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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陶渊明范文1
关键词： 陶渊明;形影神;生命;自然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5）06005403
一、形影神现、追问人生、形影所累、神释自然
汉魏以来，天下多变、朝不保夕，文人名士们多饮酒食丹，行为放任，个性飞扬。那悲歌慷慨的建安风骨、梗概多气的正始之音，无不彰显着面对死亡时个人意识的觉醒。在动荡之下，许多人的生命稍纵即逝，人生的乐章被迫中断，在死亡的拷问面前，凡花只一现便归入沉寂，而一些伟大的人格经过它的洗礼，却迸发出宝贵的生命价值和伟大的哲学思考。陶渊明的《形影神》正是其时精神的杰出代表。
《形影神》是三首富于哲理的组诗，约作于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那年陶渊明四十九岁。陶渊明自四十一岁辞官之后，躬耕田园，远离世俗，他的家几经迁徙，始终与庐山遥遥相望。当时的庐山是南方传播佛教的中心，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大力宣扬净土宗教义，其言论及思想影响至深。法师本人博学笃厚，崇拜者众多，后与陶渊明并称的“浔阳三隐”之周续之、刘遗民都先后加入东林的莲社，陶渊明虽也与慧远有交，却因理念不同始终婉拒慧远的一再邀请。元兴三年（公元404年），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 [1]， “形尽神不灭”说由此诞生;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慧远又立佛影，作《万佛影铭》：“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 [1]，一时之间，“形尽而神不灭”论传播甚远，陶渊明有感于慧远之论，作《形影神》三首，通过形影神三者的对话与思辨，表达了他独特的哲学思考。
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序中写道：“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2]三首组诗依次为：《形赠影》、《影答形》、《神释》。
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道家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从道家哲学中《文子・下德》的“太上养神，其次养形” [2]到《淮南子・原道训》中提到的“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 [4]，再如汉初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5]，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陶渊明对形神的认识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的诗前小序中已有说明：陶渊明认为世间之人，无论贫富智愚，都在拼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所以他极力陈述“形”和“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为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二字，以立其人生之根本，彰显了自己的人生观。
二、提壶把盏、诗酒自娱、忘却荣辱、精神自由
《形赠影》一首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不如在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 那便是“得酒莫苟辞” [2]。
魏晋时期，饮酒作乐的生活方式多已有之，魏晋名士们对酒当歌的人生态度仿佛给了陶渊明一个良好的启发――
“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6]
“嵇康为性好酒，傲然自纵，与山涛、阮籍无日不兴。”[7]
“伶尝乘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锄而随之，谓曰：‘死变埋我。’”[8]
就连陶渊明自己也一生耽于酒――
“性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五柳先生传》）[2]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止酒》）[2]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之七）[2]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之十四）[2]
刘 芳：纵浪大化、一任自然――陶渊明《形影神》中的生命思考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28卷第6期
