发生财政赤字，除了可以增税外，应通过发行期限不等的国债解决。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间接购买政府公债，即社会公众和各商业银行先买下政府公债，中国人民银行再从他们的手中买入，其结果可能比直接买入投入更多的基础货币量，显然间接购买成本高于直接购买成本。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只要能间接购买政府债券，就仍是政府赤字的融资人，其在向市场投入基础货币量时，获取铸币税，间接了结政府的债务。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中国人民银行的预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中央预算，接受国务院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监督。”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每一会计年度的收入减除该年度支出，并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核定的比例提取总准备金后的净利润，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中国人民银行的亏损由中央财政拨款弥补。”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创造的铸币税全部归属财政。
四、基础货币是形成中央银行资产的主要来源
虽然不同的国家，中央银行的组织形式不同，资本构成也不同。不过，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其资金来源大体由资本金、流通中货币、各种存款等构成。资本金包括中央银行实收资本(初始资本金)和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得利润进行分配和上交财政税金后剩余的公积金。有些国有化的中央银行还包括财政增拨信贷基金。按照资本金所有的形式，中央银行可分为全部资本金国家所有、公私股份混合所有、全部股本私人所有、资本金没有等类型。为了更清楚中央银行资产的来源，我们试着寻找其发展路径。
新建立的中央银行要么依靠国家的力量授权和没收某一或某几个私有银行而来，要么国家自己先建立银行再来没收和改造原来的私有银行(如中国)，要么采用其他一些方式。中央银行不是银行业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外部力量强加的或者是政府偏好的结果。由于中央银行的发展路径有很多，初始资本金所采取的形态也较为复杂。
如果中央银行从私有银行转变而来，其私有银行原来的资本金构成是影响现有资本金构成的重要因素，不管它是否是因为国家授权或没收(没收只是改变了所有权人而已)。而私有银行原来的初始资本金构成应该不是它自己所发行的银行券或货币，只可能是某种外部货币，如黄金、白银等，或者是先于它的银行所发行的、被普遍接受的内部货币，因为在它建立时还未发行自己的银行券或货币。如此类推，最早的银行的初始资本金构成只可能是外部货币。 如果中央银行的发展走的是中国式道路，其建立之初的初始资本金构成(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外部货币或先于它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关键是，由于中央银行被赋予的强大力量和特殊地位，它一建立就能发行自己的新货币或统一发行原来的货币(统称为“新货币”)，而旧货币(包括外部货币)必然对新货币具有可赎回性，并且在新货币被广泛认可和流通时，旧货币也必须兑换成新货币。所以，中央银行是否拥有初始资本金的意义并不是很大。虽然为维护币值稳定，中央银行发行货币须具备一定的准备金，诸如以金、银、外汇、证券作发行准备的现金准备和以短期商业票据、财政短期库券、政府公债等为准备的保证准备。但是中央银行可更多地使用保证准备，如先用自己发行的纸币从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发行的公债，再以政府的公债作为准备发行纸币。
中央银行既然自己能发行货币，并且其货币即负债被社会公众和各商业银行作为资产和财富储备广泛接受，这样，它发行的基础货币对自己而言也就是资产和财富的代名词。它的收益和公积金也采用了自己发行的货币形式。这样，它发行的基础货币即自己无须清偿的负债成为其资产的来源。它的资产业务也就是通过基础货币对商业银行办理再贴现和再贷款、收购黄金和白银、在公开市场上买卖证券等。通过将基础货币投放到各领域，带动各种资产业务的发展从而形成自己的资产，中央银行就可以调整自己的资本构成。随着基础货币总额的增加，中央银行资产总额也跟着增加。
五、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投放量来调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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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最优货币区;东亚货币合作
一、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
当前关于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仍为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兴起,并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1961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最优货币区理论》(“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一文为标志,奠定了该理论体系的基础。最优货币区的基本定义为:在一定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汇率在进行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在区域内国家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一)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围绕着对能否形成最优货币区的不同标准展开讨论的,多位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前提条件。主要有要素流动性标准、经济的开放程度标准、产品多样化程度标准、国际金融体系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指标的相似性标准、政策一体化标准等。
上述标准的给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事实上,严格符合这些标准的最优货币区几乎不存在。因而传统的短期静态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无法对区域货币合作作出较为完善和客观的解释。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最优货币区的付诸实践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区域货币合作的尝试和进展,最优货币区理论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最新的研究一方面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的假设,将早期的各种标准进行合并,另一方面也侧重从动态的视角来解释“最优货币区”,拓宽了该理论的研究路径。
第一,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克鲁格曼,1990)。该理论指出,一国加入固定汇率的货币合作区所带来的货币效率收益等于其所规避的浮动汇率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结算与贸易成本等等的损失。当一国与货币区内其他国家的贸易非常广泛并且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时,形成货币合作的收益将是非常大的。
第二,溢出效应与政策协调(滨田宏一,1985),此观点是从当下比较流行的博弈论和福利角度来分析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的。在最优货币区安排中,各参与国明显的政策溢出效应是政策协调的前提;并且政策协调需选择各参与国都能够接受的目标组合;同时还需要处理违约机制。那么在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下,经过重复博弈,参与各国会达成一个长期的动态平衡。
第三,最优货币区(OCA)指数法(Bayoumi,Eichengreen,1996),即在一般均衡的模型下,运用OCA指数来评估特定地区的综合情况。其运用计量方法,将影响汇率变动的有关变量,作为解释汇率波动的因素。
第四,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Frankel,1996,Rose,1997),此观点认为贸易开放程度和经济的对称性等标准是内生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那么判断最优货币区需要根据区域内这些内生变量(汇率、贸易联系和对称性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五,其他一些最新观点还包括俱乐部理论(Klimenko,1998)和跨界货币使用(J.Masson,P.Mauro,1990)等。俱乐部理论探讨了对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的不可测性问题;而跨界货币使用则提出在最优货币区中应关注货币在外国与外国之间以及在外国国内的使用问题。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分析
