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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波动范文1
中国青铜镜的范铸技术发展是与当时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同步的。青铜镜一般都是两个面,正面较平,是磨光了映照用的面,背面为纹饰面,是起装饰作用的面。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各个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都不相同,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纹饰都不一样。所以,一般以纹饰面为依据来判断铜镜的时代。当时有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就会体现在当时的青铜产品上。当时有什么样的文化艺术甚至意识形态,也同样会体现在当时的青铜产品上。
春秋战国以前,青铜器的表面纹饰多是在范面手工制作的,这种工艺思想也与时代同步被带到了铜镜纹饰的制作中。因此,在春秋以前的铜镜背纹中,几乎都体现了凸起的不规则纹饰。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纹饰,绝大多数采用了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使得在战国青铜器表面纹饰中,常能见到方形或长方形的格子线。而这种纹饰的制作技术,也同步被应用到青铜镜纹饰的制作中。所以,在战国青铜镜的背纹中,常常可以看到地纹中有方形或长方形的格子线。
西汉以后,青铜时代早已彻底结束,制作青铜器纹饰的技术也基本随着青铜时代结束。西汉社会铸造量最大的铸件是在全国流通的钱币。由于西汉以后再也没有了战国以前的纹饰制作技术,西汉的纹饰包括铭文的制作都与战国前的范铸工艺不一样。最明显的特征是:战国前的青铜器铭文多是阴文,而在西汉后的铜镜上基本都是阳文。与铜镜一样,除王莽的一刀平五千需要错金而铸成阴文铭外,其余钱币皆铸的是阳文铭。钱币制模设计的主流工艺,是采用圆规制图的设计技术。所以,圆规制图技术也被同步应用到了西汉铜镜的背纹中,成为当时以几何造形为主的纹饰。如文景至武帝时期的日光镜、昭明镜、草叶纹镜、星云镜等,皆是采用了圆规技术设计制作的模。
王莽时期,其货币政策虽然是失败的,但其钱币的铸造质量却较高。如王莽的“六泉十布”,都是公认的好,钱纹清楚;又如“大布黄千”字体一丝不苟。铜镜的纹饰就是在这个时期从简单的几何造形,逐渐过渡发展到了线雕纹饰。如四虺镜、四乳纹带镜等,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四神博局镜。在四神博局镜的背纹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圆规制模技术留下的特征,更可看到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镜背纹饰中的体现。下面,就四神博局镜纹饰中的制图技术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进行论述。
四神博局镜在民间一直被称之为规矩镜,是因为镜背纹饰中有TVL纹饰。其中V纹及L纹,完全可以看作是规和矩的形状。规和矩,本是两种不同的仪器。规,就是今天画圆用的圆规;矩,即是今天的角尺。但这两件仪器上古的人们就已经在使用,并非现代的发明。“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早已是中国人用来形容做事情要遵循章法的常用语。生活在战国早期的墨翟,在《墨子》中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司马迁曰:“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墨子在这里告诉我们,做方形器物需要用矩测量,画圆形需要使用规。如果没有这些仪器,要想做成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而司马迁所说的“规矩”,显然不是指规和矩这两样工具,已经将“规矩”的含义演化成人们的意识形态,即人们在农业的劳作中必须遵守节令,在生活中需要遵守各种法令,在生产中需要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在技术操作中需要遵守各种工艺流程等等,诸如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规矩”。这就不难理解在四神博局镜的制模过程中,既采用了圆规技术进行了机械制图,又按照意识形态的规矩,将传统文化中的四神、五行及十二支进行了配置、定位与布局。
图1为鄂州一位杨先生收藏的一枚普通的四神博局镜,此镜黑色泛绿。可看到此镜为半圆钮,圆形钮座,钮座外有小方框。框外为十二支铭文间以十二个乳钉,铭文外为大方框。V形纹饰的角与大方框的角对立。以V形纹饰将镜背分为四区:左区的主纹为青龙,代表着东方;右区的主纹为白虎,代表着西方;上区的主纹为朱雀,代表南方;下区的主纹为玄武,即蛇缠龟的形象,代表着北方。纹饰区外为铭文带,其铭曰: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山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乐未央。其中“山”字应是“仙”的减笔。铭文带外为一周辐射线纹,镜缘上有二周锯齿纹间一周复线纹。在十二支中,“子”属北,“午”属南,“卯”属东,“酉”属西。而在此镜纹饰中,我们可以看到卯、午、酉、子都分别处在东、南、西、北四个正位。在方位中,东方属木、南方属火、西方属金、北方属水、中央属土。中国处在北半球,人们多是看到太阳在南方。天下万物多离不开阳光,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就形成了坐北朝南的概念。甲乙丙丁等为天干,金木水火土为五行。如果用天干配五行,就会形成东方甲乙木配青龙,南方丙丁火配朱雀,西方庚辛金配白虎,北方壬癸水配玄武,中央戊巳土。因为人们无法生活在金木水火中,只能生活在土地上,所以在东汉的博局镜中,常能见到“子孙备具居中央”的铭文。我们可以把这个铜镜的纹饰理解成天下,那么镜钮就是大地的中心,人们站在大地上,就会看到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地理方位。这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概念。在西安城中,朱雀大街就是南大街,而唐初秦王发动的玄武门,就是今天的北门。铭文中的“尚方”属于汉代的一个官方机构,凡真正尚方铸造的四神博局镜,其钮孔多是朝着铭文中的午与子,即南北方向形成子午线。再看镜缘是圆形,似乎说明四天地运行周而复始没有穷尽。在这小小的神博局镜的纹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天圆地方说,又可以看到干支地支与四神的配合,是严格按传统文化的概念设计配置的纹饰。四神博局镜的纹饰如此规整,其模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显然靠手工绘画设计是无法做到的,应该是用圆规进行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在四神博局镜的纹饰中,凡对称的乳钉,与钮都是等距离及等角度,这是手工绘画做不到的。如果采用圆规机械制图则是不成问题的。图2为我们采用圆规绘制的四神博局镜图,对于手工无法完成的设计,圆规制图就简单多了,可以绘制得较为规整,并可将方框、20个乳钉及12个TVL纹都准确定位。
西汉镜留下了许多圆规痕迹,为证明四神博局镜的纹饰也是用圆规设计制图,除用圆规绘制出四神博局镜的图外,还需要在东汉的四神博局镜纹饰中找到绘图的痕迹,才能说明问题。经对大量博局镜进行观察,发现在一些同类镜的纹饰中,可以找到一些圆规留下的痕迹。但这些痕迹都相对较少,大多是在作模后被打磨掉了,留下的痕迹很少,拍成图片也不足以说明问题。后在黄石市收藏家杜博先生处,找到了一枚禽兽博局镜,其镜背纹饰中留下了相对明显的圆规制图痕迹。从正面看,这些痕迹是不容易发现的,需要将镜背纹饰倾斜些方向,才能看得相对清楚。
