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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理论贡献;思想渊源;价值评判
一、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理论贡献
(一)在义利观上，主张“工商厚民论”，为近代实业建设寻找伦理精神支持
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主张“恃商为国本”，倡导要采用机器大生产来发展中国的工商业。由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历来都是重农轻商，社会经济主导产业是农业和少数手工业作坊。封建统治阶级坚持认为，采用机器生产必然会给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带来强烈冲击，结果会使得农民和手工业者失业。因此，他们仇视和抵制机器生产，提出“机器夺民生计论”，使得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受到坚强的反抗。
针对这一论断，近代早期资产阶级代表薛福成提出“机器殖财养民说”予以驳斥，认为采用机器生产并不违背以民为本，而是能更好地保障民众的利益，强调指出“人力不能造者，机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则所成之物必多矣”这样生产成本就能降低，销售价格低廉，产品竞争力就强，则“四方必争购之矣”。从此商务殷盛，民生富厚，国势勃兴。另一代表人物陈炽认为，西方各国制出各种机器后，“推之于农，推之于矿，推之于工，推之于商，而民用丰饶，国亦大富。’他实际上是从发展机器工业生产的重要意义与作用的角度，强调发展工商业是养民之道。
(二)在财富观上，鼓吹“重商富国论”，提出了农工矿商并重的新型生产伦理
为使中国走上工商立国的近代经济发展道路，早期资产阶级认为首先必须改变传统的“商为四民之殿”的观念，鼓吹工商富国，主张国家要出台“重商、富商、恤商”措施。针对当时仍死抱“重农抑商”信条不放的顽固分子，王韬进行了驳斥，他说:“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认为只有学习西方的富强之道·，即“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则方无意外之虞”。不仅如此，王韬还反对洋务派对商业的垄断，竭力主张“官办不如商办”，允许“民间自立公司”，“不使官吏得掣其肘”。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也对抑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其中，最具影响的是郑观应，他对封建“重农抑商”政策的批判最为尖锐，认为如今的时势不同，“在古寓兵于农，今则寓兵于商”，要想达到抵制西方侵略、实现自强的目的，就只有振兴自己的商务。
为使中国资产阶级工商业能够有个好的发展环境，能与洋商相抗衡，马建忠从“恤商”出发，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坚持要求修订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合理关税税则。他把实行关税保护政策看成是“中国转亏为盈，转弱为强之基”，政府保护关税则中国“商民可富，晌源可充”。阎薛福成也认为“商情可恤也”。陈炽在《续富国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商之本在农”、“商之源在矿”、“商之体在工”的理论，认为商业的发展是以农矿工等的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主张农矿工商全面发展才是富国之源。应该说，陈炽这样全面论述发展经济的各种具体项目，在中国当时是空前的，他的“农工矿商并重”的观点更为集中全面地反映了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观，初步勾勒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大致走向。
(三)在群己观上，倡导“以和为贵论”，努力寻求各方利益集团协调发展
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积极宣扬以和为贵，并作为近代经济活动的一个道德准则。这里的“和”指的就是“和谐、协调”的意思。在传统的工商业中历来是“同行如冤家”，各自的技术秘不外传，使得先进的手工业技术无法普及推广。这不仅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缓慢，而且分散的手工业者也无法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以对抗封建压迫与剥削，加之盐铁等高盈利经济领域长期由官府垄断，从不让私商涉足，导致市场发育不全，经济发展畸形。市场的狭窄，竞争的无序，利益关系协调性的缺失，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不利于中国的产生和壮大。
兴起后，当时的许多官僚，特别是洋务派中的地主官僚，他们在“求富”的旗号下，借着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以官办、官督商办的形式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工矿、交通业，压制着的发展。对此，郑观应主张政府应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重视商业，裁去困商、限商的“厘金制度”，在中央政府设立商部，在地方设置商务局，规范市场运作，协调各方关系，做到商人“凡有所求，力为保护”。马建忠等大力呼吁要鼓励组建商会、广设公司以协调各商家的利益关系，并且还提出要让工商业者投资官办企业以“扩充资本”，给承办的商人在企业中享受应有的权益，充分发挥商民作用，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经济效益。尽管他们的这些改“官办”为“民办”的主张还只着眼于对“官督商办”的改良，却体现了对寻求各方利益集团经济关系协调的努力。
二、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思想渊源
(一)传统的“义利观”是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深受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影响。孔子主张“以义取利”、“见利思义’’ f汉代董仲舒认为:“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门他把“义”说成是人的本性，“不谋利”不仅是应提倡的更是顺乎人性的，是判断君子的一个重要标准。司马迁则公然肯定了人的行为都是围绕“利”来进行的，但要“利导之”，反对“与之争”和“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在唐代，传统的“义利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这一时期主张以义为本，以利为末，白居易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人性好利，即使是圣人也好利，只是他们好的是同利，反对专利。宋元明清时，经济伦理思想呈现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公开“言利”的论点不断涌现。宋学家程颐也认为“人无利，直是成不得，安得无利?”而明清时代的“义利观”在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改变了自古以来’‘义利观”的基本方式和逻辑，强调了义利转化关系，并发展了反对与商贾争利的思想，纠正了以往强调“利国”就要“专利”，或者强调“利民”就要反对“富国”的思维逻辑。
