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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普通话的好处范文1
摘要：常规管理与校园文化建设结合是否都非常紧密，效果都非常好？在这里我有一个大大的疑问。不容置疑，常规管理，是一所学校的根基。而且，遵守常规习惯的养成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质。如何把常规管理转换成学生的养成教育！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这是摆在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常规管理；校园文化建设；奠基工程
【中图分类号】G463
正文
最近，学校开始抓常规管理，提出了三讲：讲普通话，讲卫生，讲纪律。而且声势浩大。一周下来，果然立竿见影。但一位老师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常规管理以前也经常喊抓，一抓就灵，可是过不了多久，又松懈了。
静心一想，此话不假，在学校工作二十余年，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常规管理运动。且不说换一任校长，就喊一回口号，来一回运动；就是换一任分管校长，或教导主任，都要在常规管理上烧个三把火。为什么？都是缺乏坚持的缘故。，抓一阵，松一阵。松松紧紧，学生倦怠了，教师麻木了。反正是那么一回事，领导说抓就抓，领导松懈，大家也就松懈了。于是，学校的纪律卫生出问题了，特别是在某些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考评中被扣分了，就又忽然想起来了，于是再大张旗鼓地运动一番，过后又重归于旧。这样的运动型管理，不仅没有给学校积淀下校园文化的底蕴。相反，却使学校患上了运动症。
常规管理，是一所学校的根基。而且，遵守常规习惯的养成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质。诸如遵守纪律，讲文明礼貌，不随便扔纸屑等等，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基本的，但也最容易忽视的素养。这些行为习惯的养成，正是在学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常规管理中逐步形成的。学校的常规管理，就是给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使他们耳濡目染习以为常，最终使良好的行为习惯，成为每个人自觉自愿的要求，并逐步内化为素质。
我深有体会的是刚进师范学习时，学校要求每个人随时随地地讲普通话。一开始，我们几个同乡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讲起了方言。每当这时，有个姓程的女老师就经常像个幽灵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你们在说什么？他总是这样歪着头，唬着我们赶紧换成普通话。就这样，天长日久，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却在师范里练就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且也养成习惯，在家里不自觉地用普通话与爱人儿子交谈。这就是养成教育！这就是常规管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
讲普通话的好处范文2
主持人：在前不久召开的上海文代会上，从事儿童语言教学工作多年的梁海燕老师的一个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她一直从事着规范普通话的教学和推广工作，但偶尔也在教学中让孩子们学一些祖国各地的方言，如山东话、苏州话、宁波话、苏北话等等，当然那只是作为一种娱乐，增强一些教学的游戏性罢了。来曾想近年来她碰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她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在上海的土地上教起了上海孩子说上海话，的的刮刮的上海孩子居然不会说上海话，甚至连听都听不懂。看来前一阵有人提起要“抢救上海话”并非危言耸听了。在这样的“上海孩子学说上海话”的背后，究竟反映出什么样的文化生态和心态，今天我们请梁海燕老师和两位资深民俗学家一同来探讨一下。
蔡丰明：上海孩子不会说上海话，这一现象的确十分滑稽。我们老一辈的上海人，似乎大都以会说上海话为荣，其中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那些不会说上海话的人表示出很大的蔑视，称他们为“乡下人”。但是现在的情况却反了过来，许多上海家庭出生的孩子倒不愿说上海话了。因为现在上海城市中的孩子平时大量的时间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而学校规定必须讲普通话。同时，同学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不是本地人，长期的普通话交际环境，致使许多上海孩子对于上海话逐渐陌生、淡忘，并且失去了兴趣。
程蕾：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老师上课基本是说上海话，或他们各自的乡土方言。后来才要求老师上课用普通话，并在全体市民中也推广普通话。现在，孩子们从进幼儿园起，就开始学普通话，说普通话。各级学校的老师也基本上用普通话上课，这已经形成一种教学规范。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是我们努力多年才做到的。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是为了应用的。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无论为了对内凝聚各族人民，还是为了对外方便联系世界人士，我们都既需要统一的文字，也需要统一的语言，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是我们今天来谈保护方言的根本前提。当然，各地方言有其存在的合法权利，语言的多样化是文化多样化的保证，也是文化多样化的标志。上海话承载着上海文化，或叫海派文化的许多内涵，我们既要弘扬和发展海派文化的优秀方面，当然不能让上海话日趋消亡。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继续推广普通话，同时又认真保护上海方言。这样两件事，的确是有矛盾的，但我想，我们有能力把它处理好。
梁海燕：上海是一个日益国际化的大都市，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大量外国人的涌入带来了国际流行文化的盛行，掀起了英语学习的热潮。大量外地人的涌入，使得普通话在上海成为主要的交际语言，而作为上海本土的语言似乎有渐渐被淡化的趋势了。
蔡丰明：从一方面说，上海城市交际语言中出现其它非本土语言的现象， 正显示了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那种文化多元性、兼容性的特点，这对推动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是具有一定有利作用的。如果一个大城市只流行一种本地方言，那么，它的语言创造力就会降低，文化开放度就会减弱。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上海城市交际语言中非本土语言的因素显得过分强势，就会造成削弱本地方言、压抑本土方言的结果，致使本地人文化心态失衡，产生对于自己家乡方言的“失忆”状态。
程蔷：这里的确有一个“度”的问题。还有一个语言的自然形成和自觉塑造的问题。所谓自觉塑造，就是既要推广普通话，这是一方面；但又要保护上海原有方言，还要积极汲取外来语、各地方言，乃至科技语、网上语等等，加以综合，经过群众实践的选择删汰，专家的及时总结和清理，使之慢慢形成新的上海方言。语言自觉健康的发展，对国民素质的养成关系重大，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值得下功夫研究。梁海燕：方言是地域文化最主要的载体，人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苏州人的“软”和宁波人的“硬”都体现在语言上，而上海话介于两者之间。同属于吴方言区，在语言上却有着如此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又体现了不同区域文化和语言的个性。我们在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不能把有着丰厚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的方言丢弃了。就好像学说英语并不意味着要扬弃中国话一样，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我们更体会到中文、中国话在表达中国人特有的思想和感情方面的不可替代性。同样在学习普通话，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上海话在表达上海人特有的幽默、智慧，甚至“小气”等方面，有着普通话不可替代的那种传神。
蔡丰明：这一点说得非常好。其实，在上海话的表述方式中，存在着许多独特的韵味与地方风情，这是一般普通话所不能替代的。例如上海话中形容一样物体明亮时叫做“实刮上亮”，形容一样物体光滑时叫做“精光的滑”，形容一样物体为黑色时叫做“墨出乌黑”，形容一样物体为绿色时叫做“碧绿生青”，形容故意找茬叫做“扳叉头”，形容敲诈勒索叫做“敲竹杠”，形容一个人没有出息叫做“现世宝”，形容物体体积大叫做“老老大”，形容物体体积小叫做“眯眯小”，形容物体数量少叫做“一撮撮”……这些方言词汇说起来非常生动形象，反映了上海本地人对于各种事物的独特理解与认识。如果没有它们，上海人就失去了上海人的味道，就会变得与北京人、山西人、广东人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个人十个手指伸出来都是一样齐的，人们肯定会感到很奇怪； 那么，如果各个地方的人们都用着一种方言来说话，这对于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来说， 同样也是很奇怪的。
梁海燕：孩子们在学习普通话中体会普遍性的中国文化，在学习英语中了解世界文化，那么他们是否也有必要通过耳濡目染地学习上海话而体会一下上海文化的精妙之处，而传续一点作为上海人的文化的神韵呢?
