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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省委、省政府为加快金衢丽地区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省政府《金衢丽地区生产力布局与产业带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为金衢丽地区加快发展注入活力。三地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对该规划的实施十分关注。在今年省人代会上，三地省人大代表分别提出建议，要求加大金衢丽产业带规划的实施力度。代表们要求，省政府要把加大组织实施《金衢丽地区生产力布局与产业带发展规划》的力度，提高到省政府战略高度，列入2006年的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
代表们建议：一要建立省级组织协调机构，协调解决金衢丽产业带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有关具体问题。二要加快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临金、杭新景、龙丽高速公路建设，及早启动有关公路、铁路，水运、机场建设工作。三要研究出台特色产业扶持政策。对金衢丽地区产业带规划重点培育的产业集群，要进一步加强产业指导、政策扶持、市场研究和信息咨询。四要加强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五要加大省级财政支持力度。六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办理结果：加大支持力度 实现协调发展
对三地区代表的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十分重视，把它们作为今年的重点建议，要求省政府及有关部门重点办理，并在今年第一次接待代表日活动中，专题安排接待金衢丽地区的代表，徐宏俊副主任率有关承办单位领导听取了代表的意见和要求。
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地区代表们的建议，王永明副省长亲自领办。6月8日，王永明副省长召开座谈会，当面征求提出建议的部分省人大代表的意见。主办单位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办单位省财政厅、省农办、省教育厅等部门负责人汇报了办理工作情况。
座谈会上，代表们对进一步办理好建议提出了具体意见。
承办单位表示，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办理意见，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抓好金衢丽地区产业带2006年度实施计划的落实和重点项目的推进。金衢丽产业带2006年度实施计划共有60个项目，根据三地的申报要求，省里共安排金衢丽地区2006年新增省重点项目56个，总投资136亿元，省发改委将会同三市发改委加快推进一批项目的前期工作和一批项目的建设工作。
二、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在金衢丽地区搞好大型核电站规划选址，并加快前期工作。同时积极与国家发改委、铁道部、民航总局联系，争取早日批复杭新景建德至白沙关段、龙丽高速公路项目建议书，争取将衢州机场迁建、钱塘江中上游水运开发列入国家建设规划。
三、加大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一是积极推进“四项工程”建设。省财政根据各地经济状况实施分类补助，对金衢丽地区列入一类地区、二类地区的县市区，省财政分别给予50％(食宿改造工程60％)、30％的补助。二是实施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加大对金衢丽地区转移支付力度。预计省财政对金衢丽转移支付达1．6亿元。三是继续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并对金衢丽地区倾斜安排。四是突出对金衢丽地区的倾斜政策，促进金衢丽地区职业学校建设。
四、逐步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今年4月，省政府下发了《钱塘江源头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省级财政专项补助暂行办法》，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经过考核，对开化、江山、衢江、常山等9个钱塘江流域干流和一级支流源头所在地的经济欠发达县（市、区），实行省级财政专项转移补助，以帮助上述地区全面落实生态建设与污染整治措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五、研究出台特色产业扶持政策。省发委改已于2006年5月出台了《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省直其它有关部门也已经根据自己的职能陆续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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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本院以发热待查收住患者的病因，旨在对临床的诊断及治疗作出指导性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发热待查住院患者130例的临床资料。结果 130例患者中，感染83例(63.85%)，结缔组织疾病15例(11.54%)，肿瘤14例(10.77%)，其他2例(1.54%)，原因仍未明确16例，占12.31%。结论 感染性疾病是发热待查的主要原因，温州地区伤寒感染尤为高发，其次为结缔组织病、恶性肿瘤。
【关键词】 不明原因发热 诊断 回顾性分析
不明原因发热(fever of unkonwn origin，FUO)是内科常见疑难杂症，国内学者提出发热待查的诊断标准为发热期限＞2～3周、体温＞38.5℃、经完整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及常规的实验室检查不能明确诊断者［1］。据统计，有200多种疾病可引起FUO［2］。根据已有的病因分类来考虑患者可能的病因，对临床医师有较大帮助。现对2005年1月至2007年10月在本院住院的FUO 130例作一病因分析。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130例，其中男81例，女49例，年龄23～73岁(平均46.7岁)；体温38.5℃～40℃(弛张热28例，稽留热7例，间断热46例，不规则热49例)；发热时间10d～2个月(平均37d)。
1.2 确诊方法
筛选及确诊包括常规检查、特殊检查及诊断性治疗三类。常规检查：三大常规，血生化，微生物病原学及有关抗原抗体检查，自身免疫性抗体，胸片，B超。特殊检查：细胞学，病理学，CT，MRI，心脏彩超，HIV 抗体及其他特异性抗原抗体等。诊断性治疗：主要为抗结核治疗。
