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雅舍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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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雅舍范文1

人在没有死以前是要努力做人的。人是要去做的。做人的道理在于克己。早晨是否黎明即起,是否贪睡懒觉,事情虽小,其意义所在甚巨。这是每天生活斗争中之第一个回合。

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

一、珠联璧合的京味儿相声

抗战期间,有一次要开一个筹集善款游艺大会,梁实秋和老舍决定合作一段北京相声。老舍选了两个老段子——《新洪洋洞》《一家六口》。演出当天,两位登台,一边一个,面无表情地一站,两件破纺绸大褂,一人一把扇子。部分老舍拿折扇敲了梁实秋的头。事先说好只是比画一下,结果老舍抡起大折扇狠狠向梁实秋打来,梁看来势不妙,向后一闪,正好打落了梁的眼镜。说时迟,那时快,梁实秋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他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引得台下喝彩声阵阵,有人认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

二、“雅舍”的由来

1949年梁实秋出版了著名的散文集《雅舍小品》,一经出版,一版再版,畅销不衰,创下了中国现代散文作品最高的发行纪录。这些文章基本属于学者型的知性散文,题材海阔天空,信笔由缰,娓娓道来。1939年初夏,梁实秋的好友吴景超、龚业雅夫妇由市区迁来北碚居住。梁实秋跟他们合伙买了一处农舍。房乃新建,没有门牌邮递不便,商量给房子取名字时,梁实秋说:“何不即用业雅的‘雅’字?叫‘雅舍’可也。”见众人皆无异议,梁实秋便找来一块木牌,上书“雅舍”二字立在屋前。这就是“雅舍”的由来。而这所谓的“雅舍”,实乃陋室。是重庆北碚依山坡而建的六间房子,墙是竹篾和泥糊成的,窗子上糊着纸,地板走上去则吱吱作响。

三、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往事

梁实秋说,“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指)、我的父亲、我的妻子。”1930年年底,任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翻译委员会,想向国内翻译、介绍莎士比亚。找了五个人来担此重任: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梁实秋,只有梁实秋一个人最终圆满地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抗战胜利后,一次年过七十的老父拄着拐杖走进梁实秋的书房,问莎剧译成多少,梁实秋很惭愧抗战八年交了白卷,父亲勉励他说:“无论如何要译完它。”一句话,说得梁实秋心头发热,眼含热泪。不久,父亲过世,梁实秋说:“我就是为了他这一句话,下了决心必不负他的期望。”妻子程季淑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梁实秋回忆说:“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兀兀不休,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

梁实秋雅舍范文2

1937年7月28日,就在北平沦陷的当天,北大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就含着热泪对大女儿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话语的背后有着深沉的痛。为了躲避日寇的通缉,在“前途渺渺,后顾茫茫”的情况下,一介书牛,竟作投笔从戎之想,然而大战初起,一切都混乱无序,他别妇抛雏来到南京,周旋了两天。报国虽有心,投效却无门,之后几经辗转,去了重庆。

梁实秋想尽匹夫之责,总不能真的扛上枪,奔赴战场吧!他最终要倚仗的还是自己手里的千钧笔,以及胸中吞吐的万千词汇。在重庆,他应邀为一份报纸办副刊,这可是他一展长才的好机会。谁知在发刊之日他的一席编者话,竟惹来轩然大波。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如果这番话卡夫卡听到了一定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宏伟壮丽的史诗固然值得击赏,但也没必要完全排斥个人对日常细节的钟情。在政治狂热中,更得保持几分清醒,正如奔腾的激流过后,也需要一派清泉来缓解视觉的疲劳。早在1919年学生街头演讲,导致汽车无法通过乱按喇叭,激怒了在场的群众。不知是谁一声喝打,一辆汽车顿时便被捣毁。看在眼里的梁实秋就“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渭群众心理”。

在烽火连天的历史情境中,如果文字没有涌动着民族的血性,没有记录民族血与火的洗礼,那更是不可原谅的。于是梁实秋不同的声音一下子就被集体的声讨所淹没。最初,他还分辩几句,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抄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渐渐地,面对“世人皆日杀”,他没了招架之功,干脆选择沉默,一直到5个月后离开副刊。在那些日子里,他所编发的文章大多与抗战有关,但很多人对他“与抗战无关”的声音却铭记于心,批判也一直延续到几十年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里。