1840年迈人近代社会后，王韬、马建忠等人继承发展了传统的“义利观”，并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来解释义和利的关系。如在“义”和“利”的配置上，他们提出了由此长彼消向合理分布、协调共荣发展的新观点。王韬说:“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兴利”在这时已成为公然的富国主张。马建忠主张:“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谋其生，自求其利”郑观应力倡“商战”;陈炽则把财利置于关系人之生命的高度。他们的“义利观”已经发展到怎样来实现利、如何来协调各种利益，并将获利与富国联系起来的高度。因而在他们看来，早期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大力发展工商业、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从而达到振兴中国、国富民强的目标，既是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必然选择，也是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和发展。
(二)朴素的民本思想是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另一思想渊源
民本思想中的“民”，最初指的就是农民。历代统治者都强调人比土地、财富更为重要，没有人就谈不上伦理，更不用说经济活动。他们在“人性论”中强调，经济活动中的个体不仅要有高度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经济活动不仅要满足个体的利益需要，而且要实现个体的人伦要求。他们还把人性与经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儒家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的实现即富国富民，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人伦的和谐。孟子“民贵，社樱次之，君为轻’“川的观点，到现在还为世人所称道。 至近代，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坚持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有所侧重。马建忠认为治国历来以富强为本，而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因此，他提出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必须努力做到“转贫民为富民”，则“民富而国自强”.王韬也认为“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他们又认为，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传统的以农为主的经济模式受到了来自以工商为重的经济模式的重创，有必要对“民”的含义进行新的诊释，赋以民本思想新的内涵。为此.，他们认为这个“民”应包括工商业者在内，主张富国先要富民，而要民富就必须发展工商业。
(三)西方的重商思潮是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又一思想渊源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先后展开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冲破了中国的封闭型经济格局。随着西方重商主义思潮的传人，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开始了动摇。
最早受到西方重商主义思想影响的是王韬，他提出了商富即国富，因此须“恃商为国本”的观点。王韬认为通商有三点好处:可使具有熟练技术的人自食其力、可给无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可以加强对军队的建设。马建忠则是鼓吹重商主义思想的代表，在他看来通商即对外贸易是一国的“求富之源”。他主张为了在对外贸易中争取顺差，必须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指出“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因此，国家应该限制进口鼓励出口，这样才能在对外贸易中获利，中国的工商业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马建忠在王韬的基础上将如何求利、求富落实到了实践，为近代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建构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实践平台。
三、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价值评判
从以上对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的渊源及其主要理论贡献的概述中可以看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思想在总体上有着一些值得注意.的新价值。
(一)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德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
早期资产阶级既重义又重利，既尚本(农)又尚末(商)，这是对中国古代德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的“尊商、重商、富商、恤商”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其中的亮点，他们把发展工商业的思想贯彻到所分析的各种经济问题上，形成了中国近代较为全面的重商经济伦理思想。
《二)为中国的经济伦理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
薛福成“人人欲济其私”观点的提出，代表着整个近代社会的社会价值导向的转变;马建忠对西方重视保护关税的政策、扶植民族工业发展的充分肯定，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和平等贸易原则的向往，这在中国近代还是一种全新的经济伦理思想。.
