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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的一项原创成果成为热点，这项成果对正在风头的基因编辑“明星”技术――CRISPR/Cas9，提出了挑战。
这一新技术立即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它适用于对人类细胞进行基因编辑。5月2日，顶级刊物《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在线发表了韩春雨的论文。
不同于以核糖核酸（RNA）为向导的CRISPR/Cas9技术，新技术来源于格氏嗜盐碱杆菌，这种古细菌的Argonaute（NgAgo）是一种脱氧核糖核酸（DNA）介导的核酸内切酶。
不过，两种技术工作原理一样，即：当经过特别设计的向导DNA或RNA，将核酸内切酶带到靶向基因的特定区域后，核酸内切酶对这一区域进行切割，造成双DNA链断裂，最后，细胞再通过修复机制，对断裂进行修复，实现基因的敲除和插入等。
CRISPR/Cas9技术从2012年开始在研究领域迅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局限性在于，一是向导RNA与靶DNA序列之间存在错配；二是Cas9系统需要一个符合一定特征的三碱基序列，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设计范围。
两年前，荷兰瓦赫宁恩大学的约翰・范德欧斯特研究组证明，嗜热细菌的Argonaute蛋白（TtAgo）可以有效地利用单链DNA作为向导，相对精确地切割基因组靶点。
基因编辑领域的很多同行得知范德欧斯特的这一发现后，非常兴奋，希望能将其发展成一个更简单、实用的基因编辑工具。然而，TtAgo的工作温度在65摄氏度-75摄氏度之间，无法在生理条件下（哺乳动物在37摄氏度左右）发挥功能，这就限制了其在生物体中的应用。
韩春雨在面对这一应用局限时，没有放弃。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通过改变该酶的构象，从而使其能在生理条件下工作；二是搜寻Argonaute的同源蛋白，找到能在较低温度发挥功能的同源蛋白。
韩春雨选择了后者。两个月后，韩春雨研究组顺利筛选到NgAgo。
后续的研究证明，与CRISPR/Cas9相比，NgAgo对向导序列―靶序列错配的容忍度很低，具有高特异低脱靶性。此外，基本不存在被其他非向导DNA误导脱靶的可能。
理论上，这一新技术还将基因编辑的精确性提高了1024倍（4的5次方）；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宽了设计范围。
另外一个优点是，实验操作相对更加方便可控。向导单链DNA设计简单，且通过外源转染进细胞，其时间和剂量都可以非常精确地控制。而Cas9系统却难以精确地控制。
韩春雨团队对新成果信心满满，并吸取了CRISPR技术专利权之争的“教训”，在文章被接收的五个月之前（2015年12月）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名为“以Argonaute核酸酶为核心的基因编辑技术”的发明专利申请。该申请在2016年4月通过审核并公布。
韩春雨团队在专利书中说，“利用本技术，有望实现高特异性和高效率的基因组靶向编辑。”
然而，面对“NgAgo或将取代CRISPR/Cas9技术”这种说法，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顾问周效华持保守态度。他对《财经》分析，在过去三四年间，CRISPR/Cas9技术经过科学家不断地完善，已成为基因编辑领域一个重要而稳定的角色。NgAgo这个“新生儿”，则还需要更多的“磨炼”，才能被广泛应用于科研及临床治疗。
毕竟，NgAgo也并非完美无缺。以DNA为向导是NgAgo的优点，同时，也给它在生物医疗的应用带来了阻碍。在基因治疗中，向人体内引入外源DNA是很忌讳的。CRISPR/Cas9系统导入人体后不会在细胞中长期存在，而NgAgo的gDNA导入细胞后可能会被整合到基因组上，带来伦理问题。周效华称，这个障碍可能可以通过降低同源重组过程中插入序列的效率来克服。
此外，周效华认为，目前这个技术在生长分裂旺盛的干细胞中，可能发挥一定效率，而在基因治疗中则应用价值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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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 肿瘤 基因治疗 研究进展
张波等[1]在其研究当中指出了肿瘤细胞本身具备多种遗传信息变化情况，系列基因突变是肿瘤出现、发展、演进、恶化的前提，对于此类突变基因准确识别其功能，并据此寻求对突变基因的修复手段，对肿瘤疾病出现、发展有一定的鉴别诊断价值[2]，同时也是肿瘤治疗新思路的一条可靠方向。即使有这样的思路，但基因数量极大程度影响了确认在肿瘤各个阶段中那些基因突变发挥的重要作用。基因编辑手段能够精确地在DNA水平上改变遗传信息甚至模拟细胞由于遗传信息的变化而出现对应的生物学过程(包括恶性特征、耐药性变化)[3]，可作为对肿瘤疾病发展及治疗肿瘤的新思路。规律成簇间隔短回文重复/CRISPR相关蛋白核酸酶9 (Regular cluster interval short palindrome repeats/CRISPR-related protein nuclease 9,CRISPR/Cas9)在肿瘤研究、治疗中取得良好的成效。
