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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识调查范文1
医学相关法律知识问卷调查涵盖执业医师法、医生的权利和义务、医患关系处理等知识。调查结果显示，尚有一小部分医学生对医学法律知识及执业医师法一无所知，绝大部分医学法律对这些知识也只是略懂一二、一知半解，高职类医学生的整体法律基础薄弱，对相关法律知识掌握不够。法律知识教学意见的统计该部分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医学生认为现有的医学法律课程课时少，课本知识过于陈旧，法制教育空洞乏味，流于形式，难以深入人心。76%的学生希望增加医学法律课时，引入案例，开设如“如何解决医疗纠纷”相关课程。41%的学生要求开展“以案例为基础，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等等。
2讨论与建议
2．1提高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促进法制教育的自觉性
一个人只有对社会产生了高度的责任感，才会自觉自愿地接受社会的约束，加强自律性。医学生学的是治病救人的知识，培养的治病救人的专业能力，学生在学习这些专业知识的同时，更应该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尤其是近几年来，医疗事故纠纷的不断发生，医学院学生更应该学习医学法律知识，提高为民服务的意识与素质。同时，定向培养生录取时即与户籍所在地卫生局签定就业协议，定向培养生毕业后，由各地市卫生局统一调配到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作为委托单位，我们更应以此为契机，从思想上树立学生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思想意识，把法律意识，道德意识与专业知识放在同等的地位。
2．2加强法律教学模式的探索，提高课堂效率
传统的医学生法律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对这种课堂教学方式并不感兴趣，这直接导致医学院校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好。因此，教师应该增强创新教学方法的意识，钻研学生的心理需求，努力探索创新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法律的积极性，达到更好的课堂学习效果。
2．2．1多媒体教学法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走入教学课堂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以将多媒体教学法运用到医学法律的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后，把传统的讲授法光靠嘴说直接转变为视频、图片等资料，学生更容易接受。多媒体的运用，让不容易理解的法律知识变得形象、生动、具体，使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2．2案例教学法医学法律知识在现实医疗事业中有很多案例，采用案例教学法授课，以理论联系实际，以案引题，使社会生活中涉及医学法律知识的事例更好地应用到教学活动中去，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辩意识、开拓学生的思路、引发学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课本上的内容以基本概念、知识、理论为主，挑选典型案例，有针对性的设计、选择，使学生更能掌握医疗卫生相关的法律规定，便于在今后医疗工作中，灵活应用，解决实际问题。
2．2．3“仿真医学模式”教学法随着专业化教学的推进，各医学高校仿真医院陆续出现，医学生可以在仿真医院模拟扮演医生、病人、律师等角色，身临其境，现实场景设计可以围绕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过程，解决医疗纠纷等问题，现实针对性、案情挑战性强，改变学生对以往死板学习医学法律知识的认识，让他们真正成为课堂主人，调动了学生学习医学法律知识的积极性，为今后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打下坚实基础。
2．3建立多地法律知识教育基地
医学法律知识的学习是一个系统工程，贯穿医学教育的始终。完善医学法律知识教育的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医学生运用医学法律知识解决医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大有益处的。农村社区定向培养生实施的是“2+1”的培养模式，即两年在学校学习医学理论知识，一年在实习医院和社区进行实习。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校-医院-社区三地建立法制教育基地，定期开展各种法律讲座、案例讨论，让学生真正走进社会，走进患者。实习医院和社区应强化法律知识的学习，学生在实习过程当中，带教老师除了讲解临床知识外，更应将责任心、职业道德传授给学生，这样医学生才能体会依法行医的重要性,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对医学生个人的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
3结语
法律意识调查范文2
0 引言
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速度加快，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复杂，维护村民的权益固然也非常重要。村民法律意识的现状不仅会直接影响着村民的切身利益，也对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涉及村民利益的纠纷逐渐增多，如果没有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可能就会演变成基层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本文以贵州省榕江县三江水族乡分从村的调研为基础，对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村民法律意识状况等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对策与建议，以期对提高村民法律意识有所助益。
1 分从村基本概况
分从村位于榕江县西部，属三江水族乡所辖，全村共有四个自然寨，六个村民组，三百余户，人口1200有余。辖区内居住着苗、水、瑶族居民，其中，苗族人口约占90%。全村主要以发展农业、林业、畜禽养殖业为主。
由于该村村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高中毕业的村民占总人口的0.5%，初中毕业占10%，小学文化程度占40%，文盲占49.5%。45岁以上的村民受教育程度是偏低，文盲主要以女性居多。2 村民对法律的了解状况
对事物认识是了解事物的基础，村民对法律的概念缺乏认识就分不清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及民族习惯法的区别，容易产生混淆。尽管学界对法律的含义理解不尽相同，但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以维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村民对法律的了解程度，是推进农村法制进程和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方略。
法律意识是构成一个国家法治的重要内容，在法治环境中处于重要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了解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就是调查实证。
笔者对该村的村民共300人进行随机访问，问：您知道什么是法律吗？村民对法律不了解的达到20%，其中主要是女性居多，60%的村民还是知道国家法律的制定，具有强制力，但是不能具体的说出法律的基本概念。这表明，大多数村民已经知道法律的概念。少部分的人是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年龄较大等因素不能说出法律的基本概念。
由于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从村民对这些法律了解情况就可以看出对哪些法律是比较熟知的，对哪些法律是比较陌生，可以体现出村民对法律的熟知情况。笔者对该村200位村民进行调查。
