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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范文1
王渔洋《抱琴歌》云：“峄阳之桐何，纬以五弦发清商。一弹再鼓仪凤凰，凤凰不来我心悲。抱琴而死兮当告谁，吁嗟琴兮当知之。”①诗中所咏“抱琴而死”者乃“城陷中书义不辱，抱琴西向苍梧哭”的明末诗人邝露。邝露之抱琴殉国，不仅把他天性中的洒脱、浪漫、不羁、忠贞演绎得淋漓尽致，也把中国古代高士的抱琴文化诠释得无以复加。
古琴乃乐道忘忧之器。古代贤者自天子至于士，莫不好之。即使在礼缺乐坏的时代，君子隐居求志，藏器待时者，也多学琴，而善听琴者，则知吉凶休咎，国家存亡。因此，古代文人贤士往往左琴右书，古琴在中国士大夫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而贤人烈士、失意伤时、结恨愁忧者的抱琴之举也因此有了深厚的文史底蕴，承载着儒、释、道三大中国之传统文化，而所抱之古琴更是成了蕴含着古代高士之宇宙观、生命观与道德观的载道之器。
本文梳理抱琴文化的三种主要类型为抚琴论政、携琴访友与抱琴归去，并对其文化寓意逐一进行探讨。
一、讽谏写心：抚琴论政
抚琴论政的传统与古琴文化息息相关。琴为古乐，位列“琴棋书画”之首，而古琴则被视为“八音之首”“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
古琴前宽后窄，象征尊卑有别；上圆下方，则是效法天地。弦共有五条，象征五行。文王武王另加二弦，意在融合君臣的恩义。大弦是君的象征，宽和而温厚；小弦是臣的象征，清廉而不紊乱。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上古的琴曲共有五种歌诗，一是《鹿鸣》，二是《伐檀》，三是《驺虞》，四是《鹊巢》，五是《白驹》。②
其中《鹿鸣》是周朝大臣所作的琴曲。时值王道衰微，国君志趣偏邪。周大臣以其敏锐的观察力看到贤士退隐、小人当权的周王朝必将败坏，因此他抚琴讽谏，希望用琴曲感动国君以恢复盛世气象。
可见，由心所感，则形于声；声之所感，必流于心。贤人志士弹琴，声正而不乱，意在禁邪止，以使人心向善。所以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大夫无故不去琴瑟。抚琴论政以讽谏写心遂成为文史佳话。
唐人张九龄的《陪王司马登薛公逍遥台》一诗中有“尝闻薛公泪，非直雍门琴”，讲的便是鼓琴师雍门周。桓谭在《琴道篇》里也记录过有关雍门周如何引琴而鼓，使孟尝君闻琴声而嘘唏落泪，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国之人也”。③孟尝君听琴而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使“雍门琴”成为独具文化意蕴的历史典故。
邹忌子也以鼓琴见威王，并用弹琴来比喻以法治天下，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④邹忌认为大弦声音宽厚低沉如春天般温暖，就如同君；小弦声音廉折清脆，就如同臣；应弹的弦要认真弹，不应弹的弦就不要触碰，如同国家政令一样，七弦配合协调，才能弹奏出美妙的乐曲，正如君臣各尽其责，才能国富民强、政通人和。弹琴同治国。邹忌认为离开琴位只摆出弹琴的架势，无法使听琴者心情舒畅，同理，齐威王若有国家不治理，就如同抚琴不弹一样，也就没办法使百姓心满意足。齐威王因之醒悟，与邹忌大谈治国定霸大业。
孔子也曾抚琴进言，以一曲有关伯夷、叔齐的美妙琴声指点蘧伯玉莫要卷入太子蒯聩、南子和灵公之间的斗争。伯玉因此假托地方官敬事不勤，请旨下去视察，离开了帝丘。
综上所述，古琴之道本是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因此，得琴道者如圣王必以听琴开讽刺之道，补己之过，察其得失之政；得琴道者如贤臣志士，必抚琴讽谏，以使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
二、幽愤传志：抱琴归去
抱琴归去是对古琴之德操的最好诠释。古琴有《伯夷》之操。因此士大夫遭遇异时，虽横逆困穷，却是既不为随世之庸愚，也不做欺世之豪杰，穷则独善其身，抱琴归去，洁身自好，以琴声而传幽愤，而守初衷。白居易《邓鲂张彻落第诗》云：“众目悦芳艳，松独守其贞，众耳喜郑卫，琴亦不改声”。唐寅有《抱琴归去》诗云：“抱琴归去碧山空，一路松声两鬓风。神识独游天地外，低眉宁闲谒王公。”可见，古琴无俗韵。对于蔑视权贵的不羁高士来说，如不遇知音，则抱琴归隐，宁对清风明月、苍松怪石、巅猿老鹤而鼓琴，也绝不“改声”以同流合污。
中国文化中有将自然美与人的精神、道德、情操联系起来，形成“比物以德”的自然审美观念。古人也比琴以德，认为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所谓“器和故响逸，张急故声清，闲辽故音庳，弦长故徽鸣，性洁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⑤琴身各部调和，故音响悠扬；琴弦张紧，故声音清亮；弦间距离远，故琴声低沉；琴弦长故有泛音。由于琴有洁静端理之性、和平之至德，故感荡心志，发泄幽情。且古人认为琴之言禁，君子守以自禁也。可见，琴器之贵美、琴德之和悦与怀才不遇、磊落不羁者之高洁品性心契神合。正如李白《听蜀僧F弹琴》云：“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古琴能澡雪精神，洗心涤俗，古琴之魅力令人心荡神怡。难怪北宋诗人魏野看透世态炎凉后，宁可自筑草堂在泉林间弹琴自适也不愿出庄为官，闻听朝廷使者的敲门声更是抱琴越过篱笆遁迹得无踪影。
正是由于琴德的魅力，抱琴者必择净室高堂，或在层楼之上，或于林石之间，或登山巅，或游水湄，或于清风明月之夜，焚香于静室而鼓琴。中国古代文人也常借古琴抒怀、寄情、写境，而文士鼓琴时对环境的选择往往会影响心境的营造，为了鼓琴时有一种自由洒脱的心境与风度，古代文士抚琴所处环境大概有如下三种：一是松下抚琴，二是幽篁抚琴，三是临流抚琴。