对平庸之人而言，“得酒莫苟辞”是他们抵抗大自然无言威压的途径。在天下多变，朝不保夕的时代，多数文人把酒当做精神的安慰剂、身体的止痛药、苦难的庇护所，无不凄怀酸楚，不能言状。酒弱化了他们生命的感受力，促使他们忘却尘世烦忧，但若“滋味不绝”，沉溺自醉无法自拔，又何以藉酒弥补生命有限之憾呢？
“形”之所累本为生命之有限，人为求长生而饮酒忘忧，可酒醒之后呢？或长醉其中呢？此种“滋味不绝”之举并不能怡情养生，反而有损健康，于养生无益。任真自我的嵇康虽好酒成性但也曾正色告诫饮酒之害：“古之人，知酒色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7]真正的饮酒之乐应是：“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7]
所以，嵇康之好酒、刘伶之痛饮，渊明之嗜酒，并非一味地排遣幽愤之情，而是对生命情趣的真实体悟，这些对人生、对社会依然具有美好愿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饮酒是“酒中念幽人”[7]、“寄心在知己”[7]的雅饮，人生的悲情在酒醉中得到了释放，美好的愿景在自然中得到了满足。
萧统在《陶渊明传》中曾言，陶渊明的饮酒是“寄酒为迹”[9]。陶渊明饮酒不仅仅是为了忘却尘世烦忧，更是为了寄托心意，为了渐近自然。
在陶渊明的家族里，外祖父孟嘉的纵饮放达对他的影响颇深。陶渊明在为外祖父做的传中曾记载：“（孟嘉）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阳罗含赋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2]
孟嘉的性情深深地烙印在陶渊明的身上，陶渊明用躬耕田园的方式实践着外祖父旷达处世的哲学，在庐山侧、柴桑间，他“植杖而耘” [2]，忙时泽近山林，闲时游于山水，清酒一杯，轻歌一曲，幽人高士之情于沉醉自然中恣意流淌，好不畅快自然！
正如嵇康所言：“若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澹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7]当人自然而然地被大自然所吸引感动，投身于大自然之中，人生理想境界得到了提升，疏离酒色便是自然之举。当他们融入自然之中，借酒的魅力焕发出形神相合的生命力量，其身与物游，其神与道契。就像陶渊明一样，他秫酒是务，以酒悟道，饮酒帮助他派遣胸中苦闷，逃离险恶时局，超越污浊俗世，人生的悲情在酒醉中悄然释放，美好的理想在田园中得到安放，他以一种悠闲舒适的态度生活着，他忘却了荣辱，跨越了生死，人生的苦酒被他酿成了芳醇，于自然中散发出自由的姿态。
三、仁恕之心、善以待人、不慕荣利、真善可行
《影答形》一首主张立善而留名，希望通过扬名后世达到精神上的长生以期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立善之说的提出，若独立来看，本是好的，但“影”所推崇的立善却是为了留名。个人若求名不得便会转而饮酒作乐，而此时的饮酒作乐又因未能忘怀功名荣辱而成借酒浇愁，循环往复形成难以挣脱的怪圈：当个体认识到形体终将泯灭后，开始追求名利，为求名而立善;若立善不为人知，无法得名，开始饮酒行乐，陷入更大的苦恼。
“影”主张的立善，源于儒家的人生价值观，若陶渊明仍在青年时期，他也会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也会受儒家思潮的影响，“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2]，只是在经历了多变的时局之后，中年的陶渊明了悟了人生的真谛，他对立善能留名提出了质疑――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饮酒》之二）[2]
“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感士不遇赋》）[2]
陶渊明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5]的说教表示怀疑。早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也充满疑惑地写下这么一段话：“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5]所谓行善即有福报，或能留名于世，在渊明眼里仍不过是“惜生”的方式，而渊明认为，人若能坦然面对生死，不以求名来行善，才是立善真正的价值。
萧统《陶渊明传》中曾载陶渊明任彭泽县令前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其中说道：“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9]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9]此可谓渊明之九字家训，寥寥数字，却发自肺腑，可谓赤诚之语。
陶渊明命儿子善待仆人，这是超越等级偏见的仁恕之心，充满了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门阀制度森严的东晋，出生于世家大族的陶渊明，对待家中奴仆，毫无阶级之分，这才是真善之举，是生命真正的平等关爱。
在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他躬耕田园，自给自足，“衣食当须己，力耕不欺吾”[2] ，本为士大夫阶层的他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投身到辛勤的劳作中。陶渊明勤勤恳恳，“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2]， 虽然成果欠佳，“草盛豆苗稀” [2]，但他依然自得其乐，于田园生活里愈发地亲近自然，与老农为伍，与清风为伴，心地愈发的纯净自然，不慕荣利，真实善良。
