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的诗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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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的诗

荷花的诗范文1

2、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宋·杨万里

3、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宋·李清照

4、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采莲曲》 唐·白居易

5、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赠荷花》 唐·李商隐

6、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赠荷花》 唐·李商隐

7、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狂夫》 唐·杜甫

8、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西洲曲》 南北朝·佚名

9、画船撑入花深处,香泛金卮。《采桑子·荷花开后西湖好》 宋·欧阳修

10、荷花开后西湖好,载酒来时。《采桑子·荷花开后西湖好》 宋·欧阳修

11、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亭怀辛大》 唐·孟浩然

12、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子夜吴歌·夏歌》 唐·李白

13、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妾薄命》 唐·李白

14、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 五代·李璟

15、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纳凉》 宋·秦观

16、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采莲曲》 唐·李白

17、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宋·苏轼

18、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渌水曲》 唐·李白

19、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折荷有赠》 唐·李白

20、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鄂州南楼书事》 宋·黄庭坚

21、绿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山居即事》 唐·王维

22、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 宋·辛弃疾

23、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别储邕之剡中》 唐·李白

24、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唐·李商隐

25、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采莲曲》 唐·王昌龄

26、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南北朝·谢灵运

27、棹动芙蓉落,船移白鹭飞。《采莲曲》 南北朝·萧纲

28、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为农》 唐·杜甫

29、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江神子·江景》 宋·苏轼

30、波面澄霞,兰艇采香去。《祝英台近·荷花》 宋·高观国

31、藕花珠缀,犹似汗凝妆。《临江仙·雨停荷芰逗浓香》 五代·阎选

32、白鸟朱荷引画桡,垂杨影里见红桥,欲寻往事已魂消。《浣溪沙·红桥》 清·王士祯

33、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宿赞公房》 唐·杜甫

34、田田初出水,菡萏念娇蕊。《菩萨蛮·题画》 清·龚翔麟

35、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暮秋独游曲江》 唐·李商隐

36、一番荷芰生池沼,槛前风送馨香。《临江仙·一番荷芰生池沼》 五代·尹鹗

37、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咏同心芙蓉》 隋·杜公瞻

38、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苏幕遮·燎沉香》 宋·周邦彦

