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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范文1
初恋那是个破碎的梦
萧红本名张乃莹，1911年6月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乡绅之家。作为张家的长女，她自小并没有享受到正常的家庭温暖。父亲、母亲乃至祖母对她总是“恶言恶色”，还常常无缘无故地打她，甚至用石头砸她。
9岁那年，生母死后，继母对萧红更是费尽心机地虐待。家里惟一爱护她的只有慈祥的祖父，可祖父为人老实，在家中没什么地位，并不能改变萧红不幸的境遇。压抑与孤寂，造成了萧红敏感自卑的性格，留下了忧郁、感伤的印记，并使萧红对温暖和被爱特别“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1927年8月，萧红来到哈尔滨的东省特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在那里，她受到了“五四”民主科学气氛的熏陶，迷上了新文学，开始对鲁迅、茅盾的作品以及辛克莱的《屠场》、法捷耶夫的《毁灭》等发生了兴趣。
也正是在这期间，萧红结识了一位由北平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的姓李的青年。
这位大学生向萧红表达了爱慕之情。她从童年起就渴望温暖与被爱，更何况正值青春少女的妙龄时期。萧红快乐地编织着自己第一个爱情的梦、诗的梦……不料，1930年夏天，萧红拿到初中毕业证书回到家里时，父亲已将她许配给了一个大军阀的儿子。这时，祖父已经去世了，这个家庭给她的最后一点温情消失了。萧红毅然离开了这冷清的宅院，逃避了这桩包办的婚姻。
她回到哈尔滨，很快同那位姓李的大学生同居了。萧红为获得自由而高兴地唱出了“春曲”：“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不久，萧红和这位大学生坐上了去北平的火车。一路上，萧红的眼里洋溢着幸福的喜悦，她想到北平投考艺术专科学校，还梦想组织一个温暖的家庭。身边的那位大学生却若有所思地呆坐着，仿佛在忧虑什么。当他们来到一个小胡同的小院门前时，开门的竟是一个梳着发髻的年轻，她抱着孩子疑惑地看着萧红。从那位大学生胆怯的眼神和嗫嚅不清的解释中，萧红明白了：这便是他真正的妻子。“我走了，再见。”萧红矜持地昂头走开了。走出很远后，她伤心地哭了，最后又回到哈尔滨。
这时，那个军阀的儿子闻讯赶来，乘机死乞白赖地纠缠萧红。也许是孑然一身的孤寂使她太疲倦，也许是失恋的打击令她心灰意懒，萧红妥协了，她只想安顿那失重的情感，却不问哪里是安顿之处。1931年春，他们在北平一个公寓里同居了。萧红就读于女师大附中。
一年后，萧红怀孕了，随军阀的儿子住在哈尔滨一家旅馆里。他们一住就是半年，欠下了一笔食宿费。军阀的儿子托辞回家取钱，从此一去不返！
春日的梦，冬夜的梦，就这样破碎了。萧红感到“全人类离得我更辽远”。
爱情来去都是那么匆匆
山穷水尽的萧红，向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发出了求救的呼号。同《国际协报》关系密切的作家萧军，听到消息后来到旅馆探望萧红。萧红的才华打动了萧军，他带着萧红逃离了恶浊的旅馆，将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
在那里，她生下了一个女儿。萧红产后的身体十分虚弱，可因为交不起医疗费，她还常常受到医生的冷落。萧军常常来看她，并对医院那种冷落病人的态度和做法提出了责问。衰弱到了极点的萧红，这时特别需要温暖的照顾和强有力的护卫。当萧军来接萧红出院时，他们相互拥抱了。
因为生活无着落，萧红的身体又十分虚弱，他们把刚出生的女孩送给了别人。辗转漂泊了不少日子，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处，筑成了一个家。萧红在萧军宽厚的臂膀里得到了小憩。
他们的生活是贫困的，但相濡以沫的日子也是幸福的。他们一方面为生存而奔波，一方面又加入了抗日的斗争行列。1933年春，萧红在萧军的鼓励下，写出了第一个短篇《王阿嫂之死》，以后又陆续创作了不少小说，并与萧军一起自费出版了他们合著的一本小说集《跋涉》。1934年6月，他们辗转到了风景秀丽的青岛，在那里度起了精神的蜜月。在一幢小楼里，萧红创作了长篇小说《生死场》，这本书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萧红在此后不到10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
1934年10月，在鲁迅的支持下，萧红和萧军搭乘日本货船来到了上海，住在大陆新村，成了鲁迅的邻居。在鲁迅身边的初期，他们的创作和情感都更加丰盛，而且鲁迅还专为他们设下宴席，以便能介绍一些文坛的朋友给他们认识。为了给萧军准备一件合适的见客礼服，萧红连夜缝制衣服，在昏暗的灯光下熬了一夜，这些绵密的针线里凝聚了萧红的无限情意。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为了缓解冲突，萧红动身去了日本，而萧军则回到青岛。客居他乡的萧红仍然思念着萧军，她在给萧军的信里还写道要为他买柔软的枕头和被子。但当萧红满怀希望地回到萧军身边后，他们的矛盾却进一步激化，猜忌和怨恨变得毫无遮拦，最后分手的时刻终于来临了。萧红是非常珍惜这段感情的，她写了很多诗。虽然很怨恨萧军，甚至骂萧军，但是她内心里还是希望萧军回心转意，她不想舍弃萧军。可是这种不和谐深深刺痛了萧红的心。“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
由于感情的不和谐，萧军的感情转给了事业，转给了其他人。这对于在感情上受尽磨难、脆弱敏感的萧红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多次努力，对自己曾热恋过的人抱着很大的期望。但她还是失望了，忙碌着的他已无暇顾及她的感情了。
1938年2月，萧红和共同生活了6年的萧军在西安分手了。
忙生命心有不甘又如何
不久，作家端木蕻良开始追求萧红，从武昌直至西安。虽然萧红不满意他的书生气，不能马上把感情转移到他身上来，但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初夏，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举行了婚礼。
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不久，端木蕻良去了四川，萧红也来到了重庆。因为在码头跌跤伤了胎儿，萧红流产了。从这以后，萧红的心情十分阴郁，脾气也变得暴躁易怒。在朋友们的关怀照料下，萧红的身体才逐渐得到了一些恢复。
