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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株待兔文言文范文1
网上教学已经第三个周了，这种教学模式已经渐渐熟悉，面对着面脑也能基本能侃侃而谈。学生们也渐渐适应了这种教学模式。大多数同学表现的很积极，老师一开直播马上就能进入，这样节省了等候学生的时间，为同学们能多讲解点内容。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同学没能及时参与到直播中，询问后说是没有时间，等有空了回去看直播。针对这一点我也在班级群里规定了要求。让同学们养成自律的习惯。
从第三个周开始，我在上课前布置了学习单。学习单主要是依赖于“语文同步微课导航”与“同步课程教案”设计的，让学生在课前能充分了解本节课的作者、主要内容、中心思想等，并把学生的学习单当做作业发在家校本中。
我在教学时采用ppt的方式，把本节课的重点段落都打在ppt上，上课时我会给同学们范读课文，并且指导学生用什么样的语气读，在哪些地方要注意停顿等。课后让学生读给家长听，并提倡家长做一些简单的点评。
三年级语文下册中第一课就是古诗背诵，在讲解课文的同时我也渗透让学生多积累一些描写春天的古诗，同时给他们推荐了《唐诗三百首》这本书，让学生多读、多记。第二单元涉及到寓言故事，同学们都很感兴趣，我也借机推荐了《伊索寓言》这本书，让他们在寓言故事中体会真理。在讲解文言文《守株待兔》这一课，我给同学们讲了什么是文言文，文言文与现在的课文有哪些不同，并告诉他们有兴趣了解文言文的同学可以去看看《孝经》，里面既有文言文又介绍了孝道，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所以同学们可以去读读这本《孝经》，感受一下传统美德。
经典诵读的学习还要和家长共同协作，希望在家长的监督与配合下，学生能更早的懂得中华民族的礼、孝、信，提高他们的文明礼仪。
守株待兔文言文范文2
一、激发学习兴趣，切忌单调枯燥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初一学生年龄小，好动活泼，上课激发学生兴趣可分三步走：开头导入创设情境，带领学生好奇入场；中间过程设置竞赛，给学生表现才华的机会；结束语营造氛围，让学生回味无穷。如《童趣》的导入，可让学生欣赏歌曲《童年》；《〈论语〉十则》的导入，可让学生观看关于孔子的视频；《山市》的导入，可让学生看有关海市蜃楼的图片；《〈世说新语〉两则》的导入，可播放动漫图片，给学生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寓言四则》的导入，可给学生讲守株待兔、南辕北辙的故事，还有古希腊神话等。丰富多彩的图片、扣人心弦的故事，使学生的好奇心大大增强。好的导入是学生学习劲头的源泉。夸美纽斯认为，正确的教学能激起儿童求学的欲望，对学习有兴趣并感到愉快。学生有了积极的情绪表现，就会产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就会开展指向一定事物的自我活动，教学就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中间课堂主要是开展多种竞赛活动，学生因要竞赛而间接产生兴趣，从而兴致勃勃地投入到竞赛中去。我把全班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背诵诗歌比赛、诵读接龙比赛、查找通假字比赛、实词虚词例句比赛、课文改成故事比赛、增添故事结尾比赛、课文知识检测比赛等，竞赛后计算总分，优胜者给予加分奖励。学生在玩中得到快乐，也在玩中学到了知识。
准备下课，结束教学前，也要给学生一些题外话，以拓展他们的能力，留有思考想象的余地。如《寓言四则》的结尾，可给学生增添配有《滥竽充数》的图片文章，拓展学生课外文言文的知识，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山市》的结尾，可给学生补充山市形成原因的科学原理，及拿破仑在1788年率军进攻埃及，行军途中偶遇海市蜃楼而惊慌失措的故事，继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论语〉十则》的结尾，可给学生拓展阅读孔子的其他语录；《童趣》的结尾，可让学生读李白的诗歌《长干行》，知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由来，让学生谈谈童年趣事，思考怎样成为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
教学的任务就是让学生学会、会学和爱学。学会就是通过教师传授知识，学生牢固、灵活地掌握知识；会学就是让学生知道怎样学习，“授之以渔”；爱学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有了兴趣，就能有效地学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地会学，在以后的工作中还能保持学习的劲头。正如英国教育学家赫伯特·斯宾赛所说的：“必须承认保持青年的快乐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
二、明确学习方法，切忌杂乱无章
达尔文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不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文言文年代久远，与我们的生活相距甚远，学生非常不熟悉。这就需要教师教给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方法，维持其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学生一旦掌握了学习方法，就会主动去学习，然后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那将会终身受益。