2 结果
130例发热待查患者中，83例为感染性疾病(占63.85%，其中伤寒25例，败血症19例，结核13例，肺部感染10例，胆道感染5例，尿路感染4例，病毒感染3例，肝脓肿及恙虫病各2例)，结缔组织疾病15例(占11.54%，其中亚急性败血症6例，类风湿性关节炎5例，系统性红斑狼疮及恶性细胞组织病各2例)，肿瘤14例(占10.77%，其中淋巴瘤9例，白血病3例，肝癌2例)，其他2例(占1.54%)，病因不明16例(占12.31%，其中2例病情趋向缓解后出院，随诊无复发，7例转上级医院，7例因经济困难放弃治疗自动出院)。本组41%的患者仅靠病史、临床检查及常规实验室检查诊断，B 超、CT、骨髓组织活检确诊率分别为3.95%、3.8%、8.9%。
3 讨论
不明原因发热(FUO)是内科常见复杂病症，经过临床分析及血清免疫学、细菌学、骨髓细胞学、浆膜液、B 超、X线、组织活检和(或)CT等检查后，确诊率仍较高，本组确诊率为86.15%（112/130），与国内有关报道一致［3，4］。由于FUO患者病程较长，多数已行各种常规检查及多种手段治疗仍未明确病因，尤其容易盲目应用抗生素、糖皮质激素、退热药物等，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又延误和干扰了疾病的正确诊治，因此病因诊断必须尽早作出。
本组资料中，感染是发热待查的主要原因，占首位，其中伤寒25例。有研究表明，在引起FUO的具体病因中，伤寒所占比例约为9.1 %～12.9%［5，6］。本研究伤寒比例显著高于一般资料，这与温州地区为沿海地区，海鲜食物供应较为丰富，而附近居民又喜食半生不熟海鲜有关。本组FUO最终确诊为伤寒的患者中，均进行了血培养，血培养阳性仅5例，这一结果考虑与所有患者在入院前均不同程度地应用过抗生素有关。25例最终确诊为伤寒的患者，绝大多数不具备伤寒的典型临床表现，如稽留热、相对缓脉、表情淡漠、肝脾肿大、玫瑰疹、粒细胞减少等，仅出现上述症状中的1～2项。如本组出现粒细胞正常或减少23例、相对缓脉12例、肝脾肿大6例、神情淡漠3例，甚至部分患者仅表现为持续发热(热型不典型)，诊断上基本依靠的是临床诊断。故FUO患者若出现疑似上述症状，考虑到本地区发热患者伤寒比例较高，特别是出现粒细胞正常或减少的病例应考虑伤寒的可能性，并行相关的实验室检查。对FUO患者不宜随便给予退热剂，在患者可耐受的情况下尽量不予干预，以观察热型，协助诊断。
转贴于
感染性疾病中其次是结核病，本组13例中有9例依靠诊断性治疗确诊、4例依靠影像学检查确诊。诊断性确诊患者在应用其他药物无效后，详细询问病史，如患者多有乏力、纳差、盗汗、消瘦等结核病中毒症状，应考虑可能是结核感染，应用抗结核药物治疗，在诊断性治疗观察期间体温逐渐恢复正常，在其后的门诊随访中体温正常，未反复，视为试验性治疗有效，可确诊为结核病。本组这部分患者多数是肺外结核，说明肺外结核的诊断与治疗应得到足够的关注。近年来结核病的发病率升高，而且与肺外结核多发的流行病学趋势相吻合。传统的结核病诊断方法如PPD试验强阳性固然有诊断价值，但即使阴性也不能排除结核病。影像学检查特别是CT的应用在诊断结核病时具有较大价值，通常一次扫描无异常结果，需随着病情的发展多次复查才会有异常发现。本组中有1例脊椎结核患者，在应用一般抗生素2周后体温始终维持在38℃，且自诉腰疼，后经多次脊椎及后腹膜CT扫描才诊断为脊椎结核。
结缔组织病也是发热待查的常见病因。由于近年来免疫检验水平的提高，某些疾病早期即获得诊断，而以发热待查收住的大多是非典型的结缔组织病，尤其是变应性亚败血症(still病)相对突出。成人still病临床上较为常见，极易与败血症相混淆，其特点是：(1)长期高热(可>39℃，持续数周或数月，多发于傍晚至夜间)，但无显著的毒血症状，且可有缓解期；(2)皮疹一过性，复发性，多形性；(3)血象中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可明显增高，但嗜酸性细胞一般不减少。新近有研究提示，血清铁蛋白增高有助于still病的诊断［7］，值得注意的是，诊断still病必须排除感染性疾病和其他疾病。
肿瘤在发热待查中的比例国内外有不同报道，本组肿瘤患者均有贫血、白细胞减少，部分患者有黄疸，肝、脾肿大、淋巴结肿大，均经多次骨髓检查而明确诊断。骨髓常规检查可提高血液系统疾病诊断准确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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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代理范文3
农村宅基地不可以抵押贷款。
《担保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押：
(一)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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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南地区 立体气候 预报和服务 思考
1、引言
随着气象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我国天气预报与服务能力已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与不断提升的社会需求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西南地区特殊的地形地貌和复杂的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气象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应努力提高该地区天气气候预报服务质量，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对于气象预报和服务的精细化要求。
2、西南地区气候特点
该地区属于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总体降水量也较大。但受到地形、地理位置与海拔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地形破碎、海拔高度差异较大的地区存在着明显的立体气候特征，干旱、冰雹、暴雨、雷电和低温冰雪等灾害频繁发生，在贵州山区还时常出现十里不同天的景观。这些灾害性天气给各个行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而且不同地区的降水量级、降水强度以及持续的时间也随地形等因素的变化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该地区因地形、气候状况较为复杂，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气象灾害频繁，种类繁多，而且气候差异和立体气候明显，给该地区冰雹、干旱等气候预报与服务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3、西南地区地形地貌与气候的关系分析
