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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长城范文1
一、 中美文化的碰撞
（一）文化异向性
《长城》是由中国万达影业与美国环球影业联合公司等中美电影公司共同出品的大作，这是一部由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由诸多中外影视巨星鼎力加盟合作的一部奇幻动作大片。影片以中规中矩的中国文化的典型恢弘格局开篇，以架空历史的视域，将饕餮袭城事件作为整部影片展开的关键。饕餮本是中国古典神话之中的宫廷守护神兽，《长城》对这种神兽怪兽化的颠覆，显然源于中美文化的一种表象化碰撞，中国文化更倾向于所有怪兽为我所用俯首称臣化，而美国文化则明显倾向于以人类英雄清除所有怪兽的个人英雄主义化。这两种文化在《长城》这部电影中显然进行了一种隐性的较量。同时，长城在中国文化中亦有着多重含义，既是守御、屏障、安全，又是文明、象征、骄傲、威权。中美两种文化在《长城》一片中的碰撞表现为中国文化在左，美国文化在右。[1]
（二）思维异向性
中美文化在《长城》一片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影片中左手的中国文化恢弘典雅，右手的美国文化则一己独大。究其根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全球化的自由主义造就了美国的国家内部氛围其实是属于俯就国民且威权弱化的，而中国的国家内部氛围则在其历史传统上是由和谐社会所承托起来的一种君临天下。事实上，软文化的碰撞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更容易成为泛影视艺术的最终硬伤，而软文化的碰撞与冲突的本质就是文化差异以及由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文化接受力问题。其实，文化差异更源于对待文化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思维路径、思维模式的不同。从《长城》这部影片来看，三个美国人即有三种思维方式，其思维路径与思维模式亦各不相同，这就是美国文化所最为崇尚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显然与中国文化思维所强调的整齐划一大相径庭。
（三）根性异向性
观看《长城》这部影片，可能给观众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人类在面对饕餮一般的洪水猛兽时的那种倍感无力，却不得不挣扎的深深的无奈之感，这其实恰恰是新常态下中美文化碰撞的一种极具直观性的表象化表现。中美文化不仅存在着文化与思维两个方面的异向性，而且更存在着根性上的异向性。这也是《长城》这部中美合拍片中过度硬性地植入中国元素，所带来的人为式的文化碰撞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在影片中，我们亦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其实危胁国家安全的一切饕餮乱象皆源于饕餮幕后的兽王，而这种中国式乱象恰恰在影片中，遭遇到了凸显个性精神与个人主义的美式英雄。影片中的这种中美文化根性异向性的种种“奇特交错”，更将对中美文化的既有思维秩序带来可以预期的一系列碰撞。
二、 中美文化的融合
（一）技术与视效呈现
《长城》这部影片是中美合作影片之中，极为罕见的几乎全部以外籍演员视角所拍摄的一部雄辉壮丽的史诗级奇幻大作。从《长城》这部影片中的视觉语言处理而言，可谓是极尽了壮阔恢弘之能事。尤其是其中的战斗场景的处理，更是集结了工业光魔与维塔的天作之合，以及中美其他视觉特效与后期精英团队等，皆为整部影片的视效增添了许多出彩之处。影片中描绘战争场景的史诗般的蒙太奇，更是将观众带入到了身临其境般的奇幻动作场景之中。从影片细节而言，《L城》一片中，怪兽攻城时的兽王头部筋膜的颤动，以及众兽颈部风琴琴腔状筋膜的同步颤动共鸣等细节表现，更是将美国式现代视效技术，与中国式传统典籍《山海经》中的想象，精巧逼真、妙手天成般地融冶于一炉，为影片凭添了足以撼动人心的力量。
（二）执导与协同合作
首先，这部《长城》其本身就是一部中美文化深度融合的典范之作，在中美影视文化之间，构筑起了一座沟通中美影视艺术的长城。中美之间传统的影视艺术交流通常仅限于资本、技术、制作、非主要演员类人员支持等合作。然而，在这部影片之中，由外籍演员担纲的主要角色就多达三个，这在中美合拍片中不多见。同时，整部影片中的视觉特效与后期制作亦几乎为中美智慧合作的结晶。其次，《长城》这部影片，与以往的中美合拍片的绝大多数由美方全权执导不同，这部影片由中方执导，并由中方参与了大量的包括剧情等的设定方面的工作。最后，在这部影片中，中美双方的主要演职人员进行了较多的互动与团结协作。在这部影片的最后，观众们看到，在强大的饕餮已经几乎完全失控的情况下，中美双方的男女主角以信任的彼此承诺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守卫任务。
（三）交集游离与共性弥合
文化之间的碰撞，以及由文化碰撞所引发的冲突，显然无法彻底避免；在文化碰撞与冲突中，显然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赢家。只有有意识地由双方均采取主动地进行文化融合，才能最终获得双赢乃至于多赢的局面，对于这一点，中美影视文化界双方，近年来不仅都已经强烈认同，而且正在努力强化着双边的密切合作。在中美文化碰撞中，我们看到，中美文化间的碰撞本源，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交集的失控性游离，无论是文化还是思维，抑或是那种根性碰撞的产生、发展、呈现等，最终都能够由共性加以弥合。并且，随着后现代影视文化共生性、共时性、共进性的不断发展，中美影视文化界之间的交集失控游离，正在共性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地趋于弥合。同时，在事实上，从中国近年来的影视艺术发展观察，中国的开放性、包容性、前瞻性等，正在与美国文化无缝弥合的过程中获得了影视文化间的一种更加深度的融合发展。[2]