1939年五六月间，萧红和端木蕻良再度生活在一起。萧红太需要安宁和休息了，但她却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和书生气十足的端木蕻良一起生活，很多事情需要她出面应付，甚至邻人与端木蕻良发生争执，也得由她出面抵挡。曹靖华先生知道了萧红的遭遇后，感叹地对她说：“认识了你，我才认识了生活。以后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可以后的生活，对萧红来说更加艰难。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大轰炸，1940年春天，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这时，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咳嗽、头痛、失眠，种种迹象都表明：她已经被病魔逼到了生命的尽头。
1941年圣诞节的前两天，萧红病情急剧恶化，被医院误诊为喉瘤。喉管开刀后，她不能发声，痛苦万分。她在纸上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女作家范文2
关键词：女性 母爱 公共表达 理想建构
中国的女性文学脱胎于传统的闺房吟诵和社交酬唱，女性之创作始终以男性或男权话语为中心。事实上并不是没有女性的文学传统，并不是没有杰出的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而是由于男性中心的价值观和题材等级观念的存在，导致女性在文学史上的空白。①真正的女性文学始于“五四”，大批女作家登上文坛这块宝地，以卓然独立的姿态占领文坛一隅。在现实政治危机的刺激下，男性启蒙者极力倡导“个人主义”、“婚姻自由”等现念，为建构新型强健的民族国家寻找文化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作家并未按照启蒙者的期待和愿望颂唱“自由恋爱”、“个性解放”之歌，在她们的文本中，母亲书写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公共视阈下的母爱言说，使她们开始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中心话语或“说话”的权利，成为女性意识萌发的冰山一角，并以另一种姿态承担了现代
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和责任。
爱母：想象空间的公共表达
法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颠覆传统阳性写作，倡导“阴性写作”形式，以女性的身体作为写作的源泉和动力，除了女性的生理欲望，西苏还将母女之间的联系作为她们写作的来源，“女儿从未真正远离过母亲……在她的内心总是至少保留了一些母亲的乳汁，她是用白色的墨水写作的”②。这种“乳汁写作”的方式，颠覆了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的规范与统治，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写作领域。对于初登文坛的“五四”女性作家们而言，长期的封建伦理思想与父权制意识形态合谋所施加的道德禁锢，仅凭一股“自由解放”的春风一时之间很难吹开她们紧闭的心怀，由此其私人性的一面被加以遮蔽，而母亲却是共通的，“母亲”在社会表现的过程中一直作为起关键作用的“意象”而存在，她是社会审美的基础。意识形态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促成集体理性的实现，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化，主要特征是世俗化、科学化、平民化。④对母亲的书写以及爱母情怀的抒发在当时的社会更容易找到其合法性存在的基础，有悖于男性启蒙者的设想规划，她们无疑是在男性统治相对薄弱的环节中打开了一条缝隙，在这里，女性开始了她们的公共表达。
在“人的觉醒”、“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下，踏上文坛的“五四”女作家们大多走出家门，远在异国他乡孤身拓展着人生的天地。现实的遭遇与心灵的孤寂又让她们遥望家中的慈母，表达绵长的爱母情怀，石评梅在《病》中哀叹：“在这悲哀的人生，只有为了母亲而生活。”⑤“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衰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⑥这是苏雪林用血和泪写成的对母亲的真情告白，然而正是这种“母亲的缺席”所导致的距离空间，让她们眼中的“母亲”在想象中加附了太多的象征色彩和理想成分，母亲的缺失象征了新女性在现代社会的艰难处境，“缺失母亲”使“女儿”可以创造自己的故事。但是，“女儿”又不可能真正解放――她们陷在男女两性关系中，痛苦地希望“母亲”救她们，为她们的被社会否定的情感作保证。这种隐讳的公共话语叙述既可以看做是妇女传统的生存方式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极大影响，同时也显示了知识女性争取公共生活空间的一种策略选择。
“母亲”在想象中被理想化，并承担太多时代使命，她所生活的传统封建家庭相反地成为梦魇般存在的鬼狱，这种“家与母”的尖锐对立，产生两种相辅相成的效果。一方面，使得这些外出的“女儿”更加怀念梦中的“母亲”，同时在她们爱母的情怀中又多了一份对母亲的同情与理解。例如谢鸣岗七次逃脱父母订下的婚约，对母亲这位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依然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冯沅君让她笔下的主人公镌华，这位因母亲阻拦而开辟恋爱婚姻自由血路的勇敢女性，对母亲这一社会角色并未进行颠覆甚至诋毁，反倒在写给士轸的信中流露了两种矛盾的爱。另一方面，这种远距离的观照和审视让她们眼中的“家”，成为封建礼教传统思想的历史载体和兴风作浪的行凶舞台，她们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批判转向对“家”的梦魇般的叙述，这些受影响的新女性，以其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控诉封建家庭歧视压迫女性的历史罪恶，特别是在求学道路选择这一问题上。“五四”早期的女作家笔下的新女性，大都经受了一条漫漫求学路。她们冲破来自家庭的重重束缚和压力，艰难地走在求知的路途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祖母”这一角色往往被叙述成“家”中悲剧的始作俑者，她掌握着最老套熟练的纲常礼纪，在儿辈孙辈们身上实践她的权威，例如醒秋的祖母看似无所事事，却控制着整个家庭，折磨着儿媳们。从另一个侧面隐晦地传达了对于生活其中的“母亲”的同情和爱恋，对隐忍着过活的伟大母亲的赞颂。对“家”的梦魇化叙述以及“祖母”角色的丑陋化，正是“五四”主流话语的基调，初登文坛的“五四”女作家们找到了她们“说话”的权利和公共表达的空间。
