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西域文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西域文化范文1
关键词：西域；宗教；伊斯兰教；艺术设计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198-02
西域宗教文化，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奇异梦幻。自秦汉以来，西域以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不断吸收不同的氏族部落和民族在此广袤的土地上游猎、游牧、屯耕、贸易或手工业生产，创造和遗留了形态迥异的文化，进而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新疆文化，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新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中，宗教文化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形态之一，成为世界各种宗教文化东渐过程中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不得不承认，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像新疆如此多种宗教荟萃，并表现出多样的发展特点，留下各自的文化痕迹，这是西域文化最显著的特点。祆教、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对新疆的艺术设计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其他多种宗教的影响有限甚至绝迹，故本文以伊斯兰教的论述为主。
一、宗教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地位
（一）宗教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古往今来，新疆宗教文化丰富多彩，多种宗教形态荟萃。自无文字时代便盛行的原始信仰及萨满教文化开始，先后在新疆传入和流行的宗教有佛教、祆教、摩尼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这些宗教历经朝代的变更、千年的传承，形成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宗教文化。而艺术从来都是和宗教息息相关的，铃木大拙曾说过，艺术往往脱胎于宗教形式中，宗教借助艺术表现来宣扬自己的主张，艺术也会借助宗教的形式走向美学。因此，要使设计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势必要借助西域宗教文化。在传入新疆的一千九百年来，宗教的精神概念、表现形式与它的教义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疆的思想文化，并涉及政治、经济、哲学、艺术、音乐、民俗等各方面。如果新疆的艺术设计脱离了宗教文化这个土壤，那么它将失去其精神内涵和美学品质，缺少了历史的传统和地域的特质。
（二）宗教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设计来源于生活，却又方便于生活。设计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方便，满足人们的生活，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在新疆，信教群众900多万人，占全疆人口的56.3%。如果我们脱离了他们的生活环境、民族信仰去做设计，那么设计无疑是无本之木，只能孤芳自赏，没有市场，无法转换成有用价值。
（三）宗教为艺术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西域，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具有神秘感和异国情调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个方位名词，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而这种符号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宗教文化。宗教的传入犹如一股来自异域的春风，给艺术设计的创作带来了全新的局面，极大地丰富了题材和内容。各种异域风光和风俗不仅使我们耳目一新，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创作题材和素材。如新疆的手工艺，就是在借鉴吸收了伊斯兰教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融入其中，从而形成了既具民族特色又具伊斯兰风格的手工艺文化。雕刻、绘画、镶嵌艺术为创作手法提供了多种可能；伊斯兰教倡导装饰丰满、繁复、不留空白，为构图方案提供了更多可能。特别是它的装饰图案，为艺术设计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四）西域宗教在艺术设计中的阻力
虽然西域宗教在艺术发展中文化底蕴深厚，群众基础扎实，文化特色鲜明，但全球化对于宗教艺术在艺术设计方面的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文化的渗透，使当代人的审美取向时尚化、趋同化、单一化，而宗教艺术自身形态的特殊性和认同的局限性，使其不能在设计方面凸显作用；此外，与资本势力直接相关的“强势文化”推动相关艺术的广泛进发，占领市场，占有受众，也对宗教文化在艺术设计方面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力。
二、宗教在设计中的应用
（一）宗教在新疆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新疆是多宗教地区。伊斯兰教在新疆社会生活中有较大的影响。现在全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10个，即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乌兹别克、回、东乡、撒拉、保安民族。全疆人口1 690万，其中少数民族1 000多万，少数民族96.99%信仰伊斯兰教，各地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活动场所包括喇嘛庙、天主教堂等，新疆共建设宗教活动场所2.4万余座，伊斯兰教清真寺2.39万座。宗教教职人员2.90万人。伊斯兰教是新疆传播最为广泛、信奉者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宗教，它对广大信教群众的思想和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作为具有强大号召力的伊斯兰教，它对于艺术的发展不光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还具有绝对的影响力。纵观艺术的发展，宗教与艺术总是密不可分，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承和交流。任何艺术，在发展初期都是在宗教的影响下成长的，所有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感化人心的宗教力量。其次，设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适应市场的需求。作为设计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生活形态，服务于人民大众。
