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桐城派散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桐城派散文范文1
关键词：桐城派；桐城文化；文化旅游；灵韵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217-02
作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文都”、“桐城派故里”，桐城市拥有“桐城派”的金子文化招牌，桐城市丰富的桐城派文化遗存是文化旅游开发的坚实基础。近年来，以桐城派为品牌的文化旅游已进入实施阶段，“中国桐城文化博物园”项目的建设标志桐城派文化旅游上升到历史新起点。但在众多的有关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思路中，单一的桐城派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占据主导位置，如桐城派名人资源、桐城派文化遗存游等。而能够吸收桐城派研究的最新成果，从整体文化风貌和文化旅游美学的层面考察桐城派文化旅游尚未出现，本文试着从文化品牌和旅游美学角度来认识桐城派文化旅游的价值。
一、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新视野
桐城派又称桐城古文派，以文派而知名，同时集有学派、诗派的内容，自清朝中叶自晚清民初，桐城派流传两百余年，期间诞生作家多达一千二百余人余人，作品难以计数，分布全国十九个省市[1]，桐城派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代有人才，堪称明清时期的一道文化奇观。随着桐城派学术研究的深入，从文化世家、书院教育、学术文化等角度来认识桐城派成为一种新趋势[2]，桐城派学术研究的进展也为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打开了视野，桐城派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旅游领域，桐城派的众多构成要素成为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的新构想。
桐城派博大精深，在科举、仕宦、家学方面独具特色。“在小小的一县范围之内，文儒硕辅多达千百位，人文盛况绵及数百年，这在世界上恐怕也不多见。”[3]明清时期，桐城是仅次于歙县的“状元县”；桐城派作家累积文化世家，方刘姚马张等文化世家，传承百余年，根基深厚，人才辈出，“方刘姚”天下闻名；桐城号称“文献之邦”，据民国时期学者刘声木《桐城派文学渊源考》、《桐城派撰述考》搜集，桐城派作家著作多达两千余部。
文化旅游是知名度经济，桐城文化知名在于桐城派。桐城派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它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激活品牌性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实现地方文化持续发展的关键。自五四，桐城派被作为“旧文化”的代表而遭到“新文化”派的严厉抨击而逐渐退出文化主流。随着历史潮流的发展，历史赋予桐城派以更加客观公正地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文化寻根”热，这为桐城派文化旅游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桐城派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独特的文化创造机理对文化旅游者有极大吸引力。桐城派文化现象和文化创造机理是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窗口。
二、桐城派文化“灵韵”与旅游美学
文化旅游依赖于文化景观的可观可游，历史文化景观与现代文化景观呈现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历史文化旅游的魅力在于“灵韵”之美，现代大众文化景观通常是“震惊”体验。本雅明提出了“灵韵”的古典文化与“技术复制”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审美差别。现代艺术生产是大规模的“技术复制”与传播，通常是利用求新求异的创新来吸引注意力。古典艺术的生产与传播受制于技术的落后，生产具有“此地此刻性”，“‘本真的’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以礼仪为根基，它的独特的、最初的使用价值正在于此。”[4]灵韵即是文化的“独一无二”，不可复制性。借用“灵韵”的概念，我们认为衡量历史文化旅游价值最重要价值在于文化“灵韵”守护与呈现。
桐城派的文化灵韵不仅仅在于它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还是一个文化整体，涉及山水自然、园林庭院、书院教育、文化世家等丰富的文化内容，桐城派的赋予桐城这座城市一种想象性的现实和品格，一种“文学桐城”的灵韵。透过桐城派的文化遗产，我们能够理解桐城这座城市的物质构成、生活状态、文化品质、人文景观以及城市居民，从而深入体验桐城派的灵韵之美。
桐城派作家在长期的流传中，形成了一种地域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信，构建了一种完美的文化地理想象。在桐城派作家的笔下，桐城的山水、城市、土地与桐城派作家的心灵之间互为映照，山水的奇绝正是桐城派作家创作的文化自信。“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特之区，皆在吾县。”[5]像这些话并非对自己家乡山水的偏爱，实际是桐城特殊的人文环境里形成的一种文化信仰。理解桐城派，寻找桐城派需要回到桐城这片土地之上，桐城派文化旅游要守护桐城派作家用生命歌咏的山水田园灵韵。
1.桐城派的生活审美灵韵
桐城派作家在读书与出仕之间寻求平衡，形成一种和谐的生活美学。城市是读书用世的地方，是实现功名理想的地方。城市后面还有可以隐逸的山林，是舒展性灵的处所。独特的地理空间形成了桐城派文人的生活美学。
读书的庭院。桐城保存了较多的桐城派作家的私人庭院，它们一般规模较大，散落在桐城老城区的各个角落，平和宁静，是读书、待客、游乐的处所。方以智故居“潇洒园”、左光斗故居“啖椒堂”、姚鼐时代“初复堂”、姚元之“竹叶亭”、 姚莹“中复堂”、方守敦“勺园”等皆保存完好。以姚家为例，姚鼐在“惜抱轩”留下的对联“万类同春人已合，大室为虚岁年长”，极具文化价值，姚鼐手植的银杏树，距今两百余年，枝繁叶茂，是桐城派的见证，每年都吸引不少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在此地寻觅桐城派大家的文化气息。近代姚永概慎宜轩对联“门临青竹邀君子，窗有红梅见故人”，见证着姚家世代传递的文化脉络和精神。桐城另一代表性家族方家“勺园”则庭院深深，具有浓厚的文化庭院气息，现代作家舒芜（方管）在《勺园花木》里回忆了少时在勺园里的读书生活，勺园原为桐城派作家方宗诚的藏书楼“九间楼”，后方守敦在此地建凌寒亭和园林，“三十年前于勺园之西隙地种竹，得凌云之姿万竿矣。舍南曾以旧材架屋三盈，为啸读徒倚之地，四时皆宜焉。吾弟取柳子厚句意，命名曰凌寒。”[6]方氏子弟在园中过着悠游自在、和平宁静的“啸读”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到以诗书传家的文化家族生活原型。文化世家的生活是艺术化的，是诗意的栖居，现代桐城美学家朱光潜提出“人生艺术化”，正式继承了桐城派作家的生活美学精神。
