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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范文1
1、经济上：根本上确立土地私有制，为秦国农业生产带来生机；
2、政治上：使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建设从此开始；
3、军事上：极大地提高了秦军战斗力，秦国在对外兼并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4、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变法。变法为秦国富国强兵和秦统一奠定了基础。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5、历史局限性：商鞅变法处在历史交替时期，新旧势力斗争异常激烈的历史特点和变法的阶级属性使变法不可避免带有一定局限性。变法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变法未与旧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
商鞅变法范文2
关键词：商鞅变法 秦礼制 宗法制度 君主礼仪制度
商鞅变法是商鞅在秦国实行的一次全面的、彻底的变革，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实施，为秦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根基，影响深远。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从历史发展来看，该变法似乎与当时的礼制相悖。但是，根据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并结合出土的历史文物来看，商鞅变法非但没使秦礼制消失，而是促进了秦礼制的发展与变革，逐渐形成了更加合理、实用的新的秦礼制度，对后世的礼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研究问题的缘起
礼制，即礼乐制度，主要包括两部分，礼仪制度和道德行为规范，其中礼仪制度是道德行为规范中引申出的制度化的内容。秦礼制，也就是秦国时期的礼乐制度，商鞅变法之后，对于秦礼制发展演变的研究及讨论不曾停止。经过长期的探讨，历朝历代的史学家们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礼”逐渐丧失，称商鞅变法“垄断教化，积蓄百姓怨恨”，变法后秦国“蛮横无礼”，成为“虎狼之国”。
根据一些出土的文物、历史资料来看，商鞅变法后，秦礼制并未消失。《史记》记载：“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利益，采挥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朗迁济济，依古以来。”《通典》记载：“秦平天下，收其仪礼，归之咸阳，但衿渥鹁抑臣，以为时用。”这些都可以看出，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礼”并没有丧失，反而更加实用、合理，其有益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针对商鞅变法后的秦礼制的演变，从一些礼仪制度方面来看，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澄清“商鞅变法之后秦无礼”的论断。
二、商鞅变法期间秦礼制演变的表现
（一）群主礼仪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君主礼仪，主要包括祭祀制度和营国制度。随着商鞅变法的开展，秦国的君主礼仪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从商周时期开始，统治者非常重视祭祀制度，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活动来进行，并且制定了非常复杂的程序和内容，成为君主关注、参与性非常高的国事活动。在繁琐的程序和内容中，最著名的是祭（是古代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当时，君主的权利，主要通过祭祀的形式和规模来呈现。最初，周朝出现祭时，目的是为了让民众表达对神灵的尊敬。《索隐》记载：“，止也，言神灵之所依止也。……谓为坛，以祭天也。”这时祭祀的对象是神灵。而到秦国时期，祭祀有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为祭祀的对象由神灵转为天子，但并为祭祀设立了专门的君主住址，供祭使用。到秦始皇时期，祭以发展的比较固定和完善，成为当时国家必不可少的祭祀活动。
营国制度方面。营国实质上是以城为中心的城邦。营国制度是先秦礼制的一个重要部分，用于维系天子与各个诸侯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主要体现为等级关系。据记载，秦国的都城在战国时期有过高达八次的迁移，在商鞅变法期间，都城先后为栎阳和咸阳，其中咸阳为主要城市。秦朝的八个都城中，咸阳是地位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并且咸阳的城市布局是遵循营国制度的，从相关记载中可见一斑，比如“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迁徙置少城内城，……与咸阳同制。”
（二）士礼方面
秦国的士礼制度在商鞅变法之后，是走向衰落的。商周时期，礼乐制度的一个方面就是用鼎制度，鼎的数量、纹样等彰显着主人的身份和权力。
战国时期，士大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用鼎规格一般是铜 5 鼎。但是到战国末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士大夫为为铜2鼎甚至是铜1 鼎。可见商鞅变法之后，对士大夫的用鼎规格进行了限制，甚至失去了用鼎彰显身份的意义。