（一）松下抚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松因其独特的自然属性被人格化而赋予了道德伦理的内涵，从而成为高洁品性和高尚人格的代表。
李白曾有诗曰：“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寒松幽草象征着具有矢志不渝、不畏艰险之大无畏精神者。江淹《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诗》中有“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可见，松除了寒不致改其性的坚贞品格外，还有着在高山深谷隐逸的淡泊清高之秀姿。
松和古琴在文化寓意上神契合一。古琴一般用桐木做成，然而唐代古琴制作名家雷威却伐松为琴。史料记载雷威遇大风雪，独往峨眉山，着蓑笠入深松中，听其声连绵清越者，伐之以为琴，妙过于桐，世称“雷公琴”，也以“松雪”名之。后人赞其选材良，用意深。因此，古琴、长松、隐者自然成为历代画家笔下的素材，统一在画作里，高山苍松下，松涛阵阵，抚琴者以天地和声，声彻四野，松下抚琴极具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二）幽篁抚琴
王维《竹里馆》诗云：“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下，幽篁里，独坐弹琴长啸，尘虑皆空，高洁绝俗。竹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眼中是贤德、谦虚、坚贞的象征。白居易对竹赞叹道：“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竹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多树之为庭实焉。”（《养竹记》）因此，幽篁抚琴，古琴声从修竹林里传出来，令人神骨俱仙。幽篁抚琴在表现文人之审美情趣、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的同时，也是其疏泄幽愤，厌倦浮名而祈向清幽淡泊之真趣生活的栖遁之举。
（三）临流抚琴
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是高洁人生志趣的象征。文人雅士极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流以自洁。临流抚琴，看清流注泻，胸无宿物，令人濯濯清虚。水不仅是美的、纯净的，而且与高洁文士的人格相契合。《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水是人间至善至美之物，古代文士临流抚琴，既可宣泄郁愤哀愁，也可净化自我心灵。古琴音乐的流动与水的流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令人心摇神畅。正如常建《江上琴兴》诗云：“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阴。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黄金。”古琴声能使江月更加洁白，江水更加清深，可见音乐和清流都有着净化人心的巨大魅力。
可见山水有真赏，溪响松声，清听自远，修竹空灵，琴殇自对，高洁之志便可通于心而应于琴。
三、怡情知音：携琴访友
中国古代文士都喜欢携琴访友，应该与“高山流水”的典故有关。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峨峨兮若泰山”和“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惊道：“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两人由此结为知交，这便是知音的由来。后钟子期死，伯牙在其墓前弹完最后一曲，便断绝琴弦，不再弹琴。因此，携琴访友自然是为寻求知音。明代唐寅的《携琴访友图》有款识曰：“弹琴茅屋中，客至犹在坐，自必是知音，松风更相和。”陈献章《题携琴访友图》则云：“孤骑复孤琴，披岚入涧阴。远寻君莫讶，城市少知音。”⑥
嵇康《琴赋》曰：“智俚拢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惟至人兮。”谓之雅琴，是以别于俗乐。对于贤人高士而言，歌曲弥妙，和者弥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鲜。而大凡妙于古琴之士，必和平诚朴，淳厚端方。因为古人以琴能涵养情性。据说，伏羲制琴，以禁邪心，使归于正，以和人心。鼓琴曲而至神化者，要在于养心。先除其浮暴粗厉之气，得其和平淡静之性，渐化其恶陋，开其愚蒙，发其智睿，始能领会其声之所发为喜乐悲愤等情，由此领略到真正的人生意趣。
苏舜钦有《抱琴携酒见访》一诗，讲到一位懂得人间真情真趣的田园佳士，诗云：“晚泊野桥下，暮色起古愁，有士不相识，通名叩余舟。铿铿语言好，举动亦风流。自鸣紫囊琴，泻酒相献酬。余少在仕宦，接纳多交游，失足落坑阱，所向逢戈矛。不图田野间，佳士来倾投，山林益有味，足可销吾忧。”苏舜钦因不慎跌落王拱辰等政治陷害的圈套里，遭到下狱受审、削职为民的冤狱迫害。而在漂泊异乡之际，竟有素不相识的张姓书生抱琴携酒前来拜望，在这仕途险恶、世态炎凉的境况中，还能遇如此知音，真是人生幸事。
石昌便是一位以琴觅得知音的幸运者。石昌是宋仁宗皇佑年间文学馆的“诗笔”，还弹得一手好琴，使他的琴名与诗文并驰于文坛之上。但他希望琴艺能更进一步，当时名士唐休的诗文和琴艺闻名遐迩，石昌决心抱琴拜访，以琴会友。一番切磋后，两人成了挚友。唐休寄诗曰：“郑卫淹俗耳，正声追不回，谁传广陵操，老尽峄阳材；古意为师复，清风寻我来，幽阴竹轩下，重约月明开。”据《风俗通》载，梧桐生于峄山之阳，岩石之上，采东南孙枝为琴，声极清亮。峄阳在这里借指精美的琴。
对于古代文人高士来说，奇曲雅乐以禁，操琴是儒雅、清高、德操、学问的象征。而交真正的朋友，正是看中了对方的品德情性，绝非依仗外物。正如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因此，琴是媒介，访友是寻找知音，携琴访友也就成了文人雅士交友的代词。