在庭院之外，桐城派作家们活动的另一个场所是文庙与书院。桐城文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七百年历史，历代重修，保存完好，是江淮地区规模最大的文庙，也是桐城派的象征。桐城的书院教育兴盛是桐城派兴盛的基础，桐城派作家多有在书院任教的经历，桐城派作家积极参与本地书院的兴办。其中桐乡书院最具代表性，书院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是桐城派代表人物戴钧衡创办，直到民国元年改为小学堂。桐乡书院显名全国，经典有载，戴钧衡的《桐乡书院四议》，清廷曾谕令全国效法，并载入《皇朝正典类纂》。
2.桐城派的自然审美灵韵
在城市之外，山林成为桐城派作家隐逸的处所。桐城境内的龙眠山、浮山、龙山等形胜之地成为桐城派作家的首选。龙眠山在桐城以北仅四公里，山峦叠嶂，钟灵毓秀，自宋代画家李公麟建“龙眠山庄”以来，历代多有文人墨客来此赋诗吟咏，建隐居别业，逍遥山水之间。桐城派作家更是将龙眠山视若文化圣山，龙眠山中至今还留有许多桐城派作家题咏过的景点，如姚鼐《游披雪瀑记》、《游媚笔泉记》。更广意义上，桐城派不仅仅是读书处士的士大夫文化，还有隐逸山林的优雅情怀。
3.桐城派的历史审美灵韵
桐城派在五四新文化时期遭遇到新文化派严厉的抨击，被称作是“妖魔”、“谬种”，在新旧文化转型和新的知识典范的建构过程中，桐城派遭遇到最大的危机，被迫退出文化主流，但桐城派的文化精神并未消失，桐城派的历史贡献正得到人们的承认和重视。一个传奇的文学流派如何绵延两百余年，传播至全国十九个省，与清朝相始终，通过桐城派的发展变迁能亲切体验到明清文化风情。自清初到民国时期，自清初方以智逃禅，到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姚鼐的古文讲学，姚莹成功抗击英国侵略台湾，的桐城派中兴和，吴汝纶创立莲池学派，创办安徽第一所现代学堂桐城学堂，还有刺客吴越、侠女施剑翘构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美感。
桐城山水和城市空间构成桐城派作家精神家园，在众多遗迹遗韵中，桐城派创造显现出一种独特美学区趣味。桐城派文化旅游审美精华在于桐城派诗意的生活审美，桐城派雅洁的山水审美和桐城派浩远的历史审美。
三、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桐城派文化旅游还属于刚刚起步阶段，真正要把桐城派的文化品牌转变成文化旅游品牌，还要在文化特色上发掘潜力，只有地区旅游特色就越突出，吸引力也就越强。地域性、体验性、创意性是文化旅游的特征。桐城派已成为历史遗产，桐城派文化旅游要回归桐城地域性文化土壤，结合桐城地域文化，利用好桐城派的品牌效应，在文化体验和文化创意上下功夫。
1.桐城派品牌凸显与战略规划
以提炼桐城派为文化符号，塑造“天下文章出桐城”文化旅游品牌，构建文化旅游名城。积极参与区域旅游资源规划，如安庆市规划“桐城――怀宁――枞阳文化旅游带”有利于整合分布于怀宁和枞阳的有关桐城派文化旅游资源。“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的建设为桐城派文化旅游和传播带来了机遇，安庆市将“桐城派文化”纳入皖南文化旅游示范区里，将极大扩大桐城派文化的国际知名度。
2.以桐城派作家精神家园重建为主线
通过对桐城老城区实行减法，集中建设成为桐城派文化旅游区。实现桐城派文化的景观物化和载体化，提炼、纯化城区的文化内涵，开发桐城派作家故居和活动街区，修建桐城派名人广场等。
目前，桐城文化博物园建设即是以桐城文庙为核心，拓展发展空间，凸显文庙的祭祀与教育功能，设置文豪蜡像馆，采用新技术，全面展示桐城派文化。整修东大街、紫来桥、北大街，恢复传统民居、店铺、作坊、名人故居等。依托桐城中学已有景观，丰富人物雕塑；维修朱光潜故居，建成小型展馆。扩建投子寺，恢复望湖亭、柚木井、卓锡泉、碑刻等古迹，建设投子山佛教文化园。文博园设立桐城文化史、桐城派文化、古代科举文化三大展区。建成之后，既是桐城文化的展示中心、桐城派文化的研究中心，又是广大市民的休闲中心、青少年学生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中心。最终形成积历史参观、文化体验、文化养生等多元的旅游文化产业聚集区。
在“名城”之外，要做活“山水”文章，全面塑造特色的“文学桐城”城市意象。确立城市文化核心，以桐城派文学为核心符号，进而做好城市文化意象推广。桐城已成功举办两届“诗意与地理体验游――桐城诗歌节”；还有正在建设的以龙眠山水为载体，以文学为内容的“印象龙眠――中国桐城文学论坛”文化旅游项目，这些都将塑造“文学桐城”的城市意象。桐城得名缘于本地盛产桐树，桐树在中国古典诗词文学中的重要意象，“桐子花开”本身就是文学的境界，在古典文学中，以“桐”或“桐花”为意象的文学诗词不绝，在城市周围种植梧桐园，举办“桐花节”，会营造城市的诗意品质。
桐城古城与龙眠山水是桐城派作家的精神家园，桐城派作家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关于城市和山水的诗文作品，以“诗意的栖居”营造这片精神家园将是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核心内容。
3.以景观化、故事化整合优化历史文化资源
通过修建宰相府邸、名人故居、世家宗祠、名宦祠、先贤祠、文庙、博物馆、文化书院、讲述历史故事的雕塑、景观，以桐城派历史为线索开展以名人故居、文博展览、修学为主题的文化旅游。以黄梅戏表演改编桐城派故事，增加趣味性。
联合桐城特色的地域文化，如传统老字号商铺、水芹地农耕文化、特色美食、民俗、传统手工艺营造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氛围。
4.以文化创意推介桐城派文化旅游
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成功在于在做足文化旅游内涵，凸出文化特色，以“桐城派文化旅游带”为主线，“开发桐城士大夫文化游”，桐城派“文化寻根游”等专项旅游；开展“文学艺术旅游”，举办“古文夏令营”；开展“龙眠隐逸文化游”。“桐城派文化养生游”，“桐城派故事表演”等。
总之，桐城的文化空间孕育了桐城派，桐城派的文化旅游开发须厘清和城市深厚联系和内在文脉。桐城派文化旅游开发需要紧密联系桐城历史文化的内在机理，发掘桐城派美学特质，才会在文化旅游发展中形成独特的文化“灵韵”。
参考文献：
[1]杨怀志，潘忠荣.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1.
[2]程大立.第五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综述[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3，（1）.
[3]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后记[M].合肥：黄山书社，1990：472.
[4]沃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99.
桐城派散文范文2