(三)对建构近代经济伦理进行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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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新技术中小企业 资本结构 资产结构 企业绩效
一、文献回顾
（ 一 ）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是从1958年MM理论的提出开始的，之后形成了权衡理论、成本理论、信号传递理论、控制权理论、优序融资理论等资本结构的主流理论。我国学者分别以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得出不同的结论。（1）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多：陆正飞和辛宇（1999）以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作为衡量获利能力的变量、以总负债/总资产（期末数）作为衡量资本结构的变量，研究表明获利能力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关系；吕长江、韩慧博（2001）的研究表明随着上市公司负债率的提高，资产利润率与每股收益都呈下降趋势；刘清江和漆鑫（2009）运用事件研究方法发现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融资对公司股价具有负面效应。得出负债比率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的文献有：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以总资产和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变量和盈利能力的变量、以总负债/总资产作为衡量资本结构的变量，研究发现企业规模愈大或盈利能力愈强就愈能承受较高的负债水平；王娟和杨凤林（2002）指出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财务拮据风险相应较低，从而可以选择较高的负债比率。（2）以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相对较少，其中金永红和何鹏（2009）以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主营业务利润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资产负债率、董事会规模等作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发现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牛建高等（2009）将河北省民营企业分为乡镇集体企业和乡镇私营企业，实证分析发现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收益率正相关；张兆国等（200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业绩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这一差异的重要因素。
（ 二 ）资产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资产结构是企业投资活动的结果，反映了资金存在状态的比例关系。从现有文献看，研究资产结构的文献较少。Sorensen，Henrik与Reve，Torger（1998）探讨了公司选择适宜的资产组合的必要性，强调公司战略发展中要把资产的安全性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必须形成自己的核心业务。刘百芳和汪伟丽（2005）以山东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流动资产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呈微弱的正相关关系，固定资产比率、无形资产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呈微弱的负相关关系。覃智勇和刘卫（2009）对广西上市公司资产结构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流动资产占比水平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固定资产的占比水平和无形资产的占比水平和企业业绩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顾水斌（2009）实证研究了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普通机械制造业2006年的数据，分析显示流动资产占比较大，其比率与企业绩效不显著相关，这说明流动资产对企业绩效并不能产生系统性贡献，得出我国机械制造业工艺水平不高、产品附加值低的结论。
综上所述，资本结构和资产结构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较大影响，由于选用样本、衡量指标等原因，实证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尤其在选用反映资本结构的指标时，大多数文献选用了单一的资产负债率指标，而较少考虑债务来源结构和债务期限；在选用反映资产结构的指标时，由于受信息披露的限制，研发投入数据和专利权等真正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那部分无形资产数据无从获取，无法就科技研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出详尽分析。本文以在创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我国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资本结构和资产结构的特征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借此反映其融资渠道和资金投放运营状况，为加强公司治理、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健康成长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在创业板上市的前四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以其2008年的截面数据为基础，对资本结构、资产结构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按照如下原则进行样本选取：（1）本文以被各级相关政府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因此剔除不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五家公司（代码分别为300005、300006、300015、300022、300027）。根据我国对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目前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均属于中小企业的范畴。（2）目前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中，绝大部分是自然人控股或一般法人控股。考虑到不同产权性质的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在其目的和行权方式上有着明显差异，因而会对资本结构决策产生不同影响（赵蒲等，2003），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因此剔除国有控股的两家公司（代码分别为300003、300034）。经过以上筛选后，本文共获得43家样本上市公司。本文实证分析的财务数据来源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省略）所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财务会计信息，并经过手工整理，数据分析处理通过SPSS16.0软件完成。