目前，根据所出土的秦朝时期的文物来看，并没有发现铜质食器。而在战国早中期，用鼎制度最主要的就是食器、礼器组合，如果没有石器，那么礼器也失去了用鼎制度组合的意义，二者是结合存在的，如果失去食器，礼器也不能称其为礼器，这些也反映出了秦朝时期士礼制度的衰落，与商鞅变法中的社会阶层改革有一定关联。根据商鞅变法的内容，也可以推断出士礼制度的衰落，商鞅提出“军功爵”，无论出身贵贱，只要立下军功，都有资格接受爵位，进入上层社会。商鞅的这一改革打破了传统士大夫的授爵制度，也使士礼制度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三、商鞅变法对秦礼制演变的影响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经济、社会、军事能力等得到提高，促进了秦国实力的增强。当然，这一时期，秦朝的礼制发生了改变，比较明显的是君主礼仪的完善及士礼制度的衰落。商鞅变法的实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摧毁宗法制度
商鞅变法中提出“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至此，秦国的传统的宗法制度被摧毁，并且士大夫们的权利分配需要靠君主分配。士大夫们的生活资金来源需要靠朝廷的发放，而且权利的行使需要君主的任命。加之“土地私有制”的提出，传统的领地制度被摧毁，土地所有权归劳动大众，给宗法制度以致命一击，也奠定了秦朝封建国家的机制。
（二）开创帝制礼制
秦朝时期，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间的相互排斥和斗争，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统治，使统治者的权力无法施展，阻碍中央集权的发展。商鞅变法之后，实行土地私有制，士大夫的权利被削弱，大大提升了君主的权利。同时，强化了各种礼仪制度，大到营国制度、祭祀制度、陵寝制度，小到君主的更衣冠制度等。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大多数的秦人受到求胜心的影响，以胜利者自居的心态，使他们对其他文化存在着排斥和漠然的态度。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着各个地域间的交流，原各国间的文化在不断的交流和融合，秦国的民众无形中受到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这和商鞅推行的变法是分不开的，随着国家的统一，礼乐制度也得到了融合，秦国在统一之后，在完善礼乐制度的过程中，汲取其他国家礼乐的合理部分，不断的融合和发展，逐渐形成了新的秦国礼乐制度。伴随着商鞅提出的“重农抑商”内容的实施，秦国的经济实力提升，加之士礼制度的衰落，加速了秦国中央集权的形成。可以说，商鞅变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秦国建立了帝制制度，为后世“皇帝”及中央集权制的推行提供了基础。
（三）礼制趋于简洁、实用
商鞅变法实行之后，秦国的礼制内容和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商鞅变法前后，也就是战国中期到晚期，这一阶段文献资料及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从商鞅变法的实施和成效来看，秦国是一个非常讲求效率、实用的国家，这是其后各朝各代所无法超越的。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礼制在所有诸侯国中是最简单和实用的。就以“军功爵”为例，各诸侯国在授予军功爵时，需要考量的标准非常复杂，包括受爵者所处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等，而商鞅变法之后，授予军功爵时，非常简单，不论受爵者的社会地位、所处社会阶层、甚至其他诸侯国的人们，只要立军功，就有资格被赐予爵位。同时，为了体现公平，奖励军功，爵位的等级和军功者的贡献成正比。军功爵的推行，不分高低贵贱，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促进了秦国军事、社会的发展，为后代的爵位授予制度开创了先河。另外，军功爵的实施，考量简单，摒弃了传统的复杂的考量方式，反映了秦礼制在商鞅变法后的变化，即向着简洁、实用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商鞅变法是一次全面、彻底的变革，也是一套较为完整的发展策略，对秦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历代多数史学家对商鞅的变法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商鞅变法之后秦无礼”，主要是由于商鞅推行的一系列奖励军功、土地私有等制度，使得秦国人民在平等环境中求胜的心态，给人一种“无礼”之感。但是，从众多的文献及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非但没有失“礼”，而且在礼乐制度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瓦解了宗法制度，开创了帝制礼制，同时受到商鞅变法的影响，秦朝的礼制在延续已有合理的基础上，向着简洁、实用的方向发展，并且不断合理化、系统化，对后世礼乐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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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焦泽阳.中国传统伦理与古代都城形态礼制特征的历史演进研究[D].南京大学，2012.
