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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范文1
五千年后的今天，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中华儿女的行为是否越来越有“古贤之风”呢？是否不辱我国文明古国的称号呢？是否为外国人所赞赏呢？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不必说离我们身边很远的地方，就看看我们经常走的大街吧，常可以看到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士嚼着口香糖，味道嚼尽之后，一个“重磅炸弹”从“炮台”发射了出去；一群红发少年吸着烟，吸完了，“一颗原子弹”冲了出来。我国老是说文明出行，文明出行，难道这就是文明出行？
再来看看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态度，我们中国发一封电子邮件到美国，肯定发不出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原来发给美国的都是垃圾邮件，美国一气之下，封锁了中国对美国的邮件渠道！
中国文明范文2
早期文明是依河流而产生的人类文明。北方最早出现的黄河文明。有利于早期农耕的发展，北方广阔的平原有利于种植。自然北方早于南方出现文明。
黄河文明，起源并最初分布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文明，后来扩散至中国全境，东亚并影响世界。黄河文明是世界著名的古文明之一，是中国文明的主要源泉。黄河文明于新石器时代已经非常发达，这一时期著名的区域代表文化有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之后出现了龙山文化，奴隶制时期经发展和多方融合，黄河文明发展表现为夏商周文明。
（来源：文章屋网 ）
中国文明范文3
由年初开始，历史出版物的走势可谓别开生面。唱主角的依旧是美国史学家史景迁，他的系列历史著作，被上海远东出版社引进大陆之后，迅疾蹿红，相继占据学术类排行榜的前位。而《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非常道》等几种“没章法”的历史书从斜剌里杀出，不胫而走。《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还被渴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韩国人买走，秋季到来前就会推出韩文版。与此同时的是专家舆论对这本“中国通史”的声讨，因为那本书发生了不该有的许多细节性谬
从《万历十五年》出版以来，中国历史的写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呆板教科书接受历史教育的人，似乎发现了真正的历史的魅力。历史，就是发生过的一切。这里的一切，当然指我们所能知道的东西。我们能知道什么?对历史其实应该采取探究的态度，承认我们无知，以探险家的眼光寻找，才会有真正的喜悦。这便使得历史的边角料写作成为可能――遑论“大历史”，那些历史的边角部位和被人忽略的地方，同样是充满惊喜的。
史景迁的书，在我看来，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启蒙――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过去。如果不是沉溺于那种历史发展观的人造湖里，费正清、黄仁宇以及吏景迁等人的著作，应该都是可以找到阅读历史的。历史不是包袱，我们能从里面得到各种的滋养。朝代更迭、文治武功固然值得大书特书，有些人能从中得到治国或治家的启发；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值得说一说吗?
有。《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想为我们说说不那么好说的事儿。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找到一个角度，一个真实的中国人生活其间的世界：有吃喝拉撒、娱乐消遣、江湖秘术，也有情仇、春宫画、同性恋，还有凌迟和骑木驴等等。这个世界如此真切，让人有一滴水跳进大海的。这才是我们血液里流淌的东西。祖辈如此，父辈如此，我们亦如此。历史的长河，我们置身其问，夫复何言!人是什么不再成为问题；文化是什么，也不再是问题了。文明的本义，就是人创造的生活样式，怎么吃饭，又怎么入厕，怎么打发时光，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林林总总，被时间沉淀在河底的玩意儿，作者尽力打捞出来了。
《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出版后，学者张颐武赞赏作者对掌故的熟悉，“其实，历史就是一个大掌故，掌故传奇、野史以及原来不入大历史的规范的小历史其实是蛮有意思的。这本书记载了相当量的历史的边角料、隐秘之处、有趣之处以及我们平常的历史书中看不见的东西一一这些东西历来就是大家喜欢的。”
写出《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的陈明远，在表扬作者注重细节之余，还指出了使用“小说家言”的不当。其实，民间的东西，被史家记下了，就成了历史；被小说家记住了，却成了小说家言。两者很多时候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注重正统制度的情境里，往往把官方的东西视为圭臬，有意无意地冷落了原本真实可靠的记录。学问，如果拘泥于不合理合法的制度约定，很难说还有什么意思。除了拘谨得出的细枝末节的不同见解外，还能有什么出息。
中国文明范文4
1934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法国文学史学家、理论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他历经数十载编著的《法国文学史》，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多卷本外国国别文学史；他主编的《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雨果文集》等卷帙浩繁，自成体系；理论文章《走近雨果》《自然主义文学大师左拉》《法兰西风月谈》等鞭辟入里，娓娓道来；翻译作品《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局外人》等精妙绝伦，引人入胜。近日出版的15卷本《柳鸣九文集》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问：您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为什么您后来选择走上研究法国文学之路？请问法国文学的吸引力在哪里，让你60年来孜孜不倦？
