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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范文1
关键词宗教科学对立融合解释
〔中图分类号〕B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123-03
科学与宗教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对立与斗争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二者冲突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达尔文进化论与基督创世论之间关于生命起源的不同解释。上世纪末，快速发展的认知科学与进化论结盟介入宗教研究，形成了一门旨在“解释”宗教的学科――宗教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 of Religion），对宗教的起源与传播提出了新的科学见解，而21世纪初席卷全球的新无神论（New Atheism）运动更是将“解构”宗教作为价值目标，主张以世俗人文精神取代。宗教认知科学的兴起与新无神论风潮再次引发了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情绪，促使人们在当代语境下重新审视科学与宗教关系。
一、对宗教合理性的反思
科学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宗教的新诠释必将影响人们对宗教的信任度，这迫使宗教因合法性问题不断改变。刘小枫教授认为，宗教的真正困境在于神并非所有时候都回应人的祈求。而如果信众的诉求得不到满足，那么神的悲天悯人的属性甚至于能力将会受到质疑。现实情况是，自称是上帝子民的犹太人，二战中却遭灭顶之灾，他们曾百般祈求上帝的拯救，但大屠杀依然降临。奥斯维辛之后，部分信仰之人一度开始怀疑上帝的可靠性，尽管仍然有人对上帝深信不疑。正如刘小枫所言：“基督信仰如果是生活的品质，就不能回避历史经验中的困惑，无论这一困惑出自个体经历还是集体经历。”刘小枫：《罪与欠》，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59页。信徒有理由知晓他们的祈求上帝为何不垂听，是因为“不关心”还是“做不到”？前者与宗教一直宣称的上帝之仁慈与博爱不符，而后者与神学家所谓上帝的“全知”与“全能”相悖。《圣经》云：“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13：13。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若上帝关心人，他不可能在人们需要他的时候袖手旁观，如果他保持沉默，我们就有理由怀疑神不再是全知全能的。然而，“如果上帝不是被设想为全能的，或我的生活不是被设想为上帝预定的掌握之中的，祈求就不会向这位上帝吁请；反之，上帝没有干预（应答），祈求行为本身就会受到怀疑。”刘小枫：《罪与欠》，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61页。而这样的怀疑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将变得更为频繁。
然而上帝从来不缺少辩护者。依据过程神学的理解，“上帝的活动是以世界的回应为基础的，但上帝并不能保证这种回应不出任何舛误，故世界有恶。”曲跃厚：《过程神学》译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Ⅶ页。因此，并不能将所有责任让上帝一个人承担。作为过程神学代表人物，怀特海拒绝“死板地重复祖先的情况”。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将上帝视为“第一推动者”，也不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在他那里，过程是最根本的，而上帝是正在生成之中的，故不应将任何成功与失败都归于上帝。[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而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为宗教辩护的方式是将神性秩序与自然秩序分离，为神力所及的范围划界，但是，这种做法与《圣经》存在矛盾。
虽然怀特海认识到，宗教应积极面对变化，以保持旧日权威。但是，宗教如果想在合法性上突破科学的障碍，就得在“权力”上做出实质性的“退让”。科学始终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即便如此，其快速的发展仍然令某些宗教教义显得不合时宜。在寻求合法性的道路上，宗教理论的革新既大胆又危险，当创世论不再有能力压倒进化论的时候，那么，宗教只能寻找一种方式让二者共存，然而，这样的变革常常伴随着失去基本教义派支持的风险。无论如何，与科学相比，全知全能的神似乎有些“力不从心”，故新的宗教解释一直强调应当重新理解上帝，重新理解上帝与人和世界的关系，以此说明为什么在信徒们深处苦难之中而神却未能招之即来。
神学家还喜欢用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信仰证明科学与宗教可以保持更加积极的关系。但道金斯认为，科学家信仰宗教并不能说明宗教是合理的。一方面，信仰宗教的科学家是少数；另一方面，有些科学家其实将宗教理解为一种超验的情感而非神灵崇拜。爱因斯坦认为自己信仰斯宾诺莎“泛神论”意义上的上帝，也就是“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 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43页。简言之，爱因斯坦不信仰人格化的上帝，他所理解的宗教最重要“在于这种超越个人的内涵的力量，在于对它超过一切的深远意义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81页。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在年轻的时候相信宗教，但是2011年他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我认为大脑就像电脑，当零件破损后它就会停止工作。对于破损的电脑来说，没有天堂或者来世，那只是为怕死之人编织的童话故事。”Ian Sample： “Stephen Hawking： ‘There is no heaven； it’s a fairy story’”，参见http：//guardian.co.uk/science/2011/may/15/stephen-hawking-interview-there-is-no-heaven.虽然我们不能据此断定霍金已经倒向了无神论一方，但这些话的确不像一个虔诚基督徒的表白。
宗教需要合理的解释，但我并不确定真正虔诚的信徒是不是很在乎这些解释。信仰与信任类似，有时候不需要理由，是发自内心的虔诚，这种内在的思维机理不太可能因为解释的不同而发生本质的变化。的神奇之处并不在于合理性，理性的解释有时不能代替坚定的信念，强调宗教与科学融合可能是那些崇尚宗教的理论家们的事，而虔诚地请求神的护佑则是普通信众的基本诉求。宗教需要一种神学解释，以便找到能与科学长期和谐相处的途径，但同时，也应该兼顾那些虔诚信仰者的内心接受度，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二、对科学局限性的反思
科学同样具有局限性。犹太哲学家海舍尔批评人类过分重视技术而面临的精神困境，他并非用宗教反科学，而是强调宗教能帮助人们拒斥日益庸俗化的倾向。其实科学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因为科学本身并不作价值判断，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对待科学，如何利用科学。大卫・格里芬承认人们在对待科学上存在误解，曾认为科学必然与一种祛魅的世界观联盟，其实科学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崇尚物质自然主义、决定论、还原论以及虚无主义，因而排斥自由、价值以及我们生活中对终极意义的信念。”[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文版序言），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科学的重要性有时因它的无处不在而被忽略了，以至于我们觉得它带来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叶秀山教授认为“严格地来说，科学原本就是人类一种‘解救’方式，虽然它原本并无宗教意义上的‘赎罪’的意义在内，但仍有‘克服――超越’‘死亡’的意思蕴含其中，而并非一般的‘谋生――生存’手段。科学并非只限于‘工具理性’；要说‘工具’，则应在‘道路’的意义上来理解成人类‘解放’的‘手段’。”叶秀山：《科学宗教哲学――西方哲学中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对于现代人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失去上帝，而是回到科学蒙昧的时代。人类社会工具化的倾向其实源于自己的短视，而非科学本身。科学的精彩不但在于其无限的创造性及永恒的探索精神，而且也可以介入生活意义的讨论，一旦科学与一些人类永恒的价值联系起来，那么，它就不仅仅是实用的，而且也是崇高的。即便如此，以一种谦卑的态度面对任何人类历史上有价值的文化仍然相当重要，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学决定论是不可取的、甚至是狂妄的。
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波金霍尔主张科学与宗教融合，在他看来，“科学的非人格化的洞见，需要辅以人类其他种类的寻觅真理与理解的人格化洞见。”[美]约翰・波金霍尔：《科学与宗教的对话及其对学术界之重要性》，见《科学与宗教对话在中国》，江丕盛、梁媛媛、杨思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页。因为科学知识只是处理事物的实用工具，并不反映宇宙的精神。过程哲学家大卫・格里芬等也强调用后现代科学取代现代科学，让科学与宗教、道德结盟，从单纯征服改造自然的工具，变成顺应自然的人类生存手段。后现代科学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宇宙观，其中包含宗教所塑造的人类生活理想，也包含世俗的伦理道德，科学将作为一项人类事业而非权宜的工具，这样我们就“摆脱了在敬仰科学和尊重基本的价值观之间的痛苦的抉择。”[美]弗雷德里克・弗雷：《宗教世界的形成与后现代科学》，见《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大卫・格里芬编，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三、小结
当代科学范文2
关键词：科技前沿；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7004102
1当代科技发展前沿问题的定位和特征
对于什么是当代科技发展前沿问题，学界有一致的定位。首先，这些问题必须是决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其次，这些问题必须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再次，这些问题是需要人们进行哲学反思的重大问题；最后，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广泛的认可，其原因和后果有社会的根源。
科技发展带来的前沿问题，从横向静态视图，在当代科学的发展和前沿问题上，对新问题在各个领域产生，每一种人类都需要解决。以前沿问题在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为例，器官移植，安乐死，试管婴儿，引起了世人在道德和法律上的讨论。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边界，问题是在当代或未来。它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永恒的前沿，如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和人类的关系；当代及以前的问题，如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当代科学的新问题和技术发展，如核技术，克隆技术，网络问题，虚拟空间，全球气候。
