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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三别范文1
1、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杜甫是生活唐朝时期的人，一生见证了唐朝从鼎盛到衰弱的过程。在安史之乱时，杜甫创作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杜甫的诗将人民的疾苦、国家的衰落都呈现在了诗歌之中，因此杜甫的诗被称为史诗。
2、杜甫的诗集唐诗思想艺术的大成，在世时名气并不大，死后声名远播。杜甫所作的诗歌有许多，存留于世的多达1500多篇。杜甫的诗蕴含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宏伟的抱负，对中国文学及日本文学影响深远。杜甫的主要作品有《望岳》、《登高》、《春望》、《饮中八仙歌》等，杜甫的名作《饮中八仙歌》豪气干云，备受世代文人推崇。
3、安史叛军的邺城大败唐军，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亲眼所见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百姓们忍辱负重参军参战抗抗叛军，浓浓的爱国行为，让杜甫十分的感慨，于是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和三别。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三首诗后来被世代传唱，成为了杜甫最经典的著作。
（来源：文章屋网 ）
杜甫三别范文2
关键词：沉郁顿挫；性格；命运；意象；忧国忧民
杜甫一生可谓坎坷不平，颠沛流离，饱经苦难，写诗一千四百多首，杜甫诗带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人称为一代“诗史”。杜甫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本文拟探论这一独特风格与他性格命运的关系，以及这种风格在其意象上的体现。
一、杜甫诗沉郁的艺术风格与他性格命运的关系
“沉郁顿挫”是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自述创作甘苦之语，自宋严羽之后成为杜甫诗艺术风格定评。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它表现了杜甫诗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生活体验的真切丰富，感情的饱满有力；（2）它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积累、酝酿、涌化、触发的过程；（3）它以深厚完整的意境，锤炼精确的语言，铿锵嘹亮的音调，顿挫变化的节奏表现出来。陈廷焯云：“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薛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胸怀天下、才华横溢，而仕途坎坷是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基本原因。
杜甫可以说是志向高远，但屡试不第，报国无门。杜甫有着显赫的家世，其祖父杜审言，以五言诗著称，是五言诗的奠定者之一。其父杜闲曾任县令、司马等职，是世代仕宦之家。杜甫出生在开元六年，是唐朝进入全盛时期的开始。他七岁能作诗，九岁能临摹虞世南的书法，诗文在十四五岁时已经小有名气。现存杜甫诗中最早的一首诗《望岳》，字里行间洋溢着杜甫出众的才华和蓬勃的朝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出磅礴的气势、强烈的自信、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清代浦起龙认为杜诗“当以是为首”。并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读杜心解》）
可就是这样一个“神童”才子，仕途上却很是失意。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他名落孙山。后又满腔报国热情到长安应试，仍不第，生活也陷入困顿，甚至食不果腹，用他自己的话说“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
安史之乱爆发，盛唐转衰，杜甫的命运也更加不幸。据《旧唐书・杜甫传》十五载：“初录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杜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拜右拾遗。房为布衣时，与甫善，时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是年十月，兵败于陈清斜，明年春，罢相。甫上流言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供薪采，儿女饿殍数人。”之后年过半百的杜甫颠沛流离，过着近似乞丐的流浪生活。最终客死他乡。