结语
综上所述，古琴文化是一种涵容洒脱的养心文化、节义德性的士夫文化，澡雪精神、点化俗情的隐士文化，取云霞为伴侣、引青松为心知的知音文化，独特的超越音乐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些文化赋予了古琴独特的风格特征与美学意味，使得古琴与文人相得益彰，也使得古琴的文人文化属性愈益明显。
注释：
①李毓芙.王渔洋诗文选注[M].齐鲁出版社，1982：29.
②蔡邕.琴操[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1.
③桓谭.新论・琴道篇[A].中国古代乐论选辑[M].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92.
④张长法编.治策通览[M].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803.
⑤嵇康.琴赋[A].吴钊等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M].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114.
中国古代文化范文2
【关键词】无讼；社会心理；经济负担
【中图分类号】DF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5-0269-01
诉讼意识是人们法律价值观念的重要表现,最能体现出人们对法律的信仰程度。与西方社会人们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传统相反,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诉讼意识不强,甚至认为对簿公堂是鄙下的,为君子所不齿。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有其自身的思想意思形态作为支撑，还有社会心理的原因以及诉讼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也是造成此种文化现象的发生的主要原因。
1无讼文化形成的思想基础
1.1天人合一的“和谐”世界观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以秩序和谐为最高价值理想。中国传统法哲学中的价值学说虽然有儒、法、道、墨四家,但最终的分歧在和谐和竞争的问题,汉武帝以后,墨学中绝;法家受到唾弃,成为隐文化;道家流传不绝;儒家则因被独尊而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儒家法哲学最高标准的“和谐”,便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其价值目标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和谐。它认为自然界存在一种天理,并包含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世界安宁和人们幸福的是和谐。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们的行为应该与自然秩序相协调一致;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社会交往关系中最应该讲究的是和解精神和协调一致。因此,“无讼”理念就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重要的价值取向,人们以无讼为有德,以诉讼为可耻,“无讼”是理想的社会目标。
1.2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中国古代法律经历了一场儒家化改造运动。从汉代春秋决狱,到魏晋时期的引礼入法,至唐代形成了礼法结合的典型的儒家化法律。在社会统治方面,强调“德主刑辅,教化为先”。一方面极力强调人内心的道德自觉,要求用儒家的礼仪来修身反省。“吾日三省吾身”,平息纷争;当义利冲突时舍生取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主张为一己之利去兴讼。另一方面强调教化,儒家从性善论的观点出发,相信人是可以通过道德教化成为善人的。
2无讼文化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
中国特有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无讼”理念的形成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而历代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宣扬“无讼”理念,又使“无讼”成了古代中国民众的一个共识。只不过,如果没有中国传统上对法制(尤其是“诉讼”)的厌弃心理,抗拒心理和对伦理道德的崇敬心理,依赖心理,“无讼”理念断不会流传至今,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3民众的经济负担是无讼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