三、 中美影视文化未来发展
（一）中美影视文化合作话语权
其实，无论是中美影视文化间的无意识碰撞，还是中美影视文化间的有意识融合，其根本利益都是为了寻求一种共赢式发展。共赢式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影视文化未来世纪同步发展的一种必然。从美方立场剖析来看，一方面，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立场更符合美国的全球文化政策；另一方面，以影视艺术先声夺人亦更符合美国的全球文化输出。在这两方面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处于文化合作话语权被动状态。但同时亦应理性地看到，美国的基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与全球吸引力，恰恰是美国崛起的真正原因。令人欣喜的是，在中美影视文化合作的过程中，《长城》一片意义重大，这部影片不仅开启了中国话语权的世代，而且更开启了中美合拍片的中国决策的世代，中方的决策权在这部影片中明显地处于主导地位。这也使得中国元素与中国文化价值观得以全面灌输到这部影片中来，“中国元素越多，显然利益越大”，这种中国元素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合体，在这部中美合拍片中，具有着开天辟地的意义。
（二）中美影视文化合作新模式
影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更考验执政者的高文化智慧，中美影视文化的合作话语权的转变，使得传统的美方话语权、决策权、文化价值观等均能够为中方所左右，这种中美合作方式显然将在未来开启一个中国影视文化主导全球的世代。我们看到，当历史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的六大纷纷祭出中文化法宝，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快速崛起并不断走向成熟的影视市场正在深受世界青睐。尤其是中国电影每天15块银幕的极速成长，更是使得中国将很快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票仓，在中国放映的电影票房甚至已经开始出现超越美国本土的现象。这就更呼唤中美影视文化合作更多新模式的不断探索与不断完善。中美影视文化合作由投资好莱坞作享全球收益的模式，到合作升级中国深度参与到有中国特色的好莱坞影视工业化制过程当中。显然中国资本、中国渠道、中国受众、 中国智慧、中国文化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长城》一片甚至嬗变为由中方主动收购好莱坞公司独享全球收益，这种中美影视文化深度合作的新模式，对于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必将成为中国电影国际化发展的新起点、新开端、新动力。[3]
（三）中美影视文化合作新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美影视合作高峰的来临，已经预示着中美影视文化正在开启一个由碰撞而融合，由融合而共同发展的共生共进、共同繁荣的伟大的新世代。其实，中美影视文化未来发展，完全可以无关政治，不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关系未来如何，中美影视文化交流都必将成为未来一个世纪的影视艺术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既拥有着好莱坞所迫切需要的数以十亿计的成熟观众群体，又拥有着好莱坞所迫切需要的无比深厚的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在这样的双重迫切需求之下，《长城》这部深度合作影片的应运而生，其实更像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长城》这部史上最大规模的中美合拍影片，即便最终票房结果是命途多舛，也已经无关宏旨。因为，中美影视文化界已经在深度融合、深度合作、深度发展的过程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展望未来，我们看到，无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如何，中美两国间的影视文化方面的合作，正在越来越密切，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和谐。[4]
文化长城范文2
关键词：文化广场娱乐休闲空间
一、空间品质特征
城市文化广场是由基面、边围、家具等物质要素围合所形成的空间，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户外活动场所，满足了人们休闲、交往、娱乐的要求，具有一定的主题思想，而且是代表一个城市的文化传统和风貌特色的城市户外公共活动空间。