当代科技发展前沿问题的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持久和变异。科技发展的持续性问题指的是这些问题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存在形式，不能消失或消除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人知道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但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很难在短期内对这些复杂的问题有更全面的认识和科学。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的问题，当然是不会产生问题的。变化的前沿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有问题的变体形式；第二，变异性的存在；第三，对社会影响问题的变异程度。
其次是时间和空间。前沿科学技术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存在的时间，解决排序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包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时间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前沿也涉及这些问题，只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消除或解决。空间前沿的科技发展是指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特征的这些问题。即任何的前沿科学和技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的拓展，并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的存在。不同的社会空间提供了不同的技术发展的可能性。
再次是复杂和多因。科技发展前沿问题的多因性是指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有多种原因。可能会有必然的原因（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不确定的，不可避免的原因），也可能有意外。有可能是直接原因，也可能是间接原因。有可能是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也可能是现实的原因。其原因可能是显性的（完整的，明确的，有基本的了解），也可能有隐性的（原因尚不清楚）。有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有次要原因。复杂性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表现在：第一，问题是一些难以发现的，间接的，隐藏的。有许多具体的作用是不容易知道每一个原因因素的。第二，不同的人是不一致的，即使是对于同样的问题。一是值得关注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二是关注的程度不同；三是关注的具体内容；四是注重目的或不同的期望。第三，这些问题的解决比较复杂。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多和复杂问题的本质将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理解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特别是有助于防止对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简单的、轻率的态度，但也有助于防止急躁的一代。
2对当代科技前沿问题的哲学思考
从当代科学哲学思想的角度来看，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和科技伦理之间的关系的正确认识；正确理解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关系；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正确理解的内在关系。
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我赞同庞跃辉的观点，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完善自己，正确引导科技发展要高尚的科学道德建设。在上个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对社会伦理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产生了许多与伦理问题有关的科学――生命伦理，生态伦理，科技伦理，所以，技术如何影响道德，伦理和如何对待这种影响？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会听到人道主义的声音的后现代主义的反思。
首先，社会伦理与科技类，两者的区别及联系。从生成领域看，科学技术是经验知识，“真理”是它的追求。社会伦理调整人的行为，“善”是它的追求。同时，社会伦理和科学技术并不是截然相反的。由于人类活动、科技活动，都活跃在人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虽然有很强的个人主动性和个人的创意空间，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孤立于社会，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和他人的联系。所以从根本上人的社会属性，两者都应辩证的相互联系和统一。
其次，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体现在不断完善。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变化，改进和完善，在很短的时间发展完善是不可能的。
再次，关键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正确引导高尚的科学道德建设。现代的“高科技”带来了福音和巨大的能量，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如核武器，化学武器，激光武器超出使用范围，能够在短时间内死亡的人，在同一时间的增加，提高生态危机和环境损害；一些可以很容易地实现自我复制的技术，如果没有合理的规制，将带来新的灾难的世界。因此，我们应该加快科学的人相应的伦理体系的建立，正确引导科学技术向有利于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方向，以促进发展和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虚拟空间与现实的时间内在关系如何实现，还要从哲学的角度来把握。由于电子技术和网络技术，人们可以“打破”实时建立空间，要“建立”和“创造”的虚拟现实、超空间。虚拟空间和时间发生，影响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计算机和网络把文本，图像，声音等媒体集成在一起，是将对象的现实（物质）变成数字图像和符号”。这些数字和符号与虚拟更大自由的实际对象，在人机交互，交换操作环境下“超越现实的时间与空间”。虚拟空间的技术使活动所必需的成本大大降低，从而扩大了时间和空间，创造更多的行动自由。这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正常的运行状态，给人以特殊的空间和感觉。
如何理解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关系，差异首先必须区分两个。前者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有意识的倡导科学精神的不断发展。一个自觉崇尚科学的态度是最早发现的科学精神。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科学成为一种社会活动，科学精神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关系范畴的理想。科学的组织系统及科学与社会与日俱增的相互作用，科学的精神文化价值判断，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价值。科学方法是指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人类活动，科学必须遵守和使用所有的方法。它可以分为两个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它也可以分为科学的管理方法，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表明，人类创造活动的实践，如果科学精神的指导和科学方法的缺乏是一样的。从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是正确和客观把握规律的结晶。两者都是指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只有当人们有科学的真正的精神，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把握客观规律，获得对真理的理解。同时，科学精神是一种不断升华的过程，科学方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第二，科学的方法可以有效地保证人的创造。人们发明和有意识地使用在科学活动中理解和把握客观规律，方法和手段的活动成为科学的方法。事实上，唯一科学的方法可以有效地保证人实现创造性活动的积极成果，深化人们对客观规律的真理的理解。
第三，科学精神是一种强大的激励创造活动和调节人的力量。它的力量首先表现在对知识意义的启示。千百年来，以现有的科学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探索知识的奥秘的总和。同时，每一种新的科学思想和促进创新的理念，改变和科学技术革命将使人类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革命，将世界的图景或大或小的变化。进一步提升科学精神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相对论，量子力学与生命科学，造成信息科学，生物技术，不确定性和观念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复杂。这些新思想，一方面显示出理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和让人们了解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苦难。因此，人们的思想不断成熟，一方面，乘胜追击，继续进入微观和宏观的世界，认知和发现自然的更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开始思考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视科学技术和人类文化的融合，创建一个能够规范人们的科学和技术，现代技术的推广已走向一个更加有利于社会可持续的发展方向。