兵荒马乱颠沛流离，受尽苦难的杜甫看到了百姓更深的苦难，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三吏三别”真实地描写了衰败的唐朝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深重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
二、杜甫诗沉郁风格在其意象上的体现
杜甫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是这么做的！杜甫一生创作实践中，推陈出新，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意象群。这些意象，渗透着诗人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感，带有深厚沉郁色彩。杜甫一生抱有“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时时流露凌跨世俗的强烈愿望。杜甫这种雄壮的抱负，高尚的人格，博大的胸怀，在创作上推崇气势磅礴之作，追求深沉阳刚之美。
杜甫诗歌意象生成的或“喷薄而出”“壮丽高朗”的阳刚之美，或“透彻温醇”“情韵缠绵”（同前）的阴柔之美，只不过是其诗歌风格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杜甫诗歌在其独特的诗歌意象中把家愁国恨交织起来，深刻地表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这正是“沉郁顿挫”的精神实质。
三、结论
杜甫三别范文3
【论文摘要】公共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为了扩大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其内部扣外部公众进行“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一系列努力和行动。为使公共关系在组织中发挥巨大作用，首先应当树立良好的公共关系观念系统。在关于公共关系主体的观念中，真诚是组织公关人员的基本信条。本文简要介绍公共关系中的真诚观念的涵义、奉行真诚观念的原因以及真诚观念的要求等。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是盛唐一颗光焰万丈的巨星。这位一生忧国忧民、恪守儒家传统的诗人，以他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把个体人格化入广阔的社会人生，以他出自至性至灵的呼喊，把对自家命运的自叹自怜、对社会人生的大悲大痛融为一体；从以凝重的诗笔，血泪的歌唱，描绘了盛唐由盛而衰、万方多难的时代社会画卷，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灾难深重的生活，以及自己悲天悯人、爱国爱家的博大情怀，熔铸成了一部具有众多社会内容、鲜明时代特色、强烈政治倾向和兼擅众长、沉郁顿挫风格的“诗史”，彪炳青史，流芳千古。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深远的价值。
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来自于他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主要体现在杜甫诗歌为数众多、质量很高的叙事诗上面。
第一，杜甫善于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加以艺术的概括，塑造众多的人物形象，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逾墙而逃的老翁，应急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暮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夔州负薪的老处女，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殷勤劝饮的田父，昏庸无能的大臣……组成一个人物形象画廊。栩栩如生，刻画淋漓尽致，如此众多的、真实、鲜明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是杜甫诗歌的杰出贡献。
第二，杜甫善于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融化于客观事实的描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自然感人。就象我现在所从事的新闻宣传工作一样，在新闻稿件中讲述客观事实，让作者的倾向性从作品中流露，而不是在作品中强调作者的主观意识。例如杜甫诗歌《丽人行》写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新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臣相嗔!”