“五四”以来,清代文章受到多重冲击,一直受到冷落。近年来,清代文章虽然逐渐受到重视,但其研究仍存在明显的缺陷,仍有很大的学术空间,甚至可以说,清代文章研究将成为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下面就清代文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谈几点看法。
对清代文章的研究始于清人。清人学风朴正,考据严密,其文学评论亦较为中肯客观,可资参考者甚多。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皇清文颖》提要谓清人:“治经者多以考证之功研求古义,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学,抒发鸿裁,佩实衔华,迄今尚蒸蒸日上,一代之着作,本足凌轹古人。”对于清人文章之特色把握颇准。《四库全书总目》中尚有很多甚有价值的清代文章评价,比如对于清代各个历史时期文章风气的转变,也比较中肯。另外举一个例子。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集部”评价了不少清人的文集,非常尖锐而中肯。比如“五四”以来着名的“桐城谬种”之说,已见于该书“戴东原集”条。从此例不但可以看出清人对于清代文章的批评,也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与清代文化的一些内在关联。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事实上,“五四”新文学与清代的关系应该是更为直接的,只是学术界尚缺少必要的关注。
自清代以来,有不少研究清代作家、文集史料的成果,为我们研究清代作家的生平与相关文献提供了借鉴。《清史稿》有“文苑传”三卷,清代着名的诗人作家大致收入(另有些人“儒林”等传),但总体上记载过于简略,更无文学方面的研究。还有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汪兆镛《碑传集三编》。以上数种上海古籍出版社集为《清代碑传全集》出版,全书共收清代各类人物五万五千多人,是研究清人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此外,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是清代作家研究必要的参考文献。台湾周骏富所编《清代传记丛刊》中的“学林类”分儒林、文苑、词林、名家等,对作家研究甚有价值。
在当代的清代文章研究成果中,陈陈相因的多,真正创新的少。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少研究者未能在文本细读上下苦功。研究有清一代文章,要从作家别集与总集入手。《清史稿》的“艺文志”集部收录当时各类文集目录,相当简单,但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文献线索和基础。此后,不少学者对此书有所补充,如章钰等编《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彭国栋《重订清史稿艺文志》、郭霭春编着《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朱师辙《清代艺文略》、百万斋主人编《清代艺文丛话》等。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收六百余种文集的提要目录,评论作者生平及创作。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与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是目前最为完备的文集总目。有清出现一些清代文章总集,为我们研究清代文章提供了较好的文献基础与研究的参照对象。如《四库全书》总集类中《皇清文颖》一书,为清人所选,选录雍正到乾隆间百余年的盛世之文,代表正宗正统的清人文章观。沈粹芬等辑刊《清文汇》(又名《国朝文汇》)为清代文章总集,收作者一千三百五十六家,文章一万多篇,对研究清代文章极具资料价值。黄人在该书卷首序言对清代文章的价值与影响作了评述,也相当重要。此外如《清文补汇》八卷、《清文典要》四卷、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等选集,是清人选清文,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清代文章的评价。民国以来,亦有一些清代文章选集。如汪倜然编《清代文粹》收录散文、诗词、小说、戏曲、文学评论等文体作品,徐洁庐编、吴虞公校《清代文选》收顾炎武、黄宗羲、方苞、姚鼐、等五十余人的文章。台湾方面有高明等编《中华文汇·清文汇》,工程浩大,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关于海外的清代文章研究情况,可以参考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的《中国文学论着集目正编之七·清代文学论着集目正编》与《中国文学论着集目续编之七·清代文学论着集目续编》,该书所收目录始于1912年终于1990年,包括中文、西文、日文、韩文等语种的研究资料。美国着名学者倪豪士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指南》(Nienhauser, William H.,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书也有不少可以参考的材料。在工具书方面美国的恒慕义(A. W. 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reiod),收集中国非官方文献和外国人着作中的资料,收清人一千五百家,可为代表性的成果。日本学者方面,如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章论》、《中国散文论》,藤堂虎雄的《清代古文派》,武内交雄的《桐城派的圈识法》,铃木虎雄的《桐城文派的主张》,青木正儿的《清代文学评论史》等,提供了域外学人的视野。近年美国学者谢正光所着《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考证比较精审,解决了不少问题。法国学者戴廷杰近着《戴名世年谱》一书收集了大量清初作家的文献,甚有参考价值。新加坡的许福吉着《义法与经世——方苞及其文学研究》为其博士论文,文末所附《桐城派大事年表》有一定价值。
现有研究清代文章的专着多数成果集中在对于桐城派文章的研究。如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梁堃《桐城文派论》,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刘声木《桐城学源流考》、《桐城文学撰述考》,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王镇远《桐城派》等,近年还出版多种,可谓不胜枚举。总体上看,目前清代文章研究涉及面相当狭隘单调,与清代文章的原貌相去甚远。其实,除了桐城派之外,清代可以研究的文派还不少,这方面,曹虹的《阳湖文派研究》是别开生面的研究。此外,如“国初三家”、“宁都三魏”与“易堂九子”、“姚门四弟子”、“湘乡派与曾门四弟子”、“骈文家”、“岭西五家”等。清代还有一些重要的文社可以研究。如雪苑社、沧浪会、慎交社、同声社、原社、弃繻社、望社、十郡大社、南屏文社、清河文社、博我文社、三老会、三千剑气文社、神交社、南社等。在作家研究方面,现有的研究又相对集中于明末清初时段个别作家与思想家。以清代前期而论,明末清初,除了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傅山等人之外,如孙奇逢、徐世溥、陈弘绪、王遒定、查继佐、李世熊、贺贻孙、钱澄之,前期作家如丘维屏、曹尔堪、吴绮,王艮、计东、朱彝尊、储欣等,清代中期的颜元、廖燕、李塨、潘耒、王源、邵廷采、李青霞、黄之隽、李绂、杨椿、茅星来、雷、沈廷芳、全祖望、汪师韩、卢文弨、蔡上翔、彭绍升等,晚期的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人,可以研究的确是很多。王镇远等《清代文学批评史》,目前是清代文学批评有代表性的研究着作,但是清人以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性着称,对传统古文、骈文等做了系统深刻的总结,清代文学批评仍有许多题目可做。