综合以上所有的观点，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坚持主体性原则、人性的原则、诚信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前瞻性原则。强调当展的前沿科学和技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添加一个诅咒。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不是少数和少数民族的发展，也不是国家发展的一部分，而是所有国家的所有人是否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应该得到公平的发展；人类发展也指的是不仅是现代人的发展，它应该包括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当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不应追求局部和暂时的利益，而且应该追求整体、长远利益。短期利益的风险，应该记住，追求整体、长远利益和保持清醒的头脑是我们永恒的方向。基于现实，着眼未来，依照客观事物的发展进行科学预测，并创造性地寻求非凡的应变策略和计划。人类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详细分析，只要人们有目的的实现科技、系统控制和调整，合理选择协调新兴技术的自然环境，人类可以在应用科学和技术的危险并没有演变成严重的情况下，以备不时之需，确保全球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稳定和协调，并最大化有利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发展。只要人类有监管的目的，有计划地实施、适当的利用科学和技术，促进自然环境和谐，人们可以确保稳定和协调全球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功能，最大限度地造福人类发展的科学和技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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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范文3
[关键词]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6）01-0016-03
哲学上对问题的探究总是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的逻辑思维。对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的论述也依照此法，首先，阐明为什么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具有当代价值；其次，论述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是什么；最后，对实现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的可能路径作一简要探讨。
一、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当代命运之追问
对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研究在经历了一段蛰伏期后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近些年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发展的意义。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原因如下：
（一）当代教育面临的许多问题仍然存在于科学教育的“视域”之中
理论的产生总是扎根于一定的问题，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产生也不例外。斯宾塞所处的时代，英国率先实现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生产力较之先前有了质的飞跃。生产力的进步，一方面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要求教育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即为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英国当时学校的情况却是另一番场面，学校中传授的是以希腊、罗马文学作品为代表的古典文化，缺乏实用自然科学的传授，这样就造成了学校所培养的人才与社会的需求相脱节。正是在此背景下，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应运而生。21世纪，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联系日益密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大程度是由科技决定，是由掌握科技的人才决定的，这就要求学校培养能够掌握这些先进技术的人才。而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大多数人的科学素养远没有达到基本标准，我国科学教育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社会发展要求。此外，在教育与社会密切联系的今天，教育与课程改革、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如何协调发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斯宾塞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现如今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可以说斯宾塞的教育思想仍然具有当代价值，并没有过时。
（二）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对现代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斯宾塞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教育论》一书中，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了人们的大加赞赏。此外，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为现代教育家所吸收，成为现代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可为我们今天实现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科学化、现代化提供某些借鉴和启示。如斯宾塞认为在教育中应该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这是一条教育实践的真理，他还认为教课应该从具体开始而以抽象结束。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教学要符合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任何形式的超越或是压抑都不会有预期的结果。斯宾塞在几百年前就能看到教育教学的真谛，可谓是有“先见之明”。此外，在具体的科学教育中，斯宾塞提出了实物教学，这对现代社会的科学教育是一个重要启发。这表明，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是有其生命力的。
二、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之审视
（一）为我们确立正确的科学教育目标提供了思想源泉
我国科学教育的目标可以归纳为：“1.科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原理。2.培养科学的兴趣和态度，学习科学的方法。3.了解科学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4.应用科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12从科学教育的实施情况来看，这些目标并没有达成。大多数中小学校认为，科学教育就是科学知识的教育，就是单纯的科学知识的传授。这就造成了科学教育目标的其他方面，如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能力的教育被忽略，影响了科学教育目标的全面实现。
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提到了应该比较知识的使用价值，选择最有利于人们的知识学习，以此引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结论。很明显，斯宾塞主张学习科学知识的使用价值，必然是要发挥其在完满生活中的作用，而不是单纯地“为科学知识而教”。所以，科学教育不仅仅是要学生掌握科学知识，诸如科学符号、科学概念之类的，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如探究精神、实证方法等。因此，科学教育不但要根据国家的需要传授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发挥其教育功能，使学生树立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精神，培养学生敢于质疑、敢于批判的创新精神。
（二）为我们践行科学的教学方法提供了理论指导
从目前科学教育的实施情况来看，在教学中主要还是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方法，注重科学知识的灌输，不考虑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和学习兴趣，造成学生在接受科学教育的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科学教育的目标难以达成。
斯宾塞曾经说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强调两个最重要而最被忽视的一般原则。一个是：在青年期同在儿童早期与成年期一样，整个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连带的原则是：所引起的心智活动应该一直是内心乐意接受的”[2]80。此外他还讲道：“在教育中应该尽量鼓励自我教育的过程。应该引导儿童自己进行探讨，自己去推论。给他们讲的应该尽量少些，而引导他们去发现的应该尽量多些。”[2]63其意思显而易见，在教学中应该重视学生的主动性，把引起学生的兴趣为目标，而这也是探究性教学的本质。故此，科学教育也应该把探究性教学作为基本的教学方法。要真正实现培养科学素养的目标，必须以学生为中心，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调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求知。中小学教育阶段的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如果采用一些单纯的知识传授的方法，往往会抑制学生的主动性，与学生的兴趣需要发生冲突。理想的做法是把科学教育教学直观化、实验化、生活化，以此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达到预期目标。
（三）为我们开展“文理沟通”的教育实践提供了理论资源
新世纪，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于是，人们开始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这在客观上成为“推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日趋结合的理性力量”[3]。而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依靠科技方面的力量远远不能解决，例如环境污染问题，尽管相关的环保技术已经十分先进，但如果人们的环保意识依然薄弱，环保工作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就呼吁我们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然而，我国在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使中国教育培养的人才知识结构过于狭窄和片面。