四、于生于死、廓然无碍、纵浪大化、一任自然
“形”求长生而欲饮，“影”为留名而立善，其弊端全在于“营营惜生”，在于个体对生命有限的不甘，对名誉、财富的不舍。以饮酒长生或以立善留名是“形”和“影”面临死亡时做出的生存选择，这也是魏晋时期众多文人聊以的方式，而陶渊明在《神释》中明确表明他拒绝这样的生存方式。
《神释》一首破除了“形”之沉缅醉乡以忘忧长生之论，质疑了“影”之立善以留名后世的谬说，而以“神释自然” [2]提出应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便可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对生死的态度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渊薮，庄子早就说过：“不知悦生，不知恶死。”[10]，“夫大块载我以形，老我为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10]
庄子的等生死观使得陶渊明认识到生死的自然――
“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读山海经》之八）[2]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与子俨等疏》）[2]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2]
陶渊明不相信个体生命会永世长存，也不认为肉体的长生能超越生命，个体生命绝无轮回不尽之理。纵观汉魏以来，动荡之下人们面对生死的抉择，无论是儒家之立善扬名、建功立业以求留名后世;还是道教之炼丹之术以求延年益寿、个体长生;或是佛家之以彼岸世界为人之灵魂之栖所，三者同惑：何以越生死之限？何以得永生之法？三者同求：永久地留存自我，个人不朽。
如果沾滞于个人的生死得失，无论乱世、盛世，莫不悲哀惶恐。“茫茫大块，悠悠高F，是生万物，余得为人”[2]，陶渊明深切体验到了生命的虚无，生命既不能通过立德立功或成圣成贤而不朽，也不能靠饮酒作乐恣意妄为而强化个体的感受，人如自然界之生物，由生到死、由有归无，若寻不得人生价值的最终根基，那么，人生归宿就只能是幻化且归于空无了。
何谓幻化？《列子・周穆王篇》曰：“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难穷难终。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吾与汝亦幻也，奚须学哉？”[11]
陶渊明在诗文中也思考过人生归宿的问题――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之四）[2]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之八）[2]
幻化与空无在陶渊明的世界里并不可惧，他正是认识到形影之幻灭必不可免，才更坦然面对人生空无的最终结局，“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2]人人都贪恋生命，留恋功名，陶渊明却无所畏惧，毋宁说陶渊明不畏死，倒不如说他不畏惧生命。生命的可贵是毋庸置疑的，可是生命的始终却是个人无法掌控的，何时生、何时死、都以自然为旨，而找寻生命真正的价值，才是尊重生命、超越生死的唯一途径，于是，陶渊明从尘世回到了田园，他选择了弃官归田。
弃官归田是陶渊明返回自然的直接形式，也是他“纵浪大化” [2]的现实写照，这是诗人“质性自然”[2]的本性选择――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2]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同上）[2]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2]
回归田园，即使“乞食”也无怨无悔，这是陶渊明“正宜委任去”[2]的实践，他以归隐田园的方式回归自然，只有这样，才能去“形”之累、解“影”之苦。形影之苦累为个体之生命有限，人人莫不忧自身，只观自我，于生死无限惶恐，“举目情凄” [2]或“念之五情热”[2]，而日月山川之变幻岂是个人身躯能超越的？若能超脱对生命有限的不甘、摒弃对荣辱得失的执迷，将形影之悲苦从凡念中解脱出来，从虚妄的追求长生、追求立名中升华出来，喜也好，惧也罢，不如融入宇宙大化之中，纵身于自然山川，与天地共沐精神，与造化和同一体，天地大化的生生不息才是生命的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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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郭庆攀.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19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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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Yuanming’s Thinking of life in the Shadow of God
