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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比亚范文1
除话剧外，莎士比亚戏曲化是莎士比亚剧作引入中国的一个亮点。据介绍，早在 20世纪初，文明戏改编上演话剧时，中国传统戏曲地方戏如秦腔、川剧、粤剧等就纷纷开始搬演莎剧了。据称在民国初年，四川雅安剧团的王国仁就曾将莎剧《哈姆雷特》改编为川剧《杀兄夺嫂》。
据初步统计，自20世纪初开始，有中国各地的戏曲地方剧种共十六个剧种，十七个专业剧团，演出了十六个莎剧作品，共二十八个版本剧目。
以越剧为例，莎士比亚剧作首次搬上越剧舞台是在 1942年12月30日由袁雪芬在上海大来剧场主演的《情天恨》（即《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也是袁雪芬开始从事新越剧改革的一个重要剧目。之后又有 1946年由上海全香剧团在龙门大戏院演出的《孝女心》（即《李尔王》）。
而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特别是以 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和 1994年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成功举办为契机，中国的莎剧演出进入了空前繁荣期。中国戏曲舞台对莎剧的改编逐渐从零星的个别探索发展至呈井喷态势。
还以越剧为例。在莎剧改编戏曲历史上，越剧成为中国地方戏曲中改编莎剧最多的一个剧种。期间共改编、上演了九个莎剧剧目。
按时间先后有： 1942年由上海雪声越剧团演出的《情天恨》（即《罗密欧与朱丽叶》）、1946年由上海全香剧团演出的《孝女心》（即《李尔王》）、1985年由上海虹口越剧团演出的《天长地久》（即《罗密欧与朱丽叶》）、1986年由杭州越剧团演出的《冬天的故事》和由上海越剧院演出的《第十二夜》、1994年由上海越剧院演出的《哈姆雷特》、2001年由浙江绍兴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的《马龙将军》（即《麦克白》）、2014年由上海戏剧学院 2015届戏曲导演专业毕业班演出的《仲夏夜之梦》以及 2016年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的《寇流兰与杜丽娘》等九部越剧作品。纵观上述演出剧目看，大致有以下两大特点：
首先从表象看。这些剧目的演出大都有着“三名三高”现象。所谓“三名 ”即演出主创团队大都是名剧团、名演员、名编导。像雪声越剧团、全香越剧团和上海越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等，都是越剧各个时期的著名表演团体。而演出不仅有袁雪芬、傅全香、茅威涛、赵志刚等一批越剧在各个时期的表演明星参与，更有于伶、刘厚生、胡伟民、郭小男等一批在现当代中国戏曲舞台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名编导参与创作。
而所谓的“三高”，即越剧在演出的收支与社会效益上又有着“高投入、高质量、高反响”的特点。就 20世纪 80年代至新世纪之初越剧改编的莎士比亚的剧作看，不管是杭州越剧团演出的《冬天的故事》，还是上海越剧院演出的《第十二夜》《哈姆雷特》，以及 2016年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的《寇流兰与杜丽娘》，其投入的创作经费都在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可谓是“高投入 ”。同时，这些剧目的编排，应该说艺术水准是较高的，演出可谓是“高质量”。更有甚者，像1942年由上海雪声越剧团演出的《情天恨》（即《罗密欧与朱丽叶》）、1946年由上海全香剧团演出的《孝女心》（即《李尔王》）、 1985年由上海虹口越剧团演出的《天长地久》（即《罗密欧与朱丽叶》）、1986年由上海越剧院演出的《第十二夜》，以及 1994年由上海越剧院演出的《哈姆雷特》等，这些剧目的创排演出曾在当时的戏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中 1942年雪声越剧团演出的《情天恨》，更是成为袁雪芬从事“新越剧”改革，对越剧进行全方位创新的重要探索剧目，曾引起了当时上海诸多新闻媒体的关注。这些又可谓是越剧演出的“高反响”。
其次，从深处看，在上述这些莎剧作品的改编演出中，不乏有更贴近莎剧原作、单纯改变戏剧外部形式框架的改编方式（即西洋化、经典化），如1986年由胡伟民导演、上海越剧院演出的《第十二夜》等，但更多的则为”全盘本土化、中国化的改编，实现时空上的移植，剧情上的调整，角色行当的分配，以戏曲演绎莎剧，用舞蹈歌声打动观众，唤起情感共鸣，传达莎剧精髓，形成观众的理性反思，获得艺术的审美感” [1]。