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注意还有一门与生产成就直接有关的科学，社会科学。那些每天看金融市场情况，了解当时行情……估计战争的可能性，而从这些材料决定他们经商措施的人们都是社会科学的学生。”[2]22斯宾塞还讲道：“让我们从父母的职责转到公民的职责。这儿我们要问，一个人要尽这些职责需要什么知识？我们不能说，尽这些职责所需的知识完全都被忽视；因为我们学校某些科目至少在名义上是同政治社会责任有关。此中唯一占重要地位的是历史。”[2]29从此可以看到，斯宾塞在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比较价值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并把它们看作生产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科学教育中不应该对自然科学课程和人文课程扬此抑彼，而应该兼顾两者。故此，我们应该尝试采用综合化的课程，在基础教育阶段综合文理学科的教学。例如美国在1989年推出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报告强调，精选课程内容，而每门课程要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数学知识及必要的技能训练，打破以往人为的学科界限，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通过这种尝试既考虑到了学生全面发展，又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爱好，这对我们沟通文理方面不得不说是一个好的参考与借鉴。
（四）为我们进行科学的教育评价提供了指导原则
“教育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用科学的方法，对教育活动中有关要素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1]265对中小学科学教育进行评价是判断科学教育实施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纵观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历史发展轨迹，“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贯穿始终，在对科学教育的态度上，也更看重科学教育功利性的一面，“使得我国的中小学科学教育长期徘徊在工具理性的阴影之下”[3]。这势必会造成科学教育的评价以分数定优劣，忽视学生科学素养的养成，结果导致学生对科学的学习只局限于科学知识的掌握，缺乏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能力的养成，致使科学教育培养的人才偏离了科学教育的目标。
斯宾塞认为：“作为评价任何培养计划的最后考验，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否在学生中间造成一种愉快的兴奋……尽管从理论上看，某个做法似乎最好，但如果它不引起兴趣或比其他方法引起较少的兴趣，我们就应该放弃它。”[2]64对于科学教育来说，一方面应该努力促成学生在科学知识方面的进步，另一方面应该像斯宾塞所说的那样，看科学教学是否在学生中间形成了一种兴趣倾向，这是衡量科学教学成功与否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人是沟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媒介，“人既是掌握理论的主体而成为理论的载体，又是实践的主体。理论与实践便统一在这个中介‘人’身上”[4]。没有人这个最活跃的因素沟通其中，理论和实践只能是“两张皮”。所以，在实现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的方法上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科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参考文献：
[1]亓殿强.科学教育原理与策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胡毅，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当代科学范文4
【关键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反归纳/逆归纳/自悖/元方法论标准/无合理性原则
【正文】
综观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许多不断涌现的新观念和新理论，尤其是以波普尔的否证论、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代表的一些科学方法论既为科学哲学本身带来勃勃生机，同时又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成功地应用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理学、接受美学、语言学、历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使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的分析与境或视野；而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哲学却开始走入低谷，成就平平，反响一般，往日的辉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情况？这已成为当今科学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之一。
在笔者看来，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时难以摆脱。然而，正是对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学哲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新契机，就象19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一样。因此，目前关键的问题是，困境在哪里？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对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五种重要困境加以讨论，（注：鉴于学界对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内容比较熟悉，在此仅对这三种困境只作简要的补充性说明。）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1]伯特兰·罗素的这一精辟论断道出了标准的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构想，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一是含有正统的意思，最符合人们思想中科学方法的“本来面目”或经典模型；二是这种构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论吸引过来，并成为这些方法论所仿效的对象。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唯科学方法之用方显科学本色，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的标志，是科学合理性的保证。凭借科学方法，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就可取得成功。这里的科学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规范性的实证法，尤其是归纳推理，在科学发展与科学证明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产生于20世纪初）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罗素在内的逻辑原子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逻辑经验主义者、一些科学家及社会科学家等），并统治了人们的思想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战。许多的方法论之争都是针对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而发的。
困境1：对归纳逻辑的反对与辩护
继20世纪初“剑桥发明”（注：“剑桥发明”一词是拉卡托斯用来指在经典的归纳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或然性归纳逻辑”。它始于W.E.Johnson，后来C.D.Broad与J.M.Keynes出席Johnson举办的讲座，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之后，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归纳原理对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赖欣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2]自20世纪初至50年代，他们建立的概率主义归纳逻辑成为了众多科学哲学家努力探究的核心。
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波普尔首先立足于他的否证哲学进行有力的批评，力图重新解决“休谟问题”（归纳问题）与“康德问题”（划界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按拉卡托斯的看法，“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它对归纳法的批判”，但波普尔竟对什么是归纳都从未明晰地说明过，并且前期与后期哲学在归纳问题上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认为，归纳逻辑的原始目的是“从怀疑论中拯救科学知识”，存在着某种归纳原则或拟归纳原理可以把“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逼真性与确认性联系起来”。[3]
自称是反归纳队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J.W.Watkins)认为拉卡托斯的归纳进步观站不住脚，因为确认评价只报道过去业绩，而逼真评价仅包含将来业绩，我们无法从确认评价推进到逼真评价。他拒绝所有的非演绎推理，认为一切非演绎推理都具有非转化性。科学知识可分为多个层次——层次0（感觉报告）、层次1（简单陈述）、层次2（经验概括）、层次3（精确的经验规律）、层次4（科学理论），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从低级层次到较高层次的“归纳上升”。但从层次0到层次1将包含一个“跳跃”。艾耶尔曾提出，这种“跳跃”可由某种非归纳性的并能为人们接受的推理来实现。沃特金斯把艾耶尔的这种推理称为“某种拟归纳推理”[4]，并认为波普尔令人遗憾地走向“彻底的”或极端的怀疑论[5]。对于归纳问题，沃特金斯试图提供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宣称这种方案要比他在《科学与怀疑论》中提出的论点更为简单和更好。[6]
