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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散文范文1
沈从文《湘行散记》读书笔记1
读罢《湘行散记》，我不仅感受到沈从文先生和妻子张兆和炽热的感情，还了解了湘西淳朴的民风，领悟了湘特的风土人情，更感受到了湘西那秀丽的山水、别致的风景孕育出的沈从文先生细腻通达的内心。
湘西被群山包围，人们的生活自然多了几分与世隔绝的古韵。在这里，有错落的吊脚楼，有哭嫁的新媳妇，有爱说“野话”孔武有力的水手，还有萦绕的情歌与号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要为了生计劳苦奔波，但他们的质朴令沈从文先生不禁感叹出：“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
我相信，湘西人“生活的单纯”，一定是依托于他们背后的山水。就拿水来说吧，平静时“水则透明如无物，小船用两个人拉着，便在这种清水里向上滑行”；汹涌时“水吼得吓人，浪打船边舱板很重”；湍急时“可同一股火样子，太热情了一点，好像只想把人攫走。且好像完全凭自己意见做去”……这随性质朴的河水，滋养了包括沈从文先生在内的千千万万湘西人。于是先生发自内心这样赞美故乡的河：“它同都市相隔绝，一切极朴野，一切不普通化，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这让我想起了先生墓碑上“亦慈亦让,赤子其人”的铭文，先生包裹在慈悲与谦让中的一颗赤诚之心，应该就是在这清秀山水中滋养出来的，这也正是“智者乐水”的真实写照。
对故乡河流的眷恋，令沈从文先生对河街也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河街不是普通的街，而是雨后涨水能被淹没的街的总称。这一颇具湘西特色的景象，深深镌刻在沈从文的心中，以至于他在描写河街时用了《河街想象》这个题目。他笔下的河街简单而美好：有悄悄说话、用烘笼烤手的妇人，有卖纸钱的铺子，有插着白旗的小衙门，还有从窗口喊船的人……河街上萦绕着的歌声，“简直是诗”。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的故乡常德，这是靠近湘西的小城，曾经也有河街的'盛景，可是历史的原貌只能留存于祖辈们的记忆里了，战火的洗礼、城市的变迁，让古老的河街化为了时间的尘埃。幸运的是，故乡的河街已被再建，每每徜徉于那仿古的建筑群中，吹着惬意的河风时，我心中就会飘过沈从文先生文字里的“极好的歌声”，这是乡土的歌谣，也是历史的回响。
“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这样的文字就像是纯美的童谣，流淌过我的内心，给我带来安宁和温暖。
先生说“真的历史是一条河，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那就让我们乘上他文字的小船，在历史的岁月中感悟那流淌千年地纯美和爱。
沈从文《湘行散记》读书笔记2
随手翻开《湘行散记》，便被沈从文先生构建的亦真亦幻、淳朴美好的湘西世界吸引。这部散文集是作者两次重返湘西所得，是1934年作者回故乡时所作的游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黑暗的时光中，《湘行散记》依然能繁花尽开、向阳而生，令人惊叹。
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是“花”，是盛开的向日葵，是永远保持的一种向上的姿态。文字中氤氲着烟火气、草木香和书卷气，令人初读时便心生愉悦。清新易懂的笔触中，透出沈从文先生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一颗赤子之心;几笔传神的描写，便将湘西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展现在每一位读者眼前。且看《桃源与沅州》中的这一段：“那种黛色无际的崖石，那种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小小回旋的溪流，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迷人心目的圣境!”寥寥几笔，这桃源仙境的美丽便溢了出来。
文章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开满了“花”，是傲骨不屈的梅花，是品格坚韧的象征。纤手老头儿对生活的努力执着、拉船人对生命的忠实庄严、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的豪迈豁达等人物身上的顽强品质是令人赞叹崇敬的。有人说鲁迅先生的文章特点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而沈从文先生又未尝不是呢?在沈从文先生所塑造的人物身上能看到他的优秀品格与志向、期望，蕴含着对黑暗社会的思考和不满，以及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歌德曾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位品德高尚的人谈话。”在与沈从文先生的交谈中，我仿佛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性情率真、喜欢字画、对湘西有着无限眷恋和热爱、身上不乏劳动人民勤劳的影子。看着沈从文先生，我很好奇：“在那如此黑暗的年代，湘西人民为何还能保持如此乐观的心态生活?”沈从文先生深邃的眼睛似乎眨了眨，透出智者的光芒，他说：“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劳动人民顽强的品格，有着属于中华儿女的那份坚韧不拔!”是啊，这些美好的品格多么难得，多么需要新时代人们学习传承!
沈从文《湘行散记》读书笔记3 一颗诚心、一支笔。最干净的文字，最纯美的湘西。——题记
阅读《湘行散记》，沈从文那质朴的文字，犹如涓涓细水，潺潺流入我的心田。微波荡漾也泛起层层涟漪。
在这游记中，我领悟到了湘西之美：这种兰科植物生根在悬崖缝隙之间，或蔓延到松树枝丫上，长叶飘拂，花朵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人人都知道那地方是武陵渔人发现的，有桃花夹岸，芳草鲜美。远客来到，乡下人就杀鸡温酒，表示欢迎。”这更体现出了湘西景之优美，人之淳朴。这样的湘西，叫我怎能不沉醉其中呢?
