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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母亲放弃抵抗范文1
近日，有媒体报道《人间大爱！儿子“脑死亡”母亲放弃治疗捐献其器官救助6人》的文章，内容讲述了38岁的潘磊因为急性会厌炎而一病不起，最终导致脑死亡，潘磊的母亲含泪将儿子的多个器官捐献给了6个病人。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耳鼻喉中心副主任医师王承华指出，初春细菌病毒活跃，一旦中招会导致急性会厌炎，而此病极易让人窒息而死，因而需要引起重视。
急性会厌炎会让人窒息而死
王承华介绍，会厌就在喉部，会厌是喉的软骨之一，呈叶片状，它处在气管与食管的“十字路”口，指挥二者各行其事，如果这个“指挥官”受到感染（比如急性炎症），患者将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急性会厌炎是喉科的重症。通常来说，急性会厌炎起病急，患者有咽痛、咽喉有异物感，体温常在38℃―39℃，少数可高达40℃以上。“可是大多数患者对急性会厌炎不了解，对其引发的症状也没有足够重视”。
需要注意的是，急性会厌炎进展迅速，一旦发生炎症很容易出现急性严重的水肿，极易造成呼吸困难，因窒息来不及抢救而死亡。
初春是感染会厌炎的高发期
王承华说，急性会厌炎的发生一般都很急，是急性甚至是爆发性的，往往是突然出现的剧烈咽痛、声音嘶哑以至于语言含糊不清，似口中含物，而且呼吸急促。有些感觉敏感的人，甚至会觉得嗓子有个线一样的东西存在，这些都是急性会厌炎典型的症状。
急性会厌炎引发的嗓子疼和咽炎、扁桃体炎不一样。后者的疼痛会持续几天，但最多是咽东西时疼，而且没有什么更多的进展，而急性会厌炎却不是，往往病情进展很快，并且会引发高烧。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及时就医了，通常耳鼻喉科的医生给急性会厌炎患者用间接喉镜检查，可以见到扁桃体不大，但是会厌面高度充血水肿，呈现半球状或上面有脓点。
最终母亲放弃抵抗范文2
[关键词]自传；文化身份；成长
《我知道笼中的鸟儿为何歌唱》是当时已入不惑之年的安基罗对自己悲惨童年生活的回忆。记忆始于年仅3岁的安基罗在父母离异后，被送到美国南方阿肯色州的乡村小镇斯坦姆坡斯，与祖母安尼·约翰森一起生活。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南方，旧体制趋瓦解，但其固有的心理和文化却疯狂地存活着，白人仍然偏执地捍卫着曾经的特权，致使斯坦姆坡斯镇仍然笼罩在种族歧视的阴霾中。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黑人女孩安基罗过早地遭遇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凶险和暴力，过早地承受着黑人女性的无奈和屈辱。在影片中，我们与安基罗共同经历了她对于金发碧眼和白皮肤的深切渴望，她被后的恐惧和沉默，她蓄意打碎主人花瓶后的情感宣泄，她立志成为街车售票员的主动抗争；一起目睹了她在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力下，从不知所措到无言的愤怒，从“微妙抵抗”到“积极抗争”的成长过程，见证了她从黑人身份错置到黑人种族骄傲的巨大变化。童年的记忆在她16岁成为未婚先孕的母亲经历中拉上帷幕。这部影片是一部典型的有关童年和青春期的自传性作品，它融合了黑人自传与女性成长主题于一体。
影片体现的种族意识非常强烈，且呈现出晦暗的颜色，这与安基罗早年在种族歧视阴影下的生活经历有着直接关系。童年的安基罗生活在种族、性别及身份错位的幻觉所致的梦魇和痛苦中。被父母拒之门外、备感孤独的小安基罗，从白人鄙夷和冷漠的眼神中，朦胧地意识到自己与流行的评判标准差异较大，比如她的黑皮肤、黑卷发、大骨架和宽脚板儿，从而对自己的相貌感到羞愧和自卑，觉得与白人女孩相比，自己简直像个魔鬼。渐渐地，她把这种外在的负面评判内化为对自身的厌恶和怨恨，对天生黑皮肤的憎恶。极度的压抑致使青春期的安基罗产生强烈的种族自我憎恨情绪，并在心理上产生了错位的幻觉。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自我拯救和保护的心理暗示。安基罗幻想着自己本是一个地道的白人，有着“浅蓝色的眼睛”和“长长的金色头发”。在这种错位的幻觉中，她质疑并逃避着注定的黑人身份，这一幻想在黑人女孩的心理上带有一定程度的共性。比如，在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女主人公佩克拉身上也存在着同样错位的幻觉和身份危机感。这种施了魔咒般的心理暗示导致佩克拉走向疯狂和毁灭，而安基罗却如凤凰涅槃，克服了这一心理暗示，完成了艰辛的成长历程，确立了健康、完整的身份意识。这一切首要归功于安基罗成长道路上的一群女性引导者们，她们是性格鲜明的黑人女性构成的网络，体现了黑人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其中有两位中心人物：祖母安尼·亨德森和弗拉沃丝夫人。她们的引领构成了安基罗生活的主线和成长的不同阶段。黑人女性间无论什么关系都可以建立起强大的“姐妹情谊”，她们相互扶持和帮助，这是黑人女性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寻求自我、获得解放的坚强基石。
