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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团百年范文1
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是北京近代较早引进西方教育的学校,贝满是女校,育英是男校,是有百年历史的名校。成立于1995年的合唱团以20世纪50年代毕业的校友为主,这些两鬓苍苍的教授、工程师、医生等各行业的专家们传承了两校对音乐的热爱,组成合唱团的十几年中,成就了不凡水平,除到过香港、澳门演出外,还远至欧美演出,颇得好评。
我办完了签证手续后,不巧忽然重重地摔了一跤,造成了脚踝骨折。虽然踝关节肿得很大,但是我到台湾的念头没有动摇,还是脚缠绷带,手拄拐杖出发了。到了机场,我看到合唱团中也有不少持杖的长者,他们有的是因为心脏病引起的双腿浮肿,有的是因为多年的骨关节疾病而不良于行,他们的病情比我严重,还有演出任务。但是所有人都是神采奕奕,精神头十足,我的心态也轻松了不少。
一路上,我与合唱团的老团员聊天,才知道这次台湾之行得知不易。原来合唱团领导成员随着年龄增长,健康情况屡屡出现险情。在团员们的积极建议下,在建团15周年之际,合唱团决定以去台湾交流的大活动,为合唱团画一个圆满句号。办理文化交流入台手续十分艰难。在两个母校和国台办、北京市台办的支持下终于成行。
合唱团于2009年11月22日在台北市中山堂音乐厅举办了“响彻云霄”音乐会。上半场由该团演唱14首中外名曲;并特邀国内著名歌唱家刘珊、金永哲担任独唱、领唱。下半场该团和台北市立国乐团及其附属合唱团联合演唱《黄河大合唱》。音乐厅内座无虚席,观众情绪十分热烈,掌声雷动,许多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合唱团的歌手们分别身着艳丽的旗袍、白色的西服,文雅端庄、风度翩翩。他们身材修长、形体挺拔,除满头白发外,没有一点苍老之感。
我不懂声乐,但我是爱好者。也曾无数次欣赏过许多歌唱家的表演。合唱团的无伴奏合唱《叫我如何不想他》颇能打动人们的心弦,四个声部如此和谐,哪里是一群长者在放歌,分明是一群少男少女在思念他们青春中最美妙的时刻。
由歌唱家温玉泽担任领唱、赵莱青教授指挥、黄佩莹教授伴奏的歌曲《夕阳红》,更是打动人们的心弦。我喜欢这首歌,每每听到它心中都充满了感动。但是这首歌曲,由一群老专家、学者演唱,其意味就更深了一层。所有长者的经历紧扣歌词,句句词词是他们一生的写照。他们的夕阳是经过了一生的奋斗,才如此火红。一杯陈年老酒,才如此醇香。这首歌由他们演唱再合适不过。
这个团在演出中还特邀了两位专业歌唱家,有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金永泽和女中音歌唱家刘珊。两位歌唱家的精彩演出,得到长者的喜爱,我想,老年人在享受艺术时,年轻歌唱家们不是同样的也享受着快乐吗?
当晚,由台湾知名人士在圆山饭店宴请全体团员。这些卓有成就的社会活动家与贝满中学、育英中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宴席中,听他们一一道来对故乡的思念、对育英、贝满的情怀。这次短短的台湾之行是一次“快乐的聚会”,我发现两岸人民之间没有隔阂,是割不断的手足情深、血浓于水。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千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而这正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
此次台湾行,我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我感动着、羡慕着、快乐着。合唱团的团员也受到这次台湾行的鼓励,他们决心把合唱团继续办下去。我猛想起两句顺口溜总结这次台湾之行:“歌声浓情驱白发,今朝恰似少年游”。
建团百年范文2
李亚州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十年坚守 恒化力量》
还记得十年前的那个时候，园长妈妈走进幼儿园，面对领导的关爱，小朋友忐忑胆怯；老师们欲迎还羞的退缩；再看看家徒四壁的园舍，此情此景，让她诧异而难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几欲哽咽的说：我要让这里的孩子、老师保持纯正，充满阳光，要让这里的每一个生命绽放异彩。
接下来：她开始着手组建团队，发放问卷和认真分析现状；制定五年规划，短期目标；完善制度，改变评价机制；建立规范，寻找适合的管理之道；以身作则，塑造温暖团队……她迈着坚实的脚步，一步步拉着团队往前走，这一走就是10年。
10年，这里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变成了孩子的童年院子，变成了老师们温暖的庭院。每天早上，孩子们争先恐后的涌向幼儿园，老师们轻盈的脚步，幸福的笑脸，都是一幅幅感人的画卷。
10年，当南京对口支援来到这里，孩子们热情的拉着客人老师的手，骄傲的展示自己的作品；老师们自信的介绍和展示自己的环创设计和理念，十年前的忐忑和退缩荡然无存，阳光和自信在他们身上尽情绽放。
10年，她却错过了很多，错过了和家人的卿卿我我，错过了陪伴女儿成长的最佳时期，错过和朋友聊天享受美好时光，但是，她没有错过孩子们天真的笑颜，她没有错过老师们的厚望，没有错过让幼儿园的一花一草，一事一物都绽放异样的光芒。
10年的坚守，十年的付出，让一个落后的幼儿园慢慢的走出消沉，走向自信，不断地崛起和发展。她总是告诉我们，只要够努力，总会结出灿烂的花来。是的，她做到了，从不见经传到口口相传，这其中又经历了多少痛苦和挣扎！
三年前，幼儿园办公室收到一封特别的来信，信中说到：
亲爱的幼儿园，
请把妈妈还给我！
我和其他孩子一样，
需要妈妈的陪伴，
需要妈妈的监督，
需要妈妈的爱！
这个暑假，
是我初升高的转折点，
我惶恐我担忧我害怕，
我需要妈妈陪伴。
然而，
自从妈妈有了幼儿园，
她早出晚归，
周末你们也不放过她！
你们都叫她园长妈妈，
不要，她是我的妈妈！
我要吃妈妈给我做的饭，
而不是我做给妈妈吃！
请把妈妈还给我。
……
信件很长，题目是《我需要妈妈》。所有看过的老师无不潸然泪下：这是一个来自女儿心灵的呼唤，十年来幼儿园就是她的全部，却忘记了女儿的成长少了自己的陪伴。
然而，她知道，女儿离不开她，幼儿园更离不开她。10年前，别的园所已经走在示范的前列，我园却危机重重濒临撤散，她得用比别人更多的智慧和努力才能改变幼儿园，才能让一个落后的园所慢慢走出阴霾走向自信，不断崛起！
