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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诗范文1
【关键词】中国新诗;陌生化;流变
什克洛夫斯基指出: “诗就是受阻的、扭曲的语言” 。[1]在诗歌流变过程中,“陌生化”是促使诗歌反叛过去、革新图变的重要动因, 它的意义已不仅限于语言的范畴。本文以“陌生化”理论的视角对新诗进行梳理,分析新诗各个发展阶段的进步和不足,旨在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某种借鉴和参照。
诗歌最重要的变体是从的白话诗开始的,朱自清说:“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打破了古诗格律的束缚,主张诗歌语言“明白如话”,把“诗的散文化”与“诗的白话化”统一起来,形成新的意境表达。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困惑,没有了外在形式的规定,分段排列的文字要能够称之为诗必须靠内在的情绪流转和意象的凝练抒发等手段来成就诗章。这终究是诗歌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诗歌的陌生化有了前所未有的创新,诗人踏上了新的征途。
相继于诗歌这初次的陌生化,走得越来越远的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派诗人。郭沫若创作的《女神》为当时死气沉沉的诗坛注入了新鲜活力,他的诗歌带有强烈的情感,体现了五四时期高扬的个性主义精神。浪漫派诗歌将人在诗歌中的主体性地位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初步完成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文字文学的改造构想,将被压抑的“声音”从古代格律诗中解救了出来。然而越往后来,人们逐渐发现,浪漫派诗歌虽然能使个人才能发挥到极限,但缺乏深厚的生活基础,没有了文字内部规律的制约,浪漫激情成为一片大海。
什克洛夫斯基说:“一个新的形式不是为了表达一个新的内容,而是为了取代丧失其艺术性的旧形式。”[2]也就意味着文学形式不是为适应内容而生,而是对外在生活形式和内在艺术形式陌生化的要求。在对早期新诗的反省和对浪漫主义新诗的批评中,新诗的再次陌生化成了必然,而颇有收获的,当属 “新月派”诗人。饶孟侃的《新诗的音节》与闻一多的《诗的格律》,是新月派诗人探讨新诗格律的理论蓝本,对新诗格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闻一多又进一步提出著名的“三美说”,即诗的音乐美、绘画美与建筑美。新月派对“新格律诗”的倡导与实践,扭转了早期白话诗过于散漫,缺乏诗味的弊端。诗人们注重诗的艺术美,高度关注诗歌形式,对诗歌特质执着追求,对于新诗的美学建设和新诗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形式既是对已有文学形式的陌生化,那么任何手段都可能由新鲜趋于陈旧,从而丧失陌生化能力。“新月派”过于强调句式的均齐与体式的严整,不免忽略了诗歌内在的情绪节奏,日益显示出片面性与局限性。
因而,新诗在三十年代又崛起现代派诗人。现代派代表人物戴望舒早年是格律派的追随者,从1927年开始,他不满过分注重诗外在的音乐美, 认为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歌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同为现代派代表人物的卞之琳走的是一条主智型的诗歌道路,他善于在“不入诗”的事物中,用“冷淡盖深挚”、“玩笑出辛酸”。 [3]不同于新月派格律诗的追求,现代派诗歌的平易自然也不同于早期新诗的“直白”、“自由”,在注重外在形式美的基础上,更注重内在诗情的千回百转。到了四十年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冯至为代表的西南校园诗人并未因生活的艰辛而使诗歌变得粗砺,相反将诗歌的严肃性与艺术性统一,将人生与艺术交错起来。与此同时,中西文化的兼收并蓄,使得其中的佼佼者如郑敏、陈敬容等九叶派诗人以沉静的心态体察内心,“虚待万物”,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诗人们在创作中践行着诗歌陌生化原则,努力使诗歌与众不同,新诗在现代文学中显示出蓬勃发展的姿态。
当代新诗的发展坎坷不平,前后基本中断了诗歌丰富性的探索。至70年代末,朦胧诗的出现才预示着诗歌新时代的到来。朦胧诗突破了以往诗歌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反过去诗歌描摹抒发外部世界的单一性,回归诗人本体的抒写。北岛的诗深沉冷峻,体现了历经一代人的悲愤与思考;舒婷以浓烈的女性色彩,以抒发自我内心情感而著称;顾城展示出一个梦幻色彩的世界, 被称之为“童话诗人”,朦胧诗的变化真正掀开了新诗革新图变的大幕。