梁实秋并未觉得自己说错话,离开报馆后,他仍旧继续他教科书编委会委员的工作,并随编委会迁到重庆北碚。在那里一座向阳的山坡上,他与吴景超、龚业雅伉俪合资购得一所瓦屋,作为居室,一共六问,他占两间。为便于交往邮递,于是他建议用业雅的名字名之为“雅舍”。

说是“雅舍”,但条件很差,不是“破纸窗间自语”,就是“绕床饥鼠”来去自如。可对梁实秋来说这便是避秦的一处桃源了,虽没有俨然的屋舍,却有一种苦中寻乐的怡然。就着炸弹和枪炮的火光,他开始了文字世界里的自我放逐。没有为英勇的国殇招魂,也没有为流离的难民的塑像,只守着篷窗、茅屋,做一朵飘逸的闲云。

“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沽,四野无声,微闻犬吠。”梁实秋这时定然坐在屋前的梨树下,等月升中天,看着“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直到意兴阑珊。有时,则躺在藤椅上,沏一壶清茶,与三五良朋放言高论,无所不谈,累了就望一望远处的稻田,兴许会有一行白鹭飞上青天。偶尔也会打打麻将,“两盏油灯,十几根灯草,熊熊燃如火炬,战到酣处,业雅仰天大笑,椅仰人翻,灯倒牌乱”。

看到这样的描述,谁敢相信,那时作者正处在战火中,而重庆作为陪都,日寇仅第一次轰炸,就派出63架飞机,炸死近4千人,乃至世界舆论都为之哗然。在之后的几年里,各式各样的狂轰滥炸,更是接连不断,而我们民族的铮铮铁骨竟也如千里江陵大开大阖的山川形胜一样巍然耸峙。连都曾感叹:“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之高度炸弹与炮火相周旋,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梁实秋虽然有心灵的港湾,但并未沉醉在“岁月静好”的浮词里,去追逐庸俗而微小的快乐。他只身千里到重庆而不食周粟,足见他不可能像卡夫卡那么超然,是个完全有担当的人。为了给后方各地供应教材,他带领同事日夜工作,几十本书都如期完稿付印,也算是无愧于时代的召唤。

梁实秋雅舍范文3

科技不断发展,生活不断富裕,高配置不断走进我们的生活,这诚然是好事。可转念一想,有很多资源是我们根本不需要的。既然不需要,那就没有价值,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追求。

多么希望老友再见面时,还能怀揣着“风雨故人来”的雅性,而不是发出“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在低头玩手机”的感慨。

曾几何时,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雅舍”中传出一段动人的佳话。“雅舍”是梁实秋与等学者深情厚谊的见证。什么是“雅舍”呢?不过是一间简陋的、潮湿的,雨天有积水,夏天有蚊子,冬天有寒风,地面有坡度的山间小屋罢了。没有现代的高配置,他们不也一样活得有滋有味,尽尝人间悲欢离合吗?

屠呦呦潜心研究抗疟药物,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骑单车上班,过着最简朴、最低调的生活,最终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试想,如果她也被物质束缚,追逐那些华美的衣服、豪华的住所,又怎会有今天的成就呢?

前一段时间,黄晓明办了一场极其盛大的婚礼。邀请众多明星捧场,结果导致交通堵塞,影响到民众的正常生活。用自己赚来的钱,办一场盛大婚礼,本来无可厚非。可是这场婚礼,只不过是一时的轰动,一时的华丽,繁华过后终将归于平淡,奢侈只会招来骂名。浪费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办如此奢侈的婚礼,又有什么意义?倒不如返璞归真,举办一场朴素的婚礼,邀些亲朋好友,诉说彼此真挚的情谊。

想想他们,再想想我们,高配置真有那么重要吗?没有高配置,我们就活不下去吗?善良悲悯的心与智慧灵活的大脑,才是我们应该珍重的吧!生活,低调一点;做事,高调一点。放下外在的追求,追逐内在的美吧!

点评

梁实秋雅舍范文4

作者真的只是在表达“我爱鸟”吗?如何品读梁实秋的这篇作品呢?