这首诗讽刺了杨氏兄妹的骄奢荒，曲折地反映了君主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妙在从头到尾，都用精工细腻的笔触，鲜明富丽的色彩，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场面和情节，让诗人自己的倾向和感情从场面、情节中流露出来。正如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所说：“无一字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声感叹，点逗处声声感叹。”从而有了比一般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另外，如《石壕吏》、《兵车行》、《垂老别》等著名诗篇，都出色地运用了这种手法，让倾向从事物本身流露出。
第三、杜甫在描写人物时还善于用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心理、塑造形象。无论是对话还是独白，都精彩传神。比如《新婚别》一诗，完全用新娘的口吻写出：“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时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将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儒裳。罗儒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这首诗很好地体现出杜甫爱国与爱民的思想，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诗将新娘送别丈夫的无奈、愤恨、抱怨、忧虑、沉痛、勉励、期待的复杂心理展示无疑，从而塑造出一位感情丰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因为在当时只有先平定战乱，才能得到最起码的休养生息的环境。显然是新妇的呼声，也体现了杜甫的思想。它如《无家别》、《潼关吏》均采用对话方式；这些人物的话语，通俗朴素，各各符合性格、身份、年龄特征，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特色。因为人物的语言传神，使我们在阅读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着真实、亲切的感觉。
杜甫还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人物本质和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中所写：“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郎妻子各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腰哭，哭声直上千云萧。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吾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尤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是杜甫写的一首新题乐府，讽刺唐玄宗不断发动对外的不义战争。之前，杨国忠等人又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死伤数万。同时又在西北一带发动对吐蕃的战争。此诗便是对这些战争的艺术表现。作者以“道旁过者”的身份亲自目睹了抓丁的惨状，并通过“行人”之口，哭诉了士兵的不幸。在此基础上又指出连年战争给经济生产带来的巨大破坏，明确批评了当局“开边意未己”的错误政策，表现了杜甫同情人民，敢于批判时政的大无畏精神。
杜甫三别范文4
生于701年，卒于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李白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杜甫：
杜甫生于712年，卒于770年，字子美，汉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三别范文5
我最欣赏杜甫，不仅因为他的诗，而且因为他的人。
杜甫早年，喜欢游山玩水，出游吴越。曾感叹泰山“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登上山顶，抒发“会当凌绝顶”的豪情壮志。当他想与古代诗人一样考取功名，为国报效的时候却仅仅得了一个河西尉，于是他愤慨道：“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他目睹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辞官省亲，刚进家门，又“入门闻嚎啕，幼子饥已卒”，他空有爱国之心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只是抱负无从施展。
过了几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也进入了他的中年，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时，他感叹“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逃亡途中，他也曾“暮投石壕村”，目睹了“有吏夜捉人”，但次日告别时却已经是“独与老翁别”，他还看见了“三吏三别”。在“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遇见李龟年，痛诉悲怅愁绪。他在逃亡途中与王维一同被捕，后逃出投奔肃宗，得了一个“左拾遗”。后又因言语不当被贬，于是杜甫弃官而去。即使他的中年命运多舛，他还念念不忘报国。
