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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煤干燥范文1
关键词：干燥后 褐煤 无粘结剂成型
The influence of dryed lignite compositions to its binderless molding
ZU Ji-bing
(Inner Mongolia DaTang International Xilinhot Lignit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O.,LTD, Inner Mongolia Xilinhot 026000,China)
Abstract:There are many factors influence lignite binderless molding, among them the composition of ash and moisture’s effect is obviou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ing mechanism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show that: the binderless molding is better when SiO2 in the range of 42%～64% ,Al2O3 in of 17% ～ 22% and moisture fell to natural moisture.
Key words: dryed lignite binderless molding
褐煤是一种变质程度较低的煤种，水分含量大，容易风化粉碎，不易化学加工。作为工业和民用燃料直接使用，不仅燃烧效率低，而且浪费巨大，污染严重。
目前工业上有很多提高褐煤利用率的工艺，其中通过干燥方法提高褐煤附加值的工艺应用较多。经各种干燥工艺处理后的褐煤大多呈粉状，有效地提高了褐煤附加值，但仍不能实现长途运输。干燥后的粉煤经成型机成型后，不仅具有块煤的价值，而且遏制了褐煤的自燃，便于长途运输，大幅度减少了粉尘污染，有明显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褐煤无粘结剂成型性是指在不加粘结剂情况下粉状褐煤压制成块的性质，取决于褐煤的成分和性质，同时也与成型工艺条件有关。无粘结剂高压热压成型与有粘结剂成型比较，有其独特的优点，产品能量密度较高，含水量少，强度高，不需要添加有机粘结剂，有一定的防水性，适合长途运输。
1、灰成分对褐煤无粘结剂成形性的影响
从我国某地几种褐煤灰成分与其成形性的关系（表1）可以看出，成型性较好的褐煤灰成分中SiO2和Al2O3的含量较高，SiO2在42%～64%，Al2O3在17%～22%范围内具有较好的成型性。由于硅、铝在煤中主要以粘土形式存在，只要保持一定的水分，就能成为很好的粘结剂。
煤样
成分 1 2 3 4 5 6 7 8 9
SiO2 9.26 63.16 63.73 53.72 42.49 62.16 64.46 41.74 27.89
Al2O3 4.62 21.9 21.59 17.5 19.22 21.44 17.48 27.09 26.62
成形性 差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差 差
表1.褐煤灰成分与其成型性
2、水分对褐煤无粘结剂成型性
水分是制作无粘结剂型煤的基本条件，理论上讲水分含量在一定范围内越高越利于成型，但同时降低水分含量也是提高褐煤附加值的重要途径。因此，干燥到合适的水分含量是很重要的，既有利于干燥后成型，又最大程度地提高褐煤附加值。
干燥后褐煤中水分较高时，煤中不同的可交换离子成分产生更多的离子水合作用，从而造成型煤高膨胀率和强度的减弱。
水分也是型煤在储存时自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型煤重新吸附水分时就会产生吸附热。如果在较低温度下储存已经部分干燥了的型煤，那么当温度增加或有小雨时，自然就会产生。型煤温度的升高会促进空气氧化直到自然发生。温度每增加10℃，氧化速度增加大约1倍。
水分利于成型最被认可的结合机理是颗粒间通过表面的含氧官能团形成了氢键。根据褐煤毛细孔模型的原理，褐煤中有大量含水的毛细孔。毛细孔中含有一定量的内水，经采用干燥工艺后，大部分的外水燥蒸发，内水分作为粘结剂。成型时毛细孔被压溃，进而充填煤粒间的空隙，呈现出相互作用的分子间力，加强了煤粒间的接触而成型。成型后的褐煤毛细孔结构被破坏，故重新吸附水现象大为降低。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既有利于干燥后成型，又最大程度地提高褐煤附加值的水分含量是其内水分含量，一般在15%左右。
3、结语
总之干燥后褐煤无粘结剂成型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含粘土是成型的因素之一，适量水分又是其一。降低水分又是干燥处理的任务。通过对褐煤粉成型机理研究结合目前干燥工艺，水分控制在内水分含量时综合效果最佳。
参考文献
[1] 吴炳胜,李秋生.褐煤成型摩擦系数研究初探[J].东北煤炭技术,1999年4月.62-64.
[2] 刘志群.褐煤无粘结剂型煤的防水性能试验与研究[J].环境保护科学,1996年12月,第77期.32-36.
[3] 于淑政,吴炳胜,解德才.褐煤压制成型理论分析[J].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49-50.
