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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医学证明样本范文1
一、考评工作领导组
二、督查及验收时间
考核时间：2015年3月23日--3月30日。
三、考核主要内容
㈠期内主要工作指标完成情况。
1、二多孩政策符合率。
2、政策内二多孩早孕发现率、一孩及政策内二多孩孕情发现率、政策内二多孩无孕情出生比例。
3、期内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期内补报出生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已婚育龄妇女综合避孕率。
4、统计准确率。
㈡全员及已婚育龄妇女信息建档准确情况。
㈢全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规范情况。
㈣依法行政、民生工程开展情况。
㈤协会、人口基金工作落实情况。
㈥科技服务、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开展情况。
㈦群众满意度情况。
四、调查时点
时期指标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生育、节育情况。
时点主要指标为2015年10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24时。
五、考评方式
采取现场考评和村级业务考评两种方式进行考评，现场调查样本规模在2000人左右。
㈠现场考评主要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分室外和室内两个组。室内组主要负责“2015年第一次现场考核软件资料调查表三”内容的调查。到达样本点村后分5个小组进行，每小组两人，具体负责调查以下内容：1、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生育、节育及长效节育奖兑现情况，同时每个调查小组必须查一户人口基金救助对象的保险卡发放情况，并将调查情况记录到表一“期内生育、节育情况调查表”；2、以表一生育节育对象为主线逐户见面走访调查全员信息至少40户，每小组至少8户达24人以上，具体询问调查每一户中常住人口全员建档准确情况；调查40周岁以内已婚育龄妇女共4名，每小组至少1名，具体询问调查已婚育龄妇女的结婚、怀孕、子女出生、节育措施落实情况，同时必须询问该育龄妇女2015年10月以来孕环检情况，育龄妇女手册登记孕环检信息和口述参检的均可；3、围绕全员人口调查民生工程对象户2015年资金兑现及新增对象证件的发放情况、绝经期上环妇女发放取环通知书及取环情况、免费参加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对象的评估报告书送达情况和人口基金救助户2015年一卡通资金兑现及幸福卡发放情况每小组至少查2名。4、流出市以外的18-49周岁成年育龄人员至少25名，每小组5名，其中18至49周岁育龄妇女不得少于15名，每小组3名，具体询问调查流出人口建档准确情况；5、群众满意度调查采取现场与电话随机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主要为现场调查，调查对象主要对有20—40周岁育龄妇女以及四证办理、单独核查、免费优生健康检查、奖扶对象（以下简称四类重点服务对象）等家庭实行调查询问，总样本量为20户，室外五个调查小组主要负责调查20-40周岁育龄妇女一般人群，每小组至少4户。
㈡村级软件考核于3月31日之前完成，详见附件1：各村村级业务考核细则。
六、考核汇总
全员人口及育龄妇女相关信息核对使有3月22日备份数据，流动人口核对使用调查前一天数据。
七、调查纪律
调查员要认真履行调查职责，确保调查质量，在调查过程中要严格按要求不得随意增减调查指标，不得随意扩大或缩小样本点小区范围，不能随意更改调查数据，不得故意错登有关信息。
调查员在调查当天不得向被查村泄露调查表入户调查内容情况。
调查组在样本点小区内必须保证足够的调查时间，应不低于3小时。
八、注意事项
㈠调查表格填写完整、字迹清楚。
㈡对样本点村范围内常住户纳入调查。
出生医学证明样本范文2
循证医学可以筛掉
副作用大的药物
药物可以治疗疾病，但是在治病的同时往往会伴随出现一些人们不希望出现的副作用或不良反应。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英国、日本等国家出生了一万多名畸形儿，他们四肢像短棍，有的甚至没有胳膊和腿，手和脚直接连在身体上，很像海豹的肢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海豹肢症。研究发现，这一灾难原来是由当时一种叫做反应停的新药引起的，这种药治疗孕妇妊娠呕吐效果非常好，对母体的毒性很低，但是对胎儿的毒性明显大于母体，致畸率高达50%～80%。
如何才能把这些副作用大的药物筛选出来，不能等出现了这类悲剧以后才被发现。循证医学研究的出现为淘汰副作用大的药物提供了科学的证据，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利多卡因预防急性心肌梗死后的心律失常。利多卡因是一种具有抗室性心律失常作用的药物，医学界从急性心肌梗死的病理生理机制推测，心肌梗死患者发生室性心律失常是导致猝死的重要危险因素，因此利多卡因曾经成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出现心律失常的常规用药。然而，经过循证医学试验研究证明，利多卡因虽然能抑制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脏传导系统异常诱发的室性心律失常，但是却增高了患者的死亡率，也就是说，使用该药对急性心梗患者来说病治了，命没了，有害无益，所以现在临床上治疗心梗患者的心律失常已经淘汰使用利多卡因，这就是循证医学发挥了作用。
循证医学可以选出
高疗效的药物