（ 二 ）变量定义（1）资本结构度量。资本结构的界定基本上是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进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将短期债务资金纳入资本结构的研究范围。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流动负债占绝对优势，本文采用广义的概念，选用资产负债率作为资本结构度量指标。由于不同的债务来源和债务期限也会影响到企业绩效，考虑到债务资本内部的结构，本文将资产负债率进一步细化为流动负债率、非流动负债率、商业信用比率和银行信用比率，充分论证不同性质的负债指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都是由自然人或一般法人控股，因此不再考虑产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2）资产结构度量。本文选用流动资产比率、固定资产比率和无形资产比率作为资产结构度量指标。鉴于高新技术企业以科技创新为增长动力，有必要分析无形资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但无形资产包含的土地使用权、养殖权、采矿权并不属于高科技，不是企业的研发投入，而研发投入中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允许资本化但尚未开发成功的部分――开发支出代表着企业的研发水平和创新技术，代表着企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对企业绩效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中无形资产价值的计算扣除了土地使用权、养殖权、采矿权，并加上了开发支出。（3）企业绩效度量。企业绩效度量指标比较常用的是托宾Q值、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营业利润率等。虽然托宾Q值采用市价衡量，克服了账面价值脱离实际的缺点，但由于重置成本难以衡量，并且样本企业刚刚上市，市价波动剧烈，因此不宜采用。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包含了营业外收支，不能客观反映企业盈利的稳定性。因此本文采用总资产营业利润率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以反映总资产的使用和盈利情况。（4）控制变量度量。控制变量是遏制或控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作用的变量。本文以企业规模和成长性作为控制变量。
（ 三 ）模型构建为分别考察资本结构、资产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尽量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对企业绩效与各个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拟合，建立以下四个固定模型并采用标准参数检验来确定其相关显著性，见（表1）。
模型1：OPAR =α+?茁1DAR+ +ω
模型2：OPAR=α+?茁1SLLP+?茁2BCDP+?茁3GROW+?茁4LNSIZE+?棕
模型3：OPAR=α+?茁1SDAR+?茁2LDAR+?茁3GROW+?茁4LNSIZE+?棕
模型4：OPAR=α+?茁1FAR+?茁2CAR+?茁3IAR+?茁4GROW+?茁5LNSIZE+?棕
式中，?茁1―?茁5为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α为截距项；ω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由（表2）可知：（1）样本企业2008年的总资产营业利润率平均值为23.50%。经计算，另一个反映企业绩效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37.61%，即使是最小值16.76%也远高于我国证监会规定的配股资格中净资产收益率10%的要求，这说明并不是个别优质企业造成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较高，而是样本企业绩效普遍良好。此外，样本企业2008年平均净利润为36 665 135.62元，最小值也有15 535 959.68元，2008年平均营业收入为207 736 499.44元，最小值也有9 7331 435.59元，远高于创业板上市条件中的盈利要求。（2）资本结构方面，样本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37.44%，最小值只有7.85%，负债率较低。从债务期限看，流动负债比率平均值高达93.05%，非流动负债比率平均值只有6.95%，其中有18家企业没有非流动负债，有33家企业没有长期借款。从债务来源看，商业信用比率平均值为48.10%，银行信用比率平均值为27.21%，商业信用主要由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构成，只有15家企业有应付票据，银行信用主要由短期借款构成。由此可见，样本企业流动负债比率过高，面临着较大的财务风险。商业信用是中小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方式，更具有约束力、更能促进资金融通的商业汇票也很少使用，这也部分印证了Cosh和Hughes（Cosh and Hughes，1994）提出的修正的小企业融资次序理论，即先“自己”钱（私人储蓄、企业未分配利润），然后短期借贷（亲人、朋友、银行），再长期借贷。样本企业的股东权益占总资产比率平均值为62.56%，样本企业偏好股权融资的原因在于金融市场的落后和企业征信体系缺位造成外部债权市场融资的缺乏，而不同于主板上市公司由于新股发行是稀缺资源、不担心价高没人买、股权融资成本低、股权二元结构等而导致的股权融资偏好。（3）资产结构方面，固定资产比率较低，平均值为17.01%，流动资产比率较高，平均值为70.15%，这与高新技术企业以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为主要业务的特征一致，不同于以规模经济、扩大产能、低成本优势获取利润的制造业。样本企业的无形资产比率平均值仅为2.15%，部分原因是由于样本企业研发费用在2007年之前全部费用化。从研发投入的绝对数和占营业收入的比率看，样本企业2006年至2008年研发投入平均值分别为5280854.6元、8694978.02元、10881571.11元，呈逐年增加趋势；样本企业2006年至2008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率平均值分别为6.17%、6.04%、5.68%，呈逐年减少趋势。而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一般占到企业销售额的5%~15%，在欧洲，这一数字更是高达8%~25%（绎明宇，2001），相比之下，样本企业的研发还需加大投入力度。
（ 二 ）回归分析 运用SPSS16.0软件对资本结构、资产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相关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见，四个线性回归模型是显著的。（1）模型一中，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盈利能力越强的中小企业更多地依靠自身利润积累和留存收益等内源融资，验证了修正的小企业融资次序理论对我国中小企业资本结构的解释力。中小企业负债绝大部分由流动负债中的商业信用和短期借款构成，说明企业的固定资产、研发投入等长期资产更多是依赖内源融资，由于资金有限，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的研发受到了资金约束。（2）模型二和模型三中，银行信用比率、商业信用比率、非流动负债比率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流动负债比率没有进入模型，被剔除。其中银行信用比率、非流动负债比率与企业绩效呈微弱负相关关系，这同样验证了修正的小企业融资次序理论在我国中小企业资本结构构成中的适用性。商业信用比率与企业绩效呈微弱正相关关系，表明虽然商业信用尤其是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是无息债务，无法产生债务税盾，但由于融资渠道有限，企业只能通过商业信用融资，并且业绩越好的企业越容易获得客户信任。