该地区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形是喀斯特地形，该种地形具有生境、水分下渗严重等生态特征，生态系统较为微弱。该种地形因素所造成的干旱与普通地区的干旱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是由特殊的岩溶水文地质地貌条件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对于该地区干旱气候的预测还应考虑地形、地质等不同的因素，这也给天气气候的预报预测与服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该地区的冰雹天气也非常复杂，对于冰雹云的分析不仅受到其自身演变速度快、空间尺度小的影响，也受到这种特殊地形因素的影响，在对该地区开展预报时，常常因无法对地形、地貌等参数进行周全的考虑而导致预报不准或错误预报等问题的发生。
4、对于该地区气象预报与服务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与技术的不断发展，气候预报能力和服务水平已明显提高，但还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主要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4.1 对于该地区的气象投入不足
气象服务在很多人眼里都是一种公益性的服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气象服务所蕴含的价值，特别是对于该地区的立体性气候而言，对于它的研究不能够像其他产业一样形成一个良性发展，从而严重影响了该地区对于气候的个性化预报与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4.2 气象服务手段还有待提高
受到技术、管理、体制等方面多种原因的影响，对于该地区系统性气候预报服务产品的操作、信息获取、处理等综合性业务服务水平目前仍然较低，对于部分专业预报产品仍以主观定性预报为主，对于新方法、新技术的引进与应用存在着明显的滞后状况，这也导致了对于该地区立体性气候预报与服务手段的落后。
4.3 缺乏高素质综合性的气象服务人才
气象服务作为一项综合性的学科，从上层管理人员到基层天气气候预报服务人员都要求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结构和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否则很难完成该地区对于气象预报服务的高质量要求。在实际的天气预报服务工作中，还存在着技能单一、综合素质有待提高的现状，部分工作人员专业面较窄，很难满足气象服务要求。
5、解决该地区气象预报与服务问题的对策
5.1 提高气象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与服务理念
作为气象预报服务人员，首先要对当地的气候概况、气象灾害种类、地形地貌等因素进行充分的认识与了解，这也是作为气象服务人员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还应通过系统的培训来提升相应的服务理念与对服务流程的认识程度，同时还应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服务方法并拓展服务思路。
5.2 创新并完善该地区的气象预报服务手段
应当在现行技术手段的基础上对气象服务手段进行相应的创新与完善，以对各种途径的综合利用来提高该地区气象服务的针对性。当受立体性气候影响而使该地区出现转折性或灾害性天气、气候时，应当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短信等覆盖范围较广的服务手段来提高气象服务的周知度。当出现严重气象灾害时，仍然应积极采取多种服务措施将预报预警信息在最短时间内、传播给尽量多的人，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同时还应继续加强对于现代化地面气象观测资料、高空气象观测、高分辨率遥感等技术的应用，来提高对于该地区立体气候的监测和预报，并注重新型气象监测仪器的引进和对预报分析理论的完善工作，以实现对该地区立体气候的准确、快速预报，为决策部门提供真实、确切的气象信息，真正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
5.3 完善和创新该地区的气象服务机制
科学完善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是高质量气象服务手段的基础，因此应加强服务标准的创新和完善工作。气象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是确保该服务行业正常运转的基础，因此，还应注重行业人士专业素质的培养与提升，以更好地促进该地区气象服务事业的发展。同时，还应进一步加强对于人力、财力、物理的投入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以促进气象预报、服务等环节操作流程的准确化与规范化。在此过程中还应充分发挥网络、无线技术的优势，从而进一步提升该地区气象服务的核心竞争力。
6、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提升，我们应努力做好该地区气象预测预报与服务工作。为此，应在努力提高预测预报能力的同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工作的开展。在现有预报服务条件下，应进一步做好立体气候明显、地形破碎地带的预报与服务工作。同时，在该地区应加强新型监测仪器设备引进与预报分析理论完善工作的开展，切实消除或削弱由立体气候因素给当地交通、农业等各个行业造成的不利影响，真正实现防灾减灾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徐晓，肖天贵，麻素红.西南地区气候季节划分及特征分析[J].高原山地气象研究，2012，30（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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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铜文化；汉代；河东地区；铜矿开采；铜器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133-07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青铜时代，它的下界是很明了的，便是在周秦之际。由秦以后便转入铁器时代。”[1]秦汉铁器大行其道，但并没有完全遮蔽青铜文化的余晖。“虽然汉代铜器已经失去了类似三代时期所拥有的辉煌地位，但它仍然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2]，需要予以重视①。研究表明，汉代可采铜矿分布于多个地区②，其中一处位于河东郡，也就是今山西省西南部的中条山一带。资源优势为河东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那么，在产业链条中，河东地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表现？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又是什么？这是本文将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一、汉代河东铜矿开采的历史记录