当一种审美范式成为主流,等待它的必然是一种“自动化”的惯性,诗歌的反叛与革新也将随之而起,这就是诗歌陌生化的潜在规则在起作用。朦胧诗以后,各种诗歌流派轮番上阵。江河与杨炼以雄浑博大, 富有历史感的厚重思考与悲壮肃穆的风格, 提倡“现代史诗”的寻根运动。第三代诗人海子呈现出神性抒写和求索精神,在诗歌史上刻下了无法抹去的浓重一笔。新生代诗歌群体以“反意象”、“反优雅”反叛朦胧诗, 明显带有后现代主义倾向。女性主义诗歌也是不可忽视的诗歌群体, 翟永明、唐亚平等以女性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建构了自己的诗歌世界。90年代以来,诗歌更加复杂纷呈,“书面语写作”与“口语写作”纷争不断,“形而上写作”与“形而下写作”争论不休。那些被人诟病的“下半身写作”、“垃圾派写作”等诗歌, 再如赵丽华的“梨花体”诗作, 客观而言,这类诗歌是对过去崇尚的优美、典雅、崇高的反叛,同样也是陌生化的创造,只是创新成功与否还得由时间公正地裁决,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才能成为经典。如此众多的流派正是诗人们不断从自我独特的角度出发来认知世界与生命,强调个性体验的迥然不同与自我表达的独一无二,诗歌的陌生化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新诗的发展就是一次又一次对已有文学形式的陌生化,向诗本体认真追问的过程。诗歌贵在创新,贵在引发新奇和特异审美享受的陌生化变革,其实广而论之,所有艺术都要遵循“陌生化”原则,才能生生不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9.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5.
[3]卞之琳.雕虫纪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
谈中国诗范文2
何谓私洽？
私洽是独立于拍卖业务之外的艺术品销售模式，亦即拍场之外的交易。在国外，拍卖公司通常以举办展览或其他私密方式，吸引卖家和藏家参与交易，无需通过拍卖公开竞价，交易结果一般也不会对外公开。今年8月，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季涛曾专门撰文指出，西方拍卖业普遍起源于普通贸易，许多拍卖行都是在贸易商行的基础上兼顾开展拍卖业务。以拍卖巨头佳士得为例，其私洽业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创始人詹姆士·佳士得（James Christie）1766年创建公司之初，其当时的业务就是拍卖与私洽同时进行。由于佳士得这一业务开展了很长时间，因此在运营和操作上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也正是因为私洽是拍卖之外的业务，使得藏家在全年任何时间都可以买到艺术品，而拍卖行才得以在了解客户收藏目标、时间和方式的基础上为其搜罗心仪的艺术品，有效地帮助客户建立收藏。
除此之外，私洽还有其他方面的优势，季涛就指出：在市场相对冷清的情况下进行“一对一”的场下交易，可以节约拍卖成本，充分利用客户资源；对于买家，私洽的好处在于不会炒高价格，手续费也比拍卖佣金低；由于每年春秋两季拍卖时间跨度大、交易周期长，容易造成资金和藏品积压，而私洽却可以解决回笼资金的问题，同时还能充分照顾到客户的个性需求，有效保护客户隐私。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私人洽购”，这个定义并不十分完备，因为它不仅包括私人之间的非公开交易，还包含了私人对公司、公司对公司之间的交易，因而将之命名为“私下洽购”或“私下交易”更为贴切。
私洽为何越来越火？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艺术品市场遭受重挫，至今仍在艰难地复苏中，但是对比国外拍卖行的业绩，私洽却成为了一个强劲的增长点。根据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公司公布的报告，2011年，苏富比年度总成交额达到58亿美元，其中私洽收入达到8.14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5%；佳士得年度总成交额为57亿美元，其中私洽交易收入8.086亿美元，同比增长50%。今年上半年，佳士得全球艺术品销售总额为35亿美元，同比增长13%，其中私下交易总额高达6.61亿美元，同比增长53%，占其总销售额的20%。在某种程度上，私洽业务量的增长，正是拍卖市场低迷的表现。作为二级市场的代表，拍卖行业火爆时，市场中资金充足，但是艺术品的资源有限，势必引起买家的激烈争夺。而行情遇冷之时，市场中资金不足，相应地就会出现流拍或拍价过低的现象，加之部分买家中标后不付款，使得卖家回款成了难题。如果卖家资金链断裂，急需出货来回笼资金，那么选择私洽无疑可以规避拍卖中收款的风险，哪怕几个人同时对私洽中的一件艺术品产生了购买意愿，仍然还是谁先付款谁获得艺术品的所有权。