桐城派散文范文3
摘要：韩愈散文接受是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重要架构，是建构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关键环节。一部由元至清的韩愈散文接受史就是一部中国古典散文成长史，研究好韩愈散文技法和理论的接受脉络有助于勾勒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基本框架，对最终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也是本文的目的。
关键词：元明清；韩愈古文；接受状况
韩愈中国文学史上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以丰富而卓越的散文创作成果，占领了被骈文统治多年的阵地，宣告了古文对骈文斗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比如茅坤把他和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家：杜牧把韩文和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但都语焉不详，不能详细了解韩愈在散文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以下力图对韩愈古文在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的接受状况做一个简要的论述。
（一）韩愈散文在元代
元代文学创作成就不比唐宋，文学领域戏曲独胜，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一向凋萎。因元朝理学盛行，以弘扬道学为旨归的韩愈散文继续受到关注。总体上，元代前期文坛受科举的制约，言理道性成了文学的共同使命，对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名家名作的模拟成了一时之气；延v以后，科举废弛，文学创作松绑，文坛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但还是存在崇拜、学习韩愈散文的文学名士，比如袁桷。元代文坛虽宗欧阳修、苏轼，但对韩愈散文也是很重视的，因为元代文人知道欧、苏文章的根脉在韩愈那里。元代前期文坛有郝经、姚输、姚燧、戴表元等人对韩愈散文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金元时人对韩愈散文的研了与唐宋文人一样，肯定韩愈的文学史地位和鉴赏韩愈散文的美学特征外，尤其注重对韩文文法的研究。韩愈散文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其一，论心法。心法是金元士人鉴赏接受韩愈散文所关注的最高法则，郝经称之为“大法”。主张文章的最高法则就是要明白“理”与“法”的关系，“精穷天下之理”并指出儒家经典是“理、文、法”兼备的最高、最好的学习蓝本。这与韩愈文论有相通之处。其二，论“篇法”。其三，论“句法”。古人作文都很注重句法，唐宋皆然，郝经说：文章“至韩柳欧苏氏”已“句句有法”。其四，论“字法”。金元文人论文很重视“字法”，郝经又说“至韩柳欧苏氏”已“字字有法”。元代文人接受韩愈散文特别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王若虚的《滹南遗老文集》和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是代表性的作品。相比较而言，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注重对韩愈散文的点评，从字法、句法、篇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批评，这种方法对当时学者学习韩愈散文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实用性很强，便于学习模仿[1]。
元代散文有“文擅韩欧”的基本特点。前期姚燧，元明善等崇唐，偏重奇崛雄健，尚韩愈；刘因、王浑等崇宋，偏于平易温醇。后期二者界限不太明显，逐渐趋向唐宋并崇[2]。在文道关系上，元代散文有重道轻文的倾向，因而元文大多偏向实用和明道，在性情的抒发和文词的华美方面有所欠缺。元代诸家往往在宗韩和宗欧之间有所取舍。元代文坛自延v年间才开始学习韩愈的文风向欧阳修的文风回归。谢枋得所编《文章轨范》所选文章最多的是韩愈，有32篇，苏轼12篇，欧阳修仅5篇，并非谢枋得对此有所偏见，而是要为科考举子提供考试模板，韩愈、苏轼是最佳模仿对象。这些都显示出韩愈对元代散文的贡献。
（二）韩愈散文在明代
韩愈散文在明代虽也不及在北宋受尊崇，但也是“名不寂寞”的[3]。在明一代，虽有像“前后七子”这样的非韩派，但更有尊韩的“唐宋派”，明代一流的文人学士没有不尊韩的。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说：“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文原》）明代杰出的文论家胡应麟在《唐语林》中也说：“韩公文至高时号孟诗韩笔，元和中，后进师匠韩文公，体大变。”后七子的核心人物、明代文坛后期领军人物王世贞在《书韩愈散文后》中说：“韩公之于碑、志之类，最为雄奇有气力，亦甚古”。这三个散文家对韩愈散文的文学思想和散文成就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高云：“今观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经，搜罗百氏，其诗聘驾气势，崭绝崛强，若掀雷决电，千夫万骑，横骛别驱，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怀》数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风骨颇逮建安，但新声不类，此正中之变也”（《唐诗品汇》）。在这以后，作为唐宋派核心人物之一的茅坤对同一时期的秦汉派批评韩愈散文的无知言论，作出了激烈的抨击斥责，他这样说道：“世之文章家，刻自喜，往往姗韩骂欧，背弃六籍，瓦釜雷鸣，互相标榜。然不知于古作者之旨，吾不知其何如也。”