广场在空间构成上应具备下列四个条件：①城市的边界线清楚，能成为“图形”，此边界线最好是建筑的外墙，而不是单纯遮挡视线的围墙；②具有良好的封闭空间的“阴角”，容易形成广场“图形”；③铺装面直到广场边界，空间领域明确，容易构成“图形”；④周围的建筑具有某种统一和协调，广场的宽和高有良好的比例。广场空间品质不仅要关注实体，更重要的是要关注空间。老子在《道德经》中有“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论述。参照老子的辩证观，空间与实体的相互作用正是建筑空间造型的本质所在。广场除实体围合的空间外，人在广场上的活动形成了广场空间品质的丰富内涵。我们要尊重周围环境的文化，注重广场的文化内涵，将不同文化环境的独特差异和特殊需要加以深刻的理解与领悟，从而形成广场良好意象。
二、城市文化广场的特点
1.城市文化广场与周围整体环境协调统一
城市文化广场与周围环境、街道在形式上和组成上有许多必然的联系，它们的协调与统一是构成广场上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城市文化广场的结构一般都为开敞式的，组织广场环境的重要因素就是其周围的建筑，即边围。要结合文化广场主题性，运用合理适当的处理方法，将周围建筑很好地融入广场环境中。广场空间的类型和层次可看作是广场环境系统的空间结构，丰富空间的层次和类型是对系统结构的完善，这将有助于解决广场使用多样性的需求。
2.城市文化广场具有共享空间的作用
城市文化广场不仅是空间的载体，而且具有“共享”的特征。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的市中心，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广场的代表作，有人把它称为“欧洲最美丽的客厅”。人们之所以把广场称作露天的客厅，是因为广场具有交往功能，广场的形成是共享空间发展过程中一个主要的高峰时期，在这个共享空间里，人们扩大交往，形成群体意识，克服自身的不足。
3.城市文化广场的标志意象
广场特色是一个国家、民族在特定的城市、特定的环境中的体现。所谓广场特色，就是要表现其所具有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方性。文化广场上的标志性建筑也能带来文化休闲气息，广场特色除了反映在当地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还体现在当地人民的习俗和情趣之中。广场不仅要具有特色，它还是一个时代特征的重要载体。广场设计必须要有时代精神和风格，为了更好地表现出广场的时代特征，就必须运用最新设计思想和理论，追求新的创意，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的艺术手法．反映时代水平，使广场设计更具时代特征。家具是广场空间内相对活跃的因素，对广场空间来讲，家具的主要作用体现在空间的方向性上，它可以是以树木、水体、休闲座椅、环境小品、设施等，以此来点缀广场、平衡视觉，营造适合多数人利用的交往空间，形成广场文化意象。
三、城市文化广场的空间尺度
一般文化广场的比例设计是根据广场的性质、规模和其文化特点来决定的。广场给人的印象应为开敞性的，否则难以吸引人们停留，所以一般文化广场满足这样的条件比较合适：大小在1公顷左右，广场宽度介于边围1倍建筑高度与2倍建筑高度之间。
据研究认为，人眼以大约60度角的圆锥为视野范围。一般来说，在大约100米处，远处的模糊人影就变成了具体的个人，这一范围，被称为社会性视觉领域；在70—100米的距离，人们则可以分辨出性别，根据姿态与服饰认出熟悉的人；在30米处的距离，则可以看清细节，可识别面部特征、发型和年纪；当距离缩小到20—25米时，人们能识别对方的表情与心绪。这与芦原义信的“外部模数理论”相吻合。
尺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广场的平面尺度和其界面的高度具有一定的联系，但最为根本的是应以人对环境的舒适度为依据。“在实际建筑总平面规划中，D/H=1,2,3,4为最广泛应用的数值，D/H>4时，相互间的影响已经很薄弱了。”芦原义信还提出：25米是外部空间亲切尺度的最大距离。从人的视觉能力来看，距离为20—25米时，大多数人能看清别人的表情与心绪，在这个距离上，见面才真正令人感兴趣，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观看他人活动的最大距离为70—100米。广场的形成与围合它的建筑物有直接关系，因而其尺度受到建筑物尺度的直接影响。人的行为表明人在空间中倾向于寻找可依靠的边界，即“边界效应”。环境通过物质形式向人提供传达环境意义的线索，因此，在空间边沿的设计中，应丰富其类型，提高人们选择的可能性，从而满足多样性的需求。
结语
城市文化广场的设计是城市设计的重要课题，它反映了城市整体设计的重要性。广场是城市的客厅，是城市特色形成及空间构成的重要因素。文化广场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文化环境的独特差异和特殊需要体现了广场的空间品质特征。城市文化广场，具有娱乐休闲功能，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交往空间和环境，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夏祖华，黄伟康.城市空间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2]王建国.城市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3]蔡永洁著.城市广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4]（丹麦）杨·盖尔著.何人可译.交往与空间[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5]唐奕.论文化广场设计[J].中外建筑.