39、晚来妆面胜荷花。《浣溪沙·玉碗冰寒滴露华》 宋·晏殊

40、东望鞭芙缥缈,寒光如注。《桂枝香·吹箫人去》 宋·刘辰翁

41、露清枕簟藕花香,恨悠扬。《虞美人·触帘风送景阳钟》 五代·顾敻

42、夕阳倒影射疏林,江边一带芙蓉老。《踏莎行·晚景》 明·陈霆

43、湘女归魂,佩环玉冷无声,凝情谁诉。《过秦楼·黄钟商芙蓉》 宋·

44、翠盖佳人临水立,檀粉不匀香汗湿。《雨中荷花》 宋·杜衍

45、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采莲子·船动湖光滟滟秋》 唐·皇甫松

46、荷花芳草垂杨渡。《踏莎行·闲游》 宋·刘将孙

47、佳人反覆看荷花,自恨鬓边簪不得。《东湖看荷花呈愿父》 宋·宋自逊

48、秀樾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鹧鸪天·赏荷》 宋·蔡松年

49、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放言五首·其一》 唐·白居易

50、菡萏香连十顷陂,小姑贪戏采莲迟。《采莲子·菡萏香莲十顷陂》 唐·皇甫松

51、却是池荷跳雨。《昭君怨·咏荷上雨》 宋·杨万里

52、白莲种山净无尘,千古风流社里人。《东林寺二首其一》 宋·黄庭坚

53、空擎承露盖,不见冰容,惆怅明妆晓鸾镜。《洞仙歌·荷花》 宋·刘光祖

54、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昔昔盐》 南北朝·薛道衡

55、今日方教花并蒂,迟迟,终是莲台大士慈。《南乡子·戊申秋隽喜晤故人》 清·高鹗

56、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池上》 唐·白居易

57、移舟水溅差差绿,倚槛风摇柄柄香。《莲叶》 唐·郑谷

58、莫把碧筒弯,恐带荷心苦。《卜算子·赏荷以莲叶劝酒作》 宋·葛立方

59、蜻蜓立在荷花上,受用香风不肯飞。《湖边》 宋·崔复初

荷花的诗范文2

“她的胸前摆放着一枝枝荷花,总共三十八朵”。我觉得诗行极美,天籁一样。又觉得那荷花极美,白得似雪,黑得如夜,花花朵朵都是阎荷的生命,静静地摆放在她的胸前。说是摆放,因那女子一定是躺着的,闭了眼,享受着无穷无尽的睡眠。读了数遍诗行后,就把这美扩展到了不叫“荷”的女子,她们躺下,安静得没有呼吸,不谈生的时候华丽或苍凉,单是死后能够怀抱荷花,不枉一世为女子。

祖母去世那年,66岁。据说我们家族的媳妇没有熬过66岁的,人生走到代表大顺的数字上,就离开尘世。顺的是别人。我说离开尘世,而没有说死亡,知道她们去了天堂。死生契阔,生物学上讲是新陈代谢。不喜欢66的数字,它诅咒了已经常驻遥远的长辈,而我家这一支杨姓中,自祖母过世后,长媳就是我母亲。母亲快60岁了,居住在同一个城市,忙忙碌碌的竟不常见。每次回家就怕见母亲消瘦,老人和孩子一样,白白胖胖的样子才让人放心。我希望她过了65就是67岁。

报丧的人说,老太太一早还好好的,偏偏去刨树根。春上的冻土还没有完全开化,表面疏松,内里还隐藏着冬天的坚硬。这一镐下去,就脑震荡了。那是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总是梳得很整齐,一双小脚,用香油做很好吃的油饼。早晨轻敲窗棂,塞进几个热乎乎的包子。爷爷去做木匠活,剩余下的干粮,她留给她的孙辈。每次出门,祖母总是穿上最好的衣服――月白色的或靠色的对襟衫子,盘扣像只蝴蝶,有着清晰的压在箱子底的折痕。折着折着,年华就飞走了。祖母19岁出嫁,生了6个孩子,期间夭折1个,在儿孙满堂的时候,死于脑淤血。

朋友的姐姐活到58岁,遭遇车祸,苍凉别世。她口渴了,想从打工的地点穿过马路去找水喝,水没找到,却招来了祸。朋友的姐姐苦命,好歹两个儿子都结婚了,可说要清闲下来,大儿子偏偏得了尿毒症,媳妇闹着离婚。她为了赚钱,连老母亲过生日都舍不得回家,到了最后一张全家福都没有留下。朋友说,姐姐是累死的,不是车祸,走了倒是省心。

乡间丧事大抵如此:儿女亲戚们糊来彩色的灯笼纸马锡箔,花圈矗立,和着呜咽摆满庭院。夜里守灵,长明灯下看到铺盖在祖母身上的寿被缀满荷花,庭院里高高挂着纸灯笼,彩色的荷花在早春的寒风里摇曳。那纸做的玉女,单薄地竖在纸马旁,手里擎着一枝长长的荷花。

北方平原少湖,偶尔的池塘里,一小片荷花,算是应景勾勒,没有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大作,少到可以数,荷即是莲,莲即是荷。

五月里去青岛,樱花的淡影还未远去,在著名的栈桥附近,一抬头,赫然看到几个字:康有为故居。康有为在青岛去世,临走前就住在这“故居”里。我想到的却是他的女儿康同璧,不知道这“最后的贵族”的康家二小姐,来青岛“天游园”陪伴父亲的时候,如何在这里度过华丽的时光。昔日的红瓦黄墙已然陈旧,新鲜的红、黄、绿是围绕着别致的西式洋楼的各种植物,而庭院里已经不见曾经同样别致的二小姐的鸿影。百步之外仍然是那沧海,还有隔海望去不远处崂山深处的隐隐青峰。康同璧生于世家,早年留学美国,先后就读哈佛大学及加林普大学,回国后从事重要社会活动,晚年只有女儿罗仪凤相陪左右。老北京东十四条何家口的大宅院里,虽然光绪皇帝御赐的太平花每年都在开放白色的花朵,罗仪凤能做出正宗西式大餐,但在那个时代,母女俩还是用开水浇死了法国品种的玫瑰,挖走了品质极高的榆叶梅,仍掉了进口的高跟鞋。后来,连房子都没了。康同璧母女的人生终点:“竟是一片破败和凄艳。”