20%的男性村民主要对计划生育法、婚姻法、刑法有所了解，而对宪法、农业法律法规、农村土地承包法几乎是不了解。该村苗族村民在古代主要是用民族的习惯法来约束民族内部的村民的行为规范。因为，计划生育法、婚姻法、刑法在村民的生产生活中关系比较密切，而其他方面的法律则可能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很少涉及，使得村民极少关注。
一位王氏老人告诉笔者：“在古代，我们苗族村寨主要是由苗族寨老主持村内事务，村民发生纠纷或者其他盗窃事件等，都由寨老主持村内有威望的老人召开会议，来处理这些事务。”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习惯法已不能作为法律来维护村民的权利和义务了，但村民们可能还是受到传统意识等方面的影响，对法律的内容了解甚少。少数民族农村村民法律意识高低，除了受经济和文化素质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民族传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
3 村民了解法律的主要途径
李育全在研究中指出：“当前，村民了解法律的途径十分单一，主要是依靠听人说，其次是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的宣传。”确实，当前农村村民了解法律的途径是非常单一的，分从村由于信息相对闭塞，部分村民只要通过广播电视对法律知识有所了解，从报纸了解甚少。
通讯信息的落后，直接制约了村民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和了解。笔者对该村200位村民进行调查。该村村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了解法律知识，30%的村民通过新闻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等了解法律，50%的村民通过别人对法律或者法律事件进行评价而了解法律有人自己主动学习法律。村民因通讯条件和文化素质的落后，难以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学习法律，了解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广播电视和听别人说为主，而通过报纸、普法宣传、自己学习的途径了解法律知识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
从调查中发现，因少数民族农村信息的闭塞，村民通过传统的方式来了解法律知识居多，村民主动去学习法律的极少数。这也说明村民对法律知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主要是平时对法律的需求少，大部分村民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去学习法律知识，而是被动的接受。从而，也就影响了该村村民整体法律意识的提高。
4 村民对法律的权利与义务的处理
自古以来，农村社会常被认定为“人情社会”，这是因为农村社会主要是靠人情、伦理、民族习惯法等来调整的。要了解村民对法律的认识，就需调查村民对人情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态度，笔者对该村260位村民进行了调查。该村村民认为法律重要的人数所占调查人数的60%，认为人情重要的占31%，弄不清楚的占9%。说明在村民心中法律是大于人情的，这较传统社会中“人情至上”理念是一大进步。但不能忽略还有部分人认为人情大于国法的观念，出现此类的观念与少数民族人情观念等因素相关。
法律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关系的内容，表现为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是既包含了法律权利在内，又包含了法律义务在内的社会关系。在新农村建设中，村民对法律权利义务的认识程度，直接关系到村民能否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规范其行为，履行应尽的义务，依法正确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纠纷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意识。笔者对该村的100位村民的维权意识进行调查。
50%的村民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时，会寻求去救济和维护；也有部分人可能因自己的权益受损的程度相对较小时，就会选择自行解决；10%可能只有当自己的权益受损的程度相对较大时，才会通过外接的力量即“打官司”解决。
5 提高村民法律意识的对策与建议
5.1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村民的普法教育
在西部少数民族一部分农村地区，村民的文化素质都相对偏低，对法律知识都缺乏了解。国家相关部门应该组织村民在闲暇的时间进行法律学习，并邀请基层政法工作者或律师来对村民关注的法律问题进行讲解。其次，丰富普法宣传形式。在调查中发现，村民主要通过广播电台报纸等媒体来了解法律，那么就发挥媒体在普法宣传中的重要作用，制作优质的法制节目、法制专栏，通过典型案例形象生动的宣传法律。建立普法宣传栏、法制黑板报，发放法律宣传册等，让村民能够就近获取法律知识。同时，发挥律师和高校在普法宣传中的重要作用。
法律意识调查范文3
本课题采取了自编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在江苏、河北、广东、吉林、北京5省市9个监狱做了调查，收回罪犯回答的有效调查问卷共1 223份(其中男犯870人，女犯353人)；收回监狱警察回答的有效调查问卷共346份(其中男警察211人，女警察135人)。①笔者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做了详细、科学的统计分析，包括频数分析、差异显著性检验。本课题自编问卷的可信度或符合实际情况可以用数据证明，从表1的数据看出，罪犯选择A、B两项之和的是92.9%，监狱警察选择A、B两项之和的是87.2%。这足以证明本课题的自编问卷是被所调查对象认可的，而且，所有有效问卷的回答都是认真的，所以，本课题的调查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本课题同样的问卷对罪犯和监狱警察都做了调查，罪犯的回答是无记名的自评，虽然有些罪犯可能有掩饰性，但总体上有一定的可信性。监狱警察是评价罪犯的法律意识，即他评。监狱警察无法对每一个被调查的罪犯内心都了解，所以，应该没有罪犯自评的准确率高。但监狱警察是根据自己改造罪犯的工作经验来回答问题的，有一定的概括性，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罪犯整体的法律意识现状
法律意识泛指人们对于法律，特别是本国现行法律的思想、观点、心理或态度等等，有时也称“法律观念”或“法制心理态度”。[1]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体系和社会态度的总称。包括法律思想体系和法律心理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前者具有较完整、系统的理论化形态；后者是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的不系统的和自发形成的感觉、情绪、愿望、意向等社会心理形态。[2]罪犯法律意识是基于主体的特殊性而存在的一种群体法律意识。
分析罪犯的法律意识，要依据法学理论工作者从一般角度对法律意识结构的划分。法律意识的内容包括诸多相互关联的要素，这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就是法律意识的结构。刘旺洪先生从纵横两个角度分析了法律意识结构。法律意识的横向结构是指从人类对法律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上把法律意识分为法律知识、法律理想、法律情感、法律意志、法律评价、法律信仰等六个方面。法律意识的纵深结构是指从法律意识的深——表层结构的角度对法律意识进行结构性分析，以揭示其内在的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从纵深结构上看，法律意识可分为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思想体系三个层次。[3]此外，还有法律意识的二要素说和三要素说。法律意识三要素说是比较普遍的划分，心理学理论认为，人的心理过程是认知、情感、意志三者相互统一的过程，而相应地认为法律意识也是由法律认知、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行为三要素组成。有的学者将其分为法律认知、法律情感、法律评价三要素。[4]
笔者借鉴上述关于法律意识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划分的观点，再结合罪犯的实际情况来思考罪犯法律意识的结构，最终把罪犯法律意识的结构确定为法律认识、法律情感、法律意志、法律信仰。
(一)罪犯的法律认识
从理论上说，法律认识是人们在个人经验与前人知识的基础上，对有关法律现象的感知和认识，是对各种与法律有关的事件、行为、状态、性质及其因果关系的反映和判断。法律认识包括法律知识和法律评价。