目前上海的儿童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小学都说普通话，大量的新上海人和一些年轻的上海籍爸爸妈妈也让孩子在家里说普通话，这当然并不是坏事，但孩子们平时能接触上海话的时间、机会、场合又确实太少了。我们在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同时，要让他们感受丰富多采的精神生活，让地方文化的营养也能够伴随着他们的成长。程蕾：我大姐的孙女，是小学一年级生，在学校讲普通话，回家也讲普通话。但我大姐发现，在某种场合，当她觉得用普通话无法表述，或表述得不满意时，她会突然冒出一个两个上海话词语来，如“恶形恶状”，“尴里不尴尬”。这说明她毕竟生活在沪语方言环境中，有些语言自然进入她的脑海，自然地就会使用。上海孩子既掌握普通话，又会说上海话，是不难做到的，只要我们肯稍费些功夫，认真地去做这件事。
蔡丰明：现在让孩子们学些上海话，当然很有必要，因为在上海方言中，隐藏着丰富的上海文化传统密码，通过它们，上海人的后代们就能够掌握更多的上海遗传基因，承传上海的文化血脉。
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学。我认为，仅仅让孩子们从书本上学上海话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课堂教育只是孩子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许多孩子在课堂上学到很多知识，但到了现实生活中却并不能实际运用。因此，如果要想使孩子们更好地接受上海地方文化知识，最重要的是应该塑造一种浓厚的上海文化氛围，让他们天天耳濡目染，亲身感受。在这里，父母、社会，都有很重要的责任。要想让我们的孩子热爱、认同上海文化，我们的家长、社会就必须也要热爱、认同上海文化，要让我们的孩子认识、理解上海文化，我们的家长、社会就必须也要认识、理解上海文化。
梁海燕：最近，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同仁收集了大量30年代至6 0年代流传于上海的市井童谣。吟唱起这些弄堂歌谣，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我们把它编辑成册，配上录音，希望它能够迅速地流传到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虽然与当时相比，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孩子们的生存状态均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当初盛行在校园、弄堂的跳橡皮筋、跳房子等游戏早已被电脑、游戏机、电视所取代，但儿歌和童谣是孩子们天生的朋友却是毋庸置疑的。童谣里传递着十分丰富的风土人情、家长里短、人际关系、自然知识等等，又有着丰富的节奏和韵律，读来朗朗上口。在对儿童教学方言童谣的过程中，熟悉的乡音、幽默的话语、饱含乡土气和滑稽味的小段子使孩子们由于动情而投入地喜形于色， 由于有趣又兴奋得手舞足蹈。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艺术教育的方式。
程普：孩子们熟悉上海话，有很多好处，除了多一种交流工具外，至少可以开阔他们的艺术欣赏面，拓展他们的知识视野，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他们就能够欣赏那些用上海方言演出的剧目。现在每天在电视台播出的《老娘舅和他的儿孙们》、沪语方言谈话类节目《三人麻辣烫》和一些滑稽小品、沪剧，很受老上海人欢喜，年轻人懂得上海话后，也有一些会成为热心的观众。上海话是吸收综合了吴越多种方言而成，所以若懂得上海话，对用苏州方言演出的评弹，用无锡方言演出的锡剧，以苏白对话道白的苏昆，以越地方言为基础的越剧等，也就容易听懂，能够欣赏了。这些剧种都有很多精华，甚至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如果断档、消亡，实在太可惜。而如果观众后继有人，许多地方剧种也就有了传承、发展的可能。不要小看教孩子们几首沪语歌谣，坚持下去，不断扩大战果，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成效。
蔡丰明：这说明，文化传承不仅要重视氛围，而且也要重视方法。对于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来说，要让他们接受文化传承，就必须找到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能够引起他们浓厚兴趣的载体，而不能脱离儿童的生理与心理特点来生搬硬套。我感到现在的儿童们很苦，他们接受知识与文化，往往是依靠着没完没了的应试教育来实现的。他们被束缚在狭小的教室里，成天地读书、写字与应付考试，回到家中，就是成天地上网。他们远离了纯真广阔的大自然，失落了与他们有着深厚血脉关系的地方文化情感，忘却了那些曾经让他们喜爱、痴迷的歌谣与游戏，这对当代社会儿童的成长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是非常不利的。因此，现在提出加强对儿童的素质教育、艺术教育等理念非常必要。
程蔷：幼儿园、小学低年级，是否可以教孩子们一些传统的游戏，“一撸麦，两撸麦，三撸开大麦”啊，“金索银索，嘎啦啦一索”啊，“造房子”、“跳皮筋”、“掷竹贴子”啊，乃至于“滚铁圈”“抖空竹”“打陀螺”啊，不妨因时因地制宜地玩一玩，从儿时游戏人手，自然地接触曾在上海普遍流行的游艺文化。后来长大了，不再玩了，但留下美好的儿时记忆。这有利于文化的代代相传。海派文化是个大题目，但不妨从小处一点一滴地做起。
梁海燕：艺术教育不是一种单纯的技能教育，而是一种对心智的培育，是对人的情感的培育。为孩子们讲解儿歌、童谣(包括方言童谣)，让孩子们感受的不仅仅是语言上单一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用另外一种和大人们完全不同的自然心去感受生活，帮助他们一扇扇地打开生活中五光十色的大门，让他们走进丰富多采的大自然，走进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去感受美，感受一切。这种感受在他们的内心渗透着，熏陶着，并逐步地进行着一种对孩子情商的培育，完成着一种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塑造。
蔡丰明：西方许多教育学家认为，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塑造与心灵塑造，是现代教育所应担负起的最为重要的责任，它的社会意义，要比单纯的知识教育与技术教育大得多。一个人的人格塑造，不仅包括对于崇高的人生价值目标的树立，对于人的各种精神要素与技能要素，如理想、志向、道德、责任感、意志、能力等方面的提升，而且也包括对于人的文化情感与审美取向的培养。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失去了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情感，失去了对于自己乡土文化的热爱，那么，这个人实际上就不可能有完善崇高的人格。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我们现在强调对于孩子们进行适合其儿童特点的文化素质教育、乡土情感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程普：热爱乡土，爱国主义，都是具体的，实际上都是要落到实处的。上海的孩子长大，有的到外地读书，有的到外地工作，有的甚至出了国，回过头来看上海文化，可能更理智地看清它的优点和弱点。但不管如何，童年生活总是难忘的，童年生活的烙印总会显现。只是当他们有了判断力之后，他们就能自觉发扬优点，克服弱点，成为成熟的人。关于教育的效力，老话有“幼年如漆”的说法，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们的心灵，“漆”上尽可能多的美好色彩。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梁海燕：曾经有一位朋友从海外归来，谈到许多华人的孩子童年时代去了国外，后来他们不喜欢自己母语文化的背景，甚至瞧不起自己的父母，急于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但是到读大学以后，许多人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背景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发现了许多与众不同的感觉，并开始喜欢甚至强化这种文化背景。这就是他们童年时代的记忆在起着作用，从小耳濡目染的乡土文化在他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许多童年时代去美国的孩子都有过这样一段心历路程。在童年的教育中很自然的会有一种地域文化的渗透，像化学反应有多种元素在起作用一样，地域文化虽不是核心和一切，但它肯定是一个人精神世界健康和丰富的必要元素。