真是一片残荷。红也红过了,绿也绿过了,生命的最终,无非是数朵残荷随水去。

贾宝玉与林黛玉乘着姑苏驾娘撑动的木舫在水中游赏,黛玉看到满池荷花时说:“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分明是一幅国画,重墨淡墨地渲染,带着用力不均留下的自然“飞白”,放在了池塘里。黛玉作了首现代诗。赏荷赏到残,就欣赏到了极致。

祖母、朋友的姐姐和康家小姐,一是乡间女子,一是最后的贵族,南辕北辙,相同的是在她们长眠后,胸前都摆放着一枝枝荷花。世上的女子,都是如此吧,用或长或短的生命盛开或闭合着自己。祖母开了66朵,康同璧是86朵,朋友的姐姐58朵,阎荷是38朵。就是那姑苏林黛玉,十几岁的芳华远去,花正香,粉正浓,瞬间光华熄灭,宛如残荷。

荷花的诗范文3

■有太多顾虑让我不能安静下来

有太多顾虑让我不能安静下来

写诗 是唯一的方法

你们把人间搅得这样混乱

不堪 我只需要一间房子

不必宽敞 但是有足够的光线

偶尔有鸟飞过

衔走我的孤独

■在黄州,给寂寞的苏轼

你离开黄州一千年以后

一个诗人带着数码相机来了

他要和你的石膏像合影

前后赤壁赋被装裱

挂在仿古庭院里

只是没了清风徐来

水波不兴

长江已退到五里之外

■今夜,在草原,给张尹

一个我不认识的诗人

有些矫情 我写这首诗的时候

他说 偶尔写诗

成熟的口气:玩玩

然后认真地教我读诗 我有些脸红

我在草原听见列车嘶哑

半月后 我要回蕲春

一个陌生的地名

我和他的联系 仅此而已

■一个夜晚会有多少列车经过城市

一个夜晚会有多少列车经过城市

他们的悲喜在梦里

度过

就像你的生命于多少人

只是过客 消失了

黎明又来了 而已

候鸟永远记不住那一页飘落的羽

■没有什么是稳定的

一千年的石头现在是沙砾

三百年的典故亦经不起推敲

英雄和奸雄可以被颠倒

没有风雨的爱情

在风中飘 像这门

它刚被一个小偷撬开

■在科尔沁,想念远方

科尔沁有毡房和牧马

但你必须去珠日河旅游区

才能看见草原

现在这里荒漠化成沙地 当然

这里诞生过蒙古族诗人

他们写诗

像马头琴在长天下独奏

悲凉空旷遥远

他们不怀念成吉思汗

但是他们会想念额吉

写诗的时候

遥远的风从兴安岭吹来

狂沙使诗人们泪流满面

■废弃的勒勒车

在草原向沙漠过渡地带

我看见一辆废弃的勒勒车

很显然它曾被蒙古族大叔

用来装运牛粪

零下二十九度的冬天

燃烧的牛粪是童年的篝火

这个冬天并不见得比以往暖和

那么

这辆车的主人

他可拣足了三个月的牛粪么

■诺恩吉雅

一个女人的名字

后来是一首科尔沁民歌的名字

有人唱起它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会跟着和

唱着唱着

人们泪流满面

■写诗

妈妈静悄悄地在灶台做饭

爸爸抖落裤腿上的泥土

坐在门口抽一支又一支的烟

奶奶在屋檐下收衣服

一件一件地叠好

爷爷割一捆青草

把它丢进牛棚里

■冷

出门的时候遇见一场雨

一枚硬币使我有机会

躲进九路公交车

一名妇女关上车窗

车载电视播送疾病治疗广告

雨打在玻璃上

荷花的诗范文4

关键词:其实 词汇化 语法化

一、引言

沈家煊(1994)将“语法化”定义为“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的传统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随着语法化研究的深入,与语法化相对的词汇化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国外的词汇化研究开始时是作为语法化的反例而提出来的,用以质疑语法化的单向性。实际上,语法化和词汇化的演变过程并非是对立关系,而是垂直相交的。本文以“其实”为例,探讨词汇化和语法化各自的特点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