早在今年5月份，北京永乐拍卖总经理董军就在本刊专栏中撰文讨论有关私洽的问题。他在文中提及，私洽“对自信并信任品牌中介的交易双方来说，在市场低迷或信用缺失时很有采纳的必要。对拍卖行来说，媒体曝光度下降，但收益未必减少太多，搭建舞台的成本省去不少，财务健康更有保障。”而与之相伴的就是仓储业务的拓展，董军指出，“拍卖业务的前提是卖方市场刺激竞价成交，但当市场趋冷时，观望气氛浓重，艺术品的换手率下降，流动性减退，存储需求增加。实力雄厚的大客户不急于割肉，宁愿将近些年收购的宝物藏于安全场所，最好有专业展示作为增值服务，同时自己也好梳理一下思路，为筹建私人博物馆静下心来做做功课。自由港的免税政策将‘深挖洞、广积粮’的成本降到了很低的程度。”
私洽影响了谁？
私洽的出现使得传统的一二级市场之外，又多了一个交易艺术品的平台。由此，疑问也接踵而至：私洽究竟属于哪一级市场？它的出现会对已有的画廊和拍卖行业造成怎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区别。
作为一级市场的代表，画廊的目的在于挖掘、推介艺术家及其作品，因而通常不会从藏家手中购买作品；作为二级市场的拍卖行，其货源主要来自于藏家而非艺术家。从货源的供给方式和功能上看两者可谓泾渭分明。然而从交易对象上看，无论是标准的一级市场还是私洽，所依赖的都是藏家，因此正如董军所强调的—理想中的私洽仍是典型的二级市场。这也是为什么在2009年，艺术家达明·赫斯特与苏富比合作举办了为期两天的个人作品拍卖会，尽管成交总额超过了1亿美元，但仍在西方艺术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由于国外一二级艺术市场的体系非常完备，像达明·赫斯特这样的事件只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个案。但反观中国，由于国内艺术品市场起步较晚，一二级市场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有些拍卖行的拍品就直接来自于艺术家本人，且拍卖行与画廊之间也有合作。这也意味着私洽的出现势必会对原有的市场格局造成一定影响。对此，保利贵宾部负责人李思莫并不讳言——“贵宾部兼容了一二级市场的功能。”同时她还特别强调，目前艺术市场正处在瓶颈期，这就更加需要一个提示性的队伍，带领大家走向一个正规的艺术经纪与推广模式。保利贵宾部从8月24日宣布成立至今，已经举办了6个风格迥异、内容多样的艺术展览。虽然这种模式与画廊业的常规运营几无二致，但级别和能量却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近期的目标，李思莫表示先要让大家看到更多的优质展览，而最终的诉求则是将这一平台打造成为一个开放的艺术中心。这首先要依赖于高效的专业团队，从展览的策划、执行，画册的编纂、制作到有效客户的对接与全方位推广，均保障了其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保利拍卖已经为其积累了近十万个有效客户，这种雄厚的买方资源是一般画廊所不能比拟的。
中国式私洽的未来
除了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拍卖业的私洽业务在中国为何直到今天才迟迟出现？其中，首要的原因就是《拍卖法》的限制。此前，季涛曾在文章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规定，拍卖企业只能拍卖客户委托的拍品，不能买断自营；同时《拍卖法》也规定了拍卖企业只能用竞价的方式经营，不能采取一对一的普通交易。”不仅如此，“工商管理部门一般也不会允许在拍卖企业的营业执照中加注拍卖场外普通交易的营业范围，国家税务机关对于委托拍卖和场外交易课税科目也是不相同的。因此，拍卖企业今后学习、借鉴国外大拍卖行开展私人洽购会十分困难。”不过，季涛同时表示：“国内拍卖企业做私人洽购也可以有变通的方式，比如有拍卖行与工商局进行‘勾兑’，在自己的营业执照里加上普通买卖的营业范围；拍卖企业也可以单独注册一个与公司有关联的艺术品经营公司专门从事私人洽购，只需做好公司间拍卖与交易的合同。”目前，保利贵宾部的相关业务均独立于保利拍卖，因而有效的规避了相关法律限制。但即便如此，私洽业务也不是普通企业能够轻易开展的——企业良好的品牌支撑和信誉保证，私下鉴定、评估和谈判中的操作难度，以及企业管理中出现的新的课题，这些都是中国式私洽在今后的探索中需要不断完善的内容。但是，私洽业务的开展最终还要得益于拍卖行多年积累的操作经验和客户资源，正如董军所说：“‘仓储’和‘私洽’都不是以拍卖作为单一业务的国内拍行所能复制的。首先没有仓储牌照，其次拍卖法不支持‘私洽’。除了法规层面的障碍，国际老牌拍卖行仓储服务的专业性和私洽业务资源的丰富性，也不是可以轻易模仿和PK的。特别是多年积累并精心呵护的庞大数据库，才是支撑私洽业务的核心竞争力。而我国，中介业务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有多少人说得清去年拍出的物品的下落，有谁知道举牌人背后真正的买家？”