商鞅变法范文3
作用相同：都使齐国和秦国国力强盛。
时间不同：管仲改革，公元前689年开始。商鞅变法，公元前361年开始。
内容不同：管仲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入手，通过发展经济带动政治、军事、外交的全面改革。即把全国人口按职业划分为土、农、工、商四民分别居住，并提供职业保障。相地而衰征的新的田赋制度。保护自然资源，禁止奴隶主抢掠平民的牛羊去作祭祀用，保护牲畜的繁殖。大力发展商业贸易。由官府专卖盐铁。基础还是奴隶制度 。商鞅变法是商鞅于前361年在秦国实施的改革，对秦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主要内容有: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以法律形式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
（来源：文章屋网 ）
商鞅变法范文4
2008年，李海洋考入河北体育学院网球专业，入校时的学费是靠着李海洋暑假打散工和乡亲们东拼西凑的钱交上的，当时交完学费只剩下66块钱。
老师也比较关注李海洋的情况，因为他有时候一天吃一个馒头。
李海洋的父亲双腿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姐姐患有精神病，全家一直靠体弱多病的母亲种地维持生计，是村里有名的困难户。
李海洋总是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到处打短工，他干过一天工作13个小时才只挣27元钱的发传单的工作，还曾经在一些高校旁边摆地摊贴手机膜。因为担心被自己学校的同学嘲笑，他特意把摆地摊的地方选择了河北经贸大学的门口。
摆地摊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是，李海洋在这里却发现了一个商机。有一天，摊位前来了一个学生问，你这有没有情侣电话卡吗？
李海洋在还不确定市场上有没有这种情侣卡的时候，就收取了对方50元的定金，答应了这单活。李海洋知道一个城市里边有亲情一家，或者叫亲情1+1这样的业务，当时想把它组装作为情侣卡销售。
聪明的李海洋迅速判断出大学情侣之间打电话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当时他卖出的第一套情侣卡就赚了200块钱。在李海洋的重新包装后，“情侣卡”迅速打入校园市场。
李海洋骑自行车送情侣卡，有很多人去拿，一收钱都是上万。在后续卖得特别疯狂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有的时候能达到每天6位数。
“情侣卡”的销售，让李海洋两个月挣了50万，这是他在创业路上挖到的第一桶金。不过，就在李海洋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情侣卡”的业务突然被停止，再也打不通了，而当时李海洋的“情侣卡”用户已经有四五千的用户。
那时候李海洋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天天有人打电话骂他是骗子。很多同学劝他更换手机号，但李海洋选择的是坚强的面对。通过不厌其烦的和运营商联系，终于再次开通了“情侣卡”的业务，化解了这次危机。
李海洋觉得，在人生创业当中，如果你自己不够诚信，你就没有办法往明天走。
创立“校园快递”
除了卖校园情侣卡，李海洋又拓展新的业务。放寒假，一些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寒假将自己的行李托运走，当时，快递公司是不允许进校园的，很多时候几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一起抬着一个行李，抬到学校的门口。李海洋觉得，自己又发现了商机。
和别的快递称重称体积不同，李海洋以袋子为标准，分为三个档次，最小的50，稍大的60，最大的80，不计重，随便装装多少都可以。对于很多毕业生来说，李海洋的“校园快递”不仅省钱，更重要的是方便，打个电话，上门取件，直接在宿舍楼下完成托运。如果学生托运重量较轻的物品，觉得固定价位不合算的话，还可以选择称重的方式，既灵活又方便。
李海洋向来是个行动派，想到就马上去做。他开始联系各个高校和快递公司，想与他们合作，负责校园的快递业务。
李海洋向校方承诺，会全部雇用本校的在校学生做，这样能减少社会人员出入学校的次数，降低安全隐患。这个理由打动了周边十几所高校，拿到了校方的授权之后，李海洋又向快递公司承诺，在毕业季每月完成十万元的业务量。
最后，李海洋已经与石家庄市43所高校、四家快递和托运公司达成了合作，每年利润超过百万元。
建立创业教学班
学生收入比老师还高
在河北唐山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书记办公室里，李海洋正和校方领导商量着如何帮助在校大学生创业的事情。2014年6月，李海洋与唐山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建立海洋特色创业教育基地。
是第一年试水，“海洋班”一共24名学生，现在绝大部分都利用寒假到企业实习去了。“海洋班”的招生对象和条件是像李海洋一样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报考时必须出具贫困家庭证明，三年的学费由李海洋全部支付，李海洋希望更多像他一样的孩子都得上得起学，同时也能靠创业改变自己的命运。
商鞅变法范文5
但是,对于这一伟大事件的记载和评论,司马光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没有纠缠于对变法具体内容去做分析,也没有对变法本身妄加评判。面对历史留下来的资料,他的叙述聚焦在三点: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变法?变法的过程有多么艰难?变法名垂青史,但变法者最后为什么却五马分尸?