褐煤干燥范文2
关键词：陶瓷雕塑；形式美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038-01
雕塑是以造型艺术展现艺术美，同时兼容色彩学、材料学、建筑学、美术学诸多学科要求，而陶瓷雕塑更兼具了陶瓷学与陶瓷文化学科等。它的材质从软到硬，由冷到热，从平面到立体，从形体到意像，实现了陶瓷从泥到火的涅磐。在陶瓷雕塑创作中通过形体造型的构思、变化，通过雕塑题材的展现，不仅表达出创作者内心的思想与情感，更体现了一定的文化内涵。陶瓷雕塑工艺技术的复杂性，技术含量的多样性以及丰富的表现性，为艺术家提供了极大的创作思维空间。
形式美的法则是人们在长期审美实践中对现实中许多美的事物形式特征的概括和总结。人们认识到形式美的特殊作用之后，依照这个法则进行美的创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形式美法则的内容。
形式美法则作为一种形式法则，有着普遍性和通用性，它在陶瓷雕塑中的应用，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具体体现在：
一、对比与协调
对比与协调是形式美中对立而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在陶瓷雕塑创作中，无论是作品造型的设计，釉色与彩绘装饰的表现，还是不同材质的运用上，都体现了这一形式美法则的应用。
（一）表现在造型设计中
在陶瓷雕塑创作中，通过造型上的虚实、疏密、主次，曲直、方圆等变化，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如何把握整体效果，强化主体，给人以视觉冲击力，体现阴柔与阳刚之美，在艺术造型处理时，进行对比中求统一，协调中求整体，可以克服平淡、呆板、没生气的视觉现象产生。
（二）表现在釉色与彩绘装饰中
陶瓷雕塑在釉色与彩绘装饰的色彩搭配上，也要注意对比与调和的关系，这与色彩构成在陶瓷雕塑中的应用也是息息相关的。一件雕塑作品展现给观者的感觉无论是清新典雅的，凝重庄严的，还是活泼跳跃的，色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运用色釉明度、色度、纯度及釉色肌理的变化，通过对比与协调，可以使雕塑更具感染力。
（三）表现在不同材质的运用中
在陶瓷雕塑创作中，为了得到不同的质感效果，多在泥料上进行粗糙与细腻的对比，如用陶泥与瓷泥相结合的方法，陶泥较粗糙，烧成后颜色呈深褐色、亚光，瓷泥则细腻、白皙，施釉后有光泽，与陶泥形成鲜明对比；或在色釉装饰上进行亚光与亮光，重色与轻色不同视感的对比应用，这在陶瓷雕塑创作中不失为一种常用的表现手法。
二、动势与均衡
动势在陶瓷雕塑创作中主要指整个作品中形体的走势和造型的动态。动势的变化要结合作品的需求，过大则会产生失衡的状态。一件作品中，完美的动势不仅能给人以生机，活力之感，更能体现雕塑作品所蕴含的内在美。
均衡主要指作品给人的稳定感。可以分为对称的均衡和不对称的均衡。对称的均衡，主要是作品外形的对称，这一类型的均衡，给人以稳定、沉着、庄重、安静的感觉；不对称的均衡，其作品的外形虽是不对称的造型，但能在灵活多变中造成视觉审美的心理均衡，给人生动、自然别致的感觉。
动势和均衡在陶瓷雕塑创作中，不仅要从外在形的体积、颜色、距离、形态等因素来考虑，主要是要处理好作品造型成型结构的工艺技术关系。
三、比例与尺度
雕塑作品，以立体形态存在，这就强调了在三维空间中，雕塑作品本身的比例与尺度问题尤为重要。任何形式的陶瓷雕塑作品，构图上的比例与尺度都应该是合理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都应该是和谐的。
第一，比例与尺度是以人的视觉位置为基准确定的，这种视角即为视平线的视觉方位。一句话，是以人的视觉为中心而进行的比例与尺度的雕塑造型把握；第二，比例与尺度取决于雕塑作品安置的环境及与周边事物的关系。
四、节奏与韵律
在陶瓷雕塑创作中，对一些形态元素进行有条理的反复、交替或排列，可以产生节奏与韵律的美。节奏是立体构成当中的一种主要形式感。有节奏才有韵律。节奏的急缓是能通过多种方法实现的，可以是形态和色彩的，也可以是黑白和肌理之间的转换，节奏需要在重复中实现，没有重复性就没有节奏的对比。
“形式美”在陶瓷雕塑中的应用无处不在。它不仅为创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创作思维空间，也引导人们体味陶瓷雕塑作品中所蕴含的独特的“美”。
褐煤干燥范文3
论文关键词：石器制造,形式感,审美意识,发生学
法国考古学家德施雷（JosephDéchelette）对史前考古学所下的定义是：“史前考古学者，研究最古史料以前的古器物之学。”留给我们的旧石器时代的器物，当然是石器了，而且基本上只留下石器。所以探讨人类审美意识的发生，只能从石器中着手。但我们切莫以为，石器时代审美意识就发源在石器中，而且只能发生在石器中。张光直曾指出，旧石器时代只给我们留下石器，千万别给我们造成这样一个印象：“整个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是原始的，构成其物质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凿石器。”因为“仅有石器遗存来代表我们祖先的物质文化是考古保存上的偶然事件”，其它的一切都没有留下来。旧石器时代的情形也许和我们的印象相反：
无论是从少数保存至今的非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诸如西欧的洞穴艺术）来进行考古研究，还是从现代渔猎民族的情况来推断，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对环境有着充分的了解，也富于能使他们与环境中的对手进行竞争的机智，也有超出其原始生活的宇宙论和宗教信仰。
也就是说，我们借石器制造来探讨人类审美意识的发生，是迫不得已之举，而不是来证明人类审美意识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其说服力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而是要打折扣的。这一点，是我们探讨史前人类审美意识时必须牢记在心的。
既然是出于无奈，那我们就应当尽可能同情地去理解史前人类的处境，设身处地去设想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举动，从而力图寻找石器中所蕴涵的审美意识的蛛丝马迹。让我们先从关于石器制造的流行说法谈起。
一对流行说法的一点反思
我们总是喜欢将我们的祖先塑造成整日凄凄惶惶以满足口腹之欲，但却往往还是食不果腹的可怜动物。他们既找不到充足的食物，也没有预防猛禽烈兽的天赋，更没有御寒的毛皮。所以，人在最初的时候，可以说是自然界里命运最悲惨的动物，远远不能和我们现在的人类相比。我们往往认为，“需要是发明之母”，环境的逼迫，使得他们寻求工具以延长器官，去征服自然。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便将石器的制造看作是严酷环境逼迫的产物。
于是我们设想，在如此悲惨的境地之中，我们的祖先到处寻找工具。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们看到了一块石头摔碎了，于是猛然产生了一种灵感，第一件石器就在模仿自然的过程中产生了：
最初的工具，也可能是出于偶然。他们看到一些砾石在石块上摔破时，可以产生新的锐缘，而这种带有锐缘的石块，较之天然石块要好用、省力得多。此后，当手边没有锐利的天然石块可以利用时，他们便会用一块石头来打击另一块石头，使其产生锐缘。
概言之，我们也经常把人类制造的第一块石器，看作是偶然的产物。