（《与潇少府书》卷七）明代的韩愈散文沿袭了宋元的路子，一方面注重对韩愈散文本体论的辨析，对韩愈的“文以明道”说中的文道关系展开了论辩，少有创见；另一方面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注重发掘文章学的一般规律，“使中国古代文章学在元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明初散文家宋濂、方孝孺接受韩愈散文，沿袭唐宋旧路子，注重辨析韩子之道的纯与不纯，注重辨析韩愈提倡的“文”与“道”的主次关系。明代中期开始崛起于文坛的唐宋派，高高举起尊韩的旗帜，此派的主将唐顺之、茅坤学韩愈而各有所得：唐顺之所编的《文编》提出了读者接受三境界观点，即“肉眼”、“法眼”、“道眼”三境界[4]；茅坤编选《唐宋家文钞》提出了“本色”、“神理”的美学主张，解决了儒家文学“文以载道”的创作“心源”问题，对韩愈散文的字法、句法、修辞技巧、表现方法和结构做了系统的探讨。明代的散文创作，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洪武至天顺年间散文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但也强调“辞达”，这是韩愈文道观对明代散文的贡献。同时又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同时也有一定艺术功力。其中传记散文最为突出，善于抓住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凸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如《王冕传》、《记李歌》、《杜环小传》等都是较为优秀的名篇，有韩愈传记散文的影响。宋濂门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纵横跌宕，如《蚊对》指责同类相k甚于毒蚊，《指喻》说明大患常发于至微，都写得顿挫浏亮，畅达剀切，也是受了韩文雄奇奔放文风和杂文特色的影响。随着明王朝的政治巩固，文网日渐严密，台阁体应运而生。其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一时朝廷的诏令奏议皆出其手。杨士奇步趋欧阳修，为文追求纡徐委备；而杨溥则力模韩愈，为文刻意遒古矜练。成化至隆庆年间散文成化以后，台阁体散文的弊病日渐暴露，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于是，茶陵诗派、前七子也就应运而生。前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复古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吞活剥、字剽句窃的现象，自然引起许多文人的怀疑和不满，其中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家散文法度，极推韩愈、柳宗元，以及宋文六家，世称唐宋派。唐宋派的理论主张也因具有道学论文的格调，一般说来，唐宋派作家的散文能直抒胸臆，做到“文从字顺”，有韩文之风。晚明时期，也还有一部分作者，继续恪守唐宋派论文主张。有的认为只有取经唐宋古文家才是溯源秦汉的正确道路，如艾南英。明代文坛始终存在复古与反复古、拟古与反拟古的斗争，不论那一派粉墨登场，都要搬出韩愈来评论一番，有批评，但更多的是肯定与继承，所以说韩愈散文对明代文坛的影响是继宋代之后最大的[5]。
（三）韩愈散文在清代
清代的散文，具有终结性和过渡性的特点，散文名家不多。黄宗羲为文，强调“情至”与文、道、学的统一，清初的汪琬为文受唐宋派影响，以家为法式，都有过潜心研究和学习韩愈的散文的经历。清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由方苞始创于康熙朝，一直绵延至清末。该派文学主张近宗明代的唐宋派，远接唐宋家，以“义法”为中心，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6]。“义法”说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更加密切，文章写作要“有助政教”，这一观点也是对韩愈的“文”与“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乾隆、嘉庆时期，属于“桐城派”或写作倾向相接近的散文作家，主要的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朱仕诱等人。管、方、刘、姚诸人重气势，比如，方东树说：“韩公当知其“如潮”处，非但义理层见叠出，其笔势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极，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当思其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岳，奇崛战斗鬼神，而又无不文从字顺，各识其职，所谓“妥贴力排S”也。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沈酣，笔势弛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韩公笔力强，造语奇，取境阔，蓄势远，用法变化而深严，横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间有长语漫势，伤多成习气。”（《昭昧詹言》）朱仕诱以荀况、司马迁、韩愈为师，尤其以学韩愈自命，“其文体格极正，宁艰涩而不肯不工，宁晦滞而不肯不奥，专于炼句炼字，雕琢太过，往往意为辞累”，“晚年文从字顺，渐近自然，神到之篇亦自入妙”，比较追求阳刚之美，与方苞、姚鼐风格稍异[7]。
可以看出，韩愈散文影响在清代仍然很大，但已经减弱。
结语
基于儒学的文化批判乃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就。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之中，“宋代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开拓出封建时期后期的新的文化传统。”[15]同时，宋代欧阳修等人领导的古文运动、苏轼、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近代的湘乡派等都从韩文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营养。总体上，从韩愈对古文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的历代变化看：韩愈散文在宋代经历了全面的兴盛，元代则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时期，明代又再度兴起，清代则是淡化变衰期。这正体现了韩愈的重要为文理论贡献和巨大价值以及其散文成就的深远影响，后人称他为唐宋家之首也就自然而然了。（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韩愈.韩昌黎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
[2]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
[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曹林娣.略论韩愈散文的历史贡献[J].江苏社会科学，2003（05）.