在梳理了货币合作以及最优货币区的相关理论之后,我们将目光转向东亚地区。经济意义上的东亚地区应该界定为地理上的东亚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总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十国等国家和地区。
自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以来,亚洲各国便开始了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货币合作之路。1989年APEC成立之初以及1991年EMEAP都对地区金融稳定和货币合作进行了关注。直到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货币合作进程才开始加快。但在货币合作领域的探索和尝试还处在初级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货币合作机制。各种最优货币区方案(如“亚洲货币单位”、“亚元”等)仍停留在学术概念阶段,目前并无现实可行性。
以最基本的最优货币区静态标准来看,东亚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正呈不断升高的趋势,且各国经济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本文对这种互补性的经济状态的可持性和稳定性度表示怀疑,因为此种区内分工是建立在一种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基础之上的,处于产业链中游和下游的国家始终希望能够改变此种经济发展模式,尽快步入上游国家行列,因而此种产业链形式的贸易互补关系是否能够成为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推动力量,还有待考量。而其他标准,如要素的流动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等标准从现阶段来看,东亚各国还存在很大差距。
随着东亚各国区域内贸易的深化和整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从长期来看的确存在着形成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货币合作还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碍是文化和政治的因素。东亚各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一些小国的政局也并不稳定,自身发展存在很大困境,且几个大国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信关系,这样便不可能完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区域货币合作进行客观的成本-收益分析。缺乏互信基础的区域货币合作也使得谈判成本和维护成本被无限放大。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也需要拭目以待。
三、东亚货币合作实现路径选择及进程对我国的启示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实现路径
亚洲开发银行将整个亚洲分为五个区域: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以及太平洋国家。这5个区域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巨大,基本不存在进行货币合作的基础条件。因而所谓亚洲的货币合作问题,一般是探讨这5个次区域内部的货币合作问题。其中以东亚和东南亚的货币合作前景最被看好,发展也最为迅速。但从前述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东亚的货币合作,也仍然是困难重重,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整体规划,做好“持续作战”的准备。
对于东亚的具体情况,需要以多重货币合作作为起点,循序渐进。即在区域内,形成几个次区域,在次区域中形成平行的主导货币区域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再创立区域内统一的货币逐渐替代本国货币,然后在各次区域之间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统一货币(见表1)。
(二)东亚货币合作进程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政治经济大国,与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也在不断加深。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经济体的中国,一方面需要积极参与和推进东亚货币合作建设,承担起大国责任;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加快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完善,在中国货币区的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1、完善自身经济、金融体系建设,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中国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提是自身经济的发展。因而我国需要以国内经济发展为根基,再进一步参与到东亚货币合作的建设当中。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的整体金融体系建设还很不完善,金融中介机构市场化运作能力不足,资本市场深度还远远不足,需要不断努力稳定国内金融秩序,加快金融创新。我国在进行利率、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进程的同时,还要适时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资本的完全流动也是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
2、加快中国货币区建设、有步骤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国情,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第一步应是采取措施完成中国货币区的货币统一。目前我国共存的4种货币为:人民币、港元、澳元和新台币。加快两岸四地的市场整合与货币统一,将使经济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形成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可以从启动两岸四地的共同自由贸易区开始,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和政策协调,对外保留独立的经贸机制,以实现中国货币区域内的资源最优配置。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有赖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则有赖于金融体系的对外影响力的加强。这就需要我国政府在制度安排上积极推进金融体系建设;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大海外业务规模,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储备支持;同时积极建立国际化的金融市场,打造以上海为主体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以香港为主体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3、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和货币合作的开展。首先需要加强各国之间政府的互信,建立政府间的对话机制,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寻求深层次的合作,降低信息透明度不高与政策协调不利带来的沟通成本和货币合作的维护成本;其次需加强东亚各国的汇率协调机制和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和货币合作的进程中需要发挥大国优势,积极推进双边或多边汇率协调协议的签订,同时将国内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放在整个东亚货币区的环境中加以考量,最终达到“在稳定的货币区域内实现稳定汇率,并保持对区域外汇率调节的灵活性”的目标,享受区域货币合作带来的种种成本节约与经济收益。
综上所述,东亚货币合作与最优货币区的形成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在此进程中我国需要“两手抓”:一方面需要对内使得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可持续的上行轨道,另一方面还应在地区间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主动地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何慧刚.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模式和路径选择[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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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品懿.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看东亚货币一体化[D].厦门大学,2006.