但不管是西洋化还是本土化，莎士比亚对于越剧，或越剧对于莎士比亚，其独特的共性还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题材内容方面趋同――取材于民间与历史，主角都是贫民百姓或帝王将相。“莎士比亚塑造过各种性格的人物，他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戏剧和英国民间戏剧的传统，大部分题材都来源于以前的剧本、编年史或小说，并在此基础上注入自己的思想和情趣，又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突破悲喜剧的界限。在莎剧中，《哈姆莱特》是流传于丹麦人民中的一个古老的传奇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根据古代意大利的民间传说写成等等。可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改编和古为今用的典范。 ”[2]而我们常用演不完的历史剧来形容中国传统戏曲历史故事的丰富性。甚至在明清时期，乃至近现代，不少地区的戏曲观众，更是通过看戏的方式，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学到的中国的“文化”。越剧也不例外。越剧名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等都取材于传统民间故事。更有无数的观众，通过看戏，了解了《红楼梦》。
二是价值观的认同――讲述的是生死爱，歌颂的是真善美。“莎剧和莎士比亚诗作中的许多基本思想和感情与中国文化是接近或相通的。中英文化都比较看重道德价值。 ”[3]莎士比亚歌颂真善美，抨击或嘲讽伪恶丑，熟悉人情世故，追求辞章文采，为中国观众所欣赏。惟其如此，莎士比亚中国化才是合情合理的。
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初，正在实行越剧改革的袁雪芬把英国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了改编――情节民族化、剧名中国化。首先将剧名改为《情天恨》，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分别改为罗立安、裘丽英；其次在情节上作了适当的增删，改为两家祖上争地结仇斗殴，罗立安救了裘丽英，两人倾心相爱，但迫于宿仇陋俗，立安背井离乡隐迹，丽英由父母之命许配皇亲朱伯龙，迎亲日三人同死剑下，突出了此剧的悲剧色彩。这出洋戏成了地道地表现中国古代男女情爱的戏曲，反映了追求婚姻自由的反封建主题，观众很感新鲜。它为越剧移植外国戏开了先河，拓宽了越剧的题材。
上海越剧院于 1986年在上海第三届戏剧节上推出的《第十二夜》更引人瞩目。这是男女合演的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戏，由许杰、孙智君担纲，不仅体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精神，而且采取了莎士比亚的艺术风格，但音乐唱腔则吸收了越剧各流派的精华，采用老腔新配器，用新手法；新腔少配器，用旧手法。音乐与唱腔为人物、剧情、主题服务，还把西洋的形体动作之美和中国戏曲的唱做念打熔为一炉，浑然一体，既有越味，又有莎味。越剧改编的《第十二夜》后来在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上唱响，该剧在固守莎剧精神、原著精髓和主题意蕴的基础上，以现代意识灌注于该剧的改编和演出之中，在莎剧和越剧之间架设起了一座天然桥梁，为中国莎剧改编提供了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现代感觉、现代信息、现代情感，深受现代观众喜爱，具有鲜明美学追求的越剧莎剧。
三是戏剧美学上的共性――悲剧与苦戏。“传统的越剧往往以悲剧为题材，而越剧中的悲剧多为女性悲剧，也就是说以女人作为悲剧主人公。 ”[4]越剧史上的四大经典剧目《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祥林嫂》《西厢记》中，三个是典型的悲剧。赵志刚主演的越剧版《王子复仇记》采用了越剧特有的唱腔，越剧的柔美、阴柔和王子扮演者赵志刚自身的阳刚
气质，恰恰迎合了哈姆雷特所具备的两方面特点：哈姆雷特虽然看起来优柔寡断，但内在却很坚定。这使我们看到中国越剧和西方戏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越剧中的赵志刚，这些跨文化背景下艺术的相通性。
四是经典的传承与再现――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要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受检验，有两个基本的要素，即时间（历史）与影响（知名度）。就戏剧作品来看，经典就是需要不断地在舞台上搬演。莎士比亚的多个名剧，无不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版本的翻译、改编、演出中成为经典名剧。
同时，作为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中形成、发展历史较短的一种，越剧也更需要通过经典的演绎，来拓展自己的艺术表现力。以文武见长的绍兴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的《马龙将军》，之所以能够采用越剧这种形式改编《麦克白》并获得一定的成功和社会影响，就是主创团队通过改编，突破了原有越剧的艺术表现范围，以文戏武做、武戏文唱的艺术手段，检验、增强越剧的表现力，从而拓宽了越剧作为中国地方戏曲的一个代表性剧种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的多元化特质。
沙士比亚范文2
3.对众人一视同仁，对少数人推心置腹，对任何人不要亏负。