答：我是随着共和国的诞生而成长的学者，也就是说，我是共和国培养出来的学人、文化人，我完全是后天塑造成型的，而基本上没有什么先验的命定性，因为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从小没什么条件与我后来从事的学科有任何渊源。第一次知道法国文学，说来还带有一点喜剧色彩，那是我在前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念初一的时候，有一天在校园的告示牌上，见到了一则寻物启事：校内一位有名的教师，说他丢失了一本左拉的《小酒店》的中译本，如有拾得者归还给他，可得半斤花生米的酬谢。我也就记住了这两个名字：左拉与《小酒店》，这是法国文学第一次走进我的心里。
稍后，我在重庆的求精中学念书。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外国文学，我所借阅的图书中，有屠格涅夫的《春潮》与洛蒂的《冰岛渔夫》。从此以后，一直到建国初期，我通过学校的图书馆、街上的书店以及小书铺，读到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如：李青崖译的莫泊桑，毕修勺译的左拉，傅雷译的巴尔扎克与《约翰・克里斯朵夫》，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等等，所有这些都只是我的课余爱好，我从来没想到过，我将来要研究外国文学，更没有具体地想到要搞法国文学。如果就我的课外阅读来说，好像倒是俄国文学对我更有吸引力，我也读了不少俄国文学的中译本。
后来我投考北大西语系，我选了法文，原因也很简单，英文已有一定的基础，既然来到北大，当然是再多学一门外文为好。这里我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当时的北大西语系全名为：西方语言文学系，明确以培养该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人才与教学人才为宗旨，它的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最对口的岗位，就是高等学校的西方语言文学师资、研究机构与文化机构的同类研究人员与编辑人员。
应该说，我之所以在法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做了一些事情，最初也得益于我的大学毕业分配比较理想。我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担任《西方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辑与翻译。这个时期，我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我的西方文艺批评史的进修，我对法国古典文艺理论的翻译，以及译丛的编辑工作，实际上都成为了我后来法国文学研究工作的基础，而且是比较扎实的基础。我这个时期的导师与业务领导是著名的美学家蔡仪先生，我所得到的培养与他是分不开的，他是我第一个伯乐。但是，我这些工作与我所学的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毕竟不是吻合得严丝合缝，我有点不知好歹，不知满足，割舍不掉对原本专业根深蒂固的情结，因此，告别我的伯乐蔡仪先生，而选择致力于法国文学研究的道路。
我为什么做了这个选择？我当时的如意算盘是：先去搞一二十年的法国文学史研究，然后，回过头去再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但是法国文学就像一个辽阔深沉的大海，我一旦跳入了这片水域，游了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才发觉我已经没有力气游回原来的理论陆地了。不过我感到庆幸的是，我在改向之后，结合法国文学研究的心得，在文艺理论方面，又做了一些工作，如：系统地批判“”的“彻底批判论”，对日丹诺夫论断进行全面的批驳，重新评价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以及对自然主义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等等。如果没有在蔡仪麾下所打下的那点文艺理论基础，那我就做不出这几件事儿来。
当然，我选择了法国文学研究这条道路，并且几十年孜孜不倦、奋发有为，与法国文学对我强大的吸引力有关，其缘由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法国文化法国文学是世界上最优秀、最灿烂、最有魅力、最在全球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之一。
问：改革开放后，您作为第一批促进新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将西方现代思想介绍到中国，被誉为“开放的翻译家”，与大师李健吾和罗大冈并称为“三贤”。您为什么要坚持把西方文学与思想，尤其是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当时有哪些支持力量？又存在哪些困难与压力？您怎样理解“洋为中用”？在您的研究和作品中是怎样体现的？