（3）模型四中，固定资产比率、流动资产比率、无形资产比率与企业绩效呈微弱负相关。一般而言，当固定资产被充分利用时，固定资产比率越大，企业的规模经济越明显，单位成本越低，企业绩效越好，但由于样本企业成立时间平均为10年，最短的只有4年，加上资金瓶颈，固定资产积累有限，规模经济尚未发挥，也可能存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合理的现象。企业的流动资产风险小、收益低，流动资产比率与企业绩效呈微弱负相关关系符合传统理论。而无形资产比率与企业绩效呈微弱负相关，表明无形资产效益不仅没有显现，反而拖累了企业绩效，部分原因是由于样本企业无形资产的科技含量不高、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快速转化，这与现代高科技企业特征是不相符合的，样本企业无形资产的构成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样本企业无形资产中的专利主要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真正体现企业核心技术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发明专利很少。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创业板前四批上市的43家高新技术中小企业2008年数据研究表明：（1）我国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融资渠道符合修正的小企业融资次序理论，即在融资时先使用私人储蓄和内部盈余，然后向亲戚、朋友或银行短期借贷，再长期借贷，最后是外部股权融资。之所以偏好内源融资和以民间商业借贷、短期借款为主的外源融资的原因在于社会信用体系的缺位和企业征信系统的缺失，可供抵押贷款的固定资产规模小，高新技术企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大，银企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成本较高等原因没有建立长期信任合作关系。在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需求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其需求转向民间借贷和商业信用。理论和控制权理论认为，与金融机构间的债务融资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实现控制权的有序转移，是完善公司治理的有效机制，由于样本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股东手中，尤其是上市后，可能会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公司治理结构仍需进一步完善；（2）由于长期资金来源的缺位，我国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固定资产比重偏小，研发投入不足，无形资产科技含量不高、竞争力不强。创业板的设立无疑为这些高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长期资金，尽管开盘后市盈率偏高、投机炒作现象严重、暴涨暴跌市场动荡，但由于创业板完全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全部流通的股权结构和高度透明的信息披露等制度优点，上市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应当会避免出现主板市场股权融资偏好的现象。通过高度透明的信息和制度安排，上市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应当加强对无形资产的管理，加大研发投入，挖掘技术潜力，提高无形资产使用的经济效率；在权衡理论、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控制权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与银行等正式金融机构的债务融资，使银行等债权人能够分享企业的控制权，以破产机制、退市机制激励监督企业经营者，从而防止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保护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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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范文3
如果您参照下流社会的标准，已堕入下流，也请参考本子册――
第一招：节制网络
网络是一个无底洞，深陷其中便难以脱身。看新闻、email、写博客、打网游……网上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沉湎网络的结果是脱离现实生活，沉湎于网络的幻象，不谙人世，形成社交障碍。有节制地利用网络是避免“下流”的起手招式。
第二招：回归家庭
心中无爱的人是孤独的，可怜的，会不可避免地上向“下流”。而回归家庭正是唤醒心中“大爱”的方式。当一个人心中记挂着父母亲人、爱人妻子，人性中的情感因素便被激活。亲情和爱情成为调节下流生活趋向的平衡因子。
第三招：终身学习
学习是中产阶级的长项，也是中产者的“乐事”。对中产者来说，MBA、EMBA总是充满了诱惑。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中，“终身学习”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中产阶级安身立命的生存法则，也是永葆上进心，避免“下流”的重要手段。
第四招：走出邋遢
生活绝不可以再随随便便。从今天起，远离“三天不洗澡，一星期不刮胡子，一个月才洗一次衣服”的生活。要留意今夏的流行时尚，买衣服要注重品牌、款式和材质，吃饭再也不能总是快餐。偶尔的一次上流消费也在承受的范围之内，要努力让生活精致起来。
第五招：关心社会
要阅读每天最新的报纸，关心社会中人和事的新变动。要关心自己工作和居住社区周边的新动态，积极参加下作单位和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培养对社会活动的热情。如今，慈善活动被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所接受，参与捐赠、义卖，帮助弱势群体也是中产避免“下流”的好办法。
第六招：改善社交
网络、手机短信和电话不应该是社交的主要方式。提到交流再也不能首先想到打电话，或者看着短信发笑的场景。要重新养成“见面谈”的社交方式，积极参加社交沙龙，认识更多的人，争取更多的社交场合。遇到生活中的问题不能总依赖打个电话来解决，有时候，上门拜访或许是更快捷的方式。
资产阶级范文4
对于年收入在50万-100万元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建议是他们的家庭资产配置可以考虑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要满足现阶段的支出需求，说白了就是要留够一些储备资金以供应对突发事件，一般来说需要为家庭预留出3-6个月的日常生活费用，并购买一些保障类的保险。其次是将家庭余下来的资金进行投资，追求相对高的收益，在通胀压力下确保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风险保障配置方面，俗话讲“贫穷和富有只是一场疾病的距离”，这句话对于那些忽视保障、在财务规划中没有做好合理完备“防御体系”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警示。除现有社保外，要尽快对家庭的其他成员特别是收入主要贡献者，购置较充足的保障性商业补充保险，例如必要的意外险、重大疾病保险、医疗保障性保险等等。
保障问题解决后，就要注意投资了。投资需要根据自身家庭的状况为整个家庭进行规划，比如需要通盘考虑自己的养老、孩子的教育，或是短期内的购房计划等等。此外，还要结合家庭目前的储蓄存款和未来的结余资金，考虑如何分阶段地实现所有家庭规划。毕竟中产阶级大多处于职业生涯和理财需求的高峰期，这阶段的理财成果将直接关系到未来家庭财务状况。
需要注意的是，不少中产阶级的资产和收入状况优良，自认为有风险承受力，但没有足够的风险意识。然而，现在大家面对的是越来越复杂的市场，因此建议他们一定要量力而行，切勿孤注一掷，尽量避开风险过高的投资方式。
