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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单列传范文1
【关键词】《史纪》；人物形象塑造；“互见法”
《史纪》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给人们展现了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它是一曲英雄的颂歌，更是一部英雄的传奇，《史纪》之所以流传千年而不衰，除却其史学价值之外，其浓郁的文学色彩更是带给读者心灵的慰藉，《史记》的文学价值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刻画人物的方法、叙事描写的艺术、悲剧气氛的渲染，抑或是抒彩、散文风格的体现，简洁、精练的语言技巧等方面，都为历代作家所推崇，沾溉后人，绝非一世。本文试从《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上谈谈粗浅的看法。
我认为，《史纪》人物形象塑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对比烘托手法，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
所谓对比，一是双方人物的对比；二是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如“鸿门宴”一节写了四组人物：主帅项羽与刘邦；谋士范增与张良；部将项庄与樊哙；内奸项伯与曹无伤等。作者善于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比、映衬来揭示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认识和感情。作者既通过惊险紧张的场面以表现人物性格，也通过平静细小的情节来展示人物形象。因此，所有出场的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鲜明具体，个性突出。项羽的骄矜直率，刘邦的机智权变，范增的远见偏激，张良的多谋恭谨，以及樊哙的粗犷刚勇等等，都视之可见，跃然纸上。至于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在鸿门宴中也明显可见。项羽开始听说刘邦“欲王关中”便“大怒”，最后刘邦逃走了，却一言不发；亚父范增开始劝说项羽攻打刘邦，“急击勿失”，最后骂项羽“竖子不足与谋”等都是鲜明的对比。
二、运用虚实相生的语言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
我认为，《史纪》对后世的贡献不仅仅停留在史学价值方面，其丰富的、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已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中的任意一部。用文学化的色彩去表现人物形象，这也是《史纪》区别于其它史书的亮点之一。《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话：“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一段话深深地体现出英雄末路的悲情，也让我们看到了外在刚毅而勇猛的项羽此时此刻之脆弱。而然项羽此段之自述是否真实，项羽兵败至司马迁时代相隔七十多年，而在《史纪》以前的其他作品中均未见此段出处，试想饮帐之内，项羽与虞姬抱头痛哭，那么此段叙述由谁来记录，又由谁来流传呢？所以我认为此段语言描写乃司马迁在写实的基础上加入了适当的想象和虚构，而此短话在全篇真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一语一处而全盘皆活。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豪气、霸气又侠骨柔情的英雄形象，虽败犹荣，三军为之动容，读者潸然泪下，《史纪》人物语言对其形象的塑造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度。再如《史纪》中类似的事例还有《刺客列传》中燕太子丹为荆轲送行时，荆轲悲壮的语言极富文学色彩，天地为之叹息，草木为之动情。“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读过《史纪》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生死离别，“易水桥上送君去，黄泉路上踏辉”，这是何等的悲壮，又是何等的苍凉，身负国仇家恨的荆轲担负着巨大的责任和使命西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再加上特定人物的特定语言，我们无不为之动容，而此短话或为流传或为艺术加工，同样缺乏史实加以印证，但达到了“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所以说《史纪》中虚实相生的语言对人物的塑造已跨越了时代，足以流芳百世，《史纪》中类似的语句很多，我不再一一列举。
三、采用“互见法”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
“互见法”即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因为《史纪》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件事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如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代雄主形象，而在《史纪・孝武本纪》中，司马迁只单单叙述了“武帝求仙”这一件事，如通过这一件事去全面评价汉武帝是有失公允的，我们要全面、细致、深入了解汉武帝，只能在《史纪・李将军列传》《史纪・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汲郑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去寻找。如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我们会发现汉武帝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卫青又一个奴隶擢升为大将军，霍去病17岁带兵打仗，这样的用人魄力也许只有武帝才有。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我们看到的武帝不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形象，原来武帝也重文治，也推崇文章，那么《沁园春・雪》中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语句也就不足为信了。《汲郑列传》中的汲黯更颇似唐代的魏征，而汉武帝虚怀若谷的气魄不也跟唐太宗很相似吗？
再如汉高祖刘邦，作为一代英主，他聪明机智，善听臣言，善于用将，有一统天下的辉煌业绩；但作为一个人，刘邦也有不少的缺点，他的流氓无赖，他的将兵无能，他的自私残忍就在《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张丞相列传》中附带几笔。再如在《田单列传》中的田单，在燕国灭齐如同摧枯拉朽的特殊情况下，被推上了保卫墨城的位置，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勇敢地同燕人展开了较量，一步步收复齐国的失地。但聊城之战却打得异常糟糕，损兵折将、久攻不下。如果把聊城之战也写入《田单列传》中就会给人“智者不智，勇者不勇”的印象，损伤田单的形象。而聊城之战又不能不写，故而司马迁九把聊城之战写入鲁仲连的传记中。
司马迁通过“互见法”，既留给我们真实的历史，又让我们看到了生动，鲜明而又完整的人物形象。
总而言之，《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名著，运用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一系列丰富饱满、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为后代作家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司马迁继承了他父亲司马谈对待古代文化的态度，博采众家，去其之短，取其之长，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其高超的创作技巧而名垂青史。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世纪新论[M].求实出版社，1981.
