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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范文1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儒学思想范文2
关键词；五四时期；新儒学派；文化兼容I传统文化
文章编号：1978-7-80712-402-3(2011)05-101-02
1914-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种种弊病，这时，国人开始惊醒，开始反省，“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与改革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否定。现代新儒学派是在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重建中国文化的使命感刺激下应运而生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他们“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位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
一、吸收外来文化融人民族文化
五四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综合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西化论者，二是本位论者，三是调和论者。历史证明，这三种文化价值观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是行不通的。而现代新儒学派则另辟蹊径，以文化批判和文化认同的观点，将西方文化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熊十力说：“确信中国文化不可亡。但吾国人努力于文化之发扬，亦必吸收西洋现代文化，以增加新的原素，而有所改造，不可令成一种惰性。”此观点在当时是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的，也是比较合理的。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各有其体用。在中国这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国家，要“全盘西化”是完全行不通的，余英时说；“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于是，现代新儒家提出“老根发新芽”的理念将中国传统之精华――真儒学作为现代性的延续。而不致出现中国民族文化体系的断裂，在此基石上又吸收外来文化之所长，补儒学之不足，以求真正做到“返本开新”。这是现代新儒家在对中西文化作出全面反省的基础上确立的共同信念。
“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现代新儒学家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文化危机，而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从我们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发掘出仍然具有生命活力的‘源头活水’，以作为吸收外来文化和实现民族文化之重建的基础和动源。”他们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精神遗产，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结构的所在，真正的复兴之道必须要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之上。新儒学派颇为理智的承认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西洋政治思想、社会科学、皆非与吾人脑袋扦格不相入者，当采西人之长，以收明辨笃行之效。”对于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务必学习融会贯通于民族文化之中来。其有着文化兼容并收的思想。
二、借鉴柏格森生命哲学观，诠释儒学人生价值
柏格森生命哲学以生命冲动为基石，以时间为本质，以直觉为方法，把对世界整体和人的存在的认识推向非理性的直觉，蔑视科学理性和物质生活，弘扬生命主体的能创性。这种崇尚变化、生命超越物质的观点与中国儒家反科学、重体悟的传统观念相契合，故而被现代新儒家所接受。在生命哲学的引导下，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贺麟等新儒学家们重新诠释了儒家仁学、道德观及人生理想，“从而生命化了儒学、直觉化了道德，为生活于日益发达的科技文明中的现代人确立安身立命之所，使传统儒学获得新生。”大胆借鉴西方哲学为我所用，努力把传统儒学从死亡的边缘拽回来，以梁漱溟、熊十力生命本体观最具代表性。
梁漱溟以陆王心学为依托，从中国哲学“一天人”、“合天德”的传统思维模式出发，糅合柏格森生命哲学，创立了“新孔学”。重新解读了儒家“万物生化”的变易思想。梁漱溟把它与柏格森哲哲学之“生命”等同起来，使之成为宇宙的本体，一切生物都是由生命本体派生出来的，他说：“他(指孔家)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他认为宇宙不是一个静态物，而是一个大生命，梁漱溟将“生命“衍化为一种人生观，提倡人们“积极作为，奋勉向前”，以体现生命的真正意义。将柏格森生命绵延、创造不息的思想与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结合起来，这种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可以激励人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
熊十力援柏格森生命哲学入新唯识论体系，使儒学哲学生命化。新唯识论讲体用不二，这里的“体”指“心体”、“性体”，即生命存在的本体，是宇宙万物的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主体。他说：“本体即是生命，夫生命云者，恒创恒新之谓生，自本自根之谓命。二义互通，生即是命，命亦即是生故，故生命非一空泛的名词。吾得自家生命即是宇宙本体，故不得内吾身而外宇宙。”认为宇宙与个体的关系就如“月映万川”一般。其“人心本体”又与柏格森生命哲学相配合，中西兼容，具有创造性。在他看来，仁心、道德自我、真己等非自然的精神等同于“生命”，照此推理，道德生命也是宇宙本体，是人生价值的根据，是万41：之始，故而“达到宇宙本体的途径，舍个体之生命体验和道德践履莫由。”
三、新儒学派文化兼容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局限性
儒学思想范文3
摘要：
传统伦理中的“仁、义、荣、辱”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它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思想渊源，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合和思想，对构建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字：仁 义 价值 精神 和谐社会
正文：
一、“人则仁义”是儒家思想的生命价值基础，不仅是为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个体行为实践的价值准则，这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具有理论性的指导意义。
“人则仁义”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在儒家学者看来，“仁”是支撑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义”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正如儒家所主张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义者，宜也。”儒家学者之所以将仁义看得如此之重，是因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仁者爱人”。