公元前361年,秦国年仅21岁的国君渠梁即位了,他就是那位起用商鞅变法而把秦国推向强盛之路的秦孝公。
商鞅变法在秦国准备了五六年才开始实施,变法措施也是分两个步骤向下推行的。这已可见过程之艰难而谨慎了。司马光叙述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卫鞅就是商鞅。他在众人的反对下对秦孝公说了这样一段话:民众不可与他们商议开创事业的计划,而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谈论至高德性的人与凡夫俗子是没有共同语言的,要成就大业就不能去与众人谋划。所以圣贤之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拘泥和遵循旧的传统――这后一句,正是商鞅变法的纲领:“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坚决反对变法的士大夫甘龙却争辩说:不然,缘法而治,官吏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定不乱。因为甘龙的政治信仰是: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
卫鞅反驳:常人安于旧俗,学者限于所知。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们探讨老规矩之外开创大业的事情。聪明的人制定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能因循而动,贤德的人因时更礼,无能的人才死守成法。
秦孝公说:“善!”叫停争论。公元前359年29岁的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制定和推行变法。左庶长,就是将军。既是官职,也是爵位,可以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甘龙在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执政时就是左庶长,如今商鞅来了,秦孝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左庶长之位给了商鞅,让他掌控变法实权。
商鞅虽然握权在手,但仍然不能说明他就有了摆布大局的实力和威信。法令详细制定出来后,商鞅并没有立刻公布,而是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了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如果有人能把它移到北门,就赏给十金,后来又加到五十金。终于有人想尝试一下了,便把木杆运到了北门,结果真的得到了五十金的重赏。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
有学者研究,法令正式开始实施是在公元前356年。变法颁布一年后,数以千计的秦国百姓就纷纷来控诉新法。恰在此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商鞅的态度十分坚决:“法之不行,自上犯下。”但毕竟不能对太子动刑,便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施刑,在另一位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以示惩戒。从此,秦人都小心翼翼地遵从法令了,法令实行的十多年里,秦国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
这时,那些议论过新法是制造麻烦的人也回过头来说新法好了。但商鞅却依然断定:这都是些乱法刁民!于是居然把他们流放边疆!以后就真没有人再议论法令的是非了――从此,这位变革者表面上没有了敌人,实质上也没有了朋友。
变法坚持了18年。历史的无情还是让后人看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一命呜呼后,变法立刻遭到了致命的阻击,商鞅本人在逃亡被捕遭斩杀后,更被车裂分尸,令人扼腕。
商鞅变法到底做了什么“出格”的事?竟引来如此愤懑?
相比较而言,秦国是战国时代最为锐意进取的国家。为了整肃社会秩序,它开始设置“县”一级行政组织,并将人民严格编制,互相监督,犯法连坐。这大大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法令一贯到底。秦国奉行强本抑末的经济政策,废除旧有的“井田制”,打破土地疆界,奖励农耕。凡致力于本业,能够多多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的人,免除他们的赋税,反之则全家没为国家的奴隶,这使秦国能够快速地积累起财富。而在战场上,鼓励平民每个人都可以建功立业,去获得上等爵位、田地房宅、奴仆侍女、衣饰器物。王亲国戚没有获得军功的,就不能享有宗族的地位。秦国从底层培养起了国家的新生代势力,从战争中收回了过去被周边他国夺去的土地,并迁都咸阳,为后来更大规模的讨伐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商鞅变法是那个时代时间最长,对旧制度、旧贵族势力扫荡最坚决的一次,这在东方六国望尘莫及。
但是当商鞅问赵良: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相比,怎样?赵良却坦然回答:大家都唯唯诺诺,就让我直言相告吧。百里奚原来是楚国的乡野之人,穆公把他从卑贱的地位提拔到万民之上。他在秦国相位六七年,曾讨伐过郑国,也为晋国扶立了国君,又救楚国于危难之中。这都是他干的大事。他劳累了也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伞盖。他在国中视察,从没有前呼后拥的架势,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他死的时候,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遵守丧礼。再来看看你,以结交主上的宠幸心腹为进身之途,待掌权执政后,就践踏贵族大家,残害百姓。弄得公孙贾刺面受刑,公子虔被迫闭门不出。而你一出门,侍卫护卫,车甲尾随,没有保卫你绝不出行。《尚书》说:依仗仁德者昌盛,凭借暴力者灭亡。《诗经》说:得人心者兴旺,失人心者灭亡。你做的这几件事算不上以德服人,你在秦国独断专行,积蓄下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有三长两短,秦国用来逮捕你的罪名还会少吗――不错,商鞅制定的法律极为严酷,他曾经亲临渭河处决犯人,血流得河水都变红了。但赵良的这番话没有能够劝阻商鞅,不到半年,商鞅就大难临头了。
甚至可以说,商鞅就是直接死在了自己全力推动的严刑峻法上――历史,往往充满了讽刺。
而对于商鞅变法,司马光是这样评价的:
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卫。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也无法维持国家。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建立霸业者不欺骗四方邻国……而商鞅可以说是过于刻薄了。处在战国乱世,天下尔虞我诈,斗智斗力,那个时代尚且不能忘记要树立信誉,收复人心,何况今日治理一统天下的当政者呢!