笔者认为，罪犯的法律认识应包括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性的法律认知阶段。这属于法律认知的低级阶段，即罪犯个体对法律现象的零星、分散、粗略、直观、肤浅、模糊的认知阶段，直接与他们日常的法律生活、社会生活相联系，例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等泛化的法律生活常识，是在生活中耳濡目染得知，不是系统学习所得，没有准确的法律知识。第二层次是具体的法律知识，这有别于法学理论上法律意识横向结构中关于法律知识的抽象概念，而是指罪犯懂得的具体法律规定或法律条文。第三层次是法律观念，指罪犯在对法律知识理解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法律意向和法律决策思想，是一种较为稳定的法律心理定势。第四层次是法律评价，即罪犯能够运用法律知识对于与法有关的事物所作的主观判断。
1.罪犯犯罪前的法律认识状况
从表2和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多数罪犯犯罪前的法律认识处于无知和肤浅的阶段，由于法律认识薄弱而导致犯罪。
2.罪犯服刑后的法律认识状况
——半数以上罪犯入狱后刑法知识水平和对刑法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但也有近半数的罪犯不懂刑法，其他法律知识懂得较少。
(1)罪犯的回答。其一，大多数罪犯懂得了与自己犯罪关系最密切的刑法知识及其重要性。表4第4题的A项有60.6%的罪犯通过学习刑法明白了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的具体条款；第5题通过案例看出有55.3%的罪犯懂得刑法的具体条款。第6题B选项有50%的罪犯懂得刑法知识；第7题更进一步证明了有近75%的罪犯认为最重要的法律是刑法。其二，不可忽视，仍有44.7%的罪犯不懂刑法，这从第5题的B、C选项之和可以看出。
(2)监狱警察的回答。其一，监狱警察认为大多数罪犯还不太清楚与自己犯罪关系最密切的刑法的具体条款，表4第4题的B选项有67%的监狱警察认为多数罪犯“知道犯罪了，不知道触犯了哪条”，这与罪犯的选择不同。其二，多数监狱警察认为罪犯懂得刑法及其重要性。第5题通过案例看出，有52%的监狱警察认为罪犯懂得刑法的具体条款。第6题B选项有近55%的监狱警察认为罪犯懂得刑法知识，此 项高于罪犯的比例；第7题更进一步证明了有近85.6%的监狱警察认为罪犯知道最重要的法律是刑法。当然也不可忽视，第5题中有47.5%的监狱警察认为罪犯不懂刑法。
(二)罪犯的法律情感
法律情感是人们对于法律现象所持的一种态度体验，它可以表现为对法的关切、喜爱、信赖、依恋和寄托，也可以表现为对法的漠不关心、厌恶、怀疑、疏远、鄙视等情感，还可以表现为对自己违法行为的自责、羞愧、内疚或悔恨。
1.从罪犯的回答看其法律情感
(1)无任何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的罪犯极少，这从表5罪犯回答的A项占4.08%可以看出。(2)绝大多数罪犯都产生了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这从表5罪犯回答的B至H七个选项之和占95.9%可以看出，当认识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触犯了法律后，绝大多数罪犯都产生了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其中E至H选项有11.75%的罪犯有复合性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3)有内疚或悔恨法律情感的罪犯占半数以上，这从表5罪犯回答的D选项“内疚或悔恨”占近51%看出，内疚或悔恨的情感是最深刻的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
2.监狱警察对罪犯法律情感的评价
(1)监狱警察认为无任何否定性法律情感的罪犯比例高于罪犯的自评。与罪犯不同的是，表5的A选项有22.8%的监狱警察认为罪犯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后却无任何情感，此项比例比罪犯高出18.72%。
(2)监狱警察认为大多数罪犯产生了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但低于罪犯的自评。从表5监狱警察回答的B至H七个选项之和可以看出，有77.2%的监狱警察认为罪犯产生了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这总体上与罪犯是一致的，但比罪犯自评的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的总和低18.7%。
(3)监狱警察认为有内疚或悔恨法律情感的罪犯占57%，此项比例比罪犯高出6.34%。但由于监狱警察认为“罪犯无任何情感”的比例高于罪犯，认为罪犯有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的总和比例又低于罪犯，所以，即使监狱警察认为罪犯“内疚或悔恨的法律情感”比例高于罪犯，总体比例还是低于罪犯的自评。
从罪犯与监狱警察回答的数据上可以看出，罪犯普遍产生了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这对于他们认罪伏法很重要，但是同时也会有不利一面，即如果罪犯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太重，会使他们心理压力过大，失去重新做人的勇气，这与其他研究者发现罪犯角色意识过重而导致其心理上“永远也走不出高墙了”[5]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不利于罪犯重新适应社会。
(三)罪犯的法律意志
法律意志是指个体在法律认识的基础上为实现预定的法律行为有目的自觉地克服主客观困难的心理过程。法律意志是主体维护法律的尊严而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不畏、不被诱惑和胁迫的坚强的守法精神和护法品格。罪犯的法律意志是决定他们是否犯罪或重新犯罪及适应社会的重要心理品质，影响法律认知、法律情感、法律信仰，是罪犯能否守法的心理柱石。
1.从罪犯的回答看其法律意志
——多数坚强、少数动摇、极少数薄弱
(1)多数罪犯形成了法律意志，这从表6罪犯回答的第9题、第10题、第11题的A选项分别占75.6%、51.9%、82.5%可以看出。(2)少数罪犯法律意志处于动摇状态，这从表6罪犯回答的第9题、第10题、第11题的B选项分别是18.7%、35%、15.2%可以看出。(3)极少数罪犯法律意志薄弱，这从表6罪犯回答的第9题、第10题、第11题的C选项分别是5.7%、13.1%、2.3%可以看出。
其中第10题不仅是法律意志问题，还涉及友谊观和道德品质问题，所以，此题的A选项比例低于另外两个题，而B和C选项高于另外两个题。就是因为罪犯感到法律和友谊、道德发生冲突时较难抉择。
2.监狱警察对罪犯法律意志的评价
——少数坚强或薄弱、多数动摇
(1)监狱警察认为少数罪犯法律意志坚强，这从表6监狱警察回答的第9题、第10题、第11题的A选项分别占3.8%、10.4%、17.1%可以看出。这与罪犯的回答有很大的差异。
(2)监狱警察认为大多数罪犯法律意志处于动摇状态，这从表6监狱警察回答的第9题、第10题、第11题的B选项分别是71.7%、78.3%、80.3%可以看出。
(3)监狱警察认为少数罪犯法律意志薄弱，这从表6监狱警察回答的第9题、第10题、第11题的C选项分别是24.6%、11.3%、2.6%可以看出。
(四)罪犯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主体在法律认识、法律情感基础上产生的对法律的信任与崇拜，并在坚强的法律意志支配下为维护和捍卫法律自觉行动的法律心理品质。
1.从罪犯的回答看其法律信仰
——多数信任或信仰法律、少数法律信仰不明确、极少数不信任法律
(1)多数罪犯对法律是信任或信仰的，这从表7罪犯回答的第12题、第13题、第14题的A选项分别是55.1%、76%、65.5%可以看出。这三个题从对法律的信任到信仰逐渐深入地了解罪犯的法律信仰情况。
(2)少数罪犯对法律的信任或信仰是不明确的，这从表7罪犯回答的第12题、第13题、第14题的B选项分别是35.7%、19.4%、27.2%可以看出。
(3)极少数罪犯对法律不信任、不信仰，这从表7罪犯回答的第12题、第13题、第14题的C选项分别是9.1%、4.5%、7.3%可以看出。
2.监狱警察对罪犯法律信仰的评价
——少数信任或信仰法律、多数法律信仰不明确、极少数不信任法律
(1)监狱警察认为少数罪犯对法律信任和信仰，这从表7监狱警察回答的第12题、第13题的A选项分别是15.4%、25.4%看出。(2)监狱警察认为大多数罪犯对法律的信任或信仰不明确或不太信任，这从表7监狱警察回答的第12题、第13题的B选项分别是82.0%、65.6%可以看出。这与罪犯的回答差异很大。(3)监狱警察认为极少数罪犯对法律不信任、不信仰，这从表7监狱警察回答的第12题、第13题的C选项分别是2.6%、9%可以看出。
二、监狱警察与罪犯对罪犯法律意识现状回答的差异显著性