在反映汉代历史的传世文献中，河东铜矿开采的正面记载极为罕见。不过，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以曲折隐晦的方式道出了开采的盛况。
汉武帝时，齐地方士公孙卿假托齐人申公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这个说法令汉武帝备感神往，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h耳。”[3]此升仙传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黄帝铸鼎所用铜料来自首山。《汉书・地理志》河东郡蒲反县条：“有尧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4]可见，所谓首山实属中条山脉的组成部分，黄帝采首山铜，即是从中条山取得铜矿石。
尽管黄帝升仙的传说贴着上古历史的标签，但这个故事形成的真实年代是需要细究的。黄帝得入仙境的手段是采铜铸鼎，而战国秦汉之际的神仙方术之说，多主张通过入海寻觅三神山的手段求入不死之境，从现有资料来看，并没有铸鼎致仙的提法。而大鼎在秦汉之际似乎也没有多少升仙的功用，据说周朝灭亡时九鼎之一沦落于泗水，秦始皇兼并四海之后，曾派人打捞，此举“在意的就是它象征的权力”[5]。因此，黄帝铸鼎成仙的传说很可能是汉代前期成形的。然而，就故事的生成机制而言，有一个问题颇令人费解：西汉时代，全国范围内的铜矿产地并非仅有河东郡中条山一处，为何齐地方士偏偏将采铜地点定在中条山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上古圣王尧、舜、禹等据说都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定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是极为常见的说法。当黄帝这个传说人物被塑造出来时，受惯性思维的影响，人们便将晋西南也视作他的根据地，他在本地采铜，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徐旭生针对尧、舜、禹在晋西南建都的说法，指出：“西汉人尚无此说”，“大约最先是皇甫谧这样说”[6]。有学者认为：“事实上，无论是尧、舜，还是鲧、禹，他们的居住范围都在河、济地区”，也就是先秦地理书所说的兖州之地[7]。那么，同样作为层累造成的传说人物，黄帝似乎也不应当被独自安置在晋西南，他在中条山采铜的传说之所以出现，不大可能是因为汉人头脑中存在着黄帝活动于晋西南的观念，其中应当另有缘由。
实际上，在理解黄帝“采首山铜”之说的形成过程时，需要对当时重构国家祭祀体系的特殊历史背景投以更多的关注。就在公孙卿述说黄帝升仙故事的数月之前，在国家祭祀场所，河东汾阴后土祠的旁边，有巫者“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3]。而在公孙卿的黄帝成仙故事中，宝鼎恰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史记・封禅书》记载：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
很显然，正是汾阴起获宝鼎一事，使公孙卿大受启发，他由此找到了以黄帝升仙故事干谒君王的切入点，因为他那个版本的黄帝故事与汾阴得鼎一事具有很强的类比性：一是时间节点对应，即所谓“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意味着汉武帝站在了又一轮历史循环的起点；二是地点密迩，宝鼎发现于河东汾阴，黄帝铸鼎的原料采自河东地区的中条山，处于一郡之中，距离甚近。
从上述分析来看，黄帝采首山铜的说法很可能是受汾阴得鼎这一“盛世”盛事的刺激而出炉。然而，方士编造这个说法，总是要力图使人相信的，否则又如何能够成功地干谒君王，从而邀获功名？一般来说，一个新奇的说法若想得到他人的认可，大致有两种办法：一是故弄玄虚，令听者难以验证，如海中仙山之类；二是循着听者所具备的常识以立说。很多神话传说往往兼采两途，虚实杂错。即以黄帝升仙传说而言，所谓黄帝、仙境当然是无人见过、无人到过的，但其神异不经，正是征服不少听众的妙招。另一方面，所谓采首山铜的说法，是极易验证的，汉代关中贵族所用铜器产自河东的不在少数（见下文），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听信方士之说的可能性会大为增加。反之，如果河东地区没有铜矿的分布，或者河东铜矿的开采利用是零星分散的，社会影响力极为有限，那么，公孙卿声称黄帝在首山采铜，便成了信口开河，恐怕会使得其说对汉武帝的诱惑力大打折扣。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孙卿造作“黄帝采首山铜”以铸升仙神鼎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西汉前期中条山铜矿大规模开采利用的实际历史背景。
东汉时期，河东铜矿的开采继续进行。《贞松堂集古遗文》卷16著录有河东铜官弩机，其铭文曰：“永元八年（96）河东铜官所造四石石。”虽然这件文物是制成品，但以常理来说，在河东当地有铜矿的条件下，生产原料似不必从远处输送。陈直依据铭文推断东汉“河东有铜官，河东必然产铜无疑”[8]，其说可从。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调查中，在中条山区的洞沟曾发现过古代矿洞，矿洞附近的崖壁上有东汉时期的石刻，其中一行有“光和二年河内”字样[9]，“光和”为汉灵帝时期的年号，崖壁石刻说明，直到东汉晚期，中条山一带仍在从事铜矿开采。
二、汉代河东铜器的行销
两汉时期中条山铜矿的开采，从源头上保障了河东地区铜器铸造业的兴盛。河东所铸铜器的行销，即是其产业兴盛的显著表现。
一件被著录者称为“安邑鼎”的铜器有铭文曰：“安邑共厨宫铜鼎，容一斗重八斤十两，第十二。”[10]安邑是河东郡治，此鼎当为安邑县饮食供应机构所用。另有一件被命名为“杨鼎”的铜器，铭文为：“杨厨铜一斗鼎重十一斤二两地节三年十月造”[10]。所为“杨厨”，与“安邑共厨”相比，少一“共”字。但汉代铜鼎中有一件刻写着“卢氏厨”字样[10]，卢氏属弘农辖县，标识该县的饮食供应机构，亦未着“共”字，因此，“杨厨”应当是指杨县的饮食供应机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郡下辖杨县，则杨鼎使用地亦在河东。考虑到河东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安邑鼎、杨鼎所反映的极有可能是本地铸造而为本地所用的情形。