LIU Fang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China）
饮酒陶渊明范文2
关于酒的由来，众说纷纭，汉代《西京杂记》有“自古莫知”一说。但汉代无论宫中，还是民间都有重阳饮酒一俗。《西京杂记》中有一段故事说，戚夫人(汉高祖妃)有一侍儿名叫贾佩兰，她在宫内时，每逢“九月九日佩茱萸、食篷饵、饮酒，云令人长寿。”后来汉高祖死，戚夫人被吕后所害，贾佩兰被逐出宫门，嫁给一个名叫段儒的扶风人为妻。从此汉宫重阳节造酒的方法流传到民间。又据《续齐皆记》记载：东汉时，汝南有一个名叫桓景的人随方士费长房游学，一天费长房突然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中有灾，宜急回去搭救。”还告诉他消灾的办法，九日令家人做绛囊，内盛茱萸缚于手臂上，并“登高、饮酒，此祸可消。”桓景急赶回乡，九日那天照师傅的话，全家系茱萸囊登高，并饮酒，果然避过一场瘟疫。这两段故事，一方面说明，在东汉时，重阳登高、饮酒已有史载；另一方面，这两段故事都与汉代方士(好神仙方术的人)有关系，众所周知，汉代皇帝大多追求长生不老，命方士炼不死之药。戚夫人久居宫中，每逢九月九日(为阳数)食篷饵，饮酒，求长生不死，完全是受方士的影响。而东汉桓景的师傅也是方士，这样看来，我国重阳节饮酒的起源与秦汉方士有密切关系，其最初目的是求阳通神和辟谷成仙。
酒，一般是用酿制而成。但古代一些文人墨客，却喜欢摘新鲜泡酒饮。他们称这样的饮为“露饮”和“落英饮”。据《续晋阳秋》记载说：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一名潜)好酒成性。某年遇九月九日，家中无酒，陶渊明心里急得慌，他放下书本，出门漫步，走到住宅东边的竹篱下摘了些，然后坐在地上闷闷不乐，正巧望见王弘穿着一身白衣给自己送来一坛酒，陶渊明高兴地跳起来，并顺手将泡入酒中，不料泡有的酒更是发出奇特的酒香，两人大杯畅饮，双双醉倒在树下，从此，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成了名句，他用鲜泡酒也是一例创举，日后，一些文人墨客遇到重阳节，必集树下。一边采鲜菊酌酒，一边吟颂菊酒诗，成为酒事中的一种雅趣。
唐宋以来，宫中重阳节始有赐酒的宫俗。据《唐书・李适传》记载：“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葡萄 ，赐朱樱，秋登慈恩寺，浮屠献酒称寿……”。唐王游山玩水也想有点文化气氛，多些诗情画意，故特许宰相和学士从游，春天有梨园水边之游，夏日有葡萄园之游，遇重阳必登佛寺，饮酒，唐王春、夏、秋三游，一来是应时赏景，更主要是祓除辟病，求长寿。重阳节赐酒的宫俗一直相传下来，历代不衰。据《月令广义》载：“宋九日赐群臣糕、酒。”《辽史・礼志・重九仪》中也提到：“引臣僚前班立，所司赐酒。”与唐朝相比，宋、辽宫中赐酒已普及到群臣。可见，宫廷赐酒的节仪得到进一步发展。因被视为长寿之物，因此，宫廷中向群臣赐饮酒实有赐福之意。君王也可以借此和睦君臣的关系。
饮酒陶渊明范文3
关键词:陶渊明;山水情怀;山水情结;山水意象;山水性情
论文类型:理论研究
史论陶诗,一般多以“萧散冲淡”(朱熹)[1]、“质而自然”(严羽),“冲淡高洁”(梁启超)、“和谐静穆”(朱光潜)等作概括,认为它自然情深,可以与《诗经》三百篇相媲美。本文着重从“山水情结”、“山水意象”和“山水性情”三个方面对陶诗做一点浅层次的分析,聊以探求陶诗中的山水意境以及深蕴在这意境中的诗人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理想,即山水情怀。
一、陶诗中的山水情结
陶渊明擅长“以情造境”,他的诗歌古朴自然,诗意深醇,且能天然入妙,体现山水情怀,究其源动力,在于他的山水情结。相较于一般文人,“陶渊明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诗缘情而发,他从山川河泽中得到美的感受付之以诗,他的诗“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读者能触景生情,情以景观。陶诗中出现的物象诸如山和泽大多包含着诗人欣豫自远、委心事外的态度,本质上是一种山水情结的实体化。
具体而言,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情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性本爱丘山——骨子里存在着亲近山水的基因
陶渊明的一生是与山水结缘的一生,单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这十个字,我们便可感知回归自然是与他的人生追求相契合的。“爱丘山”的意思就是“爱自然”,“性本爱丘山”说明他的骨子里存有着亲近自然的因素。他渴望并在后二十年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中,已融成大自然的一员,他不再是山水的旁观者、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山水早已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虽然曾经“误落尘网中”(同上),还“一去三十年”(同上),但就像羁鸟恋着旧林,池鱼思着故渊,他“目倦川涂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无时或忘地“心念山泽居”(同上),最后“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向往山水的心被彻底放飞,即使面对死亡,他也可以高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词三首》其三)从他的诗句中,我们或多或少可以领略到诗人对山水的喜爱和眷恋。