4.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
5.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们的气节。
6.质朴却比巧妙的言辞更能打动我的心 。
7.我承认天底下再没有比爱情的责罚更痛苦的，也没有比服侍它更快乐的事了。
8.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真诚的爱情永不是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的。
9.爱情不是花荫下的甜言，不是桃花源中的密语，不是轻绵的眼泪
，更不是死硬的强迫，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上的。
沙士比亚范文3
1、威廉·莎士比亚是英国杰出的剧作家，文学家，也被人称之为莎翁。而最近正在进行的英雄联盟世界赛上，观众纷纷吐槽lck(英雄联盟韩国区)的两支队伍(DRX和DWG)的对决比赛非常无聊(lck队伍以运营为主，不怎么打架，所以观赏度不高)。
2、于是lck官博了这样一条推特，翻译过来就是“很多人都说lck比赛无聊，确实这样没错啦。实际上很多孩子也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不感兴趣，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莎士比亚作品的艺术性”。意思是lck的比赛虽然无聊，但是就像莎翁的作品一样是有欣赏价值的。
（来源：文章屋网 ）
沙士比亚范文4
关键词： 莎士比亚 双关语 主要类别 形成要素
一、前言
双关语（pun）既是一种文字游戏，又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它常利用词语的音与义的关系，同时关顾两种不同的事物，产生“表”“里”两重意思。文学巨匠莎士比亚是运用双关语的大师。在莎剧中，双关语不仅用来插科打诨，而且用于表达各种严肃话题。莎士比亚的双关语既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历史渊源和英语语言传统的肥沃土壤，又有着自己独创的风格。
二、莎士比亚双关语的主要类别
莎士比亚身处伊丽莎白时代，所使用的语言是早期新英语也称早期近代英语。这种语言在语音、拼写、词汇、词义、词法、句法、习语等方面，都和我们现在使用的英语或习惯用法有所区别。因而莎士比亚双关语的类别虽说与现代的双关语大体相同，但也有其独到之处。
1.利用同音异形的词或发音相似、拼写近似的词作双关语。
伊丽莎白时代英语的读音问题比较复杂，有些细节问题，语言学家至今还有争论。大多数长元音的读音和近代英语中的长元音的读音很相近，有所不同的是“ea”读作［ei］。正因为当时有人读“ea”和“ai”无区别，莎士比亚这才利用“reasons”和“raisins”之间的同音异义关系，让《亨利四世》上篇中的福斯塔夫道出了“if reasons were 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那样令人捧腹的双关语。再看莎翁在《裘力斯・凯撒》一剧中写安东尼（Antony）所说的一段话:
Post back with speed，and tell him what hath chanced：
Here is a mourning Rome，a dangerous Rome，
No Rome of safety for Octavius yet；
Hie hence and tell him so.
快回去，告诉他已经发生了何事:
这儿是一个披丧的罗马，一个危险的罗马，
对于奥克泰维斯还不安全的罗马；
快去吧，告诉他这样。
其中的“no Rome（=room）of safety”除了可作“不是安全的罗马”解之外，同时也可作“没有安全的余地”解。在19世纪以前Rome［rum］与room［ru?蘼m］读音相同，均为［ru?蘼m］若不弄清“Rome”的读音，那就无法懂得这一双关的妙处。此句既是谐音双关又是词义双关。
有关读音的细节，乍看起来似无甚关系，其实关系不浅。此外，发音相近、拼写略异的谐音双关在莎剧中也屡见不鲜。请看《麦克佩斯》（Macbeth）中的一段:
If he do bleed，I will gild the faces of the grooms withal;
For it must seem their guilt.
要是他还流着血，我就把它涂在那两个侍卫的脸上;
因为必须让人们认为是他们犯的罪。
文中“gild”和“guilt”的谐音双关，暴露了麦克白夫人杀人灭口，嫁祸于人的罪恶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见谐音双关语的使用，不仅读起来铿锵有力，绕有余味，而且能巧妙地透露人物的潜意识活动。按弗洛伊德的观点，潜意识的东西恰恰是人物最为真实的内心实质。
2.利用同音同形异义词（perfect homonyms）作双关语。
作为一位语言魔术师，莎士比亚几乎每用一个词，都要考虑到各种不同含义上的细微差别，通过含义上的差别来造成双关效果。在《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的父亲在临死前立下遗嘱，要鲍西娅的求婚者在金、银、铅三个盒子当中挑选一个，挑中了其中放有鲍西娅照片的盒子，才能和她结婚，所以鲍西娅说:
...So is the will of a living daughter curbed by the will of a dead father.