对话保利贵宾部负责人李思莫
Q：保利成立贵宾部的原因是什么？目前发展的状况如何？
A：贵宾部的出现就像保利当年推出拍卖夜场一样，是必然的市场趋势，但市场的爆发力很难持续稳定在高位。我在保利做了7年，之前一直担任书画部经理，我知道市场上不可能每年都有两个亿的徐悲鸿、李可染、齐白石和张大千。贵宾部的成立联合了三方的资源：保利艺术博物馆、保利艺术中心和保利拍卖。因为拍卖没法每天做动态的交易，贵宾部恰恰可以为其提供有效的信息，从而提高拍卖的有效度。同时，我们有一个2，000平米的展厅，以10天为一个单位的话，会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展览，这其实就是一种潜移默化，慢慢在滋养藏家的审美倾向。此外，艺术市场不仅仅是拍卖，所以贵宾部的最重要的业务还是洽购。比如你去拍场，看到两万多件东西，很难留下太多的印象，但是我们的机构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去跟藏家进行一对一地沟通，让他们更深地了解文化的力量。
Q：贵宾部展览中的作品都是从不同藏家手中征集的吗？
A：对，比如我们现在的展览“可贵者胆—笔相墨韵 李可染画院邀请展2012”，其中的作品就来自日本、韩国、美国和澳洲。展览的时候我们会有一部分洽购，还有一部分是不卖的，会沉淀到拍卖中去。如果有人喜欢某件作品，我们会有销售，因为保利艺术中心的文物商店是有这个职能和功能的。我接触了很多沿海地区像汕头、广东、深圳的客人，他们的原话就是：你们别来这儿预展了，因为预展太痛苦，看了不能拿，拍卖的时候都忘了，或者没有时间去。所以贵宾部就是由种种这样的现象促成的，市场需要一个更开放的平台。
Q：拍卖中流拍的作品是否会进入洽购？
A：流拍作品现在只是我们洽购藏品中的很小一部分。贵宾部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个展览多半是流标和二次成交的东西，很多客人直接的反应就是说看过，给人的感觉好像我们没有东西，其实不然。所以第二个展览我们马上调整，征集了一些在市场上未曾露面的作品，乃至画家本人都觉得我们很神。不过，虽然我们已经储备了很多能量，我仍希望价值没被真正挖掘的艺术家，或者有能够发现这类艺术家的机构跟我们展开互动。我们可以提供从展览、出版、媒体推广、洽购等完整的一站式服务，起到市场导航的作用，从而带动一二级市场甚至画家的眼光。换句话说，贵宾部就是对拍卖业务的升华以及对没有被开发市场的重新输入。
Q：艺术家也可以跟贵宾部直接合作？
A：当然。其实很多艺术家还处于不太认可某些价格的心理状态，那么我们有一个更直接的方式，比如艺术家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可以根据他作品的级别，邀请一些每年在保利消费相应价位的客人，直接进行洽购。另外，我们也会向各大银行私人部的客户进行定点推介，让他们关注有潜力的艺术家，创造一个新的投资方向。
谈中国诗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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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诗范文4
关键词：《世说新语》；古代作者论；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007-01
中国古代作者论从汉代开始萌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走向成熟。产生于南朝刘宋时期的《世说新语》是我国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它以笔记实录的形式记载了汉末、三国至两晋时期士族阶层的言行风尚和轶闻趣事，被誉为“魏晋士人生活百科全书”。其不仅具有思想、社会方面的史料价值，而且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由于《世说新语》并非文学批评专著，其文论资料条目分散，在文学批评史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为发掘研究其文论价值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期，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提出作者素质构成“才、气、学、习”说，这为我们疏理《世说新语》有关作者论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重才――推崇俊才敏思，尊重个体差异