桐城派散文范文4
一、充溢爱意
作者的身份在文中悄然变化。开始作者似乎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描写葡萄园里的一切，但写着写着，作者已经情不自禁成为果园里的老农了。在“八月，葡萄‘着色’”时，前一段还是说“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后一段已经转化为“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从此开始，下文所有的喷药、保护葡萄、干农活、检查葡萄窖等活动的主语全部变成了“我们”。人称的改变，实则巧妙地表现了作者对葡萄的爱意。
正因为作者始终把葡萄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地呵护着，关爱着，对它的一点一滴的成长，都激动、欣喜不已，所以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葡萄的喜爱之情以及一步步见证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满足感。
如：“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请葡萄上架”中，一个“请”字表现了对幼小生命的尊重和爱护。“趴”字写出了葡萄在冬天里的憋屈，急于舒展筋骨。作者似乎亲身感受到了那种憋屈难熬的滋味。“舒舒展展、凉凉快快”既写出了葡萄上架后的舒展情态，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看到葡萄的生长无须再受束缚时内心的高兴和轻松。
二、诗化口语
汪曾祺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他主张“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还说，自己的散文“平淡而有味，用适当的方言表现作品的地方特色，有淡淡的幽默”。文中作者像是抽着旱烟与你在田边果树下闲聊的老农，方言时不时地冒出：“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等，言语间充满了浓浓的乡土味。
最突出的是全篇都用短句来表现闲聊的口语特点。如：
桐城派散文范文5
关键词：王先谦；骈文；选本；文论
王先谦是晚清著名朴学家，一生撰著多种朴学著作，可谓成就卓著。对于选本编纂王先谦亦颇为重视，其编纂的《续古文辞类纂》，收录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古文作家、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他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这两部骈文选本反映了王先谦的骈文理论，也是王先谦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
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
清代学术，自乾嘉汉学盛行，遂有汉、宋之争，文章学领域的骈散之争也随之而起。桐城派固守古文义法，崇散拒骈；阮元一派，严格文笔之辨，崇骈拒散；李兆洛等人则主张援骈人散，以求拓展古文写作之新境界。王先谦身处晚清时代，以汉学名家，他既纂辑了以桐城“义法”为旨归的《续古文辞类纂》，又编选了《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那么，他对骈散之争有怎样的看法呢?
王先谦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与其对待汉宋之争的态度是相一致的。
考据与义理两派在乾嘉时期互相攻讦，不遗余力。作为晚清时期的汉学家，王先谦对待汉宋之争表现出一种通达而平允的态度。在《复颜季蓉书》中，他认为汉宋学派“各尊师说，互相诋骐，款启寡闻之徒，延波逐流，遂有汉宋家学之目矣。”他不主张用汉学家和宋学家的名称，而主张采用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的说法，这样就使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只在于它们是研治经学的两种不同手段而已。以这样的观点看来，汉学和宋学就是各有其长，不可偏废，互相攻讦自然就是不对的。而且，王先谦对于理学和考据学的弊端都有指摘，这比起乾嘉时期汉宋学者水火不容的态度来说，无疑是通达而平允的。
在对待骈散之争的问题上，王先谦表现出同样通达而平允的态度。他说“文以明道，何异骈散。”(《复颜季蓉书》)以明道为宗旨来统摄骈散，而不是斤斤于骈散的文体之争，这其实是他对骈文地位的肯定。而且他还公允地指出，骈散两体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都有失当之处，说：“学美者侈繁博，才高者喜驰骋。往往词丰意瘠，情竭文浮，奇诡竞鸣，观听弥眩，轨辙不修，风会斯靡。故骈散二体，厥失维均。”(《十家四六文钞序》)他编选古文选本与骈文选本的事实，说明他是不拘泥于骈散的文体区别的。这与他对待汉宋之争的态度一样，都是其通达而平允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王先谦认为骈散应当并行不悖，但是他同时主张严格骈散两种文体的区别。在《骈文类纂序》中，他叙说自己少时读柳宗元《永州新堂记》，对其中杂有“迩延野绿，远混天碧”这样的骈俪句式“深疑不类”，这说明他是不赞同散中有骈的文章做法的。对于姚鼐《古文辞类纂》收录“辞赋类”、梅曾亮《古文辞略》收录诗歌，王先谦认为是“用意则深，论法为舛”；对于李兆洛《骈体文钞》兼收先秦两汉的散体文，则认为是“限断未谨”，这些都表明他是主张严格骈散区别的。这与李兆洛主张“融通骈散”的文章学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他编选骈文选本，是有感于骈文写作“标帜弗章，声响将閟”(《十家四六文钞序》)，因此“剖析源流，推宾谷《正宗》之旨Ⅻ，更溯其原”(《骈文类纂序》)显然有以选本方式为骈文写作树立准则以求推动骈文发展的目的。
文体论
在《骈文类纂序例》中，王先谦对每种文体都有论说，可以称之为“文体论”；他对骈文创作经验的总结，可以称之为“创作论”。下面我们先来看王先谦的文体论。