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这个价值要素的实质就是“修己”、“克己”。在儒家看来，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和谐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另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表述了一种最基本的实践精神，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失败，这就是志在“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正如孟子所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为此，儒家十分强调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
二、“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的实践精神，这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具体的实践运行。在内容上，和谐社会必须表现为人际关系、资源配备、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的融洽和谐。在具体实践途径上，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机制来给予必要的保障。在此的诸多条件和机制保障中，人的个体行为的好坏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实践作用。应该说，儒家所表述的“非义不居”思想，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指导。
中国儒学对人生的这一问题是认识得相当真切的。他们认为，人世间的一切争斗，个人生命过程中的善命、恶运就正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争斗之中。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以孔子为首的儒学思想家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在儒学思想家看来，社会的混乱，人生的恶运，既然源于个人的利益争斗。那么，解决一切社会纷争，解脱人生恶运的方法就是尽最大限度地力量去克制人的私利以服从于社会他人的公利。简言之，以利益的舍弃求得义的名份。孔子明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拔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认识：一个有德性的人、道德境界高的人懂得的应该是“义”；一个无德性的人，道德境界低的人懂得的只是“利”。对此，孔子将义与利作出了明白的划分。
我们知道，义与利是对立的两极，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对人生的发展具有不同的推动意义。当义与利在人生的过程中对立激化，难以平衡时，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永恒意义。这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是儒学的义利观，也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当人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的公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当保全自己的生命与整个社会的生存发生不一致性时，当只有献出自己的生命才能保护更多的人的生命和利益时，便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成大义。这一思想是灿烂的，对于今天的人们的人生实践，无疑具有正确指导性作用。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身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取义。儒学只是在强调，当义利矛盾激化时，要求人的行为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二程论·河南程氏外书》）这就最明白不过了，有崇高德性的人，不是不要财物之利，不是不计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在求人生之利益时，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儒家的“非义不居”思想是值得注重的。在义利仍然存在相互矛盾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倡导国家、民族、社会的大利，反对不择手段坑害国家、民族、社会利益的私利。在大利与私利面前，我们力求两者尽可能的一致性；但是，当两者在不能调和其矛盾时，我们要求尽可能降低损失的程度而牺牲必要的个人利益，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天所持的义利观与儒学“非义不居”思想是趋于一致的。只不过，我们更强调义利的协调，即在创大利中，显示和体现出更多、更丰富的个人利益；同时，要求人们在其一生中，在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创造利益的前提下，为自己利益的获取而努力。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思想资源，有其现实的基础。儒家思想必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论语》 作者：于丹
《孟子高级解读》 作者：李鍌 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
《明良论二》 作者：龚自珍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儒学思想范文4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Roots Traceability, Look Idea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Confucianism Tradition
YANG Yun
(Private Hualian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3)
Abstract"Neutral" are the core concepts of ancient Confucian though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ctually the modern western emerging an idea. However, based on Shared philosophy foundation, both in thought tendency to coincide, this can't be the only as a coincidenc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both the inner link, in order to reveal a explore Confucianism is for the current human development roa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profound inspiration.