民众的经济负担是“无讼”产生的重要原因,就古代民众心理来说,诉讼可以说是维护最终正义最无奈、但有时又比较有保障的一条道心理与当时占主要人口的农民自身收入的无奈是密切相关的。农经济收入局促现实的约束周知,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就是小农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而这种经济形式也是最容易遭到破坏。比如在封建制度刚刚确立和发展的秦汉时期,小农的平均家庭收入,是19200钱,其中,本消费要占到12800钱,占全年总收入的66%,承担政府的赋役费用2374钱,占全年总收入的12.3%,”比宋代时期,民众在缴纳赋税时,要加收“火耗”之类的附加费,(熔铸费,这是一种为补偿将征收的银锭过程中的损耗而增加的费用);另外,“普通百姓必须用铜钱代替白银缴纳地丁银:缴纳1两白银,实际上不得不交纳2800到4000文铜钱。”按照当时的市场兑换率来看,实际上户家纳一两税银时不得不多纳1000―2200文钱”;另外,在诸如多缴纳的漕粮,必须分摊的等,这些都使得收入不多的农户,即使在收成很好的年份,也大多数仅仅可以维持基本的温饱，超额的诉讼费用的约束收入的限制,当遭遇诉讼之时,如果讼费过高,常常会使得民众难以维持。但是,我们在历代以看到,成文讼费的规定以及诉讼过程中其他的经济盘剥却总是其中的主题。清代名幕汪辉祖在其《作制药言》中曾生动地描绘了受讼累而破产的乡民有田十亩,夫耕妇织,可给数口。一讼之累,费钱三千文,便须假子钱以济,不二年必至鬻一亩则少一亩之入,辗转借贷不七八年而无以为生。其贫在七八年之后,而致贫之故,实在准”山东曲阜孔庙碑刻“忍讼歌”生动地描述了民众在诉讼中所遭遇到的各种莫名其妙的讼总结出诉讼对民众而言就是害人非浅的“讼害”。可知,收入的薄弱和消费的巨大,是导致民众不能积极参与诉讼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比如遭遇一些刑事案件的牵连,民众往往放弃难以承受的诉讼之途,转而寻求其他代价较方式。因此,经济上的不能承受不能不说是“无讼”产生的现实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359.
[2]于琨奇.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12页,全国博士论文期刊网
[3]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法律出版社，2003，6：51,315.
[4]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法律出版社，1999:205-206.
中国古代文化范文3
【关键词】敦煌壁画 古代体育 文化
敦煌壁画中有众多关于中国古代体育的图像，它们是对中国古代体育盛况的真实反映。通过对敦煌壁画的体育研究，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当代竞技体育项目的历史渊源，而且可以领略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丰富内涵。
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研究方法。敦煌壁画的核心研究方法包括图像研究和文献研究，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只包含图像研究。此类研究着眼于敦煌壁画中人物的形体特征及表现，并由此探寻古代体育的历史痕迹。第二，只包含文献研究。此类研究侧重于参考文献资料的描述，印证敦煌壁画中所体现出的古代体育项目。第三，既包含图像研究，又包含文献研究。此类研究是将图像研究和文献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资料。从资料来源来看，首先是研究的核心载体—敦煌壁画；其次是为研究提供真实依据的史书记载和敦煌出土文献。除此之外，其他文献资料，如儒家学说、宗教经典、诗词歌赋等，都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佐证。
敦煌壁画。从十六国和北魏时期，到西魏、北周时期，再到唐代、五代及北宋时期，敦煌壁画刻画了众多朝代的历史足迹。在绘画面积超过五万平方米的巨幅画卷上，人们展开了对中国古代体育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有的添加了壁画中的图像，例如，谢生保在描述敦煌飞天形体姿态时，就展示了仰游式飞天等多幅飞天图像，还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和说明；还有的直接描述图像，没有附加壁画中的图像，例如，李金梅在研究古代博弈文化时，对六博、围棋、象棋等进行了详细的文字描述，而没有添加任何插图。
史书记载。各个朝代的史书记载，是对当时盛行的体育运动和重大的体育活动的真实记录。研究中所引用的史书，基本上都出自于正史，即二十四史，如《史记》、《汉书》、《宋史》等。
敦煌出土文献。敦煌出土文献是对敦煌历史的真实见证，包括各个朝代的经卷、文书以及简牍等。这些文献为研究中国古代体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推动中国古代体育研究做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
其他文献资料。中国古代体育中，融入了众多儒家思想，还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如佛教、道教等。因而，在研究中引用的儒家学说和宗教经典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除此之外，诗词歌赋等内容在研究中亦有体现。
对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研究
通过对敦煌壁画中人物的外在表现的综合研究，学者们描述了武术、百戏等众多古代体育项目，为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体育历史。
武术：在敦煌壁画中，有大量体现武术特征的图像，如徒手格斗、武舞和剑术等。其中，徒手格斗经历了搏斗运动到套路运动的过程，并衍生出角抵、手搏、和击剑等竞技体育项目；武舞是武术与舞蹈的有机结合，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歌舞和百戏，都属于武舞，其表现形式有单练、对练和集体练三种；剑术则是由击、刺、点和崩等剑法组成的套路练习。