《现代汉语八百词》认为,“其实”是“表示所说情况是真实的”“用在动词前或主语前”的副词,主要有两种作用:一是“引出和上文相反的意思,有更正上文的作用”;二是“表示对上文的修正或补充”。朱冠明(2002)认为,“其实”是具有传信功能的评注性副词,表明说话人主观认为“其实”所在的整个命题真实;在语义上承接上文并引出和上文相反的意思,或修正或补充上文,略带转折意味。

二、“其实”的成词过程

最早,“其实”是一个偏正词组,其中的“其”是代词,“实”指果实,“其实”义为“它的果实”。如:

(1)坑忻罚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诗经・国风・召南》)

(2)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茎,其实如枣,可以已聋。(《山海经・西山经》)

(3)食其食者不毁其器,食其实者不折其枝。(《淮南子・说林训》)

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民国。如:

(4)其上多丹木,其叶如谷,其实大如瓜,赤符而黑理。(民国《上古秘史》)

另外,由“实”的本义引申出“实质,实际上”义,这个义项在上古时已经出现。如:

(5)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实亲也。(《周易》)

(6)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尚书・毕命》)

可以看出,在上古时代“实”已由“果实”这一义项引申出“实质”义。在此义项基础上,“其实”仍然是个偏正词组。如:

(7)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国语・晋语八》)

(8)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下》)

(9)今为说者,又不察其实,乃信其名。(《荀子・尧问》)

在例(7)~(9)中,“其实”作为一个名词性结构主要充任句子的主语或宾语。其中,在主语位置上的“其实”演化为后来的副词。如:

(10)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公故也。(《吕氏春秋・有始览》)

(11)道家无为,又日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史记・太史公自序》)

(12)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三国志・荀荀枚贾诩传》)

(13)勃海虽郡,其实州也。(《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

例(12)、(13)中的“其实”既可以理解为偏正词组,也可以理解为副词。

朱冠明(2002)认为,“其实”彻底虚化为副词最早是在晋代。如:

(14)太祖谓休曰:“汝虽参军,其实帅也。”(《三国志・诸夏侯曹传》)

(15)卿王室肺腑,年秩虽卑,其实帅也。(《晋书・载记第二十三》)

朱冠明(2002)认为,例(14)、(15)中的“其”已没有别的可指代的对象,因此这里“其”的指代功能已经完全虚化,“其实”已经凝固成为一个副词。但实际上,我们依然可以从上下文中找到“其”的指代对象,例(16)中的“其”指的是曹休,例(17)中的“其”指的是苻飞龙。

上文已经提到,在主语位置上的“其实”后来演化为副词,因此当其他名词性成分取代“其实”的主语地位,即“其实”和其他主语共现时,就可以认为此时“其实”已经完全虚化为副词。查阅语料库可知,“其实”和其他主语共现最早出现在李善对《昭明文选》所作的注解中,其中引用《左传》中的例句如下:

(16)《左氏传》,然明曰:郑国其实赖之。(李善注《昭明文选・册魏公九锡文》)

查现存《左传》原文为:

(17)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李善注《昭明文选》有时不引用原文中的句子,而是根据文意用自己的话进行叙述①。由此可知,在唐代,“其实”已经虚化为副词。又如:

(18)其实权不欲臣事契丹,故坚辞之,非避事以违命也。(《旧五代史》卷九十二)

(19)其实邓距成都才百六十里,高距邓千里,其欺周如此。(《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

在戏曲小说中,“其实”作为副词更为常见。如:

(20)小人其实不曾知道。(元《朴通事》)

(21)他其实咽不下玉液金波,谁承望月底西厢,变做了梦里南柯。(元・王实甫《西厢记》)

(22)贼人哀告道:“小人其实不曾偷得一毫物事,便做道不该进来,适间这一顿臭打也折算得过了。”(明・凌鞒酢抖刻拍案惊奇》)

(23)其实,你门下胡为乱做,不知顺逆,一味恃强,人言兽行。(明《封神演义》)