[6]（美）凯文·林奇.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M].华夏出版社，2001.
文化长城范文3
（1）申请书。
（2）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从业人员的身份证明材料、无劣迹证明。
（3）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和章程。
（4）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非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证明。
（5）营业场所产权证明。
（6）消防验收合格证明。
（7）场所位置图等。
2、区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受理（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夏洪伟一个工作日）。
3、对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夏洪伟3个工作日）。
4、若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齐全的对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1个工作日内）。
5、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人员对场所实地进行考察，并当场反馈意见。
6、考核意见结果向主管局长汇报，由主管局长审批。
文化长城范文4
【关键词】舞蹈文化 城市广场舞 现状调查
伴随着晨曦和暮霭，在城市的广场、公园、小区的空地甚至马路的边缘，都有伴随音乐起舞的人群，人数从几十人到上百上千人不等，个个激情四射，踏足而舞，这就是在新世纪以来方兴未艾、遍地开花的广场舞蹈。广场舞是群众自发形成的大型群体舞蹈，它不受限于场地、舞种，以自娱自乐为目的，融合舞蹈美感和体育锻炼功能，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
一、城市广场舞蹈溯源与流变探究
（一）广场舞蹈溯源
闻鸡起舞，日落踏歌，在铿锵的音乐节奏中踏足而舞，置身其中会感受到其间澎湃着生命的原动力。如果把这比作一条生命之河，上溯人类的史前时期，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这种广场式自发聚集的宏大舞蹈场面，早在人类发展的洪荒时期就已经出现过。舞蹈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原始舞蹈就和我们的先祖原始人一起共生了。“千石之钟，立万石之，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汉代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生动的描述了原始广场舞蹈的宏大场面。
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发掘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图1），展示了新石器时代舞蹈艺术的形象，透露出原始舞蹈的真实信息。这件马家窑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皿，舞蹈纹位于陶盆内壁的上部，一共描绘了15位舞人，分为三组，组与组之间以弧线纹相隔。各组舞人牵手共舞，服饰划一，动作相同，头饰（或为发辫）摆向一致，尾饰（臀部翘起的尖状物）也均朝向一个方向。可以想象，这种相同的服饰、整齐的队形，统一的舞蹈动作、节奏与韵律，不可能是“巫”的表演，而应当是氏族部落中全体参加的舞蹈聚会。
舞蹈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原始舞蹈与原始社会先民的生存紧密联系。原始舞蹈可以归类为劳动、狩猎，祭祀、战争、等类型，而这些内容几乎涉及了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我们体察到原始舞蹈是全民性的，是紧系着全民生命存在的，而原始社会的舞蹈活动，具有普及性与全民性，那时几乎所有的先民都要接受舞蹈教育。在原始社会没有文字，语言表述能力又极其贫乏的情况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舞蹈实际上起着传授生产生活知识，传承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的作用。
（二）民间舞蹈在乡村原野与繁华都市间的流转
中国的古典宫廷舞蹈，在宋代以后逐渐衰微，成为古代戏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村舍乡野之间，民间舞蹈开始萌生繁衍，并且在明清和民国时期走向繁荣。民间舞蹈与劳动人民风雨相随，千百年来，就像田野中无处不在的小草，自生自灭，又自灭自生，广大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口传心授，将其一代代沿传到今天。凡是下乡采风，真正向民间艺人学习过民间舞蹈的艺术家都会被那些普通老百姓对民间舞蹈的热爱而感动，都会被那些老艺人如醉如痴的舞蹈所折服。在每年的正月里，辛勤劳动一年的人们这时都要放下身边的一切事情，敲锣打鼓、走街串巷，在忘情的歌舞中度过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正是普通老百姓对自己舞蹈的深深热爱，才是民间舞蹈得以代代相传的真正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舞蹈在乡村的走向开始悄然发生变化，民间舞蹈从乡间开始走向小市镇，渐渐地走进大城市。如今，这种由民族民间舞蹈演变流转而形成的城市广场舞，已在全国各地普及，每到清晨和黄昏，广场、社区、街道乃至很小的空地都会有人随着音乐蹁跹起舞，场面蔚为壮观。城市广场舞已经成为新时期热络的文化乃至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二、城市广场舞蹈现状调查分析