祖母安尼·亨德森，这位被安基罗兄妹称为母亲的女性是安基罗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祖母独立抚养了子女和曾子女，经营一家位于黑人社区中心的商店。个性及经济的独立使祖母赢得了黑人的尊敬和白人的刮目相看。在种族歧视的严酷社会环境中，祖母顽强地保持着作为女人和黑人的尊严与骄傲，采取了一种“微妙抵抗”方式，即用经济上的富有和和平的手段来对抗种族歧视，这是黑人在与白人长期较量中摸索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影片中穷白人女孩辱骂祖母事件就是一次祖母式“微妙抵抗”策略的大胜利。三名肮脏的白人女孩在祖母店前公然挑衅，而祖母不动声色地哼唱着福音歌；当她们离开时，祖母称呼她们“小姐”，并彬彬有礼地道别。见此情形，小安基罗感到屈辱和愤怒，她不懂祖母为何要称呼那些龌龊、无礼的白人“小姐”。她虽不能完全明白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但面对若无其事的祖母，她又朦胧地意识到祖母此举的高明之处，那就是祖母正用黑人的淡定从容有效地对抗白人的粗鲁无礼。对于黑人，这是相对体面、安全和有效的抵抗方式。祖母用自己的一生觉悟并实践着这一策略，并传授给了安基罗。对于处于成长期且饱受身份错位煎熬的安基罗，祖母的榜样太及时了。
另一个记忆片段是关于“我”与弗拉沃丝夫人的故事。年仅8岁的安基罗被母亲的男友弗瑞曼，之后弗瑞曼惨遭杀害，善良的安基罗以为他的死与自己有关，于是陷入了自责的沉默中。祖母请来弗拉沃丝夫人帮助治疗安基罗的心灵创伤。与祖母相似，弗拉沃丝夫人也是斯坦姆坡斯黑人社区德高望重的女性，有所不同的是，她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优雅得体，这位女性向在沉默中苦苦挣扎的小安基罗伸出了温暖的援助之手，使她生平第一次得到别人的喜爱和尊重。这种受到重视和认可的感觉给了安基罗自信的力量，也为她身份意识的苏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弗拉沃丝夫人以自己知性的魅力为安基罗打开了另一扇门，将她领入知识的广阔天地，引导她成为一名“通过知识施加影响”的黑人女性。从阶级本质来看，祖母与弗拉沃丝夫人分属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即“文化传统”与“宗教传统”的区别。当两条道路同时伸展在安基罗面前时，她心里的天平倾斜了，开始为祖母浓重的口音感到难为情。安基罗不想做祖母那样沉默反抗式的黑人，而想成为弗拉沃丝夫人一样用知识武装自己的黑人，那种“不必局限于家庭范围影响”的黑人女性。因深处惊吓和屈辱交织的情感困惑中的安基罗，严重失语；为了让安基罗能够开口说话，弗拉沃丝夫人给她朗诵诗歌，使她领略到诗歌的魅力并喜爱上了诗歌。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而运用一种自我定义的语言的能力更代表了女性自我认识与热爱的程度。在影片中，话语的力量作为核心问题备受关注。在审判弗瑞曼的法庭上，当法官询问事件之前，二人是否有过肌肤之亲时，安基罗撒了谎，这直接导致了弗瑞曼被判刑和最终惨死。安基罗也因此意识到了语言的破坏性和毁灭性，于是她选择沉默的极端方式以避免伤害他人和被人伤害。语言能力的丧失也意味着安基罗自我身份意识的迷失。在弗拉沃丝夫人的帮助下，安基罗语言能力恢复的过程也是她个体成长的过程，她明白了语言特别是黑人语言对于黑人完整而健康的自我意识的伟大建构力量。后来，10岁的安基罗来到卡林楠夫人家做女佣；因被这位夫人随意改了名字，盛怒之下她故意打碎夫人心爱的瓷盘以示抗议。这个情节显示了安基罗语言和身份意识的觉醒。名字作为一个人的身份符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白人雇主将之随意更改，使已用语言力量武装起来的安基罗深感受辱。“黑鬼”“黑鬼母狗”等称谓曾经是奴隶主们的口头禅，成为黑人女性屈辱的代名词。非人的被奴役的历史使得黑人对于称谓异常敏感。对于名字的强烈意识表明安基罗已经进入自我价值的内在觉醒期。为了证明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安基罗平生第一次运用祖母式“微妙抵抗”策略，既不能公开对抗白人雇主，也不能放弃来之不易的工作，更不能允许别人随意更改自己名字，此刻安基罗终于理解祖母面对无理取闹的白人女孩时的处境，也懂得了“微妙抵抗”的真谛。至此，在两位黑人女性的引领下，安基罗迈出了黑人女性成长道路上的关键一步。
成长之路荆棘丛生，对于黑人女性更是如此。在祖母与弗拉沃丝夫人榜样力量的作用下，安基罗取得了成长的首次胜利。但是，安基罗很快意识到她必须在二人树立的两种模式中选择其一，她越发清楚地认识到“微妙抵抗”策略的实质和局限性。安基罗兄妹思母心切，他们意外地在好莱坞喜剧女星凯·弗兰西丝身上找到了情感寄托，因为他们觉得两人长得很像双胞胎姐妹。可事实是，弗兰西丝并非妈妈的姐妹，这只是他们心理上的自我满足和可怜的窃喜，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黑人艰难的生活处境。心理安慰与现实环境的巨大反差，带给安基罗的只有更大的困惑和错位。社区黑人们聚集到祖母店里收听黑人乔·路易斯与白击手的比赛转播，结果乔大获全胜。他们自豪地欢呼着：“黑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却又不敢晚上出城回家，原来是怕被白人抓到。由此可见，“微妙抵抗”方式对于改变黑人的境遇非但于事无补，更为严重的是，那些惯于使用这一策略的黑人常常会在心理上首先输掉。