讲普通话的好处范文3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虽然允许地方语言的使用，但是很大程度上都被统一了。一方面大力提倡普通话，一方面人员流动性加大，交流时就需要一种大家都能比较理解的方式，普通话就慢慢占据主导地位了，而且年轻人，如果在学校或者在公司说方言会让人觉得很土。流动人口大，从小就离开家跟随父母，现在接触的媒体太多都讲普通话，这也证明了社会的潮流和进步。正常的发展。推广普通话，必然会对原有方言造成影响，使得原有方言向普通话“靠拢”，俗称“不正宗”了。方言虽然有很强的区域性和根基性，但是还是抵不过普及普通话的大流，因为全国各地人员的流动性就决定了方言一定会被人们慢慢地“搁浅“。
什么地方都有方言，但是现在的人都只爱或是只会说普通话，什么方言的都不会说或是不想说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地区肯定也会有各个地区的特色，如果一味地去叫所有人说普通话从而忘了本，似乎丢失了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将中国传统文化置之于不顾。比如说笔者身边的许多人都是这样。明明都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父母都是说方言的，但是从小父母都不教我们也不让我们说陕西话，取而代之的都是教我们普通话。现在面对很多长辈时，就很容易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有时甚至感觉自己像是从外地来的一样，很没有对这块土地的归属感和对这类方言的认同感。因此，很多人都担心不久后的将来方言就会逐步退出人们的社交范围，取而代之的是普通话。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有很多种方言这是必然，但不能一味地只是去推广普通话而忘了本，不然大家以后就只会普通话，那有什么用呢?我们祖先创造了文字和多种美丽的语言，是多么伟大的创举!
所以，在普及普通话的同时，各种矛盾就应运而生了。讲方言的人群，对母体语言文化的认同感低。城市的外地人口太多，冲垮了本地的语言秩序。甚至就连在校的学生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甲同学说：“我觉得我家乡的方言是世界上最动听的。有效保护，将使她更年轻。”乙同学：“应当大力推广普通话，抢救方言没有必要。”丙说：“什么时代了，还讲方言?太土气了!”同学们看法不一。有些人认为应该保护方言，因为方言不仅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有些人认为应该摒弃方言，因为方言的使用会影响普通话的推广，摒弃方言可以消除语言隔阂，更好地促进各地区的交流，从而带动经济发展。
笔者认为，普通话的发展势在必行，但中国人对待方言的态度也一定要有所改变。不一定就要像上面的同学说得那样走极端，我们既要保留方言又要学好普通话，普通话是我们社会交流的通用工具，而方言是我们自己地方文化的精髓是不可丢弃的，普通话在中国过去也是方言只不过现在是普及的方言，而其他各地方言有他文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是普通话不可代替的，如果真的消亡那么中国文化将失去很多宝贵财富。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由方言所引起的语言和文化认同感的问题。
以前在书上，看到有这样一段资料。历史上，泰州方言圈就长期属于扬州府，当年扬州府的区域极大，基本上包括了现今扬州、泰州、南通的全部和盐城的南部。所以很多人经常把泰州与扬州混为一谈，但其实两者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而最大的差异就在方言。方言是中国人同乡认同的最重要的载体：只要方言相同，哪怕族系血统不同，都觉得亲切，比如江浙太湖片人与浙东人，血缘上虽然其实有着明显的差异(太湖片人基本上是中原人后代，而浙东人中的越人血统相对较多)，但因为所操方言均为吴语太湖片，故而相互认同，通婚现象也较多;反之，方言不同，哪怕是同宗同族，却也觉得相互之间隔了一层纸：这道理很简单，你会认同一个讲话你听不懂或听着怪异的人吗?可见，方言的不同决定了泰州与扬州在心理认同上的隔阂。严格来说，这里属于南方。但这里的人不会特别执著地以南方人自居，因为毕竟在长江以北;当然也更不会说自己是北方人。正因为此，所以泰州人把北方说下江官话北片、中原官话和山东官话的人称为“侉子”，把南方说非官话方言的人称为“蛮子”，俨然一副居中自傲的态度。这种南北居中的状态其实是有不少好处的。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官话区，所以说东南沿海方言区的人就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排挤;反过来说，这些人也会对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缺乏强烈的认同感。相比之下，泰州方言圈的人处于官话与吴语区的交界处，对吴语和其他南方方言区有着一定的认同和理解;另一方面，对官话区也不排斥，其结果就是该地区人处于一个左右逢源的位置，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较有认同感。
从以上资料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区域方言与人们的文化语言认同感是息息相关的。
现在还有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方言类节目的流行。在艺术作品中方言比普通话更能够传神的表达一个地域的习俗和文化，以及人物的个性特点。方言的地域性很强，能够更深刻更细腻地表现艺术作品中的地域风情，因此，自古以来文艺作品中，方言一直在流行着。比如说我们的陕西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都市碎戏》，从电视艺术上来讲，水平并不高，与那些中央电视台的深度节目根本无从对比，但是收视率很高，那是为什么呢?其一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故事，其二就是因为它的语言就是我们的方言。这个节目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区域迅速火起来，就是由于它凝聚了大量关中地区的观众群体。所以，我们说，方言流行增强地域凝聚力。作为观众，我们带着理解和高兴的眼光来看这一方言热潮，但是它是有弊病的。从文化上讲，方言流行的最大弊端，是反映了地域文化资源的争夺。文化大省一个标志就是语言要成为大省，把语言的辐射力和覆盖率扩大，这个省份的影响力、市场形象等各方面的影响就越大。每个地域都在为自己社会经济的发展努力着，但在这种争夺中容易引发一种狭隘的地域文化意识，而不是现代的宽容的文化共享。
方言过度流行的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地域语言的隔离。在电视剧里说说方言是无妨的，有利于艺术作品的生动和传神，但是应该看到它深层的弊病。前边说可以促进地域间的交流，但方言过度流行同样可以导致地域间的隔离，就是文化心理上的区隔性，语言越来越远心理就越来越有隔膜。一个地域的人口都只说方言，一年两年看不出问题，一代两代下去，这个地域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离心力就很强。当然现在没有这么严重了，我们是杞人忧天。但是要从文化上解读它，就要深谋远虑，要有忧患意识。所以觉得它是有弊病的。