当然，在游记中，我更多的，是领悟到湘西人的纯朴心灵。书中，描写了许多水手，每一个水手，都让我感到由衷的敬佩。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却只能拿到最微薄的工资。水手这样的工作，是危险系数最高的工作，他们用的是最多的力气，而且，他们不仅是靠着力气，他们甚至是拿着性命去拼啊!在船上，死了人，对于船上的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了。
水手们从当上这个职位起，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就算是这样，他们也任劳任怨，因为他们，担当的是全家的生活。他们，有着最纯朴的心灵。
沈从文散文范文2
关键词： 林语堂；流散文学；误读
一、介绍作者
林语堂（1895.10.3 C 1976.3.26）福建人。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从林语堂先生的人生轨迹来看，他一直在中外做往返运动，从1912年到1976年他几乎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的所有大事件，他著的《吾国与吾民》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与当时美国社会出现的一味迎合西方人口味，误读中国文化，丑化中国形象的一些文学作品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笔者在研读华裔美国文学的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发现林语堂先生的地位很特殊，很难去把他归类。但是无论他的归属在哪里，就《吾国与吾民》这部作品，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试图用一个中国人的笔，描绘出一个真实的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展示给整个国际社会。
二、介绍作品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写了九章辅之以闲话开场和收场语。分别从中国人民 C 南方与北方的差异，中国人之德性 C 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和平、知足、幽默和保守性八方面介绍了中国人的性格，并把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这三方面归纳为民族劣根性；同时，先生也介绍了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以及文学艺术生活等方面。读林语堂先生的文章总会觉得语调平缓，温婉贤淑，与世无争却句句深入人心。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处于乱世，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外强的虎视眈眈，天朝威严不复存在，这个时候生活在国外的华人是没有地位的，从马可波罗游记获得东方信息的西方人，有的人想来探险，有的人笑话我们的长辫子。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提到，“为什么我们只能有西方下三烂不入流的冒险家才愿意来”。这个时候，先生的《吾国与吾民》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让西方人看到了一个中国的梗概。
三、立场中立，不卑不亢，娓娓道来
当时华裔美国作品中出现的几大问题，《吾国与吾民》都做出了很好地解读，比如第一章中国人民中介绍了中国的南方与北方的差异性，文化民族等信息，这个是综述，介绍天朝威严，请不要把部分当整体，表面看到的可能只是南方或者北方的一部分，是个例，不要拿回来当中国的全部，这样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啊？
1、正本溯源
第二章开始解释了几个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感兴趣的误读。第一个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可能特殊的历史关系，早期到美国的华人无论去的身份是商人、劳工还是学生都选择了服从那个社会，做惯了顺民的中国人，把在中国的忍忍，不反抗带到了美国社会，所以唐人街的华人给人的印象就是能忍，不反抗。这和当时的中国政府很有关系，天朝培养了顺民，所以到了美国，他们不会反抗。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性格特点本身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也难怪美国人会误读。所以也就造成了第二代华裔美国作家的误读。这里我理解误读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本身就是顺民，一个顺民是写不出鞭挞反叛精神的作品的；第二他们可能小时候生活在中国，或者根本没在中国生活过，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是长辈嘴里的故事，故事本身就有着情节性，所以误读。林语堂作为一个生长在中国，到国外求学，接受了西方文化又回到中国，他看到的东西和想做的事情肯定在中国是不能够完全契合的。但是漂泊学子的爱国心是最强烈的，所以他写文章办学校，他想改变，但是无法改变，这时，他的文章是坦诚的，既不包庇也不鞭挞，正如他的作品他的人。
2、中西较量
作品还提到了理想和妇女。这是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常见主题。中国人推崇中庸之道，中庸是什么呢，佛家说中庸，就是不极端，道家说中庸就是无为，先生将西方人对中国人无甚的问题，轻松就化解了。另外就是妇女问题，谈到这个问题，总是被压迫，逆来顺受，被封建礼制所束缚。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这是个民族习惯，改变也是需要一点点的。现在的女性可能不会有缠足附属的问题困扰。但当时的林语堂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写出来的东西也是干跺脚干着急，没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只能提倡教育；林语堂这种坦承中国大环境与中国人的这种民族热忱是激励人心的，作为国人有义务让混沌的民族清醒的看到自己的问题。中国辉煌过，但是都被淡忘了，但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形象始终挥之不去。拨乱反正的事情确实应该做一些。
四、结语
林语堂先生学贯中西，在乱世之中一直寻求能够超越国家、民族、语言的意识，向西方国家展现一个全面且真实的中国。《吾国与吾民》在林语堂的笔下，以中立的立场表达了一个流散在外的国人对中国问题的阐述，既不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贬低国人，也不会以大国自居，孤芳自赏，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接触中国社会的真实平台。
[参考文献]
[1]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王兆胜. 两脚踏中西文化. 北京：北京出版集团，2005.