《鸟》有三条线索:

叙事线索:去四川前――在四川――离开四川以后

情感线索:爱―不忍―叹赏―喜悦―反思―悲哀―失落

逻辑线索:自由之魅――生命之美――存在之思

而逻辑线索,正是这一文本的多重内涵。

一、自由之魅

梁实秋经常引用之“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和“狮子和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这两句名言,他追求人格的独立,认为许多东西是无法统一也不应该统一的,思想便是其中之一。他说:“中国令人不满的现状之一,便是没有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最高贵的莫过于内心的选择的意志的自由,最普通的是免于束缚的生活上的自由,放浪形骸之外而高呼‘礼教岂为我辈设哉!’,那也是在企求自由。”(《谈徐志摩》)

所以,课文开篇就说,在“我”看来,从前常见到的“人胳膊上架着的鹰”和“笼子里的鸟”,不再是大自然的精灵,而变成了供人娱乐的。这种生命存在不过是行尸走肉,“我”从它们身上感觉不到生命的活力和造化的大美――它们不过是尚有呼吸的,甚至是没有活气的死物。文章结尾再次提到“囚在笼里的小鸟儿”来与开头呼应,从而强化对“自由”的呼唤。囚在笼里的鸟,因为不自由所以苦闷:“我想它的苦闷,大概是仅次于贴在胶纸上的苍蝇;它的快乐,大概是仅优于在标本室里住着吧?”因为失去了自由,这样的鸟其实就已经失去了作为“鸟”的本质(它们变成了“家禽”),失去了自由生命的魅力。那么,“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鸟”有了重新发现的呢?是在“我”去了四川以后。

二、生命之美

爆发后,梁实秋于1938年夏天辗转到重庆,1939年4月,日寇飞机开始大举轰炸重庆。当时梁实秋正在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任职,遂随机关疏散到远郊北碚。梁实秋与朋友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为“雅舍”。“雅舍”其实是一所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株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土山坡。”“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欣赏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鸟,在山野之中作为自由生命而存在的鸟!

于是在作者的笔下,在四川的山野之中,绽现出众声喧哗、五彩缤纷的生命乐章――

1.天然:各适其天,斯为大快

四川的山野,正是“鸟国鸟家”――非也,应该说是“鸟的天堂”,所以也成了“人的天堂”。

这里有各种不同的鸟。首先是鸣声不同:“有的一声长叫,包括着六七个音阶,有的只是一个声音,圆润而不觉其单调,有时是独奏,有时是合唱,简直是一派和谐的交响乐。”然后是形体不同:“有的曳着长长的尾巴,有的翘着尖尖的长喙,有的是胸襟上带着一块照眼的颜色,有的是飞起来的时候才闪露一下斑斓的花彩。”没有人要求他们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没有人以任何一种主流标准来评判他们的善恶美丑。它们保持着自己的自然天性,自由地生活在广阔的世界里。想怎么鸣叫就怎么鸣叫,只管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必考虑会不会显得“另类”。在一派天然的山野里,它们活出了一派天然的自由生命。

2.丰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正是因为每一个生命都保持了自己的自然天性,这个世界才会如此丰富美好。正是所有的“不同”,造就了天下“大同”。就像著名社会学家先生所总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就像美国的自然文学作家所信奉的:“美来自一种持续感,一种深层的生态感,一个自然有序的世界,一种整体共生的优雅。”

四川山野中的鸟,鸣声各不相同,却能前呼后应形成一派“和谐的交响乐”;形体各不相同,在美感方面却又毫无二致:“几乎没有例外的,鸟的身躯都是玲珑饱满的,细瘦而不干瘪,丰腴而不臃肿,真是减一分则太瘦,增一分则太肥,那样的纤合度。”这就是丰富而又自然有序的世界,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整体共生的优雅,如诗如画。

3.生动:生机盎然,富于变化

生命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有生气,有变化。它不是静若止水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作者花大量笔墨描写了“有生气”“有变化”的鸟:

“不知有多少个春天的早晨,这样的鸟声把我从梦境唤起。等到旭日高升,市声鼎沸,鸟就沉默了,不知到哪里去了。一直等到夜晚,才又听到杜鹃叫,由远叫到近,由近叫到远,一声急似一声,竟是凄绝的哀乐。”黎明时的鸟鸣“简直是一派和谐的交响乐”,午时鸟鸣就消失了,到夜晚便又“复出”,而且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丰富的变化使得鸟鸣更加令人着迷。