到20世纪90年代，先生将“共同心理素质”解释为“民族认同感”或“民族自觉的认同意识”后所谓共同心理素质，通俗地说，就是同一民族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族属亲近感、文化认同感。这种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体验到。世界上许多丧失了共同地域、语言的民族就是用认同感来维系其文化的。例如，大多数犹太人虽然已改操英语(犹太复国后又曾一度复兴希伯来语)，但犹太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通过表现在共同的犹太民族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即犹太民族文化认同感来获得和增强的。中国历史上的契丹、匈奴、女真等由于丧失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就丧失了表现在其文化上的心理素质，逐渐被其他民族同化，这些族群也就从此消失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千万不要顾此失彼，一方面要对地方方言有足够的重视，不能一味地摒弃，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地普及普通话，增强各族人民对整个国家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齐心协力共同创造我们美好的家园。
参考文献：
[1]泰州方言文化圈自古有之[EB/OL].http：//xici.net/d11
讲普通话的好处范文4
和谐语言与社会和谐
语言（包括文字）不仅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而且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的和谐程度是衡量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与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变化推动着语言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语言的变化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如今，社会上和语言学界要求提高语言和谐度的呼声颇为强烈，语言文字工作者为此发表了不少的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表达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实际上，语言和谐恰恰是语言最基础的东西，正是因为它的基础性，往往最浅显的道理，却最容易被人忽略。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其他社会现象诸如道德、意识、风尚等一样，是社会群体行为趋同性的自然表现。语言和谐的目的除了准确地传递信息外，更在于为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言语行为必须接受社会道德的价值评价，必须与社会道德相一致，这样，言语行为才可能为社会所接受，效果才会好，才能真正达到交际目的。
由于语言具有社会交际工具这一本质，就使得语言运用标准的趋同性带有更多的必然因素，使操同一语言的社会成员人人羞于同周围他人为异。然而，在一个使用共同语言的集团里，个别人或某些人偏偏采取与其他社会成员不一致的做法，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一些同现有规范不同的语言成分或语言形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即兴之作（多半为口语），有的是由于缺乏语文修养，有的是有意识地标新立异等。
目前社会上语言的不和谐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内部的不和谐，比如，语音方面，有意无意地模仿港台影视明星、歌星的发音，导致一些音节的声、韵、调发音不准，没有正确地使用轻声和儿化等。词汇方面，或随意造新词（尤其是网络词汇的大量出现）或篡改现成的词和词语；如“冻容（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孩儿希望冻结青春，早早开始抗老历程）、PK（对决）、584（我发誓）、裸考（什么加分都没有，完全靠实力参加考试的人）、丁狗（不要孩子，只养宠物狗的家庭）、粉稀饭（很喜欢）、拼客（集中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或活动）等。或表现为对已有词语随意添加、赋予新义。如“偶（我）、超级恐龙（反应迟钝）、虾米（什么）、圆梦（本指古代解说梦的吉凶的迷信活动，如今指实现理想或愿望）、白奴（白领奴隶的简称）等。因为这些新词新语不够稳定，词义多变，用于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意思，加上缺少受众的理解基础，所以，听到或读到这类新词语，就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语法方面，为追求标新立异、引人注目，语句不通、搭配不当，甚至逻辑混乱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语言结构以外的不和谐，主要表现为言语行为趋于“随意化”、“痞化”甚至“黄化”、“粗俗化”，违背社会道德的言语行为时有发生。这些不良语言现象严重地影响了社会道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精神风貌。这些不良语言现象的治理和规范，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努力，需要语言研究者从理论上给予科学的阐释。
和谐语言的建构既要从语言的内部结构――语音、语汇和语法三方面着手来进行，同时也必须要考虑语言结构以外的相关的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心理诸因素。因为语言和谐与否，除自身结构方面的原因外，还与社会方面的许多复杂因素有关。
由于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曾几何时，在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过方言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方言的泛滥。以上海话为例，由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狭隘的地区经济优越感中，一些本地居民连带地产生了方言优越感，他们以说本地方言为荣，不愿意说普通话，更不屑于说外地的方言。而在一些老的经济发达地区，他们还没有从当年的地区经济优越感中摆脱出来，也在固守着他们的方言优越感。相应的，内地一些人在潜意识里认为凡是讲上海话、广东话的，或者说话带点儿“广味儿”、“港味儿”的，就是“大款”、“有派”、“吃香”，并由羡慕进而模仿起来。而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山区），还有不少人仍然像几十年前那样，仍死死地坚守着方言阵地。像这种背离时代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若不克服，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出现不和谐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语言生活与和谐秩序