[2]司马迁.田单列传[A].韩兆琦，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08.
[3]司马迁.刺客列传[A].韩兆琦，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08.
[4]司马迁.太史公自序[A].韩兆琦，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08.
田单列传范文2
关键词：女性易装 社会性别制度 木兰 娄逞
封建礼教讲究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要求广大女性谨守传统女德，不能越礼。如《礼记・内则》中说：“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1]“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2]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女性有时不得不走出家门，进入属于男性的公共领域，这必然与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产生一定的冲突。为了化解由此带来的矛盾，这时就会出现女子易装现象，女性打扮如同男性，以男性的面目出现。
这样易装后的女性在社会性别上暂时取得了“他”的身份，暂时拥有了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活动的合法权利。如最早进入文学作品的易装女性木兰，她易装从军征战，展示了女性的勇武精神。其事迹见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与此相映的是，在南朝南齐时也出现了女子易装行为，如果说木兰其人其事有一定想象成分在内的话，娄逞则是一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女性。《南史》记载：“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知围棋，解文义，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事发，明帝驱令还东。逞始作妇人服而去，叹曰：‘如此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此人妖也。阴而欲为阳，事不果故泄，敬则、遥光、显达、慧景之应也。”[3]娄逞的所作所为表明了女性不输于男性的政治才华。
由木兰和娄逞事可知，这时女子要进入公共领域必须易装。可见，此时“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相当严格。在这里，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虽然“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规范形成于先秦时期，但是，那时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别分工并不如后世明显，因此，虽然政治等领域完全将女性拒之门外，但还是有一些社会活动允许女性参与。如女性从军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当时列国频繁征战，有时连女子也被编入军中，不能幸免，这是男性出于战略需要而对女性的奴役。《商君书・兵守》说：“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发梁撤屋，给徙徙之，不洽而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4]《史记・田单列传》中亦记载：“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5]这时女子并无易装和换回女装的问题。但是，这却成为后世文学中女子易装从军的肇端。
至秦汉之际，女性依旧允许进入军队，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与刘邦交战时，“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6]女子被甲，当与男丁无异，且平时应训练有素，方能迷惑楚军。但汉代以后，随着封建礼教的严苛和社会性别分工的严格，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女子从军被认为不祥，影响士气。《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李陵与匈奴作战不胜，“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后来“陵搜得，皆剑斩之。”[7]结果再战，大胜。但在特殊情况下，女子依然会出现在军队中，《三国志・武帝纪》载，吕布与曹操交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裴注引《魏书》曰：“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8]
此后，女子从军甚为少见。对此，吕思勉先生说：“后世女子罕从征战，偶有其事，人遂诧为异闻；若返之于古，则初无足异也。”[9]所以，后世再没有出现女性大量从军的事情，社会性别分工的严格使女性完全失去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女性必须改装为“他”才能具有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因此，南北朝时的木兰和娄逞不得不靠易装来取得男性身份。《木兰诗》的结尾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10]表面上是在为女性的才华张目，但是“辨雄雌”的标准是“雄”，女性是靠掩盖自身的生理性别换来行动上的自由。