4、徐,林媛,杨翠平,夏莉莉.浅析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J].财经界,2007(1).
基础货币范文4
关键词：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理论；模式；格兰杰因果检验
作者简介：程肖芬(1963-)，女，山西太原人，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科研处教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3-0149-04
收稿日期：2009-03一16
一、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理论：赁币经济学理论新范式
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理论起源于Roosa(1951)。提出的信用可得说(Credit availability doctrine)。20世纪70年代中期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信贷配给说提供新的理论支持，有力地促进了信用传导理论的发展；同时，大量实证研究(stiglitz etal，1981；Bernanke et a1，1995)也对该理论发展超到推波助澜的作用。Bernankc和Gertler(1995)总结了信用传导的两个主要途径：银行贷款渠道(Banking lending channel)和资产负债表渠道(Balance sheet channel)。
(一)银行贷款渠道
20世纪50年代，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因为通货膨胀开始反思凯恩斯的赤字政策，同时重新探讨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Roosa等(1951)从资金需求者可获得的信用可能性来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提出信用可得性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政策传导不仅要考察利率对储蓄行为和借款人的影响，还要分析利率对贷款人的影响。但当时有部分经济学家对依赖于信贷配给说的信用可得性理论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信贷配给行为与银行利润最大化动机是相悖的。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为信贷配给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信贷配给行为不仅不与银行利润最大化动机矛盾，而且与之相一致。Stiglitz和Weiss(1981)证明信贷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此在一定的价格(利率)水平上信贷市场不能出清，出现信贷配给。Williamson(1986)证明即使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贷款人监控借款人发生监督成本，那么“免费搭车”现象会导致监督乃至借贷难以进行，信贷配给现象也会发生。
(二)资产负债表渠道
资产负债表渠道又称净财富额渠道(Net wealthchannel)，它从不同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或由净资产决定的金融地位的影响角度解释信用在传导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谢富胜等，2002)。其理论基础可以看成：借款人面临的外部融资溢价取决于其内部财务状况，资产净值越高，外部融资溢价就越低，因此借款人资产负债表质量的波动就会影响其投资和支出决策。借贷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给银行等贷款人带来风险，因此银行授信采取抵押和担保的方式，以借款人的资产净值为基准。Bernanke和Gentler(1995)认为，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市场的均衡投资水平正向取决于借款人的资产负债情况，即取决于借款人净值与其负债之比(借款人净值指企业流动性资产与可售抵押品之和)。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状况改善，能得到更多的资源，既可直接为项目融资，又可作为抵押品得到外部资金。因此，会减轻外部投资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即外部投资者因信息不对称面向借款人索要的补偿包括贷款人评估及监督借款人的预期成本、借款人行为扭曲成本)。
(三)信用传导CC-LM模型分析
传统的Is―LM模型对银行的资产(债券、贷款)和负债(存款货币)的重视度是不同的，货币被包含在LM曲线之中，而债券、贷款被排除在瓦尔拉斯定律之外。Bemanke等建立的CC-LM模型。(图1)对货币政策信用传导进行分析，试图让银行资产和负债在模型中都发挥作用(闻超群，2006)。CC―LM模型中的cc曲线是指商品(Commodities)和信用(credit)曲线，即描述产品市场(商品)和贷款利率(信用)的-一条曲线。cc LM模型涉及三个市场(商品市场、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和两种利率(债券利率和贷款利率)。
在CC―LM模型中，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可以理解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银行准备金，银行准备金变动具有双重效果，既影响LM曲线，又影响CC曲线。从图上看，假设初始状态LM曲线和cc曲线相交，得到的利率是i，如果中央银行实行紧缩性政策，货币供给减少，一方面是LM曲线左移至LM’，导致利率从i升高至i’，产出从Y下降到Y’；另一方面，由于银行贷款供给随之减少，CC曲线也相应左移(从CC到CC’)，利率从i’下降到i”，产出进一步降低，从Y’下降到Y”。可以看出，利率从i上升至i’，然后又下降为i”，i”
(四)信用传导理论发展意义
信用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已是毋庸置疑，学术界的最大争议在于货币政策能否直接影响银行贷款供给以及信用传导渠道的重要性。但是从简单的货币信用关系到银行贷款渠道再到资产负债表渠道，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理论界对金融因素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反思和争鸣。从关注信贷总量、研究信用可得性理论来探讨货币政策有效性开始，到以信息经济学理论重新审视微观主体的资产组合和资本结构选择行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货币理论开始与公司金融理论相融合。Stiglitz等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货币经济学理论范式(索彦峰，2007)。其理论研究对象和方法表现出了三种转变：一是由单一银行信贷变量到包含各种形式、来源的信用总量的转变；二是由静态的信用变量到银行和企业动态的资产组合行为调整的转变；三是由单向的银行信贷变化到双向银企交易关系的转变。上述转变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在于经济基础和制度环境的不同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相应差异。
二、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分析：银行信贷成为信用传导现行模式的关键
从理论上讲，不同经济学派关于货币政策是否中性持有不一样的观点，但各国往往采取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货币政策至少短期影响经济得到大多数人认可。以下分析信用传导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发展状况。