或许这只是芸芸众生中一个平凡普通的故事，但这故事中却蕴含着坚守持之以恒的力量！微不足道的沙砾要经历痛苦过才能变成价值连城的珍珠，靠的是坚守持之以恒的力量；展翅飞翔的雄鹰要经过多次的尝试才能在空中自由翱翔，靠的是坚守持之以恒的力量；盛气凌人的梅花要经过寒风的茉莉才能凌寒独自开，靠的也是坚守持之以恒的力量。
建团百年范文3
人物=P
景雪变=J
P：蒲剧兴于山西运城，作为蒲剧名家，以及山西省运城市艺术学校副校长、运城市蒲剧青年实验团团长，你认为地方戏在传承上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J：人才。这两年学校在戏剧招生上特别不好，因为出路和待遇目前来讲都不是很好。现在我们好多院团这些孩子们，都是一两千块钱（工资），我们一级演员、二级演员，都是副高、正高，才拿到两三千。毕业以后，你不可能到哪个团一直是临时工吧？他要就业，但三险和工资待遇全都是团里来养活他，财政上没有工资（支持）。
所以就直接影响到我们招生和传承。学校招不下学生，你怎么去培养人才？那你怎么去传承？
P：地方戏以方言为主，是否也算其向外推广的一个障碍？
J：你说得没错。过去那些老艺人文化比较浅一点，所以在理解字韵、声母、韵母方面都不太准确。现在我们培养人才，首先是要有文化，要规范，必须字正腔圆。
方言大部分就是字韵不好。我现在要求他们一定是大众化，不是说普通话，但是在方言的基础上把字咬得准确。一、二、三、四，清清楚楚，就像讲故事一样，你讲得好，讲得清楚，人家就喜欢听。你说你口白不清楚，吐字音混，大家都不喜欢听了。唱戏、演出也就是讲故事。
P：当代大众审美，更倾向于影视剧或者是现当代音乐，地方戏乃至戏剧已经被边缘化了，你认同么？
J：对啊，是对我们有影响，对戏剧这一块，影响比较大。
但过去大家都认为看戏的人少了、年龄越来越大了，我感觉不是的。因为《山村母亲》（蒲剧剧目）最小的观众是5岁，可谓铁杆戏迷，青年观众也好多。我们现在不光是培养戏曲人才，同时我们还要培养观众。
抓剧目创作是根本，但要考虑它的受众性，要让现在这代人和下一代人，年轻观众和老年观众都喜欢。这是非常关键。再就是题材很重要。你题材好了，那几岁的娃娃，他也喜欢，他只要能看得懂，就起到娱人化人的作用。
P：你演的好多剧目，都融合了一些其他的剧种的特色，比如说《柜中缘》融合了秦腔还有蒲剧两大剧种特色。在剧目的创新和传统保留上，该如何平衡？
J：我感觉传统的东西（当然是经典的）是要做到保留好、传承好。有人感觉不改就是无能，显得不创新，不是，我说有的传统的东西，很是优秀，为什么给人家都删掉、改掉？一定是先继承，再根据时代的进步和老百姓、市场的需求，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它们的正能量。必须是比人家传统的东西有所超越，你才能做。
我感觉还是要专家们集中在一起，认真论证达到共识之后，再考虑修改。只能在完整上面锦上添花，合情合理地给它添一些创新的东西。你像有些剧目，都演了四五十年、几百年的历史传下来的，现在动不动就要改人家。经典带有永恒的魅力，我们要敬重、要慎重。
P：你认为戏剧发展最理想状态是怎样的？
J：最理想的，首先是激活人才工程。期盼戏剧舞台英雄辈出，是我们的梦想。人才上去了，我们发展呀、创新呀，都有了希望。人才太重要了。我们建团一开始，就确立“带新人、走正路、出精品、兴戏剧”的办团理念，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P：在2016年，你一直想做但没做成的事情是什么？
J：我一直想做的就是，给我们蒲剧排一出经典剧目，塑造一个完全的青春版，让孩子们走出去，让剧目能赢取更好的市场效益，让孩子们成长得快一点。但现在排一出戏我们好困难，我现在拿不出足够的钱来给孩子们排戏。我希望国家扶植发展戏剧的好政策，在基层落到实处。
P：2016年，你最常对别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J：我说，戏剧是一项需要坚守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事业。这句话，我经常鼓励大家，更是激励自己迎难而上。我现在就是用心地在做我想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特别是人才工程这一方面，我感觉我好苦好苦（这些年，我们共培养了41朵全国小梅花奖演员）。但是为了孩子，我必须面对困难，应对挑战。我现在的待遇、工资那么高，大家都劝我说你干吗要这样苦自己。我说，我丢不下这些孩子，放不下这个舞台，我要为孩子们的发展去多挣钱。
P：在2016年，你一次性花掉的最大一笔钱是什么，花在什么地方？
J：那就是花一万多做了一身好衣服，旗袍，到美国去。我们《山村母亲》的电影到美国去参加第13届世界民族电影节，拿到了最佳女演员。
P：2016年，你最关心的一项公共政策是？
J：惠民演出。我就希望惠民演出多给我们安排一些，太少了。
P：在2016年，当你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如何宣泄？
J：哭呀，就在舞台上一边唱，一边演，一边哭呀，就是那样，哭着把戏唱完。
P：如果在2017年，每天有25个小时，多出来一个小时你会做什么？
J：多出来一个小时我都会安排我下一步的工作，除非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可能就不工作了。一醒来，闭着眼睛可能就安排我明天、后天，整个下一周的整个一些工作。
P：如果你是记者想问自己什么问题？
J：你的人才培养得怎么样？你的建设当中你还有什么困难？你要为老百姓一年要演多少场戏？是吧，那么就是说你经常在讲抓革命、促生产，你的革命是怎么讲？你的促生产是怎么讲？那我就这样回答，我促生产就是我们加工排戏、排练，抓创作，出精品。那么抓革命呢，就是为老百姓演出，演多少场戏，还有特别看重老百姓是如何评判的。
P：2016年你想明白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J：2016年我想明白就是说，人呀，都是要老的，是吧。那么对孩子们，我们戏剧这个接班人，就是对我的弟子吧，对他们要求不要都总是像要求我自己一样那么要求，这样有点太苛刻了。当然他们要展翅，要比我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我相信一定会的。
建团百年范文4
2017年6月28日晚，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放映厅举办动画电影《大护法》的点映活动，观众席坐满，大部分都是动画专业的师生。
影片开场，平缓起伏的重重山峦勾勒出一幅水墨山水的场景。映后一位学生说：“这让我想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当年的水墨动画经典《山水情》。”