（一）广场舞蹈兴起的原因
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广场舞兴起的根本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数据，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其中四季度增长7.3%，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随着生活水平逐渐的提高，人们在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外，对文化艺术和体育运动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
第二，人们对文化艺术和体育运动主体参与意识增强，成为城市广场舞发展的内在动力。现今，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欣赏和观看，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这种既有艺术美感又有体育健身功能的城市广场舞蹈老少皆宜、简单易学，因而使这一舞蹈形式得以普及。
第三，广场舞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水平。参与者切实感受到广场舞既满足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又具有锻炼身体、放松身心的功能，同时能够提高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二）城市广场舞蹈参与主体
笔者以北京城市的广场舞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得出以下结果：1.年龄层：35岁―55岁占60%，其中女性占90%。2.文化程度：中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占40%。3.组织形式：社区组织占30%，民间自发的形式占70%。
通过调查分析可以确定，城市广场舞蹈参与主体就是已经成为国际媒体热门词汇的“中国大妈”。这是一个数以亿计的广大群体，广场舞无疑是这个庞大群体的最爱，她们风雨无阻，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踏足而舞，已然成为新世纪的一道亮丽风景。
（三）城市广场舞蹈表演形式
城市广场舞蹈虽然风格多样，有秧歌舞、红绸舞、扇舞，甚至有迪斯科和交谊舞，但是它植根于千百年流传于乡野农村的民族民间舞是毋庸置疑的。在大多数的舞蹈形态里，都可以看到有秧歌的动态元素，如十字步、扇花和舞绸等，民间舞蹈风格始终是它的主流。城市的广场舞和农村的大场（图2）表演，民间舞的走街和广场舞的暴走（图3）也都是同出一辙。
三、城市广场舞蹈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一）城市广场舞出现的问题
城市广场舞蹈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具有健身、健心和健脑的作用，它无疑是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的体现。但是城市广场舞蹈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难解的问题，笔者所在单位的同事就抱怨楼下的广场舞占据了空地甚至马路，音响开到120分贝，吵得耳朵嗡嗡响。这反映出城市广场舞蹈存在着场地缺乏、噪音扰民和影响交通三大绕不开的问题。同时笔者在问卷和实地调查中也发现了广场舞蹈主要参与群体，存在着只顾及自己的享乐权利而不顾及他人感受，舞蹈动作随意性较强，以及音乐选择不够优美等艺术问题。
（二）城市广场舞所出现问题的解决对策
第一，应引起政府重视。城市广场舞蹈是一场自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已蔚然成风的、民众广泛参与的文体运动，面对人数众多的广场舞蹈参与者，政府方面应引起高度关注，并给予支持引导。比如场地的问题。北京地区绝大多数的体育场馆，以及遍布市区的大中小院校和机关单位的体育场地可以免费开放，政府各部门间应该互相协调，将属于公共设施的体育设施在清晨和黄昏这两个时间段对外开放，所需要的一些人力物力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协调解决。
第二，对广场舞蹈的参与者进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德教育和引导。在城市舞蹈参与者和一般市民之间形成互相包容、互相照顾的良好风气，逐渐解决噪音扰民和影响交通的问题。在保持自发性和原生性的基础上，文化部门和体育部门要互相协调，组织专家对各地区的广场舞蹈进行收集和整理，引导性的强化广场舞的民族性、地域性、艺术功能性和多样性。
第三，对城市广场舞的发展提出专业化指导。我国的艺术、体育专家对流传于民间的传统武术、戏曲和民间音乐舞蹈都进行过系统的采集、整理、归纳和提高。对于城市广场舞蹈也应该遵循这样的经验，对已有的广场舞的元素进行收集整理、提取、创编，对城市广场舞的发展提出专业化指导。