“才”决定了作者的才华、才能、才气和作品的创造力。作者创作素质构成诸条件有其差异性，“才有庸俊”说明才华有不同层次和程度的差别，创作者应该是俊才，才会有创造力和独创性。《世说新语・文学》记录文学创作的诸条强调的是才思的敏捷。如第66条“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曹植“应声便为诗”；第92条“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袁宏作《北征赋》，即席足韵；第96条“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袁虎倚马七纸；第103条“桓玄初并西夏，领荆、江二州、二府、一国。于时始雪，五处俱贺，五版并入。玄在听事上，版至，即答版后，皆粲然成章，不相揉杂。”恒玄针对同一件事同时为五处写公文。此外，第67条阮籍作劝进文，第95条王作奏折，第102条恒玄作诔等都是在称许制作诗文的迅捷。这些正因应了《文心雕龙・神思》“人之禀才，迟速异分”。作者创作素质构成会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各异，从而形成作者个性、创作个性、作品风格的差异。《世说新语》通过文学实践来证实，列举作者个性和彼此间差异性来说明。《世说新语・文学》第84条“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本条刘孝标注引《续文章志》曰：“岳为文，选言简章，清绮绝伦。”又引《文章传》曰：“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张华所谓“乃患太多”，意谓其文多累句，不够简洁凝炼，而潘岳“选言简章”，则取得了“清纶绝伦”的艺术效果。“烂若披锦”、“排沙简金”之比喻，继而第89条“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说明潘、陆之创作风格有很大不同。如此，一方面要求才能、才华不同层次和程度的差别，另一方面要求强化、凸显创作个性和独创性。
二、养气――崇尚个性自由，风格独树一帜
“气”，是一种精神状态。“其为气也，至刚至大，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作者养气为文，就是通过不断加强内在的修养，在气场中等待灵感与妙悟的倏忽来临，方可下笔为文。魏晋士人不再一味的推崇孔子等提倡的“礼”、“义”等社会规范，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对“人”自身、对自我本体的探究与追求上。从而将写作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境界。
――玄妙之气。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即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追求虚无与玄远，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名为“清谈”。《世说新语》保存了大量的清谈资料。既有从容轻松、充满幽默的清谈，也有许多激烈而有趣的辩论。如《世说新语？文学》第16条“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第30条“有北来道入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凤！”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世说新语・文学》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古作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