答：法国文学蕴含着、承载着丰富、优秀、有启迪力的思想，比如十六世纪反对封建禁欲主义，渴望人的解放，渴求智慧、渴求知识如沐甘露的人文主义文学，如十八世纪主张人自然而健康的发展，追求合理社会制度、合理社会构建的启蒙主义文学，以及十九世纪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深刻认识与剖析、对劳动人民有深切人道主义同情的现实主义文学，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思想成果宝库中的瑰宝，是全世界人共同拥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都曾得到过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誉。不要因为这些思想产生于外国，就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我们有权继承，我们也应该继承。不能凡是对着洋思想洋玩意儿就侧目而视，怒目而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优秀遗产，已经有经典的表态在先，我们学着就是了。这是法国文学对我有思想吸引力的所在。另外，法国文学也体现了令人叹服的艺术创造力，众所周知，法国文学是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思潮的发源地，是几乎所有风格流派产生的摇篮，从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直到象征主义、荒诞派戏剧，以至新小说派，这种强大的活跃的艺术创造力、艺术创新力几乎成为了世界文学不断日新月异的发动机，这都是值得中国人研究、总结、借鉴的东西。作为一个学者，其工作内容就是研究这种优秀的文化，就是取其精华、译介推广，为中国的文化积累服务，这种职业简直就是一种享受，这正是我平生最大的幸事，这也就是我孜孜不倦、全力以赴的原因。
至于我为什么要坚持把西方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且不说我自己的爱好，首先是因为职责所在，既然我出自北大西语系法文专业这样一个特定的国家教育机构，这样一个特定的科班，我的职责与我的使命就是更好地把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做好这个文化搬运工作，这与其说是我个人的志向与兴趣，不如说我身体力行了共和国教育制度的意图与要求，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这一科班的设置，显然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欧洲优秀文化遗产的经典态度为理论根据的。
当然应该看到，任何意识形态都有自己产生的现实条件，既有自己所能适用的现实范围，也有自己不能适用的现实范围，也就是说，不是所有外来的文化，无一例外适用于本土范围，我理解社会主义中国对外来文化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就是由此而来的，也是言之有理、行之有理的。因此，对外来文化，在深度认知、深度理解、透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进行译介、加以传播，既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也是一种难度很大的劳务。要把这个工作做得好，充足的学识、清醒的头脑、理性的思维、准确的把握、慎重的态度，缺一不可。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工作，得以在正常的环境、正常的氛围中进行，因而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我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有所作为的。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反映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曲折进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确为外国文学工作带来了春天，工作环境工作氛围正常了，倒轮到我们这些外国文学工作者考虑如何更好地“洋为中用”，使外国文学工作更好地为我们本国的文化积累服务。
问：改革开放初期，您公开对“日丹诺夫论断”作出声讨，并大声疾呼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和左拉及其自然主义的历史地位，在当时面临着怎样的舆论压力与风险？您为什么坚持这样做？
答：改革开放初期，我对日丹诺夫揭竿而起，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给萨特以历史地位，的确碰到了风险，受到了舆论压力，对这些往事，我只想讲三点：
其一、我当时提出这些问题，是自信认识到了日丹诺夫论断不符合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实际，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中国对萨特的否定与批判，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既然我认识到了，我就应该讲实事求是的话，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其二、我之所以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不作违心的改口，仅仅是因为我信任改革开放这个时代，我不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这点事会招致“倒大霉”，果然，这一切不久就过去了。“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我庆幸我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
其三、我之所以今天不再细谈过去所受到的压力与付出的代价，是因为已经成为了过去。凡过去了的，就是值得欣慰、值得庆幸的。
问：研究方法上，您曾经有“旁征博引”情结、“东施效颦”之举，但后来您解脱于这种情结，去探索自己的研究方法。最后您总结出哪些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呢？这对于年轻的研究学者，以及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呢？