司马光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信誉。由于在“富国强兵”的愿景目标上达到高度一致,秦孝公便以完全信任、充分授权和毫不动摇的支持,使得商鞅敢于放心大胆地作为,并相信自己是在为一个国家的成功做出努力和贡献。这是国君在重臣的心中树立“信誉”。商鞅知道自己是“空降兵”,变法将有多么困难。城门立柱,移木赏金,这是商鞅在百姓心中树立“信誉”。最终,两种“信誉”使上上下下取得了一致的价值认同。没有这样的“信誉”,变法怎么可能发生在秦国,而不是它处呢!战国七雄而由秦国完成统一,商鞅变法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是商鞅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商鞅变法对于秦国的历史是成功的,对于中国的历史也是成功的,可对于商鞅本人却是一场纯粹的悲剧。
时代是“尔虞我诈”的乱世,商鞅更是“过于刻薄了”。以高压的方式横扫人心,凶险残酷,为达目的不择不顾,他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一切事物都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或许,这是商鞅帮助秦国进步和发达而不得不采取的强硬态度和手段,但是对于个人权威无限量地过高估计,自恋于功成名就,把民玩弄于股掌之中,而将“道义”完全踩碎在脚下,这一切正是对于“信誉”的滥用。秦国后来的发展登峰造极而又迅速崩溃,无不是受到从商鞅到李斯都笃信厉行苛政的影响。
商鞅变法范文6
后商鞅时代
芈月，实际上历史上没有这个名字，只是小说家为秦国宣太后芈氏杜撰的一个名字。古代很多女政治家的名字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留下来，芈氏也是如此，只知道她姓芈，是楚国王族，嫁给了秦惠文王，被封为“八子”（妃嫔的封号），所以被称为芈八子。在秦惠文王去世后，其子即位为王，她被尊为太后，所以又称宣太后，其本名已经没有记载了。在秦惠文王时期，芈八子的情况虽缺乏历史记载，但从其弟魏冉已是手握重兵的重臣来看，她已经有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在其子嬴稷幼年即位后，芈八子以太后身份主政，统治秦国长达36年（也有说是41年）之久，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太后的人，也开启了太后主政的先例。更重要的是，其夫即位的公元前337年，商鞅被处决，秦国走向“后商鞅时代”。而正是秦惠文王和芈八子前后主政时期，继续贯彻商鞅新法，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和配套方案，使商鞅新法的精神真正在秦国落地，推动秦国一步步走向强盛。到公元前265年芈八子去世时，秦国已从落后的西陲小国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秦王一度在公元前288年称帝。财政改革难，将财政改革真正贯彻落实更难，既往的历史学家多将目光聚焦商鞅变法，而忽视了其后一系列制度、机制的改革和创新。《芈月传》把我们的目光带到了后商鞅时代。
财政改革是项艰难的事业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调节社会财富的总枢纽。任何改革都是对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调节，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各集团的根本利益，损害最大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必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由于他们拥有的巨大财富和权力，这种反抗力量非常巨大。商鞅变法之前，在芈氏的楚国就有了吴起改革。吴起提出“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就是剥夺贵族的有余，节省费用来供养更多“选练之士”。在支持吴起改革的楚悼王去世后，贵族们进行疯狂反扑，吴起被乱箭射杀在楚悼王的棺木之旁，楚国又恢复了贵族。此外还有魏国李悝变法、赵国公仲连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但在贵族的抵制下，都只是昙花一现，未能持续深入地开展下去。仅“商鞅变法”最终推行下去，将秦国推向强盛，最终统一中国。商鞅遇到的反对一点不比其他改革小，究竟是什么使商鞅改革能突破贵族的干扰取得成功，并能持续下去，最终将秦国推向极盛呢？