……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意愿要受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控制。
这一双关语增进了悲剧的气氛，加强了戏剧效果。当巴萨尼奥选中了铅盒子，看着鲍西娅美丽的照片时，高兴得不得了，赞美鲍西娅像太阳一样发出光辉时，聪明透顶的鲍西娅利用双关语打趣说：
Let me give light，but let me not be light，For a light wife doth make a heavy husband.
让我发出光辉，可不要让我轻佻，因为一个轻佻的妻子，是会使丈夫心头沉重的。
这里的第一个“light”是名词，作“光亮”解，后两个“light”是形容词，作“”解，较为著名的是《爱的徒劳》里面的“light，seeking light，doth light of beguile”，这里的双关乃至三关的含义是明显的，难怪约翰逊博士要说，莎士比亚再没有比“light”这个词儿更爱抓来耍弄的了。
3.利用单词或短语的本义或转义作双关语。
莎剧中，人物对话中使用双关语，交际的双方按各自的意图或期待视野选择双关意中的一种含义，排斥另一种含义，这种语义的分离常可造成戏剧效果，反映剧中人物各自的潜意识深处的活动，曲折地道出各自的内在心理活动。《威尼斯商人》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Bassanio:Let me choose.
For as I am，I live upon the rack.
Portia:Upon the rack，Bassanio！The confess what treason there is mingled with your love.
巴萨尼奥急于选出正确的盒子，好与鲍西娅成亲，这种心急的样子如坐针毡，因而第一个“upon the rack”是转义。而鲍西娅却故意把此短语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仿佛巴萨尼奥是真的绑在拉肢刑具上，因此她要他招供他的爱情里隐藏着什么。这就构成了耐人寻味颇为辛辣的双关语。又如《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剧中:
Tybalt:Mercutio，thou consort’st with Romeo，
Mercutio:Consort?What，dost thou make us minstrels?
提伯尔特:茂丘西奥，你陪着罗密欧到处乱闯.
茂丘西奥:到处拉唱!怎么!你把我们当作一群沿街卖唱的人吗?（朱生豪译）
提伯尔特故意用铰链词“consort”挑起争端，而茂丘西奥亦不甘示弱，故意把“consort”理解为“一群卖唱艺人”，排斥“与……交往，结交”的含义。乔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在给双关语下定义时说:“双关语者，两词之间同音异义之谓也。”而词的义往往可表达词的弦外之音。莎翁的双关语的确使其诗剧的语言更诙谐、俏皮、生动、富有风趣或暗含讽刺。
三、莎士比亚双关语丰富的两大因素
双关语使得莎士比亚作品常常妙语连珠。莎氏的双关语之丰富，有着客观和主观两大因素。就客观因素而言，社会历史背景的因素关系极大。十六世纪，随着人文主义思潮传入英国，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著作重新受到了重视，相继出现了有影响的教育家，他们提倡希腊拉丁教育，讲究逻辑和修辞，推崇能文能武的“文艺复兴式人”，也就是《哈姆雷特》一剧中奥菲利娅对哈姆雷特所形容的“一世英才”。当时英国以教拉丁文为主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里，修辞学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之一。
同时，经济的发达使得英国出现了一批能欣赏诗剧的有闲贵族。特别是进入十七世纪后，私人剧场的观众中来自贵族家庭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重不断加大。这些上层的观众更欣赏修辞技巧，更注意戏剧语言的优美。从民间来看，普遍英国民众对幽默滑稽的双关语的偏爱在这时业已形成了这一民族的特色。这些都成为了莎剧中双关语的丰腴土壤和莎翁使用双关语的外在动力。
此外，英语语言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英语正经历着一个发展:新词汇大量增加，语法上更现代化，表达力更加丰富、细致。英语中一个词或短语有时具有多种意义，有时词义截然不同的两个词具有同一词形。富有表达力的英语语言本身就是双关语产生的丰富土壤。
就主观因素而言，莎士比亚对双关语的兴趣似乎比他人更为浓厚。莎士比亚常常穷极双关之美，给观众以愉快，正如同整个戏剧的形式上的匀称给读者以美的享受一样，它使双关语起着各种修辞作用和表达作用。当然，这得力于莎翁的语言驾驭能力。莎士比亚将修辞艺术运用得得心应手，与剧情化为一体，推进艺术剧情而不露“术”的痕迹。事实上，只要有语出双关的机会，莎士比亚是从不肯轻易放过的。他对双关语的癖好委实太大了。约翰逊博士曾说莎士比亚之于双关语，就像对于倾国倾城的克莉奥佩特拉（Cleopatra）一样，他为此而丢掉了整个世界，而且也乐于丢掉这个世界。约翰逊的话中带有几分牢骚，他是不喜欢莎剧中太多的双关语的，但他毕竟指出了莎士比亚的诗剧中屡见不鲜、不胜枚举的双关语现象。
四、结语
时代造就了莎士比亚，他语汇丰富，文体多样，能够模仿社会各阶层不同的口气。因而他的双关语恰似魔术师的魔杖，在什么样的场合出现，就可为什么样的目的服务。莎士比亚的双关语种类丰富，是莎士比亚语言的一大特色。莎士比亚在英国演剧传统英国文学批评传统和英国语言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英语因有莎士比亚的文学传统而加重了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2］范家材.英语修辞赏析［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
［3］朱骏公.朱译莎剧得失谈［J］.中国翻译，1998，（5）.