于安基罗，祖母的“微妙抵抗”模式渐渐失去了光彩，而弗拉沃丝夫人模式是否就是完美的惟一选择呢？米契尔·华莱士曾经指出奴隶制度下产生了两种女性：一种是内战前解放而获特权的女性；另一种是贫穷却敢于反抗的女性。弗拉沃丝夫人显然属于前者，但这类女性具有明显局限性。她们历经无数挣扎、反抗而获得并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体面，却始终无法达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者理想的平等境界；她们只能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享有权威并施加影响。安基罗对于这两种女性生存模式有着清醒认识，她内心涌动着超越的冲动，试图改变宿命，挣脱传统的黑人女性成长模式。随后，在市场街公交公司招聘街车售票员这一事件对安基罗的成长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整部影片的。她的求职之举理所当然地遭到各个方面的阻力。公交公司从不雇佣黑人，因而对这个痴心妄想的女孩不屑一顾，黑人社团也觉得她自讨没趣。此时，她充分运用从两位黑人女性那里学来的策略和知识，但又从根本上与她们区别开来，取得了孤身反抗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胜利。为了获得这份心仪的工作，安基罗持之以恒地每天出现在公交公司，虔诚地静坐、请愿，终能如愿成为这里的第一位黑人职员。这看似简单而幼稚的静坐之举，却需要一个人良好的心理素质、平和的心态以及坚定的意志力；只有具备这些特质的人，才能在白人鄙夷、嘲讽的恶劣环境中得以生存并最终取胜。对于身处30年代美国南方社会的黑人女孩来说，这需要内力修炼。评论家派垂西亚·H·考林丝对黑人女性“内力”与“外力”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如果一个黑人妇女被迫保持‘外在的静止’，她总是能把内在的改变的意识提升到自由的领域。通过自我知识武装起来，即使在严格限制一个人能力作为的条件下，也是必要的”。这是黑人女性在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中所产生的“被压迫的知识”的释放过程。而安基罗的成长过程正是对祖母和弗拉沃丝夫人分别代表的那部分“被压迫的知识”的吸收和扬弃过程，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升华对于黑人女性健康的自我身份意识的构建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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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伯纳德·W·贝尔.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M].刘捷，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最终母亲放弃抵抗范文3
1972年4月，顾瑛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职工家庭。
15q那年，顾瑛已出落成清纯少女，1.73的高挑身材，姣好的面容。一次，上海中华时装公司招收业余模特，还在读书的她报了名。经过三个月免试培训，顾瑛顺利成为上海滩第一批时装模特。她早早放弃学业，跟着公司走南闯北在各地演出，一个月收入就上万元。要知道，当年她父母一个月工资也才三五百元。
四年模特生涯后，她转战商场，成为一家外资公司的业务主管。事业心强的她业绩突出，单在公司的一笔地产交易中，她就挣了33万元。春风得意之时，她在上海买下一套上百平方米的高层公寓。
1991年秋天，顾瑛在工作中结识了男友杨飞。杨飞从事装修生意，家境富绰，却是一名潜藏的瘾君子。那年，顾瑛有一次出国机会。杨飞害怕她离开他，在朋友怂恿下，决定用挽留女友。
杨飞告诉常失眠的她，白色粉末是特效药，“吸一点能帮助睡眠和治胃病”。顾瑛吸了一口，“小拇指指甲缝那么多，大概0.01克。”她醒来时，整整一天已经过去了。
自此，顾瑛无力抵抗。她和杨飞每天沉迷于。直到3年后，顾瑛去刚归国的姐夫家做客，感觉不舒服，还以为感冒了，便到隔壁房间吸“烟”。门没关，姐夫看到了一切，惊讶地问：“知道这是海洛因吗？啊！吸了会倾家荡产！”姐夫把她父母叫来，让她马上戒。顾瑛不以为然，“和香烟差不多，不抽不就好了？没事的。”
被家人关进房间后，顾瑛才体会到戒毒的痛苦。10个小时里，她不停地流鼻涕掉眼泪，明明是大夏天，但身体一出汗就像在冰窖里，盖三床被子还是冷，浑身打颤。过了一会，她又觉得热，像被火烤，五脏六腑都要炸裂。仿佛无数只蚂蚁在啃她的骨头，无数猫爪抓挠她的心房……
次日一大早，顾瑛发疯似的从家里跑出，找到杨飞去吸毒，吸完后立马平静。这次经历，让她第一次有了恐惧感，害怕起带来“快乐”的白色粉末。可惜，她已经无法自控。
顾瑛与男友在上的花销越来越多，每天消费至少两三千元。顾瑛很快把积蓄花光了。没钱时，她把房子卖掉了。这份凄凉中，更让她心寒的是，杨飞悄悄把“定情信物”――顾瑛最喜欢的貂皮大衣卖了，从毒贩子手里换回5克白粉。
大吵一架后，顾瑛决心分手。结果杨飞将她一拳打晕，用领带绑住她的手脚，威胁她说要离开可以，只要给他20万元分手费。顾瑛谎称一起去家里取钱，狼狈地逃上了出租车。