那些山,那些泽(水),以及山泽间的动物和植物,都充满着一种非凡的魅力,诱惑着他走近。“山泽久见招”(《和刘柴桑》)——山泽哪里会真的招呼人,只因为诗人心思归隐,在山水情结的作祟下,他才会觉得山水见招。这是情结与实物之间的通感。也正因为诗人“性本爱丘山”,拥有着妙造自然的山水情怀,所以别人都瞧不上眼的山野景观在他笔下却显得格外亲切,他的诗歌才能任怀得意,营造出一种属于山水独有的意境。
2、怅恨独策还——黑暗社会压迫下渴望回归自然
陶渊明生于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在年少时,他也有过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宏图大志,但他真醇的秉性受不了宗室斗争、军阀夺权的政治野心,受不了不断的血腥杀戮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更兼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便选择了归隐这条路。选择归隐,证明他“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归隐后,可以“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久去山泽游”(《归园田居五首》其四),可以尝试“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归园田居五首》其五),可以怀想“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饮酒二十首》其十)。总之,山与水可以缓解他心头的压力和疲劳,洗去他因见过太多世俗社会的黑暗和污浊而引发的厌世情绪。与山水相融,把山水田园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归宿,是陶渊明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作出的明智选择,作用其中的除了他骨子里拥有的高尚节操和爱山又爱水的真性情,当然也离不开黑暗社会压迫人性的反面驱动。
“性本爱丘山”和“怅恨独策还”(《归园田居五首》其五)分别是山水情结形成及表现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作用在陶渊明的诗歌写作上,便形成一种冲淡自然、清新流畅、古朴质直、醇厚隽永的诗风,感情真挚而富有奇趣,故金代元好问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醇”总括其诗歌特点。他的山水情结与他诗中的山水意象巧妙融合,一起构成一种浑融的山水意境。
二、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意象
陶渊明的诗歌抒情沁人心脾,写景豁人耳目,深得隐逸之趣。在他的众多诗歌中,山水意象的运用极其频繁,惯以清新之景、清新之物写清新之境。这些意象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都体现自然的特点,即以山水为美的对象,追寻山水,主要是为了满足追寻者对美的要求。其中,广义的山水意象包括山、泽、松、兰、鸟等与山水相关的生命和物事,狭义的山水意象则单指山与水(主要是泽)。下面,我们便从山与水的意象分析陶诗的山水意境,探求陶诗的山水情怀。
1、山的意象
陶渊明的诗歌中山的意象繁多,有陵岑、南山、西山、东岭、曾丘等,不同的意象与不同的时令、景物和心情相结合,营造出不同的意境,尤其以南山最具典型性。
南山这个意象分别出现在《饮酒二十首》其五和《归园田居》其三中,它既是一座实体的山(指陶渊明住所附近的庐山,古称南障山),又作为诗人心中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信念而存在。以《饮酒》其五为例,按照古汉语的原则,第三联后半句“悠然见南山”既可理解为“悠然地见到了南山”,也可理解为“见到了悠然的南山”,所以,在这里,山与人一样具有“悠然”的性情——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邈远。它从侧面烘托出诗人心中渴望回归自然,像山水那样自在的理念和追求。而一个“悠然见”展现了诗人闲适的生活和超脱的心境,当然也把美好的风光囊括在其中了。整首诗虽然无一字实际写情,却句句关情,意境迥然,可以说是得尽风流。在诗中,景物、情理水融,有神无迹,所以温汝能所撰《陶诗汇评》中有“渊明诗类多高旷,此首尤为独绝。境在寰中,神游象外”的说法。此外,“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杂诗十二首》其二)、“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和郭主簿二首》其二)、“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游斜川》)等诗句中山的意象也都呈现出冲淡自然、清静渺远的意境,很好地表现了诗人渴望栖隐山林、归复自然的情怀。