商鞅变法相对也是比较讲究策略的，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分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次变法，通过建立编户齐民、奖励耕织和军功等制度，让人民得到好处，获得人民的支持。6年后，商鞅才进行了第二次改革，废除井田制、世卿世禄制，推行县制，开始直接触及贵族的利益。商鞅的第二次变法，虽然严重触及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了旧贵族的顽强反抗，但是他先一步已经打通了底层人民通过耕战的上升空间，为秦国奠定了新的统治基础。商鞅更是把改革诉求直接摆在百姓面前，寻求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商鞅曾在国都南门外立了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如有人搬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后来宣布将赏金增加到五十金，终于有一个不怕事的人出来，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当场将五十金的赏金给这个搬木头的人。通过这样夸张的行为，商鞅极大地扩大了人民对改革的关注度，也表明了政府的信用，树立了新法的权威性。
有贵族指着商鞅说：“秦国人把你恨透了，你的寿命像早上的露水一样，长不了。”有贵族对他说：“你现在只是有国君为你撑腰，国君一旦死去，秦国会重重地收拾你的。你的灭亡，翘着脚就能等到。”在秦孝公去世后，商鞅的命运和新法的命运又将如何？
巩固商鞅变法的成果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赢驷即位，即惠文王。赢驷在太子时曾经违法，商鞅坚持按法律处理，后来考虑到太子身份，就让挑唆赢驷违法的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代为受刑，对他们执行了黥刑（在脸上刺字并涂墨），后又对公子虔执行了劓刑（割掉鼻子）。赢驷即位后，公子虔等就诬告商鞅谋反，商鞅被车裂（五马分尸）。赢驷虽然非常残酷地处死了商鞅，但是并没有废掉商鞅的新法，不仅继续推行，还逐步对各项制度进行了改造，使其适应新法推行后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需要。
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要打破贵族世袭统治，让底层人民能够通过耕战取得利益和地位的上升，激发人民为国家努力拼搏。旧的世袭贵族制打破了，就需要一个新的统治系统才能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秦惠文王和芈八子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为秦国打造了一个新的官僚统治系统。公元前328年，秦国置相；前307年，开始设将军。在相和将军之下，先后设置了尉、御史、郎中令、太仆、内史等一系列官职，初步奠定了此后“三公九卿”官僚制的基础。相是辅助国君处理政务的官僚首领，其设置对官僚体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将军之前也有设，但都是临时性的，只在征战时才临时征集贵族担任。芈八子主政时，才设置专职的将军，打破了原来的贵族兵制。当然她任命的第一个将军是她的异母弟魏冉。
商鞅变法通过建立县制，打破了原来地方行政系统的贵族采邑制。通过乡里什伍组织，重构了以编户齐民为基础的基层组织系统，为实现君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惠文王和芈八子进一步在上面设置了郡级组织，形成了中央―郡―县―乡四级政府层级，建构起完整的国家征税系统。此前在其他国家虽也有郡的设置，但秦国设立的以郡统县的制度却是一个重大创新。
以前的官员是世卿世禄制，是以血缘为基础进行世袭，在分封的土地上自行征收赋税作为官俸。现在官吏不再是世袭，而是君主任命，也不再有世袭的封邑，就必须有按月固定发放的工资。为了方便发放方便使用，就得用钱，于是惠文王创造发行了圆形方孔的铜钱，这种形式的钱特别方便使用和流通，流行了二千多年。李家浩先生曾考证楚国较早发放供廪食和支付佣金，还有楚国较早在边地设郡，我们不排除芈氏借鉴楚国经验的可能。
在分封制下的财政体制下，君主将土地和附着于土地的人口都分封给大大小小的诸侯，这些诸侯定期缴纳贡赋，战时自备军需出征。国家支出有限，基本以君主自身开支为主，被称为王室财政或王计财政。变法后贵族分封体制没有了，国家政务开支、官员俸禄、军费开支一下大增，国家直接向地方征税也使相关管理事务大增，这样就有必要重新建构财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经过惠文王和芈八子几十年的努力，设立了内史、大内和少内等财政管理机构，初步实现了国家财政和王室财政的分离，奠定了此后国家财政制度的基本框架。据《青川郝家坪木牍》，芈八子主政第二年就组织制定了田律，推动税收的法制化建设。为了加强地方财政管理，这一时期还制定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并建立了类似后世预决算的上计制度。
惠文王和芈八子除了继续深化商鞅的财政改革外，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较开放地对待其他学说。如邀请荀子访秦，允许墨家巨子在秦地发展，还加以礼遇。据荀子的观察，当时秦国吏治清明、民俗淳朴、市张列肆，十分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