百戏与角抵戏：敦煌壁画中关于百戏与角抵戏的图像，数量众多，主要分为杂耍和乐舞两大类。杂耍包括橦技、角抵、筋斗等；乐舞大致包括“天宫伎乐、飞天、伎乐天、菩萨、药叉的舞蹈”，以及“礼佛、娱佛的舞蹈场面，尤其是各类经变画中”。其中，角抵是现代摔跤和相扑的前身；舞马，即马戏，经过历代变迁，逐渐演变为现代的马术；乐舞中的许多表现技巧，为现代体操所继承，如双飞燕等。
骑马和射箭：骑马最初是应狩猎和军事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后来才有与骑马相关的体育项目的诞生，如马球和马伎。马球比赛时，球门两旁插有记分用的旗子，场地上还专门设有空架，供插旗记分使用。这与篮球比赛和排球比赛中使用的记分牌相似。马伎即马术，与现代马术运动极其相似。
与骑马一样，射箭也与狩猎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由射箭衍生出的是射术和射礼：射术强调力度和准度，讲究“稳、准、狠”。射礼出现于西周时期，是以射箭为形式的礼典。根据性质的不同，射礼分为军事仪式、祭祀仪式和集体娱乐仪式三种。
骑射是骑马与射箭的结合。它具有骑马与射箭的综合特征。骑射的出现，不仅代表着骑马与射箭的有机融合，更代表着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举重、投掷和倒立：举重，古称翘关、扛鼎等，在我国已开展了数千年。它包括举象、举钟、举铁排、举铁槊等竞技形式，具有极强的力量型特点。投掷，源于远古时代，与狩猎、军事紧密相联。它以投象、掷枪、投壶等运动为表现形式，与现代田径运动中的投掷类项目，应该存在渊源关系。倒立，历代有多种称呼，如倒植、掷倒、竖蜻蜓、拿大鼎等，一般认为是由西域传入中国。倒立在中国出现后，被融入百戏和武术之中。现代运动中的竞技体操、跳台跳水等，都透射出倒立技艺的身影。
儿童游戏：儿童游戏，简称童戏，在敦煌壁画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其中与体育项目相关的有：倒立、叠罗汉、骑竹马、步打球、聚沙、舞蹈等。但当时这些游戏都被纳入“艺”的范畴，与教化相结合，因而走向伦理化、艺术化的道路，越来越偏离竞技体育的方向。
总体来看，现有对古代体育项目的研究，涉及面较大，却有轻有重。一般是敦煌壁画中体现较多的，研究较多，如武术等；反之，敦煌壁画中体现较少的，则研究较少，如举重儿童游戏等。
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研究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与中国古代体育相伴而生的，其产生背景和独特之处与中国古代体育息息相关。现有研究主要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背景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涉及到了一些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现象。
中国古代文化范文4
关键词：古代艺术;人伦文化;情感直觉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05-0260-01
一、中国古代文化对艺术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家”文化，是一种封建家长制文化。在这种文化下所孕育的社会生活和法律，首先是人情的，是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延的一轮轮关系。
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具有主导的作用，他倡导人情人性的关注，因此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儒家主导的人伦文化。这种人伦文化凌驾于政治法律之上，人们往往注重的更是道德的人伦关系。
伦理道德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中国古代道德观念的特殊性，客观上必然地决定了情感在中国古代艺术本性观念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艺术在其本质上被认为是用来唤起、表现、培养和提高个体内在伦理道德情感的一种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手段。因而，中国古代艺术是一种以人伦为本体特征，以直觉体验为把握方式的情感体验。
二、中国古代艺术的基本特色
（一）以直觉体验把握世界
中国古代艺术以直觉体验作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思维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方人长于严密的逻辑推理，中国人则往往简化思维过程而直奔主题。因此，中国人思维呈现出直觉性特征。中国古代艺术思维理论的直观性主要表现对对象生动形象的体味和描绘中，整个描绘的过程是非逻辑的，可感知的，然而又是有其自已的程序的，这种程序又无不体现理论的实在性，表现出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特色。
艺术中的这一直觉体验具有整体性特征，它贯穿于作者的构思、创作和读者的体验。它使艺术主体在艺术创作或欣赏中，从来都将对象视为一个与自己平等的具有生命的个体。在直觉体验中把握艺术对象的特点，并与之融为一体。这种直觉性体验讲求的是一种灵感，一种对于世界的顿悟和感性把握。
（二）以情感体验为基本特征
中国艺术中的情感体验特征不同于西方艺术中的逻辑、概念、推理。中国艺术中的情感体验则体现为抒情性的特征。这种抒情性则源于“中国古代文艺史抒情艺术的早熟及对于各种文艺形式的创生。”随着中国古代的“诗”与“乐”两大抒情艺术的逐渐成熟，它们呈现出强烈地艺术感召力，并不断地引发其他艺术门类的产生与发展。也正源于此，这种抒情艺术被封建统治者们所看重，成为了统治者们进行统治教育的手段，得以长久不衰地流传下来。