2、水的意象
陶渊明诗歌中水的意象也十分丰富,有江、海、湖、泽、涧等,尤以泽的出现次数为多,且多与山连用,“泽”作名词在《古汉语常用字典》中被定义为“聚水的洼地”,在陶诗中显然是指与水有关的东西或地方。“山泽久见招”、“心念山泽居”、“久去山泽游”、“寒气冒山泽”(《于王抚军座送客》)、“迥泽散游目”、“和泽周三春[，！]”(《和郭主簿二首》其二)、“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饮酒二十首》十二)等诗句,或寄托向往山水的情怀,或描写水滨隐居之人的高尚品质以表达自己的仰慕效仿之心,任真自得,深得“渐近自然”[10]之趣。 职称论文
陶渊明是以意写境的高手,他的诗歌以写意为主,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平实的笔法精炼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以达到写意传神的效果;并融兴寄于自然美,使景物人格化。意象本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在陶诗中,山的意象与水的意象一体浑融,绝不孤立。诗中的意象往往构成一个整体的画面,且具有渺远的意境。这种渺远是意象使然,也是诗人的心境所致。例如,“心远地自偏”(《饮酒二十首》其五),“远”突破山水有限的形体,使人的目光伸展到远处,从有限的时空进到无限的时空里,进到所谓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宗白华先生曾说:“画家诗人‘游心之所在’,就是他独辟的灵境,创造的意象,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中心。”[11]陶渊明便恰到好处地抓住了这“游心”,他把山水意象融而为一,连同自己本身达到物我谐忘的境界,使本来的山水述怀变作山水情怀,从而营造出一种自然而有奇趣的山水意境。故宋代苏轼盛赞陶渊明作诗“才高意远”[12]、“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13]
三、陶诗中的山水性情
陶诗的真趣是从诗人心灵深处流出来的,饱含着诗人对自然和人生的深切感悟,是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和探求,是主观与客观的浑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14]这便是对陶渊明运用“以物观物”所创造的“无我之境”的刻绘。就像庄周梦蝶一样,陶渊明早就与山水融为一体,山水的性格便是陶渊明的性格。
孔子也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和水的特点同样反映在人的素质之中,因此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钱穆先生对此解释为:“水缘理而行,周流无滞,知者似之,故乐水。山安固厚重,万物生焉,仁者似之,故乐山。”[15]大抵是说,山的特点厚重卓拔,与仁者相似;水的特点圆融通脱,与智者相似。这是用“道法自然”的方式来解释“仁”和“智”的内涵。从陶渊明的诗作和生平来看,他的性格中这二者兼而有之。鲁迅先生曾说:“陶潜诗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16]这更加证明了陶渊明的性格中刚和柔是兼济的。
1、山一样的性情——厚重卓拔、独立自持的仁者风范
山独立无畏。只要它存在,它就坚定地独立,不依附哀求别人,更不会为着私利、为着五斗米向人折腰屈膝。它稳重且懂得自持,在原则上固守节操,具备“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卓拔。
陶渊明性格的卓拔体现在他不畏权势所迫,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上。当他对统治者失望之后,选择归隐,更体现出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和坚决的反抗精神,他的《饮酒二十首》,通过回忆过去生活,写出了他从出仕到归隐种种生活的观感和体验,传达了对污浊、险恶的社会的痛心和不满。例如《饮酒二十首》其六中,诗人借酒抒怀,感叹俗世里做人行事的无原则性。“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寥寥数语,把表面现象可以蒙蔽人们眼睛,社会舆论可以给人错误导向的通病尽显无疑。言辞咄咄,体现的正是山一般的卓拔。《饮酒二十首》其八中,诗人以孤松自比,表现自己高洁坚贞的人格。在寒冷的季节里,“众草没其姿”,而它却依然挺立,折射在现实生活中,表达了诗人以清高自许,不愿“随波逐流”、哪怕守穷也要学高山青松卓然而立的品性。同时,他的厚重表现在对山川田园的喜爱和对劳动人民的亲近上。再以《饮酒二十首》为例,第九首中“父老”提酒邀饮,诗人“倒裳”而迎,表明诗人生性的冲淡,与农民间毫无隔阂、融洽无间;而诗的后半部分写诗人与老农促膝相谈,老农劝诗人处世不要那么认真,还是出去做官的好,这番“父老言”有点像屈原与渔夫的问答,类似于陶渊明的自明心迹。于是诗中接着道,“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意思是说我隐居的决心已定,再不会重返仕途,与世同流合污。正是诗人能和农民倾心相处,他才深知人民的疾苦和真诚。投桃报李,他在他的诗歌里表达了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回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2、水一样的性情——圆融通脱、上善大度的智者气质