循证医学不仅可以筛掉副作用大的药物，还可以选出高疗效的药物。循证医学研究看重的是患者用药以后症状改善的实实在在的证据。循证医学研究评价药物疗效时，是在大范围内收集大量疾病相同，但年龄、体质、生活环境等自身条件多种多样的患者，每一位患者按照随机产生的编号分成两组，一个是用药组，一个是对照组，用药组使用一种药物治疗，对照组使用另一种药物治疗。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知道入选患者使用的是用药组的药物还是对照组的药物，患者自己也不知道，只有到了最后揭盲的时候，按照药物编号统计出结果来，大家才能知道用药组的疗效如何，对照组的疗效又是怎样，二者一对照就能看出哪种药物疗效更好、安全性更高。
出生医学证明样本范文3
1 剖腹产对新生儿的不良影响
1.1 剖腹产儿综合症（剖腹产呼吸系统并发症的统称，指窒息、湿肺、羊水吸入、肺动脉高压、肺不张和呼吸窘迫综合症等）现在认为是未被及时清除的肺液、也即羊水污染变质所致。[3]丹麦Aarhus大学医院的Anne kirkeby hanshen和同事发现，校正其他会影响婴儿呼吸的因素之后，37周时选择剖宫产的小孩有3.7倍的风险，38周选择剖宫产的小孩有3.0倍风险发生新生儿暂时性呼吸急促（一种称为湿肺的（wet lung）状况）、呼吸窘迫症候群、或者持续性肺高压症。[6]
1.1.1 新生儿暂时性呼吸增快、新生儿湿肺（TTN）、II型呼衰
剖腹产令湿肺症患儿增多。麻醉通过两种方式抑制胎儿呼吸，术中妈妈因呼吸抑制的低氧血症，影响宝宝氧气供应和代谢废物排除出；麻醉直接抑制新生儿的呼吸。[7][8]
经阴道分娩的新生儿，由于产道的挤压作用，娩出时肺液被清除，而且由于宫缩的发动，产妇分泌的压力激素刺激婴儿产生肺泡表面活性物质，促进肺的成熟，因此，顺娩出生的婴儿，很少有暂时性呼吸增快(TTN)的问题。正常情况下，规律的宫缩，是分娩正式发动的信号，表明胎儿生物时钟已经成熟，也即胎儿的各种内脏器官及其机能的成熟，阵痛是胎儿临盆最准确的信号。剖腹产的婴儿由于没有经过产道的挤压，肺液不能及时被清除，导致婴儿出生后呼吸暂时性增快。临床上我们观察到，剖腹产的新生儿由于出生后呼吸暂时性增快而被转入儿科的大约占剖腹产总数的1%-2%。
1.1.2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NRDS）
NRDS是因患儿缺乏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导致呼吸窘迫和呼吸衰竭的疾病。这种疾病多见于早产儿，胎龄越小吗，发病率越高。但近些年来，足月儿患此病的越来越多。《杭州日报》2010.4.15报道：仅三月份，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监护病房收治的足月的严重NRDS的患儿就有6例；2006-2008年间，收治严重的此类患儿70例，2009年超过50例。目前，这一数字显示出逐年递增的态势。因为，当我们选择剖腹产时，所依赖的是产妇的末次月经和最近一次超音波的检查，但那不一定准确，医生和产妇不应该过多依赖超声波检查。
1.2 感觉统合失调
有研究证明，剖腹产婴儿的抗压能力、平衡能力、动作协调能力差、学校学习力、社会适应力、服务社会的能力都有下降，并有可能成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4]
1.3 易患哮喘
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机构最新发现：同自然分娩的婴儿相比吗，剖腹产儿患哮喘病几率要高50%。[9]荷兰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的斯密特博士及其同事对2917例1966年出生且已满31岁者的哮喘、过敏性疾病、生产史等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经剖腹产出生的婴儿成年后患哮喘的风险较顺产者高3倍。[10]
1.4 易患腹泻和食物过敏症
慕尼黑Ludwig-maximilians大学的研究者们在2004年的研究结果发现：剖腹产的婴儿在他们出生后12月内更易出现腹泻，对牛奶和其他食物的过敏现象比正常生产的婴儿高2倍。[11]
复旦大学王炳顺研究发现，婴儿常见病一年总计比较中，剖腹产术与婴儿疾病的发生没有关联，剖腹产儿发生婴儿腹泻的危险是阴道分娩儿的1.25倍（95%CI:1.01-1.56）。[11]
1.5 可能影响婴儿将来的神经心理发育
研究发现，剖腹产术与婴儿的体格生长发育没有关联，但剖腹产儿DDST测定总计可疑数比例高于阴道分娩儿，可能影响婴儿将来的神经心理发育[11]。长大后有过度敏感、胆怯、退缩、注意力不集中、易患多动症等危险。这与胎儿缺乏必要的压力刺激和应激反应、荷尔蒙的分泌缺失等有关。[11]
1.6 男婴免疫功能低下
剖腹产的婴儿由于没有经历过免疫系统和肺部发育的一些必经步骤，血清免疫球蛋白含量低，，抗体也少，加之荷尔蒙分泌缺失，导致剖腹产儿比起自然分娩的婴儿更易患感染性疾病；[10]由于控制免疫球蛋白合成的基因在x染色体上，而男性比女性少一条，故此，男婴的免疫功能低下。[8][9][11]
1.7患糖尿病可能性增加
新华网柏林（2008）9月4日电，据德国专家对1万名I型糖尿病患儿的研究结果，剖腹产儿与自然分娩者相比，患I型糖尿病几率高20%。原因尚不清楚，可能与胰高血糖素、胰岛素分泌失衡有关。
2 选择性剖宫产儿患病率高的原因
2.1 剖腹产儿未经产道挤压，肺液排除和吸收延迟，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分泌减少。
挪威的研究人员对170万登记出生的婴儿研究后指出，有节律的宫缩，刺激胎儿肺产生肺泡表面物质（磷脂），当胎头娩出后，胎儿胸部受压 ，胸部娩出后，突然扩张，自主呼吸建立。剖腹产儿缺乏规律宫缩刺激，肺泡表面活性物质产生相应少且慢，从而使得新生儿易患肺部疾患。[11]
2.2 剖腹产儿未完全成熟
最近这些年来，患NRDS的足月儿越来越多，选择性剖腹产是此病的一大诱因。理论上讲，37周胎儿就成熟了，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有的孩子37周，有的38周，更多的要39周才算成熟，有的就算已40周，若无分娩发动，仍可能不成熟。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全国新生儿学组组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杜立忠教授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随着剖腹产率的增加，特别是选择性剖腹产率的增加，足月儿的NRDS发病率增高已不容忽视。[9]