女性依靠易装进入公共领域并不符合封建礼教的常态，女性易装行为在客观上打破了社会性别分工制度，是向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社会性别规范发出了挑战。因此，男权意识需要对其重新进行加工和改造，以期能使这种行为纳入传统道德的合理表述中。所以，在男权意识的观照下，木兰和娄逞一个受到赞扬，一个受到贬斥，她们的形象在后世的易装故事书写中变得意味深长。尤其是木兰形象，在后世的改造中已经远离了最初的文本意义。
在探究其中原因时，她们易装的目的不能不引起关注，木兰和娄逞都是主动要求易装，但是木兰易装的原因是可汗征兵时，父亲年老，且“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征战归来后的木兰尽管战功显赫，却依然愿意着其旧时裳。相比之下，以男权意识衡量，娄逞的易装动机就显得十分可疑，是无故而诈为男子。娄逞不甘自身才华被埋没的易装要求，实际上包含了朦胧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女性自我意识危害到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稳定，危害到了男权的利益，所以，她就被视为“人妖”，遭到了男权意识的责难。
因此，在对女性易装故事貌似客观的叙述中，包含着男权意识对其的改造，包含着在违背传统道德的故事中极力以传统道德要求的矛盾。男权意识对待木兰和娄逞的态度基本上成为后世易装女性的两极待遇。
自木兰和娄逞后，唐代成为女性易装较活跃的朝代，尤其是在唐前期，女性易装几乎成为一种社会风气[11]，这时小说中也出现了女性易装的故事。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其在后世影响极大。至五代，王蜀出现黄崇嘏易装事，后与娄逞同被收入《太平广记》卷三六七“妖怪九”之“人妖”中，而在民间传说中几乎家喻户晓的祝英台事，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宋代张津的《四明图经》。此后，宋金元时期很少再见女性易装事迹，这与理学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文学作品中演绎的多是前代易装女性的故事。女性易装事迹重新出现是在明初，与前代不同的是，这时女性易装的目的已经是为保持贞节，沾染了明代特有的社会文化氛围。
不管女性出于何种原因而易装，这种行为都属于非常态的做法。因此，历史上关于女性易装故事的记载并不多，由于女性易装是对传统女性性别角色的反叛，男性文人大多也不会主动创作与虚构这类人物形象。他们对理想女性的表达自有其常规方式，这只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所以，至明代，进入小说作家视野的易装女性很少，多部笔记小说中反复记载的都是同一个易装女性的故事。但是从作品数量不少而易装女性很少的矛盾中，也可以窥见明代真实的两性文化原貌。
而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易装成了女性成就美好姻缘的手段，具有绝世才华的女性，同时也具有“三从四德”的传统女德，甘心伏于男性之下。即使对女性才华持颂扬态度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女扮男装的才女颜氏安排的结局依旧是换回女装，闭门雌伏。
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对女性易装现象的记述，可以看出，扮成男装的女性具有不亚于男性的才华，这无疑对“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性别制度构成了严峻挑战，但是经过改造，这些女性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换回女装，相夫教子。而对于不愿换回女装的女性，则给予严厉的批判，称之为“妖”。
女扮男装实际上表明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不合理，但是在男权意识占主导的封建社会中，是绝不允许女性萌发自我意识的。对女性易装的评价标准是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的，并以此对她们做出符合男性利益的评价。封建礼教要求女性遵守女性性别规范，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活动，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又不断出现女性易装，走进公共领域的现象。男性作家在记载这些现象时，不得不对“她们”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男性对理想女性的一种另类表达途径，这是礼教的矛盾和尴尬。
参考文献
[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卷，第518页。
[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卷，第531页。
[3]（唐）李延寿撰《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卷，第243页。
[4]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1页。
[5]（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卷，第2455页。
[6]（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卷，第326页。
[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4卷，第2453页。
[8]（晋）陈寿撰、裴松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卷，第12页。
[9]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03-304.
[10]（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卷，第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