这两个说法合起来，就是说，石器制造是在严酷环境的逼迫下“偶然”产生的。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而忽略了另一半。的确，“需要是发明之母”，但是整日为口腹之欲所缠绕的动物，也许除了饿得发疯以外，难得有什么创造的机会，更不会有闲心去观察石头的一次偶然破裂。即使看见了，也只能是“视而不见”，而不会“常驻于心”，当然也就不可能“重演”或“模仿”这一自然过程。所以，我们在强调“需要是发明之母”时，还需再补充一句：“闲暇是发明之父”。需要和闲暇两者都是发明的必要条件。我们在推测远古时期人类的发明创造时，最好记住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的这句话：“有创造天赋的人进行充满活力的工作时，需要愉快的精神活动作为一种条件。‘需要乃发明之母’是一句荒谬的谚语；‘需要是无用的伎俩的来源’更接近真理。”
问题也许出在我们对祖先的处境的设想上。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认为，我们对史前人类处境的设想是维多利亚时代自大心态的产物。他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夸大了所谓野蛮人的物质贫困，同时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好处言过其实”。于是“他们把旧石器时代描绘成充满恐惧不安的时代，当时人们白天汲汲于寻觅事物，夜晚则躲进毫无舒适可言的岩洞，蜷缩在火堆旁，洞外到处是巨齿虎”。在马文·哈里斯看来，真实情况毋宁是：
石器时代的猎人维持生计的工作时间比典型的中国和埃及的农民或当代工人（虽然他们有工会）都要短。至于美食娱乐、审美情趣一类人生乐事，只有今天美国的一流阔佬才能享受到早期狩猎采集者所享受到的乐趣。当代的经理们工作5天才能换取两天时间去享受森林、湖泊和清新空气。今天，全家人30年的辛勤工作和积蓄才能使他们有权欣赏窗外几平方尺绿草地。而这些人还只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美国人常说：“食不可无肉，”他们的食物中动物蛋白却是不少（有人说太多了），而三分之二的当代人却不得不甘于蔬食淡泊。在石器时代，所有人都吃高蛋白、低淀粉的食物，而且是未经抗菌素和人工色素处理，未经冷冻和真空消毒的肉类。
马文·哈里斯的说法可能有些过激。也许我们祖先的处境没有他所说的这么乐观，但同样没有我们经常设想的那样糟糕。如果真像马文·哈里斯所说的这样好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人类的进化；但是，假如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糟糕的话，我们也同样难以想象我们的祖先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能发明石器。事实的情况可能是，人类远祖生存处境比起动物来说，最大的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失去了“稳定性”。打个形象的比方来说，就像已经告别了“铁饭碗”开始面临“失业”危险的城市工人。所以，其处境是上述两种不同“叙事”的中间状况——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张之恒认为，人类最初的生活条件过于严酷或过于丰裕，都会抑制生产力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观点。
所以，人类远祖在满足自身生理需要之后，应当有一定的闲暇。也就是说，他们也有一定的“闲心”。北京人在附近二三公里的山坡上采集食物时，还将“手指大小六方体透明水晶”拿回“家”的举动，就表明他们没有完全被饥饿和恐惧所控制。北京人对珍贵石料的细致加工这一现象，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仅有灼人的需要不可能产生创造冲动，假如我们可以将石器制造称为人类第一个伟大创造的话。罗素曾经说，文明人与野蛮人之不同，主要在于“审慎”（prudence），在于“深谋远虑”（forethought）。罗素的说法中，无疑有一种文明人的偏见。如果撇开这一偏见，我们就会发现，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审慎，不管对于所谓的“文明人”还是“野蛮人”来说都是如此。人类的劳动之所以有别于动物的谋食，是因为有罗素所说的“审慎”和“深谋远虑”的成分存在。这也就是说，其驱动力不只有动物性的冲动，而且也有对于未来的理性考量，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有一种“筹划”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个筹划，当然需要一定的闲暇，而不是单纯的生物性需要就能逼迫出来的。
我们之所以往往将石器制造看作是严酷环境逼迫下的偶然产物，是因为我们将石器制造看得太简单了。其实，我们的祖先创造一个石器的难度，并不亚于我们发明机器的难度。所谓的“文明人”和“野蛮人”在劳动的性质上应当没有什么“质”的差别。
二马克思论人的生产
这种流行看法，看似来源于马克思，其实是误解了马克思。对于下段文字，我们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就是在这一段耳熟能详的文字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人之所以能“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就是因为人的生产，人的“真正的生产”，是在不受肉体需要煎逼的情况下的生产。这种生产，就是罗素所说的“审慎”，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筹划”。而我们之所以将工具制造看作是纯物质性的，是因为我们也像罗素一样，对“野蛮人”充满了“文明人”的偏见。
既然人的“真正的生产”就是不受肉体需要煎逼下所进行的生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即使最原始的石器制造，也是物质和精神的复合体，虽然这个石器行使的是实用工具的功能、扮演的是实用工具的角色。这个精神的成分，不但表现在人能够在不受肉体需要煎逼的情况下生产；而且表现在，工具制造其实就是一样精神性的活动。意大利学者巴蒂斯塔·莫迪恩（BattistaMondin）说：
实际上，不管是为了发明工具还是为了劳动，人都必须调动他所有的最高级的精神活动——推理能力（去发现工具）、自由、深思熟虑、决策，才能进入行动的领域，实施某项工作。
在劳动过程中必须调动最高级的精神活动这一点，不管对于现在还是过去，都是适用的。我们忽略的正是这一点。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巴蒂斯塔·莫迪恩的这一段话：
劳动使人这个有着身体和精神两个维度的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方面被揭示出来。实际上，劳动是手和意识的果实，这个意识是有理性能力的和自由的。
人的身体和精神这两个维度，在制作第一件工具的时候，就具有了。只不过，这时物质和精神还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而已。只有承认了工具制造中的精神性因素，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要言之，劳动之所以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因为人的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不单是一个纯物质的过程，而且同时还是一个精神的过程。