三、“其实”的~汇化和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

沈家煊(2004)认为:“‘词汇化’还有一个重要含义,那是指词的组连(包括词组)变为词的演变,这种意义上的‘词汇化’十分常见,而且往往和语法化重合在一起。”具体到“其实”这个词,由上文分析可知,“其实”在成词的过程中几乎同时具有语法功能,其词汇化和语法化几乎同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词汇化和语法化相比较,语法化是第一位的,词汇化是第二位的。语法化是目的,词汇化是结果。“其实”成词的过程中,词汇化和语法化两者相互纠缠,下文将讨论二者发生的动因和机制。

(一)词义变化

词义的虚化会引起词的功能的改变,从而使词可以用在新的语法位置、结构关系上。解惠全(1987)认为,一个词由实词转化为虚词,一般是由于它经常出现在一些适于表现某种语法关系的位置上,从而引起词义虚化,进而实现句法地位的固定,转化为虚词。《说文解字》:“实,富也。从宀从贯。贯,货贝也。”“实”本义为“充实”,后被引申为草木的果实,最后引申为“实际”“现实”义。在“其实”这一词组中,“实”字只有“果实”和“实际”两种意思,而“其”字一旦虚化,则“实”字只能解释为“实际”。由此可见,“其”字的虚化是“其实”语法化和词汇化的关键。

朱冠明(2002)认为,偏正词组“其实”作主语时,绝大多数都是作后一分句的主语,全句另有大主语,“其”复指之前的大主语,当大主语的影响足够覆盖全句时,“其”对大主语的复指便成了羡余。另外,董秀芳(2002)认为,在一些情况下“其”可以看作是一个定指标记,可对译为英语中的定冠词“the”。如:

(24)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乾卦》)

(25)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左传・隐公元年》)

(26)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其”字在上古时期就已经虚化成一个定指标记,无法将之理解为“代词+的”的形式。

“其”和“实”在上古时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虚化,使得作为短语的“其实”逐渐丧失理据性,促使偏正结构短语进一步向单纯词演化。可以认为,词义变化是“其实”词汇化和语法化的重要基础。

(二)语境吸收

语用机制是词汇化和语法化的重要动因。由于语法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反复使用才能实现。一个词汇经常在某一语境中出现,就容易发生“语境吸收”的情况。“语境吸收”一般指的是,某一词汇或结构经常出现在某一语境下,从而吸附了该语境的某些意义。在反复使用的情况下,“其实”的义项发生了语境吸收。据郑丽娅统计,北宋时期,仅“虽……其实……”的句式在文献中就已出现60多例。语言单位在话语中的不断重复会导致原本由若干个独立的单位所构成的序列逐渐被处理成一个单一的单位或者组块。如果重复使用一个词、词组或者结构式会逐渐减少其语义力量和信息值,从而使意义变的虚化或泛化。如:

(27)法和曰:“吾先于此洲建一刹,虽名为刹,其实贼标。”(唐・徐炫《五代新说》)

(28)附叶黄涩,至恶,煮亦不美。看虽似多,其实倍少。(元《农桑辑要・葵》)

由例(27)、(28)可见,“虽……其实……”结构具有表达两个相反意思的功能,其中“虽……”引出原本认为的意思,“其……”引出和上文相反的意思或更正上文。由于该语境的反复出现,使得“其实”吸收了该语境的意思,从而具有了引出和上文相反的意思或更正上文的作用,成为关联副词。

(三)重新分析

“其实”作为主语所在的句型一般是:分句1+(其实)分句2。“其”所指代的对象和分句1的主语有三种关系。一是“其”的指代对象和分句1的主语一致,“其”的指代意义最强。例如:

(29)楚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战国策・魏策》)

(30)侯脱虽名汉臣,其实汉贼。(《晋书・列传第七十》)

二是“其”指代分句1,“其”的指代意义减弱,成为羡余成分。如:

(31)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盐铁论・卷一・力耕》)

(32)故时人见兰好直言,谓帝面折之而兰自杀,其实不然。(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卞后传》)

三是难以为“其”找到一个合适的指代对象,“其”的指代意义最弱。如:

(33)桓公伐蔡也,号言伐楚,其实袭蔡。(《战国策・西周策》)

(34)杜v虽领使名,其实叔文专总。(《旧唐书・本纪第十四》)

当“其实”这一短语出现在第二、三种情况中时,“其”的指代意义隐现,“实”的意义被突显,使得“其实”被重新分析为一个词。

注释:

①陈绪波.《文选》李善注中的《左传》材料述略[J].河西学院学报,2013,(3):70-74.