1.听
首先，多听课文朗诵录音，培养语感。叶圣陶先生说过：“不善于听未必善于读，不善于说未必善于写。”听，是摄取语言信息，多听课文朗诵，才能积累知识，对课文内容有一个感性的认知。如《童趣》的“趣”，就要通过多听来体会作者的物外之趣——看飞蚊，神游草林虫兽间，鞭蛤蟆，其情感变化多样；《咏雪》要听出谢太傅的“笑”和“乐”；《陈太丘与友期》要听出陈元方与父亲朋友的对话，感知陈元方的机智聪明；《观沧海》要听出诗人想称雄天下的远大抱负；等等。一句话，听，不但要听准字音，还要很好地感知作者的感情变化。其次，以听促写。每节课坚持十分钟听写，分三个内容：重点字词的音和义；重点句子的翻译；诗歌词句的听写。
2.说
用自己的语言串讲课文。说，是输出语言，不但能翻译课文，还能深刻理解课文，加上自己的观点，学习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针对初一学生的认知特点，主要在理解文章内容方面加强训练：一是复述课文内容；二是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课文内容。如在教学《陈太丘与友期》时，我要求学生用两个字来概括文章的内容——诚信；用景物名词来概括《山市》里的海市蜃楼的变化，即孤塔——禅院——宫殿——城郭——危楼——常楼；教学诗歌《钱塘湖春行》时，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初春景象等。这样，学生学得好，记忆也加深，起到消化吸收知识的作用。
3.读
（1）读注解，背诗文
文言文言简意赅，即使有文言知识基础的人阅读起来也要借助注解。中学生养成阅读注解的习惯是必要的，只有认真阅读浅显易懂的注解，才能很好地解决生字词，初步达到“了解课文”的要求，为听扫平障碍，为朗读铺平道路。养成读注解的习惯，还可以提高阅读课外文言文的能力。
（2）反复诵读，培养语感
方法有仿读、朗读、背诵竞赛等。固定的形式是：每上课前背三首诗；午读朗诵诗文。技术要求：一是投入感情；二是注意抑扬顿挫；三是在课文上做标记。这样，对文章速度的变化、语调的高低、感情的变化，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学生就会形成很好的语感。
4.写
找规律，做笔记。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文言文很多一词多义、古今异义、通假字、特殊句式，不能学一课背一课，然后就丢一课。这需要教会学生找出实词虚词的规律、特殊句式的特点，再拿个本子把知识点记下来，以便于复习。要求一课一总结，一单元一检测。
学生的听、说、读、写缺一不可，且在初一的时候就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听和读是由外部语言到内部语言的转换，说和写是由内部语言到外部语言的转换。听、说、读、写在语言和思维的统一中构成了交错相通的网络系统。加强这四项内容的训练，学生文言文阅读的能力就会提高，其整体素质就能相应地提升。
三、精讲文言文的美，切忌面面俱到
文言文教学不应只是读读课文、解词译句那么单一，文言文中有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着瑰丽秀美的自然风光，有着令人钦佩的宽广胸襟，这些才是文言文学习真正的精髓。不能把文言文教学孤立起来，在文言文教学中同样要重视把握“美点”，从而让学生感受美，不再觉得枯燥乏味。写人的文章要突出人的美，写景的诗文要突出景的美。
1.品赏语言的魅力
教学生抓住富有表现力的词句，品赏语言的魅力。如《钱塘湖春行》中的“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早莺”“新燕”是早春的象征物，都是描写早春的绝佳切入点，加上动词“争”“啄”的使用，就让画面变得立体、动态而又喧哗热闹，表现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心情。景美，人也心情爽朗。《次北固山下》中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描绘的景色：在夜将尽未尽之时，海上升起朝阳，江上春早，旧年未过，新春已来。表现时序的交替，但“日”与“春”具有新生美好事物的品质，蕴含理趣，妙不可言。
2.感受人性之美
教学生将古人的警句与现代人生的智慧结合起来，在学习中感受人性之美。如《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最早由儒家提倡的待人接物的处世之道，让学生懂得凡事只有能够推己及人，换位思考，人与人之间才能互相理解尊重，和谐共存。“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让学生懂得学习不分时间地点，随时随地都能向别人请教。“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子鼓励门人要一生为实现“仁”的理想而奋斗。
3.领略美好高尚的情趣
教学生欣赏人物，领略美好高尚的情趣。如《童趣》中的作者天真可爱，有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可以把蚊子飞翔想象为青云白鹤观，把草丛当成树林，把虫子、蚂蚁当成野兽，“神游其中”。《陈太丘与友期》中的陈元方敢与父亲的朋友据理力争，当面指责他失信无礼，陈元方的表现极为机智聪明。《咏雪》中的谢道韫“未若柳絮因风起”，显示出其惊人的才华。
每个学生的内心都有一个神奇美妙的世界，只要我们适当地点拨，就能让他们领略人性之美、景物之美，感受到古人对文字强大的驾驭能力，就能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也就会学得兴趣盎然。
四、鼓励学生多问，切忌嘲笑
守株待兔文言文范文3
关键词：语文教学； 文本解读