图3是杜博先生的藏镜,此镜通体黑漆古,圆形钮,柿蒂纹钮座。大方框外的四角,都与V纹的角对立,将纹饰分为四区,每区中铸有两个禽兽,都被L及T纹隔开,每个T纹的两侧分别铸一个乳钉。纹饰区外一周为铭文带,其铭曰: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山人不知老,口口。铭文有减笔及反字,铭文带外一周为辐射纹。镜缘为二周锯齿纹间复线纹一周。
与前述四神博局镜相比,此镜的纹饰区里少了玄武。铭文带中虽然铸有“尚方”,显然不是尚方造的镜。如这种铸有“尚方”铭而并非尚方铸造的铜镜,在出土的东汉博局镜中不在少数,显然为当时的民间铸造。制作镜模的工匠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可能都是同一个水平,在纹饰的设计上就可看出高低。制作镜模涉及到三个问题:其一,圆规技术的应用;其二,纹饰的设计;其三,雕刻纹饰。但不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多少,不论雕刻技术如何,采用圆规机械制图技术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制作不出规整的博局镜。相比之下,圆规制图技术应该是最简单最容易掌握的技术。所以,不论纹饰的设计怎么样,也不论雕刻的技术怎么样,其圆规制图的原理都应是一样的。
此镜的纹饰中虽然少了玄武,但此镜的纹饰布局仍然是规整的,说明此镜的模同样是采用了圆规机械制图技术制作的。在此镜纹饰区中,就可看到制模时留下的圆规制图痕迹。图4为此镜的局部,凡白色箭头所指之处,皆可看到明显的凸线。这些凸线的结构,与我们绘制的四神博局镜的线图是完全一样的原理。所看到的三排横向凸线,是为设计T及L纹留下的。看镜背纹饰,虽然属于线雕,但可清楚看到凸起的纹饰是上面窄下面宽。如果观察这种镜体的断面,可看到其纹饰的断面基本呈三角形。这些现象说明,纹饰是在阴模上用刀具向下刻制出来的。其阴模的材料,可以是泥料,亦可以是滑石料,因为西汉时期大量使用了滑石料制作钱范。雕刻往往都是向下挖,这就应该可以理解凸起的圆规线,也是在阴模上画出的阴线,翻成阳模后就成为凸起的细线。应该是先用圆规设计纹饰的定位,再行雕刻。将纹饰刻制成这样的几何形状有两个好处,其一是纹饰斜度大,便于雕刻;其二是由于刻出的纹饰斜度大,既便于翻阳模,也便于在阳模上翻范。
图5为此镜的另一处局部,可看到大方框的一角对着一个V形纹饰的角。两个相向的白色箭头所指的线,为大十字线通过大方框的角,与V形纹饰贯通。还可看到四个同向白色箭头所指为同一条弧线,与大十字线行成交点。这两条线应该是给镜背四个V纹角的定位线,其交点就是V形纹的外角处。
在以上二镜的纹饰中,TVL纹的名称,是西方学者的命名,中国人则多将其称之为规矩纹,因其中的V可以看作是规,L纹可以看作是矩,T纹则被有些学者推测为大地的门户。因此,民间一直将此镜种称之为“规矩镜”,是有道理的。学界之所以称其为“博局镜”,是因为在战国、秦及汉的墓葬中,发掘出土了许多当时赌博用的筹码以及博盘,其盘上都画有这种博局纹,其布局与博局镜上的博局一样。因此,将此镜种称之为“博局镜”,是有考古依据的。
思想波动范文2
【关键词】动机 勃拉姆斯 克拉拉 交响曲
指挥家汉斯·冯·比洛曾称赞勃拉姆斯的《C小调第一交响曲》为贝多芬“不朽的九首”后伟大的“第十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发表不仅完全赢得了汉斯立克等人的支持，而且还表明了勃拉姆斯有能力向纯器乐音乐进行挑战。谈到《第一交响曲》主题性的统一，更多的是关注于乐章内部的思想作用而不是乐章之间。勃拉姆斯的传记者马克思·卡尔贝克在这方面洞察力最强，在第一乐章小快板的开头这行分开的有颜色的一行字：“一个命运的动机”，它对于整部作品是非常重要的（谱例1）。
谱例1
观察第一乐章，就同一历史时期而言，卡尔贝克首次标明了“连绵不断的”前奏开头的派生源自“命运动机”的小快板。然后他表明，这种“复杂的来源”在小快板中起着对位的作用。这支小号表现了#F—F—bE—D—[G]—bE，它在整个动机来源中使用了对位，一种被卡尔贝克所忽视的联系。显著的是，《第一交响曲》主题的连贯性置于这部作品个人意义的上下文中，甚至引来了更多的注意，它的地位如同勃拉姆斯为了达到精益求精而奉献青春激情和奋斗的记载。它不会逃离读者对熟知的舒曼音乐语汇的视线。
与C—B—A—#G—A具有相同的形态，它已被广泛地认作是象征舒曼对克拉拉的“私人密码”。评论家萨姆斯是第一个提出勃拉姆斯在第一主题里使用克拉拉的动机的，评价了勃拉姆斯极好地涉及歌德的维特与这个乐章悲惨情绪之间的联系。然而，这部交响曲终曲的“阿尔卑斯号”主题，它不是唯一以象征性的姿态出现在激烈的浪漫主义引言中。这个主题尾随着一个同样值得回忆的思想，它出现在这部作品结束的附近——这首崇高的众赞歌首次使用长号和大管发出宣告。这也可以归因于克拉拉。它开始的音符（A—E—F）变换了低音部的舒曼主题，有关勃拉姆斯和克拉拉已写有变动（#F—#C—D）。勃拉姆斯的变动结束了低音部的一种冥想，尽管修改为大调。这促使斯蒂芬森声称：“音乐中所标注的，勃拉姆斯完全不敢用口头陈述。”然而，这种连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调性的转变和两个乐段中不同的和声化的上下文都没有暗示一种直接的联系。这种A—E—F的特色音符有另一种象征意义，与约哈希姆有类似的人际关系。从勃拉姆斯的作品中得知他习惯以另一种形式考虑约哈希姆的动机（F—E—A）；这种处理在原则上必须要承认有其他的形式，如A—E—F。它有一个明确的特性，对于勃拉姆斯与约哈希姆之间的联系。从不同角度来看，他多年的艺术发展一定在这部作品中渗入了原来的个人因素，这不是不可能的。
正如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中，象征性内容的意义完全转化到音乐技巧的结构方面去了，内容与形式相互融合在一起。从每个动机到主题，他尽最大可能进行了提炼，甚至让它们以新的外观回到后面的乐章。所有作者公认的有关“Motto Theme”——“Frei aber froh（自由而高兴）”的引用源自勃拉姆斯的传记者马克思·卡尔贝克，阐明了一个勃拉姆斯的个性动机“F—bA—F”，弥漫于大部分的交响曲中。
勃拉姆斯和他的密友小提琴家约哈希姆，曾尝试用音乐动机来象征他们的光棍状态。约哈希姆所用的动机音名“F—A—E”意味着“Frei aber einsam（自由而孤独）”，不过他马上就结婚了。勃拉姆斯则用“F—A—F”意味着“Frei aber froh（自由而高兴）”作为反驳。这部交响曲中F—bA—F的动机非常频繁地与“自由而孤独”相联系，因为卡尔贝克被迫重新设置它的组成音符，所以这种连接与弦乐四重奏的开头备受质疑。他看到F—A—F已经转变为A—F—A，这种新形式被桥接进约哈希姆的F—A—E动机，从而开始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此外，勃拉姆斯的谐谑曲乐章源自这首混合的F—A—E奏鸣曲，它处理这个动机是非常自由的；的确，它的开始丝毫没有这种连接的迹象。这种连接是凭借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由迪特里希创作，他阐明勃拉姆斯引用其中的一个动机。尽管他没有指明一个精确的位置，但是一种清晰的连接存在于他的开始主题和勃拉姆斯的第二主题之间，接近于迪特里希的创作轮廓。在其接下来的节奏特征中，这种联系是并行不悖的，甚至非常接近。
迪特里希的主题强调了以破坏音A为代价的E和F两音和这个半音间隔的主导主题，并明确地影响了勃拉姆斯的第二个例子，可能提供了一条勃拉姆斯第一主题派生的线索，在钢琴中持续级进的E—F也许已推动了钢琴与小提琴声部更为显著的G—降A的级进。在它们之间，迪特里希的主题和勃拉姆斯明显的派生贯穿整个乐章。再者，如果这个“自由然而孤单”的动机被证实，一个人可能从原则上同情卡尔贝克在弦乐四重奏的开头辨别出它的作用，追寻其更广泛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Z].2001.