“虽然不是刻意致敬，但让观众产生这种联想既有偶然也是必然。”《大护法》导演不思凡对《t望东方周刊》说，“我们受到过去经典国产动画以及各种中国元素的熏陶影响，在创作中，文化传承便自然存在着了。”
2017年7月，除了《大护法》外，还有《阿唐奇遇》《豆福传》等国产动画电影走向院线。进入2010年后，本土动画电影的数量明显上升，粗略估算，国内市场每年有30～50部国产动画电影上映。
在中国动画电影整体体量已具规模的当下，像《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熊出没・奇幻空间》这样票房过亿元的动画电影仍是凤毛麟角。
观众对于本土动画电影的诉求，为中国动画人提出了重要课题：如何乘“国风”而，形成有民族特点和文化自信的审美追求？进而言之，国产动画将为新一代中国观众留下怎样的审美印记？
观众只看最高点和不同点
2016年下半年，《大鱼海棠》导演梁旋、张春前往美国洛杉矶造访迪士尼动画公司，回国后撰文写道：“我们认为，中国在技术上与迪士尼至少有二三十年的差距，在制作预算相差十倍甚至几十倍的情况下，在未来10年内不太可能从技术层面超越迪士尼。”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动画作品要与欧美、日本成熟工业体系下的产品进行竞争。然而，国产动画电影目前仍普遍走在亦步亦趋的模仿之路上。
比如，2016年年末上映的《摇滚藏獒》，邀请了美国知名团队制作，在叙事上按照好莱坞标准进行创作，但却被吐槽为“二流好莱坞式动画电影”，最终仅收获3900万元票房。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前厂长、上海鹰狮影业创始人钱建平曾对媒体回忆，2012年之后，中国动画一度开始“好莱坞式地组建团队、募集资金”，有三分之一的公司打着或打过“要做中国的迪士尼”的口号。
但不思凡发现，同行们认为技术上已经非常“牛”的作品，在观众看来仍和迪士尼、梦工厂作品差了一截。
“观众只看最高点和不同点。”不思凡说，“我们能不能做到最高点？如果现在不能，那就做不同点。中国文化有非常复杂庞大的基因，挖掘自己的文化，最起码可以做到不同。”
追光动画创始人、动画电影《小门神》导演王微对《t望东方周刊》说，新一批的动画创作者是不甘于“拾人牙慧”的：“他们普遍具有实现自我文化表达的野心，这是未来中国动画树立民族风格的希望。”
2015年暑期，《大圣归来》以9.6亿元票房成绩，冲破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纪录。2016年暑期，《大鱼海棠》成为又一部占据话题榜的国产动画电影，累计票房近5.7亿元。
两部作品的共同特质是在“中国风”的基础上建立各自的美学风格，而这种思路，也延续到了后续国产动画的创作当中。
在《大护法》创作之初，主创团队有意识地让动画语言向水墨写意靠拢，并且让人物形象设计的线条尽量简单。
生长于江南的不思凡对于传统水墨有天然的亲切感：“其实烟雨笼罩的江南山水景色，正是水墨画能再现的东西，我对此熟悉，放入创作中我觉得是再合适不过的。”
文化乡愁的召唤
在从事动画电影行业前，王微是土豆网创始人。他回忆，那时国产动漫很少，视频网站上，中国网友对日本动漫的点击量远高于欧美动漫：“中国观众天生对东方形象和接近自己文化背景的故事比较感兴趣。”
“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的境遇，其中国观众有某种自卑感，在当下又积蓄成一种文化自尊，希望中国文化作品能走向世界前潮，需要一些作品来对动画行业树立信心。”不思凡说。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教授高薇华对《t望东方周刊》说：“从宏观角度而言，这是一种文化呼唤。”
高薇华正带领以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专业师生为核心的创作团队“中传合道”，开发动画电影《姜子牙》。据悉，该项目已于2016年正式立项，并获得光线传媒彩条屋影业的投资。
在创作采风期间，高薇华意识到，包括自己在内的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某种既亲近又陌生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源自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导致的文化断层，大部分年轻人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城市文明的环境中长大，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更多来源于书本中的文字和图片。
高薇华认为，文化基因仍然根植于新一代创作者和观众的心中。在经历断层后，中国人的内心积聚着一种“文化乡愁”，而随着社会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社会开始向本民族文化传统寻找自信和精神归依，“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2017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一场名为“动画电影中的东方文化”的论坛上，日本动画导演神山健治回顾了日本动画电影的发展，他提到，日本动画电影也曾经历过“回归本民族传统”的历程。
“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对外国存在某种崇拜和憧憬，同时把憧憬转换成了想象，而想象又转化成动画。”神山健治说，那时日本出现了大量以外国人面孔为主角的动画片（比如《花仙子》主角是金发碧眼的形象），“到了90年代，日本人觉得外国故事已经不新鲜，更关注本土故事，出现了大量高中生题材的动漫。”
王微认为，回顾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代表作，可以发现日本动画背后的文化心理转变：“他早期的成名作《风之谷》《天空之城》都有欧洲背景，后来才有勾连传统的《龙猫》《幽灵公主》《千与千寻》出现，而真正让全世界记住的，也正是这些本土特色鲜明的作品。”
不是“元素”拼凑，而是融入“基因”
2016年暑期，获得5.7亿元票房的《大鱼海棠》曾占据话题榜首，这部作品一上映，便出现了口碑的两极分化。