从前面表2至表7这6个表格的数据中已经看出了罪犯与监狱警察在对罪犯法律意识结构四个方面的回答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表8的Sig.即P值看出，统计学上也都有非常显著差异和极其显著的差异。法律认识、法律意志、法律信仰的平均分高说明法律认知水平低、法律意志薄弱、对法律信任或信仰的程度低，而这三方面监狱警察的平均分都高于罪犯；法律情感的平均分低，说明罪犯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弱，这方面监狱警察的平均分低于罪犯。所以，从数据中得出结论：监狱警察总体上对罪犯法律意识现状的评价要比罪犯对自己法律意 识现状的评价差。
(一)监狱警察与罪犯对罪犯法律认识回答的差异显著性
——监狱警察对罪犯法律认识的评价比罪犯的自评水平低，监狱警察认为罪犯的法律认识水平较低。
表8的第3题、第4题、第7题是罪犯与监狱警察对罪犯法律认识的回答，二者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这三个题监狱警察的平均分都高于罪犯，说明监狱警察对罪犯法律认识的评价比罪犯的自评水平低，即监狱警察认为罪犯的法律认识水平较低。
(二)监狱警察与罪犯对罪犯法律情感回答的差异显著性
——监狱警察认为罪犯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较重，但没有罪犯自评的那么普遍和强烈。
表8第8题的平均分越高说明罪犯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越强，而此题监狱警察的平均数低于罪犯，监狱警察与罪犯的回答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异，这说明监狱警察虽然认为罪犯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较重，但没有罪犯自评的那么普遍和强烈。
在前面表5中监狱警察对罪犯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评价的总体比例低于罪犯的自评，与表8第8题监狱警察的平均分低于罪犯是一致的。
(三)监狱警察与罪犯对罪犯法律意志回答的差异显著性
——监狱警察认为罪犯的法律意志处于动摇状态，没有罪犯自评的坚强。
表8第9题、第10题、第11题是罪犯与监狱警察对罪犯法律意志的回答，二者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异，监狱警察的平均分都高于罪犯，监狱警察对罪犯法律意志的评价比罪犯自评的效果差，即监狱警察认为罪犯的法律意志处于动摇状态，不够坚强。
(四)监狱警察与罪犯对罪犯法律信仰回答的差异显著性
——监狱警察认为罪犯对法律的信任或信仰较差
表8第12题、第13题罪犯与监狱警察的回答都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异，监狱警察的平均分都高于罪犯，说明监狱警察对罪犯法律信仰的评价比罪犯自评的效果差，即监狱警察认为罪犯对法律的信任或信仰较差。
三、不同类型罪犯的法律意识现状比较
不同的罪犯个体存在很多差异，其法律意识也必然存在着差异。个体之间的差异本课题无法研究，只能研究不同类型罪犯法律意识的差异。例如，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犯罪经历、不同罪类、不同刑期、不同性别罪犯之间的差异。
(一)不同文化的罪犯法律意识现状的比较
1.不同文化的罪犯法律认识既有相同又有显著差异
(1)不同文化的罪犯因为不懂法律而犯罪者比例接近。过去一直认为，只有文化水平低的罪犯才会因为不懂法律而犯罪，可是，从表9四个文化层次的罪犯对A项选择的比例看出，大专以上文化(包括本科、研究生)的罪犯因为不懂法律而犯罪的比例与小学、初中的接近，都在46%左右，此数据让我们用新的结论改变了过去的主观推断的结论，即因为不懂法律而犯罪的罪犯不仅是文化水平低者，大专以上文化水平较高的罪犯也有不少人。
(2)不同文化的罪犯法律认识具有显著差异，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犯罪时具有法律认识的人越多。表9第2题的C项大专以上文化的罪犯比例最高，占接近42%；同样此题在表10中的平均数与罪犯的文化水平呈正相关，即文化水平越高平均数越大，呈递增趋势，这说明罪犯的法律认识水平随着文化水平的升高而升高，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犯罪时具有法律意识但处理问题时忘了”的人越多。而且小学以下文化的罪犯与高中或中专、大专以上文化的罪犯平均数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大专以上文化的罪犯与初中、小学以下文化的罪犯平均数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3)小学以下文化的罪犯法律知识存在明显缺陷，与其他文化水平的罪犯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表10第4题、第7题反映了不同文化罪犯的具体法律知识水平，两个题都呈现了小学以下文化(含文盲)的罪犯与其他三个文化层次的罪犯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小学以下文化的罪犯平均分明显高于其他三个文化层次罪犯的平均分，说明小学以下文化的罪犯具体的法律知识缺陷。笔者过去曾经研究发现文化水平低者认知的自我调控能力差，[6]本课题的研究又一次证明了文化水平直接影响罪犯的法律认识能力，小学以下文化的罪犯由于文化水平太低导致认知能力差，这给他们理解和接受法律知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2.不同文化的罪犯法律情感差异显著
——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越重
从表11看出，从小学以下到大专以上四个文化层次的罪犯法律情感的平均数呈逐渐上升趋势，即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自责、羞愧、内疚或自我悔恨的否定性法律情感越强，而且小学以下和初中文化的罪犯分别与高中或中专、大学以上文化的罪犯法律情感的平均数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异，Sig.或P值＜0.001。这说明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就很容易产生自我否定性的法律情感。笔者在与罪犯的交谈也有同样的感受。这不仅因为他们理解了法律的严肃性，还因为在触犯了法律的同时，自己也失去了很多，所以，自我悔恨是真实的。
3.不同文化的罪犯法律意志差异显著
——文化水平越低的罪犯法律意志越薄弱
从表12的第9题、11题看出，从小学以下到大专以上四个文化层次的罪犯法律意志的平均数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即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平均数越低，而且小学以下文化的罪犯与其他三个文化层次的罪犯其平均数具有显著差异或极其显著的差异、大专以上文化的罪犯与初中、高中或中专文化的罪犯其平均数也有极其显著的差异。说明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法律意志越坚强，文化水平越低的罪犯法律意志越薄弱。
4.不同文化的罪犯对法律的信仰差异显著
——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越信仰法律
从表12的第13题看出，从小学以下到大专以上四个文化层次的罪犯其法律信仰的平均数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即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平均数越低，而且小学以下文化的罪犯与其他三个文化层次的罪犯其平均数具有显著差异或极其显著的差异，说明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对法律信任或信仰的程度越高，文化水平越低的罪犯对法律的信任越低。
(二)不同犯罪经历的罪犯法律意识现状比较
1.不同犯罪经历的罪犯法律认识差异显著
——初犯者多数是缺乏法律认识导致犯罪，重新犯罪者具有粗略肤浅的法律认识
从表13的数据可以看出，不同犯罪经历的罪犯选择A项的比例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多而逐渐越少，呈递减趋势；B和C选项的比例却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多选择越多，呈递增趋势。再从表14的第2题(与表13同一题)看出，犯罪次数越 多的罪犯平均数越大，从1次犯罪到3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平均数呈递增趋势，表13和表14“导致你犯罪的主要因素”这同一个题反映的趋势是相同的，这说明多数初犯者的犯罪是由于缺乏法律认识导致的，而2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在重新犯罪不少人前有肤浅的法律认识，之所以重新犯罪是由于法律认识不牢固或不起主要作用而导致。表14第2题进一步证明了1次犯罪和2次、3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平均数具有显著差异。