语言生活是一个很现代的提法。它与一个人的幸福指数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人只会说方言而不会说普通话，就说明他的语言生活已落伍了。方言是客观存在的，有其自身的使用价值。它将在一定时期、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主要是为了消除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推广普通话主要是要求会说方言的公民，还要会说普通话。不是要求公民在所有场合都说普通话，只在有些场合，如学校、机关、服务场所等讲普通话。从语言发展来讲，普通话和方言也处于不断丰富、融合的过程中，方言在语音词汇等方面逐渐向普通话靠拢。因此推广普通话绝不是禁绝或消灭方言，关于这一点，我国的语言文字基本政策中已有明确规定：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共存，禁止任何形式的语言文字歧视；各民族都有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家鼓励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推广普通话是促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要求人们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说普通话，并不反对在日常生活中说方言。推广普通话有利于促进现代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有利于促进地区间、民族间的交流，有利于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有利于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提高工作效率，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全面走上法制的轨道，对于促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和谐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的推普工作应该有更新的姿态和新的水平，应该在全社会积极倡导以说普通话和具备普通话修养为荣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因为规范语言仅仅靠普通话的法定地位、靠数量和能量都有限的推普工作者、靠影响力有限的宣传性文字及节目，很难抵抗强大的习惯势力。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把普通话变成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应当站在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和本着与现代化同步、为现代化服务的宗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普通话水平的普查和测试工作，获取相应的数据，进行一系列有关的科学研究，进而把这些研究成果尽快地转变为语言和谐化的效益。
言语行为必须合乎社会道德规范是由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语言的和谐既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规范、管理，又需要进行社会道德教化，更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言语道德自律，以使其言语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适应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需要。
从语用功能的角度来讲，语言的和谐应该是一种语用和谐，是语言在表达功能和交际功能上切合目的性的和谐。因为引起表达、交际的动因和情景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只要是恰到好处地达到了目的，就是和谐的。因此“不能把语言规划的目标确定为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是一种绝对一致的代码”（E・Haugen，1971）。
构建和谐的语言也意味着创新，语言和谐了就能更好地发挥语言的交际工具作用。因此，语言的丰富、发展与和谐是相辅相成的，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语言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必须以语言和谐为基础，没有语言的和谐，也就谈不上语言的真正丰富和发展。而没有语言的丰富和发展，语言就只能是僵死的，停滞不前的东西，就会失去它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功能，也就谈不上语言的和谐。语言是动态发展的，所以语言和谐也应是动态发展的。言语使用一方面要遵守既成规范，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创造新形式。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的组织工具，没有通用的语言、和谐的语言，将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和谐，尤其是词汇和语法格式的协调，不能定于一尊，当前已成为共识。语言在不断发展中趋于和谐，即“动态和谐”。那么在动态语言系统和动态语言的观念中，语言系统与言语和谐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我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从语音到词汇都相差甚远，实现语言的规范、和谐，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个人方面讲，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交际范围的扩大，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已成为决定一个人生活与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
和谐语言与人文素质
言语行为涉及人文素质、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宽泛地来讲，人文素质指的就是文化素养。语言作为与人类社会同生共长的文化世界的基本成分和核心成分，它对于人类文化具有建构、保有以及传承的功能。在此意义上讲，人类的文化世界也就是语言世界。语言是社会联系的纽带，言语交际是语言的社会联系功能在具体场景的实现，是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言语行为不能也不可能超然于社会文化背景之外。人们的社交用语渗透了一定民族一定时代的文化精神，成为这一民族这一时代的重要文化景象之一。比如，体现在社会上人际关系的社交称谓对于确定交谈双方的身份角色具有重要作用，尤其能体现社会文化的风貌。而语言的文化功能具体表现为：几乎各个文化领域都必须仰仗语言符号的建构作用。文学作品里的交际形式体现了某种社会风范，而且它所刻画的不同类型的人对语言的典型使用，使得语言的各个方面都饱含着和渗透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内容，进而使得几乎所有人文科学的研究都不能不注意语言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语言的规范、和谐与语体的多样化，以及个人语言风格的形成并不矛盾。民族共同语尽管是有一定规范、一定标准的语言，但它的内容是丰富的，范围是宽广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可以让每一个使用者自由选择。如果有人认为语言风格的形成在于使用了方言土语，一旦使用通用语，摒弃方言土语，作家就会失去独特的语言风格，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为了增强表现力，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为了反映地方色彩，作家可以适当地使用方言土语。