参考文献:

[1]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37.

[2]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3]解惠全.谈实词的虚化[A].语言研究论丛(4)[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4]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17-24.

荷花的诗范文5

一、民族向心力的形成与发展

无论考察一个个体民族的历史,还是研读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认识:中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成为我国各民族凝聚的中心。在这里,各民族的文化汇聚交融,增强了各民族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相互依存、互补互融的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特征也日益明显。这种特征首先表现在文化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就以我国西部地区各民族演变、发展的历史而言,在文化方面总是与马家窑系统的文化密切相关,今天的某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多多少少都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或渊源关系。源流交错,很难断定经纬,这正是各民族向心力形成的历史根由。例如,曾在青藏高原上建立过的吐蕃王朝,仰慕那时中原的文化,派使臣伦噶尔入朝请婚的史实,就反映了中原发达的经济、文化成为边疆各民族向往的一个典型的历史佐证。文成公主的入藏,不但带去了“各色绫罗二万匹”,①而且带去了大批的汉族各类工匠和农作物种子、茶叶等。同时,中原的舞蹈、音乐等文化艺术也在那里得到了传播和交融。事实上,藏族的古文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同青藏高原东部的氐羌系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相融合,也与华夏文化发生了亲缘关系。②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乡卡约村古文化遗存的发掘,说明了在青铜器时代,古代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古老民族之一的羌人,是迄今所知的最早活动于斯的民族,他们早在战国初期与中原接触、联系,吸收了大量的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现今,藏族所使用的“十二地支属相配合五行纪年法”是以“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并以前字为阳,后字为阴,配到六十年为一周年,藏语称‘饶迥’”③的方法。相传,就是文成公主所传授。而汉民族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也始终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和优秀传统,汉文化既具有渗透力、辐射力,也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和消化能力。例如:汉朝乐府就吸收了大量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鼓吹乐曲,匈奴的“胡茄十八拍”对中原音乐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特别是佛教的传入,形成了儒、佛、道的相容纳、相结合的态势,随着历史脚步的延伸,儒、佛、道之间的相互冲突、相互激荡、相互磨合的结果,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长期以来支配人们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从而,更加增强了各民族的向心力。

佛教本来是外来的一种信仰文化,历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佛教的许多义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这是佛教学者在思想上吸收了儒家与道家的思想精髓的结果。特别是在唐代,由于统治者执行的是尊道、礼佛、崇儒,三教并重,不以某一宗教为尊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三教和谐相融,相互吸收的并行不悖的大好局面的形成,出现了“三教”共荣,各自都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态势。“三教”和合的局面,孕育了和合的思想,并广泛地渗入到我国各民族和社会各基层的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

二、和合、宽容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和合”思想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精髓,它不但表现在汉文化中,而且在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如前所述,自古以来,各民族都是在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而发展起来的,无庸讳言,其间有过争斗、摩擦,但和合、亲善,则是历史的主流,是导向的力量。在这种社会主流思想的引导下,渗透在各民族文化中的“和合”和“宽容”的思想始终是凝聚中华各民族的精神力量,具体表现在文化上的宽容和亲善,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容、共进的和合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我们不必赘述远古,就以元蒙时期为例,那时的统治民族是蒙古族,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各民族杂居共处,其文化必然会对汉族和其他民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汉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样会给蒙古族文化以影响。例如:世祖忽必烈非常赏识汉儒赵璧在文化思想传播方面的卓越贡献。赵璧用蒙古语翻译儒学著作《大学衍义》等经典,并“以国语(指蒙古语――笔者)译《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然后贵近之从公学者,始知圣贤修己治人之方矣。”④当时尤以汉族学习蒙古语之风十分兴盛,《元史》中的“河南、福建行中书省臣请诏用汉语,有旨以蒙古语谕河南,汉语谕福建”⑤的记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仅如此,蒙古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往来和相互学习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的。早在元朝之前,成吉思汗命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出现了书写蒙古语的蒙古畏兀字,之后,元世祖忽必烈又请吐蕃僧人八思巴创制以梵、藏文字母为参照的蒙古新字,即我们所说的“八思巴字”。其实,那时在通行文字方面不仅仅是汉文、八思巴文,还有梵文、藏文、西夏文等,敦煌莫高窟里镌刻的“六字真言”,就是元代各民族文字并存不悖的历史见证,也是各民族文化,特别是儒、释、道为核心的宗教文化相吸收、相渗透,而形成的和合思想的历史见证。