三形式感与石器制造的内在关联
薛富兴认为，“形式美、形式感始终是人类审美意识的最现实起点，对先民来说如此,对今人来说依然如此”。如果说“形式美”侧重于客体的特征的话，那么，“形式感”则侧重于人对事物形式的把握能力或给无形事物赋予形式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石器制造这一似乎简单而原始的活动的逻辑前提。
关于这一点，阿恩海姆（RudolfArnheim）所说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
柯勒曾经证明，让一个类人猿把树上的一根枝条看成是一根他可以用来勾取笼子外的食物的棍棒，无论如何也不成功。究其根源，大概是因为在它的知觉中树枝同整个树是连为一体的，这是物理对象中固有的联系，又加上得到动物以往经验的加强，就必然会使它把树枝看成是它爬树活动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它看成一根可以当工具使用的棍棒。……把树上长的一根枝条看成是一件工具的知觉，与那种把它看作是树的一部分的知觉是绝然不同的。
需要说明的是，柯勒（WolfgangKohler）的实验并不是如阿恩海姆所说的那样“无论如何也不成功”，因为他曾经让一名叫苏丹的猩猩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阿恩海姆却揭示了一个工具制造的逻辑前提——必须将这根树枝“看作为”（seeas）与通常知觉中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需要一种和习惯的知觉不同的“看”，来“看”这一根树枝。用地道的格式塔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要将这一根树枝看作是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才是“可能的手杖”，而树的“全体”则不是。而人和猩猩的区别就在于：
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更稳定的视觉上的整体，进行分解；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在同样客观的条件下，成年的人类要比猩猩更容易把视觉的整体分析出来。当人类需要“部分”的时候，会比猩猩更容易地发现它们。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被分解出来的或抽象出来的“部分”会成为一条“可能的手杖”？这是因为，一旦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视觉上的抽象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抽象中把握的这根树枝的“形状”或“形式”，是和“现实的手杖”在形状和形式上是一致的。正是这种对形式和形状的把握能力，是我们将不同的个体看作是同一类事物的基础。这种对不同物体的共同“形式”的把握能力，就是一种形式感。这种形式感，正是制造工具的一个逻辑前提。
如果说，将一根树枝看作“可能的手杖”，对猩猩是一种艰难的活动的话；那么，在一块光滑的砾石上，看出尖锐的“锋刃”，对第一个打制石器的人来说，也是同样的艰难。我们很难设想，一个饥寒交迫的类人猿，能完成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抽象活动，也即，在一块整体、浑圆的砾石上看出尖利的部分。要看出这个尖利来，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充裕的时间。只有在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我们说石器是需要逼迫下的偶然产物才有意义。
李泽厚说：“形式美的出现，是以使用——制造工具从事生产的技术活动为前提。”同样，我们说“形式感”是使用——制造工具的逻辑前提，也未尝不可。这两个命题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前者是从客观的一面说的，后者是从主观的一面说的；前者是从历史本体论立论的，后者是从心理本体论立论的。
这里，我们当然还是处在一种哲学思辨的层次上来讨论石器制造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接下来考察一下石器制造的具体技术问题。
四选择石料：石器制造的基本技术条件之一
石器制造的第一个技术条件是，我们的祖先必须具备选料能力。并非所有石头都适合于制造石器。事实上，人类制造石器所选用的石料相当有限，因为石器原料的选择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关于此，裴文中提出了两点：
史前人类采用的石器材料，无论岩石（rocks）或矿物（minerals），要合于相当条件：（1）采取较易，且生产量较大者；（2）硬度大而有韧性（tenacity），质细腻均匀（homogeneous）而无劈裂面（cleavage）者。
第一个条件可以说是方便原则，纯粹是一种取决于地缘的偶然因素。第二个条件则是一种必然因素，因为这牵涉到了对石头本身的要求。前一个条件可以解释地区之间的差异，而后一个条件则解释了为什么在同一地区，人用这种石头而不用另外一种石头的原因。而正是这个用此不用彼的选择，表明石器制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没有一定前提的事情。我们的祖先必须首先在杂乱的石头堆里，辨认出这种石头来。这就需要一种“看”的能力。这个“看”，不是look，而是see。
事实上，如果让我们这些现代人去寻找满足第二个条件的石头，恐怕一时半会也找不出来。而对合适的石器质料的选择，并不是依靠物理学之类的系统知识，而是倚赖于薛富兴所说的“人类对各类外在现实对象物理感性形式(形、色、声等)的敏感、把握与运用”。这种敏感、把握和运用，给审美意识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北京人的“珍贵石料”可以说明这一点。通过考察北京人，我们发现他们在选用到处都能找到的砾石以外，还拣取像水晶这样的石料。
拣取罕见的水晶的行为，肯定在用水晶加工石器之先。在不知道水晶是加工石器的好原料的情况下，在采集食物的同时拣拾水晶，肯定不是出于什么水晶“有用”的明确愿望，而是被水晶的晶体形状和光亮所吸引。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举动看成和我们在海滩上拣拾贝壳、在河滩上拣拾漂亮石头一样的举动。支配这一举动的并不是什么物质需要，而是一种审美冲动。
裴文中说：“石器原料之来源，不出下列三种：1、采取砾石；2、开采原料；3、商业。”通过商业的途径来获取石料的现象，在旧石器时代是否出现，我们还不能确定。但是，通过开采矿脉的方法来获取原料的途径，在北京人那里就有了：
北京人所使用的石器，主要采用两种原料。一种是质地稍软的砂岩和火成岩等，大抵都是从附近河床采来的砾石。北京人采集这种石头，用另一块石头多次打击，制成厚的刃部，它可以打碎兽骨和制作武器。另外的一种原料是质地坚硬的石英及其他硅质矿物。有的石英来自河床中被磨圆的砾石，但大部分好像是直接采自岩脉中。
据贾兰坡统计，北京人“制作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绿色砂岩、石英石、燧石、水晶和蛋白石等。其中以脉石英最多，砂岩次之，燧石、水晶和蛋白石最少”。砂岩主要取自河边砾石，其余的来自采矿。而人们要在岩层中发现这些石料，这些石料就必然有它的视觉上吸引人的地方，这样才能被人所发现、注意：