但是方言土语的滥用却会造成民族共同语的混乱，造成语言的不和谐，会妨碍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事实上，作家的独特语言风格绝不是单靠使用方言土语来形成的，而且作家也不应该盯在这方面创造自己的“语言风格”。作家在遵守规范的范围内，只要他善于运用语言，能精心选择适合于表现自己思想感情的材料，就能够创造出他自己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著名作家金庸先生认为：人类世界不能只有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文科学培养的是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一个只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经济、丰富的物质生活享受，而没有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谐的心灵、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社会，绝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对青少年进行人文精神的教育是要其“熏染温文敦厚、乐而不、哀而不伤的君子之风，最终达到修身、齐家、治国”。
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现代化素质的人来搞。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文化素养问题。在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的一些言语失德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某些人道德修养不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国民的言语素养状况。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人的文化素养，表现在语文方面，即具有高度的语言和谐观念和与此相当的语文素养。世界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总是伴随着一个语言和谐化以及提高全民人文素养的进程。因为语言是一种精神产品，是人类心智活动的成果，又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为此，加强语言研究，促进语言的和谐化，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已经提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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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小学 汉语拼音 教学方法
汉语拼音教学在整个小学语文教学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帮助儿童识字、阅读和学习普通话的有效工具，学好汉语拼音有利于识字，阅读和学说普通话，有利于发展儿童的语言，发展思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规定，小学阶段拼音教学要求能读准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能准确地拼读音节，正确书写圣母、韵母和音节，认识大写字母，熟记《汉语拼音字母表》。在农村小学的教学中如何达到《课程标准》的教学目的，提高课堂效率，除了教师的素养、学生自身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以及父母的监管和辅导等方面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要针对新情况，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1.农村小学汉语拼音教学存在的困难
1.1 留守儿童增多，家庭教育缺失
在农村70%的学生是留守儿童，父母都在外打工，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在家。没有几个家庭能有大人陪小孩写作业，指导小孩怎样写才漂亮，或者吩咐小孩检查有没有错，检查小孩拼音字母读得准不准，这样就很难培养小孩的学习习惯。在学校里，当堂完成作业是很少的，特别是拼音字母的练习，在课堂中老师指导学生写，学生会写了就行了，至于多写、多练，在课堂上是没有时间的，老师只好布置学生回家练习了。因为一年级学生不是很自觉完成家庭作业的，他须要有人来督促，才能顺利完成。由于农村的家庭教育跟不上，所以拼音教学速度慢，教学效果一般。
1.2 语言坏境对拼音教学的影响
在农村，大都是讲乡土话，平时玩的，活动的，交流的都是用乡土话来讲，大人讲乡土话，小孩也是讲乡土话，小孩从开始会说话，就是讲乡土话。虽然随着影视、网络的影响不断扩大，普通话的普及率不断提高，农村儿童的普通话表达水平越来越高，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受乡土话影响，发音不准。所以，一开始学汉语拼音，学习讲普通话，就觉得很难，有些拼音就是发不准。比如an en in un ün这几个韵母，很多学生就是区别不出来。有个别甚至in和ing也分不清，教他怎么跟读、模仿、纠正，就是死活读不出。所在农村小学进行拼音教学，往往在纠正发音上面就多花了近一半的时间，所以，教学进度慢了，赶不上了。从以上事例说明，在农村，语言环境大大影响了拼音教学。
1.3 教学条件和师资队伍对拼音教学的影响
在农村，一是教学资源匮乏，在农村教学设备是比较简陋的，除了中心小学有多媒体教学设备外，其余的小学都是原汁原味的教学了，有的只是一些拼音卡片，挂图之类的。所以教学一直处于教师加课本的模式，无法进行直观教学，学生无法参与到教学中来。二是农村的师资不是很均衡，经过中师、大专毕业的，有经验的老师在村下小学都待不长。只有老的，代课的，新出来的，没经过专业培训的老师，这些老师大多是普通话不很标准的，拼音字母也读得不很准，再加上教学经验少，所以拼音教学效果不是很好，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太不好；还有部分教师是少数民族教师，年龄偏大，学历低，普通话水平不高，少数民族教师受母语的影响比较深，发音经常出现偏差现象，带有民族口音。
2.农村小学汉语拼音教学的对策和方法
2.1 加大投入，改善农村小学的教学条件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钦北区有相当一部分的教师是由代课转正的，他们大多没有经过专门拼音和普通话的培训，对于这一部分教师，上级主管部门多办培训班，提高农村小学的师资水平。
二是要加大对农村小学的投入，应用多媒体资源弥补教师发音不规范的缺陷和促进少数民族学生规范发音。要改变这一现状唯一的方法就是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发音环境。如果在教学中合理利用远程教育资源多媒体资源里的范读就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利用远程教育资源中的拼音、课文范读不间断的让学生跟读、练读，让学生处于标准的发音环境当中，加快语言同化速度，这对教师的教、学生的学都是非常有利的。
2.2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效率
2.2.1 将丰富多彩的游戏和活动引入课堂，使教学生动、活泼、有效