舆论对于《大鱼海棠》的好评首先在于，这部作品画面精致，创造了《庄子》中的“鲲”、《山海经》中的火神祝融和木神句芒等动画形象，还原了福建土楼场景；基于中国上古神话传说，构建了一个完整新鲜的想象世界，在本土动画民族风格的探索上作出了可圈可点的创新尝试。
《大鱼海棠》女主角的家族，生活在以福建土楼为原型的建筑中。梁旋说：“要尽可能找到中国最神秘的建筑，来让人接近古中国的状态。”
高薇华认为，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多民族文化本就多元包容，为以想象力为核心的动画电影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和丰富的素材。
而舆论对《大鱼海棠》的诟病，除了指向它有效仿宫崎骏作品画风之嫌，更在于精美的画面无法掩盖其故事的单薄。有网友说“这个所谓唯美的爱情故事，仍然是常见的‘玛丽苏’套路”。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讲师陆嘉宁认为，《大鱼海棠》最大的遗憾，是故事中丰富的元素并没有被充分激活和有机统合起来，大部分元素在简单展示之后就失去了在剧作中的功能，所谓的中国文化元素也流于浅表。
其实，《大鱼海棠》《大圣归来》《小门神》等都取材于传统中国故事，但又都在故事表述上出现了问题。有关《大鱼海棠》的争议最为激烈，也较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尖锐问题――在本土化风格探索之路上，中国动画电影在形式风格和内容表述之间仍未找到平衡点。
王微回忆，制作《小门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太想做出“真正中国风”的东西，他和创作团队瞻前顾后，甚至因过于专注画面风格而忽略了故事：“这是舍本求末了。”
有评论者认为，中国创作者还没有熟练掌握有效的叙事结构。但是，前有《花木兰》《功夫熊猫》，后有《摇滚藏獒》，这类已经按照好莱坞叙事标准创作的故事，为何仍让中国观众觉得“差点味道”？
“讲中国故事不是一些浮光掠影的拼凑，或只是视觉风格上的追求，而要与中国文化有精神往来，内化成一种精神情感力量，传递给观众。”高薇华说。
除了在动画语言上充分汲取传统文化，创作者更需用故事传递出哲学和精神内涵的“基因”。
高薇华以“姜太公钓鱼”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说为例：“这个故事蕴含了中国哲学内涵，即中国人所向往的动静自如的精神境界。”高薇华希望，动画电影《姜子牙》能尝试表达出这些内涵。
触动中国人的关键词
高薇华认为，中国动画在画面美学上要呼应传统，把握“空灵的、意境化的审美意趣”，同时“融入一些新的设计理念和现代的审美”，但最终所有文化元素的取舍，终归要服务于能达到情感共鸣的故事和人物。
王微的第二部作品《阿唐奇遇》于2017年7月21日上映，将中国茶道摆件“茶宠”拟人化来讲述一个故事。吸取前车之鉴，王微和团队这次将主要精力放到了故事和人物塑造上来。
王微和团队首先探讨的是：“那些长久流传的传统故事到底为什么打动了我们？它们各自的关键词是什么？”
“比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白蛇传等故事，都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和女性的关系问题，女性如何进行反抗，如何争取情感的独立。”王微说，“我们在回望这些传统题材时，想找到它们和大众情感的关联点，这也是我们现在讲故事的目标。”
从这个维度纵观成功的国产动画电影，无论是上世纪早期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宝莲灯》、近来的《大圣归来》，其主角的塑造之所以成功触动了观众，是因为他们身上都具有不受拘束、追求自由、敢于反抗的叛逆精神。
其实，以全球化鞑ノ目标的美国动画电影，也始终在熟练表达“美国梦”和个人主义精神，反映本土议题。比如《疯狂动物城》便探讨“美国式的政治正确”“种族和性别歧视”等问题。
电影产业与中国故事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聂伟认为，年轻观众处于多元文化交融的环境里，“吃着混杂文化的精神粮食长大”，他们对动画电影的审美趣味，已受到世界各国动画作品的共同影响。
因此，要创造当代观众所关心的故事，眼光也不能仅局限于传统文化元素和文化基因，钱建平认为，关键在于“讲的人物关系、人物情感，一定跟当下的人碰到的事情有关”。
王微举例说，中国家庭中总能见到孩子背着大书包，这在美国并没有，围绕这种独特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问题展开的事件，恰恰就是创作者应该关注的身边故事：“故事是不是身边的，能不能先打动创作团队自己，这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事情。”
“中国动画其实也可以讲当代故事，把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展现出来。”神山健治说，“目前日本动画主流就是在讲日本高中生的故事，其实也不是传统故事，但是人物和生活场景都是很‘日本’的。这些作品到海外的时候，就成为了外国人了解日本和日本年轻人的窗口。”
在《小门神》的海外发行过程中，为让海外观众理解影片内容，很多台词不得不作出修改。王微坦言，如果《阿唐奇遇》未来走向国际市场，其中一个打碎关公像的镜头，中国观众能理解其中的文化意义，国外观众就不能理解。
建团百年范文5
欧洲在11世纪随着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振兴，东方文化随着贸易的发达，从西班牙传入西欧。沟通了东西方文化，把东方较发达的文化传播到了西方。在11世纪，阿拉伯人的数学、天文学都达到了东方高水平，并且保存了古代的希腊文化，如自然科学、医学、哲学，这极大地扩大了西欧人的视野。在这种条件下，中世纪大学十分活跃。