沈从文散文范文3
关键词：俗气 沈从文 自然融合 出路
人们谈起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总是赞不绝口，称其和《边城》《从文自传》共同“标志着沈从文创作的完全成熟”[1]（P193），和《从文自传》《湘西》共同“构成了沈从文散文艺术殿堂的支柱”[1]（P196），并且《湘行散记》研究的视域往往被限定在其对湘西这一特定地域自然生命和历史文化景观的建构上，目的在于彰显湘西的地域性、文化性。[11]但事实上并不仅仅如此，《湘行散记》创作于全面爆发的前夕――1934至1935年，体现了沈从文对彼时“当下中国”的现实关切，“湘行”其实是一组系列镜头，如实地记录并反映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真实生活情景，这是一个开放的地理空间，并非是为了对应都市社会而重塑的想象空间，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追求也相去甚远。1935年3月沈从文在《水星》杂志上发表《风雅与俗气》一文，明确表示反对那些“与当前实际社会拖开一点”的“风雅”的幽默小品文，赞同“在卫道致用方面”有所建树的“与实际问题接近”的“俗气”的文章。[1]（P35-36）我们认为沈从文创作《湘行散记》实践了“俗气”的散文理念，并有意识地与当时流行的“雅致”的小品文以及带有战斗性质的杂文分道扬镳，从而确立一种新的散文范式，在1930年代独树一帜。为此，本文将重点讨论《湘行散记》的“俗气”是如何体现的，何以形成“俗气”局面，这样的“俗气”出路在何方？
一、“俗气”如何体现：“我认识他们的哀乐”
沈从文在《湘行散记》里关注的中国社会现实最直接地体现为底层人民的生存境况。这沉默的大多数，皆在自己的有限生命里为“求生”这一最自然不过的需求努力挣扎。这些人的生活轨迹是一个封闭的圆，百年前或百年后乃至四五千年前，如此一成不变，却又如此剑拔弩张，永远处在不停地为生存而战斗的环形跑道中，始终走在生老病死的路上。《桃源与沅州》记载了桃源县的“后江”住着不计其数的，这些妇女不囿于年龄长幼的伦理道德秩序，为生存认真经营这份工作。她们竞相学习烧鸦片烟、唱流行小曲、唱军歌党歌来服务军政各界、烟贩、木商、船主、出差的过路人等。她们不把病放在心上，一旦严重了，就打针勉强维持;实在病入膏肓了，便叫人将其隔离直至生命终结。水手更是处于赤贫的尴尬局面。《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和《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有着一连串触目心惊的数字：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仅仅为了多得一分钱便与其他水手展开对骂，条件谈判好后便赶忙弓着腰拉绳，然后坐在石头上神气地一五一十地数钱。沈从文乘坐的辰河上的小船，其中舵手每年二百四十吊钱，一个月有两块三角钱;拦头的上行一次两块六角钱，下行免费;小水手十个铜子一天。为了这份微薄的收入，水手必须得“从天明起始到天黑为止，做他应分做的事情。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下水中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在能用气力时，这些人就毫不吝惜气力打发了每个日子，人老了，或大六月发痧下痢，躺在空船里或太阳下死掉 了，一生也就算完事了。这条河中至少有十万个这样过日子的人。”（《辰河小船上的水手》）这些人占据了中国的大部分空间，并不思索“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2]（P99）的抽象问题，但对于寒暑和四时的交替，都本能地严肃处置，绝不推脱。
《湘行散记》里洞察的不仅是生活的艰辛，还有一部分人随着生活处境的每况愈下，纷纷陷入精神的迷惘和困顿之中。人们生活的处境以浦市为例，这个至少供养了当地人三十多年的昔日繁盛的地方如今“早已破败不堪”，经济陷入枯竭中，“除了有一只船载运了方柱形毛铁，一只船载辰溪烟煤，正在那里发签起货外，其它船只似乎已停泊了多日，无货可载。”（《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面对如此不景气的地方经济，人们便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于是“跛脚青年人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回到家乡，以“什长”“伤兵”的名义做生意―――“有人可以赚钱，有人可以犯法，政府也设局收税，也制定法律禁止，又可以杀头，又可以发财那种从各方面说来都似乎极有出息的生意。”毫无疑问，这个生意便是贩卖鸦片。滕回生堂这个沈从文曾经很满意的桥头，是“一个社会的雏形”，如今“这桥上一共有十家烟馆，十家烟馆里还有三家可以买黄吗啡。此外又还有五家卖烟具的杂货铺。”（《滕回生堂的今昔》）沈从文后来回忆此次“湘行”目睹的现状时如是说：“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键，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3]（P211）由此可见，湘西虽只是中国的狭小一隅，但它的处境是整个中国“合谋”的结果，而其实“人是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处境。”[4]（P3）在经济瓦解、政治堕落，有些人通过、僭越法律的途径横征暴敛时，必然会看到更多的人为此行为买单，受其迫害。我们看到了沈从文的“老伴”赵开明和女儿在店铺里度量带子，安于现状，靠鸦片烟打发日子;那个爱洗鼻子的朋友印瞎子想从事他先前否定的文学职业，写点小说，可事实是他“六年来除了举起烟枪对准火口，小楷字也不写一张了”。（《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更有一些人心灵受到腐蚀，陷入“精神上的营养不良”，在长沙有五个青年皆想做“诗人”，“一面正被‘杀人屠户’提倡的读经打拳政策所困惑，不知如何是好。一面且受几年来国内各种大报小报文坛消息所欺骗，都成了颓废不振猥琐庸俗的人物。”（《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二、“俗气”的形成：“固执的单调，单调的延长”
和《湘行书简》这个属于私人空间的有直接抒情对象（即张兆和）的“底稿”相比，《湘行散记》中直白的情绪隐匿了，取而代之的是经验化的面向公共社会领域的冷静客观的抒写。无论是湘西社会千年不变的“常”，还是一直“下沉”的“变”，沈从文并没有以“常”为价值判断来审视“变”。他能够“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就“中国人目前大多数人的挣扎”，能够“客观一点开看看。”[5]（P45）所以其实沈从文在体认中国当前状况时，立足于“人”自身，探究造成此局面的形而上层面的因素。