母爱：现实政治的理想建构
随着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产生，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焦虑，国家要求妇女以国民的身份，承担为民族服务的责任和义务。“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拥有对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激情，并以现实的努力建构着他们的理想。作为社会中的国民一员，新女性以其自身的性别视角创造和实践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蓝图。
这种创造的努力首先体现在对各种社会问题独特的把握和审视方面，新文学创作初期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小说，女作家的创作功不可没，她们几乎都是从“问题小说”的写作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的。在整个“问题小说”的创作中，冰心可以算作是创作这类题材小说中数量最多、为期最长的，足可见她们参与社会意识的强烈。需要指出的是，与男性作家不同，她们更多地关注现实中的女性问题，石评梅更关心“自由恋爱的招牌底下有多少可怜的怨女弃妇践踏着”；凌叔华提出女性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妻子角色的冲突问题；庐隐笔下的女性大多在探索“人生的究竟”；冰心的创作更是包罗万象，女子在家庭中应扮演的角色、社会地位、受教育的权利等。但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并不能代表女作家清醒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只是从现实处境出发，以其独特的个体体验和女性特征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把握，显示“五四”新女性理解社会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面临的困惑，同时也凸显了女性的公共参与意识。
如果说问题小说的大量出现是“五四”知识女性积极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外显性表现，对“母爱”的关注和向往则是她们政治理想的内隐性呈现。母爱是伟大的“自然”的爱，象征着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与中国传统社会人为的、虚假的人伦关系相比，无疑成为“现代”社会基础的象征。母爱的政治隐喻在其他女作家的文本中也有所展现，在他乡游子的心中，母亲的爱不是一已的，“海枯石烂不卷不转之情，都是由母亲的爱里，发蕾以不于开花”??。母爱被看成是最自然的爱，是未来“自然而正常”的社会的基础，是现代知识分子想象的在理想的社会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与此同时，母亲的形象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就这样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她的爱为创建有“人格”的人和现代社会人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她将正确地抚育未来中华民族的建设者。
可惜的是，这种对现实政治的理想建构被男性评论者简单地评判为“神秘主义”，自反性精神的丧失带来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由批判型到专家型的角色转变，??在《冰心论》中，茅盾就认为冰心躲到“母亲的怀里”了，并把她的“爱的哲学”归因于家庭优越美满的生活环境。这种解读方式，很显然是站在男性中心立场上，对女性特征和经验的遮蔽，剥夺了女性公共意识表达的话语权利。
母性戏剧化与自我迷失
母性指的是mothering或是motherhood，区别于母亲mother，当今的母性研究成果表明：它是母亲的内在性质，同
时又不仅仅是“天然的”母亲属性，而且包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的条件下产生的，不同性质的“社会的”母亲属性，置身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中的父权制，对母性的解释以及对母性的造就，直接影响到母亲的形象以及母亲的价值本位的确定。中国现代文学从晚清至“五四”，断断续续地回荡着母亲的颂歌。从晚清知识界所标榜的“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到《新青年》杂志对“贤母氏与中国前途之关系”的思考，论说者几乎全是男性，在现实政治危机的刺激下，他们把民族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具有生殖繁衍后代能力的母亲角色上，并有意夸大了女子对于国家命运的操控权，从“三千年来不齿于人类”的社会最底层，一跃而成为掌握国家命脉的“国民之母”，论者无疑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对中国女性母性的一次登峰造极的重新阐释。男性主流意识形态和感情笼罩在夸张中，母性被戏剧化了。随着的兴起和发展，“贤妻良母”一说受到重新审视和批判，人们更多地着眼于女子的人格独立与贤妻良母的关系。但是，走出家庭的中国式“娜拉”依然无法摆脱对母亲的依恋和对母爱的向往。母亲的温柔、和平、照顾、利他、无限的爱等，成为她们作品中言说的主体，甚至成为她们政治理想建构的基础。这种言说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契合了男性对女性角色的定位，成为“贤妻良母主义”的改写版，只不过改写的内容因为女性意识的参与和真挚感情的介入显得更加隐蔽起来。
今天看来，“五四”女作家笔下的母性神话无疑带着几分戏剧化的色彩。张爱玲的言论指涉了女性迎合男性的心态，其实是女性本身的性别困境与自我的迷失，近年国内外对张爱玲的研究就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尤其注重女性本身的研究。“五四”时期当“人”的觉醒成为时代主潮的时候，新女性所孜孜追求的做“人”的权利，这个“人”是没有性别的，只是一个抽象的人文主义概念。