为摆脱归纳逻辑的困境，(1)赫斯(MaryHesse)、亨迪卡(JaakkoHintikka)等自20世纪80年代对卡尔纳普传统进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举逻辑作为科学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它来重新阐释其它形式的归纳逻辑（如科恩的消去式归纳逻辑）。她坚持一种比卡尔纳普允许更多随条件变化的并处于有限形式中的归纳逻辑，“归纳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对综合性理论系统的研究没有保证获得实用主义知识的最佳途径。”[7](2)科恩(JonathanCohen)提出了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他认为，许多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培根归纳的方法论意义，却忽视了它的逻辑方面——证据的性质及命题之间归纳支持的逻辑关系，他力图用一种成熟的现代逻辑形式重建培根的归纳。这种新培根式归纳逻辑包含了两个主要因素：(A)相关变量的方法，该方法表明归纳支持因不同的证据而有不同的等级；(B)一般模态逻辑，“它可以达到对非外延性的多个等级的形式化”，[8]因为二值等级形式捕获不到非外延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模态逻辑可把归纳支持的等级表示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阶梯。
赫斯、科恩等人还试图为归纳逻辑提供广泛的成功应用，如科恩出色地将自己的新归纳论应用到如医学、心理学等一些领域中去，并得出结论：非标准形式的归纳推理也具有与其它归纳相同的结构([8],P.26)。
对上述争论，牛顿-史密斯(W.H.Newton-Smith)指出：“完全抛弃归纳的波普尔与勉强使用归纳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们各自的方法论与科学目的之间的纽带”[9]，在波普尔的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否证法与逼真性之间的二难困境。牛顿-史密斯着重阐述了包含“在最终检验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归纳”(meta-induction)观。([9],pp.224～225)
困境2：反对方法和方法论危机
科学历史主义的兴起促成了这样一种新观念：科学哲学家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的历史。这种观念挑战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两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钢领（即归纳主义和波普尔纲领）。库恩本人虽然提出几种评价标准（精确性、简单性及有效性等），但他把这些标准“比喻为像‘深思熟虑而后行’之类简单而无用的格言”[10]，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取决于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混合，取决于共同标准和个人标准的混合。
费耶阿本德质疑以往的科学方法研究在实际科学中的可行性，认为探求一种指导科学家从事理论选择的规则系统的努力虽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却是失败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库恩更为激进的图景：(1)“逆归纳”，他认为逻辑经验论的“证明”式归纳与波普的“证伪”式归纳是归纳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提出了“逆归纳”(counter-indu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er-意指在与归纳相对立的方向上行进，在此归纳仅是一个参照物而已。“我们可以通过逆归纳法来推进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做两件事：一是提出与公认的并得到高度确证的理论不一致的新理论（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新假说必须与公认的理论相一致。费耶阿本德反对这种一致性条件，譬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并不一致：重力加速度对前者来说是一个变量，而对后者则是常数。一个科学家要想使自己的观点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就必须引进其它的理论观点，采取理论多元论的立场。），反驳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不是借助于事实，而在于提出新理论。理论的进步并不是一个一致理论的系列，而是一个“日益增长的互不相容的各种可取理论的海洋”。他认为，专家和外行业余爱好者、诚实者与说谎者一起参与争论会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二是提出与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一个理论所以与证据相冲突，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证据被污染。要批判这种证据就应当发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第一步跨出这一循环，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如一个新理论，它与极小心确立的观察结果相冲突，并挫败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论原则，或从科学之外，从宗教、从神话、从不胜任者的思想，或从疯子的思想漫游中引入这样一个体系。这一步又是逆归纳的，可见，逆归纳既是一个事实——离开它科学不能生存，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动。”[11](2)说服人的技巧。库恩曾以“常规科学”意指知识发展中平稳的和逻辑的间歇。费耶阿本德则干脆否定这种“常规科学”的存在，认为科学决定的作出、理论的接受是一种说服人的事情，包括理论支持者的威望、年龄、及参与争论的技巧等（注：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观察和实验(在《恒星的使者》中对月球的描述自相矛盾，用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演示是失败的)，而在于他宣传自己学说的技巧，他说：“伽利略这个善于耍滑头的人比起我们通常对这位肃然起敬的、执着的‘真理探索者’来说是一个远为有趣的人物”。([11]，p.68)）。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实际上是反对科学方法的唯一合法性，并不是取消方法。他坚持各种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论。
此外，奎因、普特南、罗蒂、哈金(I.Hacking)等人根据各自的理由坚持，人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描述自然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容许我们去发掘具有规范性特征的方法论的余地。在这一系列质疑之下，标准的科学方法沦陷于危机。
困境3：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
科学方法论危机“令人沮丧，但要取消方法论还为时早了点”[12]，科学方法论者们试图拯救和重建科学方法论，但结果处于自悖的困境中，这里仅以其中三位为例来说明（参见[19]，pp.344-351）。
1.拉卡托斯的自悖
拉卡托斯(A)拉卡托斯力劝科学家作出新颖的预见：如果预见正确，就认为你的理论是进步的；如果错误，就进行拯救理论硬核的活动；如果不能作出长时间跨度的任何成功预见，那么你的研究纲领是退化的，应当抛弃。如何知道哪一种方法论是进步的呢？拉卡托斯认为，一种方法论应说明“伟大科学家的价值判断”，而要满足这种说明就必须对方法论作出某种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写一种历史性案例研究时，一个人应采用下列程序(1)给出一种理性重建，(2)尽力将这种合理性重建与实际历史相比较，并批判缺乏历史性的合理性重建及缺少合理性的实际历史。”[13]人们不必关心特殊反常的价值判断，拉卡托斯更“强调科学研究纲领与方法论研究纲领之间深远的类比，并且强调像‘经验陈述’可被一样，规范的‘基础论断’也可被方法论。”[14]即通过规范的方法论来重建科学史，以便使科学史尽可能合乎理性的目的。这里，拉卡托斯强调的是方法论的规范性、重要性和优先性。
拉卡托斯(B)拉卡托斯曾对波普尔的试错法不屑一顾，但他对研究观领中硬核的解释却是“实际上硬核并不是一出现就是全副武装的……它通过长期的预备性的试错过程而缓慢地发展。”([13]，p.26)这样，我们如何通过襁褓中的硬核来确立研究纲领的存在？如何理解硬核的无错的硬性？又如何通过硬核来形成对其它因素或成分的规范力量？对于一个研究纲领比另一个研究纲领更进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认为我们无法接受其中一个研究纲领，进步并不意味着接受；相应地，我们无法凭借方法论来得知科学家接受或抛弃哪个理论，因此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已失去了它的规范能力。
2.劳丹的自悖
劳丹(A)在《进步及其问题》(1977)中，拉里·劳丹提出了与吉尔(A)不同的观点。当在阐明历史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时，劳丹采取了一种直觉主义的方式：“(1)到了譬如1800年，接受牛顿力学、拒斥亚里士多德力学是合理的；……(6)在1925年之后接受广义相对论是合理的；……我将要主张的是存在着一组广泛的人们所坚持并相似于上述情形的规范判断，这组判断构成了我将称之为我们偏爱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觉(PI)。我们关于这类情形的直觉可用作评价不同的规范的合理性模型的试金石。”在劳丹那里，这种前分析知觉的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它成为方法论的一种根基。
劳丹(B)前分析直觉本身毕竟是变化的，受制于一些历史条件。劳丹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抛弃他的前分析直觉标准，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摆脱对直觉的任何依赖；而致力于建构一种联结规范性与描述性的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naturalism)。
3.吉尔的自悖