王先谦的文体论继承了刘勰《文心雕龙》对于文体的论说，重视文体的历史演变。对于同一种文体，他有更为详细的区分，如把“表奏类”细分为九个类目，概括了从秦至清表奏的各种不同类型。又如他解释“诏令”说：“考西汉赐书辄称制诏，是诏兼制矣。武策三子，谊主申戒，是戒亦敕矣。刘勰云：‘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则敕即诏矣。汉高手敕太子，知此又不仅施州部也。殆及六朝，世异封建。禅代《九锡》，依仿策文。唐宋敕书，或施之一人，或专赐州郡。诏则遍谕天下，制以黜陟封赠。其大较也。”精于考辨是王先谦治学的显著特点，这里他通过对汉代文体使用实际情况的考察，指出“诏”与“制”、“戒”与“敕”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存在通用情况的。对唐宋时代“敕”、“诏”、“制”的使用对象、使用目的他也做了具体说明，这可让人们对同一类文体的源流演变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文心雕龙》论说文体止于东晋，王先谦根据后世文章写作的实际情况，对刘勰的文体论有所补正，如他论“哀吊类”说：“诔与哀辞，彦和区分二事。其论诔也曰：‘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哀辞也曰：‘以辞遣哀，盖不泪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天昏。’余谓诔与哀辞并哀逝之作。诔以累德，施之尊长，而不嫌僭；辞以叙悲。加之卑幼而觉其安。”
刘勰对诔与哀辞的施用对象有严格的区别，王先谦则根据后世文章写作的实际情况，指出诔与哀辞都是哀逝之作，并无严格的区分。王先谦剖析源流，区分部类，对于后世文体的论说，可补《文心雕龙》所不备。
王先谦重视对清当代文体特征及其使用情况的总结。针对清代使用表奏的情况，他说：“本朝革华崇实，凡有进御，统谓之奏。平论大政，亦或用议。呈书贺捷，皆上表文。殿试、朝考，分题策疏，观乎人文，取存古式而已。”对于清代檄文的使用情况，他说：“本国伐叛，但云下符。其小征伐，则用移牒，皆檄之流也。”他论“志记类”说：“国朝其流益夥，但游集之记恒与序相出入，……大抵专记述者乃登记目，缀吟咏者方以序称。此虽流别之至微，所当部居而不杂。”从细微之处指出记与序的区别，对于人们认识这两种文体在清代的使用情况是有所帮助的。作为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对清当代文体的论述从文体学研究角度来讲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创作论
在《骈文类纂》序例中，王先谦对文章创作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首先，王先谦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动因：“至于触感无聊，伸纸写臆，屏居生悟，缘虚人实。泛长风而不息，则回恋故巢；望晨星之渐稀，则感伤知己。亦有朋好往还，襟情契结，登降岩壑，兴寄园亭。叹逝者之如斯，抚今欢而易坠。相与招绘事、赋新诗，更挥发以词章，庶昭宣其情绪。一卷之内，陈迹如新；百年之间，古怀若接。皆无假故实，自达胸怀，由耳目以造性灵，驱烟墨以笼宇宙。文之为道，斯其最盛者与。”认为自然景物、社会生活是诱发作者创作的动因。作者触景生情，因事寄感，以文章写作来抒发个人的情绪和感触。从中可以看出，王先谦突出了文章对个人真实情感的抒发作用，他没有强调“文以明道”或以“义理”为旨归的价值取向，也没有强调文章维系世道人心的社会功用，这与明代袁宏道等人的“性灵说”颇为接近。王先谦于光绪八年(1882)编选《续古文辞类纂》，尊崇姚鼐，以桐城派古文“义法”为旨归，表明他对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正统文论的认同。二十年后，在《骈文类纂》的序例中，则着重强调了文章抒发“性灵”的作用。在清王朝行将结束的前夜，社会动荡，西学东渐，政治思想、学术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王先谦身处其中，自然也会有所触动，以“抒发性灵”为文章最高境界，从中能够窥见王先谦文学思想的另一侧面。
其次，王先谦论述了骈文写作对前代作品的模仿与学习。他认为，自古至今文章写作都是在承传中发展变化的，所谓“古今文词，递相祖述，胎化因重，具有精理”。王先谦从题目、体裁、句式、用语、构思等五方面对如何学习前人文章进行了总结。以具体的例子说明文章写作是在对前人文章的学习、模仿、借鉴中向前发展的。关于模仿和借鉴前人文章，王先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案造句但可偶摹，无滞迹象。采语缘于兴到，纯任天机。意之为用，其出不穷，贵在与古为新，因规人巧。”他反对机械地模仿，认为对前人语句的模仿与借用要不露痕迹，自然切合，更主张发挥自己的主观创造力，在古人基础上以求新变。
再次，论述了骈文写作中“使事用典”的问题。使事用典，也称隶事，是骈文的重要特征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设《事类》、《丽辞》等篇，对如何使事用典有详细讨论。王先谦对使事用典亦极为重视，他说：“至于隶事之方，则亦有说。夫人相续而代异，故文递变而日新。取载籍之纷罗，供儒生之采猎。或世祀悬隔，巧成偶俪；或事止常语，用始鲜明。譬金在炉，若舟浮水，化成之功，直参乎造物；橐篱之妙，靡间于含灵者也。”使事用典如贴切自然，能收到言少意多的效果。但是在骈文中使事用典，难度较大，要求作者广泛阅读，熟悉典籍。王先谦以前人文章写作中的具体事例，概括了使事用典经常出现的失误或不当之处。如“属词失当”、“绎文不审”、“使典差谬”、“杜撰不经”、“任意牵附”、“随笔增窜”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在使事用典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他说：“故甄引旧编，取证本事，必义例允协，铢黍无爽。合之两美，则观者雀跃；拟不于伦，则读者恐卧。”王先谦认为使事用典必须做到准确而切合文章需要，运用得当，会使文章生动；运用不当，会防碍读者的阅读效果。
桐城派散文范文6
关键词： 朱自清 白话文 现代语言
1.白话文运动的历史背景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古人口语的摘要就形成了文言文，慢慢的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来越远。文言文虽然是语言的经典，但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从唐宋以后，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门户的开放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但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有识之士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梁启超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白话教科书开始流行，白话小说也不断涌现。可是直到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二是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称帝迷梦。《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号召。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2.散文的口语化开创了散文新时期先河