总之，城市广场舞蹈在新时期的蓬勃兴盛，是社会生活安定繁荣的具体体现，人民群众既是创作者又是表演者。广场舞这一民间艺术之花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中，成为城市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和内容，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参考文献：
[1]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文化长城范文5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新晨
(四)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文化长城范文6
关键词：语文教学；文化传承；教学相长；知识能力
文化传承是每一位学生的使命，更是每一位语文教师的教学职责所在。学生承担文化传承责任的前提在于学生了解本国文化，感悟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能够鉴赏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荣誉感，而后才会积极承担其文化传承的职责。这些前提也正是语文教学工作的切入点，对文化认知和理解属于知识构建层面，对文化的鉴赏与欣赏则属于学习过程与方法，对学生传统文化自豪感、荣誉感的培养则属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围绕该三方面开展的教学工作，可以将语文教学与文化传承相结合，发挥语文课堂对文化传承的价值。
一、广泛学习文化内容，提升文化赏析能力
知识与能力层面的教学目标是学生能够对事物有较为全面的认知，即可以回答出来“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这也是语文教学的基础。结合传统文化在语文课堂中的渗透，教师在设计每节课教学目标时就应有意识地将目标与传统文化结合，为学生创造更多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比如在教学汉字的时候，教师可以从汉字演变历史角度分析该汉字的演变史。在教学现代文的时候，教师可以为学生分析作者的写作手法和所营造的意境氛围，让学生感知该文章的文化底蕴。而针对文言文、古诗词等进行教学时，教师应从作品遣词造句模式，古汉语表达方式以及其中的时代背景、个人生平事迹等角度进行全面分析，使学生对该传统文化有较为全面的认知。如《马说》是韩愈的代表作，全文用十三个否定句来表达作者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气，其中前十个否定句表达的是社会对待贤士的不公平，后面则是表达有好马但没有人欣赏的怀才不遇之情。因此，学生要想理解全文的中心思想，必须要理解古汉语中否定句的句式结构，了解古汉语的行文技巧。这样，学生在理解古汉语表达方式之后，再理解本篇文章所表达的核心思想以及传递出来的情感，则更为轻松。可见，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不能停留在传统文化思想层面，还要涉及一些基本的传统文化知识，如写作方法、写作技巧、古文的表达方式等。教师在备课阶段，应有针对性地分析不同文章中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思考归纳这些文化与语文教学目标的连接点，将传统文化完美地渗透到语文课堂中。
二、深度感受文化底蕴，掌握文化鉴赏技巧
过程与方法是语文教学的第二阶段，当学生已经掌握基本知识之后，还需要了解学习的过程与方法，也就是在课堂中需要“做什么”和“如何做”。对于文化的理解与传承如果仅停留在文化汲取层面，也就意味着学生丧失了获取文化的主动性，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度也会逐渐降低。因此，教师在课堂中要借助多媒体和多种授课模式，优化整个语文课堂的教学过程，让学生可以在亲身实践中感知文化魅力，培养文化鉴赏技巧。不同的文化所呈现的载体不同，因而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也应有所差异。比如《社戏》是以民间风俗为主题的文章，体现的是传统的民间风俗，教师在教学该文章时多以视频资料为辅助，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社戏的趣味。在《诗经二首》的教学中，由于诗经本身就是吟诵类的歌谣，因而教师并没有采用背诵的教学方法，而是让学生通过反复吟诵感受每首诗歌独特的韵律，感悟每首诗歌背后所呈现的经典故事，以培养学生对古代诗歌的兴趣。在现代文《苏州园林》的教学中，文章注重理解层面面，因而教师以“一日小导游”的方式安排一位学生为“小导游”，为其他同学讲解苏州园林的特色，并以讲解交流的方式来展现中国园林的秀丽。可以说，在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中，每篇课文背后都蕴含着一定的文化背景，可以是传统古诗文文化，也可以是爱国主义文化，抑或是人文主义文化色彩等，教师应找准每篇文章所传递出来的文化色彩，恰当地选择教学方法，能够凸显出该文化的价值所在。通常来说，现代文教学主要侧重于文化情感表达，教师主要以重点语句分析、情境模拟、角色扮演、小组活动等方式来分析文章所传递的文化情感，体现的特色文化。而在文言文、古诗文的教学中，教师应更多关注传统文化本彩，如遣词造句方式、记忆背诵模式，以及重点古文词汇讲解等。通过不同的教学方式，学生可以逐渐理解不同类型的文章需要重点学习的地方，以及以何种方式来感悟这些文章背后的文化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