2.不同犯罪经历的罪犯法律情感差异显著
——犯罪次数越多的罪犯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相对越轻
从表14的第8题看出，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加，平均数却呈递减趋势，而且1次犯罪与2次犯罪的罪犯法律情感还具有显著差异。这说明犯罪次数多的罪犯也有自责、羞愧、内疚或悔恨的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甚至还比较普遍，但相比较而言，犯罪次数多的比犯罪次数少的罪犯相对轻些，因为反复犯罪的经历使他们的情感变得麻木、冷漠。
3.不同犯罪经历的罪犯法律意志差异显著
——犯罪次数越多的罪犯法律意志越薄弱
从表15第9题、第11题看出，1次、2次、3次以上犯罪的罪犯这两个题的平均数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多而逐渐上升，呈递增趋势，分数越高说明法律意志越薄弱，而且第9题1次犯罪与3次犯罪的罪犯有显著差异、第11题1次犯罪与2次、3次以上犯罪的罪犯都有显著差异。这说明犯罪次数越多的罪犯法律意志越薄弱，这也是他们反复重新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4.不同犯罪经历的罪犯对法律的信任度差异显著
——犯罪次数越多的罪犯对法律的信任度越低
从表15的第13题看出，1次、2次、3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平均数呈递增趋势，平均数越高表明对法律的信任度越低，说明犯罪次数越多的罪犯对法律的信任程度越低。而且1次犯罪与3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对法律的信任度还具有显著差异。
(三)不同罪类的罪犯法律意识现状的比较
1.不同罪类的罪犯法律认知比较
——不同罪类的罪犯法律认知大致相同，信仰型罪犯与情绪型罪犯有显著差异。
从表16第2题看出，不同罪类的罪犯法律认知的平均数接近，只有情绪型与信仰型有显著差异，情绪型比信仰型罪犯的平均数高，说明犯罪前情绪型罪犯比信仰型罪犯的法律认知水平稍高些，但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而犯罪。
2.不同罪类的罪犯法律情感差异显著
——信仰型罪犯的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明显重于其他罪类的罪犯
从表16的第8题看出，信仰型罪犯与其他四种罪类的罪犯法律情感都有极其显著的差异，信仰型罪犯的法律情感平均数明显高出其他四类罪犯的平均数，说明信仰型罪犯的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比其他罪类的罪犯重，甚至还有自责与内疚等复合型情感。
3.不同罪类的罪犯法律意志差异显著
——信仰型罪犯的法律意志明显强于其他罪类的罪犯
从表17第9题看出，不同罪类的罪犯法律意志的平均数接近，只有情绪型与信仰型有显著差异，情绪型罪犯的平均数明显比信仰型罪犯高，说明情绪型罪犯的法律意志比信仰型罪犯薄弱，这也是导致情绪型罪犯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他们的法律认知比信仰型罪犯稍高些由于法律意志薄弱仍会犯罪。
从表17第10题看出，信仰型罪犯与财欲型罪犯、情绪型罪犯有显著差异，第11题信仰型罪犯与财欲型罪犯、情绪型罪犯、其他型罪犯都有显著差异或非常显著的差异，信仰型罪犯的平均数明显低于其他三类罪犯，这说明信仰型罪犯的法律意志明显比其他三类罪犯坚强。这是因为信仰型罪犯犯罪的成功需要较强的意志，一旦这类罪犯服刑后认识到自己触犯了法律，就会把原来较强的意志迁移为守法意志。
在表17第9、10、11三个测试罪犯法律意志的题中第10题各类罪犯的平均数都高，即法律意志都在动摇水平。为什么？这是因为此题涉及揭发朋友，法律意志与道德、友情发生冲突。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L. Kohlberg)讲的“海因兹为救妻而偷药”的道德两难故事，这提示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当法律意志与其他因素发生矛盾时就削弱了它对个体的调控作用，法律意志不是遏制个体犯罪的关键因素。
4.不同罪类的罪犯法律信仰有显著差异
——信仰型罪犯的法律信仰高于其他罪类的罪犯，与其他罪类的罪犯有显著差异。
从表18的第12题、14题看出，信仰型罪犯与财欲型、情绪型罪犯以及第13题信仰型罪犯与财欲型、情绪型、其他型罪犯都有显著差异或非常显著的差异，三个题中信仰型罪犯的平均数都最低，说明信仰型罪犯比其他三类罪犯对法律的信任或信仰度高。这是由信仰型罪犯对信仰执著的人格特征决定的，只要他们认为法律是正确的，就会把自己原来错误的信仰转移到对法律的信任或信仰上。
从以上比较看出，信仰型罪犯与其他罪类的罪犯在四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表现出信仰型罪犯总体上的法律意识水平高于其他罪类的罪犯。
(四)不同刑期的罪犯法律意识现状的比较
1.不同刑期的罪犯法律认知比较
——5年～10年以下刑期的罪犯刑法知识水平高于其他刑期的罪犯，具有显著差异。
从表19看出，只有5年～10年以下的罪犯与10年～20年的罪犯刑法认知有显著差异，5年～10年以下刑期的罪犯平均数比其他刑期的罪犯平均数都低，说明5年～10年以下刑期的罪犯刑法知识水平高于其他刑期的罪犯。这也许是因为5年～10年以下是中等刑期，这个刑期既不太短，也不过长，罪犯能够接受，所以，他们对刑法知识的接受程度较好。
2.不同刑期的罪犯法律情感比较
——不同刑期的罪犯法律情感无显著差异
不同刑期的罪犯法律情感平均数都在3.61～3.71之间，无显著差异，说明他们的法律情感都较重，具有自责、羞愧、内疚或悔恨的自我否定情感者较多。
3.不同刑期的罪犯法律意志比较
(1)短刑犯、中等刑期罪犯在战胜友情的法律意志上比重刑犯坚强，双方有显著差异。从表20第10题看出，5年以下的短刑犯、5年～10年以下的中等刑期罪犯与10年以上(含无期、死缓)的重刑犯有显著差异，短刑犯和中等刑期的罪犯比重刑犯的平均分都低，尽管双方的法律意志都处于中间状态，但短、中刑期的罪犯在此问题上的法律意志比重刑犯坚强些。(2)10年～20年刑期的罪犯在释放后不重操旧业的法律意志比死缓犯强。从表20第11题看出，同样是重刑犯，10年～20年刑期的罪犯与死缓犯之间还有显著差异，10年～20年刑期的 罪犯平均分较低，表现出他们在“释放后经济困难又被人威胁不重操旧业”的法律意志比死缓犯强，而死缓犯此方面的法律意志较薄弱。
4.不同刑期的罪犯法律信仰差异显著
——刑期越长的罪犯对法律的信任或信仰的程度越低
从表21的两个题看出，不同刑期的罪犯对法律的信任或信仰，随着刑期的增长平均数逐渐升高，而且5年以下的短刑犯、5年～10年以下中等刑期的罪犯与10年以上(含无期、死缓)的重刑犯之间具有或显著差异或非常显著的差异，说明重刑犯对法律的信任或信仰的程度低。这提示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刑期太重带来的副作用。有个原判刑期是无期、已服刑12年的重刑罪犯在调查问卷上留言：“脱离社会太久，人变成了动物、人全变傻了”。
(五)不同性别的罪犯法律意识现状的差异
1.不同性别的罪犯法律认知的差异显著
——女犯的法律认知水平比男犯高
从表22的第2、4题看出，法律认知这两个题的平均数男犯都比女犯高，并且具有非常显著或极其显著的差异，说明女犯的法律认知水平比男犯高。
2.不同性别的罪犯法律情感差异显著
——女犯比男犯的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更重
从表22的第8题看出，男、女罪犯的平均分都比较高，他们都有较重的自责、羞愧、内疚或悔恨的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而女犯比男犯更重，两种性别罪犯之间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异。这与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是一致的，女犯中因情感导致犯罪的较多，在服刑中否定性情感也比男犯重，这种心理特征对女犯的服刑具有积极与消极作用，否定情感太重会导致女犯轻生者较多。
3.不同性别的罪犯法律意志的差异显著
——女犯的法律意志比男犯坚强
从表22的第9题、11题看出，男、女罪犯的法律意志平均分差别较大，二者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异，女犯的平均分明显低于男犯，说明女犯的法律意志比男犯坚强。
4.不同性别的罪犯法律信仰的差异显著
——女犯对法律信任或信仰程度高于男犯
从表22的第13题看出，女犯对法律的信任或信仰程度平均分较低，男犯在中间水平；第14题男、女罪犯的平均分虽然都在中间水平，但女犯也明显低于男犯，两个题男、女罪犯之间都有非常显著或极其显著的差异，说明女犯对法律信任或信仰程度高于男犯。这可能与本课题调查的对象有关，即信仰型罪犯都是女犯。