“跳荡得那样轻灵,脚上像是有弹簧。看它高踞枝头,临风顾盼――好锐利的喜悦刺上我的心头。不知是什么东西惊动它了,它倏地振翅飞去,它不回顾,它不悲哀,它像虹似的一下就消逝了,它留下的是无限的迷惘。”随着鸟的轻灵跳荡,高踞枝头,临风顾盼,振翅飞去,作者的心情也由喜悦而迷惘。“好锐利的喜悦刺上我的心头”是比拟的修辞,把心情当作一种尖锐的物体来写,表达了鸟的生命活力给“我”长久麻木的感官带来的强烈震撼和巨大冲击。鸟机敏、洒脱、美丽而神秘,“它倏地振翅飞去,它不回顾,它不悲哀,它像虹似的一下就消逝了”,留给人们的,是留恋与怅惘――就像是曾经心心相印的恋人突然果断地作别,头也不回,毫无留恋和感伤,洒脱地离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留下“我”伫立在原地目送它渐渐远去,内心不由惆怅迷惘。

“有时候稻田里伫立着一只白鹭,拳着一条腿,缩着颈子,有时候‘一行白鹭上青天’,背后还衬着黛青的山色和釉绿的梯田。就是抓小鸡的鸢鹰,啾啾的叫着,在天空盘旋,也有令人喜悦的一种雄姿。”白鹭或立或飞,都是生动美好的;即使是抓小鸡的鸢鹰,也有“令人喜悦的一种雄姿”。这里不仅写出了变化,而且写出了生命的力量,也就是“有生气”。

文中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鸟,都在暗暗传递作者的一种审美:生命应当是有生气的、有变化的,它的美就在于它在“动”,所以我们猜不着,看不透。

三、存在之思

作者开篇就说“我爱鸟”,如果仅仅从字面意思来看,要回答“作者爱鸟的什么”这个问题很简单,作者自己已经说出了答案:“我爱鸟的声音、鸟的形体。”但是文章为什么不到此为止?问题解决了,答案水落石出了,用最后一段结束全文就首尾圆合了,为什么还要在第5自然段写到文化概念的杜鹃和真实的杜鹃之间的差别,为什么还要在第6自然段写带给人悲苦的冬天的鸟?这两段文字到底有什么样的深意?

1.自然:守护生命本真,少一些文化重担和道德重担

作者说:“我对鸟并不存任何幻想。”“我”爱的是鸟的自然本真,无关人为附加的文化概念(典故啊传说啊等等)甚至道德概念。关于道德概念,这里另有一例证:“就是抓小鸡的鸢鹰,啾啾的叫着,在天空盘旋,也有令人喜悦的一种雄姿。”作者并不因为老鹰会抓小鸡就憎恶老鹰,他一样只是把老鹰当作一只自然本真的“鸟”来看待的,这只自然本真的“鸟”在空中盘旋的时候,显示出一种潇洒的雄姿,这种生命的力与美征服了作者。

对于杜鹃,作者也是一样,只是把它当作一只自然本真的“鸟”来看待。无论典故传说把杜鹃美化得多么诗意,也无论真实的杜鹃是多么“豪横无情”,都不会影响“我”对它的感受――它只是一只单纯的“鸟”。

所以,第5段其实传递了一种存在之思:应当尊重生命的自然与本真,不要人为附加太多的文化重担和道德重担。保持自然本真就是善,扭曲自然本真就是恶。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关于杜鹃,作者在第3段中说夜晚“听到杜鹃叫,由远叫到近,由近叫到远,一声急似一声,竟是凄绝的哀乐。客夜闻此,说不出的酸楚”,在第5段却又批评“有人初闻杜鹃,兴奋得一夜不能睡,一时想到‘杜宇’‘望帝’,一时又想到啼血,想到客愁,觉得有无限诗意”,是否前后矛盾?如何理解?

仔细体会你就会发现前后并不矛盾。前者是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体验,是由杜鹃鸟的叫声而自然引发的真实的情感――客居他乡的酸楚;后者是从知识和概念出发,通过机械的认知模式来理解杜鹃鸟这一陌生事物――以致兴奋得一夜难眠。知识层面上的了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真正的理解需要用情感去和事物进行沟通,而不是拿死的知识跟活的事物来对号入座。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生命胜于概念,感受重于接受。内心真实的感受,比外在的知识接受更重要也更美好。

2.自足:精神自由以外,还应当物质自足

第6段引用了哈代诗中的内容:一只冻死在雪地里的小鸟让诗人悲伤地感喟;又联想到自己曾经看到的场景:羽毛蓬松戟张着啄食枯叶的麻雀,就像垃圾堆上的大群“褴褛而臃肿的人”。

同样是自由生命(哈代诗中的小鸟和作者看到的麻雀都活在野外的自由世界),同样有“声音”和“形体”,同样是自然本真的生命,作者为何并未对冬日里孤苦伶仃的小鸟和麻雀表现出爱意,反而说它们“给人悲苦”?