最早的中世纪大学，产生于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有矿泉水可供治病。这里有一所著名的医学学校――萨勒诺大学。意大利北部诸城市由于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掀起了研习罗马法的热潮。波伦那大学吸引了各国青年前来求学，这个大学的特点是由世界各地的来这里学习法律的学生自行组织起来的，他们自聘教师一起组成了波伦那大学。南方诸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纷纷效仿。12世纪的法国文化气氛活跃，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应运而生。英国牛津大学1168年从巴黎大学分出，剑桥大学1209年从牛津分出，成为独立大学。欧洲大学当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学生大学”，由学生管理学校，在以学生为主体的大学里，学生选举校长，并参与管理，包括聘请教授和安排课程；另一种是“先生大学”，一切由教师来主持管理学校。后来，欧洲南北方纷纷以它们为模式。和中世纪社会等级森严的特征相悖，中世纪大学组建团体和协会，目的在于保障团体每个成员和团体本身的利益。因此，每个成员之间权利平等。正是这种民主化、国际化的特点，为当时各个领域的学者提供了活动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它造就了一大批科学家、哲学家、改革家，培养了新的一代学者，如哥白尼、牛顿、伽利略、培根等。他们繁荣了科学、学术，为人类做出了贡献，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
中世纪大学的学生更多的来自市民或农民家庭而不是贵族家庭。许多学者闻名遐迩但却无人知道其出身门第，这与大学的民主、自由气氛不无关联。大学还可以自由举校迁徙。这种民主性和平等性在以后的几百年中一直保持，并形成了一种传统，对现代大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中国大学也建立行业协会和学术组织，有利于学术研究。但在官本位体制下考察任命权还是由上级决定，因此，造成了大学的各级官员不得不只惟上不惟下，更由于大学的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再加上大学还得经常应付各级行政部门主导的评比考核，在这种体制下的大学领导和大学教授，就像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小媳妇，不在政府婆婆面前做个柔顺的婢女又能如何？他们哪想奢望保持什么学术独立性？怎么会谈到造就出大批世界名人？而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大学是一个探索未知，追求真理、自由开放的地方，学术不需要依附于政府或其它社会势力，学术研究应当受到尊重，教授们应当有说真话的权利和勇气，唯有此，这个社会才能不断革除旧弊，不断创新发展。如果大学校长和大学教授们都丧失了说真话的权利和勇气，一切都照官员的意志行事，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就隐含着极大的危机了。我国大学内部管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很小，像设计什么样的学位，教什么样的课程，招多少学生等等事项，都不能由大学自主决定。不重视考虑学生的评价，教师的权利。受行政垄断的牵连，大学“近亲繁殖”、大学的家族化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名牌大学招生也以本地户口为主。某种程度上已从全方位形成垄断。严重危害了人才的培养，非常不利于学生、教师的互补和合理流动，也严重危害了学术自由。必须改变这种现状，应打破“垄断”、封闭，提倡学术自由，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使大学学术交流经常化、广泛化、国际化，教育和国际接轨。中世纪大学国际化，是超越国家、地区和种族的团体，不受地区与种族的局限，吸收不同地区、国家和种族的学者，对智识进行探讨和传播，使学术超越了地区和种族的利益。中国现代大学要增加国际交流，请进来走出去，互相欣赏，学术规范，做到学术成就有效比较，拓宽眼界。杜绝孤芳自赏，固步自封、自订标准的现象。培养的学生要被世界所接受，人才被世界所承认，接纳。做到培养的学生是通用人才，也解决了国内就业难的问题。
中世纪大学具有私立性质。私立学校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支有生力量，为人类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例如牛津、剑桥、耶鲁、早稻田等无一不是世界大学的翘楚。他们的科研、教学、服务质量都是一流的。中国虽然有13亿人口，但私立大学很弱小，数量、质量不可和上述大学同日而语。因此，私立高校的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教育部门应该为私立学校提供良好的教学、管理、办学环境，通过各种途径支持私立大学的发展。
总之，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国际化、独立化、民主化、建立行业协会和学术组织，破除“家长式”垄断，学术的自由以及大批大师级学者的产生为今天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大学走向世界，教育和国际接轨，培养通用人才。
参考文献：
戴本博：《外国教育史》（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建团百年范文6
经过九年的奋斗，厦门爱乐乐团目前已拥有从全国招聘的近80位专业演奏员和10来位行政管理人员，每天坚持排练五小时，每周推出“周末交响音乐会”，已积累了170多套不同的音乐会节目，演出了近700场。在厦门、鼓浪屿这块交响乐的处女地上，崭新的管理机制激励着这批厦门的“新移民”，我们不仅传播中外经典音乐，也传播了音乐会礼仪和文明生活方式，我们播下的种子正在茁壮发芽。我们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和一些从来没有听过交响乐的边远地区，在全国的10省37个市进行了巡回演出。 2002年，乐团成功地担当了第四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大赛的全部协奏任务，得到了国际评委的高度评价，也获得了厦门市政府的“突出贡献奖”。由乐团策划、推动，刘作曲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在第十六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一炮打响，随后获得了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唯一的金奖。2002年，乐团应中国文联之邀，作为唯一被选调的地方团体进京演出了一套福建题材的交响音乐会，亦获好评。