沙士比亚范文5
莎士比亚，在中国也被称为“莎翁”，他的作品在中国风靡多年后将获得进一步的推广。2013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宣布，将要把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翻译成简体中文发行，其中包括37部莎翁剧作以及154首十四行诗。
不可否认，从阿拉伯语到祖鲁语，莎士比亚被认为是近几个世纪以来被翻译最广的世俗作家。在现代东亚，莎士比亚甚至是时髦的象征。台词的普遍性与他对人性的刻画是其受到喜爱的原因，不过全球化以及英语的普及也功不可没。
正如一名学者所说，莎翁已经不仅仅是莎翁，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你可以将很多东西放进去”。在中国大陆，莎翁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民族传统，他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标志，但西方大部分国家却对此一无所知。
莎翁的作品进入中国与西方以及英国在亚洲的扩张密不可分。莎翁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839年林则徐翻译的书中。莎翁的名声在中国越来越响亮，则要感谢一些传播者――欧洲传教士、译者以及中国的改革派。
20世纪10年代―20年代，随着中国开始并开始提倡民主、科学，莎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超然的地位开始确立，梁启超、鲁迅可能从未看过莎翁的戏剧，但是他们对莎翁感到好奇。正如一名学者指出，莎翁的作品在中国受到关注，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反衬“中国传统戏剧在描绘人性上的失败”。
1922年，中国剧作家发表《哈孟雷特》（即《哈姆雷特》）的译作，这不仅标志中国第一次有了完成戏剧形式的作品，还推动了莎翁作品在中国舞台上长达20年的统治地位。1927年《威尼斯商人》以电影的形式在上海上映，并最终收入中国中学生课本，但是西方所关注的犹太人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意义不大，他们更关注儒家伦理、利益（钱财）与义气（忠于朋友）之间的冲突。
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自由援引莎翁的台词，左翼分子也很容易在莎翁的作品中找到有关阶级、腐败与社会不公的主题。
沙士比亚范文6
我从威尔士返回利物浦的里姆车站，随即就去威廉·布朗街的沃克艺术馆参观。布朗街两旁的建筑均为博物馆或图书馆，在英国可谓独一无二。沃克是19世纪的啤酒厂老板，做过利物浦市市长，他捐资建造的这座艺术馆，据称是英国除伦敦以外藏品最为丰硕的艺术馆。
沃克艺术馆的入口左侧是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坐像，这也说明了该馆藏品的国际性。果然，馆内既藏有伦勃朗、普桑、德加和拉斐尔等古典画家的作品，也藏有弗洛伊德、霍克内和乔治-吉尔伯特等当代画家的作品，其中乔治和吉尔伯特是两位艺术家，他们一直联合署名。这在科学家中司空见惯，但在艺术圈内恐怕十分罕见。
什么样的观众决定了什么样的艺术和艺术馆，这是我参观后获得的感想。瞧，这幅照片里，有几十位顾客正在大厅里喝咖啡，他们是刚参观完艺术馆的观众，每一桌的交谈都十分热烈，相互之间却并不影响。
从沃克艺术馆出来，我徒步走向港口。途经一条步行街，遇见许多游人和街头艺术家。其中有个爱尔兰中学生组成的乐队，三个男生打鼓，三个女生或敲击键盘或拉手风琴。虽然每个人都卖力表演，地上敞开的琴箱里只有几枚硬币。
利物浦的市区可谓小巧玲珑，仅用十几分钟，我便走到了水边的码头区。所谓码头，不过是些长方形的水域，周边坐落着商店、餐厅、咖啡馆或博物馆，只留一个缺口供船只出没，阿尔伯特码头因为有了泰特艺术馆而闻名遐迩。