很显然,麻雀的悲惨命运让人不忍直面世间的沧桑与悲凉、生命的无助与凄凉,“我”由麻雀联想到“那垃圾堆上的大群褴褛而臃肿的人”,“我”对自己的同类尚且没有能力去怜恤帮扶,小小的麻雀“也就不暇令人哀了”。麻雀的遭遇让人看见世界的苦难与凄凉,所以,作者心中只有忧患,没有喜悦。所以,“我”爱鸟,但我爱的鸟应当是自足自在的,不用饿着肚子在世间挣扎,而能够活力充沛地在枝头跳跃欢鸣,或者高踞枝头临风顾盼,或者在阳光中盘旋于蓝天。这是对鸟的生命状态的期待,也是对人的生活状态的期待。

教材后面的“思考探究”第三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文章第6段写道,鸟‘有时也给人悲苦’。这与作者看到笼中鸟时的感情有何不同?”

要研究作者感情的不同,先要研究这两种现象的性质有什么不同。

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悲剧:冬日里的麻雀是享有生命自由然而物质上不自足,笼中鸟是享受着十分的物质“优待”然而精神上不自由。前者让人沉重,后者让人悲哀,都让作者“不忍”面对,但感情有所不同:对于悲剧的主角,作者期待前者能物质自足,后者能精神自由。

这样的对比,同样传递了作者的一种存在之思:生命的存在,物质的自足和精神的自由,缺一不可。

这篇作品属于学者散文,学者散文具有知识性、哲理性、趣味性的特点。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学者的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情理之间。我曾经把这种散文叫做‘表意’的散文,因为它既不要全面的抒情,也不想正式的说理,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

作为学者散文,梁实秋的《鸟》可谓当行出色。其文字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引经据典、穿插各种掌故轶事、民俗风情、诗文俚语等等,旁征博引,学识深宏。譬如引自庄子《逍遥游》的“抟扶摇而直上”,“减一分则太瘦,增一分则太肥”则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化用而来,还涉及杜甫《绝句》中的“一行白鹭上青天”、关于杜鹃的文化典故和生物学知识、济慈的《夜莺》、雪莱的《云雀》、哈代的诗,等等。作者的所“历”、所“阅”、所“思”,展现出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蕴藉深厚。因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文本又充分显示出作者对人生、人性、人情以至于历史与风俗的深刻的理解力和敏锐的分析力。同时,其文白结合的丰富语言、中西融合的深厚功力,均非玩弄词藻博取眼球的泛泛之辈可比。余光中曾这样评价梁实秋:“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梁实秋的散文,和他的谈吐,自然是出于一辙。

梁实秋雅舍范文5

梁实秋 著/定价:28.00元/云南人民出版社

民以食为天,翻开饮食的历史长卷,细数美食的地理分布,聆听每个食物的故事,感受吃背后的故土情怀,这一切犹如一件件永恒的艺术作品。正如梁实秋所说,“馋,则着重在食物的质,最需要满足的是品味。上天生人,在他嘴里安放一条舌,舌上有无数的味蕾,教人焉得不馋?馋,基于生理的要求,也可以发展成为近于艺术的趣味。”

CCTV感动中国十年

胡占凡 著

定价:48.00元

学习出版社

曾经,我们匆匆赶路,心无旁骛地追求财富,义无反顾执着于奋斗,忘却了欣赏沿途的风景、寻找心灵的归宿。日子好了,心却飘了,我们变得浮躁、焦虑、迷茫。当慢慢静下心来,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少了许多感动,多了些许麻木。感动中国,十年时间为我们寻找出100多位感动人物,更为我们创造了无数个感动瞬间,犹如一丝丝甘泉汇集成河流,滋润了我们的心田。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郭子鹰 著

定价:38.00元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俗话说,人活一辈子就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无论出生贫寒还是富贵,在这场修行面前都是平等的,从最初的原点出发,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坚定不移地走向自己要去的远方,而人生最美的时光便在路途中。郭子鹰放弃了500强企业的高薪工作,放弃了杂志社的主编职位……放弃了太多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却选择做一名孤独的旅行者,因为他知道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在他的旅行中,他同真实的自己对话,相知相识,心灵的释放便是他要去的远方。