考古发掘中还曾发现过另一件安邑宫铜鼎，铭文曰：“安邑宫铜鼎一，容三斗，重十七斤八两。四年三月甲子，铜官守丞调、令史德、佐奉常、工乐造。第卅一。”[11]观其铭文格式，当属西汉时器。有学者认为该器物“制作方为中央铜官”[2]，但西汉中央政府水衡都尉下有“辩铜”官号[4]，并无“铜官”一职。倒是丹阳郡内设有“铜官”[4]。由此看来，铭文中的“铜官”也很有可能是某郡所设机构。众所周知，“汉有善铜出丹阳”，于是丹阳乃有铜官。中条山有铜矿，西汉政府在河东设铜官，并不奇怪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汉“产铜之地甚多，但汉朝政府设置的铜官只有丹阳一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673页）如果笔者的推论可从，则西汉河东亦当有铜官。。安邑鼎既在河东使用，其由河东铜官铸造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山西闻喜县西官庄汉墓出土有“铜制的生产工具如斧、铲、口锄等”，“是专为随葬的明器”[12]。而在其他地区，铜质的明器性质的生产工具很少发现。这一现象很可能是由河东地区得天独厚的铜器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如果此推想属实，则西官庄汉墓的发现就是河东铜器自产自用的又一实证。
除了自用，河东出产的铜器也会受到其他地区的青睐。金石学家著录有“馆陶釜”，铭文作：“河东所造，三斗铜鏖釜，重十二斤，长信赐馆陶家，第二。”黄展岳判定此釜为“窦太后赐其爱女馆陶公主”的器物见黄展岳《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铭文中的“鏖”字，原释作“庆”，黄先生认为有误，当以“鏖”为是，鏖乃“温器，引申为以温器煮烂”。笔者以为此说可从。。窦太后是汉景帝之母，因此，馆陶釜应为西汉前期由河东生产的铜器。西汉后期，赫然标明产自河东的铜器更是屡见不鲜。“河东鼎”铭曰“汤官元康元年河东所造铜三斗鼎重廿六斤六两第廿五”[10]，元康是汉宣帝时期的年号。“敬武主家铫”铭曰：“敬武主家铜铫五升二斤九两初元五年五月河东造第四富平家。”[10]。“博邑家鼎”铭曰：“博邑家铜鼎容一斗重十一斤永光五年二月河东平阳造。”[10]初元、永光均为汉元帝时期的年号。所谓“河东所造”、“河东造”、“河东平阳造”，都是西汉河东地区铸造铜器的实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3件铜器的使用地均已超过河东区域。河东鼎属汤官所有，而汤官为少府属官[4]，在京师。馆陶釜所有者为汉文帝之女馆陶公主，敬武主家铫的所有者为汉宣帝之女敬武长公主，而博邑家鼎的所有者应当是食封博邑的贵族。《汉书・地理志》无称“博邑”者，可能与此地存在对应关系的有九江的博乡侯国与泰山的博县。尽管汉代的县级政区中确有称乡称邑者，前者如山阳郡内作为县级侯国的中乡、栗乡、曲乡，后者如常山郡石邑、河东郡左邑，但在记事的时候，作为县级政区的某乡，其地名中所缀的“乡”字，是不能随意略去的，否则就可能出现地名混淆。因此，所谓“博邑”，应当是指泰山郡的博县。汉制规定：“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4]，所谓“博邑”，即是博县被朝廷封给某位公主之后的称谓。支持这一推论的另一旁证是汉代所封公主的汤沐邑多有在齐鲁之地者，如阳石公主封在东莱郡，诸邑公主封在琅邪郡，二郡与泰山郡毗邻。可以说，汉王朝存在着让公主食封齐鲁之地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将“博邑”视为泰山郡博县封给汉家公主之后的称谓，也是合乎情理的。如此一来，博邑家鼎与馆陶釜、敬武主家铫的性质便是一致的，均属汉家公主使用的器物。而汉代公主食封的县邑在当时叫做“汤沐邑”，有学者指出，汉代“皇室女性大多呆在京城之内”，“不到自己的封邑去”[13]，他们只是坐食汤沐邑所贡献的租税而已。由此推断，上述3件公主家器物的使用地与汤官所属的河东鼎一样，亦在京师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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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广州；交通；物流；特点；历史作用
交通物流是指把交通运输作为中心的物流运行程序，它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进步。广州地区由于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拥有着很好的水运条件。由于古代交通工具的落后与交通物流发展的缓慢，我国很多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广州地区以其水运条件取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各个朝代都对广州的发展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与支持。从朝代的更替的纵向角度，看古代交通物流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能够为现今交通物流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 古代广州地区交通物流的特点
由于广州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的特殊，因此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呈现出了独有的特点，比如开始时间早，突破自然限制、用途广泛、有人力的支持等。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这样特点的地区并不多，因此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
（一） 开始的时间早
早在陶器时代，南北地区之间已经开始通过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进行了有效的互动。先秦时期出土的陶器已经带有中原的独特文化色彩，同时兼具沿海地区的特征。因此可以看出古代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的开展时间较早。
（二） 突破自然限制
第二个特点是，古代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突破了自然因素的限制。南梁将珠江与长江分割开来，这就对水路的连接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但是古代人民并没有放弃对广州交通物流的开发与利用，反而因此开辟出了山路。利用山隘将长江支流与珠江的支流连接起来，扩大的运输的范围。同时开辟出了三条岭道，大庾岭道、越城岭道与骑田岭道，其中前两条岭道的曲折程度相对来说较小，但是距离北京等重要城市较远，需要一定距离的迂回；而骑田岭道虽然更为曲折险峻，但是确是连接南北的一条直径，因此现代广州交通物流的建设中，选择这一条线作为京广铁路的建设沿线。
（三） 用途极其广泛
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一般用于贸易往来，其中既包括地区间的特产贸易交换，也包括与海外的贸易交流，其产品包括象牙、玛瑙、羽毛、名马、蛤蜊等多种商品。除此之外，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也通过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来完成，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繁荣。特殊时期，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还被用作军事活动，一旦有战争需要，贸易活动就要适当让位，广州地区的运河与岭道要为行军提供通道，同时进行军事所需的粮草运输。