结语
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女人的称呼约有三种：女子、妇人和夫人，女子是“潜母”的称呼，妇人和夫人是“具母”的称呼。男性对母性的塑造和关怀，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女性要突破这种局限，大约只能披着母亲的外衣来争取“人”的解放，这既是一种策略的选择，也是时代局限性的体现。但是有了这一突破口，迈着“人”的步伐的女人一步步地走出了自己的天地，直到丁玲笔下的莎菲，觉醒的女人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本文为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世纪中国文论的话语形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11WD78）
注 释：
①陆兴忍：《日常生活：女性主义批评新话语的产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②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③谢江平：《意识形态与集体理性》，《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④廖胜利：《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关键词：合法性、现代性与话语权》，《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⑤石评梅：《弃妇》，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⑥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⑦石评梅：《一片红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⑧何建良、杨向荣：《启蒙视域中知识分子神话解读》，《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柳星：《海外张爱玲研究现状述评》，《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女作家范文3
[关键词]黑人；女作家；创作；特征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4 ― 0116 ― 02
1. 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崛起
美国自建国迄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时间不长却造就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同时也是文化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尽管美国在各个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美国的人权状况却是一个受到持续关注和讨论的话题，这里面既有种族问题，也包括性别问题。
20世纪是一个浸润着改革与创新风采的世纪，也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黑人文学紧跟着时代的脚步进入了成熟和蓬勃发展的阶段。在此期间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美国黑人女作家，例如“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时期的杰西・福赛特、内拉・拉森、尼尔・赫斯顿等。她们的作品大多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黑人在时代、社会背景下的生存状态，从人性、道德、伦理等方面深度刻画主题〔1〕。回望过去的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作家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从被誉为“文学之母”的宝琳・伊丽莎白・霍普金斯到格温德林・布鲁克斯，从成绩斐然的波勒・马歇尔再到摘取诺贝尔最高成就的托尼・莫里森。美国黑人女性作家们凭借着自己优秀的创作才华重新拾回了话语权，打破了多年来的失语桎梏，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也使女性的自我意识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透过其创作反映出了她们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对种族命运、女性地位等多方面的深层思考。
本文将从当代黑人女作家所处的创作背景、创作选材角度来对其创作特征进行解读。希望能以此进一步充实和拓展我们对黑人女性文学内涵的理解。
2.当代黑人女作家的创作背景分析
美国的黑人文学也被称作非洲裔文学，回望过去，从17世纪开始，非洲裔的美国黑人承受着太多的苦难，有太多的血泪心酸需要倾诉。废奴运动、美国内战、哈莱姆文艺复兴、民权运动等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不断改变着美国黑人的命运，同时也成为一种时代印记，深深地烙刻在每一位美国黑人的心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黑人传统文化。文学作为时代的传声筒，一些黑人作家借助手中的笔书写着自己的人文情怀以及对民族觉醒的独特感受，他们用细腻的笔触，呼吁着平等、自由的权利。
最初的美国黑人文学作品通常带有强烈的反抗白人奴役、反对种族歧视意识。随着20世纪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及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在要求种族平等、女权运动的大背景下，长期深受种族、性别双重歧视的黑人女性纷纷站出来，她们借助手中的笔，通过一部又一部优秀作品，记录着实现自我的点滴艰辛与勇气。长期以来，美国黑人女性一直承受着父权、夫权的压迫，独特的生活境遇赋予了她们丰富的生活感触〔2〕。因此，她们渴望发声表达内心所思所想，渴望得到尊重，实现自我的解放。受性别、种族、阶级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美国黑人女性作家们始终密切关注着权益平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缘于她们与生俱来的本土文化亲和力，这些黑人女性作家继承了非洲传统文化中和谐一体的宇宙观，她们怀揣着一种寻根的渴望，试图建构起一座桥梁，以此来表达黑人种族对社会、时代的理解以及对民族、个人命运的关切，较之男性，女性作家更多地希望能找准自身的定位，寻求界定独立个体身份和团体力量的支撑点。