以上四个方面都是根据实证数据得出的结论，女犯总体上的法律意识现状好于男犯。
需要说明的是，本课题还对不同年龄罪犯的法律意识做了实证研究，但是由于调查对象中60岁以上的罪犯基本是文化水平较高、入监前具有领导职务的罪犯，所以，用SPSS做出的差异显著性检验很多方面都是60岁以上的罪犯与其他年龄的罪犯有非常显著的差异。笔者认为，这不是纯粹的年龄差异，更多的是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的差异，所以，没有采用这组数据。
法律意识调查范文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5.082
近年来学生身体素质普遍下降，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呈上升的趋势，教学过程中出现了有技能不敢教，有器材不能用的现象，这使得学校和教师在体育教学上面临着许多压力和困难。这些事故和体育教师的意识有很大的联系。意识观念是决定一个人行为的主宰因素而行为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最终自身也发展成为人类专门的生产或生活活动。法律意识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影响着行为。本文为体育教师培养养成良好的体育法律意识，从而能运用自身掌握的体育相关法律知识调整自己工作相关体育关系，为发展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体育法律意识提供客观依据。
1体育法律意识的定义
目前为止有许多学者对体育法和体育法律意识的概念进行了概述，但对“体育法律意识”的概念没有清晰的界定。意识，在心理学的定义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对客观现实的高级心理反映形式”。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中提出在“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汤卫东在《体育法学》中提出法律意识是反映法律现实的意识领域，它通过法律知识、对法律及其引用实践的评价态度、社会――法制立场以及价值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和其他意识领域（如政治、道德、美学等）是统一的和相互作用的。而张春伟，张学超在对马克思、恩格斯作品中法律意识概念进行分析时认为“法律意识和法律概念是相等的，指人们有关法的观点、概念和观念”，是高级阶段的法律问题理论，而不是平时人们所知的法律知觉、感觉。
2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南阳市中小学体育教师法律意识的调查及分析。
2.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浏览捕捉法在南阳师院图书馆中国期刊等电子数据库进行检索；查阅图书馆中有关体育法律以及意识方面的书籍。
（2）统计分析法：搜集南阳市近年来学校体育状况的有关材料，并进行统计处理。
（3）问卷调查法：对南阳市体育教师进行实地访问调查。
从南阳教育网搜索得出南阳市区有28所小学18所中学，根据数据统计法，随机抽选河南省南阳市12所中小学，对其体育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00份，回收83份，有效问卷80份。
3研究结果
3.1南阳市体育教师对“体育法对学校教学有重要作用”态度
从表1可以看出32.7%的测试者认为体育法对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6.2%的人认为不重要，不确定的人数占大部分比例，说明对于体育法重要性的认识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3.2南阳市体育教师对应该具备体育法律素养认同感
从表2可以看出61.1%的测试者不确定是否应该必备体育法律素养，只有15.5%的测试者赞成23.4%的测试者不赞成。说明针对体育教师体育法律知识必要性的认识迫在眉睫，从而当体育教师遇到问题时可以更好的运用体育法律知识解决。
3.3南阳市体育教师维权意识的调查
从表3可以看出体育教师的维权意识还不到位，只有48.7%的人认为体育教师是应该维护体育课的正常开展的，48.7%的人不确定是否应当去维护，少数36%的人不赞成老师去维护。说明我们还很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加深体育教师对其权利义务的了解。
依据调查的结果显示：南阳市体育教师体育法律意识水平远远达不到我国依法治国对公民的法律意识提出的要求，更不能比体育法中对体育教师素养所提出的要求。
3.4南阳市体育教师体育法信仰的了解情况
针对现在由于升学压力造成的占用体育课提出的问题，设计问卷的问题是您怎样看待学校占用体育课这个行为？图1所示48%的体育教师已经认识到这是违法行为，但还是有52%的没有认识到甚至支持学校的这种做法。这就表明了超过一半的体育教师对体育课的不重视以及体育法规定体育课时间不了解，保护学生权利的意识很薄弱。
体育法的作用为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人民体育运动水平，所以设计问题：“您认为体育法作用有哪些？”（多选题）从图2可以看出测试者对于体育法的作用还不是很明确全部选出的占总数2.25%，还有25.5%选出了错误选项，说明很多体育教师对体育法还不是很了解，必须加强体育法的宣传工作。
由于国家鼓励各地方举办体育赛事以及“体育法”中规定中小学每年必须举办一次校级运动会，导致许多学校为争夺名次做出许多违反规定的行?椤K?以设计了“对于学校体育竞赛作假行为的看法”这一问题可以从图中看的出只有占14.5%的知道这是违法的，这就说明还有占85.5%的测试者没有认识到校方这么做的违法行为，这也是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
3.5南阳市体育教师体育教学的法律理论的了解情况
近几年，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频繁发生设计了问题为“当学校发生体育事故你认为学校这边承担的原因有哪些”（多选题）体育法中规定：学校由以下状况发生体育事故，应承担责任，包括体育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学校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工作中有关规定等、学校教师或其他员工未尽职责、组织校外有风险活动时，未有安全教育。
可以从图中得知占42.5%的测试者选择了错误选项而选择正确的只占了6%说明体育教师对自己的义务不是很明确对学校发生安全事故责任认定缺乏全面的认识。
体育法明确规定“中小学应至少在一年内举办一次全校性质的运动会”。所以设计了这个问题，但可以从图中的出了解体育法规定一年一次的只有44%的人，还有12%的人选择两年以上，说明一半以上体育教师对体育法不甚了解，并且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不能够认识到校方的做法是否侵害学生的权利。
从实地访谈中得知，南阳市居民法制观念比较薄弱，而南阳市体育教师对于体育教学方面法律基本知识了解有待提高，无论是体育法的了解还是关于体育暴力行为、体育教学的规则、体育教师自身权利等，都表现出对这些知识浅层次、片面的认识。体育教师十分有必要加强对“体育法”的了解，这是依法治国对公民提出的的要求，也是体育界对体育从业者的要求，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更加深刻认识体育法律。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从调查的结果看，现如今南阳市体育教师体育法律意识水平还在觉醒的阶段。
（1）体育教师法律意识淡薄对于法律的作用认识不到位。
（2）体育教师的体育法基本知识较陌生。
（3）少数体育教师缺乏法律信仰，不相信法律的重要性。
（4）体育教师的维权意识较差。
4.2建议
（1）社会观念―养成良好的体育法制观念。法律部门应当完善相关立法，政府需加大对体育法的宣传，为培养体育教师的体育法律意识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
（2）体育界―法治体育，要求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设置严格的奖惩措施，单位应当组织活动普及体育法知识。
法律意识调查范文5
法律意识是什么?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认识或认同的知识和心理态度的总称。权利意识是人们对于一切权利的认知、理解和态度，是人们对于实现其权利方式的选择。法律意识与权利意识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大学生是推动国家和社会的有生力量，了解法律、使用法律更是其必备的条件。其对法律的掌握程度对于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法治之国有重要作用。因此，为了提高大学法治教育，了解现今大学法治教育之现状，我们对在校大学生作了一个调查。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与权利意识的现状