透过车后窗，顾瑛看到，杨飞抓住车门不放，最终摔在地上打滚。对于曾阳光帅气的男友，她已毫无留恋，心中只剩下痛，“竟让我俩都变得面目可憎。”
为了摆脱杨飞的纠缠，顾瑛去了外地亲戚家暂住，又先后搬了两次家，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不忍回忆的染毒青春
1998年，顾瑛辗转于上海、武汉、宁波等地的自愿戒毒所，但都以失败告终。徘徊在戒毒与复吸之间的她，很快把父母的家底也掏空了。父母除了沮丧无奈，毫无办法。
绝望中，顾瑛尝试结束生命，来“换取父母的安宁”。她租了一个空房间，化了淡妆，穿上最爱的大红色小礼服、新买的喇叭裤，然后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保重身体”。接着，她给自己注射了海洛因加安眠药水。沉睡了三天，她居然活了过来。
母亲找到她，哭着说：“你连死都不怕了，肯定能把毒戒下来。”于是再次借钱将她送进自愿戒毒所。她也发誓“绝对是最后一次”。
2001年4月2日，顾瑛29岁生日，家里决定给她庆生冲冲喜。声称“去做头发”的顾瑛，抛下在酒店等待她的亲人，又找到毒友。晚上她回到家，母亲第一次叫来了警察，将穿着礼服的她送进了上海市女子劳教所。
强制戒毒的日子，顾瑛心里充满恨意。她在家连筷子都没洗过，生活不能自理，身体也忍不住一直打颤，坐在凳子上都要摔下来。但所里规定，戒毒人员坐有坐姿，站有站姿，每天要在车间里做毛绒玩具，顶着高温在空地上跑步来锻炼意志。顾瑛借助对父母的怨恨来发泄悔恨，手臂被自己掐得青一块紫一块。
母亲第一次来探望时，顾瑛号啕大哭，要“断绝母女关系”。母亲说了一句话，让她至今难忘――“我不会放弃你，只要把毒戒了，你还是让我骄傲的女儿。”
在劳教所的半年，顾瑛内心从起伏到平静。不眠的夜晚，她想得最多的，是对新生活的向往。
2002年1月，上海阳光戒毒中心到戒毒所来上课。半年没复吸的小孙在台上现身说法，让顾瑛重燃求生渴望。她给家里写信，让母亲帮她去咨询一家专业的戒毒服务机构。母亲毅然借钱，帮她报了名。
起初，顾瑛通过一种穴位刺激的物理治疗仪，来改善戒毒时身体的不适症状，长期坚持后，明显睡眠好了，内分泌失调也改善了，这坚定了她的信心。一年半过去了，她成功戒毒。走出劳教所大门，她仰望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气，终于自由了。
2002年9月26日，家人在冠军大酒店订了一桌宴席，祝贺她重新出发。顾瑛终于体会到，正是曾经怨恨的父母不离不弃的爱，让她重获新生。回家后，偶尔还会有“反跳”的不适感，碰到阴天下雨，会有头痛症状，她就及时与阳光中心的医生、老师联系，听从建议和指导，进行系统治疗，也断了与之前毒友的联系。
唤醒噩梦不放过每一分钟
由于长期吸毒与社会接触甚少，顾瑛特别恐惧，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周围人都惊讶，她居然不会坐公交、乘地铁，不懂什么是电脑游戏。她孤独无助之时，禁毒社工对她嘘寒问暖，引导她勇敢地告别过去。
最终母亲放弃抵抗范文4
“那第二名呢？棺材师傅吗？”
“我不记得了，其他根本不重要。”
《Vitus》（中译《想飞的钢琴少年》）讲述天才少年Vitus如何将自己惊人的天赋转化为飞往梦想的力量。看到这部电影时我正情绪低落，我再一次怀疑梦想的价值和人生的位置。天才，是我从来不去妄想的，从小的教育告诉我，辛勤劳动才有回报。但是，片中主角那对清澈得能映照出世间一切的眼睛，吸引我去慢慢了解真正的天才的世界。
天才是一种力。与生俱来的优异禀赋，被世俗异化成一种必然要通向成功和荣耀的原因与动力。而天才本人，则后退为承载这种强大力量的单纯载体。当六岁的Vitus发现自己的智慧在大人间显得过分峥嵘时，他对于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不适，甚至抗拒。只有在和童心未泯的爷爷相处时，他那过人的敏锐听力和令人惊叹的钢琴才华才能暂时放在一边，全身心地感受纯粹的生活和思考梦想。
在爷爷的木工坊里，祖孙二人一起做小飞机、下象棋、谈论Vitus日后要结婚的对象。划过天空的回力镖、微雨中湿润的池塘、野鸭粗憨的叫声、情书被气球徐徐带上高空……和爷爷一起的时光是柔软、悠长和诗意的。
如果只是单纯地表现一个天才如何在恬静的乡间成长为受人瞩目的钢琴家，《Vitus》就会变成一部肤浅、煽情的情感小品，因为当中没有一种能打动人心的矛盾的张力。《Vitus》的主轴，其实是讨论身为天才，要如何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上求取生存和追寻梦想。天赋、梦想、世俗的标准，三种力量在一个十二岁的小孩身上抗争和较量，从而引发了后面的故事。
回到母亲的身边，Vitus又得变为一口必须被全力发掘的天赋深井，母爱也具化为一定要将儿子推到成功的钢琴艺术家宝座的行为。父亲虽然没有母亲严厉，但也只会依据普遍成功的标准向儿子建议：“当工程师很赚钱，弹钢琴可以当兴趣。”
Vitus终于质问母亲：“为什么我总是要为了你而弹琴？”
爷爷把帽子扔向池塘的对岸，对迷惘的Vitus说：“如果（对成为什么样的人）下不了决定，就得先舍弃一些东西。”
女钢琴家仿佛看穿了这个执拗的小孩：“等你想为音乐演奏时再弹琴，拥有冷静的理性和热情的心，才能成为伟大的钢琴家。”
于是，在大雨滂沱的夜里，Vitus带上一对木制的翅膀，从阳台上纵身跳了下去。他要舍弃什么呢？
坠楼事件后，Vitus将有关天才的所有记忆和才能深深隐藏在脑部受损的理由之下，甚至母亲也不能义正辞严地逼迫他恢复以前的水平。Vitus可以轻松地念普通的学校，在阳光下和同龄朋友骑着自行车互相追逐了。我松了一口气，如果这样能换取这个孩子的快乐和笑容，就舍弃“天才”吧。虽然母亲依然是爱Vitus的，但她因为儿子过于“正常”而哭泣，她不舍得放弃儿子天才的身份。