在具体的投资策略和风格上，建议应以长线投资为主，并尽可能地去选择一些稳健的理财产品。在注重安全性的前提下，可以对资产进行组合配置。再具体一点，投资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是投资理财中一个重要的原理。投资组合意在寻求投资绩效或安全，将各种不同性质、种类的资产加以组合，分散风险，如何配置则可依个人需求而定。把握好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力求取得最佳组合效果，才是投资中的正道。
资产阶级范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产业结构升级 固定效应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成果显著。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入，一方面改变了投资结构，直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改变消费结构，间接的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本文对辽宁省14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做出了实证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三大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数据描述及方法介绍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体现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各个产业构成的贡献。本文模型选取的因变量是产业结构变量。产业结构变量是指国民经济各个产业之间的组织结构情况。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有许多评价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采用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指标来衡量辽宁省14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用各地区的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百分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变化，分别用符号G1、G2、G3表示，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的自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变量，本文采用各地区实际利用的外资额作为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辽宁省2007—2010年14个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共56个样本点，数据来源于2008—2011年辽宁省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方法介绍
本文在对建立的Panel Data模型进行估计时，使用的样本数据包含了截面、时期、变量3个方向上的信息。建立Panel Data模型的第一步就是检验被解释变量的参数是否对所有截面都是一样的，即检验样本数据符合哪种模型形式：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从而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并使用协方差分析检验。
本文主要考虑变截距不变斜率模型，该模型允许存在个体影响，并用截距项的差别来说明，随机误差项反映被忽略的随个体和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确定模型形式后，判断这一形式属于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需要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定。
为了消除可能的异方差，我们对所有变量的数据都进行了对数处理，分别记为LnFDI、LnG1、 LnG2和LnG3，这样估计出来的系数就是有关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变量的弹性影响。运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14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大小，以此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其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和为待估计回归系数，为随机误差项。本文的期望显著为正，如果为正，就表示辽宁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和积极的作用；如果为负，则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对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不具有积极作用，甚至出现消极的作用。
三、对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描述性分析
为了对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进行更好的认识，我们先对2007年到2010年辽宁省各地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进行分析，对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三大产业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一）2007年到2010年辽宁省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图1 2007-2010年辽宁省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额 单位：万美元
图1显示，辽宁省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差异。具体来看，沈阳和大连作为辽宁省经济发展的区域中心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明显强于其它地区，沈阳市四年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54亿美元，平均额为39亿美元，是全省平均额的7倍；大连市四年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107亿美元，平均额为27亿美元，是全省平均值的4.8倍；与此同时，剩余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则明显小于沈阳和大连，阜新、葫芦岛、朝阳排名位居全省最后三位，三个地区四年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分别为1亿美元、1.1亿美元、1.2亿美元，平均额分别为0.27亿美元、0.28亿美元、0.3亿美元，分别为全省平均值的4.9%、5.1%和5.5%。