在中国艺术史上，儒家最先提出强调艺术与情感的关系。“诗言志”是中国古代伦理学史学观的纲领，也是中国古代文艺观的纲领。“言志”既与个人志向和理想的表达相连，同时也与个人情感的表达相连，而并非只是纯理智的不含感情的说教。由于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着主流意识，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其阶级统治的主要工具和手段。因而，儒家艺术情感本性观念，也就成为中国古代主流艺术观念，并经各朝各代之发展而逐渐成熟，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与儒家相互补的道家也肯定艺术的情感体验。道家冲破了儒家“怨而不怒”的传统，敢于表现一种愤激批判的情感，以屈原、司马迁为代表的人物思想则体现了这一传统。道家给中华民族的艺术注入了一种桀骜不驯、慷慨悲歌、气吞山河的精神和情感。另一方面，道家对人们体现出一种人伦上的关怀，并开拓出一种平淡天然之美的艺术境界。当情感在社会中受到伤害时，道家为人们提供了自然的力量：在与自然的亲密无间的接触中，得到大自然的抚慰与爱护;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可谓是对种传统的实践，“但使愿无违”则表现了诗人求得凡世安宁的愿望。
三、中国古代艺术的人伦本体特征
古代艺术关注的是现实的人伦关系，它体现为一种此岸关注。“知行统一”强调有用的知识必须践行于实际，注重对当下的、现实的行为的关注。在生活中，对诸如光宗耀祖、见义勇为等行为的提倡也是一种现实人伦关系的体现。在艺术上，这种人伦文化的体现也是非常明显的。儒家强调入世精神，强调文艺的教化功能，有利于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艺术在发展中便开始以儒家标准进行人伦教育，开始对圣人的追随。在差序格局的中，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儒家的“进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克己复礼”等人格标准也成为现世主体人格修养的标准。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艺术的人伦本体特征表现为对现世的关注，是一种此岸的、强调现世价值的抒情性体验。艺术强调生命的时间感，关注一种时间即逝下的现实。从而对有限人生的珍惜则使古代文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心理定位――修身齐家，这是一种对自身价值实现的追求。这种追求体现了中国人伦文化中的“自我主义”，同时也体现了对古代社会的基本社群（家）这一组织的重视。而在这种追求之下必然产生一定的序位观念。因而，人伦序位也成为古代文人反映在艺术中的一种重要的人伦体验。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古代文化范文5
1、身体社会学概述
进入现代社会，人类的身体作为主体身份的具体承载，以个体强烈的表征获得了重视主体理性的现代性话语权认同，也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人们对自己身体的关注已经逐渐建突破私人空间，转入公共领域。身体是由社会、文化构成的，同时，社会与文化也有人类的身体组成，两者之间形成一种镶嵌式、却永远处于运动过程中的状态。一方面，现代社会充满各种消费性商品和科技，这些不断刺激着人类身体的“欲求”与“感知”，让身体处在公共环境下的“拟真”当中，这让不同身体之间的链接突破时空限制，创造出更多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日常生活活动或者组织制度的各类“编码”，社会的礼仪规范、语法象征、制度规范、文化仪式等都已经渗透在身体当中，构成人类存在的基本形态———身态。从理论上来说，身体社会学的产生于西方的理性、现代性和身体问题反思具有重要关联，甚至可以称之为西方理论界反思的结果。从福柯提出身体的规训到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思考，都有力促进了当今社会对身体理论学的反思。身体社会学的出现便是当今社会哲学、社会学与文化的阐释性产物，“它试图把人类从科学与理性的双重枷锁下救赎出来，关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人的感受性、体验性和生物性，使人类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体、理解身体、反思身体，最终达到身体的自由和解放。”
2、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发展
2.1、军事中的武术武术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史前文化，人类与自然界的兽类搏斗的时期。夏商周阶段，人与兽类的搏斗已经脱离生产技能，成为一种为努力服务的体育技能。到了秦汉，拳搏从体育技能又转变为军事操练内容，包括手击、摔打，这是选拔御林人员的必考项目。魏晋南北朝阶段，社会崇尚佛教，寺院经济大肆发展，这为僧人习武奠定了基础，“禅、武”合一成为禅师倡导的修行方式。进入隋唐盛世，社会上的习武之风更加盛行，府兵制改革与实施大大推动了军事、武术的发展。两宋阶段，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武艺表演的民间组织，除了日常的军事演练，民间组织的武艺社团遍布全国。元朝，军事武艺得到了更好地发展，但是由于国家颁布禁武令及其他的民族施压政策，民间武术进入低谷阶段。进入明清，社会的武学制度不断完善，军事武术不断提高的同时，武术成为民间体育文化而雏形基本形成。现在，武术已经彻底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一项体育文化，甚至走出国门，走向国际竞技舞台。由此可见，从身体社会学角度来说，人们的行为不断受到社会环境影响，从生存本能演变到体育技能、军事需求、社会需求到现今的体育文化，整个过程都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越来越深刻。