（四） 有人力的支持
人力是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有了人力的支持社会才能正常的运行，并取得健康的发展。在古代通过广州地区进行的贸易往来其商品大多是奢侈品，供给皇上或者权贵重臣，因此在商品的销售中可以取得客观的高额利润。在利润的驱使下，很多商贩甚至官员都很热衷与商品的运输与销售。同时频繁的贸易往来又会促进广州地区交通物流的发展，在这种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实现我国古代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繁荣。
二、 古代广州地区交通物流的历史作用
（一） 促进政治中心的转移
历史上各个朝代的都城都有一定程度的变更，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迁都的现象，这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都城通常都是政治中心，政治中心的设置要依靠一定的经济基础。另外都城的变迁同通常都会涉及到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缺乏必要的交通物流条件的支持，那么迁都活动就很难完成。广州地区交通物流的发展为一些朝代都城的迁移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与便捷的交通条件。
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对政治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从秦汉时期来说，它是连接首都与其他地区的重要交通要塞。秦始皇南巡与刘邦入关时都经过了广州地区。以秦始皇的南巡路线为例，他向西渡过了淮水，再经过衡山与南郡地区，有经历了湘江等地，最后到达南郡从武关归来。
隋朝的政治发展虽然不够昌明，但是隋朝运河的开凿却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扩大了经济发展的空间与范围。一个朝代都城的建设多半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可能是经济的中心或者靠近经济中心。唐代建都就体现了这一特点，一些史书中记载长安与广州的距离为4210里，也有说是5210里，但无论哪一个都可以看出就古代的交通条件来说，其距离相差不是很远。唐朝末期，关中地区受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粮食的补给出现困难，因此对东南地区的粮食供应有着极大的需求，汴河等广州的地区的交通物流成为支撑朝代的延续的重要依托。
五代十国时期建立的都朝，大多衰败更替，但是南方地区尤其是岭南一代的都朝由于经济与交通上的支持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明朝时期，政府对大庾岭道进行了多次的修缮与维护，主要是为了起初的建都与后来都城的转移。大庾岭道在古代对于政治中心的变迁与转移有着重要的作用。
政治的发展往往离不开经济的支持，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会影响政治活动的展开。而交通物流正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广州地区交通物流发展的繁荣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隋唐、明代等众多朝代对都城地址的选择，便捷的交通物流条件可以促进信息的传递、可以促进粮草的运输、还能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朝代的繁荣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 促进经济贸易的发展
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交通是经济活动展开的必要保证，交通可以为经济贸易提供基本的支持，原料的运输，产品引入与输出无疑不需要交通的支持。
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在经济贸易活动上的影响最为明显。首先，便捷的交通可以促进产品的运进与输出，广州地区临海是历史上重要的贸易口岸，周边有很多江河要塞，历史上也建设过众多的运河与岭道给予支持；其次，当地经济可以通过交流贸易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另外广州地区还可以为经济的交流与发展提供大量的人力支持。
自先秦时期，中原与岭南地区就开始通过广州进行经济与文化上的交流。在广州的水运与陆运的支持下，南北方开始了经济上的贸易与交流。当时的经济贸易活动所交换的往往是象牙、犀角一类的珍贵物品。通常是番邦向王侯进贡这些珍贵的物品。
秦始皇统一六国为地区间的贸易往来扫除了障碍，而汉代又为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政治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因此在东汉时期，广州地区的经济贸易优势凸显，其交通物流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象牙、珠宝等珍贵物品可以实现由南向北的运输，而四周等南方稀有的货物也可以开始在地区间流通。这样的南北贸易互通使很多人获得了高额的经济利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再到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大部分时间都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状态。但是人们的南迁使我国东南地区的造船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促使了交通与物流的进一步发展。吴国对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发展极为重视，水军曾两次在沿海地区展开大型活动。由于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因此沿海地区出现了很多的商埠。南方的珠玑与香料开始通过广州进入北方地区，而北方的名马流入东吴地区，蜀汉的蜀锦流传到魏国。但是，在晋朝南迁后南北的贸易往来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很多朝代的政治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但是在经济上却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隋朝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虽然隋朝运河的建立在主观上并不是为了促进经的发展与社会的繁荣，但是绝不能忽视运河开通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隋朝建立了永济渠、通济渠、江南运河这些运河的修建使地区间的经济贸易的交流范围扩大，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唐朝时期还建设了大庾岭路，这条路的修建促进了海外产品的流通，除了之前提到的珍贵物品外，像毛、革、鱼、蜃等内地不常见的货物也可以通过大庾岭路进入到北方内陆地区。唐朝时期有很多阿拉伯人进入中国进行商业贸易获取利润。