总体来看，辽宁省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逐年增多。辽宁省全省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由2007年的36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20亿美元，年均增长35%；就各地区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较快的地区有朝阳、鞍山、铁岭等地区，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71%、70%、66%；增长速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有沈阳、抚顺、本溪、葫芦岛，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6%、32%、31%、21%。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三大产业占GDP比重的相关系数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三大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影响差异较大，如对有些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而对别的产业的带动作用则并不显著，这与某一地区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为了清晰地看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我们分别计算三大产业占GDP比重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
表1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不同产业的相关关系有较大差别。具体来看，辽宁省14地市中，外商直接投资与第一产业的相关系数大部分为负，说明了第一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外商直接的推动，反而呈反向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第二产业的相关关系大部分为正，说明了第二产业的发展明显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外商直接投资与第三产业的相关系数没有呈现一定的规律性，说明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在不同地区差异明显。
从各地区来看，锦州、朝阳、葫芦岛的第一产业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呈显著正向关系，说明了这三个地区的第一产业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影响较为显著；除葫芦岛、辽阳、鞍山外，辽宁省绝大部分地区的第二产业与外商直接投资呈显著正向关系，显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作用显著；鞍山、辽阳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呈显著正向关系，说明这两个地区的第三产业受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作用显著，而沈阳、大连、抚顺、本溪、丹东、阜新、铁岭、朝阳等大部分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则呈显著负向关系，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对辽宁省第三产业的发展形成带动作用，反而制约了辽宁省第三产业的发展。
四、模型拟合及结果分析
为了对辽宁省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程度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分别以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其GDP的比重的对数（LnG1、 LnG2和LnG3）为被解释变量，以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对数（lnFDI）作为解释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为便于描述，以下简称第一产业模型、第二产业模型、第三产业模型）。表2、表3给出了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
注：回归方程结果由Eviews6.0给出；括号内为t统计量对应的P值。
（一）基于第一产业模型的分析
为分析第一产业结构，先建立第一产业模型。首先，对变截距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统计量所对应的 P值为0.0043，拒绝原假设，所以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表2、表3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显示，LnFDI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从而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具有积极的作用。从其系数大小可知，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产值占GDP中的比重就下降0.071个百分点。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流向辽宁省第一产业，而是流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从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估计结果也可看出，辽宁省各地区模型的截距项存在差异。其中固定效应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是锦州、营口、葫芦岛，而固定效应最低的三个地区分别是盘锦、鞍山、辽阳。
（二）基于第二产业模型的分析
为分析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本文先建立第二产业模型。首先，我们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第二产业模型的Hausman 检验统计量是5.095540，P值为0.0240，拒绝原假设，所以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为了进一步确认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再对模型进行F统计量检验，结果F值为58.984190，P值为0.0000，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模型，因此本文最终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不变斜率模型。
表2、表3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显示，LnFDI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其系数大小可知，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中的比重就上升0.02个百分点。
从表1看出固定效应模型中辽宁省各地区的变截距差异，说明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结构的固定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固定效应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为盘锦、辽阳、铁岭，而固定效应最低的三个地区分别为丹东、沈阳、大连。
（三）基于第三产业模型的分析
为分析第三产业结构的变化，先建立第三产业模型。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我们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第三产业模型的Hausman 检验统计量是4.475797，P值为0.03444，拒绝原假设，所以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为了进一步确认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再对模型进行F统计量检验，结果F值为162.891529，P值为0.0000，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模型，因此本文最终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不变斜率模型。