吉尔(A)自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派兴起以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在衰退，但仍有其忠实的斗士。吉尔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坚持科学的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不是紧密的，而是一种基于利害关系的结合(amarriageofconvenience)。他提出了许多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切相连的观点，譬如，他认为循环性问题对理论选择标准的任何历史途径而言都带有尖锐的挑战性。他说：“设想……历史对理论的理性选择提供经验证据。在这一情形中，这一说明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结论，或广泛地说是一种理论。但要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选择一种关于理论选择的理论，一个人就必须总是具有某些理论选择的标准。”[15]这里，吉尔坚持从历史中获取准则就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结果只能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吉尔(B)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然主义激流勇进，吉尔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起初作为历史反对者的吉尔现在却是历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尔在《走向一种统一的科学理论》(1984)一文中明确指出，方法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这种标准关系”[16]。按吉尔的自然主义，科学对经验世界建构理论，哲学则对科学世界进行理论化。这两种理论化遵从相同的方式，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
对上述的自悖，科学哲学家大多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拉卡托斯在(A)中对历史的理性重建无疑受到许多科学历史主义者的反对，如霍尔顿(GeraldHolton)认为拉卡托斯的这种观点令人难以接受。库恩则称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是历史，而是制作实例的哲学。”而拉卡托斯在(B)中对方法论规范能力的取消无疑是较(A)更加远离科学方法论。
罗伯特·布朗(RobertBrown)认为，劳丹、吉尔提出的自然主义经不起推敲，因为自然不会欺骗，不会犯错误。而科学家却不然，他完全可能这么做。再如，引力理论不允许一个真实的逆实例的存在，但在合理性的正确理论之下却可以存在大量不合理行为，正如在我们正确的道德信念（即谋杀是错的）之下仍存在着谋杀者的谋杀活动一样。吉尔从(A)到(B)的转变表明他从对科学方法论的坚持变为对历史因素的侧重。与吉尔相反，劳丹从(A)到(B)的转变则说明他进一步疏远历史而亲近（方法论的）规范性。
困境4：元方法论层次上的困境与无合理性原则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方法论的重心开始向元方法论转移。
什么有资格构成科学方法的标准？这一问题是促成科学方法论重心转移的核心问题之一。西格尔认为，要为科学方法寻求一种确定的唯一程序是错误的，不存在确保科学合理性的程序，而只有对证据的承诺。[17]多数当代科学方法论者对元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确信无疑。但出人意料的是，劳丹否定元方法论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历史主义学派的元方法论是，对一种科学方法的评价要依据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过去科学家的选择再现为合理的，而这种元方法论没有正确对待这样的事实：科学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异，尤其在不同于我们的科学时期时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学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随时间发生变化，我们就没有理由希望用我们的方法去衍涵关于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动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任何东西。无论合理性是什么，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动者与特定与境。劳丹认为，元方法论就是方法论的认识论，它如果存在则不应视为绝对命令，而应看作假言命令，我们在竞争的方法论中进行选择的方式与我们在竞争的经验理论中选择的方式完全相同。因此，我们不需要关于方法论的一种特殊认识论。([12]，pp.19-31)劳丹虽然宣称否定元方法论，但事实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法论（注：对此许多科学哲学家都给予了肯定。西格尔(1990)、沃勒尔(1988)、多普尔特(GeraldDopplet)(1990)、列普林(J.Leplin)(1990)等对劳丹的元方法论作出了各自的评论。）。劳丹建立的网状模型理论本身就是对一种元方法论理论的建构，并引起了元方法论层次上的一系列争论。沃勒尔尖锐地指出，劳丹的网状模型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二难困境：“或者存在着一个方法论原则的不变的核心M[*]，或者一切都是变动的。有这样的一介M[*]，网状模型则是旧的塔式模型的一种精致论述或注释性变换；若没有这样一个M[*]，该模型陷入相对主义。无论那一种方式，劳丹的‘第三’选择都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竞争性的立场而被排除。”[18]
罗伯特·布朗认为元方法论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公正地对待历史，(2)公正地对待概念性东西。”[19]他认为，劳丹与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都试图对(1)给出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加伯(D.Garber)及其他先验的方法论者集中于(2)。他们都是片面的。基于科学的实际历史，布朗提出了如下的一种规范的元方法论标准(R)：“若(其他方面都相等)某方法论使其理论性重建与规范性重建符合最多的科学史片段，同时与相关的独立的社会理论相谐调，那么该方法论是最好的。”([19]，p.355)
布朗认为，上述标准作为评价相互竞争的方法论提供了一种元标准。这种标准具有许多值得我们赞赏的优点：首先，这一元标准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即科学史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理性的。该标准使科学史中的合理性扩大到最大的程度。其次，布朗宣称该标准(R)克服了劳丹的前直觉观点的所有弱点，如，非比较性、基础主义、对直觉的依赖性、历史在检验中的无地位性。第三，这种元标准在形式上相似于宽容性原则(principleofcharity)。宽容性原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真理性，而(R)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合理性。第四，这种元标准被一种无合理性原则所支持。
无合理性原则(arationalityprinciple)是一种类似于宽容性原则的方法论原则，即从人类活动的可能选择性解释中选择一个更好的解释。无合理性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当面临在一项活动的合理解释与其它解释（如心理学与社会学说明）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应选择合理性的解释。好的解释就是一种活动原因，是一种好的理由，譬如，对为何爱因斯坦在1905年抛弃牛顿的理论，我们有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一是认为爱因斯坦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狭义相对论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证据；二是认为爱因斯坦抛弃牛顿理论是因为他要反叛他的前辈，并其最基本的概念，即父子之间、代代之间冲突的情景。对这两种解释，无合理性原则告诉我们应选择理性的那一种，即爱因斯坦依据第一种理由去活动。第二层，无合理性原则并非坚持惟有心理——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说人们通常对一定活动找不到理性的解释，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必须诉诸于心理——社会（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
在布朗看来，元标准(R)与无合理性原则都试图最大程度地增大合理性，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因此，元标准(R)可以从无合理性那里得到支持。但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元标准(R)是一种在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无合理性原则却假设了一种特定的合理性。
困境5：质疑“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绎逻辑的有效不变的通则一样，20世纪初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国约定论者都极力寻求归纳逻辑的不变原理或统治科学理论评价的恒定规则。这种规则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争论的关于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假设，同时又必须是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论性的。无论是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都可能有时是无效的，科学评价有时也是错误的，甚至某种不正确的评价可能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但这些无效的推理过程却不能危及到推理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同样这些不正确的评价过程也不能危及评价规则的正确性。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是先验的，并不因经验的不同、过程的不同、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构架之下的理论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针对这一恒定性论题，亨普尔(C.Hempel)提出质疑。他认为，某些方法论规则在时间上是相对的。譬如，正如已摈弃宇称守恒定理一样，我们也应抛弃麦克斯韦关于时空定位缺少因果效用的原理，这些准则及其时间相对性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亨普尔得出结论：“必须抛弃合理性理论选择的一切标准都无时间的观念。”[20]劳丹在《科学与假设》(1981)中通过追溯假说方法的历史演进，批评了科学方法永恒不变性观念，他既坚持科学方法的共时性，又坚持科学方法的历时性（即可变性、历史性）。