(一)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发展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是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被正式确立为我国中央银行开始的。以1998年转变宏观调控方式为标准，可以把1984年开始至今的时间
划分为两个阶段：1984年～1998年和1998年至今。
1984年～1998年这一阶段，中央银行通过对贷款规模的控制来实施政策意图，实现政策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家批准的综合信贷计划，分别核定各专业银行和各地区贷款增加额的最高限，各专业银行和各地区按照限额发放贷款。这段时间的信用传导途径可以表示为：中央银行―贷款规模―商业银行(专业银行)―贷款配给―企业―政策目标。从理论上讲，人行只要控制住贷款规模，就能够控制企业，进而控制资金流向，实现政策目标。王振山和王志强(2000)的实证分析认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信用传导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从效果分析，这一时期财政政策作用有限，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信用传导途径由央行直接调控，信用传导效率很高。
1998年，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发生较大转变，由直接调控方式转向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间接调控方式，取消了贷款规模限额管理，对商业银行实行全面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要求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等等。商业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内部管理机制和风险控制加强，追求信贷资金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最佳组合。这一方面为中央银行实施间接调控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削弱了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控制力。从实际分析，央行从1998年起出台的一系列增加货币供给、扩大信贷规模和内需的货币政策，没有取得理想效果，可知1998年以后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减弱了。
我国正在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但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健全，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还未有效衔接成为联动体，因此货币传导渠道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也被我国许多学者的实证分析所证明(楚尔鸣，2006、2007；魏永芬等，2002；董亮等，2008)。信用传导在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的背景下减弱了有效性，但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以下从信用传导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来分析我国信用传导渠道。
(二)银行信贷是我国信用传导渠道的关键
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发挥作用需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企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不可替代性，即借款人不能找到完全替代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供给具有可控性，即中央银行町以通过准备金操作影响贷款的供给。与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处现状恰好满足上述前提条件，这为非信用传导渠道因缺乏市场机制和微观基础而发挥作用受限的发展中国家找到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原理。
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的环节是央行政策工具变量――商业银行信贷供给――企业和公众，因此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有效要求央行、商业银行以及公众和企业三个环节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组成一个综合体。在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许多发达国家中，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都大于直接融资，金融机构都是全社会的信用中心，而银行又是金融机构中经营信贷业务的主体，信贷业务对各国的经济都起着强大的支撑作用，因此银行信贷在各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我国而言，尽管证券业和保险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迅速，但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仍居于主体地位，银行信贷仍占全社会筹资绝对大的比重。在我国信用传导渠道中，银行信贷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是信用传导渠道的原动力。它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控制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商业银行是信用传导渠道的支点，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意图的直接接受者。它通过信贷供给量的改变传递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即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进而影响企业和公众的行为。企业和社会公众则是信用传导渠道的着力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最终传导到企业和居民手中，改变实体经济的投资行为，才能达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在目前以间接金融为主的格局下，我国银行金融中介作为金融体系的主体，在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途径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承担着向企业和居民供应货币的主渠道作用，是连接央行和实体经济的媒介。银行信贷成为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现行模式的关键。
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证检验