[2]李晶.思索死亡的精神之旅：勃拉姆斯音乐创作“死亡情结”之解析[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3]汉斯·A.诺伊齐奇·勃拉姆斯[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
思想波动范文3
关键词：财务绩效；人民币汇率；跨国经营企业；股票收益率
汇率变动对跨国经营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分析，作为一种经济性分析，通过分析汇率变动与跨国经营企业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汇率变动是否对跨国经营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实质性影响。股票收益率的高低，代表了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客观评价，因此也代表了企业的运营绩效与财务价值。股票收益率可以反映资本和获利之间的关系，它受预期每股盈余的影响，反映了每股盈余大小和取得的时间；同时受企业风险大小的影响，还可以反映每股盈余的风险。
下面以中国部分上市公司为例，来说明汇率变动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一、汇率风险对财务绩效影响计量模型的选择
在实证分析中，计量某企业i的汇率风险一般采用Jorion提出的如下两个模型：
其中Rit代表i公司f时期的股票收益率，Rmt代表市场平均收益率，Ret代表汇率波动率，系数β2i则代表了i公司的汇率风险。公式(b)综合考虑了市场平均收益率和汇率波动率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公式(a)中没有考虑市场平均收益率的影响。根据JoHon等人的研究，单就β2值(即汇率风险)而言，两个公式的结论很相似，并且所得结果的相关度超过了0.9，但是公式(b)拥有更好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水平，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多采用公式(b)来展开分析。本文根据公式(b)的实证研究显示，市场平均收益率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均是显著的，有相当多公司甚至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采用公式(b)来计量汇率风险。
二、样本公司的选取
样本公司的选取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中国际业务比例相对较高的跨国经营企业。从上市公司中选取样本，主要是考虑其经营管理较为规范，财务信息透明，能够方便、准确地获得研究所需原始数据。“跨国经营企业”这个概念在本文中定义为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或海外产值占总产值)10％以上的公司。这样界定是因为海外销售比例较高公司的经营业绩，受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更为直接、显著，便于更直观地分析相关数据，有利于排除干扰因素的影响。在样本公司的选取上，本文还充分考虑了该企业在同行业的普遍代表性，由于个体原因导致的经营业绩大幅度非正常波动的企业，已（整理）经从样本中予以剔除。在此基础上，本文筛选出了符合条件的56家上市跨国经营企业作为分析的样本，这些公司的行业世分布如表1所示：
三、数据与指标的选取
汇率波动对财务绩效影响实证分析中，涉及的变量主要有三个，分别为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市场平均收益率和汇率波动率。由于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后的一段时期内，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较为剧烈的波动，因此本文选择异常波动期间(2006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公司的股票收益率
公司的股价充分反映了公司财务价值，所以汇率波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反映了其对公司财务价值的影响。在分析中，主要计算公司股票月末价格相对于月初价格的增幅(或减幅)，但同时也考虑了派息、拆股等因素的影响。并对股价进行修正，从而得到公司股票的月收益率。
2.市场平均收益率
市场平均收益率以股市月平均收益率表示，但这里要考虑到上述56家跨国经营企业的股票分别在不同交易所交易，而市场平均收益率在不同股市中是不同的。根据上述原则，其中36家公司的市场平均收益率用上证综指的月增(减)幅表示，20家公司的市场平均收益率用深证成指的月增(减)幅表示。
3.汇率波动率
汇率波动率指加权汇率的月波动率，本文选择美元、欧元、日元和港币四种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加权。主要基于如下考虑：第一，这四种货币是我国对外贸易中所采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第二，美国、欧盟、日本和香港地区是中国大陆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并且中国大陆对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大致处于相近水平；第三，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公布上述四种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较容易得到权威数据。由于汇率均采用直接标价法，所以正的波动率表示人民币的贬值，反之则表明人民币的升值。第四，具体比例关系的选择，考虑到中国大陆的主要贸易伙伴为美国、欧盟、日本、中国香港，综合考虑美元、欧元、日元、港币在中国企业国际结算中的使用比例，以及国家外汇储备中上述四种货币的储备比重，来确定该比重。具体而言，美元、欧元、日元2007年3月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分别为64.2％、26.1％、5％，考虑到美元贬值过程中，美元结算比例下降和欧元结算比例上升的趋势，本文对上述四种货币的汇率所占权重分别按0.6、0.3、0.05和0.05进行加权，然后再计算其月波动率(参见表2)。
从图1和图2的对比可以发现，综合汇率的波动要比单纯对美元的波动情况，显得更加平稳一些。其原因在于，综合汇率是四种货币汇率的加权，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欧元、日元贬值，而对美元、港币升值，其中走高的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元汇率的降低程度。这说明综合汇率更具有代表性和全面性的特性。
四、实证结论及其分析
运用公式(b)，分别对56家公司的数据进行OLS(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各公司相应的β2值(即汇率风险)，对β2值的简单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如果某公司的β2值为正，则人民币贬值和公司的股票收益率是正相关的；反之，人民币贬值使公司的股票收益率下降，并且β2的绝对值越大，影响幅度越大。结果显示，各公司的值较均匀地分布于0的两侧，但公司间的差异较大。就β2的简单算术平均值看，人民币在现有汇率的基础上无论是升值1％，还是贬值1％，各样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在现有基础上涨跌冲抵后，总体上仍减少0.51647％。这表明，对于以引进高端技术和出口“初中级产品”为主的大多数中国跨国经营企业来说，人民币汇率在过去和当前的小幅波动，总体上还未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出口利润微薄且国际竞争环境相对恶劣的纺织服装、电子、物资贸易等行业而言，汇率波动的风险已经初见端倪。