不过，所有人还是被Vitus耍了一把。Vitus的装“傻”，表面上是与自己的天赋对抗，实质是对抗因为“天才”而致使他人给了他太多的期望和规划。
可惜，对音乐的热爱是最难掩饰的，当Vitus在唱片店内找到俄罗斯钢琴家Alexey Botvinov的巴哈《哥德堡变奏曲》专辑后，被尘封已久的音乐天赋和热情终于喷涌而出。幸好发现这个秘密的是爷爷，Vitus可以继续优哉游哉、毫无压力地享受生活和音乐。
就像爷爷临终前所说的：“这个世界跟不上他的聪颖，唯有装傻才能逃离。”
故事的来自Vitus父亲的职业危机，这一段戏也可以看作Vitus对世俗的反讽。Vitus用爷爷的所有积蓄为本金，凭借其天生对数学与经济的敏感，在股票市场进行投资，不但让爷爷的积蓄翻了好几倍，还悄悄收购了爸爸工作的公司，挽救了一场家庭经济危机。
这可能是过于夸张的情节，但是如果说所有成功的最终目标都是指向功成名就的话，Vitus达到了。连大部分人日思夜想的巨额财富都能垂手而得的人，他还有必要继续追逐梦想吗？如果天才是贫穷的，那就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天才。或许只有当Vitus体会过金钱的威力和无用，才会清楚自己的梦想之路在何方。
Vitus机智、聪颖、早熟、孤高、狡黠，只要愿意，他既可以翱翔天际，也能够驰骋草原。不过，能驯化这匹天才野马的只有那个可爱的老头子，他让孙子坦诚地忠于音乐。
飞机与钢琴其实没有多大联系，有联系的是爷爷对生活和飞机的热爱处处感染着Vitus，把Vitus牵引到梦想的入口。Vitus乘上爷爷的飞机，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状态，也把自己的才华横溢放置在合理的位置，这正是女钢琴家所说的“冷静的理性”。是爷爷以飞行的梦想，带领Vitus飞越世俗，安稳地降落在人间。
飞翔是一种状态和心境，懂得飞翔的人，必能体会让梦想带领自己遨游天际之美。
爷爷飞了，小天才也飞了。
当Vitus驾驶双人小飞机飞越山岭与河流，降落在女钢琴家豪宅的草坪上，一段为了自己和音乐而演奏的纯粹人生开始了。Vitus找到了对待音乐冷静的理性，也把曾要抵抗的天赋转化成为音乐而心跳的热情。
片尾，演奏厅中，Vitus在钢琴上肆意挥洒着自己的才能，全心享受着音乐的快乐。指尖流淌出来的音符让听众叹为观止、父母热泪盈眶、场上掌声不断，Vitus飞越他们，乘着自己的天赋，飞向梦想。
或许更多人喜欢看无名小人物意外获得一个契机，经过奋斗成为英雄的电影，因为它们诉说着每个人都能成为超级英雄的可能性，毕竟天才离我们太远，只有像李白那样天生就是诗人的人，才有资格写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言。
但我似乎能理解Vitus为了放弃天赋，飞坠阳台时的心情。如果说什么是能通往成功的捷径，那就是“天才”，不过，因此而不能成为自己，那就是真正的痛苦。这种心情是我在不断跌倒的人生中能够体会的，因为凡人与天才一样，也是独一无二的。
普遍认为天才是一种自然的力量，然后受惠于“天才”的人会心悦诚服地服从。每个人都会向往这种力量。当各类学科和升学考试向我们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刀时，当为工作和职业而奔波、跌跌撞撞满身伤痕时，我们都会渴望一种力量能轻易帮我们到达目标。不过，当真的有一种超能力降落到自己身上，而我们愿意成为这种力量的奴隶，让它主宰我们的人生时，生命只会变成一个有着能够折射太阳七彩光芒的气泡，一个虚构的圆，因为缺乏对生活和梦想实质的体会，终会在升向天空的过程中破裂，不留下一丝痕迹。
《Vitus》是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瑞士代表，这个充满诗意而幽默温馨的故事，花费了导演Fredi M・Murer长达二十年的心血，而扮演Vitus的演员Teo Gheorghiu本身就是一个音乐神童，片中所有的演奏都是由他亲自上阵。由天才来演绎天才，让这部电影有很高的真实度。其实，即使是记录片也会带有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和愿望，不过，电影要表达的思想会与观众的经历和情感相碰撞，产生共鸣与感动。
最终母亲放弃抵抗范文5
[关键词]高中生;成长;案例分析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24-0028-03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指身体没有缺陷和疾患，还指要具有完整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与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心理健康是指人的心理功能正常，无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心理健康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健康的重要内容。那么，高中生心理健康的标准是什么呢？1.正常的智力;2.健康的情绪;3.积极的意志品质;4.适度的反应;5.统一的人格;6.和谐的人际关系;7.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8.心理与行为符合年龄的特征。[1]