石英：硬度7。单晶体呈六方柱状，常成晶簇状、粒状、块状集合体。颜色不一，无色透明的晶体称“水晶”，乳白色的称“乳石英”，浅红色的称“蔷薇石英”，紫色的称“紫水晶”，烟黄褐色的称“烟晶”，黑色的称“墨晶”。玻璃光泽……
蛋白石：硬度5-5.5。蛋白色，含杂质者而呈多种颜色；玻璃光泽或蛋白光泽，透明至微透明。
燧石：俗称“火石”。主要由隐晶质石英组成，颜色黯淡无光彩，通常为浅灰至褐黑色。成结核状，透镜状或条带状产于石灰岩中。
石英和蛋白石因其色泽，就足以引人注意；即使对于黯然无色的燧石来说，因其“结核状、透镜状或条带状”，亦足够醒目。所以，从岩脉中开采的石料，往往在视觉上，都不是“普通”的，而是“特殊”的。正是其视觉效果上的特殊之处，使其成为我们祖先眼中的“图形”（figure），其余的普通石头则成了“背景”（background）。而在他们用这些特殊的石料制作石器之前，他们根本不会知道这些石料的硬度、韧性等。先是被石料的感性特征所吸引，然后才有可能开采这些石料。
即使对于就地取材的砾石，要用“碰砧法”加工石器，也需要选择扁平的砾石，而不是其它形状的砾石。
至此，我们从石料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人们即使在石器制造之先，也需要一种对“人类对各类外在现实对象物理感性形式(形、色、声等)的敏感”这种能力。后来的工具制造使得这种对形式的感觉不断走向细化、深化，而这种对形式的感觉，则不需要等到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出现以后才产生。因为，即使最简单粗糙的石器制作，也是一种有目的有程序的行为，而不是莽撞或碰运气。
五预想形式：石器制造基本技术条件之二
如果说第一个条件是有关质料方面的，那么第二个条件则是有关于形式方面的。美国考古学家迪兹（Deetz）提出mentaltemplate这样一个概念，它是指存在于工匠脑子里的对某一类器物式样的恰当观念。而制作工具和器物的过程，就是将这样的一个mentaltemplate传递到原材料上去的过程。陈淳将这个mentaltemplate翻译成“概念型板”，让我们感到难以捉摸。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迪兹所说的这个mentaltemplate，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短语逐词进行解释。
template一词，指的是我们在从事对金属、石、木等的切割时，我们所需要的一种样板，模板；前面加一个mental进行限定，意谓这个模板并不存在于眼前，而是存在于头脑中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mentaltemplate理解成脑中存在的、有关我们将要加工和制作的工具或器物的、造型的模板。这个mentaltemplate，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为柏拉图所说的“理念”或“理式”（Form），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古人所说的“胸中之竹”一样的东西。对于这个mentaltemplate的翻译，我们可以用更通俗一些的“预想形式”来代替陈淳的“概念型板”。
我们在制作工具时，逻辑在先地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预想形式”（mentaltemplate）存在。只有这样，制造工具的行为，才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而不是无目的的蛮干。这一点，正是先验唯心论的理论贡献。康德认为，我们从自然界中认识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所放进去的东西。这一点也是适合于石器制造的。马克斯·舍勒（MaxScheler）敏锐地指出，在劳动领域人对动物的超越不是因为制造工具的能力，而更多地是因为人所独具的形成“工具”概念的能力。这个形成工具概念的能力，其实就是mentaltemplate，就是“预想形式”。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Renfrew）和保罗·巴恩（PaulBahn）曾说：
能人制作简单的砾石工具，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简单的习惯动作，就像大猩猩掰断树棍拨弄一个蚁冢，相比之下直立人制造出阿舍利手斧那样精致的工具，看上去则要进步得多。然而这只是主观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工具种类或工具类型越来越带有预先设计的趋势。这意味着每一个工具制造者都有工具类型的概念，不同类别的工具显然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所以当我们研究早期人类认知能力的时候，就应当考虑工具制造的设计和规划，而后者是高等类人猿如黑猩猩所不具备的。
两位考古学家的提醒，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工具不但是制造出来的，而且是设计出来的。而这个设计，在最初的时候，肯定既朦胧又粗糙。但不管是如何粗糙，都是一种对工具未来形式的预想。
这时，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流行说法中所谓的“需要煎逼”的说法靠不住，就是所谓的看到天然砾石在石块上“偶然”摔碎而产生灵感的说法也同样靠不住。且不说适合于制造石器的砾石往往十分坚硬，用“碰砧法”或“摔击法”往往都很难弄破这样的一个事实。纵然砾石偶然摔破了，也不一定产生“灵感”。我们往往认为科学发现都是偶然的产物，这事实上是有问题的。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曾说：“如果铜矿石偶然进入一座炉子里会发生什么情况，各种各样复杂的实验表明，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同样这个“偶然”摔碎的砾石，只有在符合“内心形式”的情况下，才会被人们所注意。否则，也会“什么也没有发生”。
六结语：对审美发生学的一点看法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发现，恰好在石器制造的基本条件中，蕴涵着审美意识产生的基本条件。鲁道夫·阿恩海姆提出，我们观看物体的态度有三种：
1、写实主义绘画的态度，其极端形态就是印象派。这种观看努力获得一个类似于“一个照相机拍下的照片”一般的印象；
2、实用的态度。一棵大白菜，不管在晴日还是在阴天，对于一个家庭主妇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她最关心不是不同的光线给白菜的颜色带来的变化，而是这个白菜是否新鲜。所以，在不同的光线下，她关注的是我们在知觉心理学中经常谈及的知觉恒常性（perceptualconstancy）。这种观看和前一种极端相反，因为前一种观看努力获得“背景”对物像产生影响之后的“印象”，而后一种观看则努力排除“背景”的影响；
3、审美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前两种态度的折中或综合，既保持了物体的视觉恒常性，又兼顾到了背景的影响。
说得更概括一些，第一种观看态度关注的是“变”，第二种关注的则是“不变”，第三种态度则将变与不变联系起来，既注意到了“变”，又兼顾到了“不变”。