一项来自德国Hesse和mmSaarland地区的基于人群的大样本的研究表明，新生儿暂时性呼吸增快与选择性剖宫产和低胎龄强相关。此外没有经历分娩发动与新生儿暂时性呼吸增快的危险度和严重度（氧疗时间延长）增加有关。在德国，TTN的总发病率为5.9‰。[8]在我国，由于有更高的剖腹产率，因此TTN的发生率也较国外高。
2.3 剖腹产儿未建立必要的应激反应
规律的宫缩是一个准确无声的信号，他向人们宣告胎儿已经成熟，同时，让胎儿的各个器官得到充分挤压和刺激，做好应对出生的准备。剖腹产儿缺乏必要的刺激，难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应激状态，因此，出生后婴儿的内环境不能分泌与外界相适应的抗体、荷尔蒙、神经体液因子，与自然分娩的正常婴儿相比，易患病，平衡能力、协调能力差。
2.4 剖腹产儿的免疫系统缺乏正常的菌群刺激，发育不完全
剖腹产儿的免疫系统未充分调动起来，故出生后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低下。慕尼黑的研究者们认为，内脏细菌在免疫系统的发育中是一重要因素，剖腹产延误或是改变了正常的菌群进入婴儿内脏。依据他们的研究，婴儿在生产过程，在母亲的阴道、肠、附近获得他们的菌群，然而，剖腹产的婴儿是在医院的环境中获得的。[11]
2.5 剖腹产儿的神经、体液、内分泌系统失衡，大脑颞叶发育不完善，出生时未经规律宫缩刺激
中山医科大学儿科专家说：剖腹产的孩子由于没有经过产道挤压，往往缺乏感觉上的一些必要刺激和应急准备，免疫系统、感觉和运动系统、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等发育不充分，孩子容易发生敏感，甚至发生感觉统合失调的比例也比一般孩子要高。人的情绪主要靠颞叶调节，剖腹产儿的颞叶发育被突然中断，且未经规律宫缩刺激，应该是剖腹产儿情绪不稳定的原因。据南京某医院儿童多动症专科医生介绍，在医院近期平均每天所治的17名患儿中，剖腹产儿约有12名，这与相关资料的研究结果一致。剖腹产的孩子协调能力差，易患统合失调症，即想和做不是一回事[7]。
3 讨论
剖腹产的实质即是一个正在发育的机体被人为的终止了发育所需的条件。相对外界来说，母体对胎儿是温暖、无菌、有氧和营养的，离开母体，面临的是要能自己进食、自己呼吸、有一定的免疫功能和抵抗力。剖腹产的孩子，特别是胎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巨大儿的增多也导致了选择性剖腹产的增加。据报道，仅中法友谊医院一家医院数据显示，仅4月份该医院出生巨大儿11个，占新生儿总数的8%，这一比例较过去几年增加了约倍，而5月份该院出生的巨大儿有16个，占新生儿总数的13%，比例之高令人惊叹。巨大儿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导致各大医院剖腹产率上升。同时，围生期的超重，为今后成人肥胖埋下隐患，巨大儿长大后出现肥胖、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的几率要高出正常婴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对孕妇体重有严格控制（孕期增重20-25斤），因此巨大儿出现较少。科学的孕期管理无疑对控制巨大儿是有益的。对此，烟台多家医院也开始针对孕妇进行体重控制。[12]巨大儿是孕期不科学营养的病态产物，胎儿发育不成熟的可能性比起适于胎龄儿来会更高。巨大儿更容易患呼吸系统的疾病。
通常，自然分娩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在产程进展过程中，医务人员要承担更多的风险，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加之医院片面的追求经济效益，这也是导致各个医院剖腹产率攀高的原因。只有加强医务人员的责任心，才能从医院的角度控制剖腹产率，从而降低因剖腹产患病的儿童患病率、致残率和死亡率
因此，国家应把医学需要的剖腹产纳入临床路径，并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即使是医学需要的剖腹产也要尽量在分娩发动后再予实施；不允许非医学需要的、无分娩发动的剖腹产发生，否则医院和医生要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
4 结论
选择性剖腹产出生的婴儿患呼吸系统疾病、腹泻、过敏、免疫功能低下、神经心理发育迟缓的危险度较自然顺娩的婴儿高，特别是无分娩发动的选择性剖腹产，胎儿内脏器官的发育无准确信号表明已成熟，人为地选择日期结束孕期，会造成胎儿先天性的肺、脑功能发育不良，加之婴儿缺乏必要的产道挤压和刺激，发生呼吸窘迫、肺不张、湿肺、气胸、持续性肺动脉高压的危险度增加，长大后平衡能力差，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症等患病率较自然分娩儿高。人们应该对非医学需要的剖腹产持慎重态度，剖腹产是先甜后苦，而阴道分娩是先苦后甜。
5 展望
对于有分娩发动的剖腹产儿，由于其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免疫系统和触、感觉系统未得到充分刺激，以至于剖腹产儿的应激免疫反应没有充分动员起来，是剖腹产儿患各种疾病危险性增高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如果在剖腹产儿出生后立即予以类似于规律宫缩的电脉冲治疗，能增强剖腹产儿的免疫应激反应，促进患儿分泌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免疫球蛋白、荷尔蒙等，以提高各种抗病能力、抗压能力和平衡能力，减少由于人为因的素带来的损伤？当然，什么样的补救措施也一定会有缺陷，只有顺应规律，等到宫缩发动的自然分娩才是符合人类繁衍生息的自然规律。医生和等待分娩的人们永远必须记住，剖腹产是一个正常分娩不能顺利进行时的补救措施，不能替代自然分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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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剖腹产儿易患哮喘病》重庆论坛2010-6-17.112:20.