1998年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后，我国政策传导方式从单一的信贷传导为主的直接调控方式逐步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间接调控方式过渡，而现阶段则是货币传导和信用传导渠道并存。以下通过ADF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GDP、M2和CR分别代表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应量、银行信贷余额。我国M1、M2以及一年期实际银行存款利率r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且M2相对于M1的可控性较强，本文以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的代表变量。银行贷款在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中处于核心地位，本文以银行贷款余额CR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信用渠道的代表变量。最终目标选择GDP，作为检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代表变量。通过计算M2和GDP、CR和GDP的关系来考察我国货币政策货币渠道、信用渠道的有效性。
(二)样本数据说明
样本区问为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三季度的季度数据。来源为财汇金融分析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统计局网站。为消除季节性影响，针对季节性较强的样本数据采用x―ll法’消除；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样本数据通过消费物价指数调整后得到实际值；为消除异方差等影响，作对数处理。
(三)计量分析
1，ADF检验
平稳的时序数据可以进行传统的回归方法进行估计和检验，但是如果时序数据非平稳，则会产生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采用ADF检验方法对GDP、M2和CR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平稳性。使用的分析软件是Eviews5，O，采用AIC准则确定时间序列模型的滞后项。
检验结果表明，变量GDP、M2和CR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而一阶差分拒绝原假设，所以均为I(1)的单位根过程，应采用处理非平稳变量的方法来分析。
2，协整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变量GDP、M2和CR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构成平稳时序，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则这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GDP、M2和CR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GDP和M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存在协整关系，GDP和C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共同作用于经济。GDP、M2和C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协整方程，即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
上述检验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都发挥作用，但是协整检验只说明GDP、M2和C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并没有指明这种关系的方向。下面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分析变量影响方向。
检验结果表明，M2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货币供应量是影响我国GDP变动的原因；CR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银行贷款是影响我国GDP变动的原因；其余则不明显。所以可以得到结论，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M2和CR对GDP增长具有解释能力。
实证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现状结果表明，货币传导和信用传导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并存，从长期来看，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
四、小结
信用传导理论证明了金融中介机构在货币传导中的重要性，首次突出强调了银行信贷供给而不仅仅是传统的货币供给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性，这为本国非信用传导渠道因缺乏市场机制和微观基础而发挥作用受限的发展中国家找到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原理。在市场体系和金融体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信用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和作用存在争论，但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资本市场不完善，浮动汇率机制不健全以及相关条件的欠缺，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和汇率传导渠道因为缺乏市场机制和微观基础而发挥作用受限。而现阶段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比重较大，银行信贷是我国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对货币供给数量和结构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信用传导机制尤其是银行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
基础货币范文5
美国当然要对储备货币无法继续支持世界贸易增长负起责任。如果白宫此前的几位当家人能够正视美国经济长期保持的低投资率——与世界上最贫困、经济增长最缓慢的撒哈拉以南国家不相上下，将来自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为美国赢得的海外债务型流动性，用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以此持续改善美国的就业市场，增强国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能力，而不是毫无节制地扩大同样是债务型的消费，以及盲目扩张与此有关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那么，金融危机原本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化解。
不仅如此，美国长期以来的海外投资扩张，其本质依然是美国海外债务型流动性的扩张，虽然明显提升了大企业的盈利能力，但在生产力快速向海外流失的同时，导致美国贸易逆差节节攀升。这进一步促进了支撑美元信用的基础不断裂变。
不过，一味地追究美国的责任，而不是同时反思本国的责任，绝不是一个好的态度。
换一个角度看，钱是用来花的，储备货币与任何货币一样，归根结底的用途是交易的媒介。如果发行在外的储备货币加快周转，而不是被一些国家大肆囤积，那么，当前的储备货币危机也不会严重到如此地步。
来自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07年，世界外汇储备合计由1.55万亿美元大幅增长到4.3万亿美元，累计增加额多达2.75万亿美元，相当于前10年累计增加额的4.4倍。其中，仅来自中国的增加额就高达1.4万亿美元，占以上世界外汇储备合计增加额的51％。加上日本、俄罗斯、印度及巴西同期的表现，5国合计增加额为惊人的2.82万亿美元，是同期世界外汇储备增加额的1.03倍。