第一种态度是光学发展起来以后的事情，是学校教育的结果，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自然的状态下，去进行这种观看的，我们的祖先当然更不会。第二种态度，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态度，也是动物观看世界的一种方式，因为有恒常性的世界才是安全的世界。第三种态度，则是人超出日常实用的一种态度。对于这种态度，阿恩海姆说：“由第三种态度创造出的这类概念，最适合于创造性思维。”可以说，这第三种态度，正是制造石器所需要的。
皮亚杰（JeanPiaget）说：“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同样的思想，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mileDurkheim）的笔下，得到更清楚的阐明。他在谈到宗教的起源问题时说：
褐煤干燥范文4
【关键词】肝硬化;单胺氧化酶;前白蛋白
【中图分类号】R44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959(2009)09-0018-01
病毒性肝炎后肝硬化已成为我国的常见病,对肝硬化的早期诊断与适宜治疗,对于稳定病情,延长患者的生命年限具有积极的意义。常用肝功能检查指标特异性不高;放免法检测透明质酸、Ⅲ型胶原、Ⅳ型胶原等指标条件要求高,检测时间长,不易普及。目前PA、MAO检测试剂盒已商品化,测定方法简便易行,可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与其它指标联合应用和动态测定有助于肝硬化的辅助诊断和病情判断。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85例门诊及住院病人(男56例,女29例,平均年龄47±9岁),其中肝硬化代偿期患者56例(男34例,女22例,平均年龄46±6岁),失代偿期患者29例(男22例,女7例,平均年龄(52±11岁)均经临床确诊为肝硬化,检测其血清PA含量及MAO活力。健康对照系献血员血清50份,男38,女12例,平均年龄(34±11)岁。
1.2 方法:PA测定用免疫比浊法,MAO测定用连续监测法统计方法:数据均以(x±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F检验)和相关分析,P
2 结果
肝硬化患者血清PA、MAO水平与对照组比较,见表1。
3 讨论
血清前白蛋白是肝细胞合成的蛋白质之一,由于在pH8.6电泳中移动速度比白蛋白快而命名为前白蛋白[1]。前白蛋白的半衰期仅为1.9d,与白蛋白(17~23d)相比,更是观测肝功能受损及营养缺乏的早期诊断指标[2]。肝硬化患者由于营养缺乏,同时有功能的肝细胞数目减少,前白蛋白合成下降,导致前白蛋白水平在代偿期即有显著意义的下降(P
MAO(Monoamine oxidase,EC1.4.3.4)为一组作用于不同单胺类化合物如肾上腺素、五羟色氨等氧化脱氨的水溶性酶,是由黄素蛋白和辅酶黄素蛋白腺嘌呤二核苷酸组成的含铜蛋白质,在胶原形成过程中,参与胶原成熟最后阶段的架桥形成,使胶原和弹性硬蛋白结合,形成纤维后MAO逸脱,导致血清中MAO活性升高,正常情况下胶原蛋白的合成和分解处于动态平衡,人体受到肝炎病毒感染后,引起肝内慢性炎症性刺激而产生纤维组织增生,肝纤维化时胶原合成增多,其总量的增加与肝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MAO广泛存在于肝、肾、脑等器官的结缔增生,导致肝脏纤维化。在此过程中胶原合成增多,结果分析表明肝硬化时,MAO的活性明显增高,故MAO活性测定能反应肝纤维化的生化过程,对肝硬化的早期诊断和肝硬化的分级有重要诊断价值,肝硬化Child-PlughA、B、C各级之间MAO水平差异显著,对亚急性重型肝炎和慢性重型肝炎患者肝纤维化状况和监测有重要临床意义[3,4]。
综上所述,血清PA、MAO测定对肝硬化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PA、MAO测定有利于肝硬化的诊断、病程、疗效观察和随访。在实验室诊断中,我们应该利用MAO检测对肝硬化做出早期、准确的临床诊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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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原发性肝癌；甲胎蛋白；α-岩藻糖苷酶；β2-微球蛋白；透明质酸
[中图分类号] R735.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5）14-162-03
Significanc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alpha fetoprotein， alpha fucosidase， beta 2-microglobulin and hyaluronic acid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YE Hong
Huiyang District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Huizhou City， Huizhou 5162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alpha fetoprotein （AFP）， alpha fucosidase （AFU）， beta 2-microglobulin （β2-m） and hyaluronic acid （HA）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50 cases of other digestive system cancer， 50 patients with hepatic cirrhosis and 60 normal people from 2012 March to 2014 March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and serum AFP， AFU， β2-m and HA levels of all patients were detected. Results The levels and positive rates of serum AFP， AFU， β2-m and HA of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patients with other digestive system cancer， liver cirrhosis and normal people，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cally significant （P
[Key words] Primary liver cancer； Alpha fetoprotein； Alpha fucosidase； Beta 2-microglobulin； Hyaluronic acid