到了晚年，他因战乱流离失所，最终在四川安定了下来。在听到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被叛军占领的失地的时候，他和妻子“漫卷诗书喜欲狂”，在白天纵情喝酒高声歌唱“青春做伴好还乡”。他怀着报国之心，听到官军得胜，才会喜欲狂。在“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的时候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感叹。他登高望远，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见长江滚滚来”。见春雨到来，赞叹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虁州写下了“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千古绝句。他访诸葛武侯祠，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诸葛亮的命运做了评价，同时也写出了报国无门的心情。最后杜甫在一只小船上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纵观杜甫一生，虽然在动乱中度过，但是他写下了许许多多的千古佳篇，而且，他还时时怀抱报国之心。即使在安史之乱中，也只身投奔肃宗，这种爱国之心是不可多得的。所以，我欣赏杜甫，一方面是欣赏他的诗句，另一方面是欣赏他的爱国的这份情。
杜甫三别范文6
关键词：杜甫；双峰寺；七祖禅；南宗；北宗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4－0131－05
杜甫曾在《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以下简称《咏怀》)一诗中说：“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此言对了解杜甫禅宗信仰至为重要。但对于这两句话，历来争论纷纭，莫衷一是。
关于“双峰寺”与“七祖禅”，主要有五种意见：一是认为双峰寺乃是曹溪双峰山宝林寺，七祖当是菏泽神会。杨伦、仇兆鳌等持此说，今人郭沫若等从之。第二种意见则以双峰寺指蕲州双峰寺，七祖乃是大照禅师普寂。这种观点由清初朱鹤龄发轫，当代以吕潋和陈允吉教授为代表，此外尚有孙昌武教授以及日本学者柳田圣山等。第三种意见则谓“双峰寺”在蕲州，而“七祖禅”则指神会之禅。此以钱谦益为代表。第四种意见则认为“双峰寺”在蕲州，而“七祖”为南岳怀让。清人浦起龙认为：“双峰有两，但曹溪不名双峰寺，定指蕲之双峰。且后文有炉峰转句，炉峰即在蕲南也……今考临济组系，自六祖能师而下，以南岳怀让为第一世，而不系以七祖之称，实即七祖也。让以天宝三年示寂，其嗣则为江西道一，俗称马祖，居南康龚公山。山中猛鸷驯扰，四方学者云集，此正当公作诗之时。而南康即庐山所在，下所谓炉峰时转者，正应指此。推其本师以立言，故尊之曰七祖。求七祖，即是依马祖也。”第五种意见则是最近学者张培锋撰文认为杜甫诗中的“双峰寺”乃是在潭州，“七祖禅”乃是南岳怀让之禅。
对于前三种观点，学界讨论较多。讨论文章主要有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吕潋先生的《杜甫的佛教信仰》，陈允吉先生《略辨杜甫禅宗信仰》，孙昌武先生《禅思与诗情・王维、杜甫与禅》，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实の研究》等。在上述文章中，郭沫若、吕潋等是在论杜甫佛教信仰时涉及“双峰寺”、“七祖禅”问题，尚未申论；而陈允吉先生《略辨杜甫禅宗信仰》则是对此问题首次作详尽的专题讨论。该文以对郭沫若《杜甫的》一文的评论为线索，详细讨论了盛唐南北两宗此消彼长的历史背景关于双峰寺与七祖禅等问题，得出双峰寺在蕲州而非曹溪且七祖为普寂的结论。此后，第二种观点得到学界较多的赞同。也有刘卫林等学者认为，吕潋先生认为“杜甫信仰之禅完全与南宗无涉”是可疑的，“杜甫便颇不乏直接或间接接触南宗禅禅法的机会，故此是否可以遽下定论，断然谓杜甫与神会一无关系，或与南宗禅之说完全无涉，而推论杜甫所信者为北宗禅，似乎便是个仍有待进一步商榷的问题”嗍而不宜定论。笔者以为，杜甫既然明言“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当时其心中之“双峰寺”与“七祖禅”必当确有所指，是不可能可彼可此的。
相对于前三种见解，后两种则所论者不多，故笔者拟先就此予以探讨，然后以杜诗为据作进一步考察。
后两种见解所异者在“双峰寺”之位置，而其之所以有异，是因为“七祖禅”不同。故“七祖禅”的归属乃是此问题之核心。