综上所述，上述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层面或在不同的理论进程中与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23]发生着某种关联。譬如，困境1是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呈现的必要前奏，困境5则是这种“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规则与历史之间关系上的一种反映，没有困境1和困境5的出现就没有科学合理性对历史因素的内在要求；而困境2、困境3、困境4都是这种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逻辑与历史之间关系（不谐调的、矛盾的）上的一种体现。以上概述的五种困境仅仅是对科学哲学困境的初步探讨，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论点摘编
科学的“真”与生活的智慧/柳延延/《中国社会科学》/2002.1
以西方现性精神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尤其是发展到20世纪，这已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这表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现性主义思想方式，向人类敞开了对人类生存极具意义的一个方面，即科学的“真”是人类能够更好地生活于世的基本保证，体现出可贵的生活智慧。但是，科学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的全部智慧，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不能为人类提供这种生活何以值得过下去的理由。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表明，一方面，科学技术已不可抗拒、无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启蒙之光的核心也有一片黑暗，当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务就是不懈地揭示这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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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范文5
法律发展观是指关于法律发展的价值理念、基本模式、本质特征、基本内涵和要求的根本看法和观念的总和,对于法律实践和法治进程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战略定位意义。因此,从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出发,探寻科学法律发展观的本质属性和内在构成及其发展趋势,对推进人权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法律发展观的历史变迁
法律发展0这一概念起源于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法律与发展研究(StudiesinLawandDevelopment,TheLawandDevelopmentMovement)。法律与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是法律自身的发展。[1](P258)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融为一体的系统,一个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数个世纪的发展的实体0。[2](P10-11)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发展观。在人治和神治的年代,奉行君权神授0的神本主义0法律观,法律的发展以树立神的至上权威、实现对世俗个人的专制统治为目标。在近代,受欧洲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的影响,在反对神性、崇尚人性和个人自由的呼声中,提出了一种自由权中心主义的法律发展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个人权利尤其是经济自由权的日益膨胀,带来了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的混乱,国家公共权力以法律的方式介入私人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使法律观逐步由个人权利本位发展到社会权利本位。这种法律观以人的社会连带性0即社会相互关联性0为出发点,设想存在着一种基于社会连带关系的社会最高准则,即客观法0。[3](P381)它并非如自由权在理念上具有自由主义性、个人主义性的思想,而是社会正义的表现,其目标在于建立现代福利国家0。[4](P169)表面看来,这种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法律发展观是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究其实质,依然是一种建立在商品拜物教基础上的以物为本0的法律发展观,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过分看重利润与经济效益,忽视经济与社会、环境,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这样的法律公正观和法律效益观只能是以牺牲真正的社会正义和人权发展为代价的畸形的观念。20世纪80年代之后,为了化解物本主义0带来的深刻矛盾,人们逐步认识到经济增长0(Growth)并不等于发展0(Development),而那种认为增长的影响将导致间接地增大政治和公民权利,一个更高的GNP将会直接地转变成对所有人的更好的工作、更高的生活水平、医疗的改善和更好的教育0的片面发展观已遭到质疑。[5](P231)为此,国际社会于1986年通过了5发展权利宣言6这一法律文件,旨在确认一个有助于人类整体发展的新概念和新制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更新的发展观即可持续发展观0正式诞生,认为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的发展,把发展理解为人类全体的生存质量及自然和人的环境的全面优化。当然,它以环境为立足点,侧重于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实际上,科学的发展观应当在彻底否定以物为本0观念的基础上,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涵盖人的全面发展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从而实现以人为本0。它所涉及的应是关于人之所以为人0的基本条件和基本内容,即是一种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0、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0,并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社会改革和人类发展。以此为灵魂,法律的转型和进化,必须奉行人权至上、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人类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
二、以人为本:法律发展观的核心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价值内核和价值本原,充分尊重与保障人的人格、价值与尊严,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法律上对人的权利的承认、尊重和保护的实质就是对人本身的承认、尊重和保护。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0[6](P491)而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法律,当然也应当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权利为归属。从根源上看,法律以人为本深刻地反映了人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要。人一方面具有受经济原则0限制的惰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充分发挥其潜力以为文明的各种任务做贡献的强烈欲望。为了实现人所具有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能力,就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合理手段激励其在发展和奋斗方面的欲求。现代科学证明,只有当作为整个有机体的人的能力(其中包括精力和情感的部分)得到尽可能充分发挥的时候,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法律对社会的有益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在某些基本的生活条件方面为个人创制并维持了一个安全领域。[7](P394)法律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和财产交易安全,通过创设有利于发展人的智力和精神力量的有序条件而促进人格的发展与成熟。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法治与以人为本0似乎形成了某种隔阂和屏障,而与国家(政府)和社会具有更多的亲和力,但事实上,无论是作为历史经验的自发产物,还是作为现实需要的理性建构,法治都始终以作为个体的人的需求和人性为标准和动力,以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为存在和发展的地域与时空维度的。[8](P166-167)就人类历史而言,当人从单纯的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生活之中时,作为其生活基础的社会条件,无论是精神、意识与观念传统,还是规范、制度与组织机构设计,无不体现出一定的人的旨趣和强烈的价值偏好。作为规范架构的法律规范,始终是以人为尺度和灵魂养分、以人的尺度作为其存在与发展的动力与依据的。就建设而言,可以把法治看作是目的,而把以国家(政府)为基点自上而下,以社会为基点自下而上或者这两种形式的不同结合方式的对法治的推进看作是法治的手段。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思考:即就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而言,法治本身实际上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乃是对人的确证,是人格尊严和人性完善的要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法治的目的不过是让人自己成为具有完整人格和富有人性的人,体现或者应当体现着对现实的人当前命运与未来前途的热情关注。这种关注不是精英设计或者是国家(政府)对民众的抚慰性关注,而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对其自身命运和前途的真情实感与切身关注。一旦失去其人文内涵,法治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从而走向其初衷的反面,成为对抗人、压制人和扼杀与束缚人的单纯暴力机制;而在法治之中输入、渗透人文精神的内涵,则有助于法治精神的社会生成,亦有助于理想的法治人格的建立。不可否认,法律具有控制、约束、或限制人的行为的特性。而自由离不开法律的这种控制,相反却正是通过这种控制实现的。西塞罗早就说:我们都是法律的奴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所强加的限制,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结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的自由毁灭。0[9](P174)法治大师洛克坦言: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0。