表2、表3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显示，LnFDI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即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没有推动作用。从其系数大小可知，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中的比重就下降0.016个百分点。
从表2可以看出，固定效应模型中辽宁省各地区的变截距，说明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的固定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固定效应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为沈阳、丹东、大连，而固定效应最低的三个地区分别为盘锦、辽阳、本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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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范文6
关 键 词：中央企业；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产融结合；金融资产；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3－0013－04
资本具有两重属性，其一为逐利与增殖的自然属性，其二为凝结社会关系与承载经济活动的社会属性。而当资本属性与金融特织渗透，风险危机、收益回报和虚拟泡沫等便集中凸显。受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中央企业在新一轮产业布局中，金融领域成为关注热点和重点之一。在中央企业的成长发展轨迹中，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结合、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互影响的发展态势更加鲜明，而其中隐含的风险和现实的挑战也随之增大。尽管关于中央企业是否能够涉足金融领域以及如何涉足金融领域的分歧和争论很多，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已经证明，产融结合是社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放眼世界500强企业，其中80%以上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产融结合。因此，需要正视中央企业产融结合事实与现状，理性分析中央企业产融结合动因与风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加强和完善中央企业金融资产监管体系，进而为推动中央企业做优做强，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一、中央企业产融结合的现状与特点
产融结合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为了特定目标，在经济运行中通过股权、业务、资金、信息和人事等多种方式进行的结合与互动。 在中央企业产融结合的进程中，禁止、批评、默许和支持均有出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部分中央企业投资金融衍生品的巨大损失， 让人记忆犹新。2011年末，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指出“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探索产融结合”，中央企业产融结合有所提速。
（一）中央企业产融结合的基本状况
近些年来，中央企业涉足金融领域、深耕金融领域可谓风起云涌、波澜壮阔。2009年，中国石油以现金认购克拉玛依银行（更名为昆仑银行）92%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2010年，中国移动以398亿元认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20%股份， 成为第二大股东。根据不完全资料统计，仅2009年末，正常经营的52家信托公司、50家资产规模最大的证券公司、25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及39家人寿保险公司中，具有中央企业背景的产业资本已经实际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19家证券公司、12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及20家人寿保险公司， 股份分别占到46%、38%、48%和51%。这些数据已经表明， 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产业资本从过去的边缘从属地位正在向金融市场的舞台中心挺进。从部分中央企业参股、控股金融机构情况可见一斑，见表1。
（二）中央企业产融结合的主要特点
1． 产融结合方向是单向的。 即都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单向流动，这与我国现行金融法规相关限制约束有关，也说明金融资本作为相对稀缺资源仍具有比较优势。
2． 产融结合方式是多样的。 从组建财务公司、参控股金融机构，到资产管理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充分体现了中央企业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科学战略选择的能力。
3． 产融结合范围是宽泛的。 从横向角度看，120多家中央企业中1/3以上开展了不同程度的产融结合。沪深两市共有133家主业清晰的企业参股金融业，国资背景的公司为94家，而21家是中央企业成员单位。从纵向角度看，实施产融结合的中央企业涵盖了银行、保险、证券、基金、期货、租赁等几乎所有的金融领域。
4． 产融结合状态在不断调整。 与早期的产融结合有所不同，当前中央企业产融结合过程中，有进有退，有结合也有分离，许多中央企业开始进行金融股权转让， 着手对金融板块进行重组和整合。 例如，2010年9月，继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转让整合金融类资产后，华电集团也开始加速整合金融类资产，挂牌转让所持烟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3.65%的股权，合计2.73亿股。
二、中央企业产融结合动因与风险
（一）中央企业产融结合的基本动因
1． 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一是产融结合可使中央企业规模实力大大跃升， 且成本提高远远低于业务规模扩张速度；二是在拓展市场、细分产品、信息传递、资产管理及建立网络等方面，更具有优势和效率。
2. 有利于实现协同价值。 一是因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经济运行特性不尽相同， 两者结合可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二是产融相互依存、相互驱动，以产业资源和品牌优势支持金融发展，以金融资本为后盾推动产业资本发展， 使中央企业通过产融结合产生协同效应而获取竞争优势； 三是产融双方在资本、人才、技术等方面互通有无，可使劳动力、土地、资本和知识等生产要素发挥更大作用，形成资源整合优势，提升整体价值。
3． 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一是产融结合使中央企业在共同产权约束和一体化经营中， 确保交易稳定和持续，通过严控关联交易规模与加强风险控制，减少信息失真与市场不确定性，降低经营风险，又可避免企业逃废银行债务而引发的道德风险； 二是中央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涉及大量外部金融交易活动， 一般要按较高的市场价给付金融企业相应的报酬费用， 将资金外部循环内部化， 可以节省外部交易成本、增加内部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