浦起龙所论与张培风先生《杜甫“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新考》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以怀让为七祖主要论据是杜甫欲至江西依马祖道一，杜甫因尊马祖而尊怀让为七祖。为了支持怀让为七祖的结论，张文推出南岳双峰寺。张文以为，杜甫在《咏怀》诗中表示要出峡去求禅，“根据他以后的实际行踪，其求法之地当为南岳的双峰寺”其实，尽管杜甫一方面打算求法，但现实生活问题不能是他不考虑的。他晚年的行程本来就充满矛盾，既打算南行依靠韦之晋等人解决生活问题，同时又准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北归，甚至再回到朝廷做官。即使是隐居学道，他首先考虑的是他故乡襄阳一带：“汉阳颇宁静，岘首试考盘。”(《别董颈》)况且其弟杜观在荆州多次催他前往。可见他在夔州时未必定有至南岳的计划。他离开江陵，因生活无以为继。即便潭州在唐代确有双峰寺，仍然不能确定杜甫所归依的就是此寺。因为既名“双峰寺”，仍然当依蕲州双峰寺而立名，同样表示归命禅宗祖庭之意。“师粲可”的杜甫为什么身在夔州之时，不依声名显赫而以东山法门著称的蕲州双峰，却要归依名闻不彰的潭州双峰，似乎不大可能。怀让到嵩山时杜甫尚未出世，其告别慧能之后一直在南岳观音台，天宝初年辞世，也不可能与杜甫有任何交往。我们也很难说杜甫没有受到南宗禅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即使以南宗禅论，在盛唐与中唐之交，怀让也远远没有达到神会的威望，其学说尚有赖于马祖道一、百丈怀海加以发扬光大。正如杜继文先生所言：“在道一知名之前，怀让其人鲜为人知……在早期的禅宗文献中，作为慧能的弟子，怀让和永嘉玄觉、南阳慧忠等人一样，是不见记载的。在道一之外，怀让也别无其他有影响的弟子”可见，怀让实际上当时并没有“远自粱益，近从荆吴，云趋影附，风至川动”的影响，其声名昭彰乃在于马祖及其后嗣者的推扬。很显然，联系杜甫“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上下文来看，“双峰寺”意在兼指某个禅门，而不是强调土木结构的寺院建筑。迄今为止，未见任何文献说及怀让在双峰寺修道，并且使潭州双峰寺也声名远著，成为某个宗派的代表。张文又引《祖堂集》灵瑞和尚事，纵使确有其事，也是“出家受具即在双峰寺，后投马祖门下”，难说南岳双峰寺中僧人定是怀让一系。因马祖有一弟子与双峰寺有关便认双峰寺为怀让门下的道场，证据不足。即使是不闻于时的双峰寺僧人，也不能作为怀让一门的代表而令远在夔州的杜甫“身许”，而怀让门下当以马祖道一为代表。这样，南岳双峰寺若置于杜诗中便无着落。马祖后由福建至江西虔州南康，大历中方至洪州钟陵开元寺，乃因应刺史路嗣恭之邀。据两《唐书》路氏任刺史乃始于大历六年(771)，此可证马祖至洪州在杜甫去世之后。故杜甫作《咏怀》涛时，马祖当仍然在南康。浦起龙认为地名切合，张文也以此为据，郭曾认为唯有地名符合，此皆是附会之谈。杜甫在诗文中常用庐山慧远来代指高僧，故庐山和慧远之称常用来虚指。如用“不见庐山远”来指夔州的大觉高僧，“香炉峰色隐晴湖，种杏仙家近白榆。”全用庐山事，而显指大觉和尚所在的夔州。“隐居欲就庐山远”是指公安太易沙门。故诗家笔法与史家笔法不当混为一谈。即使按史家笔法，地名也全然不合。浦起龙说“而南康即庐山所在，下所谓炉峰时转盼，正应指此”，可见他也认为马祖其时正在南康，但唐代南康绝非是庐山所在。明清时期的南康府位于庐山之阳，和唐时的南康完全不是同一位置。《太平寰宇记》云：“唐武德五年平江左置虔州，天宝元年改为南康郡，乾元元年复为虔州，后唐长兴二年升为昭信军节度，皇朝因之。”又据
《大清一统志》关于南康府沿革，知明清南康府在元代之前此地未有“南康”之称。至于马祖修道的龚公山，也在虔州之南康。故《寰宇记》记虔州南康县龚公山云：“龚公山，在县东北一百八十里。其上奇峰翠，前后连延；萝木泉石，左右襟带。昔有隐士龚亳栖此，因以名焉。”两地一在彭蠡湖西北，一近于岭南，相距甚远。可见认为杜甫拥怀让、依马祖之说，应系误解地名并在此之上作出过多联想而所致。且此时湖南，是石头希迁传法道场，与怀让有别。杜甫如依马祖当往虔州，但没见他有此念。怀让在世时北宗正盛，未见他本人呼应神会拥护慧能为六祖。或许马祖及其弟子当年也参与法统之争，但其影响力总的来说尚不及神会。印顺法师说“韦处厚作碑，说到禅的分散，是代表洪州宗当时的意见……碑文虽不满神会门下的‘坛经传宗’，而称神会为‘得总持之印，独耀莹珠’，大有曹溪门下第一人的意思。那时的洪州门下，对神会还是表示尊敬的。”神会既然在贞元时被钦定为七祖，故在此之后，终有唐一代，也不大可能有其它人能公开称七祖了。故北宋时汾阳善昭等人出于光大本门的需要以怀让为七祖，并不奇怪。
况且一个人的观点形成当有一个过程，改变当有原因，杜甫不大可能今日奉普寂为七祖，明日又尊怀让为七祖。开元及天宝之初，北宗禅在两京地区在占据绝对优势，南宗在神会入洛之前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此时则两京地区士大夫普遍拥普寂为七代传人。张说称神秀“继明重迹，相承五光”㈣，已经为普寂作七祖埋下伏笔。李邕谓“达摩菩萨传法于可，可付于璨，璨授予信，信恣于忍，忍遗于秀，秀钟于今和上寂。”严挺之言“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递相印属。大通之传付者，河东普寂与禅师二人，即东山继德七代于兹矣。”杜甫少年时喜欢和比自己年长者交往，结识严挺之、房等都很早杜甫作为严挺之、李邕、房等人之故交，趣味相投，理应和他们相近似。以严挺之为例，杜甫至晚在开元二十三年已经与他相识，并至其家。严挺之事义福、普寂多年，杜甫与他交往，当受其开导。严挺之开元中曾多年知考功贡举之事，热衷功名的杜甫利用世交的关系与其交往，本是自然之事。义福于开元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晚坐化。“大智禅师葬于伊阙之北。送葬者数万人。中书侍郎严挺之躬行丧服，若弟子焉，又撰碑文。”此事是当时两京地区的重要新闻，更是严挺之一生中所遇重要事件之一，不可能不耿耿于怀。杜甫去年回东都，“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第二年往游齐赵。很有可能在义福去世时，杜甫仍在东都。作为严挺之的朋友，挺之或许把义福圆寂后所现祥瑞之状告诉杜甫，杜甫也当见过挺之所写的《大智禅师碑铭》，从而加深了他对佛教的信仰。杜甫《游龙门奉先寺》作于是年。从“云卧衣裳冷”来看，固然有佛境清凉之趣，联想到他曾说“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乃至“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对北宗禅的归依，义福圆寂葬于奉先寺北冈与杜甫游寺宿寺未必全然是巧合。杜甫游齐赵之前宿于此，或许是出于对义福的追念吧。