例如，“辽宁成大”、“厦门国贸”等出口贸易导向型的公司，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成本上升，严重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辽宁成大的β2值甚至达到了10.23685，厦门国贸也达到了5.12489的高值。又如，“生益科技”、“厦新电子”、“青岛海尔”、“德豪润达”等电器、电子类企业，尽管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量不错，但由于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核心部件往往需要外购，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一直以来以薄利多销方式求生存，一旦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那么“薄利”将不复存在，“多销”则可能导致更大亏损。纺织品服装行业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在国际市场上的低价竞争，不少企业在依靠出口退税过活的情况下，通常只有3％-5％的利润空间，随着汇率上升，如果再降价竞争的话，仅有的利润也将消失。“江苏阳光”和“青岛双星”的值分别达到8.56552和4.20744的高值，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很好诠释。
就β2的绝对值平均意义看，当人民币汇率波动1％，各样本公司股票的月收益率将平均波动3.316155209％(参见图3和表3)。这说明，即使人民币汇率仅为小幅度波动，其对我国跨国经营企业股票收
关于各公司β2值的显著性，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相似，10％以内显著性水平的公司共有7家(分别为唐山陶瓷、中远航运、武钢股份、华海药业、天津港、中海发展、中兴通讯，其中“中兴通讯”的显著性水平达到1％)。就行业分布而言，陶瓷、钢铁、制药、电子行业各一家，港口航运业3家。并且这些公司值的绝对值均较大，β2值显著公司的β2绝对值全部大于2，说明其受汇率变化影响较大。其中，港口航运业的销售收入，主要来自国际贸易货物吞吐量，近年来全球货物贸易持续稳定增长，加之港口经营的地区垄断性，使得该行业能够转嫁汇率波动风险，并分享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航运市场价格由包括“中远航运”和“中海发展”在内的世界前二十大船公司所把持，因此也能获得类似的垄断利益。
就钢铁行业而言，尽管铁矿石进口价格被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力拓等主要国际矿业寡头所控制，每年进口价格上涨达50％以上，但基于当前国际钢铁行业呈现垄断竞争的格局，中国的钢铁出口产品在中低端市场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因此具有较强的转-嫁汇率变动风险的能力，并可获得因通（整理）货膨胀带来的涨价收入。
此外，陶瓷制造业是我国的传统强势产业，拥有该领域独一无二的原产国品牌和技术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产品定价权。“中兴通讯”和“华海制药”作为高科技电子企业和制药企业，都拥有自身的核心技术，有能力保持高盈利水平和转嫁汇率变动风险，其β2值分别达到了-7.11242和-5.85744，与人民币升值呈现出较高的正相关性。
实证分析显示，样本公司β2值(即汇率风险)的区间分布，呈现出一定的集中趋势，家用电器、物资外贸、纺织服装等行业中，缺乏核心技术、盈利能力差、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企业，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受到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居于相对垄断地位的行业(如港口航运业、钢铁制造业、拥有技术优势的高科技电子企业、制药行业、陶瓷行业)，则与人民币升值呈现正相关变化。由于这类企业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整体上对于我国跨国经营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将是实质性的。
以上实证分析显示，研究样本中的相当一部分跨国经营企业，其财务绩效受到汇率风险的显著影响。也就是说，这些公司财务绩效指标，对于汇率波动的弹性都相当大(有些甚至超过了4.0)；而就全体样本公司而言，平均弹性也达到1.26。尽管这一结论仅基于本文选取的样本企业而言，但其他非样本的跨国经营企业，海外销售额占相当比重的公司，甚至是只在国内市场进行供、产、销的公司，也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汇率风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继续深化的背景之下，汇率风险无疑会对中国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更大影响，这需要引起各利益相关主体的高度重视。
在汇率风险的战略性管理策略方面，相对于经营范围限于国内的企业，跨国经营企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综合运用生产战略、营销战略和财务融资战略对经济风险进行管理。对于影响跨国经营企业长期竞争力和运营战略的经济风险，跨国经营企业应该抱有一种积极管理的态度。因为与欧美公司相比，中国的多数跨国经营企业还处于成长阶段，规模小、经营不完善、抗风险能力小，一旦某项海外经营项目出现问题，将给公司带来致命的影响。因此，我国跨国经营企业应该借鉴欧美公司流行的运营性对冲战略，对长期汇率风险的财务影响进行管理。在运用这一战略时，跨国经营企业可以根据海外扩张的战略，选择适合于自身的策略。当前重点体现在生产设施所在地的选择、生产资源输入来源、产品的种类和范围的选择、市场和市场分割的选择以及战略性融资的货币种类选择等方面。
参考文献：
[1]周高宾，周海滨.我国跨国公司汇率风险的运营性对冲实证分析叨.时代经贸，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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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波动范文4
〔关键词〕保险公司； 持股比例；股票市场波动
中图分类号：F8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1002704
一、引言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股票市场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但是在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不论从波动频率还是波动幅度上看，都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过度波动不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导致我国股票市场过度波动的重要原因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投资者结构。相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个人投资者具有更高的投机倾向，投资缺乏理性。因此，管理层寄希望于通过发展机构投资者来稳定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基本进入机构投资者主导的时代，机构投资者不仅规模迅速扩大，其种类也不断增加，除了券商、证券投资基金等传统的机构投资者外，其他更注重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机构投资者如社保基金、保险公司、QFII和企业年金等也相继入市，形成以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和保险公司为主的多样化的机构投资者队伍。