毕业了我们一无所有

一草 著/定价:26.00元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因为梦想,毕业以前我们都以为拥有世界;因为现实,毕业之后我们都发现一无所有,这是许许多多象牙塔下的青年的心路历程。毕业好似给单纯、快乐、平静的大学生活狠狠地划上了句号,将一切美好全部打散,就业、失业、离散、迷惘如连环炮一般天天来袭。面对残酷的现实,我们感受到了奋斗的艰辛;感受到了奋斗的艰辛,我们体会到了梦想的珍贵。这里就有一群大学生上演着毕业前后的友情、爱情、就业以及为梦想奋斗的动人故事,在热血沸腾的年代。

少有人走的路:

心智成熟的旅程

[美]派克 著 于海生

译定价:26.00元

梁实秋雅舍范文6

关键词: 文化传真;翻译之美;真;善;美

一、引言

梁实秋可谓是中国翻译界研究莎士比亚剧作之权威。叶永烈曾这样评价梁实秋和他的莎士比亚译作:“这部巨著的独立译出,为他作为第一流的文学翻译家一锤定音,同时也显示出他的超人的毅力,埋头苦干的精神。他与海峡此岸的傅雷旗鼓相当,称为两岸译界两巨子。”(李萱华:106)自20世纪30年代起始,时经40年之久,梁氏孜孜不倦以其毕生之精力凭一己之力完成这项艰巨工程。他曾赠赋《金缕曲》予友人,读来感情真切自然:“如今称了平生志(指译莎)。却怨谁,相如消渴,难图一醉,只羡伯鸾岁月好,多少绮思堪记录。小院落,山妻料理。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表达了他愿为艺术乃今生之夙愿实现(译莎)倾尽毕生之力亦甘之如饴。莎士比亚译著的横空出世,不仅反映了“五四”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一次飞跃巨变,从文言到白话,从地道的汉语表达到带有欧化的语言形式的出现,梁实秋的翻译倾向以“文化传真”(孙致礼:41)为其翻译的目的,符合“五四”时期,所要求的以原语文化为土壤,通过译者的剪裁和嫁接,以归化的方式,将异国文化重新植根于此,以达到文化对世人惊醒振聋发聩之效用。梁实秋深受儒释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于此同时新人文主义思潮对梁实秋的翻译观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梁氏的翻译融汇贯通了中西方人文主义的追求人性、真理、规律之主旨,在视域上,西方阐释学与中国阐释学相融合,并与自身的翻译创作向结合,以“中正”“和谐”的翻译策略为基准,已达到形至整、文质胜的“文趣”之美以及人文主义所崇尚的“真、善、美”的“理趣”之美。

二、摹仿之美

摹仿之美是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是西方人文主义衡量文艺与自然之准绳,也是梁实秋文学翻译选材之本质准则。梁实秋深受亚里士多德的“摹仿”理论的影响,提倡文学的本质旨在对于人性的摹仿。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创作的《诗学》和《修辞学》中明确的表示:“他是肯定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真实的,并且肯定艺术比现实世界更加的真实。艺术所摹仿的不仅仅是现实世界的外形,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而对于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个别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和普遍性,这正是“典型人物“最精微的意义所在。”(朱光潜:72)而按照事物或人物应该有的样子去描写,正是亚里士多德理想创作的方法,也是梁实秋所秉持的文艺核心,然而梁实秋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人性的摹仿论,既不能拘泥于简单机械的写实,也不是毫无节制非理性的主观感情的情感宣泄,而是不偏不倚有节制的真实的反映事物的本质特点。艺术家在此不仅仅是要摹仿自然,而是要像摹仿自然那样创造事物形象的表现方法,把事物的本质完美的呈现出来。正如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物刻画提出的“应该效仿好的画像家为榜样,把人物原型特点表现出来,一方面既逼真,一边面比原来更美”(朱光潜:77)。在此“美”即与梁实秋所倡导的人性摹仿论相吻合一致,而“美”的呈现则是需要艺术家通过自身的摹仿和创作实现。