(一)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不深。本次的调查对象来自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大学生，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来调查分析,本次调查问卷中显示，55.05%的大学生有时会通过电视、报纸等途径了解一些法律意识，只有13.29%的大学生平时都不怎么关注，并且认为日常生活中也用不到法律。这无疑表明当代大学生对我国法律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然而在刑法规定应负刑事责任的最低法定年龄是几岁?这一问题上，只有25%的大学生知道其答案是14岁，然而仍有75%的大学生以其现有的法律知识还不能有更专业的法律素养，由此可以得出如今在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仅停留在较为肤浅、片面认识之上，而缺乏对法律的较为准确的了解。
(二)大学生的权利意识薄弱。大学生作为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社会群体，其权利意识与法律知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反应于法治社会的基本状态。根据调查结果，有54.43%的大学生会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51.9%的大学生同意用人单位所要求的签订口头合同，据此可以分析出大学生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与权利维护意识。但在本次调查中，问及法律基本知识对我们有意义吗?这一问题时，69.62%的大学生认为有意义，但在实际面对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之时，即使法律知识有一定的积累的大学生，他们在第一意识中也并不希望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反倒乐意运用法律以外的途径来解决。
三、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与权利意识的途径。
(一)对于国家来说。组织大学生各地普法下乡活动，虽然当今社会是信息时代，但我国偏远地区，农村依旧面临着文盲法盲的窘境，很大一部分群体对文化知识处于迷茫状态，更不用说法律知识了。我国现如今正在通往法治社会的道路上，可以招募更多的志愿者发挥他们的能量，进行普法宣传，加强贫苦地区以及农村的普法宣传工作。
(二)对于社会媒体来说。为了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发展，各大媒体有协助国家进行普法的义务。媒体应多报道现实案例，传播基本法律知识使普通群众引以为戒，培养他们基本法律意识和权力意识，并适当制造舆论氛围，激发群众法律道德。
(三)对于教育机构来说。大学生作为学生群体，其主要任务仍是通过接受课堂知识，从而拥有丰富自身的理论知识，来指导其实践活动。因此，课堂教学是法律意识培养最有效的途径。在我们的调查中，有65%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学习劳动法，在当今这个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中，劳动法无疑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从多方面加强法律学习是很有必要的。
(四)对于在校大学生自身来说。针对大学生法律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薄弱问题，大学生自身也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自身应积极转变法律观念，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坚定对法律的信心。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依法治国的理性决策，是新世纪中国法治的必然出路。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正义和秩序的综合体，法律必然体现为一种正义，一种社会正义。大学生应保持对法律的崇高信仰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崇尚法理，完善法律，依法生活，遵纪守法，努力使自己成为合格的法律人才。
法律意识调查范文6
论文关键词 城乡结合部 居民 法律意识
一 、引言
近年来，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群众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法制观念初步形成。然而，公民法律意识仍然处在较低水平，与现代法治国家的标准仍有相当差距，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法制化建设还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切实提高这部分居民法律意识对于推进我国法制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培养居民法治观念和提高居民法律意识是建立法治社会的核心，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关键，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途径。
二、城乡结合部居民法律意识的界定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城乡结合部居民由农村农民和城市市民组成。关于城乡结合部居民法律意识，尚无权威的界定，笔者认为，城乡结合部居民法律意识是指城乡结合部居民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现行法律和法律现象的心理体验、价值评价等各种意识现象的总称。农民是农村社会法治化的主导力量，农民法律意识是农村法治化进程重要的精神因素。由于深受传统的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现状的冲击，农民的法律意识较之于城市居民法律意识偏低。尤其是处于城市规划区域与乡村交界的地方，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融合，社会治安混乱，法律意识较差等等，一般被认为管理难度大，所以切实提高这部分居民法律意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具有显著意义。
三、城乡结合部居民法律意识现状及问题
（一）城乡结合部居民法律意识现状
随着城镇化发展，城乡结合部的特殊样态也逐渐凸显，农民的法律意识虽然不断的提高，但是在面临问题时候，“厌讼”思想还是明显的表露出来了。一方面政府在努力推动普法使之被动接受，另一方面居民的自主学习意识较差，法律没有成为他们心中的信仰，畏法，对法律有较大的心理距离；而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识略高，所以在这个融合地带居民的法律意识没有同步。以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上兰村为代表的城乡结合部，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和乡村融合的部分，其中城市居民法律意识稍强，农村居民法律意识较弱。二者的融合使得这一主体的法律意识呈现出特殊性，可将其视为山西省城乡结合部的一个缩影。此课题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方式完成，发放300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860份，男性比例在56%，女性比例占到44%。
（二）城乡结合部居民法律意识问题
调查走访中非常容易发现农民与居民法律意识的差异，但是也有共性，比如这些居民不知道具体法律的调整范围，不熟悉一般的诉讼程序，主观上对法律的排斥，对法律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和曲解，弱化了法律意识，具体列举如下：