我还带着包括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在内的优秀中国交响乐作品访问了日本、香港、台湾，我们表现中国民族客家人奋斗精神的交响乐作品，传递了海峡两岸同宗同族的强烈乡情；今年还在欧洲举行了定名为《土楼西行》的巡回演出，在法、德、奥、意，包含柏林爱乐大厅在内的8个音乐厅里举行了极为成功的中国交响乐音乐会，获得了当地听众空前的热烈赞扬，音乐会欲罢不能，谢幕返场时间长达11分钟！一位德国听众致函法兰克福总领事馆：“感谢你们给我们机会了解贵国的传统音乐与现代作品。年轻的厦门爱乐乐团的惊人成绩与她的指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郑教授能够调动全场气氛，使全场观众（包含市长和大区主席）都起立长时间鼓掌致谢！总之，这是一场高水平的，使我们着迷的艺术享受”。一位研究艺术史的我国留学生也说：“我曾多次邀请我的教授和朋友们来柏林爱乐大厅欣赏来自中国的交响音乐会，而这次才让我感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我想，“攻克柏林”的正是中国音乐的魅力。
九年来，前来乐团合作过的国内外老中青音乐家共有270多位，其中包括指挥家韩中杰、黄飞立、董麟、朱晖、陈澄雄、黄晓同、王钧时、张国勇、邵恩、吕嘉、叶咏诗、俞峰、林涛、付人长等，演奏家俞丽拿、殷承宗、闵惠芬、格拉夫、李传韵、吕思清、黄滨、秦立巍、陈萨、章红艳、陈毓襄、宋思衡，歌唱家迪里拜尔、梁宁等，在合作过程中，音乐家们非常赞赏这个年轻乐团的高效率、高质量和难得的敬业精神，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健康向上的乐团，更有甚至赞誉我们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希望，这当然是他们对我们的厚爱和过誉！
乐团建设的高效率来自于厦门爱乐乐团从建团开始就确立了崭新的生存理念和管理机制，来自于我能够参照国际国内的经验，按艺术规律来建设一个交响乐团了。我过去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的经验，在厦门也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我曾向厦门市领导要求选派一位乐团的行政领导，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厦门没有搞过交响乐团，因此没有现成的合适人选，这个乐团就交给你了，你就放手干吧！极大的信任，也给了我极大的压力，我只能硬着头皮，迎难而上了！而作为一位中国指挥家，我更有一种“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的使命感，为祖国音乐事业奋斗的理想和信心在支撑着我，我毅然答应了厦门的邀请，我参考国际乐团的运作方式，结合中国社会特点，终于能自主地按照艺术规律建设起了这样一支全新体制的职业交响乐团。
这里我简单谈一点这些年被逼上梁山所做的一些尝试和体会：
以辛勤的耕耘换得社会的信任和认知
创建和维持一个交响乐团，资金的来源问题当然是首位的。交响乐团由于规模大、艺术性强、受众有限、乐器和人员的成本高昂，是不可能靠市场自给自足的。作为一个大型文化团体，其经费主要得靠政府拨款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捐赠，这是世界交响乐团几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的，然而，当这个城市还没有明白建立一个交响乐团的必要性时，要顺利地获得支持是十分困难的。
厦门方面虽然向我承诺将为乐团解决一切经费，但它并没有被纳入政府的行政事业性拨款的渠道，这只是厦门市政府要推动社会办文化的一个大胆而有远见的愿望和尝试。然而，这对于不懂得市场经济的我来讲，在经费没有落实的情况下，就挑起了这样一副担子，实在是一次冒险。
1998年9月乐团成立前夕，曾经答应独家资助乐团的一家企业一开始就食言了，因此乐团还没首演就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地步，连排练和办公场地也不能保证，甚至不能按时发工资，也无法支付乐器欠款……，是撤？还是进？为了对已经带着户口来到厦门的10多位年轻人负责，也出于信任厦门市政府为了建成一个国际性、现代化风景港口城市，要创建一个能与世界文化进行沟通的交响乐团的诚意，我选择了知难而进。
我们不仅从不停顿地在周末交响音乐会上带着讲解，传播音乐经典文化，还每年为厦门的青少年举办十场免费的讲座音乐会，节假日在草坪上为市民和民工举行露天音乐会，开放公开排练，辅导驻岛部队的文娱活动……乐团既致力于提高，也大力搞普及，让健康的音乐逐渐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就这样，厦门爱乐乐团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努力终于感动了 上帝，给了政府以信心，几次重大经济危机都是市领导出面要求国营企业予以妥善解决的。随着市领导自2002年起每年给乐团300万元的支持，福建电力也承诺了每年支持300万元，厦门电业局提供了闲置的旧礼堂，为乐团改造了一个排练厅，美籍华裔指挥家董麟有感于年轻乐团的创业精神，主动指导了该厅的音响设计，而使乐团享有了一个音响堪称国内一流的，也可以进行演出的小音乐厅了；随着乐团为厦门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的贡献，乐团也开始得到了来自民营企业的捐助，2003年，在市领导的关怀下，乐团又得到了香港厦门联谊总会每年160万，三年为期的热情支持，2005年有四家民营企业联手捐赠乐团一台斯坦威钢琴和两辆汽车，2006年九牧王公司主动为乐团提供了百人大团出访台湾的全程经费，此举让台湾舆论感慨：第一，证明了大陆企业的实力，第二说明大陆企业家的文化高品位；2007年又是厦门市15家企业支持了乐团的访欧之行，使乐团两次重大对外交流都没有多花政府一分钱。九年前，厦门人不解，“我们已是钢琴之岛，还搞什么交响乐？”现在却说：“厦门不能没有‘爱乐’”了；去年厦门市民还投票选举乐团为十大城市名片之一（同时入选的还有鼓浪屿，郑成功博物馆和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等），乐团还获得了福建省先进民间组织和厦门非企业民办单位自律及诚信先进单位及第三届厦门文学艺术特别荣誉奖等。