1 CRISPR/Cas9系统简介
CRISPR/Cas9系统最早是在细菌当中被发现，在细菌中发挥防御作用，在2013年科学家将CRISPR/Cas9系统作用于编辑哺乳动物基因中，在自然界将CRISPR/Cas9系统从性质、作用方面划分为3种类型，其中Ⅱ型CRISPR/Cas9系统是基因编辑的主要系统，包含了Cas9蛋白、CRISPR RNA、反式激活RNA3个部分。有学者将CRISPR/Cas9系统当中的CRISPR RNA与反式激活RNA互补配对进行改造，将其称为单链g RNA，让CRISPR的技术应用进一步得到优化。
随着CRISPR/Cas9技术在临床的应用逐渐深入，其应用价值得到认证，不但具备强大的编辑操作功能，且相对简单，成本较低，有较高的特异性，能够在短时间内精准地筛选整个基因组，在特定疾病基因鉴定方面有着突出价值。到目前为止学者[6]已经将CRISPR/Cas9技术应用到对活细胞DNA还有核苷酸序列的编辑操作当中，针对类型包括不同物种以及细胞类型，而该技术手段的完善也逐渐改善脱靶效应不良反应，且作为基因组编辑手段也让基因定点修饰技术的高效构建提供基础[7]。
2 CRISPR/Cas9在肿瘤疾病的价值
(1)癌症动物模型。建立癌症动物模型是对癌症基因相关功能的一个重要研究手段，在以往的动物模型建立过程中操作技术被应用在受精卵水平，借助同源重组技术完成胚胎肝细胞的基因编辑操作。CRISPR/Cas9在临床的应用对癌症动物模型有突出的简化优势[8]，在这种技术推动下不需要建立过于复杂的ES细胞系，对于控制时间与资源成本都有重要意义[9]。近年来科学家开始尝试利用水流动力学注射，在小鼠尾静脉将Cas8、g RNAs质粒诸如到野生型小鼠的体内[10]，短时间内便成功取得肝癌小鼠的相关模型，研究该模型对于推动对肝癌治疗有重要价值。在成功建立肝癌模型的同时期相关研究团队成功建立小鼠肺癌模型，这些都借助Cas9基因，对于肿瘤研究与诊治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11]。
当前临床对于脑瘤的发病机制与治疗方案在了解程度依然存在明显不足，在该病的控制干预方面也是难以取得预期效果[12]。在2016年首次通过CRISPR/Cas9技术完成小鼠脑瘤模型的建立，有效调整了脑瘤动物模型所存在的缺陷，在脑瘤相关靶点研究过程中更具针对性[13]。
(2)研究癌症发生机制。对肿瘤的研究过程中，借助离体细胞培养是其中的重要手段，CRISPR/Cas9技术帮助临床相关研究者能够更深入系统地掌握肿瘤细胞系[14]，以往研究中都是使用Cas9蛋白切割靶DNA，而DNA双链出现断裂之后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手段修复[15]：非同源末端连接、同源末端连接。其中借助非同源末端连接修复之后会发生插入/缺失突变情况，让DNA双链出现转码突变、无义突变，最终得到基因敲除效果。通过CRISPR/Cas9表达载体的手段将神经胶质瘤细胞当中表达程度较高的Pyk2敲除，并控制胶质瘤细胞的迁移、增值以及威胁程度，帮助学者了解间质瘤出现、恶化的过程，也为以后研究、治疗间质瘤提供理论基础[16]。
3 CRISPR/Cas9对肿瘤疾病的治疗价值
(1）基因修复、敲除。肿瘤细胞出现及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原癌基因被激活或者是抑癌基因被抑制，都可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肿瘤的预防与治疗可以从激活、提升抑癌基因表达入手[17]。慢性髓系白血病的发病已经确认和体内的抑癌基因ASXL1突变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同时病情预后也有所影响。有学者[18]将CRISPR/Cas9技术对KBM5细胞当中ASXL1无效突变进行修复从而控制KBM5细胞增殖速度，提升细胞分化能力，极大程度延长了荷瘤小鼠生存时间。
另外表观遗传学在肿瘤的出现过程也扮演着重要角色[19-21]，在肿瘤的出现与发展过程中，表观遗传学和CRISPR/Cas9系统都能够对其中关键基因在表达方面造成影响，彰显了对肿瘤治疗的潜力。
(2）破解机体免疫耐受。肿瘤细胞一旦存在于体内，自身组织相容性复合体会随着机体状态而不断调整修饰，从而得到免疫耐受的状态，避免免疫系统的抑制、杀灭，因此有学者[22]尝试通过将该免疫耐受打破，达到治疗效果。当前肿瘤细胞免疫治疗手段主要有两种：(1)特异性T细胞受体修饰基础上的T细胞治疗；(2)嵌合抗原受体修饰基础上的T细胞治疗[23]。这两种免疫干预手段机制都在于识别T细胞表面表达特异性受体，达到识别特异性并杀伤靶细胞免疫应答反应，而基于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T细胞治疗应用于血液肿瘤、非霍奇金淋巴瘤疾病都有突出效果[24]，但该治疗思路存在的缺陷在于会导致修饰细胞基因到受体细胞基因组上面难以控制，治疗期间可能出现各种遗传相关不良反应[25]。在2017年基于CRISPR/Cas9构建了更新的嵌合抗原受体修饰基础T细胞[26]，编辑T细胞当中的TRAC基因并选择性地送入到受体细胞基因组，可有效控制相关不良反应，同时也提升了T细胞的治疗效果。