以湘西为例，当时中国“真正的多数人”的生存现状与人们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密切关联。人们虽然生活在这用文字写成的官方直线型历史之外，健康和财富皆得不到保障，然而他们秉持着与“自然融合”的朴素人生观，自给自足，乐天知命地存在于既有人伦秩序中，趋向于对传统价值的肯定。皮匠街的水手被问“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花钱，这上算吗？”时，给出的洒脱回答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本人正在沅州”“离桃源远过六七里，桃源那一个他管不着”（《桃源与沅州》）的潜在回答，认同了以平等、独立的行为方式维系男女双方的关系，这样“并不引起人对于生命的痛苦与悦乐，也不表现出人生的绝望和希望，它有的只是一种境界。”[6]（P88）这实际上“同‘自然’融合，很从容地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箱子岩》）小水手刚到船上时除了学习划船本领外，还要“学习挨打挨骂，尽各种古怪稀奇字眼儿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地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它来辱骂旁人。”（《桃源与沅州》）这种水手之间即便父子弄船也不例外的互骂，长大后不做思考就将这一处置方式施与旁人，实际上是对从祖先以来的一种惯例的传承与接受，并将其视为典范。“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在叙述和代表着我们的认同，并借助公共习语和我们掌握的手段来再生这些代表。”[7]（P29）水手之间的粗犷的语言正代表了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的理念，并将之传承给后辈。
然而，在时代和战争的侵袭下，人们所受的物质折磨和精神麻木又不得不让沈从文质疑这些人坚守的价值立场。在《湘行散记》中到处回旋着回忆的音调：“十三年前我同他在一只装军服的船上”“原来我离开这地方已十六年。十六年的日子实在过得太快了点”“十五年以前，我有机会独坐一只小篷船，沿辰河上行，停船在箱子岩脚下”“十七年前的七月里，我带着‘投笔从戎’的味儿”“民国二十二年旧历十二月十九，我同那座大桥分别时将近十八年”。作者采取了今昔对比的模式，旨在体会这些人“现在”的生存状况。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如今开着杰云旅馆，爱玩字画，实际上也是个不懂艺术鉴赏的准绅士;浦市地方的胖子屠户如今骨瘦如柴，就货物的轻重分量与买家争持不下;“老伴”如今成了鳏夫，已认不出我的模样，印瞎子和许多其他青年如今选择“投戎从笔”。还有一批人趁着国家危难之时，大发横财，如跛脚青年从事非法生意，做“什长”;保林二哥成了王村禁烟局长，在乡下又买了七十亩田，做了员外。总之这些与自然协调的人，对“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便也没有担负，责任和担当意识。那些见利忘义的商人群体，自己眼前找到了出路，但却没有思考国家的明天和希望。他们没有对国家的“明天”产生惶恐，没有意识到国内还有其他一些人，与他们不一样，自觉承担着“救国”的使命，试图改变历史，创造历史，对自然决不妥协。“有一类回忆过程，人们大多将它们同个人，即同了断自己个人历史的自我联系起来，这类回忆过程也在文化层面上发生。”[7]（P28）因此沈从文发出长长叹息的回忆其实是在重新考量这些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确立，他们只是将自己的生存本能地消融在自然的秩序中，而不自省这种与自然共生的观念在当时是否正确，是否要暂且抛却了断这种既定秩序。
因此，沈从文在此次“湘行”中，理性地剖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价值因素，对其客观对待，充分呈现了其利弊兼有的复杂性。他并不是文化复古主义者，更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他刻画了这种文化价值认同在普通人面对国家、社会、战争、自我这些层面时显示的具体成效是重叠交叉的。大多数人在它的召唤下将每一个日子“也无风雨也无晴”地打发下去的同时，却也无意识中给整个民族带来了更大的潜在破坏与创伤。
三、“俗气”的出路：“对于那个明日必需如何安排？”
与当时贴近现实的“俗气”的杂文创作相比，《湘行散记》作为一种散文范式，它的“俗气”不仅体现在对国家现存状况的描摹与追溯上，更有对国家明天的焦虑。“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那些在现实笼罩下的身体健康的青年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苦闷，对于明天覆灭的忧虑，会迫使他们在无路可走时在灭亡和生存之间做出选择，乃至愿意接受一个幻想的指导，可是另一方面“这些人平时也看报看杂志，因此到时他们也会自杀，以为一切毫无希望，用颓废身心的狂滥赌而自杀！”（《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意识到明天的危险，那么如何建构那个明天，“为后来者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8]（P81）沈从文思索了两个可能的方式：一是像虎雏：这样血气方刚的少年，或许可以成为民族生命力强劲的支柱，但虎雏的表现却让这一念想有所动摇。作者劝告虎雏：“应把生命押在将来对外战争上，不宜于仅为小小事情轻生决斗。”“想要他明白私斗一则不算脚色，二则妨碍事业。”（《虎雏再遇记》）然而虎雏在认真聆听了教诲后，却仍然按捺不住性子趁天黑时把与他有过节的军人狠狠打了一顿，把军人的嘴巴打歪，并差点把他胳膊弄断。这样过早把自己强劲的生命力用在对待身边的事情上是不是太冲动？在这样的“小事”上消耗太多精力，万一失手，民族未来的大事如何去效力？二是自然恢复。国家目前的状况如同生了一场大病，可以按照治疗疾病的方法来拯救。“生硬性痈疽的人，照旧式治疗方法，可用一星一点毒药敷上，尽它溃烂，到溃烂净尽时，再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人也就恢复健康了。”（《箱子岩》）如此一来，让民族继续往堕落糜烂深处下陷，直至衰败到承受的最高点后再来治理，这种“以毒攻毒”的办法也许行得通，但风险太大。难度就在于只能实验一次，成功则令人欣慰，一旦失败则国家直接灭亡，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念想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因此沈从文并没有给出具体可行的方案：“希望到这个地面上，还有一群精悍结实的青年，来驾驭钢铁征服自然，这责任应当归谁？一时自然不会得到任何结论。”“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过去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数未来的生存方式？等待回答，没有回答。”[9]（P298）对于国家明日的出路，无论是具体可行的方案规划，还是抽象的理念设想，沈从文都没有给出合理的构想，但这其实恰恰体现了沈从文在面对中国社会现实时的严肃性，对国家、政治、战争、社会、民族这类宏大的语词的尊重与责任意识。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诚实而细心，且奇特的能辨别人生理解人心，更知道庄严和粗俗的细微分量界限，不至于错用或滥用。” [10]（P286）