储备货币的囤积，说明世界贸易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也意味着囤积储备货币的国家未能将外汇储备贡献的流动性用于促进国内经济的更快发展。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长期依赖贸易顺差贡献的流动性增长。那些真正富裕起来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借助于出口快速增长期间获得的流动性来加快本国经济的结构型转型，进而实现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后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由于劳动力成本具有十足的刚性，一旦成为制约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注定会使本国经济增长的链条出现断裂。
另一方面，储备货币向来的历史教训表明，一个国家的“得”，是另一个国家的“失”。当主要出口增长国将储备货币囤积起来之后，势必导致另一些国家以至世界出现储备货币短缺，同时也限制了另一些依赖资源性产品出口来改善国内经济状况的国家的发展。
糟糕的是，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固执地认为外汇储备不是用来花的，而是用来防范风险的。正是这一思想主导着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令外汇储备对年进口的比率由1990年的21％提高到2000年的74％，以至目前的180％。既然中国只有少量的融资型海外债务，外汇储备对年进口的比率保持在30％便足够了。
然而，过度的外汇储备，一方面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危机的部分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严重低估了中国总人口演变趋势当中的重大风险。
由于财富增长总是与抚养比成反比，随着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到2100年，中国总人口将从13.8亿人的峰值减少到5.6亿人。这意味着，假如中国不利用现阶段外汇储备充裕这一有利时机加快国内经济转型，那么，20年之后，中国继续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面对当前世界储备货币危机，有两句话很值得思考。
一是儒家名言：“君子反求诸己”，
一是道家名言：“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基础货币范文6
关键词：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通货膨胀;状态空间模型（SSM）
中图分类号：F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5-0067-006
一、引 言
近20年来，我国外汇储备保持着持续单向的快速增长，截至2014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近4万亿美元，占据了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三分之一。学者普遍认为，一国保有高外汇储备存量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高外汇储备会提高本国发展信心、增强央行稳定汇率、抵御国际金融风险感染的能力，但高外汇储备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美元的贬值会导致外汇储备中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缩水，削弱了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压力等。
在外汇储备不断累积的同时，我国货币供给量M2也在2013年2月达到历史新高，突破百万亿大关。在此背景下，剖析高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对我国货币政策作出合理的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从学者文献中看，一部分学者从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作用作出分析，有部分学者从汇率与通货膨胀两者着手分析。除了从外汇储备和汇率两因素来分析通货膨胀，还有学者从货币数量以及制度性因素分析。
从以往文献中看，学者基本上采用传统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这对于日益复杂的干扰因素，建立在传统模型基础上的分析显然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条件的变化使得关于通胀的问题越发复杂，也越发值得探讨。本文从我国经济实际状况出发并结合当前政策的形式，构建状态空间SSM模型，重点分析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量、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汇率制度变动对以物价水平表示的通货膨胀的影响。
二、实证研究
（一）模型分析
实证回归分析主要是建立固定参数模型，通常的回归模型形式是：
yt=C+βxt+μt t=1，2，・・・，T （1）
其中：yt是因变量，表示消费物价指数CPI; xt是自变量，表示影响因子的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量、人民币汇率、汇报制度等;C是待估常数;β是待估参数;μt是随机扰动项。如果采用OLS、工具变量法等计量经济模型常用的估计方法对方程进行回归，那么意味着估计参数在样本期间内固定不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在逐步扩大广度和深度，我国融入国际市场程度在加深，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对物价指数产生影响的变量也会随之扩展，固定参数模型已经无法表现经济结构和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为此本文构造可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为：
量测方程：yt=c+xT
tβt+μ （2）
状态方程：βt=φβt-1+εt （3）
假定：（μt，εt）T～N0
0σ2 0
0 Q，t=1，2，・・・，T （4）
xt是具有随机系数βt的解释变量的集合，随机系数向量βt是状态向量，称为可变参数;可变参数βt是不可观测变量，必须利用可观察变量yt和xt来估计，并且假定βt的变动服从一阶自回归模型AR（1）;Ct是具有固定系数的解释变量的集合。扰动向量μt，εt是相互独立，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和协方差矩阵为Q的正态分布。
（二）数据来源、选择与处理
本文实证研究采用的数据是从1996年1月到2012年12月的月度数据，共有204组样本数据。通货膨胀指标选取消费物价指数，本文采用以1995年1月为基期，运用官方公布的同比数据计算得到的数据，消费物价指数的同比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
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量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其中外汇储备是以亿美元为计价单位，货币供给量是以亿元为计价单位，且在本文中货币供应量是采用广义货币量M2的数据。
汇率指标采用的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因为实际有效汇率是以贸易份额为权重的加权汇率，相比官方公布的双边汇率能更有效显示出汇率的真实变动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而且官方的双边汇率更多是其他非经济因素综合的结果。该指标采用间接标价法，数值增加表示人民币升值，数值减少则表示贬值。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