对于一年级的新生而言，汉语拼音是抽象的、难认又难记的符号，汉语拼音的学习相对较为枯燥。如果让学生整堂课都单调反复地认读、拼读、跟读，学生极易疲劳，还会感到乏味。要想提高汉语拼音教学的效率，就必须千方百计地把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起来。针对学龄初期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采用多种教学方法，选用不同的教学手段，通过描、画、剪、摆、唱、猜、看、找、听、说、读、写等多种活动，充分调动学生口、脑、眼等多种感官，引导学生倾听、观察、模仿、发现，全身心、全方位地投入学习，在轻松愉快的气氛和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受到学习汉语拼音的快乐与轻松，不知不觉地掌握新知。
2.2.2 汉语拼音教学要与识字、认识事物和发展语言紧密结合
初入学儿童，具有认识的形象性、直感性，因此，有人不主张小学一入学就教拼音，因为拼音太抽象。这倒也未必，拼音是抽象的，但它也是具体的。只要让学生在学习中主动去感受它的具体形象，就能激发起学习的兴趣。这就需要与认识事物的相结合，变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体。
翻开教材就会发现，每个新学的声母、韵母旁边都配有一幅彩图，彩图有的表音，有的则是音形结合体。彩图上的事物学生都较熟悉，这就是拼音教学与认识事物的一种结合，有形与无形的一种转换。但教师在运用教材时要注意，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中的事物，要从有形到无形再到无数构建的相关形。由事物到拼音再扩展到相关事物。这样，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发散思维，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对相关事物的反复列举和认识，达到巩固声母、韵母和音节的目的。
2.2.3 有意义的接受性学习和自主、合作学习有机结合
有意义的接受性学习是小学教学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汉语拼音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拼音教学大多安排在新生入学初期，学生学拼音的过程也是适应小学生活、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学会学习的过程，教师在汉语拼音教学中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对于声母名称、发音要领、拼读方法等陌生的知识，没有必要让学生去探究、合作的，完全可以由老师来示范、讲解；一些规律性的诸如"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四声降""有a莫放过，没a找o、e，i、u并列标在后，单个韵母不用说，i上标调把点去，轻声不标就空着"等声调口诀、标调口诀也完全可以教给学生，并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可以使用富有情趣的儿童语言来介绍枯燥的拼音知识。
在汉语拼音教学中也不能过分依靠教师教授，可适当渗透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形式，培养学生独立认读、见形知音等能力。可采用多人异步的训练形式，让学生自主拼读音节、同桌互教互查、当小老师领读、小组内合作完成操作任务等，将个体学习与合作学习结合起来，增加学生参与学习过程的机会，提高教学效率。
2.2.4 加强汉语拼音学习与儿童生活的联系，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和运用
实际运用，是拼音学习的有效途径。从学生熟悉的事物入手，引导学生把汉语拼音放在生活中学习和运用。让学生感受到学拼音的好处，重视它，运用它，逐渐掌握它。布置学生在家人的帮助下给家里的物件用拼音贴上标签并经常拼读；将作业本上的姓名注上拼音，让学生轮流发放作业本；在题为"温暖的家"的园地里贴上全班学生的照片，并在下面分别写上汉字和拼音的姓名，在观看、认读中巩固拼音、增识汉字、增强集体凝聚力；也可将教室内的板报办成拼音专刊，时常更换供学生拼读学习；教师用拼音在学生的作业本上书写评语、用拼音在黑板的一角书写当天的课程表、用拼音布置作业、在教室里张贴拼音卡片等，尽量给学生创设一个学习拼音的良好环境，加强汉语拼音学习与儿童生活的联系，使学生感到拼音就在身边，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拼音的兴趣和欲望。教师可推荐、布置学生阅读一些短小的注音读物，还可鼓励程度好的学生运用学过的汉语拼音写话、表情达意，使他们进一步感受学习拼音的作用，在复习巩固汉语拼音的同时，激发兴趣、发展语言、活跃思维。
2.2.5 汉语拼音的学习要循序渐进，不能追求一步到位
认识大写字母，熟记《汉语拼音字母表》"是阶段性的汉语拼音教学目标，它贯穿于整个第一学段。对于汉语拼音教学，我们的定位一定要准确，要有一个长远的、弹性的考虑，不能追求一步到位。千万不能认为学习汉语拼音是开学后一两个月内的任务，不能追求课课清、个个清，不能用形形的汉语拼音过关考试，搞得学生紧张兮兮、人人自危。要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制定不同的、弹性的达标时间表，让孩子们都能轻松愉快地掌握汉语拼音。对待那些接受能力稍弱的学生，一定要有耐心，要学会"等待"，不能因为对于汉语拼音的暂时"不开窍"而扼杀了他们语文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心。小孩子的学习，有时候"入门"很困难，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数量的积累才能达到"顿悟"。"顿悟"了，自然会一通百通的。在他们"入门"之前一定要多鼓励、多帮助，在汉语拼音集中学习后长期的识字、学文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复习巩固，不断强化。
2.2.6 在充分把握教材编写意图的前提下，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现在的教科书在汉语拼音的编排上更趋科学合理，内容与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但再好的教材也只是教学的凭借，长期按部就班进行教学势必会影响学生学习拼音的积极性。如果我们从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的角度出发，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设计教学，做到既符合教材的编写意图，又不拘泥于教材，既遵循于教材，又超越教材，就会使抽象的教材生动起来，统一的教材个性化起来。
3.加强课外辅导，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
家长外出打工后，把孩子交给年迈的爷爷、奶奶，很多老人都不识字，有的识字也不识拼音，完全无法给孩子辅导，孩子就出现了"课后盲区"。所以作为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家访的同时给予学生辅导，有必要的话可以安排时间表进行适当的辅导，每天晚上不能只去一个学生家里而应该尽可能多走几家。有的时候你可以告诉同学们今晚要去谁家让他做好准备，有的时候不告诉去谁家，这样可以给学生觉得虽然爸妈不在家里监督学习可是教师随时会到家里检查，慢慢的就会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同时要告诉家里的爷爷、奶奶一些监督的方法，就是虽然自己看不懂拼音但是应该看着书让孩子大声的背出来或读出来，这样孩子就会觉得爷爷奶奶非常关心自己的学习。这样即辅导了学生又做了家访，也会受学生喜欢家长认可。
参考文献
[1] 李仲芬 《如何进行小学汉语拼音教学》，《新课程研究.基础教育》（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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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一》；叙事结构；视听语言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240-02