到五代十国时，尽管政治上不统一，但是在南北地区在经济上是相互依存的，即使是在战争时期经济贸易往来也在频繁的进行。
到了宋朝时期，大庾岭路成为主要的对内交通线路，经济贸易与基本建设运输都通过这条线路来完成。由于大庾岭路险峻曲折，宋朝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对这条道路进行了整修，用砖石对其进行固定。宋朝的通过广州箱内输入的商品一般都是舶来品。这些商品中一部分由政府管理出售，一部分有商人自己出售。珍贵管理的销售的商品大多是较为珍贵的商品，像象牙、玛瑙、珊瑚等，这些商品主要提供给皇上或者级别较高的官员使用。由商人自己出售的商品一般都是普通的珠宝与香料等，全国各地都可以销售。除此之外，南宋时期政府还会用这些舶来品与金人进行贸易往来。
元朝时期广州已经不再是主要港口，但是由于受到历史发展的影响与自身的经济基础，仍有很多香料与珠宝是从广州运入到内地的。
明代虽然都城从南京转移到了北京，但是粮食的供应还是要依靠运河的支持，海运的风险极大不适合粮草这类物品的运输。由此看出广州地区的运河发展对明代南北经济的沟通发展的作用更为突出。在经济的发展程度上来看，明代广州发展较为繁荣，府城两次被扩建，但是由于后来明清时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广州地区在经济上的发展并不是十分的活跃，外国商品的传入只能依靠对朝廷的进贡，在贸易市场上很难看到外国商品的影子。直到明清后期，外国殖民主义者占领了我国大部分的沿海港口，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州地区交通物流的发展，因此对外贸易十分频繁，交通物流发展迅速。
从先秦到明清时期，广州地区交通物流对经济贸易的促进作用几乎没有间断。这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重大的突破。海运、水运与岭道的相互配合是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交通优势，在古代交通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可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交通支持，这无疑是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突破。
（三） 促进文化的交流传播
从掀起时期出图的陶器就可以看出，南北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交流与往来，在货币产生之前，南北之间的交流就算不上是经济贸易，而应该算作文化上的交流与沟通。从陶器上的图样与花纹可以看出，陶器不仅有北方的民族特色也有南方沿海城市的特色，这种文化交流没有语言作为基础，因此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总的来说社会的各项建设都要依托交通物流来完成，如果交通闭塞，那么各项活动就只能在自己所处的地区进行活动，如果自身的文化发展长期无法注入新的思想与活力，那么久而久之这种文化就会衰退并且最终消亡。
文化传播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交流才能够促进社会创新，促进经济与政治上的繁荣。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进行着这样的文化交流，在交通物流的基础上，文化的传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
先秦时期番邦地区会向王侯进贡珍贵的贡品。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不同民族间的文化随着经济贸易与政治交流的展开而发生碰撞与交流。
广州交通物流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在唐朝的表现最为突出。开元年间，张九龄前去广州祭奠南海神，在这期间他创作了众多著名的诗篇，如《商洛山行怀古》等。大诗人韩愈被贬之时也经过了广州，也同样写出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
到了明朝的后期，很多外国人都通过大庾岭道或者通过运河北上进行传教，促进外国文化在我国的发展与船舶，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在中国的文化交流使中国社会对世界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促进的文化的发展与交流。
明清后期，虽然外国侵略者从广州侵入对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我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使外国的很多文化流入了中国社会，我国终于开始面向全世界，很多人开始发现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发展差距，还是积极的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与技术，虽然这个过程是被动且漫长的，但是作用是突出的。
文化交流、诗词创作、传教等活动离不开交通物流的支持。人们要想到其他的地方去就必须借助交通运输方式。外国人要进入中国需要经过广州、南方与北方的交流互动也需要经过广州。因此可以说，广州不仅仅是经济交流的重要枢纽，它同时还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在历史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优势。
（四） 促进民族融合与交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民族总会经历碰撞与融合，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民族融合的必然路径。在交通闭塞的时期，各民族间总是独立发展，缺乏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广州交通与物流的发展为民族间的发展提供了发展基础与条件。
我国古代的民族关系总是在不断的变化着，经历着从分裂到统一，再由统一到分裂的一系列过程。这些现象其实都是在进行民族的融合，其方式的不同也影响着民族融合的程度。民族融合的形势有经济贸易交往、文化技术传播、战争与联姻等。实质上，一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是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优秀的文化得以保留与发展，糟粕文化或被社会发展所淘汰或是经过改造成为崭新的文化。