Key wordsConfucianism; neut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hilosophic foundation
1983年联合国第38届大会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由当时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负责制定“全球的变更日程”。1987年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成为世界各国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纲领性文献。在其中，“可持续发展”作为改变人类传统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里程碑式的概念，被首次提出，阐述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种可持续性，必然要求在时间上，体现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的统一；在空间上，体现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统一；在文化上，体现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从而实现人类部分与整体、眼前与长远、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现在与未来利益关系的有机统一与协调。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与发展观。但若对其进行一番追溯，从博大精深的中国儒学传统中，是不难看出一番渊源的。
在儒家思想中，其核心概念“中和”既是一个心性概念，也是一个关乎宇宙本体的概念。儒学传统经典《中庸》一书首章中有数句可以作为中和思想的经典表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字面意义而言，“中和”一词可解释为中道、和谐，即贵和尚中。其思想内涵涉及阴阳之道、和同之辩、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等诸多方面，既是儒家的世界观，也是儒家的方法论。其本质含义是揭示和追求一种整体的、动态的普遍和谐，名之曰“太和”。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指的正是这种理想的“太和”境界。
“中和”观念所倡导的普遍和谐，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主体与客体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太和”，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内外的和谐发展，细究来与日趋成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致思趋向竟不谋而合，这可以从二者的哲学思维中去寻求共性印证，即他们共同的方法论依据。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表述，即普遍联系的系统观、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和过犹不及的适度原则。
首先来看普遍联系的系统观。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是指一切事物和现象之间、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具有普遍性特点。任何事物、现象都不能孤立存在，都是作为系统或系统中一个要素而存在。要素是组成一个系统而且相互联系着的单元或部分，系统是许多要素相互联系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有机统一。整个世界普遍联系。
儒家中和思想的“中”，本意是相对于“两端”而言的。凡物都有两端，如始终、本末、精粗、上下、逃止、欲恶等。“中”将事物两端联系起来，在相互联系中见其“中”。“和”指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有差别的联系，是差别性和多样性的统一，简言之，即“和而不同”。儒家将宇宙、自然、社会、人体乃至动植物都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天、地、人“三才”同根、同源、同构，一体俱化，不能“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即不能囿于局部、个别而忽视全局与整体。
由此可见，儒家中和说的这种整体和谐思维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系统论思想和协调发展理念可谓同出一辙。二者都具有深刻的普遍联系观点和系统论思想。可持续发展观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协调发展。从系统论观点来看，就是自然、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有机配合、互动互助和良性循环。也即是说，在我们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顾及到环境保护和合理、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世界也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太和”境界。
其次，儒家中和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通，源于两者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以矛盾同一性原理为出发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同一性是指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相互贯通的趋势和关系。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存在。矛盾同一性原理要求人们在看到差异和对立的前提下，要善于从对立中把握同一，因为同一性不仅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同时也是事物发展和转化不可或缺的根据。
儒家中和方法论即致力于谋求对立面的矛盾统一 ――“中和”。“中”是指矛盾双方的均衡、协调；“和”是指矛盾双方的相成相济与和谐统一。一方面，“中和”针对“两”和“多”而言，说明它承认矛盾双方的差异性和对立性，看到了斗争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中和”重点强调矛盾同一性，以兼容两端、谋求统一为其旨归。例如《尚书》云：“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易传》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荀子亦言：“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是要求因一而见二，使他端与此端常在，对立与统一常存。