注释：
[1]糜华菱：《沈从文年表简编》，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第193-196页。
[2]沈从文：《风雅与俗气》，《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6页。
[3]沈从文：《一点回忆一点感想》，《沈从文文集》（第十卷・散文、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4]王寅丽译，[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5]沈从文：《给某作家》，《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6]沈从文：《绿魇》，《沈从文文集》（第十卷・散文、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88页。
[7]季斌，王立君，白锡乙耄[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8页。
[8][10]沈从文：《云南看云》，《沈从文文集》（第十卷・散文、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81-286页。
[9]沈从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沈从文文集》（第十卷・散文、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页。
沈从文散文范文4
关键词：昆明经验；沈从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2-038-03
作者：曾璐敏，湖南大学文学院2007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爆发后，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躲避战乱的地方。1938年4月30日，沈从文从湘西辗转到昆明。1939年5月，又疏散到昆明郊外呈贡县龙街。直到1946年7月，沈从文才离开昆明。沈从文在昆明共居住了九个年头，这一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时代、社会、家庭和战争等方面的因素，沈从文产生了独特而深刻的心理感受和生命体验，本文称之为昆明经验。伽达默尔曾经说过：“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东西就属于体验，以这种方式成为体验的东西，在艺术表现里就完全获得一种新的存在状态。”[1]对沈从文来说，昆明经验就是如此。它是沈从文把握和感悟生活并超越生活表象直抵生命存在本质的一种结果，在沈从文昆明时期及昆明之后的作品艺术表现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在昆明生活多年，对于昆明的民风民俗、人情人事，自然社会，沈从文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晚年还说道：“快五十年还保留在记忆中” [2]，这使得他在这一时期乃至离开昆明后的昆明书写中，总是注目于昆明形象的建构。昆明的人情人事，民风民俗成为了沈从文表现的对象。在《过节和观灯》中，沈从文描写了云南独具特色的跑马节。“特具地方性的跑马节，是在云南昆明附近乡下跑马山下举行的。这种聚集了近百里内四乡群众的盛会，到时百货云集，百艺毕呈，对于外乡人更加开眼。”[3]沈从文不仅仅具体表现昆明的民风民俗，同时以昆明这个空间叙述为经，以当时在这个空间里生活的人和发生的事为纬编织起一个昆明形象。《昆明冬景》中描述了上海人来到昆明当地的种种表现，昆明人的热情，在上海人眼中成为一种欺骗，从而写出了上海人破坏了当地的宁静，给拥有纯朴人情美的昆明带来了金钱的铜臭，外来的文明浸染了它，世俗的风气玷污了昆明这片土地，流露出这种道德失范的哀悼。“你爱‘人类’，他怕‘变动’。你‘热心’，他‘多心’”。这就是被金钱腐蚀了“现代文明人的表现。”[4]
云南因云而得名，沈从文对于云南的云实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昆明的云作为昆明的标志在昆明形象的建构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沈从文写昆明的著作中，云是昆明实景中的重要因素。《云南看云》中就对这种具象和理念的云意象进行了表现。“云南因云而得名，单纯的美好是云南的云的特点”。沈从文对于云南的云实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云是美好的，云代表的人事也应该是美好的。它的特点是素朴，影响到人性情，也应当是挚厚而单纯。[5]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云南云的美和人事的丑在沈从文那里构成对比。“部分优秀的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云南的云即或再美丽一点，对于多数人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6]美丽的云的天空下是为名为利而趋之若鹜的人们。云还是那片云，但是人似乎比云更空虚，更摇摆不定。云构建的世界是美的，所不同的是，这种美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痛苦“一片悬在天空中的沉静的黑云痛苦”[7]。在此，沈从文用他的笔给我们建构了一个多样的昆明形象。
二
沈从文在昆明的生活“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8]生活忙碌困顿且离群索居。全家迁居呈贡龙街后，沈从文每周三天住在城里，上课、编教科书。其余时间便在乡下，写作兼做点家务，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此外什么便一无所知。因为事实上我的家人都以极少出门，和外界近于绝缘状态，国家大事，社会上芝麻小事，均极端无知。”[9]他感受到了心灵的孤寂。加上他的九妹沈岳萌在一次敌机轰炸中帮人抢救东西，自己的钱物却被人趁乱掠走，神经因受强烈刺激错乱，让沈从文更加感到了生命的渺小与脆弱。与此同时，沈从文乡居田园，观云寄性，云于晴空之上来往，在四季之内变更，早已为他所注意，昆明的云成为其自身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引起了他深刻的思索。“可是我们若在黄昏前后，到城郊外一个小丘上去，或坐船在滇池中，看到这种云彩时，低下头来一定会轻轻的叹一口气。具体一点将发生‘大好河山’感想，抽象一点将发生‘逝者如斯’感想。心中可能会觉得有些痛苦，为一片悬在天空中的沉静黑云而痛苦。”[10]受此影响，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创作出现了向生命和虚空凝眸的转向，抽象是他这一时期创作最重要的特征。如他所说：“一面是个人身体不好，心情消沉，家中有一亲戚，发疯死去，一面是客观社会变动剧烈，难于适应……除小说外，我还写了些抒情散文，和书生气十足的时论。