回顾这些年的艰难历程，乐团通过努力，证实了自身的文化价值，逐步获得了社会的认知，“爱乐”服务厦门，厦门支持“爱乐”的理念，正在一天天深入人心，也从宏观战略上一步步解决了资金的难题。
新体制新章法实践着“按劳分配”
厦门爱乐乐团经费的主要用途是购置乐器和支付工资。乐团按照国家法律为每位演奏员自参加工作之日起就订立聘用合同，并认定工资制度必须公平合理，符合科学社会观，才能推动生产力的积极发展。
由于厦门缺少专业人才，为了能吸引优秀的青年演奏员从五湖四海离乡别井而来，这个“移民乐团”的工资标准必须参照国内各同类乐团的水平。但乐团对演奏员的工作安排和报酬支付，并不把国营团体要求的学历和职称(我始终认为为表演者按年头定职称的做法是极不科学的，是荒唐的)放在第一位，一切都以其专业能力和工作贡献为衡量条件，留学生也好，本科生也好，中专生也好，甚至连没有学历的自学者也好，只要专业能力合乎要求，就可以坐在乐队里。因而，在我们的乐团里就出现了中专生PK了“海归”双硕士声部长的现象。
乐团每年主要以重奏方式（主要不是独奏协奏曲），通过对已演出过的交响乐曲目的掌握程度，来考核演奏员的合奏能力和演奏技艺，以期推动演奏员们对日常工作的认真投入。
乐团现在实行结构性工资：以考核定职务岗位，以岗位定工时待遇，按劳动工时领取浮动报酬。2007年实行每月基础工资（400元）、职务工资（100―1000元）、团龄补贴（20―200元）、住房补贴（500―600元）和工时岗贴（25―52元）的结构工资制，保底工时为每月108小时；职务工资参照国际惯例，首席小提琴和大提琴声部长依次居高，管乐第一和弦乐其它声部长大体持平；在计算工时岗贴时，既包含了对排练（计基本工时岗位津贴）、演出（按工时岗贴双倍计酬）和外出演出（按工时岗贴三倍计酬）时演奏员会承受不同劳动强度的认定，也包含了乐团基本无收入的公益义务演出，或乐团有较多收入的商业性演出时，演奏员付出的却是相似劳动强度的认定（这样就杜绝了通常热衷于商演而冷落公益性或音乐季演出的不正之风）。今年演奏员的月平均工资大约是4300元。我们既考核演奏水平，也看重日常表现。乐团还将演出收入按一定比例作为年终奖金，分等级奖励全勤和贡献突出者。所有待遇都由乐团总监会议做出决定。
实行工时岗贴，多劳多得，就使得演奏员们愿意排练，希望有更多的演出机会；而更多的演出机会和市场收入，又取决于乐团整体演出水平的提高。这样，符合艺术劳动规律的，比较合理的工资制度使得整个乐团逐渐进入管理运作的良性循环之中，推动着乐团高速发展的前进步伐。
乐团从建团的第一天起，就采取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天五小时排练，风雨无阻。现在按时出勤排练演出，已成为大家的劳动习惯。迟到者很少，无故旷工者几乎没有，居高的出勤率保证了高效率和高水平的演奏质量。由于赏罚分明，坚持九年多来，厦门爱乐乐团已成为一个能进行“全天候”排练演出的职业交响乐团。
由于经费不足，对于邀请客席音乐家来合作，我们也总是坦率地向他们介绍我团自筹资金的难处，而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除了承担他们在华的国内旅费和在厦门的食住行外，只能付他们一点零用钱，每年邀请客席音乐家的开支不到乐团总开支的10%；然而，脚踏实地的、相对健康的团风和诚实、严谨的敬业精神，也给地处祖国边陲的厦门爱乐乐团带来了良好的声誉，来厦合作过的中外著名音乐家和大师，不计报酬地接受了“友情”演出的条件，而且都表示了愿意再来的愿望，这些音乐家都为乐团业务水平的提高和为厦门人民的音乐享受做出了难得的贡献。
不忘文化使命，积极寓教于乐
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在音乐领域里存在着“文化”与“娱乐”两个范畴：“娱乐性”较强的音乐品种如轻音乐，歌舞音乐等，成本较低，受众面广泛，是可以通过市场运作来评估其“产业的经济效益”的，而“文化性”较强的品种，如交响乐、歌剧、传统音乐等，成本较高，受众面窄，但它所创造的精神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因为金钱并不总是艺术的度量衡，而且艺术对于人们的情操的熏陶、智慧的启迪是长线的，因而是需要政府的投入和社会的大力支持的；作为政府，不宜把这些不同的品种笼统地、简单化地、一股脑儿地推入市场，从而低估了它们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的重大价值。
建立厦门爱乐乐团的目的是为了弘扬文化，因而我们的首要工作内容是举办定期音乐会即实行音乐季，有计划地演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典交响音乐作品（而不是只为国家节日和企业庆典等有经济收入的项目演出），并面向市民大众，举办交响音乐知识普及讲座和学生音乐会，大力培养听众，播撒音乐文化的种子；力求“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们除了非典期间停演过一周外，从未间断过传承音乐文化的“周末交响”音乐会。同时，乐团对国内外华人作曲家创作的优秀交响音乐新作品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推动，以促进中华民族交响事业的发展。
这两项是我们乐团的根本任务，因此，我们不惜所谓的“演一场赔一场”，坚持每周推出一套不同曲目的音乐会，并通过讲解宣传，一点一滴地培养听众，提高市民的文化修养。我们也从来不把支持中国交响乐作品的演奏视为商机，而视为自己推动祖国交响乐事业发展的神圣天职。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民办的职业乐团，是更加需要经济上的支持的，如果有人赞助，我们会非常感谢，但面对我国作曲家无法奏响自己优秀作品的无奈时，我们不会说：你去找来赞助我们才能奏。昨天晚上我就刚刚在厦门首演了徐振民教授应江苏省文联的委约，为纪念70周年写的交响序曲《让历史告诉未来》，和杜兆植教授用“五四”以来的艺术经典歌曲写成的钢琴与乐队《大路歌》，还有其他在厦门首演的中国作品，受到了音乐厅爆满购票听众的热烈欢迎，在音乐会后现场召开的座谈会上，许多听众热泪盈眶地抒发了听后感，座谈持续到了十一点半钟，大家都深深感受到音乐文化的厚重魅力，我们为这样的文化投入，值！
由于定位于“普及”，我们的票价也是很低的，一律60―120元，学生六折。从建团初期，我们就决意要打破厦门人一向等待赠票上门的方式，在习惯于索票送票的厦门，尽管是低票价，要卖出音乐会票也何其艰难！但是，我们没有退却，仍旧咬着牙坚持卖票公演，甚至发动乐队队员的亲友到各书店、各电影院去联系代售点，到各企业苦口婆心地去推票。那过程是如此漫长和寂寞，现在想起来还会感慨万分，因为曾经有过台下购票的观众比台上的演员还少的情况。