保险公司由于其资产规模庞大，资金来源稳定，其入市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备受各方关注，现有研究主要以保险公司入市为事件点，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保险公司入市前后股票市场波动是否发生变化判定保险公司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1]。而保险公司入市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间接投资阶段，1999年10月保监会《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公司通过委托证券投资基金进行投资的方式间接进入股市；第二阶段是直接投资阶段，2004年10月保监会《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办法》，允许保险公司在规定的范围内直接投资股票市场。不同的投资方式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不同，在第一阶段，保险公司通过委托证券投资基金进行投资，其对市场波动的影响是保险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保险公司投资股票市场的规模是不断变化的，而以允许保险公司投资股票市场的时间为事件点，检验其前后市场波动的变化，无法体现出其对市场波动影响的循序渐进的特征，也就无法准确地反映保险公司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
本文基于我国A股市场，采用保险公司持股数据，区分不同的市场态势，从微观层面研究保险公司持股比例及其变动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从而更准确地反映保险公司入市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为管理层出台相应政策，促进机构投资者结构朝着有利于市场稳定的方向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二、模型设计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保险公司入市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设立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变量σit作为因变量，用季度内上市公司各交易日股票对数收益率的标准差来表示。
三、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1数据来源
由于在入市的第一阶段，保险公司是通过委托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的方式间接进入股票市场，无法通过微观角度区分保险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保险公司直接持股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为使回归结果有效，要求各种类型机构投资者持股个数不得少于50个。因此，本文样本期从2005年第3季度至2011年第4季度，共26个季度数据，保险公司持股数据样本6 301个。
保险公司持股比例及其变动为季度数据，A股上市公司价格为每个交易日收盘价，季度收益为上市公司季度内日均收益率，上市公司流通股市值为该季度末最后一个交易日流通股市值，为消除误差，对其取对数，上证综合指数为每个交易日收盘价。数据来源于Wind金融数据库。
2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可以看出，保险公司季度平均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比例不高，仅为00252，标准差为00260，持股比例最高为02439。由此可以看出保险公司持股比较分散，符合保险公司把投资的安全性放在首位的投资风格。季度持股变动的均值也较低，为00131，但是其变动最大值为02334，这可能是由于保险公司在面临上市公司质量下降的情况下，为保持投资组合的安全性，急剧抛售质量下降的股票。保险公司持股的上市公司平均流通市值的对数值为87642，高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上市公司流通市值均值。
本文根据Wind金融数据库数据测算我国股票市场中其他主要机构投资者持股上市公司流通股市值均值，结果表明，证券投资基金为78400，社保基金为80900，券商为82700，QFII为83500。这说明保险公司主要投资于市值比较大的上市公司，而有研究表明，股票收益率波动性与上市公司的市值负相关，市值越大的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波动性越小[4]。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保险公司是一个稳健型投资者。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保险公司持股比例及其变动对股票波动性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以判断采用的模型，在获得回归结果后，对残差进行Fisher-ADF单位根检验和LLC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均为平稳，不存在单位根。
1不同市场行情下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3给出在不同市场行情下保险公司持股及其变动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回归结果。保险公司持股变量INSTit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从表3可以看出，INSTit的系数为负值，但不显著，说明保险公司在熊市中对股票市场波动没有影响，但是持股比例与表示市场行情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INSTit×DUMt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牛市中保险公司持股有利于稳定股票市场。
2暴涨暴跌行情下回归结果分析
我国股票市场从2006年第3季度至2008年第3季度经历了一次暴涨暴跌行情，因此，本文截取2006年第3季度至2008年第3季度共9个季度进一步检验我国保险公司投资股票市场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相同，不再列出。由于分别检验暴涨行情和暴跌行情，在回归时去掉含虚拟变量DUM的项。