4 小结与展望
恶性肿瘤致死率仅次于心血管疾病，且患者患病、治疗、调整期间均受到病情症状的折磨与影响，严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威胁人类生存[27]。在结合相关临床实践以及文献内容后，可知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对肿瘤疾病应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研究、治疗均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但在这条研究的道路上也应该清晰认识到，这项技术还存在很多可改善进步的地方[28]，较为典型的如人体伦理问题、脱靶效应、安全性风险等，但相信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和技术的发展，CRISPR/Cas9技术会得到完善与创新，最终一一解决相关难题，为肿瘤患者提供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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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了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编写和合成人的基因组，不过这一计划也引发了争论。一些人担心，如果能编写人的基因组，也就有可能按人的基因组来合成人，这样的人既无父亲也无母亲。
合成人类基因组的动机
2016年5月，超过130名科学家、律师与企业家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秘密闭门会议，探讨在10年内合成一条完整的人类基因组。与会者被要求不联系媒体，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但事件遭两名科学家曝光，引发轩然大波。
这个计划称为“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HGP-write），研究团队由纽约大学合成生物学家博科、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哈佛医学院基因组学家丘奇和加利福尼亚州圣拉斐尔市欧特克研究中心商业设计工作室未来学家赫塞尔领衔。这项计划将由新成立的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组织“工程生物学示范中心”执行。这是一个国际性科研项目，已经筹集到1亿美元经费，研究人员希望未来能吸引更多资金以完成这一宏伟的科研项目，但经费可能会少于此前人类基因组花费的30亿美元。
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又被称为“HGP2：人类基因组合成计划”，计划的核心是，根据人类基因组计划阅读出来的组成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碱基对的顺序来编写一个人类基因组，换句话说，就是科学家考虑用化学物质（碱基）来建造一个人类基因组，创造出人工合成的人类染色体。
由于这一计划非常庞大，工程艰巨，因此该计划需要分好几步来完成，而近期的目标是合成1%的人类基因组，并提出6个先行项目，包括构建特定染色体或复杂癌症基因型从而更全面地模拟人类疾病、修改猪基因组以用于异种器官移植等。
研究人员指出，编写人类基因组可以为生命研究、治病救人和人的健康长寿带来重大益处。例如，生物医学研究可以利用培养皿里的合成细胞来进行，无需使用来自人类志愿者或动物的细胞。具体而言，通过人工合成细胞，可以培育出供移植的人类器官，同时通过全基因组重编码赋予合成细胞对抗病毒的免疫力，而且通过细胞工程技术赋予合成细胞抗癌能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合成细胞研发抗御和治疗各种疾病，如癌症、艾滋病、疟疾等疾病的疫苗和药物，以及研发出治疗许多罕见病和遗传病的基因疗法，如地中海贫血、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等。例如，如果能编写人类基因组，就可能知道引发地中海贫血、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等的基因有哪些，从而利用基因剪刀修剪和替换这些致病基因，根治这类疾病。
经济成本和技术问题
研究人员估计，合成一套人类基因组需要的费用不会超过30亿美元，而且，随着基因测序和研究技术的发展，合成人类基因组的花费会越来越少。
在2003年，组装一个碱基对需要4美元，但是，现在这一费用已降到3美分。这意味着，按过去的一个碱基对4美元计算，组装30亿个碱基对要花费120亿美元的话，现在则可以降低到9000万美元。而且，由于组装费用会逐渐下降，未来20年，合成人类基因组的费用可能会降到10万美元。
费用的降低意味着组装人类基因组会像现在阅读（测序）人类基因组一样变得普通和平常。现在，对一个人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的费用已经降到1万元人民币。