儒、道、佛三教的宽容、和合的精神是在既相互争斗,又相互吸收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且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贯穿于发展的始终,渗透于中华各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集中地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思想上。不论是历代的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还是普通老百姓的教子家训,都在强调重生重德,谋求生活的安静,强调正确对待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要把自己置于社会关系之中求生存、求发展。也就是说,要求自己要与社会和谐相处。这种文化特质培养了中华各民族注重德性的人生价值观念。所谓“德性”是指一个人的修养达到了“仁”、“智”、“勇”的境界,即“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⑥。这种思想不但体现在中国历代典籍之中,而且存在于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家庭教育的话语中。例如:“有朋友的人,像草原一样宽广,无朋友的人,像手掌一样渺小”、“小伙子来了加力气,老人来了增骨气”、“好人抬头了变成羊,坏人抬头了变成狼”、“无能者靠拳头,无智者发酒凶”、“懦夫爱哭啼,驽马爱摇尾”等谚语都是蒙古族人民日常教育自己的后代要具有“仁”、“智”、“勇”思想内涵的家训箴言。再以回族为例,他们那种仁、智、勇的精神,具体地表现在回族群众的合作相亲、紧密团结的精神上。不言而喻,这种精神是在其《古兰经》宗教文化的熏陶中形成的,但也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影子。例如,《古兰经》谆谆告诫:“你们应当全体紧抓住的准绳,你们不要分裂。”“谁为主道战斗而牺牲,或获胜,我将赐以优厚的重赏。”⑦这种精神,虽然蕴含着宗教情感的因素,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回族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其间也学习和吸收了大量的汉文化的成分,特别是深受儒文化的影响(有的回族学者就是儒学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有一个共同的坚不可摧的理念,那就是回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他们同汉族等其他兄弟民族一道为祖国的强大,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在文学、哲学、科学,以及儒家的“经学”等方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成就。民族间的和合、宽容也成为回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和精神力量。

撒拉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少数民族,他们对后代的教育主要依靠世世代代的口传祖训。民间故事、传说、谚语、格言,以及家规、家训等,都是撒拉族人民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继承、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的教科书。不言而喻,撒拉族所具有的“和合”、“宽容”的品德也是在这样的教育和熏陶中形成的。例如在撒拉族地区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很早很早以前,科哇那个地方居住着撒拉族、藏族。两个民族虽然和生活习惯不同,但世世代代和睦相处,礼尚往来,亲如兄弟。在“莽斯汗尔”(撒拉语:“九头妖魔”的意思),危害当地人民生命安全的时候,撒拉族人民和藏族人民紧密团结,互帮互助,战胜了恶魔,生动地描述了藏族青年扎西和撒拉族青年保考舍己救人的故事。为了永远纪念他们,教育后代,把从潭中飞出来的一对老鹰当作扎西和保考的灵魂而世代崇拜,成为撒拉族、藏族人民共同追求和合,共建家园的社会理想的象征(见《拉布藏的传说》)。

各民族的和合思想也表现在对于“义”和“利”的认识上的一致性。孔子说过:“君子以义为上”,要做到“见得思义”;把“喻于利”的人称作“小人”,把“喻于义”的人称作“君子”。这种“义利观”深深地渗入在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不论哪个民族都把“见利忘义”的人视作“小人”“而予以谴责。这一传统思想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压抑人的物质欲望、扭曲人性的弊端,但是它也在历史上起到了凝聚各民族精神的纽带作用,是维持中国古代社会稳定和延续的精神力量,塑造了中华各民族“以义为上”的重气节、重人格的民族性格。至今,在各民族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依然可见其魔力。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必要的扬弃,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之成为具有新时代精神的科学的“义利观”。