从表4可以看出，在暴涨行情下，INSTit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保险公司持股比例与股票收益波动无关， ΔINSTit的系数虽然很小，但显著为负，说明保险公司的交易行为有利于对冲其他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给市场带来的波动，具有稳定市场的功能。其可能的原因是随着股票市场泡沫集聚，风险水平越来越高，保险公司抛售明显存在泡沫的资产，对市场有一定的对冲作用。在暴跌行情下，INSTit和ΔINSTit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保险公司对股票市场波动没有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运用2005年第3季度至2011年第4季度保险公司持股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保险公司投资股票市场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总体上来看，保险公司持股在熊市中对股票市场波动没有影响，而在牛市中则发挥一定的稳定市场功能。
第二，不论在牛市还是熊市，保险公司的交易行为都一定程度上对股票市场波动造成冲击，其中，牛市的冲击小于熊市。
第三，保险公司在股票市场暴涨行情下能够发挥稳定市场的功能，而在暴跌行情下，保险公司的投资则对股票市场波动没有影响。
综上所述，保险公司的入市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股票市场的稳定，特别是在股票市场出现泡沫时期。2011年我国保险公司持有的股票市值仅占其总资产的250%，
根据Wind金融数据库的保险公司持股数据及保监会网站数据计算。而保监会规定的保险公司投资股票和股票型基金的资产上限是占总资产的20%，保险公司直接投资股票市场的空间还很大。因此，一方面，要鼓励保险公司进入股票市场进行投资，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另一方面，需完善市场机制，加强市场基础环境建设，吸引保险公司更大规模地投资股票市场，从而形成保险公司资产保值增值和股票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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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agan， AR， Sossounov， KAA Simpl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Bull and Bear Markets[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3， 18（1）：23-46
[3]Cheung， YW， Ng， LKStock Price Dynamics and Firm Siz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Finance， 1992， 47（5）：1985 -1997
[4]Sias， RW， Starks， LTReturn Autocorre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es， 1997， 46（1）：103-131
思想波动范文5
关键词：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 动机“F―降A―F” 格言“F―A―E”
一、动机创作的产生
（一）瓦格纳因素
瓦格纳曾因“汉斯・冯・彪罗在音乐会巡演中过于突出勃拉姆斯的作品，进而引起了听众好评”一事，针对勃拉姆斯做出过如下评论：
“正如真理已经消失，救世主的十字架像商品似的兜售在街头巷尾，德意志音乐的天才也变得鸦雀无声，因为他们被职业贩子拖着满世界转，伪装成专家的那些贫乏的还在庆祝音乐的发展。”①
他认为音乐会之所以受到好评，只能说明公众的鉴赏力正变得非常低俗，后辈们很可能会做出保留九首勃拉姆斯的交响曲，但却只保留两首贝多芬的事情。
勃拉姆斯私下给朋友写信时发泄了对瓦格纳言语攻击行为的不满。在他回信给汉斯・冯・彪罗时，他拒绝去拜罗伊特参加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的首演，他写到：“从8月4日-6日，我己经答应呆在伊舍尔进行访问。令人遗憾的是，本来这整整一个月我除了打算去朝拜这位伟大的预言者――瓦格纳外，并没有其它的安排，但谁叫他如此‘友善地’指明了我的未来……以上言论似乎是在刻意模仿瓦格纳的行为！”这段话不仅体现了勃拉姆斯的宽阔胸怀，更重要的是也暗含了他想以另一种方式回击瓦格纳的这种恶意攻击行为，也即是运用他们（魏玛学派）的技法（在这里主要指“主导动机”――“F―降A―F”）进行创作，从而产生了《第三交响曲》。勃拉姆斯创作此作品的时间――1883年也正是瓦格纳的去世之年。
上海音乐学院的周炜娟在其博士论文――《论勃拉姆斯的音乐创新》一文中也曾认为，勃拉姆斯把瓦格纳在其歌剧中所用的“主导动机”手法移植到交响曲中，一方面表达了勃拉姆斯对瓦格纳的敬意，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为了使用这种方式来回敬瓦格纳对他所作的藐视性评价。
（二）整部交响曲的调性、结构安排因素
整部交响曲共分为四个乐章，其调性安排如下：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勃拉姆斯对这四个乐章的调性安排与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哪位作曲家谱写过任何作品，其布局类似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②在这部交响曲的写作中，他很好地利用了调式之间的进行，并且把传统单乐章奏鸣曲式中的创作技法融会贯通在其中，似乎是要把四乐章的交响曲紧缩成为一个单乐章的形式，这种做法必然会导致主导动机创作技法的出现，目的是使整部交响曲尽可能地融合为一个整体。这种紧凑的结构与平衡的比例（《第三交响曲》在他的四首交响曲作品中篇幅最短，演奏时长只有30分钟左右且每个乐章的长度几乎相等）似乎是在有意强调其对动机“F―降A―F”手法的处理――贯穿于整个作品。
二、动机在第一乐章中的应用分析
（一）青年时代格言：“F―A―E”的由来
1853年9月，舒曼和勃拉姆斯等人为欢迎不久之后将要来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开演奏会的约阿希姆，集体创作了一首《小提琴奏鸣曲》题献给他。他们把约阿希姆的座右铭缩写（F―A―E）作为贯穿每个乐章的主题。F―A―E是德文“Frei，Aber Einsam”三个单词的缩写，其意为：自由而孤独（Free，But Lonely），因为约阿希姆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以致成了他的座右铭，所以与他亲近的朋友都索性称他为F―A―E。后来，勃拉姆斯也取了“F-A-E”三个字母构成格言来概括自己的人生：“自由-然而-孤独”。为此，勃拉姆斯的研究专家把第三交响曲开头的这个动机音型“F―降A―F”解释为与他青年时代的格言相对应的“格言”――“自由―然而―快乐”。
（二）动机的象征性分析
乐曲一开始，勃拉姆斯就给这段乐曲的头三个小节安上了一句“格言”。他的F―降A―F三个上升的旋律乐音在乐曲中的变化，也很容易让人想起李斯特的主题变形，它们都具有象征性。
“以乐观的态度通过一个‘F’（欢乐）取代了青年时代的格言F―A―E（‘自由，然而孤独’）中的‘E’（孤独），变成了‘自由即欢乐’”。③
但是，在勃拉姆斯的作品中，他会把象征性内容的意义完全转化到音乐技巧的结构方面，使得形式与内容相互融合。这样那句格言同时就变成了上面所摘引的小提琴旋律的低音。两者共同构成了主部主题：
这样，旋律与低音之间的 “反进行”技巧规律在勃拉姆斯的手中就得到了实现。
通过上述的谱例④我们可以看出：每小节的短句几乎都是由有力的起奏音（+）开始，而且第二、三个起奏音都比其之前的短句结尾高。在接下来的7―10小节处，这种写作技巧也仍以变形的方式重新出现。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高声部旋律中提到的起奏音（+）也体现了之前的格言“自由，然而孤独”。
（三）动机的模进应用