不过，编写或合成人类基因组最关键问题是技术，目前的技术能否胜任人类基因组的合成呢？研究人员认为，技术没有问题，而且，人类已经合成过其他低级生物的基因组，并激活了这种合成的基因组，产生了人工合成生命。
2010年5月，美国基因专家、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创始人和完成者之一克雷格・文特尔等人在美国《科学》杂志报道，他们首创了一个人工生命――辛西娅，这是人造的首例能够自我复制的细胞。辛西娅是一个山羊支原体细胞，但细胞中的遗传物质却是依照另一个物种――蕈状支原体的基因组人工合成而来，产生的人造细胞表现出的是蕈状支原体的生命特性。
然而，这个生命的级别太低，只是一个原核细胞。不过，2014年，当时还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杰夫・博科等人在3月28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成功合成出一条功能性的酵母菌染色体，这是一个更高级的人造生命――真核细胞生命。合成这一生命历时7年，研究人员使用计算机模拟出酵母菌16个染色体中最小的一个染色体synⅢ。synⅢ是研究人员对酵母菌的染色体Ⅲ进行了500多处修改后获得的版本，他们剔除了近4.8万处重复片段以及所谓的“垃圾DNA”，并在DNA上添加了标签，以便将天然DNA和合成DNA区分开来。
研究人员随后将合成染色体整合进啤酒的酵母菌中，并发现拥有合成染色体的酵母菌相当正常，与野生酵母细胞的表现几乎一模一样。尽管合成的只是酵母菌16条染色体中的1条，但已经表明，用人工构建一个完整的真核细胞基因组并让其成为有生命的细胞已经是一种现实。
有了这些合成生命的技术和经验，现在研究人员合成人类基因组也问题不大，因为合成人类基因组是在按照已经对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无父无母的人会出现吗？
神话《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从一块石头中孕育出来的无父无母之猴，既然可以根据人的30亿对碱基进行组装以合成一条完整的人类基因组，是否也可以由此合成一个无父无母的像孙悟空的人呢？例如，按照爱因斯坦的基因组来合成爱因斯坦。不过，如果可以合成人，那么谁来决定合成人以及控制合成的过程？
尽管合成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并不意味着合成人，但是这表明，人工合成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已经没有多少障碍，从这个意义看，合成人将引发巨大的震撼。合成人不只是在技术上更复杂和先进，而且在探寻生命起源上更能接近生命本质。以前所提的克隆人只是用一个人的细胞核以无性繁衍的方式复制自我，但合成人却可以时空大腾挪，既可以用既有的一个人的DNA为蓝图合成人，也可以由无数人的DNA为蓝图设计，只要符合人的DNA中30亿个碱基对装配顺序和规律，还可以无中生有，合成与人相似的并优于人的生命。
问题是，按人类DNA的顺序组装好基因组后，它是否能成为生命？生命的本质在于自我复制、繁衍、发育、新陈代谢。具体而言，生命必须有一个容器，如细胞的细胞膜、人的身体等；而且生命能进行新陈代谢，可在酶的催化作用下跟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同时生命具有可以被储存和复制的化学指令，这些指令控制着生命活动，并且能复制遗传。如果人工组装好的人类基因组不能复制和繁衍，就不可能有新生命的诞生。
不过，文特尔和博科等人的研究已经证明，按照支原体和细菌的碱基顺序合成一个新的基因组后，可以激活成为一个新的生命。现在，能够合成人类基因组后，也意味着一条完整的人的基因组可以放入细胞装置中激活、复制、孕育，当发育到胚胎时，可以置入人工子宫或代孕母亲体内，发育成一个没有父母的人。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对于合成无父无母的人，也有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了相反的看法，由于合成人类生命相当复杂，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可能实现。
合成人类基因组首先得按照精确测定的人类基因组的碱基对来进行，尽管现在对人的基因组的测序已经很精确，但由于技术的局限，有一些地方还是不够精确。如果设计的蓝图不精确，由此组装出来的人类基因组也可能不精确，因此要让这样的基因组激活并拥有生命的本质和现象还比较困难，或者说如果有生命现象，也会走样。
另外，现在人类合成基因组的技术能力还有限，短期内无法合成人类如此长的基因组，即便将来技术改进了，如何把合成的基因组按人类染色体的结构包裹在一个细胞的细胞核里面，并成为有功能的细胞，也很困难。而且，让这样的细胞激活并分裂繁殖，成为一个胚胎，再发育为人，这种情况更是难上加难。