三、“和合”思想,不是磨灭民族个性的说教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和合”思想,始终是我国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自主发展,保持民族个性的基础上的同舟共济、和合凝聚、相互学习、共同发展、进步的一种主导力量。今天的56个民族,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如同大家所说的“56个民族56朵花”一样,各放异彩、斑斓纷呈、千姿百态,都在一个大家庭里奉献智慧,创造辉煌,加快了中华民族飞速前进的步伐。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不正是这种和合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吗?没有个性,没有各自的独特风采,没有不同的见解和创造,就不会有共性和共性的内聚力。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⑧客观事物是千差万别的,即使是同一类事物也会有各自的个性和特点,人与人之间都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个性、思想、爱好和情感,永远不会是一个模式。因此,所谓“君子”,就应该审时度势,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和意见,求得和谐、共赢,而不是强求完全一致和违反客观规律的统一。也就是说不能搞“对立”哲学,而是要根据客观事物发展的相互依存的普遍规律,建立相互依存的和合思想和观念,没有“下”,哪里还有“上”呢?没有“你”,哪里还有“我”呢?“我”因“你”而存在,“你”因“我”而自立。如果用“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的那个时代的观点来看问题,“破旧立新”,只能使社会停滞不前,动乱不宁,哪有人民群众的和谐生活呢?要知道“新”是从“旧”中孕育出来的,“新”中必然包含着“旧”的合理成分,“新”与“旧”是一种传承、依存的关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是从古代民族创造的文化中继承、发展出来的,今天的“先进文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在传统文化的“腹腔”中孕育出来的,在先进文化的“体内”依然流淌着带有传统文化的“DNA”基因。

在我国历史上,不论是那个民族都出现过“和合”思想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他们所开创的“和合”理论、观点,是我们今天可以充分发掘和利用的重要理论资源。比如:道家主张自然现象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儒家则侧重人与人之间、社会各要素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而佛教是“从人的主观世界入手,以人的身心和谐为基础,以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为基本框架,涵盖了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各个生活领域。”⑨其理论的深邃、丰富,是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和研究的。

如何实现“和合”呢?佛教提出的“超人间境界信仰”,提倡建立人与人的相互亲近、相互尊重、彼此帮助、彼此依赖的关系。要建立这种“和合”关系,就必须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准则。荀子说过:“故君子之度己以绳,接人则用,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会是之谓兼术。”⑩荀子说的“绳”,就是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标准”。他说君子要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而对待别人则要用“”的方法,即引导的方法,容纳有德、有才之人,也能容纳浅薄、愚昧、有缺点毛病的人,甚至品行不纯的人。这样,他会被天下人所效法,而依靠天下大众统一天下。当然,他所说的“道德”观念,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道德”观念,但也包含着其中的合理成分。任何民族、任何群体、任何个人,不论是哪个地方的人,也不论其地位的高低,都必须在国家大法,在“最高的道德”原则之下,各显其能,充分而自由地显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凸现自己的优势,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实现自己特殊需要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华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风俗习惯、、礼仪道德,其中也不乏与时代进步不相容的消极、落后的成分,即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悖的东西。但是,不能因为它落后,就采取“斗争”的办法来消灭它,而是要用“”的办法,引导它,用榜样的力量感召它,使之与社会相互协调,相互适应,达到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现的“”、“”,不但严重地摧毁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遗产,而且也影响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导致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境地,多少普通老百姓饿死在“红彤彤的大地上”。这个教训是不可忘记的。在我国,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在一个民族内部因地域环境、条件的不同,其社会发展水平、思想观念、民风民俗、生活方式、爱好兴趣等都会有一定的差异,不可强求一致,更不能以“我”划线,要兼容并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正如墨子在他的《兼爱》中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又说:“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这个基本精神也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能做到“和而不同”的“和合”社会。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各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艰苦奋斗,共同建设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社会基础。

注释:

①桑博渣.《藏王迎娶文成公主记》.

②刘鹏.《藏汉民族文化上密不可分》.载《光明日报》1996,8,2.

③《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编写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179.

④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2,《中书平章政事赵璧谥议》.

⑤《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⑥《论语・子罕》.

⑦《古兰经》第三章103节、第四章74节.

⑧《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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