出生医学证明样本范文4
【摘要】 目的：探讨谷胱甘肽s转移酶theta 1基因（the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theta 1 gene，GSTT1)多态性与新生儿低出生体重的关系。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母亲和新生儿资料，用等位基因特异性PCR方法分析母亲GSTT1基因型，采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母亲GSTT1基因型与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关系。结果：调整主要混杂因素前后，GSTT1缺失基因型对低出生体重影响未显示显著相关性（OR=1.357， 95 % CI 0.695～2.646;OR=2.047， 95 % CI 0.762～2.854）。结论：母亲 GSTT1基因多态性与低出生体重无相关性。
【关键词】 谷胱甘肽s转移酶；多态性；基因；低出生体重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of genetic polymorophisms of the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thetal gene (GSTT1) in mother with low birth weight in neonates. Methods: The case-control study method was used， data of mothers and infants were collected. Allele specific PCR method was applied to examine GSTT1 polymorphism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of gentic polymorphisms of GSTT1 gene in mother with low birth weight in newborns.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adjustment for environmental covariate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polymorphisms of GSTT1 and low birth weight (OR = 1.357， 95% CI 0.695～2.646， OR = 2.047， 95% CI 0.762～2.85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genetic polymorphisms of GSTT1 gene in mother and low birth weight in newborns.
Key words Glutathiones-transferase; Polymorphism; Gene; Low birth weight
低出生体重是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为活产婴儿的 5.87 %[1]。低出生体重的发生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但导致这些差异的因素知之甚少。许多环境因素被证明与低出生体重有关，但这些环境因素仅能解释极小的一部分差异。各种预防措施（包括对孕妇的社会支持、产前保健、健康教育）的应用收效甚微[2-3]。大量证据表明低出生体重的发生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往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社会环境和临床因素，而遗传因素导致低出生体重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甚少。最近研究表明：低出生体重在美国黑种、白种人群都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3]。.这种多次分娩低体重儿的倾向性归于遗传和环境因素[4]。为探讨中国人群中低出生体重的病理发生机制，我们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探讨母亲GSTT1基因多态性与低出生体重的相关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调查2003-2006年在包钢三医院就诊的孕妇及其新生儿，其中低出生体重儿57名，正常对照儿108名。低出生体重儿的入选标准：（1）孕周＞28周 ，体重＜2 500g;（2）正常分娩 ，剔除意外情况引起的早产儿;（3）剔除双胎或多胎、先天畸形儿。正常对照儿入选标准：选择与低出生体重儿同一医院出生的孕周≥28周、体重≥2 500g、出生时间相差 ＜ 7 d、单胎正常活产婴儿。
1.2 调查内容与方法
1.2.1 问卷调查
采用统一问卷调查表，由经培训的调查员对每个孕妇进行逐一询问，获得详细人口统计资料，包括：一般情况，疾病史、健康状况、职业史、吸烟饮酒史、饮食习惯、月经和生育史。
1.2.2 新生儿调查
根据产房病例记录了解新生儿出生时状况，包括孕周、新生儿性别、出生体重等。
1.2.3 血样收集及DNA提取
用EDTA抗凝管经无菌操作取母亲外周血2 mL， 4 ℃保存， 24 h内按标准法提取基因组DNA。
1.2.4 基因型检测
GSTT1基因的遗传多态性为大片段基因缺失，其PCR扩增引物5′-TTCCTTACTGGTCCTCACATCTC-3′和5′- TCACCGGATCATGGCCAGCA-3′反应体系同时加入CYP1A1基因同时扩增，产生320 bp基因片段为PCR反应的阳性对照，其引物5′-GCTCCACTCACTTGACACTTCTG-3′和5′-CAGCTGCATTTGGAAGTGCT-3′（引物上海生物工程公司合成），反应体系：12.5 μL PCR反应体系中含有10×Buffer （Mg2 + 15 mmol/L)1.25 μL， dNTP （0.2 mmol/L)0.25 μL，上游引物 （5 μmol/L)0.1 μL，下游引物 （5 μmol/L)0.1 μL，基因组 DNA 2.0 μL， Taq DNA聚合酶（2 U/μL)0.5 μL，灭菌双蒸水 8.3 μL）。PCR反应条件为94 ℃变性5 min，94 ℃ 45 s，56 ℃ 45 s，72 ℃ 60 s，扩增35个循环，最后72 ℃延伸7 min。PCR产物用2 %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溴化乙锭染色（Taq DNA 聚合酶、dNTP Mixture、Marker购自大连TaKaRa宝生物公司，琼脂糖等试剂购自上海生物工程公司）。GSTT1存在基因型个体扩增出480 bp和320 bp两个片段，而GSTT1缺失型个体仅显示出一条320 bp片段。
1.3 统计学分析
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等位基因的频率，用χ2检验对GSTT1基因型分布进行遗传平衡检验。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母亲GSTT基因型与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关系，并调整主要混杂因素。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特征
调查研究对象包括57名病例组和108名对照组的孕妇和她们的新生儿。研究对象一般特征见表1、表2。病例组和对照组T检验结果显示：母亲收缩压、舒张压、心率、月经首龄、分娩孕周、睡眠时间差异存在显著性，P值均＜0.05。 表1 研究对象一般特征（略）表2 研究对象一般特征（略）