莎士比亚剧作的创作时代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文艺的世俗化与对古典的继承都标志着这个时代的欧洲文化达到了希腊以后的第二个高峰”(朱光潜:152)。这反映了当时文化状况,古典文化与世俗文化的转接更替碰撞之时,带来了西方文化发展的继希腊古典主义发展以来的另一高峰。文艺复兴不仅仅标志意识形态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基础的转变,而其中“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大行其道,成为标榜和衡量艺术创作的准绳。于此同时,“五四”时期的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和被开明人士介绍而来的西方文化发生了碰撞,西方文化不断的被翻译为中国人手边普通的读物,莎士比亚剧作下的人物性格鲜明,善恶分明,而他创作剧本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从人性的角度。例如《奥赛罗》是意大利古典悲剧之一,而莎士比亚在对奥赛罗剧本行创作的时候是对它进行了改编和重新创作,“(一)动作在原文里较为迟缓,摩尔与德斯底蒙娜在威尼斯已安居多日,才有的阴谋,……(三)旗手之妻实参与其谋;(四)原文中有一妇人描绘手绢之绣花样,而莎士比亚剧中描绘花样之事则系交托妇毕安卡充任,且伊又拒绝描绘……。”(梁实秋:4)而莎士比亚对原作进行改编则是力图使戏剧的呈现更加富有戏剧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更加的突出,而一系列人性的碰撞,尤其是人性中的嫉妒作祟,最终导致悲剧的产生。由此可见,莎士比亚戏剧中对于人性的刻画以及崇尚“人文主义”思潮的文艺复兴时期与梁实秋的人性摹仿论和梁所处的五四时期的新旧文化更替时期有历史的相似之处,而这亦是梁氏选择莎士比亚剧本的汉译作为毕生之夙愿的契机所在。

三、“中庸”之美

“中庸”之美将中国传统的写意与西方文化中的写实风格完美的结合,对文化进行重新构建。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莫过于“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中的“中”是“恰当”、“合适”之意,而“庸”则是“用”,“中”与“庸”联姻,即“体”与“用”的结合,是知识层面与实践层面的统一。“中庸”之道要求人们遵循万事万物之间的和谐、至善状态,保持“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梁实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精髓融入到自身的文艺思想中去。梁实秋说: “我们现在若采取人文主义的文学观,既可补中国晚近文学之弊,且不悖于数千年来儒家传统”(梁实秋:154)。在对莎士比亚剧作进行翻译时,他力图体现所倡导的白话文,弘扬新文化,新语言,乃至新思维,倡导和传播自由主义,同时亦不以此目的为自身文学创作的桎梏,力图将欧化的白话文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创作背景。例如在对《奥赛罗》的翻译过程,就采取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策略,力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折衷点。例如《奥赛罗》首幕中对于剧中人物的介绍,梁实秋对于人物的介绍就采取的两者策略相结合的翻译方式。

诚然,对于“存其真”是梁实秋翻译理念的基本观点之所在,但对于原文的形式也不是一味的死译、硬译,讲原文完全的欧化,而不注重文质之美,写意之美,他要求的是诗寓于翻译中,主张在内容上要善,而形式上则是要追求美。“和谐之美”成为梁氏衡量翻译的试金石。而对于“形式”上的美,梁氏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我所谓形式,是指‘意’的形式,不是‘词’的形式,所以我们正可在词的形式方面要求尽量的自由,而在意的方面却仍须严守纪律,使成为一有限制的整体。(梁实秋:153)”在这里可以看出,梁实秋对于译文形式的处理,采取的是寓不同于整体之中,“和而不同”,尽显和谐之美。而具体到细节的安排,则是“译文以原文的句为单位。不是直译。逐字直译会成为令人无法卒读的文字。也不是意译,意译可能成为流畅的文字,但与原文的语气和节奏相差太远。我采用的以句为单位的译法,也许可以多少保留一些原文的节奏,亦未可知(严晓江:113)”。体现了“寓整齐于变化”

五、结语

梁实秋确为我中华“阅尽莎士比亚第一人”,而其译作亦是中华翻译界一瑰宝。梁实秋遵循着“适中”“适度”的翻译原则,秉持“存其真”的翻译策略,以辩证统一的自然方法论对莎士比亚原文进行异域重现。梁实秋在文学翻译上有高深的造诣,双语的使用灵活自然,他“不仅在乎它说了什么,而且在乎它是怎么说的。假如文学译本仅顾到原著说了什么,而不管怎么说的,读起来就索然寡味了”(老舍:130)。如梁实秋在翻译中仅注重原文说了什么,而不为它移植到东方来创造相应的语言,形式上的“土壤”,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思维理念和模式,而采取一种“休克”式的翻译,那“美”、“善”自然是谈不上,更遑论“真”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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