朱自清先生是“五四”时期开始最先主张用口语写作的，他提出了文学口语的两个条件：一是自然，二是创新。他提倡“新而不失自然”的口语，反对为追求新就“扭曲了自己的语气”，他指出：“现在的诗的语言，第一是要回到朴素，回到自然”，有些人“爱用骈句，有时使文字失去了自然的风味”是不好的，用他的话具体地说“活的口语”就是用北京话，老北京话。他的口语化散文给当时的读者感觉是清新的，给读者一种雅俗共赏的效果。
例如：“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的斜织着，人家屋顶上笼着一层薄烟”这段话，短短的几句就把春雨的景致描绘出来了，使我们仿佛置身于春雨之中，撑伞漫步，体验着那绵绵春雨细细飘洒于绿树、青草、房屋之上的惬意。“斜织”的春雨仿佛画家的画笔，勾勒了一幅美妙的淡彩水墨画；再如：“你为我捞什子书也费了不少神；第一回让你父亲的男佣人从家乡捎到上海去。他说了几句闲话，你气得在你父亲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带着逃难，别人说你是傻子。你有你的想头：‘没有书怎么教书？况且他又爱这个玩意儿。’其实你不晓得，那些书丢了也并不可惜；不过教你怎么晓得，我平常从来没和你谈过这些个！总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感谢的。”这段“不欧化的口语”深刻表达了朱自清对亡妇的感激之情，让人读起来亲切感人、顺畅流利，虽然还略带有一些文言的影子，但却不觉得生涩、别扭。还有，在《荷塘月色》中，写荷花的一段描写中“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一句纯正的北京口语“打着朵儿”，再加上拟成的描写，给人以恬静、清畅之感。
正是朱自清先生的细腻、微妙的“口语化”散文，开创了新时期口语化散文的先河，引领了新时期的文化导向。他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建立了中国现代散文全新的审美特征，树立了白话美文的模范，为后期白话文及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奠基。
3.精选口语入文，体现朴素美
从“五四”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作家写的作品只能是名义上的“白话文”，过长、过于欧化的句子，让人们半天弄不明白讲的是什么意思。而老一辈爱国作家为使文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为社会服务，在文学语言现代化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先为白话文而倡导，后为大众化而争论。朱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是卓著的。他生前的论著，如《谈通俗化》、《说话》、《论白话》等都明确提出要用“活的口语”、“以舌”写文章，认为这样的文章才能像“寻常谈话一般，读了亲切有味。”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春》里，他不说春天来临，各种花竞相开放、争妍斗艳，而说“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花赶趟似的。”在《绿》里，不说梅雨潭的绿美丽纯洁，令人心醉，而以与“绿”谈心的方式说“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摸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送你一个名字，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在《荷塘月色》里，他不说荷塘边上的林荫道在黑夜里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而说“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在《生命的价格――七毛钱》里，不说被卖的女孩子的命运难卜，凶多吉少，而说“女儿本姓‘碰’，由她去碰吧。”在《威尼斯》中他写到小船“它哪儿都去”，“只要不怕转弯抹角，哪儿都走得到，用不着下河去。”大理石小雕像“出于名手的还有味”等语句令读者感觉到作者仿佛就坐在你身旁讲述着威尼斯的迷人之处。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我们开始领略的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这时我们已过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等交代逻辑顺序的句子，并非是很古板的“首先”、“接着”，而是如娓娓动听的歌声，在我们的耳边飘荡着。在《南京》中写道“所以我劝你上鸡鸣寺去，最好选一个微雨天或月夜”，这句话就像作者在读者面前当导游，介绍南京的美丽风景……
朱自清先生为使口语入文，对口语进行了精心的挑选和提炼，并且把北京话作为挑选和提炼的标准。他生前曾说：“自己是苏北人，却赞成把北平话作为标准语。一来因为北平是文化城，二来因为北平话的词汇差不多都写得出，三是因为北平话作为标准语多年，虽然还没有‘俗成’，‘约定’总算‘约定’的了。”（《论国语教育》）他还说过“北平话一向是官话，影响最大，现在又是我国法定标准话，用来代表中国现代化，原是极恰当的。”（《中国语的特征在哪里》）在他的散文创作过程中，他始终恪守这个标准，因而他的散文语言与今天的普通话几乎一样，活跃在中国人的交际生活中。
朱自清是继冰心等人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他以“美文”的创作实绩，彻底打破了复古派认为白话文不能作“美文”的迷信，高举了对旧文学示威的大旗。与此同时，朱自清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因此他的散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读起来也朗朗上口，适应于每一个普通百姓，一直被公认为白话美文的典范。朱自清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贡献，主要是他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和“五四”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他的散文对中国散文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继他之后，中国散文开启了一片繁花似锦的新局面。作为语言文学的载体，他的散文对于推动白话文起了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