2.2 GSTT1基因型分析结果
母亲的GSTT1基因型分布见表3。经χ2检验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χ2=0.173，P＞0.05）。表3 母亲GSTT1基因型分布情况（略）
2.3 基因多态性与低出生体重关系
单因素分析，GSTT1缺失基因型与存在基因型相比未增加低出生体重发生的危险性 （OR=1.357， 95 % CI0.695～2.646，P=0.335)，Logistic多因素分析，调整影响出生体重的影响因素包括：身高、体重、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收缩压、舒张压、孕前体重、分娩孕周、情绪、失眠、多梦、紧张、使用计算机时间、看电视时间及家人关照程度后，仍未显示GSTT1缺失基因型可增加低出生体重的危险性（OR=2.047， 95 % CI0.762～2.854，P=0.107)。结果见表4。表4 母亲GSTT1基因多态性与低出生体重的关系分析（略）
3 讨论
分娩代表胎儿在宫内生长发育的终点，它受母亲、胎盘、胎儿和一系列生物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环境或临床因素，对低出生体重的遗传影响因素研究相对较少。有证据表明，出生体重受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同胞之间出生体重的相关系数为0.36～0.62（中位数约为0.5）[3]。有人观察到低出生体重存在着代与代之间的遗传，说明遗传因素在低出生体重的发生中起一定作用。
谷胱甘肽转硫酶（GST）是一组PhaseⅡ主要的解毒酶，具有保护细胞免受亲电子细胞毒物质和致畸物影响的作用，基因缺失可导致其解毒功能的损失，进而增加了个体对许多疾病的易感性[5-6]。可溶性GST家族为二聚体酶，它催化谷胱甘肽与大量的亲电子物质结合，进而脱毒，并协助排出体外。GSTT1基因位于22q11.2，由5个外显子组成[7]。大量证据表明GST酶的表达水平是决定细胞对有毒化学物质敏感性的决定因素。在人体内，GSTT基因的表达水平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人的GSTT1蛋白的不表达可导致膀胱癌、结肠癌、皮肤癌和肺癌的易感性增加[5]。
Wang等[8]研究发现同时具有CYPIA1 Aa/aa基因型和GSTT1缺失基因型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吸烟，可显著增加分娩低体重儿的危险性。陈大方等[9]研究发现具有芳香族暴露史的妇女，其GSTT1基因多态性与新生儿出生体重无显著相关性，但发现同时具有GSTT1缺失基因型与EPHX1 His139His纯合基因型新生儿可显著降低其出生体重。原因可能是胎儿GSTT1缺失基因型造成GSTT1酶不表达因而影响胎儿的生长导致低体重。陈大方等[9]在另一项研究中显示GSTT1缺失基因型与新生儿出生身长不相关，但GSTT1缺失基因与MSPI杂合子/突变纯合子基因型这一组合可显著降低新生儿出生身长。我们研究PhaseⅡ基因GSTT1 的多态性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在调整了混杂因素前后，GSTT1缺失基因型与存在基因型比较，均未见导致增加低出生体重的危险性。这一结果与上述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因收集低出生体重样本困难，我们收集的病例样本数量较少，可能影响分析结果，今后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探讨两者关系，及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低出生体重的影响，为低出生体重发生的病理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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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医学证明样本范文5
生存压力导致大脑功能活跃
对于城市人精神疾病多于农村人的一个普遍的解释是，城市生活节奏较快，人们承受的压力比农村人大，因而诱发了城市人较高的精神疾病患病率。但是，这种解释并未获得生物医学研究的证明。现在，研究人员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获得了一些证据，证明在城市生活的确会让人感受到更大的精神压力，因而会诱发更多的精神疾病。而且，在城市生活不只局限于在城市中出生和长大的人，也包括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讲，习惯了农村生活的人再到城市中生活，如中国的农民工，可能面临的精神压力更大，患精神疾病的比率更高。
德国海德堡大学精神卫生中心研究所的安德列亚斯・迈耶一林登伯格的研究小组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研究，发现城市人与农村人在面临压力时大脑相同部位的活动情况有差异。研究人员对32名大学生志愿者进行一项较难的数学测试，并且在测试过程中会让参与者从耳机里听到来自研究人员的负面评价，称受试者的做题进度落后于平均水平，因此他们的成绩可能难以通过考试。这是一种对受试者施加的明显的精神压力。当受试者处于这种较大压力的情境时，研究人员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扫描他们大脑中不同部位的活动情况。
结果发现，那些出生并生活在城市的学生大脑中的杏仁核活动增强，而在乡村出生并长大的学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同时，大脑扫描也发现。大脑中另一个名为扣带皮质的部位活动情况也与城市生活背景有关。在城市中生活时间越长的大学生的这个部位的活动越强。这表明。出生在城市和长期在城市生活的人在面临压力时，其大脑的杏仁核和扣带皮质比较活跃。而杏仁核和扣带皮质的功能与负面情绪有关，因此。这种大脑同一功能部位在不同人群中的活跃情况有助于解释为何城市人比农村人更容易出现精神疾病。
过去研究人员探索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原因时常常把注意力放在基因和遗传上，并强调基因的重要作用。但是，精神疾病中基因的作用与其他疾病是相似的，一是需要多个基因共同起作用，二是即使基因起作用，在疾病的发生中基因能起的作用也只占20％～30％，所以还必须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在德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出生的人患精神分裂症是农村出生的人的两倍。因此，除了探索基因的原因外，也要从大脑的解剖和生理方面探索原因。现在，实验表明。在受到压力时，城市人和农村人大脑杏仁核和扣带皮质的活性程度不一样，这正是从另一种角度提供了精神疾病发病的生物学原因。
为了验证这一结论，迈耶一林登伯格研究小组又对其他70多名学生重复做了两次这样的研究，每一次都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同时，研究人员还考虑了志愿者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其他一些因素。如年龄、学历、收入、婚姻家庭状况、情绪和性格等，发现把这些情况排除后，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对人们大脑同一功能部位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而且，大学生居住的城市越大，他们的杏仁核就表现得愈加活跃。他们在孩提时期在一个城市里居住的时间越久，他们的扣带皮质也就表现得更为活跃。
城市化面临的挑战