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ocellular 1arcinoma，PHC）在癌症死亡率中位列第一位，近年来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在逐渐升高[1-2]。肿瘤标志物可反映肿瘤的生长、扩散和发展，但研究发现肿瘤标志物检测敏感性低，因此多种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能提高原发性肝癌诊断的准确率。本研究联合检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α-岩藻糖苷酶（alpha fucosidase，AFU）、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β2-微球蛋白（beta 2-microglobulin，β2-m）及透明质酸（hyaluronic acid，HA）指标，旨在探讨联合检测4种肿瘤标志物在诊断原发性肝癌的应用价值，并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3月～2014年3月期间在我院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60例，其中男45例，女15例；年龄28～71岁，平均年龄（54.6±5.2）岁。另同期选取其他消化系癌症患者50例，肝硬化患者50例及正常健康人对照组60例。其中其他消化系
表1 各组患者血清AFU、AFP、β2-m、HA水平比较
组别 n AFU（U/L） AFP（μg/L） β2-m（μg/mL） HA（ng/mL）
原发性肝癌组 60 161.2±35.6 197.5±83.2 6.1±2.0 163.4±31.5
其他消化系癌症组 50 20.8±8.0* 15.6±7.8* 5.3±1.7* 55.2±11.6*
肝硬化组 50 149.1±31.3* 23.5±8.7* 5.1±1.8* 65.8±13.4*
正常对照组 60 21.6±7.9* 4.1±2.3* 1.9±0.6* 50.8±12.3*
F 5.612 6.254 5.483 6.107
P
注：与原发性肝癌组比较，*t=7.621，6.854，4.120，6.324，4.013，5.672，3.987，5.980，7.605，7.051，7.774，6.918，P
癌症患者50例，男36例，女14例；年龄27～72岁，平均年龄（55.3±5.0）岁；胰腺癌12例，胃癌30例，食道癌8例。肝硬化患者50例，男38例，女12例；年龄28～70岁，平均年龄（53.5±5.5）岁。正常健康体检者对照组60例，男37例，女23例；年龄22～69岁，平均年龄（52.7±6.1）岁。四组性别、年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空腹取4mL肘部静脉血，分离血清后待用。采用德国罗氏公司生产的2010型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患者血清AFP水平；采用中国科大中佳光电公司生产的XH-6080型放免仪检测患者血清β2-m、HA水平；采用美国贝克曼公司生产的LX-20型生化仪检测患者血清AFU水平。正常参考值：AFU>40U/L、AFP>20μg/L、β2-m>3μg/mL、HA>80ng/mL。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表示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
2 结果
2.1 各组患者血清AFU、AFP、β2-m、HA水平比较
与其他消化系癌症组、肝硬化组及正常对照组比较，原发性肝癌组患者血清AFU、AFP、β2-m、HA水平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原发性肝癌组、其他消化系癌症组及肝硬化组AFU、AFP、β2-m、HA检出率比较
原发性肝癌组患者血清AFU、AFP、β2-m、HA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消化系癌症组及肝硬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原发性肝癌组AFU、AFP、β2-m、HA单项及联合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及符合率比较
原发性肝癌组患者血清AFU、AFP、β2-m、HA四项联合检测的敏感性、诊断符合率均优于单项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原发性肝癌组、其他消化系癌症组及肝硬化组各指标检出率比较[n（%）]
项目 原发性肝癌组
（n=60） 其他消化系癌症组
（n=50） 肝硬化组
（n=50）
AFU 46（76.7）* 5（10.0） 7（14.0）
AFP 40（66.7）* 0 4（8.0）
β2-m 51（85.0）* 33（66.0） 27（54.0）
HA 54（90.0）* 15（30.0） 11（22.0）
注：与其他消化系癌症组、肝硬化组比较，x2=8.159，8.267，6.843，7.560，*P
表3 原发性肝癌组各指标单项及联合检测的诊断效果比较（n=60，%）
项目 敏感性 特异性 符合率
AFU 80.0 90.0 83.3
AFP 65.0 95.0 80.0
β2-m 60.0 66.7 61.7
HA 78.3 76.7 78.3
AFU+AFP+β2-m+HA 93.3* 85.0 91.7*
注：与各指标单项比较，x2=9.124，9.263，*P
3 讨论
在我国，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ocellular 1arcinoma，PHC）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在癌症死亡率中位列第一位，其多见于男性。近年来，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增加的态势。目前对原发性肝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仍未明了，多认为原发性肝癌与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及黄曲霉素等化学致癌物质和环境因素关系密切[3-5]。原发性肝癌患者早期多不呈现典型的临床表现，以致早期发现及诊断该病困难，因此对早期原发性肝癌患者寻求有效的检测方法，提高诊断水平就成为临床医生关注的焦点。
肿瘤标志物可反映肿瘤细胞恶性转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细胞表型及基因型的内在特性，并与肿瘤的生长、扩散和发展有关[6-7]。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是胚胎发育早期形成的一种糖蛋白，临床上可作为原发性肝癌诊断的首选指标，因原发性肝癌时患者血清AFP水平升高，阳性检出率较高。但AFP单项检测敏感性低，临床上仍有15% ～ 20%原发性肝癌患者的AFP水平处在正常范围内[8-9]。研究发现，大多数AFP呈阴性的原发性肝癌患者检测α-岩藻糖苷酶（alpha fucosidase，AFU）水平，AFU检测结果呈阳性。AFU是一种溶酶体酸性水解酶，研究报道原发性肝癌时患者血清AFU水平升高[10-11]。β2-微球蛋白（beta 2-microglobulin，β2-m）是一种由多形核白细胞、淋巴细胞及血小板产生的小分子球蛋白，其存在于有核细胞膜上，当原发性肝癌时细胞发生大量增殖及破坏，β2-m自有核细胞膜游离入血，进而导致患者血清β2-m水平升高[12-13]。透明质酸（hyaluronic acid，HA）是一种由间质细胞合成的人体基质重要成分，其主要在肝内代谢，研究报道恶性肿瘤患者体液或组织中HA水平升高，在原发性肝癌时患者血清HA水平显著升高[14-16]。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其他消化系癌症组、肝硬化组及正常对照组比较，原发性肝癌组患者血清AFU、AFP、β2-m、HA水平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联合检测AFU、AFP、β2-m、HA四种肿瘤标志物能大大提高对早期原发性肝癌的敏感性和诊断率，且优于单项检测，可降低原发性肝癌的漏检率，避免假阳性或假阴性检测结果，并利于区别原发性肝癌与肝硬化，为临床早期诊断和治疗原发性肝癌提供可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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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煤干燥范文6