中图分类号：G6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3-068-001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阅读互动的三维结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维就是教师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文本是由一个个传承中国文化的汉字，一个个饱含深情的语词，一句句充满灵性的句子组成的，它承载着创作者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情感倾向等，需要我们去解读，去品味，才能踏上语文教学的求真之旅。不管语文教学理念如何更新，教学手段如何变化，进行丰富、灵动、多元的文本解读，始终是一线教师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功。而在我们现实的语文课堂中，文本解读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去解决呢？
一是浅尝辄止。朱自清的名篇《匆匆》，语言朴实，但意蕴深刻。如果把这节课的教学落脚在“珍惜时间”上――这当然没错。但在我们反复吟咏，查找相关资料后，却分明感受到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跳动着“珍惜生命”的字眼，隐藏着对“人生易逝”的无限感慨。但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珍惜时间”上，就显得过于肤浅了。将解读停留在文本的字面上，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这是当下文本解读最常见的现象。当学生与文本对话过程中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教师能否通过有效的引导，使学生的思维“柳暗花明又一村”？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文本的解读厚度与深度。教师应在大量占有文本信息的基础上，遵循一般阅读规律，把研读的重点、难点筛选出来进行深入思考，形成比较全面透彻的理解，方能在课堂上成竹在胸，驾驭自如！
二是随意拔高。解读文本，不仅要根据符合课程标准中各年级段的要求，更要注意文章本身的特点。一位老师在教学《少年王冕》（苏教版五年级上）第二教时开始时，用多媒体展示《中国古代名人列传》中对王冕评价的一句话，并作为本节课的教学基调。而从教材来看，主要表现少年王冕孝敬母亲和勤奋好学的精神品质。何况学生对引文中有的词根本就不理解。因此，教学应从课文主旨入手，引导学生走近王冕，与王冕对话，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体会文章的深刻内涵，培养学生感悟语言的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三是曲解文意。一位老师教一年级《这儿真好》一文时，从一开始反复读题，到让学生找出文章中的“这儿真好”语句，反复读“这儿真好”，目的是引导学生认识“这儿”赞美的是“小熊”和“云”。试想一下“这儿”是“这里”的意思，几个小动物为什么说“这儿真好”？其实学生通过认真阅读文本，就会明白小熊在云的指引下，通过植树使荒岛绿叶成阴。是植树改变了这里的居住环境。因此，“这儿真好”不是赞美“小熊”和“云的”，而是赞美的“绿叶成阴”的家园。
四是强加于人。一次听课，教学内容是课外补充的文言文《守株待兔》，这则故事讽刺了那些把一些事件偶然性当成必然性的愚蠢行为。课堂教学流程因为教师对文本的正确解读而十分顺畅，然而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却让我大跌眼镜，如鲠在喉。
师：难道这个农夫的行为就没有一点儿可取之处了吗？
生：（哑然）。
师：我在昨天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湖北有一个人连续两年买一注相同号码的彩票，花了好几万，终于在最近中了500万的特等奖。
生：（终于有了一点儿反应，几个孩子在下面窃窃私语。一个孩子终于举起了手）我认为不管做什么事，坚持就是胜利。
师：对呀！一个人活着，要想活出价值，首先心中要有一个顽强的信念。假如把人生比作航海的一艘船的话，信念就是引导航向的明灯，只要信念不死，人生的航船就永远不会偏离方向。
守株待兔文言文范文4
【关键词】小学语文；阅读；重要性；阅读策略
2015年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就提出：“小学生应该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感，注重情感体验，发展感受和理解能力。能阅读日常的书报杂志，能初步鉴赏文学作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从古代到现代，从古人到今人，我们一直在强调阅读对于个人成长中的作用，那么，阅读到底对小学生有何重要性呢？
一、阅读的重要
1.提高写作能力
在实际的教学中，笔者通过调查发现，一个相对于其他同学写作水平较高的学生往往具备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善于观察生活，一是乐于阅读书籍。首先，阅读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书籍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也许是书中某一处的经典名句、某一段对自然景物的精彩描写、某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事使得正处于天性活泼、乐于模仿阶段的小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点燃了他们心中热爱写作的火苗。比如说笔者所任教班级的一名学生，因为十分喜欢鲁迅先生笔下的少年闰土形象，便以此作为范本，开始尝试写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虽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孩童般的稚气，可贵在真实朴素、敢于动笔。