――豁达之气。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宗白华先生曾指出：“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魏晋士人大多真诚率性，无拘无束，不虚伪，不矫饰，一切行为都任凭自我的性情而发生，较少顾及道德礼仪与社会规范。《世说新语・任诞》第6条“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字，屋室为挥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再如《世说新语・任诞》第47条“王子猷居山阴，逢雪夜，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造访，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们看重的仅是兴趣本身，这是一种超越有限束缚而达到自由的人格理想。务实与超脱、入世与出世，皆为人本性的追求。魏晋士人对洒脱率真、放达真情的人生的倡导与追求，为后世文人展示了人性自由真实的光芒与磅礴。
谈中国诗范文5
天使投资是弥补企业早期融资空白的一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金融力量。它对于初创期的企业如此之重要，然而目前在中国发展还不充分，尚处于婴儿期，亟需扶持，亟待发展。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天使投资事业进一步发展，大中华区著名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通过梳理天使投资主要运作过程，针对不同类型的天使投资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中国天使投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解决方案。
在清科研究中心近期推出的2011年中国天使投资专题研究报告中，根据天使投资的不同方式及特点，将天使投资分为了五种模式：
一种是以个人为主体进行投资的“天使投资人”。目前这是中国天使投资群体的主要构成。目前中国天使投资人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以成功企业家、成功创业者、VC等为主的个人天使投资人。他们了解企业的难处，并能给予创业企业帮助，往往积极为公司提供一些增值服务，比如战略规划、人才引进、公关、人脉资源、后续融资等，在带来资金的同时也带来联系网络，是早期创业和创新的重要支柱。另一类是专业人士，比如律师、会计师、大型企业的高管以及一些行业专家，他们虽然没有太多创业经验和投资经验，但拥有闲置可投资金，以及相关行业资源。
随着中国天使投资的发展，朱敏、薛蛮子、李开复、雷军、周鸿祎等近年来耳熟能详的天使投资人逐渐增多，在新东方徐小平、腾讯曾李青等的带动下，目前国内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正逐渐成为天使投资的主力军，一批活跃在南方几省的“富二代”投资人也构成了中国天使投资人群体。
第二种是以天使投资俱乐部、天使投资联盟为主要形式的天使投资团队。为了克服投资渠道窄、资金规模小、投资时间少、经验不足、投资失败率高等缺点，一些天使投资人组织起来，组成天使俱乐部、天使联盟或天使投资协会，汇集项目来源，定期交流和评估，分享行业经验和投资经验。对于合适的项目，他们会分配尽职调查工作联合投资，以提高投资额度和共担风险。这类方式在美国非常发达。中国也有不少类似的天使投资俱乐部和天使联盟，比较典型的有上海天使投资俱乐部、深圳天使投资人俱乐部、亚杰商会天使团、K4论坛北京分会、中关村企业家天使投资联盟等。
第三种为机构化的天使投资模式，即天使投资基金。为了使投资团队各成员间更好地优势互补，发挥各自更大作用，一些投资活跃、资金量充足的天使投资人在联合起来以团队或者基金的形式投资的基础上设立了天使投资基金，进行更为专业化运作，由此产生了天使基金和平台基金等形式的机构化天使。这种模式改变了天使投资原有的分散、零星、个体、非正规的特点，使天使投资向趋于正规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是天使投资未来的发展潮流。从美国和欧洲的经验来看，天使投资基金投资成功率要比个人天使投资高很多。
在中国，有一些是天使投资人联合起来以团队或者基金的形式设立的天使投资基金。比较活跃的有新东方董事徐小平设立的真格基金、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的广东今日投资、腾讯联合创始人曾李青的德讯投资等。还有一些是资金从外部机构、企业、个人募集而来的天使投资基金，他们跟VC形式类似、但基金规模和单笔投资规模更小，比如创业邦天使基金、青阳天使投资、泰山投资等。今后，拥有更多的资金、更专业化的团队、更广泛资源的、有组织的机构化天使将会成为发展潮流。
第四种为孵化器形式的天使投资，该模式的天使投资能够为企业提供更为系统与全面的场地、资金、管理等服务，备受政府与企业推崇。