多年以前，我曾参观过伦敦的泰特现代艺术馆，那是英国最大的现代艺术馆。相比之下，利物浦的泰特藏品少多了，但毕竟是伦敦以外唯一的泰特，利物浦人依然为此感到骄傲。我印象深刻的是安迪·沃霍尔的《》，虽说20多年前我便在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的书籍里看到过这件作品，但没想到每幅肖像都画得那么大，还有脸部和嘴唇的颜色很夸张，每一幅都很有特色。以的知名度和个性特征，画家算是选对人了。
同样，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也选对了人，我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馆见到过。除此以外，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人的特征如此鲜明了。
甲壳虫的纪念馆
甲壳虫屋相当于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又被翻译为披头士）的纪念馆，那里离开泰特只有100来米，却迅速把我从图像世界带入声音世界。甲壳虫乐队的出现和走红是流行音乐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拓展了以猫王普雷斯利为鼻祖的摇滚乐在青少年中的文化影响力。
甲壳虫乐队的四位成员列侬、麦卡特尼、哈里森和斯塔尔均来自利物浦，使得这座城市成为青年人喜爱的音乐之都。值得一提的是，乐队刚成立时（1956年），只有列侬和麦卡特尼两人，年纪分别只有16岁和14岁，却能填词作曲，而哈里森和斯塔尔分别是1年和6年以后作为吉他手和鼓手加入进来的。
1963年，甲壳虫乐队的第二首单曲《请使我高兴》走上成功之路。就像猫王一样，非常突然地抓住了青年人的热情，在行为和装束方面带动起新的潮流，同时，他们的音乐也以美感和纯朴赢得了那个年代处于自由开放氛围中的比较正统的老一辈，英国女王还授予他们每个人帝国勋章。
甲壳虫乐队在1971年宣告解散。1980年，列侬在纽约中央公园被一个崇拜者枪杀，而麦卡特尼的事业至今依然旺盛，甚至作为世界上赚钱最多的作曲家载入吉尼斯大全。
以上信息和材料，都可以在甲壳虫屋里看到，它处在半地下。而地上的纪念品店顾客盈门，最畅销的商品要数卡片、T恤衫和CD。
莎士比亚的生与死
从伯明翰发往斯特拉福德的火车几乎是莎士比亚的朝圣专列，40公里的路程仍走了一个小时，因为中间有很多小站，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外祖父母居住的小镇，这从月台上的指示牌就可以了解到。铁路两旁的草地和菜园显得有些凌乱，毕竟这是一座工业城市的郊区。
斯特拉福德属于沃里克郡，从地图上看，它与南面的牛津相距不远。可以想象，每位在牛津就读的学子都会抽出时间，到莎翁故居朝拜。到达目的地以后，我很快随着人流来到城区，此时天空下起了雨，行人纷纷打开雨伞。那些没有雨伞的，也脱下外套顶在头上。
我首先找到的是莎士比亚出生的房子，这是一座两层楼房。黑色的木头镶嵌在灰色的墙壁上，这也是镇上许多老房子的共同特点。莎翁的故居很大，是镇上的大户人家，他的父亲是镇议员，还担任过相当于镇长的职位，而他母亲家族的门第更高。有一点我难以理解，为何莎翁中学毕业后没再升学，而是在18岁就早早成婚。
上图是莎翁故居的全景，临街有三个三角形的天窗，当中那间便是莎士比亚出生的屋子。虽然雨下得不小，仍有几十位游客站在门前的街上。
仔细观察那个小门，会发现屋檐下的徽记，上面有一支笔，不知那是不是莎士比亚家族的族微。从时间上来判断，莎士比亚的大女儿和一对龙凤胎儿女均出生在这里。或许是因为独子的早夭（11岁），莎翁后来把自己宠爱的长女苏珊娜嫁给了镇上的一位名医。
莎士比亚被普遍认为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作家，就像牛顿在科学界的地位至高无上一样。虽然荷马和但丁那样的诗人，托尔斯泰和狄更斯那样的小说家，都超越了民族的界限，他们的声誉却无法同莎士比亚媲美。与身居高等学府的牛顿不同，莎士比亚一直只为一个小剧团写作，却“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