其次，学生可以通过阅读积累写作素材。现在有很多小学生一上作文课就坐立不安，短短装俑鲎帜苄闯黾甘字已属不易，且这几十字大都是空话、白话，这就是平时不注意积累写作素材，有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而多阅读是打破这种感觉的良方，只有肚子里面有一定的墨水，写起文章来才不觉费力而游刃有余。
最后，学生可以通过阅读借鉴他人的写作技巧。写作不单纯是华丽辞藻的堆积，更重要的是要讲求技巧，对于小学生来说，学习这种技巧主要是从词语、句子开始。比如说在笔者进行阅读训练时有这样一段文字：“笑容是一束美丽的鲜花，使人生处处留香；笑容是一块油油的草地，让生活绿意盎然；笑容是一首动人的诗歌，给生命引吭高歌。”整个句子运用了比喻和排比来描写最平凡又最珍贵的笑容，笔者引导学生学习这种写法，随后给出“理想”“友情”等名字要求学生摹写，在一次次的训练中学生的写作技巧不经意得到了提高。
2.养成健全的人格
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说过：“读书，人才更加像人。”确实，读书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品格和健全的人格，比如读到朱自清的《背影》，会感叹世间所有父亲的伟大；读到李白，会被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打动；读到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会感受到他“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铮铮力量。从书本中所传递的这些正能量会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升华，态度变得积极。不仅如此，阅读还能使活泼好动的学生去除内心的浮躁，而多一份安定与祥和。
3.开拓学生的眼界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虽然我们今天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在语文的课堂上已经做出了许多改变，但是，学生在学校学习到的还是以课本为主，知识结构单一。而通过阅读有益的课外书籍，有益于打开小学生的视野，陪养广泛的兴趣爱好，使他们可以借助书本继续追寻“凤辣子初见林黛玉”之后的故事，查找是否还有《守株待兔》、《掩耳盗铃》这样的诙谐人物，补充与完善语文课堂的不足。而且可以透过书本领略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真正做到不出家门而知天下事。
但是，在现代电子网络的充斥下，能够静下心来读二三好书的学生并不多，他们常聊的话题都是有关游戏、电视。那么，怎么做才能培养小学生的阅读兴趣，让阅读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二、阅读的策略
1.读好书
作为学生成长路上的领路人，教师在督促学生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的同时，应该加强指导。我们在这里所讲求的阅读不应该只停留在“量”上，毕竟“质”才是根本。即使一个学生在一年间阅读大量书籍，但是所读之书毫无益处，则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教师在向学生推荐阅读书目时，第一应该是选择健康向上的书籍，能够对学生的各个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二应该是选择适合小学生这个年龄阶段的，而不是一上来就推荐《红楼梦》、《水浒传》之类的作品，虽是经典，但是对于小学生来说还较晦涩难懂；第三应该选择能够引起学生兴趣的书籍，使他们真正喜欢阅读，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
2.写心得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再美的语句如果不记录下来，也只停留在那一瞬间，日后想起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所以，阅读不光光是“读”，而且要与“写”结合起来。这“写”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让学生在阅读的同时将打动自己的语句记录下来，不一定是辞藻华丽的语句，也不要求是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像老舍的《猫》中所描写的“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儿伸出来要求给抓痒，或是在你写稿子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这样朴实平凡但是真正感染到心灵的句子都可以进行摘抄。
另一方面，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学生还必须就自己所阅读的内容写出自己的想法或感受，教师要启发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比如说陶渊明向往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那么你呢？是否拥有和陶渊明一样的理想，还是渴望繁华而紧张的城市生活，为什么？只有引导学生通过他人去思索自己的生命，才能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阅读才达到了真正的目的。