影响人的成长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本研究选择一名高中生作为典型案例分析的研究对象，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高中生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研究对象
张航航，1993年出生，男。2008年9月以中考全优的成绩从郊区一所学校择优录取到市区一所重点中学重点班。2008年9月至2010年6月（高一、高二学段），该生学业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但他认为离理想中的大学目标有差距。2010年7月张航航产生留级的意愿，2010年暑期补课（高三）他不愿参加。在高三的一年时间内，出现逃避上学、考试焦虑、有时偶尔参加考试、多次离开学校等现象。2011年6月的高考他仅仅参加语文、数学两门学科的考试，第一次高考弃考外语和理综。2011年9月他进入另一所重点中学复读，2012年高考以高出一本20 多分的成绩，他仍然认为没有完全发挥水平而选择继续复读。2013年高考他以570多分被河海大学录取，步入高校殿堂。
二、案例描述
（一）案例1：高二优等生的留级风波
2010年6月底高二学期结束后，张航航的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他有了留级的意愿，认为学得不扎实，一年后很难考到理想的大学。他的这一想法令同学、老师、家长不解，特别是他的母亲坚决反对。他的父母都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在2007年张航航就读初三时父母离异。他的父亲象征性地给予2万元的抚养费后就去外地谋生，他母亲在本地下岗再就业，承担了监护抚养义务。为了张航航上学便利，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房一厅的住房，居住条件较差，夏天很热。由于他母亲早出晚归，工作辛苦，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所以不支持他留级，希望他能顺利参加高考。
2010年7月暑期补课，张航航拒绝参加。留级意愿落空后，他出现了多次消极抵抗行为。有一次与母亲争执后，拒绝上学。在同学、班主任的劝导下，张航航回到高三课堂。然而张航航常常中餐只吃几块饼干，晚上拒绝母亲送晚餐达一个月之久，直到晚自习后才回家吃晚饭，饮食很不规律。张航航与很少同学交往，总是埋头读书，有时老师讲课他也不听，独自做题。晚饭时间有些同学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轻松一下，张航航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焦虑、压抑、困惑，也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
（二）案例2：逃避上学和考试焦虑
2010年9月张航航与他母亲争执后，拒绝上学一天。2010年10月12月同学们都在如火如荼地进入学习状态，他第二次拒绝上学，他母亲把他送到学校后，他擅自离开学校到新华书店看书或者在街上闲逛，直到凌晨2点才回家。2010年10月底的一次月考，他没有交化学试卷。2010年11月的月考，他只参加一场考试，还迟到40分钟。2011年2月至2011年6月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偶尔回到学校参加考试，感觉不好就放弃。班主任担心他会放弃高考，高考期间特意要求到他的考点留守，防止出现意外。不出班主任所料，第一天的高考语文、数学他正常参加了，感觉不好，第二天的高考前，班主任发现异常，打车到他家里想把他找回来继续参加高考，但一切努力都无结果，他还是放弃了外语和理综的考试。同学和老师在惋惜中接受了他高考缺考的事实。
（三）案例3：复读两次，步入高校
2011年高考缺考后，张航航选择另一所重点中学复读，偶尔遇见同学也言语不多。2012年高考，他高出一本分数线20多分，认为高考没有正常发挥，继续选择复读。2013年继续高考，高于一本50多分，选择了河海大学，步入大学的殿堂。
三、分析案例的原因
高中生常见的一般心理问题：冷漠、孤独、过度自卑、嫉妒、抑郁和焦虑。张航航一个高中优等生，首先在高二结束时有留级的意愿，然后逃避上学和考试焦虑，最终复读两次才步入高校。针对以上案例，分析有以下原因：
（一）家庭原因
张航航生活在家庭经济拮据的家庭，父母都是下岗工人。虽然母亲选择了再就业，但经济状况一直不佳。而他父亲也时常喝酒，一些家庭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2007年张航航就读初三时，父母离异，这些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学生来说，有压力、有焦虑、有困惑。而父母所受的教育程度低，在教育过程中不能起到主导作用。他母亲在教育孩子时处于被动状态，孩子情绪不稳时，她只能是隐忍，小心翼翼地顺从，无奈地听从摆布。当张航航与母亲交流时，母亲有时回答不了他的问题，跟不上他的思路，不能有效地应答，导致母子沟通交流障碍。他父亲知晓他不上学虽然从外地赶回来，父子相见时心情很好，但交流沟通不畅也不欢而散。张航航很难从家庭中得到有效的引导和帮助，父母的文化素养以及亲情都不能帮助他克服成长中的烦恼。家庭因素是影响张航航心理健康的主要原因。
（二）性格原因