答：我在研究工作中旁征博引的情结，来自对钱钟书的崇拜，但后来发现很吃力，因为我没有钱先生那种强记博闻的天赋与浏览万卷书的本领，而且发现旁征博引有时会影响顺畅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观点。没有那种天分，就不用操练那种把式。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一个问题讲透，以必要的材料、必要的例证把一个问题讲透了，这就够了。我中等偏下的智力水平，适合这种方法。研究工作不是堆积材料，而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何其芳先生的名言，我是他这句名言的信徒与学生，我力图这样做。要这样做，必须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全面、准确、深入的认知与把握，必须有提出问题的勇气与胆识，更主要的是要在解决问题上下扎实功夫，要把提出的问题讲透，令人信服，这不仅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而且要收集与占有必要的、充分的、有说服力的例证与事实根据。如果能够提出一两个问题，也能解决一两个问题，那就是不小的成绩了。说实话，提出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而解决问题则难度很大，但即使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只是对问题有所解决，那也是值得研究工作者高兴的。
问：您评价自己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从事的是“摆渡”和“搬运”工作，您也非常推崇西绪福斯的故事。而我们看到的是您丰硕的研究成果，可谓著作等身。那么，您为何如此评价自己？您认为做学问需要怎样的品质？您又如何看待外界的名和利？
答：芦苇是易损的、速朽的，西绪福斯推石上山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我以这两个形象来比喻自己，多少表现了我的彻悟意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过程，既像芦苇，也像西绪福斯，这就是对人生、对人存在状态的彻悟。这两个先哲的形象比喻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前一个比喻强调了“会思想”，这就是人类伟大的所在，后一个比喻强调了推石上山的坚毅和与生俱有的本分感，以这两个形象来比喻自己，更多的是要激励自己多思，激励自己要有坚毅的精神与推石上山的使命感，以及推石上山过程中的自得感与成就感。关于评价问题，我的确按我自身的条件，尽我的努力，做出了一些事情，但与其我来评价自己，还不如任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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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资深外交家吴建民最近这样认为：“中国在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什么叫准备?富强的实力放在那里，真正缺乏的是文明的准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如何保证和平崛起，避免19世纪的欧洲从富强走向扩张的历史悲剧?
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个国家假如只有经济实力，只是一个GDP大国，它可以拥有支配权，但未必有让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唯有文明大国，拥有话语领导权或文明竞争力的大国，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业史可以清晰地证明这一点。最早利用航海术进行全球探险与殖民扩张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不能成为稳定的世界霸主，个中原因乃是它们徒有扩张实力，而缺乏典范性的现代文明，最终难免被取代。英国在19世纪全球称霸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这个日不落帝国除了工业革命提供的强大经济力，最重要的是拥有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及一整套社会经济政治建制。到20世纪美国替代英国称霸世界，也是同样如此：领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价值观念。这些伴随着帝国的全球扩张，输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罗列了美国称霸的各种特征，其中将近一半属于文化的软实力：“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好莱坞在全球电影市场上居主导地位”、“美国价值观”、“美国历史已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等等。以文明冲突理论享誉世界的塞缪尔・亨廷顿说过：“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在他看来，作为高级文明形态的宗教在文明争霸战中扮演的角色要比流行文化重要得多，代表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Magna Mac)即巨无霸汉堡包。“富强的崛起”看的是一国的综合实力，是其商业、工业和科技在全球的挑战与垄断能力，而“文明的崛起”看的则是另外的指标：世界一流的大学、影响全球的哲学或宗教以及全球交往中的语言优势。
以此衡量当今中国的现状，“文明的崛起”与“富强的崛起”是如何地不成比例。中国已经有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国外学中文的学生也愈来愈多。但到今天为止，孔子学院所传授的，只是工具性的语言，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真正的孔子――中国文明的内在义理，不要说外国学生，连中国教师都不甚了了。语言被抽离了其价值的精神灵魂，仅仅成为鹦鹉学舌的空洞形式。中国政府立志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为此设立了“985工程”，向清华、北大等近四十所大学投入巨资，但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相仿，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投入太少，而是体制改革的滞后。投入之后所获得的产出，不是学术与科技的创新，而是所谓的学术GDP指标：SCI和SSCI杂志的发表量。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乃是看能否吸引全球一流的学生前来求学，但中国的学生精英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净流出，教育上的“精英逆差”与经济上的“贸易顺差”形成刺目的对比。更严重的是，中国教育的制度环境与办学自主性长期得不到改进，一流的投入，二流的产出，三流的体制，日益成为中国大学发展中无法跨越的瓶颈。