前一项，多是在乡下田野间沉思默想的结果，文字越来越生涩，读的人已不容易懂，后一项无一定的政治观点，只近于随感即兴文章，凡是主观唯心。”[11] “乡居七年，人事枯寂和明朗的自然景物对照，生活单纯和地方由于假繁荣种种对照，是影响到一部分作品转入晦涩难解……”[12]在昆明时期，沈从文大量的哲理性散文和小说，表现了其“抽象的抒情和抒情的抽象化”。[13]哲理性散文《烛虚》将抽象的抒情和议论杂糅一起，表达沈从文对于主观生命的渴求和倏忽伤感的主观情愫以及对于生活哲理的探索。“多数的读书人，将生命和生活来作各种抽象思索，对于他的脑子是不大相谊的，这部分人大部分是因缘时会，或袭先人之余荫，虽在国内国外，读书一堆，知识上已成专家后，在作人意志上，其实还只是一个单位，一种生物。”[14]从每辑的题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通过抽象探索民族和人生的努力。行文多书写内心，进行抽象的议论，将具体的抽象的景，物，事结合在一起，用一种哲学的思辨探索人的灵魂，发现人事，说明抽象的爱对于生命的维系作用。《潜渊》更是表现了这种抽象哲理的不可抗性。“我目前俨然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之‘抽象’生命与抽象故不可分，真欲逃避，惟有死亡。”[15]抽象成为支持生命的元素，生命的存在建立在抽象的美之上。“抽象与实际”的困惑，无法把握文字的苦痛，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生命》中无处不记载着沈从文的情绪流动，“追究生命意义时，即不免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16]《看虹录》也是省去了一切的故事冲突，全篇只有抽象在说话。抽象成为所要探索的目标。“面对着这个记载，热爱那个‘抽象’，向虚空凝眸来耗费这个时间。”[17]可以说，正是时局的狂乱不安、精神的忧虑焦灼、心灵的孤独寂寞等昆明经验诱发了沈从文对生命宇宙进行冥想，将创作向内进行转化，表现出向虚空凝眸的艺术取向。
三
沈从文在这一时期的写作并不是单纯的远离人事的抽象思考，还有对现实的针砭和批判。昆明时期，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担任现代文学及习作课程的教学。当时的西南联大坚持兼容并包、通才教育、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是抗战时期大批知识份子的聚集地，也形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教授群体，他们将自由作为自身的精神堡垒，产生了一个较为活跃的思想和言论空间，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18]沈从文对于社会、政治、国家和人事的自由主义态度也进一步成长，它深刻影响了沈从文的思想表达。在《怀昆明》中，沈从文介入社会现实，关注着昆明局势的动荡和各种主义学说的交替，对现实有非常峻急的自由主义批评。“初到云南时，如能在那小房子中住住，与当地贤豪长者相过从，就必然会为一种崇高情绪所浸润，此后对国家，对地方，对个人，知道随时随处还有多少好事可做，还有多少好事待做，西南一隅明日传给国人的消息，也自然会化灾难为祥和，只听说建设与进步，不至于依然是暴徒白昼杀人，或更大如苏北山西种种不幸！” [19]与此同时，目睹背景下云南的暂时畸形繁荣，人们包括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他的杂文又对当下时局的精神涣散进行批判，希望从精神的提升上增添国民对抗战救国的民族热情和热力。他在《烛虚》中批判这种思想涣散的生活方式。“这些人已能靠工作名分在社会有吃,有穿，作工作事都有个一定时间，只要不误事就不会被淘汰，学得既是普通所说近代教育，思想平凡而自私，根本又并无什么生活理想，剩余生命的耗费，当然不是打扑克就是用麻雀牌”[20对于部分青年在抗战的危急时刻，不思进取不以国家荣辱为己任的行为态度，沈从文在《给青年朋友》中进行了批判。“许多人若到了年龄就应当思索个人与国家，生存方法与生存意义时节，还俨然天真烂漫，无所事事，不知自爱，不知自重，不以说谎为羞，不以懒惰为耻，不以糊糊涂涂拖拖混混为可怕，把读书当成家庭和学校派定的义务，不认为是自己的权力。这种人的生存，不值得可怜。”[21]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杂文创作积极介入社会和人事，还体现在《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真俗人假道学》等文章中，事实证明了沈从文在进行生命抽象思考的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二者又统一于人，如汪曾祺所说：“沈先生关心的是人，人的变化，人的前途。”[22]当然，这种看人论世又信守着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追踪沈从文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思想轨迹，我们惊异的发现，沈从文一直固执地坚守着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信守着看人论世的思想独立和自由的原则”。[23]
总之，沈从文的昆明经验及其创作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在他昆明时期及昆明之后的艺术表现里产生了重大影响。沈从文着力构建昆明形象，向生命和虚空凝眸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批判，都显示沈从文从昆明经验出发以巨大的探索精神寻找理想与现实的结合点。
参考文献：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P22
[2]沈从文.复彭荆风.沈从文全集,第26卷,P164
[3]沈从文.过节和观灯.沈从文全集,第12卷,P342
[4]沈从文.昆明冬景.沈从文全集,第17卷,P270
[5] [6] [7] [10]沈从文.云南看云.沈从文全集,第17卷,P307
[8]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P389
[9]沈从文.复彭荆风.沈从文全集,第26卷，P298
[11]沈从文.最后的检查.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P270
[12]沈从文.总结 思想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P89
[13]凌宇,张森.论沈从文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研究.2006(1).P82
[14]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P18
[15]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第12卷,P34
[16]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第12卷,P42
[17]沈从文.看虹录.沈从文全集,第10卷,P264