3.得坚持
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笔者的一位学生，语文成绩属于班级中下游，笔者鼓励他每天睡前进行课外阅读10分钟，虽然阅读量不大，但是要求他每天坚持，在家长的协助下，这位学生在2016年一年的时间里每天坚持睡前10分钟阅读，即使是节假日也没有落下。2017年春季学期一开学上交寒假作业，该同学的语言表达、写作能力比起以往有了明显的提升。所以，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阅读计划表，详细地规划好自己的阅读时间及数量，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遵照执行，从而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4.创氛围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读书也是一样需要一个好的氛围。首先，父母作为学生平时主要的接触对象，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影响极大。因此，家长需要在孩子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陪伴孩子多多进行亲子阅读，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其次，在学校，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活跃班级的读书气氛，比如发动学生将自己家中的优秀书籍带到班级中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创建“读书角”，并且设置专门的管理员。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多多组织读书心得交流会，鼓励每一个学生上台谈谈自己读书的感受，并且相应的进行物质奖励，以激起学生读书的兴趣。
参考文献：
[1]林杨宇.浅析小学语文阅读教学[J].读写算：教育教学研究，2012（83）
守株待兔文言文范文5
众所周知，史学家傅斯年是极力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中曾经讲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所以所谓整理史料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
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
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
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
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词>》和《读唐刘?F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
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
《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
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
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
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
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
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
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
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了当年的观点。
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
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
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
“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
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
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由于碑刻之学确实中衰已久，不惟国内，海外也久已无人董理，有日本学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将其译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学生学习碑刻学的入门书籍。相比之下，此前这份讲义在国内只是于1999年在《新美术》上公开发表过，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响还不及日本广泛。相信这次收入《古文献学四讲》，能够很快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