3.黑人女作家创作选题解读
（1）女性情谊的题材
在美国黑人女作家的笔下，母女情谊、姐妹情谊也是其创作时的一类重要选题。这类题材的典型代表作有沃克的《紫色》和《日用家当》，莫里森的《宠儿》等。由于受美国黑人传统文化的影响，美国黑人女性长期处于男权至上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为此，女性在寻求自我或者社会认同感的艰难过程中，来自女性的感情支持无疑是她们在种族、性别双重歧视重压下的精神寄托。同时，这种建立在女性之间的深厚情谊，也是她们解放自我，谋求发展的重要保证。通过黑人女作家们从自身的生活状态出发，挥墨构建的一个个鲜活角色，无一不折射出了黑人女性在面对困苦生活环境、面对重压下相互扶持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她们的乐观、隐忍也体现出了在谋生存、求发展过程中对家族的深厚感情以及对本族传统文化的珍爱与传承。
（2） 描写女性为寻求自我实现的抗争
随着当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女作家们开始关注女性为了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作出的抗争。她们笔下塑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极具反抗精神的角色，用细腻的笔触描绘黑人女性的内心世界，深刻的反映了在男权主宰的社会中黑人女性的心声。这类题材的典型代表作有莫里森的作品《秀拉》、《所罗门之歌》等。《所罗门之歌》里塑造的敢于追求自由的拍拉特，《宠儿》中宁肯选择杀死女儿也不愿其被奴役的黑人母亲赛斯，《紫色》中敢于反抗权威热情奔放的黑人女孩沙格。这些新时代的黑人女性，颠覆了传统的美国黑人女性形象认知，她们个性张扬，独立自强，在婚姻、家庭、两性关系中都享有独立的自，她们敢于用自己的方式大胆挣脱社会中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桎梏，虽然结局中时有失败，但她们的反抗精神引起了人们对黑人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反思。
女作家范文4
关键词：情美 接受美学 比较文学
一.引言
中国“爱情文化”博大而深邃让众多欲了解中国文化的异域文化人深感头痛，尤其是中国女性深深在中国古典爱情文化中孕育，向往“美丽爱情”而乐此不疲。但爱情虽为两性共同参与之活动，在长久以来，女性一直没有话语权。中西之间虽然都经历男性为主导的时期，形成众多以男性为主的爱情文化，但女文人在她们诗歌文学中充斥着女性对爱情之美的书写，却又因中西之间审美文化之差异，让中西爱情美的交流受阻。
二.文学爱情美之接受分析 接受美学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同时也是一种美学理论。由德国文艺学教授Hans Robert Jauss 在1967年提出的。接受美学所要突出的就是以人为主观能动的艺术经验为主的审美经验，它在读者的接受和解释活动中表达出来。该理论认为读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文学历史能动的创立者。接受美学指出，任何接受者在欣赏任何一部作品之前，在其认知视阈中都会有意或无意的对作品产生或多或少的期待视野，满足之后才能迎合受众的审美情趣。期待视野是指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式或限制结构。作家对于文学爱情美的创作，往往需要先被读者理解才能进一步审美。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假设的期待结构，是因为接受者在欣赏作品之前就或多或少的已经有了一种固定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式。在品爱情文学之美中，不同的时代p地区p经历p甚至是不同人之间，拥有不同的期待视野就会理所当然的导致不同理解，领略美意或是无法理解。审美体验则是要求受众首先在满足期待视野的情况下，即在理解的情况下从事评、品、赏某作品的活动。在重点强调品美的基础上满足受众的情趣，使其得到审美体验。面对爱情文学之美，受众就会领略到文学爱情中寓情于景，直面抒怀等纷纷之美。
接受美学核心两个概念指出中西方理解方式、思维模式、审美不同造就文学家特别是心思细腻的女作家的写作技巧、作品的文本表达方式也有较大差异。一代名媛李清照作为中国古典爱情文学代表语言明快含蓄，意境深幽剔透，音韵婉转可人使其艺术审美境界达到相当高水平，她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诗句传遍大江南北的女作家，也是难得一见的将爱情之美用女性视角展现淋漓精致的人。而西方另外两颗璀璨之星---伊丽莎白・勃朗宁夫人和艾米莉・狄金森均有鲜明的艺术色彩，结构精美，格律严谨，语言富有张力。
三.文学情美之对比辨析
爱情虽是人类共有之物，然中西方文化地域差异大，理所导致文学中爱情美的同中存异。长久以来，中外文学史体现的大部分为男性话语权，而中外女性对美丽爱情之向往却从未停息。美国19世纪著名女诗人及现代派诗歌代表人物艾米莉q狄金森中《我一直在爱》：
我一直在爱，我可以向你证明 ..... /我将永远爱下去，也可以向你论证...
直白大胆，抒情直述成为西方女性对爱情美丽向往的一大特征。“我一直在爱，”放弃女性相对男性的“被动”，将西方文化中，爱情无差别，追求不男女的“主动”之美体现淋漓精致，丝毫不逊于男性。据统计迪金森留下的上千首诗歌中，以第一人称“我”开头的多达300多首诗，与东方爱情文化中少有的女性对男情主动权的“叛逆”意识。相比之下，李清照的词中：
《醉花阴》：《一剪梅》：......... 莫道不消魂，面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含蓄委婉，寓情于景一直是中国女情文学的主旋律。作为中国爱情文学的女性代表人物----李清照在抒发对丈夫的爱恋时，多用“残风”、“愁雨”或与“黄花”进行类比等一系列意象来抒情。《醉花阴》中通过重阳佳节为夫妻离别的凄美的爱情美埋下伏笔，李清照为了表达自己对丈夫的相守相依，用“瘦”这个字深刻刻画了自己的凄切相思。