[18]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P13
[19]沈从文.怀昆明.沈从文全集,第17卷,P277
[20]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P19
[21]沈从文.给青年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4卷,P122
沈从文散文范文5
不知道怎么的，武汉这几天天气沉沉的，不好的感觉。
早晨醒来的时候就在床上，不怎么愿意起来，似乎近段时间，没怎么上课，人也喜欢上睡懒觉了。拿起《沈从文图传》，李辉写的，寝室里灯光蛮暗，也不知道时间，当把它看完一遍时，从上铺下来看看时间，居然快十二点了，看得不是很仔细，也许是潜意识里已经把我会把这本书多读几遍的当作原因了，整体感觉起来，像是在写沈从文的评传，李辉虽然刚年过五十，却和沈从文、萧乾、巴金等等那一代人的交情甚好，当然是很熟悉那一代文学家的，甚至李在他读大二时就开始研究巴金的文学作品了，多么的不易！这本书的设计，封面，或者内容，都很朴实，我很喜欢的那种，有点很亲近的感觉。也许是里面很多珍贵的照片的缘故吧，这本图传的定价颇高，二十八元，不足十万字，当然，话说回来，李辉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是为了什么的，只是纪念沈从文先生的，只是弥补一下中国现代文学中这一个空白而已。
湘西永远是那么的美丽，在这本图传的扉页便是一幅照片，然后是那句沈从文表侄、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为沈从文先生墓碑刻下的那句话——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这也是沈先生的一句话，大概只有同为湘西人的黄永玉才能如此体味沈先生，他的作品还有他的命运，他的自信他的沉默，他的“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他的所有所有。
跟随着李辉，颇有散文的笔调，似乎诗意的引领，仿佛在打开一扇尘封许久的历史的大门，是那种很平民话的，很朴实的那种，渐渐融入那诗情画意的凤凰城，还有沈从文先生那传奇的一生，交叉着那些穿过了历史的荣辱和烟尘的老照片，也许，一开始，当我一握起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开始走进沈从文先生的世界，一个人的春夏秋冬。李辉以他多年的采访为线索,为我们断断续续记录下沈从文的一些人生经历,说他“断断续续”，是因为作者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记录了一些沈从文先生的人生片断。从沈从文幼时写起，用极其俭省的笔墨，勾勒了沈从文的童年时光，想象着童年的沈从文活泼、天真、调皮的身影，追寻着他的足迹。年幼的沈从文因为一场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父亲对他寄予的“当一个将军”的厚望。然而，自此沈从文全身心浸泡在清清的溪水中，在城外的阳光下、大自然中，自由地开始他对艺术、对世界的体验。这一章是以沈家的将军梦的破碎开始的叙述，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沈家真正荣耀了，因为中国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不会缺沈从文这样的一位将军，但是在中国，如果没有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坛上的绚丽的一笔，肯定会大大逊色的。在这里，作者提到了沈从文先生一听到“傩堂戏”就热泪流淌的感人场面，然后有了沈从文先生的故乡行，怎么说呢，这种戏剧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的歌咏，故乡的气息那么的浓厚，也难怪沈从文每次听到都是一阵唏嘘，这远比那悲呛的戏曲来得真实。接下来的一章也是从傩堂戏入题的，作者就是那么独到，研读沈从文的作品，来体现沈从文的才华，不仅仅在他的文字上，还在于他与画、与音乐的关系上，“自然使一切生存于美丽里”：沈从文像一个画家，用带有色彩的词语来描绘一幅夏日图景；也像一位巧于谱写音符的音乐家，在生气勃勃的田园里，揉进了自然动听的音响。李辉在研读了沈从文的作品和家信后，认为沈从文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天才，并且一直带有湘西人的侠气。1934年，在回故乡湘西的路上，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里说：“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沈从文的自信，正是他精神的支柱，灵魂的色彩，甚至到了五十年代，在家书里他仍然直抒胸怀，把自己和曹雪芹、曹子建进行比较，发出历史的感慨。如李辉说的那样，经过漫长的历史和时间的淘洗，再来看看沈从文的作品，他并非通常所说的自甘寂寞，他确实是对自己充满自信的，不然在那种命运和环境下他也不可能做出如此的文化贡献。这期间，作者提到了徐志摩，在整个沈从文的一生中最欣赏沈从文的才华、最理解沈从文的、也最为沈从文终生感激不尽的大概就是徐志摩了。事实也给我们证明了在后来的日子沈从文没有负徐志摩的厚望，成为现代文学的佼佼者。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夫妇有着很深的交往，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创作了《记胡也频》，在丁玲被捕后，他又创作了《记丁玲女士》，两部传记的写作，正表明了沈从文的侠义之气。书中也忠实地记录了沈从文与萧乾之间的误会，在沈从文去世前夕，二人已有和好之意，然而，未能等到二人相见，沈先生就驾鹤西去，在当时或者在现在，都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沈从文散文范文6
关键词：牧歌 形象 命运 原型
《边城》是沈从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内涵丰富，研究角度也多样化。思想内容上，既包括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与提炼，又包括对其真善美包裹下的悲剧意识的挖掘。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作品有刘洪涛《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及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他们尤其注意了沈从文思想发展的过程性，从民族身份的认同直至国家认同，并提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指向未来的理想的中国人形象；艺术形式上，王润华《论沈从文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引入象征来解释作品中的自然景物。一些学者提出了象征--原型说，引入象征来解释作品中的自然景物；还有针对《边城》的叙事学研究，诸如格非《与假定性叙事》一文对柏子的叙事视角、叙事意图及叙事时间进行了分析探讨，独具匠心。