1.城乡结合部居民的参政意识薄弱。选举权作为我国公民一项基本权利，正当有效行使体现了国民参政意识强烈的程度。在接近3000份调查问卷中，“行使选举权以前会去主动了解候选代表并作出独立自主的判断吗”这一问题，积极了解候选代表，作出自己独立判断仅占到38%，而不会主动去了解，选择会受别人影响竟然高达40%，其中又有小部分被调查者认为选谁的结果都一样，了解也没用，并且认为选举权的积极行使不是很重要，这种消极的态势体现了城乡结合部居民的参政意识很弱，母法所保障的人权最直接体现——选举权，在他们眼里没有实质性的保障作用，因为在传统思想的支配下，居民往往认为法律只是惩罚犯罪的一个工具，只要自己不去触犯法律，就不会和法律有任何的交集，他们忽视了法律给予他们保障自己权利的功能。当问及上兰村居民对于当地政府有无了解时候，50%受访者表示不知情，他们茫然的表现更加凸显他们对政府的不关注，这种不关注也是受到长期小农经济影响的，农民自给自足，被动接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现如今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倡导公民作为主力推动这种建设的发展，而居民对政治法律的不关注态度会极大阻碍进程的推进。
2.城乡结合部居民的法律意识淡薄。调查发现，居民对法律的认知水平中等，行使法律权利与义务的水平偏低，“知”与“行”产生脱节。城镇居民对于法律权利意识的模糊将影响自己合法权益的维护，导致遇到纠纷时未能及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和化解矛盾。不知道自己的法律权利又如何维护这些权利呢，除消费者权利为百姓熟知，其余许多重要人身财产权利并不知晓，所以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想到的还是想着私了或是上访寻解决。问卷调查涉及到各个年龄段，在自己权利受到侵害时有46%的人会首先想到运用法律解决；一部分人选择私了或者自认倒霉；小部分会考虑通过社会舆论施加压力，例如发微博广而告之。问及原因，居民认为没有私人关系法律不会公正解决，诉讼成本又比较昂贵，所以基本不会考虑诉讼。城镇居民尽管对法律有一定的认识，但长期以来受到诸如“三纲五常”等传统思想影响，在生活中真的出现了纠纷时，往往又不愿意去打官司，认为打官司是件很严重的事情还丢面子。而且现实中基层法律服务稀缺，诉讼资源的短缺致使维权成本昂贵，所以当遇到纠纷时候致使居民很少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我们常提要做个守法好公民，但是否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守法前提是要知法，不知法，何守法。在淡漠的法律意识下，要求严格守法有些困难。我们与上兰村派出所民警交谈了解到本区治安状况较好，偶尔会有违法情况的发生，可以看出乡规民约对于百姓的约束力还是较强的，一个人行为的底线会受到他内心潜意识里良心的质问，但是法律在不知法的百姓眼里，反倒是一种高高在上严酷规则的形象，非常有距离感，所以在基层行为约束靠道德，小部分原因也是基于居民对法律的恐惧，这是一种比较悲哀的情况，法兼具法理和清理，地位崇高自不待言，情理的一面彰显了法律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的可爱，但却不为百姓熟知。
3.城乡结合部地区领导队伍法律信仰偏低。法律信任出现危机，基层居民对法律不感兴趣，尤其是对执法、司法过程持怀疑态度。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在农村社会中长期存在。执法、司法人员的腐败现象，使得很多执法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严重损害了法律在农民心中的公正威严形象。农民对法律的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更罔论信仰③。目前法律在我国基层百姓心中的地位并不崇高，在居民眼中，政府要比法院更为方便快捷，习惯了依赖政府，却不知道去监督和制约权力，人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法律。在调查走访中，我们非常容易发现接受问卷调查的居民对法律兴趣不浓，同时他们也直接地和我们聊起来他们眼中的法治，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在农村社会中长期存在，所以对执法、司法过程持怀疑态度。司法腐败现象猖獗，使得很多执法问题得不到解决，公正威严形象在这些居民心中只是个美丽的中国梦。当地领导法律素质偏低，许多干部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知道，遇到问题也没有运用法律解决的意识，以权压民，此情况也是基层法制建设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提高城乡结合部居民法律意识的对策
（一）加强城乡结合部法治文化建设
法治文化的繁荣，居民的法律主体意识也会增强，而提高居民法律意识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作为前提，所以提升文化教育具有关键意义。加强对农村成年人的文化教育，只有农民法律文化素质提高，促进良好的法律氛围的形成，农民才能更好理解法律、主动利用法律、充分相信法律。而对于文化基础稍好的城市居民我们要拓宽教育模式，尝试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利用此次调研机会，我们联系了太原市几家书店开展义务捐书活动，为上兰村捐赠1300多套法律书籍和百余份法制类报纸期刊，送达居民手中，让他们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当初步具有了法律意识后，居民的法律主体意识也会增强，积极主动参加社会事务管理，充分行使自身法律权利，每位公民都以主人翁心态自居，那么这个社会氛围会更加生气活力。尖草坪区政府以上兰村为基点，定期开展法律学习交流活动，培养居民法律学习热情，有的居民被周边人称赞为“法律达人”，相信将这种活动接续开展，城乡结合部法治文化的建设会上一个新台阶。
（二） 大力开展基层法律服务
如今基层非常缺少法律服务工作者，所以增加基层法律人员对于推动基层法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逐步建立基层法律顾问制度，协助基层组织依法处理好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帮助基层干部运用法律手段妥善处理好基层热点、难点问题。定期组织基层法律工作者向广大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围绕居民关心的问题，提供必要的法律指导和法律服务。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在调解中结合法理与情理，使当事人感受到法律的温情，建立覆盖基层社会的民调工作网络体系，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送法下乡”的活动，以讲座、家访等方式持续进行普法教育工作。从居民自身的角度出发，结合他们在生活中的实例来传授法律知识，传播法律价值观，这样的方法往往更能为百姓所接受，也会是百姓更加愿意主动去学习法律常识。我们应该尝试多种普法教育模式，比如在城乡结合部文艺汇演时穿插法制节目，或单独组织法治表演专项演出，使居民乐在其中，近距离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在政府工作宣传栏中单独划出一片区域用于法治宣传教育，选取物权，债与合同，婚姻继承等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法律，使之学习起来更加方便。现今，城乡地带家庭网络也逐渐普及了，多向百姓介绍普法网站，法制节目，充分利用网络学习。
（三）加强基层领导法律素养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完满落幕，开启了“依法治国”的新征程，党员干部是征程的带领者，所以整顿基层执法队伍，树立法律权威，要求领导模范带头守法具有重要意义。现实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信心来源于执法者的高效公正运作，人们的权益得到合法保障，才会对法律产生信赖。公正司法，严格执法是维护法律权威的根本所在。试想若政府都视法律为儿戏，法律在老百姓眼中还会有什么地位，又怎会以法律为信仰？因此，法律意识的培养，不能仅针对百姓，还应该大幅度提高基层执法人员法律素质。法律素养是指一个人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 ，包括法律知识，即知道法律相关的规定；法律意识，即对法律尊崇、敬畏、有守法意识，遇事首先想到法律；法律信仰，即个人内心对于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行为规则的确信，这是对法律认识的最高级阶段。定期开展针对基层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讲座，督导党员干部自主学习法律知识是培育他们法律素养的基础，而后在工作中慢慢树立法律意识，最终产生法律信仰。当基层的领导干部都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之时，相信基层法治文化一片繁荣不再是一纸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