另外的一些问题虽然看起来并非关键，但也影响到组装成的人类基因组是否可以产生生命，这就是如何组装人类基因组的一些配件。一是如何装配端粒。端粒是存在于真核细胞染色体（细胞核DNA）末端的一小段DNA-蛋白质复合体，它与端粒结合蛋白一起构成了特殊的帽子结构，作用是保持染色体的完整性和控制细胞分裂周期。人的细胞染色体的末端也有端粒，因此合成人类基因组并组装成细胞核染色体后，如何组装和配置端粒也是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无论是人还是其他高级哺乳动物的生命在孕育时不只是需要按照细胞核DNA（染色体）的基因顺序和指令来产生，还要按照细胞质里面的线粒体DNA来孕育生命。因为，线粒体基因组能够单独进行复制、转录及合成蛋白质。人的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共有16569对碱基，它们参与编码一些蛋白质，如细胞色素b、细胞色素氧化酶的3个亚基、ATP酶的2个亚基以及NADH脱氢酶的7个亚基。
不过，线粒体自身结构和生命活动，如编码蛋白质都需要细胞核基因的参与并受其控制，这表明，真核细胞内的两个遗传系统（一个在细胞核内，一个在细胞质内）是相互影响的，但最终受到细胞核基因组的主宰。因此，如果合成人类基因组后，没有线粒体基因组参与合成生命，这样的生命可能也无法真正孕育出来，或者即便孕育出来，也是不完整的。
合成生命是否会威胁人类？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合成生命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一旦人类基因组合成以及解决了诸如端粒和线粒体基因组的配置后，无父无母的人就会出现。那么，他们对人类是福还是祸？
这可以用文特尔创造新生命之后的情况来解释。文特尔的辛西娅（合成支原体）问世没几天，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就要求文特尔出席特别听证会。不仅如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辛西娅问世后立即要求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督察此事”，“评估此研究将给医学、环境、安全等领域带来的任何潜在影响、利益和风险，并向联邦政府提出行动建议”。
在听证会上，文特尔表示：“当这些生命被创造出来时，它们将非常脆弱。让它们在实验室里存活一个小时将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但如果说它们会走出实验室、甚至主宰我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戴维・迪默也为人造生命背书。他指出，人类制造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与那些在自然界中进化了30亿年的生物竞争。
研究人员信誓旦旦地称，自然界本身就是一名已经存在的专家，它在创造可对人类造成极大危害的微生物。人造生命（合成生物学）的最新进展并不一定会把我们带到比现有技术或自然界本身更接近伤害的道路。
与此相似，人类合成自身基因组的能力和技术也远不如生命自身的合成能力。现在，一个化学家要花上3分钟才能合成DNA的一个碱基，但是，细胞仅仅只需要1秒钟就能合成有上千个碱基长度的基因。一个人类细胞分裂一次就能完成人类全基因组的合成，而且这基本上还是一个免费的过程。所以，人类在合成生命上的作为显然是非常低级的。
话虽如此，现在研究人员需要事先评估，一旦人工合成的人类基因组能被激活并孕育成人，将对人类社会有哪些益处和弊端，甚至危害，对于后者，是否有足够的措施进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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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突变是基因组DNA分子发生的突然的、可遗传的变异现象。
从分子水平上看，基因突变是指基因在结构上发生碱基对组成或排列顺序的改变。基因虽然十分稳定，能在细胞分裂时精确地复制自己，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基因也可以从原来的存在形式突然改变成另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就是在一个位点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基因，代替了原有基因，这个基因叫做突变基因。于是后代的表现中也就突然地出现祖先从未有的新性状。基因突变可以发生在发育的任何时期，通常发生在DNA复制时期，即细胞分裂间期，包括有丝分裂间期和减数分裂间期。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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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春节前的北京，依然春寒料峭，繁忙的东三环劲松桥东南角，几名工人正安静的卸掉一块半新不旧的白底红边的标识牌，更换上的一块崭新标牌，上书四个大字“北京银行”，让很多路过的人驻足而望。
按中国的习惯，名字的更换往往具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
3月25日，北京银行对外宣布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工作完成，外资方所占股份将达到24.9％，其中ING集团将作为境外战略投资者以19.9％的股份成为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国际金融公司将作为境外财务投资者认购其5％的股份。