山水相依,正如仁智不可偏废。智者首先必须是仁者,不是仁者,没有真智。水的特性在于柔和多变,遇事容让。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第八章)说的正是它的有容乃大。同时,水“缘理而行,周流无滞”,使得它拥有遇形象物的本事,体现在为人处事上,即是圆融通脱的生存方式。而陶渊明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水的性情始终贯穿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和处世之道上。
至于陶渊明性格的圆融通脱,在为人处世的率性方面极具代表性。水遇物则变形,陶渊明的性格也是行云流水一般,洒脱不羁。苏轼曾经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隐之为高。饥则相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17]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陶渊明少时“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怀着“大济苍生”的抱负,请人引荐,于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任江州祭酒,丝毫不以求官为嫌,但不久因受人轻视,“有志不获骋”[18],自觉不快,更兼不堪承受小吏生活的繁琐和拘束,“少日自解归”[19]。当别人再次请他出山的时候,他没有应允。直到后来迫于生计才去当了个小小的彭泽令,又因为不愿向督邮“折腰”,再次挂冠而归,从此再不出仕。但他的隐居之乐不在于别人的评价,而在乎山水田园,在可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一)。他不以隐居为高,却始终坚守着自己隐居的志趣,没有半点虚伪,饮酒作诗,一字一句都是真性情、真心境的表现,绝不像有些人,身在江湖心怀魏阙。
同时,陶渊明如水的性格还体现在与人交往上。江州刺史王弘想结交他,苦无路可走,听说他要游庐山,于是请他的朋友庞通之备酒席候于路中,二人正畅饮时,王弘闯到席间,言谈大欢,因而结识了他。还有莲社高僧慧远结社时特意邀请他,他回信说要准他吃酒才去,慧远居然为他破戒置酒,渊明到了,忽“攒眉而去”[20]。足见其性格中如水一样的灵动和洒脱。再有,从他的无弦琴和“我醉欲眠,君可去!”[21]等物事和言语中亦可窥其性格的真率。
古人说,文如其人,诗亦如此。陶渊明的山水性情其实就是陶诗的山水性情。境由情生,情以造境。陶诗中的山水性情与诗歌意象互相叠加与融合,便成为组构山水意境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丰赡作者人物形象和雕琢其山水情怀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陶诗,郑振铎曾有过精当的论断:“陶渊明诗虽若随意舒卷,只是萧萧疏疏的几笔,其意境却常是深远无涯。我们如果喜欢中国的清远绝伦的山水画,便也会永远忘不了渊明的小诗,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些诗都是五言诗里最圆润晶莹的珠玉,他们有一种魔力。一捉住了你,是再也不会放了你走的。他们是那样的深入于读者的内心,不是以辞语,而是直捷的以最天真最浓挚的情绪与你相见的。”[22]
通过对陶渊明诗歌的举例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陶渊明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清新自然、冲淡古朴、物我浑融、富有真趣,而且他的诗重在写心,即骨子里的山水情怀的自然流露。陶渊明作诗,意存笔先,往往“无意于诗而意已至”。此外,陶诗中的景物在描绘过程中往往被人格化,题材和内容贴淡的日常生活,诗歌形式上也体现朴实无华的特点,意境渺远。在许多诗歌中,陶渊明寄寓的是一种与山水一样平实的情怀,是一种与山水一样高远的理想,是一种作用于诗人心灵感官的山水情结,而围绕山水情结款款而述的文字里展现的是一幅幅人与自然物我谐忘的画面和一个个或山或水的意象,意象累积,画面延伸,综合成一个浑融完整的山水意境。透过山水意境,反映出诗人不慕荣利、回归自然、关心下层人民生活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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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见曹明纲.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诗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
[19]参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209.
[20]参见朱光潜.诗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79.