对于汇率制度，可基本分为两种类型：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1994―2004年，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实际是盯住美元制，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较小，因此该时期应属于固定汇率制度;从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开始至今，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将这一时期归为浮动汇率制度。由于汇率制度难以量化，我们将其设为虚拟变量，对固定汇率制度赋值0，对浮动汇率制度赋值1。根据刚才的分析，1996年1月至2005年7月的汇率制度可以认定为固定汇率制度，赋值0;2005年7月至2012年12月的汇率制度属于浮动汇率制度，赋值1。
（三）数据检验
在对数据序列进行具体分析前，使用X12方法进行了季节调整，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模型的影响，对通货膨胀、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量、汇率这四个变量取对数。文中使用的经济变量名称及对应代码如下：通货膨胀（CPI），广义货币量（M2），外汇储备量（FER），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汇率制度（EX）。
1.平稳性检验
采用ADF检验方法，对每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参照施瓦茨准则（SIC）来确定滞后期数。结果如表1。
从表1中的数值，可以看出各个变量原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接受原假设，都是不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后的各个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它们都是一阶单整I（1）序列。
2.协整检验
对于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只有当这些序列存在协整关系时才有意义。协整检验存在两种方法：一种是Engel和Granger提出给予协整回归方程的两步法，这种方法在检验两个变量之间关系时较为常用;另一种是Johansen检验，可以判断变量间存在几个协整向量。现基于平稳性检验基础，使用Johansen方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用来确定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主要有两种方法，迹检验（Trace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本文采用的是Trace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两个协整向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结果拒绝了None的原假设，而接受其他的原假设，表明有且仅存在一个协整向量，序列之间是协整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经过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可知，消费物价指数与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量、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汇率制度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是这种协整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对变量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并根据LR、FPE和AIC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期，避免自相关导致参数的非一致性估计，最后选择的滞后期为2。结果见表3。
从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M2不是引起CPI指数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被拒绝，广义货币量与消费物价指数存在单项因果关系，而外汇储备与消费物价指数互为格兰杰原因。此外，汇率制度及汇率分别在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消费物价指数的格兰杰原因。
4.时变参数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状态空间模型表示动态系统有两点好处：一是它可以将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并入可观测模型并与其一起得到估计结果，二是利用卡尔曼滤波可估计由被解释变量过去的信息得到状态变量的最佳近似结果。依据前文对模型的分析，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构建的时变参数模型如下：
量测方程：lnCPIt=c+αtlnM2t+βtlnFERt+γtlnREERt+δtEX+μt （5）
状态方程：
αt=φ1
αt-1+εt βt=φ2
βt-1+εt
γt=φ3γt-1+εt δt=φ4 δt-1+εt （6）
在上述时变参数模型中αt、 βt、γt、 δt均是可变参数，且全部服从AR（1）过程。运用卡尔曼滤波对每个时点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到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结果如下：
量测方程：
lnCPIt=4.814+αtlnM2t+βtlnFERt+γtlnREERt+δtEXt+[var=exp（-8.024）] （7）
状态方程：
αt=0.0357αt-1+εt βt=0.0357βt-1+εt
γt=-0.1404γt-1+εt δt=-0.0037δt-1+εt （8）
模型回归的统计值：极大似然值为476.2592，AIC值为-4.639796，各参数估计的P值均小于1%，四个状态方程的P值均小于1%，说明量测方程中的状态变量是显著的。并且对该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所得t统计值为-14.11147，P值为0.0000，在1%显著性水平下模型的残差是平稳的，证明该模型回归的结果是有效的。
根据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生成状态序列，从而得到相关变量的时变参数变动的具体情况（见图1、2、3、4），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分析货币供给量对消费物价指数弹性的变化，从图1中可以看出，该弹性系数的变化范围在[-0.04，0.126]之间，并不像理论分析那样，货币供给量与物价指数必然的正相关。1996―1998年这几年，弹性系数不断上升，表明这几年货币供给量对消费物价指数的影响在不断增强，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面临通货紧缩压力，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通货紧缩的状况。这一时期，可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等因素，使得货币供给量对消费物价指数的影响没有持续增强。从2002年开始，中国开始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经济政策，弹性系数的波动幅度非常小，仅在[0.02，0.03]之间。而近几年，弹性系数几乎是处于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即使遭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货币供给量与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关系也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弹性系数只有少许增加而后下降，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具有类似之处，只不过这次的变动幅度要比1997年小得多，这在另一角度佐证了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自身及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完善，使得货币供给量与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关系对外部冲击的抵抗力不断增强。