F―降A―F在位于连接部的19―21小节处，转变成为了F大调中的A--C―A音型。并且勃拉姆斯还在22小节处（见下图），把低音降低半度从而产生降A音，形成了A与降A音之间的冲突。
不仅如此，连接段落中的严格摸进（15―30小节）也正是通过22小节处的低音降半音来实现的。这种冲突还使调性从F大调转到了降D大调，造成了远关系调性的进行。因此，这个模进不但回应了乐曲开始三个音（F―降A―F）的调性暗示，也强调了A与降A之间的冲突。
稍作注意就会发现，乐曲原本为F大调，似乎应使用F―A―F的三音摸进更为合理，但勃拉姆斯却把A处理成降A，这样使得调性模糊的效果更加突出，也制造出了更加尖锐的听觉音响。
严格模进技法本属于李斯特和瓦格纳的范畴。勃拉姆斯在此曲中对它的应用，就技法而言似乎类似于瓦格纳，但若从它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处的位置（位于两个主题的连接处）来看，就与古典乐派作曲家们和瓦格纳的运用大相径庭。这种做法既体现了勃拉姆斯对于自己所欣赏的作曲家写作风格的赞赏，同时又展现了他对该风格所做的某种可行性变化。这种做法“可以归入勃拉姆斯正常创作习惯的范畴之内。”⑤
（四）动机的主题变形
在弗里希（Frisch）看来，动机在尾声中的再现，构成了勃拉姆斯最动人的主题变形之一。“因为这个变形看起来真正包含了从主题最初出现开始，跨越整个交响曲的所有主题、和声、节奏以及曲式的进行。”⑥布朗（A. Peter Brown）也持相似观点，但他把这首交响曲称为“听起来如同一个延伸的交响诗”。可见，主题变形对于整首交响曲的结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勃拉姆斯在该乐章的再现部中再次引发了A音与降A音之间的冲突。F―降A―F音型在120―125小节的织体中变得更加具有厚重感，且分配于不同的声部之中。而此时的降A是作为以其为根音的属七和弦身份出现的，不再是减七和弦中的和弦音身份。降A音的时值相比开始时长了2小节，直到125小节（图为120―124小节）处才开始出现主题的再现。
（五）动机在其他三个乐章的应用说明
整个交响曲的动机（F―降A―F）使用，其实并不仅仅限于第一乐章。如前所述，勃拉姆斯的这部作品是具有单乐章交响诗的特性的。既然如此，动机的使用必然贯穿于整部交响曲的各个乐章之中。但是，由于在本曲中只有第一乐章比较重视这个基本动机（第一乐章总共224个小节，动机却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了60次，构成全曲统一的重要因素⑦），而第二、三、四乐章的使用情况基本都是对动机的变形应用，所以，笔者不在这里赘述。唯一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动机在末乐章的301小节处发生了变化（把降A升高了半音），从而彻底解决了从开始一直贯穿全曲的A到降A之间的冲突！”⑧
《第三交响曲》之所以能够在充满张力的进行中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正是因为勃拉姆斯把四乐章的结构通过以调性为载体紧缩在了一个具有“单乐章性质”的奏鸣曲式中。同时，又通过A与降A音之间的冲突方式和贯穿全曲的F―降A―F音型技法使乐曲达到了融合统一。
三、我看克内普勒对动机“F―降A―F”的释义学解释
通过对以上“F―降A―F”动机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格奥尔格・克内普勒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并根据自己的理解真正地释义了这个动机，而其它的解析则都可以归属到作曲技法的分析上。
首先，笔者对克内普勒先生的这一释义，表示赞同，并感同身受。因为他对勃拉姆斯这个动机的解释并不是毫无依据的。而且他视这个动机为，与勃拉姆斯青年时期格言的对峙，也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具体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试做探讨。
（一）最简单的分析结果，我们直接就可以从动机中得出。早年时期的三个词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含义：F（自由）、a（转折―然而）、e（孤独）。而现在的动机则把最后一个e换成了F（它在前面代表的含义是自由），那自然这个音型的含义也就变成了F（自由）、降A（转折）、F（自由也就是欢乐），但是仅仅从这一层面来解释似乎有点牵强。
（二）在勃拉姆斯自己看来，他曾在若干年后写道：“对我来说，依然保存着自由、然而孤独的象征，尽管如此，我应该为此而祝福……”。因此，从作曲家自己的解释来看，尽管孤独但他依然感觉到的是幸福，也就是说，作曲家所写的旋律特征本身就是相互冲突的。例如（见谱例2）：最高旋律的音域走向为F―降ACE；而最低音旋律的走向则为F―降A―F。“两个形成对比而且自身又相互矛盾的部分的辩证统一塑造出了这种音乐形象”。 ⑨既然是对比和矛盾的，那么把代替e（孤独）的对立面F解释为（欢乐）也是合理的。
（三）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方面看：勃拉姆斯从《第二交响曲》到《第三号交响曲》的六年之间，曾经到意大利旅行了三次。其中，第三次是在1882年秋天前往。除意大利外，他还曾到过匈牙利、荷兰与波兰等地旅行，增长了自己在音乐上的见闻。这样的累积经验，也使《第三交响曲》（在1883年完成）在风格上与前面的两部交响曲形成了极大的差别，他在这一乐曲中明显流露出具有喜悦感的歌唱性旋律倾向。另外，勃拉姆斯在创作这部交响曲的时候与想成为歌唱家的史碧斯（Hermine Spies 1867―1893）交往密切。这使勃拉姆斯在不知不觉中对她产生了爱情，在汉堡甚至还传出两人要结婚的消息。这样的交往经过也使本交响曲中反映出了明朗与喜悦的心情。所以，这对把F音解释为（自由欢乐），是可以理解的。
（四）除上述所说的之外，据史碧斯所讲：勃拉姆斯当时也经常去威斯巴登的恬静森林中作曲。从这一点来看，本曲也可以说是与大自然取得了共鸣，因而充满着大自然温馨的特点。大自然所带来的令人愉悦的气氛，也成为对勃拉姆斯这个音释义的佐证之一。
（五）根据勃拉姆斯早年的传记作家马克斯・卡贝尔克（Max Kalbeck）所说，这三个字母是来自作曲家年轻时，自己口中常常提到的德语标题“Frei，aber ferth！”（自由、而喜悦地）。由此看来，本曲中当然也可以感觉出自由、喜悦的气氛。因此，后来的学者给这一动机的释义也是建立在勃拉姆斯本人观念之上的，并不是毫无根据。
四、结语
通过对这个作品中动机技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勃拉姆斯是在深入了解了同时代不同的创作技法之后，对这些技法进行了更深的研究，并在实践中用作品来证实这些技法所蕴涵的巨大潜力。《第三交响曲》也可以说是勃拉姆斯“决定按照新德意志乐派的游戏规则来战胜他们”⑩的一个实例。勃拉姆斯的这一技法，其实还体现在他的第一、二交响曲中。这说明勃拉姆斯对这一技法的运用并不是作为反击瓦格纳的临时“弹药”，而是一直贯穿在他的作曲生涯中。
对这一技法的全面探究，将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勃拉姆斯的作品以及探寻隐藏在乐谱背后的有关勃拉姆斯的秘密。他的好友比尔罗特评论本曲的作曲技法时曾说：“这是勃拉姆斯比过去更努力追求简洁性的结果”。 而这一简洁性技法后来也成为了勃拉姆斯晚年作品（例如：他最后的几部室内乐和一部声乐套曲等）的一大特征：“能用一个音写成的乐思，绝不用两个音来代替。”所以，对这一作曲技法和勃拉姆斯思想观念之间关系的全面深入探究，还有待专家们做出更为精细的研究。这里笔者仅就自己的理解对这一技法做一基础性的探析。
注释：
①以上评论是瓦格纳于1882年7月在致弗里德里克・舍恩（Friderich Shcon）的公开信中所发表的尖锐评论。
②Brodbeck，David.“Brahms，the Third Symphony，and the New German School，”Brahms and His World，Walter Frisch （Edito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66.