在中国，创业孵化器多设立在各地的科技园区，为初创的科技企业提供最基本的启动资金、便利的配套措施、廉价的办公场地、甚至人力资源服务等，同时在企业经营层面给予被投资的公司各种帮助。这种模式在中国现阶段有一定的发展，但并不充分，典型代表是李开复成立的创新工场、北京中关村国际孵化器有限公司、中国加速（CHINACCELERATOR）、联想之星孵化器等。目前，中国孵化器在孵企业超过5.1万家，从业人数超过105万。
孵化器与天使投资融合发展的模式目前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主导的孵化器与天使投资融合发展模式；二是企业型孵化器与天使投资融合发展模式。前者是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组织，组织形式大多为政府科技管理部门或高新技术开发区管辖下的一个事业单位，孵化器的管理人员由政府派遣，运作经费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拨款。在这种模式下，孵化器以优惠价格吸引天使投资机构入场，充当天使投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媒介。而后者为市场化方式运作孵化器，以保值增值为经营目标，自负盈亏。这种类型的孵化器，多采用自己做天使投资的运作模式，使得孵化、投资、管理实现一体化，减少投资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投资风险，提高了资源配置和资本效率。
谈中国诗范文6
当地球开始“发烧”,当极端天气事件席卷全球,当各种天灾人祸此起彼伏不断挑战人类生存处境,当世界和中国在后危机时代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方式之时……
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已经在全世界悄悄酝酿,而这一次,革命所决定的,将不再仅仅是一个群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兴衰荣辱,而是全人类共同的命运。这就是以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低碳革命”。
《低碳之路:重新定义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一书,全视角地描述了应对气候变化,不单单是一个科学领域中的学术“真与伪”命题,也不单单是一个经济、政治领域中的利益“得与失”命题,“生存还是毁灭”这才是一个问题。
读完此书之后,再次谈到气候变化时,我们将会超越各种短视、褊狭的观点,从中看到人类共同的命运、危机、挑战和责任。这种论述方式,比科学论证更富有人情味,比政治宣言更具有草根性。它通过唤起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良知和责任意识,为即将开启的中国“低碳革命”积聚着民意和民心基础。
正如同任何一个革命家在传播革命之时,除了指出革命所必需的流血、牺牲之外,还会描绘出革命之后的成功、富足和繁荣。同样,熊焰先生在书中也以详细的数据、权威的报告,为我们展现了“低碳革命”所能带来的巨大经济、金融利益。
全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在告诉读者,我们参与这场至关重要的“低碳革命”有何积极的经济意义,以及我们该如何投身到这场关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行动当中。在书中,有国际视野之下全球低碳之路的发展现状,可以为中国开展“低碳革命”提供借鉴和参考;有对人类文明、消费方式的哲学反思;有对建设低碳城市和低碳乡村的具体倡议;还有对每一个企业、行业和个人参与“低碳革命”的具体方式、方法指导。
比方说,一般人认为,“低碳革命”将意味着传统行业的没落,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与失业、痛苦转型和调整有关的难题。但实际上,全球范围内,“低碳经济”方兴未艾,它将推动一场新的科技、产业革命,从而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带来新的经济发展机遇。更为重要的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大背景下,如果在走低碳之路方面消极应对,最终有可能错失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大潮,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碳关税”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丧失话语权和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