过去的研究也表明，大脑中的扣带皮质对一个人早年生活的压力特别敏感，而且这种情况与成年之后的精神异常有一定的联系。同时，城市居民大脑的扣带皮质和杏仁核之问的信息交流也似乎缺乏效率。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理工学院的神经生物学家丹尼尔・肯尼迪等人也认为，扣带一杏仁核这一大脑回路是一种能让精神疾病的遗传因素与环境风险聚集在一起的作用条件。
因此。迈耶一林登伯格认为，发展中国家生活于城市和乡村的人大脑受到的不同压力的差距会更大。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生活的居民或许要承受更为巨大的压力。而在德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不是那么明显。人们可以非常迅速地来往于城市和乡村，并适应不同地区的生活。显然，压力差别表现得更为巨大的是在那些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界限分外明显的地区和国家。
出生医学证明样本范文6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5-0321-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5.001
1 现状
如今全球面临相似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卫生服务的挑战。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报告,我国0～14岁儿童有2.4亿,占总人口数的8%,其中独生子女总数达1亿。任何社会变革都会给人群中最脆弱的群体――儿童的发展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如独生子女政策的持续实施、城市化速度加快、环境污染、学习和生活压力日趋递增 、人口大规模流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儿童入学入托困难、贫富差距加大、家庭结构改变、地缘文化冲突等给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造成不同程度负面影响,导致儿童青少年发生心理卫生问题日趋突出。虽然威胁儿童健康与生命的传染病、营养不良、寄生虫病等得到有效控制,但与出生缺陷和发育缺陷相关疾病的发生率却逐年上升。美国公共卫生服务署报道,北美及许多临近地区的调查资料表明,约5个儿童中就有1人因心理健康问题而导致功能下降,每10个儿童中就有1人符合特殊心理障碍的诊断标准[1]。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估计,我国17 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我国还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2004年全国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128.38万,每年出生儿童2300万,每年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年。这些儿童容易出现各种与发育相关的继发心理行为问题。20世纪90年代,湖南省一项研究对8644名4～16岁城乡儿童青少年,以美国精神病学会《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ⅢR)》 诊断标准进行调查,发现各种精神与行为障碍达38种,患病率为14.9 %,其中城市儿童青少年为14.2 % ,农村为16.1 %,男性为18.5 %,女性为10.8 %[2]。另一流行病学资料表明,我国22个城市4～16 岁儿童少年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2.97 %[3]。这与世界卫生组织(WHO)资料基本相似,在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3～15 岁儿童少年中,发生持久且影响社会适应的心理问题约占15 %。另外,由于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和边远地区留守儿童数目剧增,与父母的分离焦虑是他们体验最多的情绪问题。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7年报道,我国网络过度使用者(Internet overuse)三分之一是儿童青少年(占35.8%),18岁以下的达2869万(17.7%),其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相当惊人。关于儿童虐待与伤害的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调查7500名儿童青少年,虐待和伤害总发生率为16.5%,其中男性儿童发生率为19.0%,女性儿童为14.0%,意外伤害成为我国0～14岁儿童第一致死致伤的原因[4]。此外,儿童青少年中的自杀问题也不容忽视。上海市的一项自杀问题的调查表明,对9所2416名10～17岁中小学生进行匿名自评问卷调查,发现有自杀意念者368名(15.23%),有自杀计划者141名(5.84%),自杀未遂者42名(1.74%)[5]。
上述资料表明,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面临此况,我国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工作无论是在人才队伍建设、科研或是防治方面均缺乏足够的准备与投入。造成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需求巨大和与服务不足之间的反差原因在于,社会各界对儿童的发育和行为仍缺乏足够的理解,亦对儿童发展的历史以及对儿童精神疾病和防治方面进展缺乏足够的认识。鉴于儿童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严重状况和发展趋势,WHO早在20世纪末全球中期规划中就指出,要在初级卫生保健和社区层次对儿童少年心理卫生问题进行有效控制,研究和推广有关防治技术、知识和方法,对促进儿童少年社会心理健康发展进行大规模行为干预规划,包括进一步建立妨碍儿童发展的危险指标,发展学校心理卫生规划。WHO敦促各会员国将心理卫生规划作为整个卫生保健和公共卫生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加强,在制定社会和经济计划时,将心理卫生视为一件大事。WHO已将当前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全球资源状况列入亚特兰大计划,各国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制定所需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卫生政策,以保证为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提供及时而系统的服务。为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我国必须加强和重视儿童心理卫生问题的干预与研究[2]。
2 儿童面临的主要心理卫生问题
2.1 与学习相关的问题