三、全面发展:科学法律发展观的根本目标
发展是多元的。只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与技术相互补充、全面进步、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人权是法律与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法律发展的实质在于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制,促进人类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发展权利的实现,这是科学的法律发展观的根本目标。具体来说,法律的全面发展在于保证和促进作为主体的个人或人的集合体(如国家、民族、种族等)享有充分的全面的经济发展权、政治发展权、文化发展权、社会发展权及生存发展权。经济发展权是法律与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的最活跃因素。经济发展权是主体自主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获得发展所必需的物质技术手段,以及运用所获物质技术手段去创造并享受满足发展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总和。对集体主体而言,它是指国家、民族有权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关系秩序,决定并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政策的权利。对个人主体而言,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劳动享有的、积极参与本国、本民族及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活动并获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利益的权利,是劳动权利和享受劳动成果的统一。包括就业机会增大、就业领域拓宽及由此导致的就业选择度的扩大、劳动方式和劳动手段的改进、所有生产要素均衡发展给生产者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经济发展权等。政治发展权是法律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政治发展权是主体享有充分行使独立地决定政治发展的道路、方向和政治发展模式以及获得一般政治权利的充分实现的权利的总和。集体的政治发展权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地区有权依照自身具体实际情况选择符合国情和民族特征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决定自己未来的社会政治运动进程及发展前景。就个人而论,它是指公民个人在法定范围内关于政治方面的发展权利,是公民政治自由平等权利的展开和进化,在实质上意味着公民一般的政治权利的充分完整的实现。只有国家、民族自决权和个人政治权利三方面的充分实现才能融合为政治发展权。社会发展权是法律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发展权是指人类通过社会发展而享有的医疗、卫生、保健、劳动保障、环境保护和环境美化、诸方面得以充分发展的权利,其范围相当广泛。以个人主体而论,它要求国家和社会把社会事业和福利事业作为促进社会进步所不可推卸的职责,积极为个人和团体服务,使之可以更好地平衡发展。对集体主体而言,则指国家、民族和地区享有通过合作和援助,取得社会综合发展的权利。文化发展权是法律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文化发展权即权利主体通过发扬、强化、吸收、离析、取代、丧失、共轭等方式发展本国、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内蕴和文化形式的权利。从广义上讲,这是精神、思想文化发展权、教育发展权和科技发展权的结合物。表现为主体享有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价值,防止和反对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扼制的权利。当然,以一定方式吸收、借鉴外来文化而推动本土文化的发展也是文化发展权的应有之义。此外,还表现为个体主体享有参与并不断丰富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生活的权利,享有因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活动而在社会价值和经济利益上的更充分有效的保护权,以及在分享人类共有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各个国家和所有个人参与、推动科技进步和享受科技发展成果的权利。生存发展权是法律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生存发展权是指任何有生命的自然人,都有生存下去并不断发展自己的肉体组织和精神生活的权利,以及各国和各民族拥有在本生存时空范围内,发展本国和本民族的生存能力并提高生活质量的发展权利。
四、协调发展:科学法律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法治是人类借助统一的规范体系实现人际关系有序、和谐与人性化的最重要的方式。它可以在运动与静止、保守与创新、僵化与变化无常这些彼此矛盾的力量之间谋求某种和谐。作为使松散的社会结构紧紧凝聚在一起的粘合物,法律必须巧妙地将过去与现在勾连起来,同时又不忽视未来的迫切要求。[11](P135)因此,真实的法治制度,应是统一性的构成力量,而不是其分裂力量。实质上的人性需要是法律和谐与协调发展的内在条件。在成文法的中国,现实的法治始于法律创制。法律创制不只是在形式和数量上建构法治所必需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凝结成在同一法律体系内不同部门和不同位阶的法律之间一以贯之的精神联系和科学理念,这是法治得以实现的灵魂。没有这个精神联系与理念,法律就不能在统一的观念和价值目标下协调地架构起来。如此,所谓的法律体系便不过是法规的堆砌而已。[12]人们常讲,法律是一种冰冷的理性。但是在此种冰冷的表面下,却蕴藏着火红的岩浆,它就是人的内在热望和需要。人对法律的寄予是与人自身的本性相联系的。人的本性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合一,个体性作为自然属性,原本只要经过人们的自治和自决就能解决,但每个人之现实条件)))现实规定的差异,使得人的自由受制于外在(对象世界)和内在(人际世界)两个方面。对象世界的制约,需要群体对对象世界之内在规定性的遵循来克服,这就是认识必然,即必须通过法律认知以达致自由;而人际世界的制约,则需要通过对冲突利益的妥协来克服,即人们要遵循人际交往的规则。这样,人类才能既有自由又有秩序。自由与秩序在法律中冶于一炉,其实就是人的双重本质与法律之形式理性和逻辑结构的契合。法律以形式的外在的逻辑化的规范统合了实质的内在的人性的需要,从而保障它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进行有效的协调与整和。国外有不少学者在谈及法治、人权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时,往往把中国传统社会不讲人权的原因,归结为和谐观念。其实,和谐是一个极为深刻、伟大、并有着永恒生命力的概念0。[13](P187)和谐既为体,又为用。从应用的角度来讲,人权、法治与和谐不仅相互容纳,而且相互促进。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心和谐,都离不开对社会主体共同自由发展的追求。中国传统的和谐之道之所以没有长久的生命力,正在于其所缺乏权利制度和人权观念,只有配合以法治精神和人权价值,才能真正增进人类全面而协调的发展。用和谐(协调)观念去统摄、推升法治与人权,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个体的地位和价值。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是整体和谐的必备条件,个体的独立与自由乃和谐应有之义。同时,每一个个体又是一个相对自足的和谐体,皆有其尊严和价值。这种尊严和价值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人本身,来自宇宙自然,因而为一切人所具备。这样一来,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相应的利益、要求、资格、权能和自由,即享有一定的权利。这些权利为每个人生存、发展所必需,为形成社会和谐所必需。也因此,享有权利本身也应该成为权利。二是协调各种矛盾冲突。既然用和谐观念来看待人权,就不能再从抽象的绝对自由和个人主义出发来研究和推导现实人权。而应重视谋求以下两类关系的和谐,即在主体上,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个人关系、集团关系、区域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协调统一;在内容上,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利己与利他、政治自由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个人自由权和发展权与集体的自治权和发展权的和谐一致。
当代科学范文6
【关键词】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效果
信息技术与小学学科课程整合就是以教学为载体，把信息技术与各学科教学有机结合，融为一体，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媒介和方法，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改善教与学的效果，提高教与学的效率。
我在科学课的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改变着自已的课堂教学。如课堂的导入环节，利用视频导入，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手段来实现以前教学不能完成的内容，《环境问题和我们的行动》一课，我先放一段视频，内容是环境被破坏后，人类没有好的空气，没有干净的炊水，没有良好的生活空间，人类常常得各种疾病，有声音，有视频，学生如亲临其境，深深地感化学生，让学生认识到环境遭到破坏给我们人类的生活带来多少不便，引起学生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效果非常好，以前没有电子白板时，我只能让学生看一看书上的图片，读一读文字，学生感触不深，理解不透。在教学新内容时，我们科学课上有一些演示实验，要求全体学生都能看到，以前教师在前面演示，学生根本看不到任何内容，效果不好，现在好了，有也电子白板，我可以在前面演示，利用大屏幕，全体学生都可以看到实验现象。如《电和磁》这节课中，让学生看一下当年奥斯特发现电与磁关系实验现象，我利用电子白板的幻灯功能，学生在大屏幕上看到通电导线让小指南针发生了偏转，实验效果大大增强，达到演示实验的功能。教学中的课件，特别是教学中用到的图片，现在在网上可以搜到自已所用的ppt课件，很方便，大量的教学图片都有，丰富了教学内容，如《岩石能改变模样吗》一课，利用ppt课件中的图片，让学生看到岩石经过上万亿年后，由有棱角的岩石，变成光滑美丽的河卵石了，并有变化过程图，这种教学方法，是我们教学无法替代的先进手段，让学生亲自看到，比学生听到，要好很多。利用视频，还可以完成无法完成的实验，如火山的喷发，地震的发生，以前我们无法进行演示，现在可以上网找到相关的视频，使学生看到当时的情景，感受到当时的气氛，给我的课常教学带来前所未有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