关键词出血性膀胱炎；止血敏；美司钠；预防
出血性膀胱炎（hemorrhagiccystitis,HC）是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严重的HC可以影响患者的存活[1]。移植早期HC的发生已被证实与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异环磷酰胺（Ifosfamide，IFO）等化疗药物的代谢产物对泌尿道黏膜的毒性损伤有关[2],移植类型、移植物抗宿主病、腺病毒和巨细胞病毒感染也是其危险因素[3]。目前比较公认的预防HC的药物是美司钠（MESNA），但单纯应用美司钠还不能达到令临床满意的效果。为此，国内外研究者都在积极探索以美司钠为基础方案的更好的预防措施。
我们对唐都医院血液科骨髓移植中心2001至2004年42例预处理方案包括CTX或IFO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预防HC的措施及HC的发生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以了解止血敏与美司钠联合使用对HC的预防作用。
1资料和方法
1.1病例资料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42例，男27例，女15例。年龄13岁～66岁，平均年龄37岁，其中≤20岁者3例，>21岁者39例。异基因移植11例，包括慢性粒细胞白血病9例（其中慢粒急变期2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1例，急性骨髓白血病M2a型1例；自体移植31例，包括非霍奇金淋巴瘤（NHL）19例，霍奇金病（HD）2例，肺癌7例，乳腺癌2例，骨髓转移癌1例。移植前肾功能正常，泌尿系统正常，无血尿及感染。
1.2预处理方案
1.2.1异基因移植采用非清髓标准预处理方案
CTX 3.0g/d静滴(-7d,-6d),阿糖胞苷(Ara-C)2.0g/d静滴(-5d～-2d),氟达拉宾(Flu)50mg/d静滴(-5d~-1d),霉酚酸酯(MMF)2.0g/d口服(-4d~-1d)。
1.2.2自体移植的预处理方案
CAE方案7例，包括NHL5例，肺癌2例；CAE+卡铂1例（肺癌）；CEV+卡氮芥2例（NHL）；ICE9例，包括NHL7例，HD1例，肺癌1例；ICE+吡柔比星2例（肺癌）；ICE+长春新碱1例（肺癌）；难治性淋巴瘤方案9例，包括NHL5例，HD1例，乳腺癌2例，骨髓转移癌1例。
1.3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方案
采用甲强龙、环孢素(CsA)、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联合预防GVHD。
1.4HC的预防措施
42例患者在预处理时均使用美司钠（江苏恒瑞药业有限公司生产，于输注CTX或IFO后的0h、3h、6h、9h? 4个时段共4次静滴，300～400mg/次），并且均使用速尿利尿和碳酸氢钠碱化尿液。其中25例还使用止血敏（山东方明药业有限公司生产，3g/d静滴）预防出血，其余17例未使用止血敏。
1.5HC的诊断依据及分级
诊断依据：肉眼血尿或镜下血尿伴尿频、尿急、尿痛，且排除泌尿系统感染及器质性病变，可诊断为出血性膀胱炎。
分级：Ⅰ度：镜下血尿；Ⅱ度：肉眼血尿；Ⅲ度：肉眼血尿伴血块；Ⅳ度：肉眼血尿且有尿路阻塞。Ⅰ度、Ⅱ度为轻度血尿，Ⅲ度、Ⅳ度为重度血尿[4]。
2结果
2.1HC的发生情况
42例患者中，发生HC共9例，总发生率为21.4%。异基因移植占5例，自体移植占4例。Ⅰ度占4例，Ⅱ度占5例。HC发生的时间为-1d～+11d(以移植当日为0d)，平均发生时间为+4d。9例HC中，5例通过使用止血敏和补充血小板治愈，3例通过补充血小板治愈，1例通过加大水化利尿的力度治愈。
2.2预防措施与HC发生之间的关系
将病例按预防措施分为单用美司钠组和止血敏与美司钠联合使用组两组。单用美司钠组共17例，发生HC8例；止血敏与美司钠联合使用组共25例，发生HC1例。
分析两组间预防措施与HC发生之间的关系，运用x2检验的校正公式计算得：x2=8.73，x(0.05)2=3.87,x2> x(0.05)2,故P
3讨论
美司钠的主要成分为α-巯基乙基磺酸钠盐，进入体内后主要浓集于肾脏，经肾小管上皮转变为巯乙磺酸钠，能与CTX、IFO的毒性代谢产物丙烯酸相结合，形成非毒性产物自尿中排出，从而对患者泌尿系统具有保护作用。1986年，美司钠开始应用于临床，由于其对预防CTX、IFO引起的出血性膀胱炎具有显著效果而迅速引起关注。它可以减小CTX、IFO对泌尿系统的毒性损伤，不仅可以降低HC的发生率，而且可以使临床应用CTX、IFO的剂量适当增大，从而提高化疗效果，因此美司钠已被广泛应用于预处理方案包括CTX或IFO的移植患者。本文观察的42例病例，无一例出现重度血尿，也反映了美司钠对泌尿道黏膜的保护作用，未出现黏膜的大片坏死脱落甚至阻塞尿道的严重现象。
然而，单纯应用美司钠预防HC的效果还不能使人完全满意。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都在积极探索更好的措施来防治HC。2003年，Dorticos等[5]提出用表皮生长因子（EGF）来防治HC，并报道了用EGF成功治愈1例Ⅲ度HC的病例。最近，Ozcan等[6]通过动物实验证实：类黄酮类抗氧化剂（flavonoid? antioxidant）联合美司钠对HC的预防作用明显优于单纯应用美司钠。
止血敏（Etamsvlatum）是目前临床较常见的止血药物。其药理作用是增加血小板生成，增强血小板聚集及粘合力，促使凝血活性物质释放，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从而达到止血效果。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止血敏与美司钠联合使用时对HC的预防作用好于单用美司钠。统计学分析的结果证实了这一观点。目前国内外尚无相关报道。
止血敏增强美司钠对HC预防效果的机制可能是：CTX或IFO代谢产物对泌尿系统的毒性损伤除了使泌尿道粘膜受损，可能使粘膜下毛细血管也受到损害（这种损害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加之移植患者由于化疗、放疗的作用而通常出现血小板显著降低，凝血功能下降。两种因素互相促进，导致出血性膀胱炎的发生。应用止血敏能改善机体凝血功能，同时降低受损毛细血管通透性，从而达到预防膀胱受损部位出血的目的。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证实是否其他止血药物与美司钠联合应用，也能增强预防HC的作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有血栓形成史或存在血栓危险因素的移植患者，要慎用止血药物来预防出血性膀胱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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