饮酒陶渊明范文4
在人类洪荒时代，酒就在大地上出现了，那时我们的祖先巢栖穴居，以野果裹腹，野果中含有能够发酵的糖类，在酵母菌的作用下，可产生一种具有香甜味的液体，这便是最早的天然果酒，历史上又称为“猿猴造酒”，江苏淮阴洪泽湖畔下草湾曾发现了醉猿化石。但中国的文化总是把某某东西的发明归在一个人的名下，关于酒的发明也不例外。其传说是夏朝初期大禹时代的仪狄发明的，但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却是杜康造酒的故事，从文献上来看，《说文解字》上说，杜康就是夏朝第六代国君少康，但民间广为流传的杜康却是东周时候的人，他不是官，而仅是一个牧羊人。据说有一次，杜康把小米粥放在一个竹筒里，放羊时带着作为食品，他把竹筒放在一棵树上，走时却忘记带上了。半个月后，他又在那棵树上找回了竹筒，但竹筒里的小米粥已发酵成了酒，人们都说这东西好喝，后来杜康就不再放羊了，专门酿酒，杜康就成为酒的代名词。虽然古时候的中国人关于人的起源还没有像达尔文想得那么深，更不知道猿猴变人，也更不会承认“猿猴造酒”的事实。但古代的中国人总是把酒作为一种最高的时尚之一，特别是广大的文人学子，他们总是在酒中寻找着创作的激情。在中国现存的先秦古书中，几乎没有不涉及酒的书，酒作为一种食品，也构筑了其古老而坚实的文化。
酒对于人的危害性在哪?
中国的酒文化不啻是一部百科大全，中国人的思想、情感的许多方面都可以从其中找到痕迹。中国诗歌史诗的章章节节，都可以闻到酒的扑鼻的阵阵醇香，中国的书画也是在酒中抓住了那稍纵即逝的灵感火花所得。辩证地看待酒，它也有其两面性，这是世间万物存在的一种法则，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大声疾呼“酒之祸烈于火”，其实这并非危言耸听。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在任何酒中，都含有一种特定的成份，也就是乙醇，其又称为酒精，乙醇到达人体内后。被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同时放出大量的热量，成为人体活动的能源。酒既可以安神镇静，也可以做兴奋剂。它直接刺激食道和胃壁，反射地刺激大脑，从而使血液循环恢复正常，起到恢复意识的作用。饮用含乙醇10％左右的低度酒，可以增加胃液的分泌，促进食欲，但乙醇浓度超过20％时就会引发胃病，刺激胃粘膜，抑制胃液的分泌。适量的饮酒有益于健康，但饮酒过量就会形成醉酒，严重者会引起死亡，所以顾炎武的“酒之祸烈于火”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酒对古代文人有何影响?
古人们能谅解任何一个酒徒，并把酒徒的故事进行一代代传说，东晋人刘伶，平时少言寡语，唯一的爱好便是以酒为乐。据说他常常狂饮数日不断，一喝醉就把自己全身的衣服彻底脱掉，然后走来走去。有人就对刘伶说：你也是礼教中人，这样成何体统?刘伶却十分傲慢地说：我以天地为殿堂，以房屋为衫袍，你怎么跑进了我的裤子中来了?说得此人羞愧难当，民间对刘伶更多的却是赞许。从曹操的“煮酒论英雄”，到“诗仙”李白、文人坡喝得大醉时写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再到《水浒》里的一个个醉汉，国人对酒徒更多的是赞颂。
饮酒陶渊明范文5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春晓》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鸟鸣涧》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饮酒》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杜甫《望岳》
1．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鸟鸣涧》)
2．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江雪》)
3．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
4．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盂浩然：《春晓》)
5．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杜甫：《望岳》)
6．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饮酒》）
7．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8．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李白：《独坐敬亭山》)
9.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贾岛：《题李凝幽居》)
饮酒陶渊明范文6
重阳节的起源，最早可以推到汉初。据说，在皇宫中，每年九月九日，都要佩茱萸，食蓬饵、饮酒，以求长寿；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被吕后惨害后，宫女贾某也被逐出宫，将这一习俗传入民间的。
古代，民间在该日有登高的风俗，所以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人登高诗很多，大多数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
重阳节还要赏菊饮酒，起源于陶渊明。陶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旧时士大夫，还多将赏菊与宴饮结合，以求和陶渊明更接近。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很盛行，当时的就有很多种。清代以后，赏菊之俗尤为昌盛，且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然是重阳节前后最为繁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