此外，《一剪梅》中“一相思，两闲愁”、“ 下眉头，上心头”对“情愁”进行细腻描述了一位闺楼“怨妇”打发孤单岁月，病用女性细腻手法标书了对爱情向往，将中国爱情美描述更加凄美，体现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情美体现方式的魅力。此时女性不再是一个没有独立思维、没有独立的男性附属物，而是一个将自己的思念、用自己独立的女性意识为视角体现出来的独立个体。
勃朗宁夫人作为另一位代表人物，其《十四行诗》犹如色彩浓重的西洋油画，深情重意更加印证了“西方表现婚恋题材的手法是开放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这句话。由44部诗歌组成的《十四行诗》构建成诗组，一步一步表达自己爱的信仰，一步一步从消沉到振作、从由于到舒畅、从自卑到自豪逐步走向了“爱情战胜死亡”的主题。
……….听，那银铃似的回音：“不是死，是爱！
………. 爱呀，让我只爱著你，就算数了吧！
清晰可见，在爱情美的诠释上，李在词中利用一个多愁善感、欲说还休的形象，正式她的婉转愁怨的方式渲染的东方美丽的爱情打动了一千年来的读者。而勃朗宁夫人步步深入的方法把西方女性对追求平等爱情的热情奔放跃然纸上，倾倒一个半世纪的男男女女。中西方爱情诗歌叙述情美得方式迥异，由于中西诗学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和发展的，二者对共同的情诗审美问题的回答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差异。中国文化中模糊性随处可见，这也成就了中国文学中爱情之美的不确定性，让国人赏心悦目，却又捉摸不定更加吸引读者让其主动去猜、主动去想。很多时候，读者读下来除了一幅美丽且很有画面感的美景外，更多的是模糊，而这种模糊感除了用心领神会来描述读者的体验这种美（审美体验）以外，很难找到其他词，也从侧面证明中国读者早已被这种文化传统渲染而习惯（期待视野）。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女作家，从她们独立于中国男性将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追求爱情的情感利用多项意境描绘成一幅美丽图画，而图画本身带有充分的模糊性，需要读者主动参与、互动并互相作用才能到达审美。与此相对的是，在西方世界中，女性为了更加体现要与男性等同的欲望，于是将诗歌中的话风锋利化，以谋求与男性等同的爱情文化美。与中国文学作品迥异处体现于，它更多是将具体地直接抒发强烈的爱情，将作者心中爱情美直观的表现给读者，让读者直接性感受到情美的强烈（审美体验），这与西方长久以来文化背景相关（期待视野）。勃朗宁、狄金森在自己的诗歌中，一贯将直率清晰地表达展现于读者，读者不需要过多思考，便能直观的体验到她们热烈的情感并产生共鸣。
中国思维传统不太重视对对象进行条分缕析，而是更加重视主题独特的经验、主客观之间的互相作用、从整体上直接把握对象，同时看重整体的浑成和圆融（乐黛云 2014）。李清照在细腻描述爱情之凄美时，将“残风”、“愁雨”、“黄花”等一系列意象整合融成一幅完美的景象，一环扣一环使其任何一部分都不可或缺，以免破坏整体的凄美爱情的品赏。与西方审美方式迥异，形式逻辑在西方思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西方的思维方式上，强调逻辑因果从陈述到证明的过程，一步一步的进入最后主题。西方文学两大女性代表作家---勃朗宁、狄金森均在其作品中一步一步将爱情论题引向深刻，一步一步的论证自己作为女性主义代表对爱情追求。
四、总结与展望
中西方文化差异大，同时也导致了各自代表女作家书写情美的方式方法不同。而中国学者大多从写作手法入手分析，过于简单的认为中国女作家对爱情的美丽描绘不过只是延续了中国女作家长期以往的含蓄、内敛及寓情于景、借景抒情的方式方法，相对而言西方却大胆直率，企图彻底将内心最强大、最热烈的情感喷发出来以求打动读者。含蓄对直率、内敛对热烈是两者表述方式的文化差异（期待视野）的表层差异，更加深层的差异更加体现于中国文学将情美更加侧重于整体把握与读者互动相结合，从而向读者展现出一幅模糊却又完整的一幅美画（审美体验）。西方女性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讲究一步一步的推向主题、逐步论证以期达到，让作者心中激流通过作品以尽可能最强劲方式涌向读者从而打动读者（审美体验）。中外通婚联姻逐渐频繁，但是巨大文化差异，让众多中国女性时常将西方男人的率直当成无理，而西方男性也对中国女性之似水柔情不得其解。中西交流最大困难在于双方期待视野和审美体验差异大，因此在意义表达方式上为了做到互相理解，就需要通过一定程度上“归化”予以表述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沟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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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女作家范文5
关键词： 湘西苗族 农宁英散文 民族性 苗族文化
农宁英是湘西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是湘西大山深处的一位苗女，是地地道道的苗族作家，对于生长于斯的这块热土，她寄托了满腔的热情和厚爱。她的创作始终扎根在脚下的这片热土，关注着苗族人民的生活和和命运，热情地讴歌和礼赞苗族人民勤劳坚强勇敢，那种纯真坦率的情感，那些热辣滚烫的话语，那种发自内心深处对故乡的感恩之心和民族自豪感，强烈地感染和打动着读者。她的散文充满了浓郁的苗歌苗韵，读她的散文好像在听苗歌，犹如天籁之音，在苗岭飘飞。她的散文真实、细腻、传神地描绘和展现了苗族原生态生活。那么，农宁英在她的散文中是怎样对湘西苗族文化进行描述的呢？
一、细腻传神地描述了湘西苗族美丽迷人的风景。
苗山的险峻、雄奇，苗水的晶莹秀美和小城山寨的独特韵致都在农宁英的笔下灵动着。对湘西的山水的表现和描述，是现当代湘西文学的创作传统，我们从沈从文、孙健忠、蔡测海、向启军、彭学明的作品里都可以找到许多相关内容。而农宁英在散文里特别强调景物的地域性、民族性。她的散文《苗山苗水》标题直接强调了景物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文章开头再次强调：“这里是典型的湘西山地，位于云贵高原边缘。”然后文中不断强调苗山苗水，如：“应该感谢神的谕示，使苗山中长大的我终于顿悟似的第一次认认真真体验雨水降落苗山的全过程”。“这苗山苗水汇集而成的活活流水呀，在告别苗山的那一瞬演绎出它生动超俗的壮观。”（《苗山苗水》）