根据协议，北京银行已经成为国内第一家引入外资的银行中，外资方成为第一大股东的银行。至此，北京银行不仅从名字上，而且从股权结构和资本控制上，都在脱离地域特征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北京银行的行动意味着，一直以来各地商业银行谋求全国性扩张的步伐将提速，整个中国银行业的竞争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
第五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北京银行的志向是要成为总部位于北京的第五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而不仅仅是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
“谈到未来的发展规划，我们将借助境外投资者带来的先进管理理念，以市场化、区域化、股权结构多元化、资本化、国际化为方向。”
北京银行宣传部门工作人员说，更换标志就取意于中国古代祈求丰年的天坛，表明北京银行在北京诞生、成长，而未来将以北京为中心走向全国，迈向世界。而关于银行下一步的全国布局，北京银行进一步证实：一旦符合了银监会的标准，北京银行将在全国开设地方分行。
北京银行已经在全北京拥有110多家分支机构，并可能利用近期的监管规则的变动到北京之外的区域扩展业务；另外，该银行也正考虑今年在国内上市。
因此，有研究人员分析认为，吸引外国集团的正是这家银行的扩张计划。
实际上，北京银行的扩张计划也似乎得到金融市场监管者的授意。北京银行董事长阎冰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银监会和北京银监局明确给北京银行提出了发展要求，这就是市场化、区域化、股权结构多元化、资本化，这是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
北京市政府在将北京银行推向非本地化的过程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本次股权结构发生调整以前，北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为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20.07%，目前已经降为第二大股东。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将不会增持股份，并有可能稀释到14％。国企没有增资，是北京市政府的授意，体现了政府角色的转变。”该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表示。
而在人事任命上，北京银行也将不再采用行政任命方式。北京银行办公室工作人员透露：不久前北京银行刚刚完成总行机构改革和中层干部竞聘，ING方面还将派驻一名副行长负责风险管理。
不仅如此，当北京银行向晋升为全国性股份银行挺进的同时，北京市政府已经做好填补其留下的市场空间的准备。北京市银监局局长赖小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刚刚筹建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将填补北京银行未来在北京留下的空间。
一系列正在发生的变革使北京银行的本地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那么北京银行是否具有成为全国性金融服务提供商的实力？
一份最新的城市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排行榜显示，北京银行目前是中国第四大城市银行。截至2004年年底，北京银行资产达2090亿元人民币(合250亿美元)，存款达1890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4.8%，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另据了解，北京银行在北京城建、中关村科技园区、奥运项目等主多大型项目融资中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北京银行工作人员说：北京银行的客户已经不仅仅是北京当地的客户了，而且尽管北京银行目前从客户比例上来说中小企业占大多数，但是从规模上来说，北京银行已经具备服务各种类型客户的能力。
集体破局提速
北京银行改变地方身份的步子走得最快，但却不是起步最早的。
早在1999年，上海银行就在城市商业银行中首开先河，引入IFC，2002年又进一步引入外资股东汇丰银行和香港上海商业银行。在扩充资本金的准备下，上海银行跨区域发展的努力从没中断过。