杜甫曾在《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诗中云“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此已明言所学乃惠可、僧粲之禅，粲可其后乃是道信、弘忍以来的东山法门。故就诗中标举“粲可”而言，当是舍东山法门别无他途。一般认为，东山法门侧重于守一、守本真心、守本净心。从五祖弘忍的后嗣者神秀与慧能来看，神秀一路重渐修，倡染净二心说，禅法相对继承较多；而慧能的顿悟说则发展较多。故笔者以为，杜甫一言“师粲可”，再言“双峰寺”，乃是对禅宗传统的强调，从而与菏泽一系的较为激进的改革保持一定距离。
学者或谓杜甫言“缚禅寂”乃是以学北宗为缚。既以北宗为缚，则倾向南宗可能性甚大。刘卫林先生认为，“杜甫在诗中自称‘身犹缚禅寂’，固然不乏自谦之意，然而杜甫自称修心至于禅寂的做法，事实上正属北宗禅法所追求的目标所在……杜甫诗中所称‘身犹缚禅寂’，亦即神会以上所述(笔者案：此指‘若修寂住寂，被寂缚，’)之意，由此可以杜甫对于南宗禅之说，其实颇通其理；然而杜甫又以学禅法而缚于禅寂自居，则可见其本人对南北两宗禅法俱有深刻体会”。笔者以为，这都是对“缚”字有所误解所致。“缚禅寂”，非是以禅寂为束缚，而是正相反，即缚系于禅定之中，是安于坐禅之义。至于神会偏重于慧，认为专心坐禅是缚，是神会的观点，不可因语辞而强加于杜甫。古人对于“缚禅”，多作安于坐禅来解。例如：上者根心猛利，应舍结，使缠缚禅定惠力，心得解脱，净身口意，出于缘务烦恼之家。(道诚辑《释氏要览》)字曰澄印，从云谷会公缚禅于天界寺，发愤参究，疽发于背。(福善录《憨山老人梦游集》)以上两例皆出于佛教著作，皆以缚禅为安禅。又如古人诗文云：还将瓮头春，慰子雪入牖。我方缚禅律，一举烦屡嗅。(陈师道《和苏公洞庭春色》)两石相逢已投分，何消引我为俦敌。与君倾盖便忘年，未害吾人缚禅寂。(冯时行《谢素师惠二石》)上举两例之“缚禅”，皆安禅之义，其中第二例“缚禅寂”与杜诗相同。可见，杜甫之“身犹缚禅寂”不但没有否定坐禅，而且也没有自谦，他是以此为基础强调与许十一的共性。从“谬引为匹敌”一语来看，反而恰恰是引以为自豪的。后来杜甫游慧义寺得句云：“谁能解金印，潇洒共安禅。”
南北两宗，虽有相近之处，但北宗更强调心静，偏好幽静的环境，以求得心体之净；南宗则更虚无，重无念、无住、无相，不刻意求静而得静。观杜甫之诗，也可见其受北宗影响颇深。杜甫诗中好用“静”字。笔者统计其诗中“静”凡七十一用。他认为修养高深的人其心静，干脆以“静者”相称。“蔡侯静者意有馀，清夜置酒临前除”，“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他称赞赞公“好静心迹素”，其心“素”，正是勤于坐禅，是“时时勤拂拭”的结果。杜甫偶尔也爱热闹，有时奔走权门内心难免炙热，因而非常喜欢幽静的环境。从禅宗的角度来说，好静更符合北宗的趣味。他在秦州时，佛教的信仰更见加深，翻山越岭，寻找幽僻的环境隐居，醉心于“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满谷山云起，侵篱涧水悬”的清净。他在成都时，裴冕等人投其所好，为他寻觅了浣花溪边极为幽静的地方：“浣花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在生活得到安定一些的时候，他可能由于参禅的原因，表示对交游不感兴趣：“渐喜交游绝，多病也身轻。”他渐渐怕人来打搅他的宁静：“畏人成小筑，褊性合幽栖。门径从榛草，无心走马蹄。”(《畏人》)他表示要屏迹了：“衰颜甘屏迹，幽事供高卧。”(《屏迹三首》)在夔州时，他的习性仍然未改：“人见幽居僻，吾知拙养尊。”(《晚》)因爱好幽居，故杜甫诗中常用喜用“关门”。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杜甫初见赞公时，他意味深长地用了“到扉开复闭”，以状赞公内心清净不染尘俗。其它如：“所居秋草净，正闭小蓬门”(《秦州杂诗二十首》)“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懒慢无堪不出村，呼儿日在掩柴门。”(《绝句漫兴九首》)“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人行。”(《三绝句》)“牛羊下来久，各已闭柴门”(《日暮》)“高秋收画扇，久客掩荆扉。”(《伤秋》)“风扉掩不定，水鸟过仍回”(《雨》)。这种排除外界干扰以求得内心安宁明净的方式和坐禅形式上不同，但实是相通。
北宗禅法重视静染两心的差别，在实践上注重观心、守心，破除染心；南宗虽然也说自性清净，但偏向于空寂而不着一念。杜甫也每每有保持心体明净免遭污染的观念。他在梓州所作《谒文公上方》诗云：
俯视万家邑，烟尘对阶除。
吾师雨花外，不下十年馀。
长者自布金，禅龛只晏如。
大珠脱玷翳，白月当空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