在《山水的距离》里她也是开篇强调湘西的山：“你们湘西的山很有骨感，很像静默安详的血性男人。是啊，每当我走到这些大山面前，目光沿着那些突兀陡峭的青色岩崖向山顶仰视时，总觉着它们那坚硬如削的提拔，那绵绵不绝的气势，那棱角分明的骨感，都带着男性的雄美扑面而来。”“小船慢慢地行到白水河与苗河亲吻交汇处，但见清澈如空气的古苗河水与乳白如琼浆的白河水交汇在一起构成一幅奇异的风景一清一白两股水流如青、白两条蛟龙携手并肩向下游缓缓行去，与青龙融为一体。”（《山水的距离》）湘西的山水在她饱蘸激情的笔端流光溢彩、魅力四射、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山与水刚柔并济、动静有致，雄奇与秀美相映生辉。
农宁英总能从我们熟识的生活环境中寻找美、感受美、传扬美，赋予湘西的山水特殊的美质。她描绘湘西的岩头：“虽说偌大一堆岩头放得乱糟糟的没有头绪，横看竖看都觉得它们有种掩不住的美，有的像犀牛望月，有的像游龙戏水，有的像崖畔劲松。”（《岩门寨的岩头》）苗族的神树，茨岩塘的雪，紫月亮似的椿木，亮晶晶的油茶花蜜，湘西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和一年四季，都能成为讴歌的对象，都能激发她绵延不绝的想象力，浸透着他对家乡的淳朴而热烈的情感。
还有那些散布在崇山峻岭中的苗镇苗寨，通过她的描述，成为人们解读湘西苗族的钥匙，展示了湘西苗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比如《风雨锁卫城》：“卫城，这两个简简单单的方块汉字，记载着苗家人从明代建卫以后六百多年沉甸甸的血汗史！”“古时候，苗族先民为了生存，往南大迁徙，沿五溪而上交融花垣县境内，卫城是苗族龙姓先民最先到达的地方，歌中唱道：几个姓龙的上来，带着兄弟姐妹，带着妻子儿女，历尽了千难万险，吃尽了万苦艰辛，来到这里，在清清的溪流中擦洗汗尘，在水边安家，开田种稻，在平地建房，劈土耕耘，新建的楼台一座座，伸出了鹅头鸭嘴般的飞檐翘角，新建的房舍一座座，家中装满欢声笑语，金灿灿的五谷装满仓，亮晃晃的首饰在柜中闪烁。”在《历史的边城》、《酉水人家》、《岩门寨纪事》等文中都能找到苗寨的神韵。
二、集中表现了苗族人民的生活、爱情、民俗、民风，具有很强的民族性。
“传统民族文化，无论在其实质内容上还是直观形态上，都与民族成员生活的地域环境条件有着明显的直接相关性。”苗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善良、浪漫的民族，农宁英是土生土长地道的苗族作家，她对本苗族的风俗人情非常熟悉和了解，她更热爱自己的民族，因此她的散文主要描写了大量的苗族民俗风情，展示了苗族尊重生命、张扬个性、富于情感、追求自由，热爱真善美的浪漫气质。这种浪漫气质正是苗族文化精神中最为内核的文化因子。
首先，她的散文描写了苗族纯真、热烈的爱情。在她的作品里你可以看到苗乡男女幽会的密码、定情的野葱，在《红庚》里你会看到一个个苗家后生昼夜不停地奔走在心爱的山路上，去向心爱的人讨红庚，在《妹相思》里你会看到“一个个相思苗妹妹在问为什么看见高山看见陡岭看不见展翅的鹰，为什么看见树林看见竹林看不见心上的太阳？”在《请媒》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个热情的阿公阿婆顶着毒辣的太阳去给两个年轻人说媒，找“肉”。在《苗妹妹》里你会看到一个个“苗妹妹趟过那条涨着桃花水的小河，为她那满腹胀得难受的情歌寻找对手，为她骚动不安的春心寻求。那时，苗妹妹十八岁了，亲娘遗传给她的脸蛋儿红润得像朵初绽的桃花，腰杆杆儿软细软细似水儿凝成”。“如今，风情万端的苗妹妹在那片神奇的樱桃林里漫步，热热辣辣洒了一路的歌”。这些火辣辣的苗乡爱情，原汁原味，纯真浪漫，让人羡慕。
其次，她的散文记叙描写了苗家的风土人情。在《看亲.看家》、《接新娘》、《花花轿比高》、《摆酒》、《圆亲酒》等散文里我们可以看到苗族的婚姻习俗。如“十月里油茶花开，苗妹妹出嫁了。像塘坝里的水，流出坝埂埂就是人家田里的水；像树上的枝丫，一刀砍下去，便是人家的柴了。”“就这样，苗妹妹出嫁之夜，在走向新家的途中，在苗唢呐热闹闹辣火火的伴奏里，悠悠扬扬地哭嚎。哭声撞向高高岩崖，岩崖上滴落着泪水，做姑娘的日子离她而去。”（《苗妹妹》）在《拜大年》、《苗族喜庆辣子歌》等散文里我们可以了解苗族的喜庆习俗，在《接龙》《报加嘎》、《神树》《边城傩》等散文里我们可以看到苗族的宗教、祀奉、信仰等习俗。苗族认为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祀奉祖先。苗族的主要信仰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苗族对一些巨形或奇形的自然物，往往认为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因而对其顶礼膜拜，酒肉祭供。这些宗教象征符号合成了苗民族的文化精神气质和文化特征。龙宁英不仅仅是简单描摹苗族的宗教、祀奉、信仰等习俗，还对其进行深度的反思和剖析。她在《神树》中写道：“古樟树成了神树，村人对它敬而远之，不再让自己的孩子爬到树上去玩耍，以免得罪神灵，路人也不敢在树下多作逗留，那飘扬的红布条，那缭绕的香烟让古樟树更加充满神秘感。”本文通过神树的遭遇，向人们阐述了一个简单而有朴实的道理：貌似迷信的苗族的原始的，其实是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畏，是对大自然的有力保护，表面迷信，其实有强烈的生命力和科学道理。对自然的崇敬和维护也是作为人及其“类”应有的态度，所以，民族的这种信仰其实就是对自然的一种感情和精神态度。在《边城傩》中，作家清晰地认识到了“苗人尚巫，跳傩巴掸，应该说是一个艺术与宗教的完美结合，它是一种狂欢，是一个民族载歌载舞的艺术展现，是边城苗族民众外表粗俗鄙俚而内心不失虔诚地用歌舞构建起来的一个超越宗教的宗教。更应该说，这是人类在摆脱生存重压后敞开心扉深处反复舐舔却越舔越流血的一道伤口”，在这里她对苗族傩文化的精神实质进行了解读。《桃花盛开的地方》、《岩门寨的石头》等散文展现了苗族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这种原始信仰反映了苗家人的生命理解。同时，作家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岩门寨的石头》中痛楚于曾支撑心灵的神圣之物―――石头，也逃不过商品物化的命运，这种文化反思是有象征意义的，这也说明在民族的文化生活中，商品在消解着崇高与神圣，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特征也在随着经济的浪潮而消隐，这是一位真正苗家人内心的伤痛。
参考文献：
女作家范文6
关键词：生态写作;写作风格
一、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差异