第二，分析外汇储备对消费物价指数弹性的变化（图2）。从外汇政策传导机制角度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累积会促使大量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投放进入市场，极容易引发通货膨胀。方先明、裴平、张谊浩（2006）曾经从货币数量论的角度并利用2001―2005年的季度数据进行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累积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效应。从图2中可以看出只是在1996―2001年之间外汇储备对消费物价指数弹性较大，说明这种传导机制的效果较为明显，但是从2002年至今，弹性系数一直在0.004左右，也就是说外汇储备变动1%的时候只会引起物价指数上升0.004%，这是一个相对微弱的影响。仔细观察2002―2012年这一时期，弹性系数也是有变化的，特别是2008―2009年之间变化较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7年5月通货膨胀同比增长5.6%，就一直维持高通胀，到2008年4月甚至一度达到8.5%的近十年的新高，这也表现为弹性系数在2007―2008年上升，但金融危机开始后物价指数持续走弱，在2009年甚至出现轻微的通货紧缩的状况，最低曾处于-1.8%的水平，在外汇储备对消费物价指数弹性的图中就表现为下降。但总体而言，这10年来外汇储备对消费物价指数的影响并不像以前那么显著，并且逐渐处于平稳。
第三，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消费物价指数的影响（图3）。分析人民币汇率对CPI影响的时候，结合汇率制度一起分析更为适合（图4），主要基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基本是由于我国汇率制度所决定的;并且从图3、4中也可以清晰看出两个变量弹性系数的共性，都是先上升，然后下降再上升最终处于稳定的波动状况，只是两者对价格指数的影响的速度存在不一致。如前文所指，1994―2005这一时期被看作为固定汇率制度，从图3、4中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对物价指数的弹性系数在[-0.39，-0.04]之间，对物价波动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1998年左右，系数一度接近-0.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出口产生波动，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出现通货紧缩。但在2005年汇率波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后，如图3、4所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物价指数的弹性指数基本上处于-0.14左右，汇率制度对物价指数的弹性系数基本上处于0上下，即使遭受2008金融危机的冲击，汇率对我国物价指数的影响也没有太大变化。这也正是我国制度改革所期望收到的效果，即通过汇率制度的完善来缓冲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国内物价的冲击，在外汇储备积累的基础上减少汇率与金融风险。
三、总结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时变参数模型，采用1996年1月到2012 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分析了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量、汇率和汇率制度对通货膨胀的效应，结果表明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量对通货膨胀均存在正向作用，但是与以前学者研究结果相比，并没有那么的明显，特别是在2005以后，这可能与我国政府所采取的多种冲销手段以及改革措施执行力度的加强存在关系。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汇率制度改革对通货膨胀均存在反向作用，其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CPI的弹性系数绝对值也最大，表明汇率的变动会导致CPI指数的较大变动。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国外大宗原材料进口依赖增加，并且国外大宗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会带来输入性的通货膨胀。郭其友、陈银忠（2011） 通过建立递归SVAR 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下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认为输入型通货膨胀不仅是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而且其影响具有持久性。
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如何有效地降低各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下建议。
1.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准确把握货币供应量。政策实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政策透明度影响，对于提高政策透明度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就是要及时、有效、准确地有关宏观政策的数据;第二，要充分利用当前信息技术平台，采用多种方式将政策实质向公众披露，这不仅可以降低信息的传播成本，还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和深度。只有做到信息高度透明，并充分掌握和分析信息，才能准确把握货币供应量。
2.外汇储备相关的制度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改进。其中重点在于对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向持有主体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可以有效地隔断外汇资产过快增长对我国货币供应的单方面压力并据以减少过剩的流动性，并且可以实现由“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的转变。
3.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范围。自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起至今，我国一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保持汇率在指定的区域内浮动，央行就需要在外汇市场上购买外汇，投放本币，引发通胀。但从上面的结论可以看出，当汇率制度逐步从固定走向浮动时，弹性系数会渐渐减弱;因此，我国职能部门应该在确保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同时要与其他宏观政策协调配合，比如利率市场化改革，贸易和外资改革，逐步减少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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