我们虽不善于市场营销，但却懂得培养观众。为了推动市民的文化消费观念，我坚持在北京时期就受到热烈欢迎的，被媒体誉为 “郑小瑛模式”的边讲边演的方式来培养厦门的听众走近交响乐，启发大家对音乐功能的认识，介绍每部作品作曲家的时代和创作背景、思想内容，介绍乐队的组成，各种乐器在乐曲里所起的作用。渐渐地，市民们不再因为害怕听不懂而不进音乐厅了。我们还教人们如何当好一位音乐厅的听众，如何有礼貌地鼓掌，和乐章之间有礼貌地不鼓掌，还讲到应当尊重音乐家的劳动，按国际惯例，人们都是以能自己买票听音乐会为荣的，开口索票是不体面的，于是，厦门人也开始懂得尊重音乐家的劳动了，最近有一位客席指挥家在音乐会上激动地说：厦门有全中国最好的听众……
我是几十年的音乐老师，一向以提高青少年音乐修养为己任。厦门爱乐乐团成立的第二天，就把乐团带到集美和厦门大学进行了两场义演，并告诉同学们，“这个乐团是为你们而建立的，希望你们的音乐修养能与这个年轻的乐团一同成长”。我也带着乐团到过中学乃至小学的操场，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学生们音乐中所包含的知识和哲理，为他们播撒爱乐的种子。我们在为厦门学生举办免费音乐会时，曲目并不只是《彼得与狼》或《小放牛》，也包含贝多芬的序曲、德沃夏克的交响曲、《小巫师》和《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等难度很大，而丰富多彩的经典作品。
学生的背后是家长，随着音乐教育的普及，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学点音乐，于是本来就有“音乐之岛”美称的厦门逐渐名副其实起来。到如今，学乐器的学生越来越多，喜欢音乐的市民也越来越多，在一个只有100来万人口的小岛上，能够高频率地每周推出一场卖票的经典交响音乐会。观众席上已有二百多位拥有年卡的固定听众，有时能装400多名观众的小音乐厅还会爆满加座，厦门爱乐乐团的演出市场正在趋向成熟。有一位年轻的家长动情地对郑老师说，我七岁的小女儿就是听着您的音乐长大的，她几个月就开始进音乐厅了！
虽然交响乐团成本高、市场小，与商业性极强的流行音乐相比没有竞争力，但我们在不影响预定音乐季计划的情况下，在创造社会文化效益的同时，也努力走进市场，积极履行为社会集团和企业举行的商演，以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现代的企业家们已不再满足于只请客户吃喝唱卡拉OK了，在厦门有些企业家把客人请到音乐厅来，或在庆典时选择一场由厦门爱乐提供的，高水平的交响音乐会来招待来宾，已渐成时尚。今年我们为省内外企业举行的专场演出也呈火爆趋势。
厦门爱乐乐团坚持辛勤耕耘在音乐文化的园地和市场里，我们从来不会单纯为了去挣钱而放弃体现自己文化使命的“周末交响”，我们历年的演出场次在70―85场之间，经典交响约占50%，公益性演出占25%，商演场次25%，其收入只能弥补大约五分之一的乐团经费。
新平台老精神
一个团体是要有点精神的，我经常对大家说，古人都说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因而，我们音乐人肩负着建设一个和平、健康、和谐社会的重责，因而我们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我也经常对年轻的演奏员们说，为大家争取和支付合理的劳动报酬是乐团领导的责任，但是大家作为愿意献身这个事业的音乐家，就不应当只为钱干，或没钱不干，乐团是个由许多必不可少的细胞组成的集体，每一个人都要看重自己对集体做出的贡献，看重自己的劳动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你的人生才有意义！
我感谢原中央芭蕾舞团乐队队长姜克曾与我分担了建团初期的艰难创业，我也非常感谢原天津交响乐团团长、首席指挥王钧时来厦五年，分担了乐团的管理。我们乐团的领导层都有一股奉献精神。当乐团经费青黄不接时，我们都能带头暂时不领取自己的工资。创办初期，乐团领导同大家一样都住在集体宿舍里，从来没有要求过特殊待遇，形成了“团风”，领导为了乐团的生存去多方争取“开源”，也要求大家认真“节流”，这些都给年轻的团员们做出了良好的表率。
我们也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和未来，我高兴地看到当年孤身一人勇闯厦门的10多位老队员已经有了车，买了房，安家立业了，还有10来个人已在厦大读在职研究生，这也是我们为他们将来能进入大学当老师，提升厦门音乐教育水平，而积极为他们创造学历条件的一种努力。
乐团虽然没有固定的政治学习时间，但从来没有放松过思想教育，我们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贯彻在每天的排练和演出里。一年一度的考核，除了业务，我还要求大家动动脑子，动动手，写一份思想小结，要求他们每年对自己的人生作一次严肃的思考。我高兴的是，此举得到了全体的认真响应，大家都能积极认真地按时交卷。
年轻的乐团就是在厦门市提供的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平台上，演绎着我国交响乐团发展的一段独特的历史。2004年，当时的厦门市市长张昌平同志曾鼓励大家说，厦门爱乐乐团是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团队，深受市民的喜爱，是我市一张烫金的名片，是对外交流的形象大使。他还说，实践证明，乐团现在实行的民办公助体制是成功的，有利于激励演职人员的积极性，是艺术团体改革的方向。张市长还戏称，厦门可以没有我张昌平，但是不能没有郑小瑛啊!市长的鼓励和关心，使乐团成员非常感动。
最后我们有两点期望：
一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建成一个有政府大力支持的，有社会广泛参与的“爱乐基金会”，使厦门爱乐乐团这颗健康的种子能够长治久安地生存发展；因为我们目前每年的经费还不到其它同类乐团的一半。而且，我还不得不经常承受经济上的极大的压力。
二是希望有关领导对“国营”和“民营”院团一视同仁。比如，我们从来见不到文化部下达的“红头文件“，听不到上面的声音，在政治和业务上就非常闭塞，对发展极为不利，而且，无论在文联或音协的工作报告里，都见不到我们民办院团的影子，更不用说期待政府给我们安排适当的文化交流的任务了（我们为国家服务的访台和访欧，都是克服了许多困难，以民间方式自己联系、自己筹资的）。如果在这诸多方面能够得到领导切实的关心，我相信厦门爱乐乐团也将和所有新兴的民办院团一起，迎来一个新的发展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