目前临床门诊最多见的问题是与儿童学习相关的心理问题。引致儿童学习困难的原因多且复杂,但主要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学习障碍(LD)、厌学逃学、拒绝上学(可能与学校恐怖症为连续体)、临界智力等,男多于女。各国ADHD发病率多在3%～8%之间[6],而典型的LD约为2%～4%,但后者发病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和教育条件下存在着差异,并且受所采用的标准、定义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如美国报道LD约为6%～15%之间,而我国的发病率似乎低很多[7]。在日本,儿童拒绝上学症被列为是独立于学校恐怖症的疾病,成为日本社会各界最关注的青少年社会问题之一,因为从害怕去幼儿园的幼童到青春期后的拒绝上学的青少年人数逐年递增,不去上学的时间在一两天乃至半年以上。近年来,这种状况在我国也日趋多见,症状和行为特征与日本的颇为相似;原因与儿童期的社会适应困难和情绪障碍有关,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诱发或加重症状。在我国,儿童精神科的应对策略主要是药物治疗和家长咨询指导,针对这类儿童开展的心理治疗或行为干预则十分有限,学校或教育部门开设专门的指导训练则更少见。值得强调的是,矫治这类问题必须有医疗、教育和家庭的协同介入,教育指导则应依据相应的理论架构和操作方法与技巧;在普通学校开设特殊指导班级亦是值得推介的方法。结合我国实际开展相关认知特征的神经心理学研究,可为其诊断和矫治干预提供依据。
2.2 儿童情绪障碍
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儿童情绪障碍的报道并不多见,但近几年发病率呈逐渐增高趋势,成为仅次于学习问题的第二位儿童心理障碍。北美报道4～18岁儿童少年重度抑郁障碍患病率在2%~8%之间[1,8];1999年-2000年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少儿心理门诊量分析显示,情绪障碍占14.1%[8];1999年-2001年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三院心理咨询门诊量分析显示,儿童情绪障碍占20.5%[9]。这类问题的早期表现主要以心境不良、退缩、哭泣沮丧、遗尿、学习困难、生活邋遢、睡眠问题、易激惹为特征,个别甚至可发生于婴幼儿期,典型的焦虑障碍、抑郁障碍、恐怖症及强迫症等则多为继发衍生。虽然还不能确定儿童情绪障碍患病率上升的原因,但急速变化的社会家庭变革、母子早期分离、家庭破裂、虐待和忽视、人口迁移、学习竞争压力增加等因素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由于儿童缺乏家庭支持等保护因素,上述原因使得儿童对各类应激事件的易感倾向更为显著。值得一提的是,非品行障碍性离家出走可能预示着是一种隐匿性抑郁的表现。通常,儿童情绪障碍很少受到关注和治疗干预,在一社区样本内被诊断患有抑郁的青少年中,只有20%接受了治疗[1]。目前许多用于成人抑郁症的药物已用于治疗儿童情绪障碍,尤其是新型5-羟色胺再摄入抑制剂越来越多被推荐使用,其中氟西汀、舍曲林已经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正式批准用于治疗儿童青少年抑郁症[10]。
2.3 品行障碍和青少年违法[1,6]
临床诊断的儿童品行障碍患病率约为2%~6%,对立违拗障碍则更高,多为男童。儿童习惯性偷窃、撒谎、攻击等品行问题总是与行为相关联;部分品行障碍可由ADHD发展而来,且ADHD多合并对立违拗障碍,表现出与年龄不符的顽固、敌意和挑衅行为[1]。有些ADHD儿童的问题行为本身亦可招致家庭暴力管教、学校惩罚和伙伴排斥,从而加重叛逆行为;典型品行障碍则更多的是暴力管教、溺爱放纵、父母离异、忽视、贫穷、待、目睹犯罪所引致。童年期持续性攻击行为和行为模式,往往是成年期人格障碍的先兆,约40%的品行障碍儿童可发展为成人期人格障碍,在其成长过程中还常伴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和焦虑障碍[1,6]。品行障碍儿童热衷于许多危险行为,他们是意外伤害、物质依赖、自杀、性病、违法犯罪高风险人群,他们因品行问题引致的多种原因而早亡的比例比普通儿童高出5倍之多。资料表明,这类儿童的矫治、转归要比一般行为问题儿童难得多,因此,对他们实施早期预防和干预十分重要。
2.4 不良习惯及行为偏异
发育行为儿科学将儿童期吮手指、啃咬指甲、夜间磨牙、拔毛癖、摩擦癖、撞头、屏气发作、遗尿、睡眠紊乱、异食癖、过度依赖母亲、电视电脑依赖等界定为不良习惯及行为偏异[1],多由发育落后、分离焦虑、虐待忽视、过度关注和过度干预等因素导致,核心问题与情绪障碍关联,主要发生在学龄前儿童。临床资料表明,早期“难养”气质类型婴幼儿容易引致母亲的养育焦虑或情感排斥,形成不良的亲子关系和父母养育“定势”,从而诱发或加重儿童的这类行为问题[10]。与父母分离和依恋关系损害是导致儿童抑郁和恐怖的易感因素。未及时干预矫治的儿童可能继发为其他类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通过健康教育、父母咨询或养育指导来预防和矫治这类问题颇有成效,如建构安全依恋型亲子关系。
2.5 儿童虐待[8]
指父母、监护人或其他年长者对儿童施以躯体暴力或性暴力,造成儿童躯体和心理的伤害甚至死亡,或对儿童日常照顾、情感需求、生活监护、医疗和教育的忽视(neglect)现象。西方社区样本研究显示,儿童躯体虐待发生率为8.1%~10.7%,待发生率在9%~28%之间。据估计,美国每年约 240万儿童受到虐待,有5000名(1986年报告只有1200例)儿童被虐待致死,每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4亿美元[4]。儿童虐待在我国仍未引起足够重视,因为家庭中发生的虐待儿童现象具有隐匿性,被掩盖和漏报情况相当普遍,农村边远地区留守儿童尤其突出。就家庭内而言,施虐者大多是男性成员,70%的躯体虐待和90%的待是由男性造成的;95%以上的躯体虐待及70%左右的待是由家庭成员造成的(如)[4]。相对而言,家庭外成员施虐于较大儿童,且重复发生率低些。家庭施虐多在儿童较小时开始,且反复发生,持续时间长,有时多达十数年。虐待儿童具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虐待儿童的家族似乎有重复的特征。虐待往往导致儿童严重的身心伤害,如伤残、死亡、身心发育落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抑郁、恐怖、人格障碍、自杀、过早、物质依赖、自虐自残等。大量资料表明,长期受虐儿童较多发展为成人期精神障碍、残忍、攻击倾向和人格障碍[1,10]。所以,通过科学研究揭示我国儿童虐待问题的现况与特征,为预防干预和立法提供依据十分必要。
2.6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ASD)[11]
儿童ASD成为目前全球关注的健康问题,WHO从2008年起,将每年的4月2日设为国际孤独症关爱日。ASD是婴幼儿期发病的一种以语言障碍、社交障碍和刻板狭小兴趣取向为特征的严重精神障碍。美国疾控中心(CDC)报告每150名儿童中就有一人患ASD,男女比约为4∶1;智商在70以上的高功能孤独症和Asperger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AS)约占总体患者一半以上。ASD病因未明,遗传研究陆续报道了许多相关的染色体及变异基因,但检测重复率并不高,临床上目前仍缺乏特异的生物学诊断指标和治疗方法。典型孤独症几乎终生难愈,而部分AS则可以回归社会,但始终伴随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困难。虽然近来国内的ASD研究报道较多,但仍缺乏大样本的循证依据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资料,诊疗状况亦良莠不齐,康复治疗多在民间机构实施。高功能ASD,尤其是AS的早期误诊漏诊相当普遍。笔者发现,有些在校AS男童虽然学业成绩尚可,却特别容易出现攻击、强迫性、窥视癖、生活邋遢、羞耻感薄弱、骚扰异性等行为问题,并由此遭多方投诉和开除学籍的案例颇多,青春期后他们给家庭、学校和社会带来的麻烦更突显。AS未经及时科学的干预矫治,后期可能发展为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重型选择性缄默症、严重的进食障碍、强迫等精神疾病。ASD的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是最值得提倡的做法。