文明的霸权在于其宗教和哲学所提供的价值魅力，在于是否有一批全球知名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近年来各种拔苗助长的“大师工程”反过来印证了中国缺乏思想与学术大师的窘迫。不提世界影响，哪怕可以与民国时代众多大师相比肩的人物，在当今中国也寥若晨星。自上个世纪初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明整体性解构，分解为各种支离破碎的碎片，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肌体。随着的倾覆，儒家文明也随之崩盘，处于一波又一波的解体之中，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赖以存在的价值符号与文化独特性变得暧昧不清。
雅克的兴趣当然不在从学理上探讨中国为何是一个文明国家，他只是想借助“中国是文明国家”这一已成过去时的史实，试图从中国文明的内部寻找中国崛起的秘密，并进而论证将有一个另类现代性的“中国模式”的诞生。雅克对中国文明的情感与热爱无可非议，然而中国的崛起与古老文明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至今依然是一个没有被破解的谜。即使存在着内在关联，是否构成一个足以对现有文明模式挑战的替代性方案，依然有待长时段的历史来验证。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迅速崛起，让哈佛学者傅高义惊呼“日本第一”，赶紧论证日本的崛起得益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灭，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日本第一”的历史回声如今听来颇具讽刺意味。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一时“儒家资本主义模式”也不绝于耳，但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这些声音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中国步随东亚诸邻强劲崛起，今日的富强与昨夜的文明究竟有何纠葛?是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昨夜的文明既是今日繁荣的看不见之推手，也有可能成为妨碍持续发展的隐匿杀手?这些隐藏在暗礁深处的历史之谜，无法用统计学的计量方式窥得，只能以审慎的姿态耐心观察。历史的理性如此诡秘，多数智者只是事后诸葛亮而已，有性急者为抢头功常常将短期现象误认为长期趋势。
中国的崛起终究要从富强走向文明，然而要问的是中国将走向何种文明?是与西方对着干的封闭式文明，还是与西方视野交融的开放式文明?中国当然不会是西方文明笨拙的追随者，在普世文明的规范之内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将普世文明简单地化约为西方价值，这是经常掐架的左右两极斗士的偷懒思路，早已被大多数国内外有识之士所摒弃。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确区分了两种对普世文明的阐释：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之中，将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享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建制。西方与东方一样，只是众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种。
当然，如何理解这些核心价值、如何对各种价值实践的优先性排序作自己的选择，各种不同的文明与国家可以有自己的多样性的历史实践，但任何模式的现代性实验不能对普世文明的核心价值发生重大的偏离，形成颠覆性的挑战。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以民族文化相对性为借口，试图以“另类现代性”争夺全球霸权而最终自掘坟墓。这意味着，任何国家对现代性的探索，都不能挑战普世文明的底线，相反地，积极展开与普世文明的对话，在融合主流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文明的独特性，从而扩展普世文明的内涵，这是赢得文明主导权的不二法门。
中国文明范文6
2、华山，南接秦岭，北瞰黄渭，自古以来就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说法。华山是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华山是中华民族的圣山。中华之“华”，源于华山，由此，华山有了“华夏之根”之称。
3、衡山，衡山（Mount Heng），又名南岳、寿岳、南山，位于中国湖南省中部偏东南部，绵亘于衡阳、湘潭两盆地间。衡山是中国著名的道教、佛教圣地，环山有寺、庙、庵、观200多处。衡山是上古时期君王唐尧、虞舜巡疆狩猎祭祀社稷，夏禹杀马祭天地求治洪方法之地。
4、恒山，古称玄武山、崞山，高是山，玄岳。其中，倒马关、紫荆关、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虎踞为险，是塞外高原通向冀中平原之咽喉要冲。恒山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城南10公里处，是天下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