2.2、古代球类演变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蹴鞠也称作踏鞠、筑鞠等，是中国古代典型的球类运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蹴鞠运动，战国后期，蹴鞠已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也为后来很多球类运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秦朝统一六朝以后，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蹴鞠一度低迷，然而到了汉代，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蹴鞠又得以兴盛直到，初汉至三国阶段，蹴鞠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较为专业的经济运动，并且建立了竞赛规则，这不仅是当时军事训练而一种，在民间也广为流传。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女子蹴鞠，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女子球类运动。秦汉阶段是蹴鞠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进入隋唐时期，实心蹴鞠逐渐转变为充气蹴鞠，竞技场地和规模也繁盛了变化，传统蹴鞠运动获得了一次重生。两宋时期，蹴鞠是所有球类运动中流行最广泛的，宫廷和达官显贵的家中都有专门训练蹴鞠一人，可谓是盛极一时的体育运动之一。元朝，女子蹴鞠得到了更广泛的普及，甚至成为青楼女子招揽生意而手段。进入明清阶段，社会进步，经济水平提高，人们的选择范围增加，蹴鞠的对抗性、竞争性大幅削弱，已经沦为儿童、妇女之间的休闲娱乐方式，曾经兴盛的蹴鞠就这样走向衰落。
蹴鞠没有想武术一样流传至今，但是它奠定了更多球类的发展，仍然功不可没。蹴鞠的兴盛与衰亡同样收到了社会深刻的影响。社会经济进步，人们才有了休息的时间，为了让生活更丰富，充满乐趣，于是发明了蹴鞠，随后成为主流社会的经济娱乐项目，甚至一度成为重要的竞技比赛。当社会开放程度不断增加，人们有了更多的娱乐选择，蹴鞠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换言之，人们的身体受到社会影响，选择增加，蹴鞠就失去了它的主体地位，随后消失。可见，人类身体受到社会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决定了某种事物的兴衰成败。
3、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对人们生活方式的积极影响
从中国古代体育史的发展以及世界体育史的发展来看，当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体育文化尚处于混沌状态的时候，古老的中国体育文化已经从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开始逐步向文明社会过渡，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制定了与后世各项运动相关的规则。而此时，以欧洲及地中海为代表的西方古代体育才刚刚起步，经过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初步形成雏形。从这一点来看，在整个世界体育史发展的早期，中国古代体育应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它对世界体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漠灭的作用。典型的如围棋运动、足球运动。积极发掘、整理、光大我们的民族体育，梳理真正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对于发展体育运动，对于全民健身，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乃至世界文化的繁荣，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总结
中国古代文化范文6
关键词：性教育；上古神话；道德冲突
一、上古神话的没落以及儒家文化所带来的影响
（一）上古神话意义的没落
地母神作为人们早期信仰的爱神兼美神，同时具有掌管和生育的两种功能。早期的原母神信仰强调了女性的社会地位。然而，随着历史社会的不断发展，原始母系社会逐渐向父系社会发生转变。在母权制让位于父权制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女性地位的急速下降。1974年，英国学者张乔蓝在其著作《性与爱之道：古代中国的迷狂术》中就曾指出：由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记载可以推断，早期的性文献均强调了女性的满足，房中术原为“阴阳之道”。而至汉代以后，随着男性特权侵入房中，女性的优势地位便不复存在，由此女性成为了男性取乐养生的工具。这种功能上的分化使得地母形象中的生育功能仍被保留了下来，而其功能却成为了社会伦理道德谴责的对象，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猥琐而肮脏的印象。
儒家文化的冲击