2.7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
据官方数据显示[12],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留守儿童总数高达5300万,他们当中出现教养失范、分离焦虑、情绪障碍增多,伴随而来的还有辍学和网络依赖者增多,意外伤害、出走、遭虐待和犯以及品行障碍和青少年违法者增多。流动儿童随打工父母来到城市,因为父母收入低、生活条件较差、居无定所,其教育、卫生保健状况令人担忧。由于看护人健康知识匮乏,保健喂养措施少,儿童健康状况欠佳,对儿童保健服务的利用率也偏低,在获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服务利用的公平性方面比城市固定居住儿童要差得多[13]。
2.8 儿童青少年心身疾病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与内容的变革,肥胖症、消化性溃疡、过敏性疾病、关节炎、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睡眠障碍等疾病的低龄化趋势十分明显,而这类儿童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行为问题。仅以肥胖为例,北京地区6～18岁儿童中代谢综合征单一组分检出率依次为:肥胖占9%,血脂异常占9.8%,高血压占9%,空腹血糖耐受损占2.45%。在儿童肥胖成倍增加的同时,既往儿童期罕见的2型糖尿病已经出现数10倍的增长,已经成为我国发达地区儿童期主要类型的糖尿病[14]。压力和紧张感是导致儿童贪食和肥胖的一个重要原因。
2.9 其他
发育评估、学校心理卫生、跨文化比较研究、网络成瘾、青春期心理卫生、心理治疗、父母养育指导、贫困大学生心理卫生、研制开发适合于本国文化的心理卫生测评工具等均是当前值得关注的问题。
3 应考虑的对策
3.1 呼吁立法和加大政府投入
大量研究证明,儿童期心理卫生问题若未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矫治,可引致当事儿童更严重的精神问题,从长远来看,整个社会都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2]。因此,二战后许多发达国家大力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同时,制定了由国家承担责任的精神卫生法,为精神疾病患者群体提供适合的医疗保健服务。1991年WHO就出台了“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保护和改善心理卫生服务的诸原则”,呼吁各成员国通过立法和施行相关政策来保护和促进这类人群的合法权益。美国国家卫生局2001年出台了《儿童心理健康国家行动议程》,标志着美国解决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国家级战略基本成型。在社会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我国,如今应该加快制定和出台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卫生相关法案和政策,建立更多的儿童精神卫生保健机构与设施。
3.2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和科学研究投入
儿童精神卫生问题成为与我国社会发展过程相伴而生的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儿童心理精神卫生需求与专门机构和专门人才的不足成为现实生活中遭遇的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应该在大学医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扩大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范围与途径,同时加大对儿童心理卫生问题研究的经费投入。如,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的循证医学调查,探明上述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现状和基线数据;结合我国种族、人口特征实际,从大脑机制、神经生物、神经心理、康复治疗等方面探索与揭示上述问题的相关神经机制;研制开发适合的行为矫治康复方法等。
3.3 开展学校和社区儿童心理卫生服务
从群体心理卫生和预防保健目的而言,应该大力推广和开展学校和社区心理卫生服务工作。学校和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着眼于学生群体,主要任务是:(1)维护儿童青少年在学习和生活环境中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2)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培养健全的人格;(3)挖掘和提高个人潜能;(4)早期识别各种一般心理卫生问题和精神障碍;(5)对问题家庭实施及时的关注、咨询服务和干预;(6)社区健康教育,与心理卫生保健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等建立密切的联系,给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信息与帮助;(7)及时转介专业机构[15]。当前服务重点在于改善儿童受教育的环境、开展心理卫生教育、提供心理咨询和开展心理卫生问题和相关因素的筛查。可考虑通过高校或研究机构建立全国或区域性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筛查评估网络[16]。
3.4 拓展传统儿科学工作内容[10,17]
我国儿科学和儿童保健体系经过多年的创建与发展,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群,各系统专科分化日趋明细,若干新兴学科分支逐显端倪,并不断延伸辐射和壮大,如生殖医学、围生期保健、神经康复、新生儿急救、优生咨询等,说明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是应社会需求而应运而生。值得强调,无论是传统学科还是后来形成发展的学科分支,均面临着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如何更好地为出生和存活的儿童生活质量与优质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合理而科学的卫生保健服务,为成人期的健康奠定基础。这就迫切需要儿科学和儿童保健学体系扩展服务内容与工作范围,实现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例如,以小儿神经和儿童保健学科为依托来建构发育和行为儿科学体系,这是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启示,也是一种必然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些医学机构陆续开展起较正规的发育行为儿科学工作,至今显现出良好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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