交通物流对民族团结与交流方面的作用从南北朝时期开始显现。虽然这个时期我国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状态，但是汉民族的南迁却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民族开始了融合，这种文化的碰撞，促使经济文化有了新的发展。
我国在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定的分裂，但是总体上还是呈现出了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通过交通物流上的联系与发展，各民族的联系逐渐紧密。例如南宋时期，政府就与金人展开了贸易活动，这对于长期对峙的宋、金两国来说无疑是一种突破。
元朝对交通物流的管理十分重视，为了将各个地区联系起来，建立了驿站的制度。同时元朝的行省制度将我国划分为了十二个不同的行省。最特别要数江西行省，它不仅仅指现代意义上的江西省，除了江西省外还包含了广东省的很多地方，这种行省划分的依据就是大庾岭道。
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活动的展开，战争与联姻等都是民族融合的具体形式。因此可以说，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团结。因为交通物流是社会各项活动展开的重要依托。
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发展拉近了各民族间的距离，民族与民族之间可以利用这些便利的条件展开合作与交流，即使是战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以清朝来说，清军入关，从表面上看是对汉民族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实际上，满族人民也在积极的学习汉文化，将汉文化发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当中。
（五） 促进军事活动的展开
朝代的更迭与政治的巩固都离不开军事活动，军事活动为国家的安定团结、经济文化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与保障。军事活动的进行同样要依托一定的条件，而交通物流就是影响军事活动展开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军队的行军速度要有基本的保证，有力的交通条件可以提高军队的行军速度，战争的紧迫性要求军队或者是援军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达战场，进而可以及时的保卫疆土、维护国家的繁荣统一。另一方面，军需的粮食粮草输送要及时，充足的粮草是军队战斗力的基本保证，如果交通物流条件不够便利，就很容易导致粮草运送不及时、粮草丢失或者粮草变质，进而致使军队的战斗力降低，战况发生变化。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战况的传递也要迅速及时，如果战况传递受阻，那么就很容易延误战机，给敌人可趁之机。
利用广州的交通物流从事的军事上的一系列活动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就开始了。广州在秦汉时期被称为番禹，秦始皇若想派兵攻打南越就必须利用番禹地区的湘江与桂江等江流。为了占领番禹这个地方，秦始皇所派的军队就极有可能是从连江进入的。汉武帝时也曾采取了与秦始皇相似的进攻路线。但是当时汉武帝占领番禹也就是广州时所用的路线并非只有水路，还利用了一条通商的路线，但是这条路线由于地势、地形太过曲折，在之后就很少被使用了。总的来说，秦汉时期对广州交通物流的利用与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
古代交通物流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传递信息。以唐代为例，从长安至广州的信息传递最快需要一个月，最慢则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在黄巢进贡岭南时，利用广州交通物流传递的军情，仅用18日就达到长安。
广州地区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对于信息的传递与粮草的补给有着重要的作用。秦汉的统一、唐宋时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广州地区运河与大庾岭路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军事活动离不开交通物流的发展。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经常会有战事发生，因此军情的传递与军队和粮草的传递运输就显得尤为重要。广州最为古代重要的交通要道必须具有这样的功能。事实上，很多史书与古籍上都记载着都城与广州之间的距离，大概都是将交通信息运输的重点放在了广州的交通物流上，可见其地位之高，影响力之大。
结语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治中心的转移、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民族的繁荣与团结以及军事活动的有效展开。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自陶器时代就已经开始被利用，并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的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社会的经济发展与交通物流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因此绝对不能忽视交通物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古代交通建设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广州交通物流却盛久不衰，其运河与岭道的利用，深受各朝代统治者的重视。总的来说，交通物流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现代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也应当重视交通物流的独特作用。（作者单位：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2013年度《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助专项课题《广州地区古代交通物流研究》（编号：2013GZW05）阶段性成果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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