张航航从小学习成绩优秀。虽然家庭有很多不利的成长因素，但他学业上的优势得到同学、老师的肯定，这使得他的性格缺陷得到忽视。他性格孤僻、内向，任性、自闭、自负，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能力差，自尊心强。有一位家长得知他晚自习后才回家吃饭，送他一点水果，等家长走后，他气愤地把水果砸了，这充分说明了他的自负、自闭。不能有效利用同学、老师的优质资源，使得他不得不独立面对压力，焦虑、困惑困扰着他，他只能孤独前行。
（三）心理期望过高
张航航在高二下学期就思考要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他认为只要考取名牌大学，将来才有事业发展，就业好，待遇高，如果没有考上好大学，就难以实现买房、买车等良好愿望。他的目标是清华大学，当高二学期结束时，他知道考取清华大学的愿望难以实现，就有了留级的意愿。当留级的意愿受阻时，他选择了逃避上学、考试等极端的消极方式，情绪不稳定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高三是高中生活压力最大的时期，月考、联考、模考等考试是常态。考试后的班级排名、年级排名，有时难免让学生有挫败感，考试焦虑、期望与现实压迫着每一个学生。现实与期望的差距越大，就越有挫败感，情绪得不到有效控制，心理异常的可能性就越大，有的会出现逃避、苦闷、恐惧、失望、悲伤、烦躁、压抑、懈怠等消极行为。
（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不力
学校教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学校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重视高考的升学率，忽视学生的心理建设。虽然学校也有心理咨询室，也配备了心理辅导教师。但面对众多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也是杯水车薪。教师关注更多的是学生的分数，好分数才是硬道理。高中生从早晨到晚自习长时间周而复始地学习，生活单一，节奏紧张。即使有心理需求，高中生也没有心理建设的主动性，心理调节能力有限，心理咨询室也形同虚设，主动寻求心理帮助的动力不足。学校和班级在高考前的宣传动员、高考倒计时、分数排名等一系列信息扑面而来，压抑得学生透不过气来。学校也没有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主导作用，导致高考生以自我心理调节为主，压抑、焦虑、困惑得不到有效的释放。
四、应对策略
（一）重视家庭教育
给予学生一个完整的家庭成长环境，“一个问题儿童背后有一个问题家庭”。当前社会离婚率逐年上升，中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这些都是一些社会问题。家庭结构不完整可能导致儿童性格缺陷，因此，家长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即使家庭破裂，家长要对孩子进行心理疏通，同时给予孩子亲情，助孩子一臂之力。家长要提高自身修养，了解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成为孩子的支持者、引导者、教育者。
（二）要注重学生良好性格的培养。据报道，现在独生子女成为人格障碍的高危人群。性格决定命运，在生活中要培养学生活泼开朗、积极向上、与人为善、乐于交往的心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统，鼓励学生向同伴、教师、父母倾诉，将不良的情绪宣泄出来，那学生的压力就能减轻很多，同时，也要教会学生学会“放松训练”，进行自我调整，形成良好的性格。[2]
（三）恰当的心理期望。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期望定位越高，失望越大。人生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高考是人生重要的一次选择，但不是唯一选择。高校是人生发展的一个平台，期望定位合适，考生才有希望、有信心达到目标。
（四）学校要发挥心理建设的主导作用。高中生的压力、焦虑、困惑普遍存在，一个强烈刺激可能导致学生的心理崩溃。学校要发挥心理建设的主导作用，定期给予学生有针对性的集体辅导。如当一个压力来源被认定对个人有威胁时，智力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般而言，压力愈大，认知方面的功能及弹性思考就会愈差，人的注意力是相当有限的，如果只把焦点放在具有威胁性的事件及个人的焦虑上，我们对问题的注意力就会大大降低，威胁就更不易消除。另外，人的记忆也会受到影响，短期记忆的好坏是根据个体对新刺激所付出的注意程度而定。同样的，压力也干扰问题解决、判断与作决策的能力。因为在压力状况下，我们的知觉范围缩小了，思想也比较刻板、古拙，所以很难会有灵敏的反应。[3]学校要大力宣传心理健康教育，使学生主动寻求心理帮助。心理咨询师进行咨询服务要常态化，可以利用社会的咨询机构和心理志愿者参与学生的心理建设。
虽然张航航生涯规划走了一些弯路，但他坚强、坚持、坚韧、倔强，遵循自己的内心维度，找回自己的平衡，挑战自己的极限，修炼着自己的功力。他了解了失败，更加珍惜成功。
参考文献：
[1] 于小伟.中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J].读写算：教研版，2014（17）.