“服务必须跟着客户跨区域发展。”上海银行行长傅建华说。近期上海银行的计划是在长三角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兼并和参股，上海银行曾有意染指宁波市商业银行；中远期的规划则是在沿海、长江沿线和国内其他的特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2003年8月，在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为南京“城商行”指出的发展路径是，先引资上市以扩充资本金，然后在省内实施跨区域经营，再逐步向省外扩张。这家被业内认为最有可能成为国内上市的第一家城市银行，在其招股说明书中已载明，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在异地开设分支机构。
2004年10月，西安市商业银行引入IFC和加拿大丰业银行；2004年末，澳洲联邦银行成功收购济南市商业银行11％的股权。济南商行将自己定位于“惟一一家总部在济南的商业银行”。
兴业银行由具有地方色彩的福建兴业银行改名为更具全国性意味的兴业银行后，同时宣布完成股份制改造，获得香港恒生银行、IFC、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有限公司的参股。
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说：小银行的扩张冲动是合理的。面对2006年后银行业的开放格局，城市商行多半会产生这种合理的扩张冲动。
甚至在某些银行管理者眼中，跨区域发展是比上市更加重要的扩张道路。大连商行副行长许文就明确表示：对于大连商行来说，目前的工作重心依然在跨区域经营上，上市是三五年以后的事情。
根据许文的预测，在未来的3年至5年中，现有的112家城市商业银行，将会有70％至75%被兼并，将有10%独立存在于江浙一带，而剩下的5%将会被摘牌清算。
换言之，中国将出现更多的全国性的（至少是大区域性的）商业银行，这对现在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将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另据透露，银监会已在2004年批准四家城市商行可以进行跨区域经营试点。
但是通往全国性银行的路走得并不顺利，因为如果不能摆脱地方政府一股独大，没有地方政府的放权，要想实现扩张是不太容易的。毕竟，像北京银行这样的例子才刚刚开始。
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们大多脱胎于城市信用社，是地方政府行政手段捏合的产物，各个地方政府通常是他们的大股东，地方政府依赖地方银行开展关联交易，支撑地方经济，这一特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
如济南商行起初曾想通过“吃”掉其他城市商业银行来壮大自己。2001年到2002年间，这一想法曾得到山东省政府的支持，当时山东省政府曾提出由济南商行重组省内其他城市商业银行，甚至“有过实质性动作”，但是由于其他地方政府并不同意，而商行自己在资金、人才各方面尚不具备实力，结果未能成功。
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城市商行在民营化或者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股份尽管被“稀释”，但仍处于第一大股东地位。
但无论如何，北京银行的实践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给那些具有强势地位的城市商行及开明的地方政府做了示范，新一轮城市银行的扩张很可能因此而提速。
挑战“寡头垄断”
看看这些充满扩张动力的地方银行，个个都是来者不善。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和南京商业银行，位居全国城市商行综合竞争力前五位；济南市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在环渤海经济区域城市商业银行中名列第三。一旦他们走向全国，可以相信，将成为改变目前中国金融业几大寡头竞争市场格局的重要力量。
招商银行研究部总经理罗开位博士评价说：实际上，中国银行业仍然处于一种所谓的“寡头垄断”的竞争格局，这对于资金的有效配置是不利的，中国目前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不是太多，而是不够。城市商行和股份商行的扩张就是要打破这种垄断。
目前中国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共有16家，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但实际上竞争仍然没有充分展开。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网点建设上依然不能自主。
根据最新统计，四大国有银行中网点数量最少的中国银行目前尚有11368家网点，是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点总和的2倍多。这足以说明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凭借其网点优势而具有的强势地位。
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四大国有银行网点数量对比
行名网点
中国银行11368
中国工商银行22012
中国农业银行31272