《一一》是杨德昌对生活的理解与诠释，排此片的杨德昌，已是知天命之年，他把自己对生命的感受全部变成镜头、对白、音乐，散布在影片的各个角落。《一一》在拍摄上大量地运用了长镜头和固定镜头，镜头语言自然流畅，但在色彩的运用、声音的运用和场景的布置上，又温柔熨帖地烘托出人物形象，表现了影片主题。
一、镜头分析
杨德昌电影总是力图还原人们真实的生活场景，他强调电影的纪录功能，并且把电影与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他所采用放大电影记录功能的重要方式，就是长镜头。
长镜头是在一个镜头里不间断地表现一个事件的过程或者段落，在以长镜头为主导的影片中，一场戏一个镜头拍到底，是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段落镜头可能是一个固定镜头，也可能是一次长时间的运动镜头。
《一一》影片中采用固定不动的机位，叙事大多通过全景长镜头的场面调度实现，主要人物的刻画则用一些中近景的单人画面加固定画框，加话外空间。即使是剧情跌宕的部分，比如洋洋逃避主任追逐时，镜头也依然一动不动地架在走廊上，洋洋在镜头中拼命往前跑。当然影片还是存在运动镜头的，比如洋洋悄悄来到游泳场时，就运用到了摇的手法.，体现了洋洋心里的忐忑。《一一》中还有两个独特的镜头，一个是婷婷送奶奶回家，另一个是洋洋翘课买完胶卷飞跑回教室。这两个镜头都是通过监控屏幕来展示人物的运动。一般而言，导演会采用跟拍加上晃动镜头来体现主角的焦虑。但杨德昌却通过监视器的几个屏幕来表现，不但使人物的运动更具连贯性，还达到比运动体现运动更好的效果，堪称本片一绝。
二、画面
（一）框架构图
由于摄影机的“画框”与银幕边框始终存在，观众看到的影像必定是受一定框架限制的。电影构图便须考虑如何在“框”的范围内尽可能完整表现。
台湾新浪潮电影的风格之一，就是对“框架构图”的运用。杨德昌的镜头下就经常借助墙、推拉门、窗格等人为制造出割裂，让观众只能看到被遮挡的人和物，使有限的空间越发显得不完整。通过这种构图法，导演试图将物理空间同人物的心理空间对应起来，表现人的分裂、隔膜，以此烘托影片主题。
在《一一》中，杨德昌对“框架构图”的运用可谓纯熟。置身狭长的走廊和过道上的人，从狭窄的门缝和窗户看人的活动等画面屡见不鲜。巨大的玻璃，时髦的观景窗等时时挡在人物前面，玻璃窗映射出的若隐若现的其他景观也阻挡着人的视线。观众必须透过层层屏障去看，由于看得不真切，无形之中就拉大了与影片中人物之间的距离，现代文明社会中个体的孤独与他者的拒斥得以凸现出来。
（二）光线与色彩
《一一》的光线与色彩上，自然也带着浓厚的杨氏风格。杨德昌主张还原真实，电影的光线和色彩往往显得生活化，让人在亲切中觉得深沉。
比如婷婷走进房间对中风的婆婆倾诉，导演选择将光打在婷婷的左半边脸上，而整个眼睛部分模糊不清，因为此时的婷婷一直处于压抑和自责，与暗色调的光线恰成一致。同样，NJ在公司给阿瑞留言的镜头中，NJ完全陷入黑暗，只能隐约见其轮廓，然墙壁却稍亮，观众自然想到那里有扇窗，仿佛是在表达NJ在克制中的隐隐期待。
在人物的服装上，杨德昌运用色彩来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婷婷跟莉莉在一起等胖子时候，婷婷穿着深绿色的校服，而莉莉却穿着一件大红色外套，背后又是淡黄色灯光，莉莉一下子被凸显了出来，同时也显示了两人心境和性格的不同。
三、声音
（一）对白
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对白一直是重要部分，因在对白之外往往存在潜台词。比如在电影中，阿弟对婆婆说，“我现在很有钱，好多人找我借钱”，而其实他过得很困窘。NJ和阿瑞相逢，两个人在电梯口顾左右而言它，潜在的却是那么多年的时光和耿耿于怀的心结。话语过剩掩饰的也是真实情感表达的障碍。东方人交流的含蓄性无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沟通顺畅，侯孝贤选择了用静默表现这种交流，而杨德昌选择的是滔滔不绝。
另外，对白中孩子说的都是普通话，而大人是普通话与闽南话相结合。这是当时台湾的写实，但也暗藏寓意。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阿瑞跟NJ在电梯碰面的那场戏，初碰面两人说的都是闽南话，当老同学出现两人却转而开始讲普通话。闽南话体现俩人关系亲近，转变成普通话体现他们当时的尴尬和试图掩饰的心态。
（二）背景声音
整部影片几乎没有高亢的音乐，大部分时间里都只有人和事物自然发出的声响。导演没有用过多的音乐来喧扰感情，给了观众一种最真实的感触。在为数不多的音乐中，杨德昌似乎特别偏爱钢琴，除了大田，NJ，还有婷婷。片中的钢琴曲如泣如诉，却只出现在与爱情有关的片段。此时，导演往往采取声画统一的配合方法，如大田演奏《月光》时的恬静美好照应了过去某段欣慰的回忆，大田和NJ在车厢里聊天时的一段女高音随着聊天的内容一起一伏。声音与画面在影片中互相配合、渲染、补充，同步进行，推动着情节发展。
杨德昌电影观念的写实性，对录音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导演对声音的处理熟练老道。影片中多处运用了音效，如办公大楼外几次响起的鸽子振翅的声音，天刚亮起时的鸟鸣，新闻里模拟胖子行凶的刺刀声，钢琴声，洋洋拍照的“咔嚓”声，警笛声，婴儿啼哭声，雨声等，这些音效使影片更加生动形象，营造了各种氛围，并增添了影片的真实性。
四、电影叙事
（一）文本结构
电影叙事结构，是一个拥有多级层面的复杂概念。《一一》抛弃了单线叙事的简单模式，采用了一条主线发展，多条支线并进而形成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影片开始于一场婚礼，结束于一个葬礼，由一个孩子的出生到一个老人的去世，表现了一个人生的两个极点——生与死。影片以家庭为单位，讲述了中年、青年、青春期、童年及老年这些不同阶段的生命经验，探讨了诸多问题。
《一一》的多线索体现为多个事件平行发展，事件本身各自有相对独立性。影片主要有五条线索，分别以NJ、阿弟、婷婷、洋洋、敏敏为主人公展开叙述。
五条独立的线索，被巧妙地通过人生仪式——阿弟结婚、婆婆重病、孩子出生、婆婆逝去等被聚合到一起。
导演为何选择这种叙事结构呢？因为多条线索交叉叙述势必会弱化情节，使故事中的生活更加接近真实生活，真实生活本身就是平淡而自然，很少有戏剧冲突，可以说，多线索叙事恰到好处还原了生活的原貌。
影片的结尾采用开放式的结局，看似完满的结局却给人未完的感觉，甚至可以说故事在绕了几个圈子后，又回到了原点。因为既然没有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也就无所谓圆满完整的故事结局，而更接近生活本身的自然而来，自然而去的无尽头流动状貌。
（二）叙事风格
杨德昌电影的叙事风格非常散文化，它不是小说，因为故事性不强，它只是娓娓道来。正是这种“散文式”的电影风格使台湾新电影在华语电影圈中独树一帜。
散文叙述多有较浓厚的感彩，叙述面比较窄，偏重于写作者的感受或印象较深的场景。《一一》就经常借人物来表达。在NJ去日本的路上，他把头靠向车窗望向东京的霓虹灯影，那一瞬间，观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他的孤独和疲惫。
散文的线索是暗含于散文作品中的，“形散神不散”是散文的核心特征。这一点，《一一》表现的非常充分。多线式聚合的叙事结构决定了影片的“形”是“打散的”。影片形式上的“神”，是影片中结婚、葬礼等“仪式”。而真正意义上的“神”是影片的主旨，通过结尾处NJ和敏敏的对话来阐明。敏敏说，在山上的日子，好像也没什么不同。而NJ说，“你离开的这段时间，我有机会去过一段年轻时的日子，结果发现没有什么不一样”，导演借NJ之口讲出主旨：生活自然而来，自然而去。人们总以为生活在别处才是美的，而其实，生活本来的面貌就是朴素的。
杨德昌说，“这部电影讲的就是生命，描述生命跨越的各个阶段，身为作者，我认为一切复杂的情节，说到底都是简单的。”以一斑窥全豹，我们不但能够一览台湾新电影风格的华彩，也在其中，看到了人生的倒影。
参考文献：
［1］陈佳佳，游可为.长镜头理论下的写实风格——影片《一一》的长镜头分析［J］.学问,2009,(20).
［2］张琼.浅析杨德昌电影中的空间构筑［EB/OL］.
［3］何佳.一座城市和一种文本的焦灼生长——试析杨德昌的电影创作［J］.当代电影,2001,(06).
［4］王晶晶.儒者的困惑——杨德昌的成长影像［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