萨拉・奥恩・朱厄特所生活的时期的美国文学主要以男权主义为主，美国文学由于受到男权意识的统治而未能为美国女性提供关于他们自己可被接受的形象。但是朱厄特对这种男权主义表示极度的厌恶与否定。在这样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对朱厄特的写作风格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作品大部分是赞美女性，同时男性总是以反面的形象出现。在朱厄特的作品中， 女性与自然的认同是贯穿于其中的主题，她强调男女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应该消除等级和特权，进而建立平等、公正、和谐的关系模式。在其著名短篇《白鹭》中塑造的男主人公形象明显地带有男权制世界观的特征，那个年轻的鸟类学家为了制作标本从城市来到乡间猎捕鸟类，他闯入了九岁女孩西尔维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女性天地，体现了象征着男权的一系列价值观。远离工业城市，生活在茂密的森林中，小女孩与祖母、母牛及自然中的生物生活得其乐融融。朱厄特笔下的女性，大自然给予了她们满足感，在金钱的诱惑面前，表现出了理性的一面，是介于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女性表达。正是由于这一系列象征男权的价值观，使得自然与女性同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成为缺乏灵性的、被动的东西，遭到严重的贬抑并受到无情的控制。
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在诗歌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影响，表现出对自然的热爱和哲学思考。法国大革命使华兹华斯心中充满了对残酷战争的厌恶，他因复杂的现实社会对人们心灵的腐蚀而感到沮丧，这使他在政治上逐渐趋于保守而隐居山野长达50多年。在这期间，他通过与自然的交流得到了心灵安慰，并且精神焕发，从而创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浪漫主义诗歌，这些诗歌不仅描绘了美丽的自然风光，也包含了他对自然、人类、社会深刻而富有哲理的思考，表现了他崇尚自然的思想。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得华兹华斯敏感地意识到，工业文明在带给人们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心灵的危机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大自然是那么和谐，这使他的心灵得到安抚和洗涤，使他心旷神怡，忘记世俗的烦恼，因此，华兹华斯希望通过诗歌的魅力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进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
二、生态写作的对比分析
（一）童年生活中生态意识形成的相似性。萨拉.奥恩.朱厄特和威廉.华兹华斯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其童年生化有直接的影响，这两位作家都拥有一个美好和谐的童年，并从小养成了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心性。朱厄特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风景秀美的小镇，朱厄特不仅把自己当作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更是浪漫地赋予自然万物以人的特征和品质，敬畏它们。
华兹华斯童年时在英国西北部的美丽湖区浩克赫得村受教育。那里有美丽淳朴的自然风光。华兹华斯经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流连忘返，感受清新的空气、美丽的山林、碧绿的草地，倾听鸟儿歌唱、泉水叮咚。 这种与大自然的亲近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生态意识的种子。生态意识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使他敏感地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境界是美好而充满诗意的。
（二）工业革命对其生态意识的影响。两位作家的生态写作中都展现了大自然的美丽和宁静、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在宁静的自然中得到的欢乐和启示。希望以此唤醒人类保护自然、爱护自然的意识。通过读他们的作品，让读者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与清丽清新的乡野之中。
华兹华斯的诗歌里认为人们本来应该热爱自然，然而，人们渐渐远离自然，追名逐利，变得感情冷漠。华兹华斯的生态意识道出了他对工业文明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厌恶，表达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和崇尚。工业文明拉远了人们与大自然的距离，这使人们的心灵失去了原有的纯真和善良，沾染了唯利是图的市侩气息。在华兹华斯的眼中，大自然不仅给人们提供了物质财富和栖息之所，而且更是人们心灵的导师和安抚者，能使人们远离世俗的喧嚣与污浊。
在朱厄特的作品中通过借助刻画动物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程中所遭受的伤害，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作严厉的谴责和批判，以此来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朱厄特在这里表达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理念――善待动植物、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己。
三、结语
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中，所以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萨拉.奥恩.朱厄特和威廉.华兹华斯都倡导人类应该亲近自然，把大自然视为人类精神的导师和心灵的抚慰者，珍惜生命，追求生态文明，在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找到那份自然的宁静与平和的心境，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