中国建设银行14889
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5617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个人银行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很多中小银行具有网络优势，技术优势，但很多银行业务仍然是需要有网点支持，因此，在营业网点柜台业务的互通互存方面，对于中小银行的合作要求，我们是绝不能答应的。
这一“寡头垄断”的银行服务系统给中国百姓带来的是更多的排队成本，和必须忍受的恶劣服务。
面对此，各中小银行被迫联手互助，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先行互通有无。如2004年股份制商行在上海等地实行跨行存款业务，曾经轰动一时，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转变股份制银行网点少的弱势。
但是这些技术上的革新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竞争格局的束缚，冲破垄断不仅仅是各家银行自身的发展需求，也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银行业监管当局对于有利于打破银行垄断竞争格局的尝试作出了鼓励的姿态。
2004年6月，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明确提出：银监会鼓励“城商行”按照市场规则和自愿原则实施联合重组，突破单个城市的限制，实现跨区域发展。
同年11月，银监会了《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纲要》明确了城商行的发展方向是重组改造和联合，并打算允许达到监管要求的城商行跨区域经营。
中国银监会银行二部副主任刘元对记者肯定的说：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城商行在地区已经排到了第一或第二的位置，超过了工行等。
北京银监局局长赖小民也认为：目前，城市商行都既抓特色，又不放弃规模发展，因此，应该在一定层面上可以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展开竞争了。
是大而少，还是小而多
但是事情都是有两面的，群雄蜂起都想做全国性的“大佬”，地方、中小企业急需的支持谁去管？
目前，似乎所有的城市商行都在齐步向前走：吸引外资―上市―跨区域经营，仿佛这是面临2006年开放大限的生存之道。但业内人士也担忧，这样会失去了当初设立地方性银行的初衷――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融资。
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曾多次奉劝城市商业银行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她认为中国缺少踏踏实实为当地经济服务的中小银行。
关于一个国家应该拥有什么样的银行业竞争格局是安全的，美国经历了并依然经历着的高度警觉的抉择过程。
集中化一直是美国银行管理当局关心的问题。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相对较少的银行持有大量的银行资产，如日本；而在美国，全国最大的50家银行以外的那些银行持有全国银行资产的1/2，美国通过法律规定和多年的管理沿革，业已形成一种政策传统，即努力避免由集中化而产生的对信贷分配的控制。
一个国家是有少数的大银行好，还是有大量的小银行好，是美国在所有关于分支银行政策和银行控股公司扩张政策讨论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这其实是在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中，应当怎样分散信贷权利的问题。
美国金融界对待此问题有两个倾向：传统的政策倾向于制止银行业的总量集中化；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现在总量集中问题已不像过去那样严重了。但无论如何，美国银行业管理当局的指导思想仍是鼓励竞争，限制垄断。
1914年，当美国出现联邦级的金融管理机构，特别是建立的联邦储备体系时，情况和目前的中国有些类似――管理当局和立法者都面对数量众多、各具特点、规模参差的商业银行；不同的是，当时的美国商业银行已经自成体系了，而中国的银行体系还具有很多制度设计的痕迹。
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政府采取因势利导、以便驾驭的方针。当时美国政府采取的就是维持多银行共存、平等竞争的制度。
基因编辑范文6
因犯贪污和伪造事业单位印章两项罪名，近日，印刷工业出版社编辑部原主任黄孚云被判处11年6个月徒刑。
法院查明，1998年3月至4月，黄孚云伙同该出版社副社长李某、工作人员范某，将钟某等书商交来的7.5万元合作款项私分。1999年起，黄孚云偷偷刻制了一枚公章，将本单位出卖书号所得的10万余元公款全部挪做私用。
京华时报·王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