谈到对性文化的影响，不得不提的还有儒家文化的传统礼教，其所提倡的性禁锢的观点非常多，比如孔子所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彻底地贬低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此外，“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也阻断了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到了宋代，“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更彻底地否定了人性。
（二）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中表现的性美学
在这样一个“谈性色变”的文化氛围中，当时的文人们是否都避免了写表现爱与美的形象呢？
在上古作家宋玉那里，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位美丽的巫山神女。宋玉在《高唐赋》中对高唐神女美艳的神态进行大胆描绘，为人们塑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神女形象，由此成为了后世中国文人心中的千年美梦。
李商隐曾在诗中对《神女赋》进行了一番这样的评价：“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结合作者李商隐的身世来看，这首诗所表达了李商隐对于楚襄王所忆之梦的向往之情。我们可以从诗中明确判断的是，“高唐神女”这一超越了性的功利性，带着爱与美的美学意义的神女形象，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心中理想境界的代名词，成为了他们心中最美丽的梦想。
（三）来自文人内心的道德冲突
《神女赋》作为《高唐赋》的续篇，在内容上承接前文楚怀王的巫山奇遇，续写了怀王的儿子襄王企图与神女交合却未果的故事。与《高唐赋》中积极主动与男子的那位高唐神女不同，这一次她只是在楚襄王面前蜻蜓点水式的展现了自身的美之后，便飘然离去。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神女前后形象的巨大差异呢？
分析其中的深层原因，宋玉写作的时代已经与上古神话时代有了一定的距离，在宋玉脑中觉醒的美学观念与现实的种种伦理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宋玉在追求美的同时，饱受着道德上的煎熬。而《神女赋》中高唐神女在行动和态度上的转变正是由作者内心的道德冲突而进行的“自我修正”。以貌美著称的宋玉本为性情中人，却最终不得不妥协于道德礼教。《神女赋》结尾的那句“情独私怀，谁者可语？惆怅垂涕，求之至曙。”相信不仅是楚襄王之叹，更是作者自身的无奈与叹息吧！
二、传统性教育对当今中国性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的传统性教育
说到如今的性文化，自然会想到中国的性教育，中国传统的性教育显然是不成功的。虽自以来，不少西方先进的性教育理念已经被接受，但收效甚微。周作人早在几十年前就指出了缺乏正确性教育的危害：“儿童如果从父母或教师那里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他一定会去找朋友或仆役获得确实的说明。所说明的事实不打紧，可是经了那样的一说，结果如同《创世纪》的教训仿佛，性的事情消失了美与庄严，加上了一层隐密与羞耻的色彩，使儿童思想显著地恶化，便是以后再加以科学艺术深厚的洗炼，也不容易把它改变过来。”同样的，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性教育理论中也提到：“资产阶级的儿童因抑制了自然的好奇心，于是养成了‘邪僻’世界，这在下层阶级较不显著，及至后来发现的时候，已是邪僻世界与生殖的观念相联而来的时候了。”我们接触这些观念的时候，往往会被那些长久以来压抑禁锢的性文化所影响，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和很好的去接受和吸收。
（二）在现代信息社会的冲击下，我们传统的性教育换来的是什么呢
在这样一种禁闭固化的性文化背景下，使我们这一代在面对信息爆炸的时代的时候，究竟会产生怎么样的一种副作用呢？根据一项调查：上海少年犯改造所中，男性40%，女性95%是性犯罪。所谓的性罪错，是指处于性成熟期的青少年，由于性知识的贫乏或对的社会意义不甚明了，为满足自身生理的需要而实施的有关性方面的错误行为或者违法犯罪行为。而犯性罪错的根本原因是性教育的失败。
何春蕤对这种现象有独到的见解，在她看来：在中国被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性文化已经在短短的二十年里突变，几乎已经面目全非。他们的敌人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性禁锢”，而是日益甚嚣尘上的“性时尚”，是相对自由与缺乏自我同时来临所造成的“对恐惧的恐惧”。她所说的“性时尚”比较典型的有所谓的“数字化”。所谓“数字化”，简单说就是通过电子网络交流，刺激起后以解决。所谓“对恐惧的恐惧”，就是性羞耻与性好奇的矛盾心理冲突。这种所谓高科技的现代化性文明，纵容过度的性放纵，有危害社会安定和谐的嫌疑。
造成以上人们形成畸形的性观念的原因与我们几千年的“无性文化”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我们长久以来的封闭禁锢的性文化，始终无法将那些正确的性理念传导给我们学生，在孩子性启蒙阶段父母对于孩子的性教育便是忌讳难谈，更多的是以一种压抑的气氛来抑制孩子生理上的需求，学校的正确引导更加无从谈起。（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人文经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