③Frisch，Brahms and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Variations，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129.
④[德]格奥尔格・克内普勒：《19世纪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649页。
⑤谱例引自：格奥尔格・克内普勒：《19世纪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649页。
⑥Frisch，Brahms and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Variations，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72同上，第142页。
⑦李哲洋：《最新名曲解说全集-交响曲2》，台北：大陆书店，第84页。
⑧周炜娟：《论勃拉姆斯的音乐创新》，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博士论文，第79页。
⑨[德]格奥尔格・克内普勒：《19世纪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650页。
⑩Frisch，Brahms and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Variations，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第75页。
[日]门马直美：《作曲家名曲解说珍藏版―勃拉姆斯》，音乐之友社，2000年版，第4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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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门马直美.作曲家别名曲解说珍藏版――勃拉姆斯[M].林胜仪译.音乐之友社，2000.
思想波动范文6
关键词：心肌梗死 血管成形术，经腔，经皮冠状动脉 主动脉IABP 在1968年首次应用于临床。20世纪80年代，经皮穿刺技术的出现使IABP 具有创伤小、并发症少以及操作简便等优点而广泛用于高危PCI患者的循环支持。IABP 通过反搏球囊的充放气，增加主动脉内舒张压，从而增加冠脉供血，减少左心室后负荷，降低心肌耗氧量，目前已成为急性危重症心血管疾病最主要辅助装置之一。本研究旨在评估IABP 对高危AMI 直接PCI 患者近期生存率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收集2010年7月~2013年7月我院62例高危AMI 直接PCI 患者临床资料，其中50 例，女性12例；平均年龄(63.97±11.71)岁。分为急诊PCI 组、急诊PCI＋IABP 组，每组31例，术后随访28 d。高血压患者36例，糖尿病11例
1.2方法①IABP手术方法：急诊PCI＋IABP组患者在心导管室先行IABP 植入，再行急诊PCI 术，采用seldinger,s法，置入8F动脉鞘管，根据身高，置入相应容量IABP 球囊，一般顶端位于左锁骨下动脉开口以下1～2 cm，连接ARROW auto-CAT IABP 机器，多选择心电1∶1触发。肝素水定期冲洗中央腔，术后观察穿刺侧肢体血运情况、血肿，监测肝肾功能、血常规。②直接PCI 方法：直接PCI组患者，接诊时立即给予氯吡格雷300~600 mg，阿司匹林300 mg，术中用肝素100 U/Kg，手术路径包括经桡动脉以及股动脉路径，Judkins 法行冠脉造影术来确定梗死相关动脉(IRA) ，血栓负荷重者应用替罗非班静脉注射，并行血栓抽吸，"罪犯"血管病变处行急诊PCI 术。手术成功的标准：①病变处残余狭窄＜20%；②无严重并发症；③冠脉血流达到TIMI 2 级或3 级。
1.3统计学处理应用SPSS 17.0统计软件，采用Kaplan-Meier 法，计算两组患者生存率。组间比较用log-rank 检验。计量资料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
2结果
2.1两组患者基本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危险因素、AMI分类，包括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NI ) 和非ST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NSTEMI)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手术成功率、并发症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而急诊IABP＋ PCI 组31例患者平均反搏时间(53.74±50.76)h。两组梗死血管、TIMI 血流、平均支架数、对比剂用量、手术并发症两组无统计学差异(19.4% vs 22.6%，P>0.05)，见表2。IABP 组还发生了1例肝肾功能不全、1例下肢缺血，61例手术患者心肌缺血症状均明显改善。
2.3随访28 d 两组生存率两组患者随访28 d，共有7例患者心源性死亡，急诊PCI 组3例，生存率90.32%，IABP＋ PCI 组4例死亡，生存率87.10%，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3讨论
随着冠心病介入技术的发展， IABP以其有效性及安全性，在重症急性心肌梗死(AMI)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IABP在PCI中应用的适应证还未达成共识。所以ACC/AHA 指南推荐，IABP支持应该仅仅为那些处于极度血流动力学损害的高危患者PCI 而准备。BCIS-1研究是迄今为止评价高危PCI 患者IABP支持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第一个随机对照试验，该研究结果不支持对所有合并严重左心室功能障碍和广泛冠状动脉病变的患者在PCI 前常规置入IABP。而IABP-SHOCK Ⅱ试验是目前为止最大型的心源性休克治疗试验，分别接受IABP或常规最佳药物治疗，结果显示IABP并未降低30 d内病死率。本研究中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术中死亡病例，缺血性胸痛症状均明显改善。两组患者在手术并发症、对比剂用量无统计学差异，IABP＋PCI组总并发症22.6%，与既往研究结果[1]相似两组共有7例患者心源性死亡，病死率较高，这可能与患者合并严重左室功能障碍、术后TIMI 血流差、病情危重有关。随访28 d，应用IABP 在AMI 高危患者急诊PCI 术后并未显示其优越性，两组生存率无统计学差异。考虑与IABP 反搏时间短、随访时间短、入选患者为高危AMI 患者而非全部是心源性休克患者、入组病例数相对较小有关。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IABP 在高危AMI 患者应用并未增加并发症发生率，严重并发症少，应用安全，但并未改善近期生存率，对于高危AMI 患者PCI 术行IABP 支持应慎重，正确识别高危PCI 人群，合理选择IABP 置入时机，以改善高危PCI 患者的临床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如患者处于血流动力学明显恶化或心源性休克，应积极行IABP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