“中和”这种追求对立面和谐统一的秉性正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致思趋向相吻合。可持续发展观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是处于大范围的统一之中，就是处于小范围的统一之中。人类及其社会是在宇宙的大数和谐统一中产生的，没有这种和谐统一，就没有人类及其社会。当今的生态问题就严峻地揭示了这一点，如果人类继续破坏自身生存环境的和谐统一关系，人类非但不能发展，而且将自取灭亡。人类要走出困境，必须协调各方面矛盾关系，把对立冲突限制在不致破坏整个统一体、危及人类生存的范围内。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生生不息、永续发展。
再次，中和思想与可持续发展观都注重“度”的规定性，倡导适度原则。若无“度”，将无“和”；若无“度”，也不会有持续发展。“度”是二者共同的哲学方法论根据。
凡事物都有它的适度，“度”是事物质与量的统一，即事物的质所能容纳的总量。有适度必有其极限，哲学上谓之“关节点”，即保证事物不发生质变的量的极限。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基本格局，是一个“度”和两个“关节点”。“度”和“关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范畴，中和思想亦有能与之相对应的概念。《中庸》有言：“执其两端，用其中”，意即把握事物对立之两端，不以其中任何一端行事，权衡以用中。在这里，“两端”即事物保持自身现状的两个端点，类似于“关节点”。而“中”，指矛盾双方的均衡、和谐、统一，也可指相对于两个极端而言的适度状态，类似于“度”。儒家还有“过犹不及”的典故。《论语・先进篇》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俞与？’子曰：‘过犹不及。’”意思是说，孔子弟子子贡有天问孔子：“颛孙师（孔子弟子，字子张）和卜商（孔子弟子，字子夏）谁的修养更好呢？”孔子回答说：“子张过了，而子夏还不及。”子贡又问：“那就是说子张较好喽？”孔子回答说：“过头和不及是一个样的。”“中”把“过”与“不及”联结起来，它既有“过”的因素，也有“不及”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它既不是“过”，也不是“不及”。可以说，“过犹不及”是对 “中”的实质的最好的概括。儒家将这种执中适度原则贯彻到实践中，提出了“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就是说，对每一要素、每一成分、每一具体事物，都要把握其关节点，一切适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整体和谐境界。
儒家的这种中和境界，与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正相一致。按前述“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当是指一定限度内的最大发展，而非过度发展。只有当人类真正认识到经济增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一定限度的，并对其所赖以支持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以及人的综合素质予以高度重视，人类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如果过度发展，导致环境、资源遭到无情摧残，人类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反之，如果抱残守缺，一味消极缅怀“小国寡民”时代的精神家园而惧怕发展，那也是违背历史规律的，因而是不现实的。
综上所述，基于共同的哲学根基，儒家中和思想作为中国古来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自身内部各种矛盾关系的高级哲理，其致思趋向与可持续发展观所昭示的动态平衡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谋而合，这绝非巧合。古老的东方文明与智慧，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悠远、独到的启示作用，将引领全人类以更高的认识水平和更全面的思维方式反思过去、开拓未来：克服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单纯追求片面经济增长的不良倾向，树立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观念，树立为后代人类留下生存与发展机会的观念，利用日益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日趋发达的现代科技，更好地利用和保护自然，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真正和谐的“双赢”发展。尤其在中国，深厚的儒家中和传统的土壤，必将给予这棵我党和人民慎重选择、精心呵护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大树以更多的营养，使之根深叶茂，茁壮成长，终有一天结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累累硕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明天，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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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新编诸子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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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范文5
关键词：新儒学；教育思想；成人教育；教材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6-020-03
民国初期，为了维护政权，在教育和文化上掀起了复古逆流，复古势力大力推行尊孔读经，儒家文化成为其巩固政权的工具。与此同时，部分有识知识分子在教育界掀起了反古思潮。他们将儒家文化与政治复辟捆绑一起，认为儒家思想是千年专制的精神根基、孔教与共和不相容，从政治的角度上片面否定儒家思想，使传统儒学受到重创。1919年，五四爆发，“西学东渐”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占据了中国文化界“大半山河”，许多学者开始摒弃“中体西用”而追求西学的“体用不二”，西派的和自由主义立足于学术界，而传统制度化儒学走向消亡。然而，旧儒学的消亡却孕育了新儒学的重生，一大批以儒学为主干的知识分子为中国传统文化探寻了新的发展途径。1920年，梁漱溟先生于北大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引发了学术界对新儒学的讨论。何为新儒学？方克立提出：“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构建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民国中期以后，新儒学思潮上第一代第一群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想家以及第一代第二群以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想家不但重新诠释了儒学，并且提出了新儒学教育思想，对普通教育、成人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我国当今成人教育教材的建设也有所启示。
一、民国新儒学教育思想概要