（一）牧歌--中国人形象
在这方面的研究最早见于域外学者，夏志清最早提出"牧歌"这一概念。在这方面做研究的还有，国外学者如松枝茂夫、小岛九代、金介甫等，国内学者刘洪涛，凌宇等。
在《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一文中，刘洪涛从沈从文整个创作的轨迹着手，将《边城》中的理想人物形象上升至"中国形象"。他认为，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沈从文创作，沈从文是以自身主体投入其中的方式在思考着国家命运，是在下层人民中寻求着生命的"能量"，并将《边城》与《阿Q正传》相提并论，前者意在启蒙，而将后者放在文化守成主义体系中加以考虑，意在宣扬本土文化。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一文，解释了沈从文对"生命"与"生活"的认识，肯定了"生命"的深刻内涵。并以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及20世纪40年代的《烛虚》、《绿魇》、《白魇》和《水云》等带有哲理思辨性的散文为佐证，渐次说明了沈从文对"生命"的反思。凌宇先生认为这是关于人性的深刻反思，在《边城》和《长河》中达到了极致，肯定了《长河》中的夭夭、老水手等对抗邪恶的勇气和高尚品质，是生命的最高形式，是民族文化的重构。
两位学者都注意了沈从文思想发展的过程性，以此入手分析了沈从文作品中的精神性命题，从民族身份的认同直至国家认同，并提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从而指向未来的理想的中国人的形象。从这个角度上，这样的分析是得当的，尤其是契合了京派创作的精髓，注重乡土精神或本土文化的挖掘，及对可能消逝的传统文明的赞誉和挽留。《边城》及翠翠无疑是沈从文的理想，但这一创作中或许包含着更多的复杂性。
（二）悲剧--命运说
前面已经提到，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有很多作品都表现了在阴差阳错中铸成的种种悲剧，即使是牧歌般的《边城》也渗透着些许哀愁。因此，有论者提出了悲剧--命运说，以此来解读沈从文的创作。
杨瑞仁在《七十年域外学者研究述评》中提到一些域外学者对《边城》的悲剧性问题的探讨：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边城》一节，评及《边城》时，提到边城人物"命运悲惨"；法国的学者安妮・居里安在《笔下浸透的水意--沈从文的和汪曾祺的》一文中，将《边城》与《大淖记事》对照来看，她认为《边城》"描写了失败，没有结局的爱情"，看到"孤独怎样越来越逼近翠翠"。①金介甫在《东亚的两种田园诗--沈从文的与三岛由纪夫的》一文中，指出《边城》悲剧性的根源来源于现实，并非是作者的本意，是理想与现实的对抗，其中包含着作者本身的无奈感。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沈从文创作中包含着悲剧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这或许是现代社会发展、商品经济渗透其中的必然的命运结局，站在挽留传统文化的立场上看，这个结局必然充满着悲剧色彩。
但我认为如果文本只是基于对命运的认可就会掩盖掉文本中的许多深层意味，我以《边城》和《阿金》为例进行说明。如果仅将翠翠的悲剧命运看成宿命（比如在文本表层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她和她的母亲似乎有着相同的命运，或者种种误会最终导致了她只能一个人空守渡船等待傩送的归来），我们可能就会忽略文本中的苗汉文化冲突这一重要隐性内涵。同样，如果我们将阿金未能娶那个漂亮寡妇看成是他的宿命（在文本中我们也的确能够读出宿命论的意味），我们也会忽略一些问题，诸如：阿金如果深爱那个女人，仅仅一个地保是不能阻拦的住他的；他最终将钱全都输在了赌场，竟没了给媒人的钱，这些应该不仅仅是宿命，或许是作者为我们暴露的在存留美好人性的同时，愚昧与落后也同在，这应该也是作者的隐忧所在吧！
（三）象征--原型说
较早探讨沈从文作品中象征意义的论者多为域外学者，主要探讨了《边城》中的象征和隐喻结构，诸如水、船、塔的象征，结构的象征等。金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里谈到："沈从文写湘西人的作品在历史领域中有广泛的象征意义，可以把整个作品当做整个中国民族的预言来读"。②安妮・居里安在《笔下浸透的水意--沈从文的和汪曾祺的》一文论述了"水"的多种象征意义，既是翠翠忧郁的象征，又是天保和傩送生命的象征，还意味着变化无常等。③王润华的《论沈从文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提到了自然景物的象征，他认为"白塔"和"渡船"就是老船夫的化身，"竹筏、竹林与森林"就是翠翠的投影。④
所谓"原型说"，强调的是文学作品中隐含的神话模型，以此解读《边城》的代表性文章是李继凯的《民间原型的再造--对沈从文〈边城〉的原型批评》和朴宰范的《论沈从文的原型与表现技法》等。后者强调了"死亡与再生"的循环，认为作品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自然的、循环的，均指向了"死亡与再生"，人与自然是统一的生命共同体，由此，自然也就带有了人性化的象征功用。
我认为将《边城》中钟灵毓秀的山水看做一个整体来象征美好的人性更为合理些，尽管翠竹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生命的弹性，青春，但是单独拿出翠竹和森林就说是翠翠的投影多少有点牵强。前面我们也已谈到，湘西美丽的山水陶冶了沈从文的灵魂，使之不自觉的获得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意识，纯净的山水赋予了他无穷的想象力，形成了其独特的形象思维，但这更多的应该是基于环境的整体的形象意识。
以上三种观点是诸多学者再次研读《边城》后所形成的较一致的认识，由此可见，《边城》文本自身的丰富性，也表明了学界对作家作品解读趋于多样化，这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拓宽了新路子。只是在研读过程中，我们要十分注意把握作家作品的整体风貌，以此为根基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解读。
注释：
①[法]安妮・居里安.笔下浸透的水意--沈从文的和汪曾祺的[J].湖南文学.1989（9）
②[美]金介甫. 沈从文传・序[M]. 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
③[法]安妮・居里安.笔下浸透的水意--沈从文的和汪曾祺的[J].湖南文学.1989（9）
④（新加坡）王润华.论沈从文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A]，见王润华.沈从文小说新论[M].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参考文献：
[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