最终母亲放弃抵抗范文6
《青春咖啡馆》在开始就提及一名经常出现在巴黎奥黛翁街区的孔岱咖啡馆的被人称作“露姬”的神秘女子。故事围绕着这名22岁年轻女子的失踪展开。四个叙述者悉数登场（巴黎矿业学校的大学生、私人侦探盖世里、露姬本人及露姬的恋人罗兰），他们均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将露姬的短暂人生向读者娓娓道来。而露姬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她是一位优雅美丽的电影明星、富家小姐？抑或只是20世纪60年代巴黎塞纳河畔某咖啡馆里“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放荡不羁”的众多漂流者中的一员？作家试图通过四位叙述者为读者拨开层层迷雾。
莫迪亚诺在小说中对细节的把握是令人称道的，一份旧报纸，一张旧照片，一份旧档案，一张城市交通图都暗示着些许线索———这与他特别崇拜比利时侦探小说家西默农不无关系。如同莫迪亚诺的其他作品一样，《多拉•布吕苔》和《青春咖啡馆》这两部小说一如既往地充满了调查与追踪、回忆与求证，谜一样的主人公将读者的心牢牢抓住，疑云重重使读者急于找出答案。正是在寻找这些事情的痕迹的过程中，一个逝去的年代呈现在读者眼前。
在《青春咖啡馆》正文前，莫迪亚诺引用了法国著名思想家居伊•德波的一句话，青春本是美好的，但在莫迪亚诺的笔下却和诸如流浪、逃跑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这样的青春无疑会生出绵长的愁绪和伤感。多拉为何出走呢？她才15岁，正是二八年华，风华正茂的时候。她失踪的日期大概是1941年12月末，大约四个月后被找回。从第一次出走到被送回家，这期间的四个月发生了什么？她是怎样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夜？她是如何逃避紧张可怕的针对犹太人的大搜捕的呢？
在多拉•布吕苔的故事中，有很多未解的谜，唯独清晰可见的是故事的时代背景。看到寻人启事后，作者对有关多拉的材料进行层层挖掘，对启事中的奥尔纳诺街展开了调查：39号金狮旅馆，43号奥纳诺电影院入口，不远处Clignancourt酒店附近的一间咖啡馆……到处都印着多拉的影子。在重访多拉足迹的过程中，莫迪亚诺将镜头打回到已消逝的那段岁月———占领时期法国犹太人的命运跃然纸上：不停挣扎、逃避追捕和关押。在多拉的足迹中，莫迪亚诺还找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在那个战乱的时代，同样有着犹太血统的父亲也遭受着颠沛流离、担惊受怕、流落他乡的命运。字里行间，父亲和多拉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多拉的出走可以视为人们抵抗命运、追求自由的举动。如果多拉•布吕苔的出走是迫于一个特殊的年代，那么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22岁的“露姬”又是为何在15岁时就在警局的档案里被贴上“未成年出走”的标签呢？那么，在别人给她起名“露姬”之前，她是谁？她在哪里？她有怎样的身世和经历呢？
第二个叙述者———受露姬丈夫舒罗之托调查失踪的露姬的私人侦探盖世，提到了雅克琳娜•德朗克（露姬的真名）15岁时两次离家出走的经历，值得注意的是多拉第一次出走也是在15岁。对露姬来说，孔岱咖啡馆就像是个避难所，可以让她躲过她想要逃避的那种暗无天日的孤独的生活，在那里她可以耐心等待，等待一切好起来。为何要逃走，为何要远走高飞？不是正处锦瑟华年吗？第四个叙述者———露姬的情人罗兰似乎给出了答案。
为了自由，为了摆脱孤独，露姬选择了出走，但并未因此而摆脱孤独。她又重新回归“坚硬线”，选择了结婚，但爱情仍未战胜孤独。于是，她选择了情人，重新出走，却依然孤独，最终她选择了放弃生命。与以往的主人公不同，《多拉•布吕苔》的主人公不再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物，而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有着犹太血统的女孩。她在15岁时出走，经历了被找回然后再出走，最后在集中营被害。莫迪亚诺在旧报纸上看到了寻找多拉的启事后，联想到自己曾在年少时出走———这促使他在众多犹太人名字中选择了多拉•布吕苔。调查多拉使作者回到父亲的时代，使他重走了一遍父亲当年可能走过的路，重新体验了占领时期法国犹太人的悲惨生活。
在孔岱咖啡馆，露姬总是带着居伊•德•威尔推荐给她的《消失的地平线》，书中的的世外桃源“shangri-la”———香格里拉或许和露姬所向往的自由之地有相似之处，露姬甚至不需要去那么远，对她来说，夜游就足够了，蒙马特就足够了。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都在循规蹈矩，随波逐流。打破“坚硬线”，选择“逃逸线”，追求不一样的人生，需要极大的勇气。选择逃逸的路上或许充满危险，却要勇往直前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青春因为孤独而逃逸，因为逃逸而愈加孤独。
15岁开始未成年流浪，15岁就萌迹天涯的念头，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主人公有着大致相似的经历。多拉和露姬的青春是与众不同的，为了自由，她们选择了“逃逸线”，明明知道这是一条充满坎坷的路。经历了逃逸的青春，最终多拉和露姬的青春破碎了———多拉和父亲一起被遣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露姬跳窗自杀身亡。但事实证明，在残酷的现实中，足够的耐心是远远不够的。多拉和露姬，或被动或主动，都没有耐心等到那一天的到来。
在寻访多拉足迹的过程中，莫迪亚诺找到了很多父亲和自己的影子。多拉对于莫迪亚诺是特别的，她的父亲和作者父亲一样，都有着犹太血统，而她的出走也使作者想到了1960年1月自己在青春期时的一次出走。露姬身世也很特别，出生在二战期间，父亲不详，由母亲抚养。因为母亲在红磨坊做服务员，晚上上班，就一个人待在家里，忍受着孤独和恐惧，这似乎在影射着莫迪亚诺的童年———父亲身份神秘，母亲忙于工作，弟弟不幸早逝，父母关爱的缺失使莫迪亚诺的童年与孤独为伴，一度离家出走，试图切断和周围一切事物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