（一）强调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
儒学是关于人生的道德哲学，新儒学思想家们在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上特别强调德育的重要性与人生观的确立。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以“意欲”为出发点揭示了东西文化差异。他提出西方化是“意欲向前”的而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不同的哲学观导致不同的教育观，梁漱溟认为教育应包含知、情两方面，西方人重视知，中国人重情志。他否定科学主义思潮，认为科学只能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能诉之于内，只有情志教育才能解决人自身的问题。“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同样，思想上由佛转儒的熊十力提出了体用不二的新“唯识论”体系。他认为，学问当分两途：日科学，日哲学。科学即客观事物的存在，称为量智；哲学即为本体，称为性智。他提出：“量智只能行于物质的宇宙而不可以实证本体。本体是要反求自得的，本体就是吾人固有的性智。吾人必须内部生活净化发展时，这个智才显发的。到了性智显发的时候，自然内外浑融。”在《新唯识论》上、下篇中他进一步用心和镜来诠释他的思想。心为本体，镜则为“心所能到”的一切对象，心镜虽不可分割，但只有镜从属于心才能达到《中庸》中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
张君劢对科学与人生观进行了对比，提出科学是客观的、理论的、分析的、因果规律的、相同的；而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的，所以“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他崇尚主观意志的自由，贬低科学，强调人生观的确立不能靠科学，只能直觉、自由意志为之。贺麟提出了道德的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统一的形而上学：“理想唯心论”，强调“道德”为本体而“精神”为主体；钱穆的“理气一体浑成”、“心性一体两分”的观点也强调了德育的重要性。重视道德教育和人生观的确定都体现了新儒学思想家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
儒学思想范文6
[关键字]史记；汉书；儒
一、绪论
两汉之际，不仅史学在不断发展，思想界也经历了由汉初黄老勃兴，百家解禁到武帝独尊儒术，随后儒家思想逐渐占统治地位的变化，《史》、《汉》分别作为西汉和东汉史家的代表之作，自然也体现了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对史家乃至两汉史学发展的影响，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可比较的前提，即拥有重合的叙述时代和载录史料，又存在《汉书》对《史记》史料的增删取舍。正如前辈学人所说，本文不会对于二者做价值上的优劣判断，旨在从这些异同之处窥探两汉间史学的发展变化，并为儒家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提供依据。
二、材料的改动和其背后的儒学观念影响
如前文所述，《汉书》与《史记》存在很多年代和材料重合的地方，而班固作为东汉史家，又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史学取向对这些材料进行了一定的改动，或增补或删节或移动，虽然下文所依据史料主要出自《儒林》、《酷吏》、《循吏》、《货殖》四传，列举的也大多是文本中的一些细小之处，但对其加以总结比对，却能折射出两汉史学家价值取向的改变，并能明显看出儒家思想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班固作《汉书》，增补了许多《史记》不曾收录的史料，同时也为一些人物单独列传，《史记》中董仲舒原本仅收入《儒林列传》中，未单独成传，并将其作为普通的公羊学家，仅记载有其言灾异被主父堰揭发、险些被武帝处死和公孙弘在武帝面前谗使其被外放为胶西王相两件事。《汉书》中为其单独列传，还增补了一些史料，如董仲舒任江都王相时的言论，即其病免家居后，朝廷每有大事，皇会派使者到他家中征求意见。并收入了董仲舒的三篇《应贤良对策》。同时又在《汉书·食货志》中收录了董仲舒为民请命的上疏，行文间称董仲舒“言访对，为世纯儒”(1)、“为群儒首”(2)。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其进言的“天人三策”被武帝采纳并最终成为施政的重要指导思想，班固在《汉书》中明显强调了其儒学家的地位，同时增补了阐述其新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章和一些塑造其正面形象的史料。同样在《史记》中收入《儒林列传》的西汉儒学家倪宽也被《汉书》改入列传。
《史记·酷吏列传》中汉武帝部分记载了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汉书·酷吏传》删掉其中的张汤和杜周，单独成传。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认为原因是“《汉书》以其子孙多为名公卿，乃以汤另入列传。”(3)对张汤的办案处事，《史记》有这样的记载：“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4)可见张汤虽为狱吏，用法主张严峻，但常以附以春秋之义，同时也赏识推荐儒学人才，班固著《汉书》遂将其单独列出。而“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5)的杜周也同样被改入列传。
如果说以上都是马班二人在一个定义下（如何谓酷吏）做出不同标准判断的话，在《循吏传》中《史》《汉》二者更是出现了定义的相左，《史记·循吏列传》中，司马迁将“循吏”解释为“不代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6)的“本法循理之吏”(7)，而《汉书·循吏传》班固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则为“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8)即为倡导仁义教化民众的官吏。这样的概念替换可谓对“循吏”这一形象的再塑造，将其传主从无功亦无过的循律官吏变为了儒家政治理想中以仁义教化为己任的官吏。
《汉书·货殖传》“多仍史记之旧”(9)，但去掉了《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太公望和管仲和仲尼弟子子贡(10)，而这三人中，一位是辅佐西周两代君主的贤臣，一位被孔子称赞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11)的名相，而子贡则是孔子的重要弟子(12)。并且《汉书·货殖传》》在传的结尾所发议论也与《史记》不同，《史记》表扬了传中所载的这些“布衣匹夫之人”(13)认为其是“贤人所以致富者”(14)，“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15)《汉书》中班固以为其“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逼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16)，持贬斥的立场。经商在儒家社会观念中属于末业，将《汉书》对《货殖传》中这些经商致富的商人的评价和把太公望、管仲和子贡三人删去的行为两相对比，作者所持的史学价值取向也就不言自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