西域文化范文2
[关键词]汉唐时期;饮食文化;西域
[中图分类号]K89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17-04
虽然西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曾具有不同的空间、政治文化内涵,但新疆大地自公元前2世纪迄今,却总是中国西域大地上的核心处所。它居于亚欧内陆腹地,古代丝绸之路枢纽,向为(尤其是公元10世纪以前)我国与中亚西部、南亚、西亚交往、联络的孔道,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四大文化都汇流在一起的地方,只有新疆一处,此外没有任何地方。新疆是一个文化多元、民族多种的地区……丝绸之路横亘其间,东西文化不远千里来此交流,为东西各国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亚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亦认为:“新疆地区是全世界惟一的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交相混融的所在。”
本文所指西域主要指古代新疆。古代新疆在公元前60年就统一于西汉政府的管辖之下,而早在先秦时代,中原与西域就已存在着经济、文化联系。在秦王朝以前,中原内地居民就已进入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载有:“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秦人”当指祖居中原、后来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居民。中原汉人与当地民族共同创造了西域文化。
饮食文化是认识、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环节。汉唐时期,祖国内地饮食文化与西域饮食文化形成互动,前者极大地影响了后者,后者又丰富和发展了前者。本文在此主要探讨汉唐时期祖国内地饮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饮食品种的西传
粟原产于中国内地,早在汉代之前就已西传西域。
桃和杏是我国内地最早培育成功的水果,这是西方学者普遍承认的事实。桃和杏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波斯、印度等地。而当它们西传的时候,首先在祖国西陲生根繁殖。如在尼雅遗址就发现当地居民在住宅附近不仅栽有成排的葡萄,还有桃树和杏树。
曾有学者认为:“古代吐鲁番地区可能种有核桃和棉桃,但未种桃。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古代吐鲁番地区葡萄的名称有写作蒲陶、蒲桃、浮桃、桃、陶、桃的,而桃则是这一地区葡萄的特称。”但是,除尼雅遗址之外,桃在汉晋时期的楼兰遗址内,吐鲁番晋、唐古墓中均能见到,出土物均是桃核。可见,桃应是吐鲁番人们的口中美味之一。吐鲁番古墓地内也曾见到杏核。吐鲁番阿斯塔那随葬品中发现有属于唐西州时期杏干,出土文书《古写本医方一》中也有“杏人”(应是杏仁)入药的记载。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了唐代饺子和馄饨实物,形状与现代同类食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959年发掘的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了食物,如“301墓发现面制饺子三个,分盛于三个陶碗内。饺子长约5、中宽1.5厘米。301和302墓都出有面制龙形残段,是用面皮捏合成的,外面压划文饰。另有面条、面饼之类,并有面制插座。至于粮食,除上述粟、黑豆之外,还发现有紫穗麦”。在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第十次发掘时发现“饺子5件。72TAM151:88。薄皮、内有馅。长4.5、宽2.2、厚1.1厘米。另还发现面俑2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画册中也有“饺子”的图文介绍:“ 饺子 唐(618～907),长6厘米、宽2.3厘米,1960年自吐鲁番阿斯塔那339号墓出土。为小麦面质,形如月牙,皮薄,内有馅,与现在水饺无异。饺子在当时称‘水角’、‘角子’或‘牢丸’等。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食之一,早在唐代就已成为了吐鲁番地区居民普遍食用的一种面食。”
二、 生产技术、日常饮食用具等的西传
汉晋时期,内地一些饮食用具已传至西域,如俎、匕、木箸等。“从出土文物来看,汉晋西域一些饮食用具又和内地属于同一系统。罗布泊、尼雅两地发现了一种下有四足的木器,同类之物在信阳、长沙等地亦有发现。此物即是古代切割和陈放肉食的木俎。新疆出土的木俎上有刀痕,正是在上面切割肉食之证。古代俎匕连用,俎是‘载牲体之器’,匕是‘取牲体之器’。木匕在罗布泊、尼雅也屡有发现,形制简朴,而和湖南长沙、湖北云梦、江陵等地出土的木匕或漆匕仍属同类工具。尼雅出土一件木匕上写卢文,证明匕是当时的少数民族使用之物。特别重要的是尼雅遗址还发现了木箸,说明这种我国特有的吃饭用具早在汉晋时期即已传入西域。”
出土的漆器与瓷器制品中含有一定数量的饮食用具。“据考古资料可知,漆器是仅次于丝绸而最早传入西方各国的,而古代新疆各族人民不仅是漆器西传的传播者,也是精美漆器的享有者。新疆地区出土的大量漆器就是中国漆器及漆器制造方法沿丝绸之路西传中留下的珍贵文物。”就新疆地区出土的瓷器来看,既没有发现瓷器窑址,也没有逐步制瓷业年代的发展史。从考古资料、实物和在新疆地区流散在民间的瓷器分布情况可知,新疆所发现的瓷器都源于内地。
内地饮食用具西传西域的具体例子还有釜和甑等,如吐鲁番晋墓中发现的陶制釜和甑就是内地常见的一套炊器。“在挖造阿斯塔那墓葬的时代,人们似乎使用过漆成黑色的木盘。木盘呈四边形,边角都做成了圆形,备有两个鱼尾形的把柄。在已被断代为541年的一座墓葬中也曾发现过一件这样的器皿。在阿斯塔那古墓葬中发现的日用品形状的古老性使所有的考古学家们都感到震惊,因为这些物品与中国汉代所使用的器皿常常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吐鲁番地区,经常使用的似乎就是汉地的器皿,至少在高昌城完全是这样的,人们曾经在那里发掘到了一些筷子。某些女供养人就餐时所使用的就是典型的汉地碗和汤匙。”
早在西汉时期,祖国的文化就不仅遍及南、北两道,而且到达天山以北游牧民族地区。诸多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1961年,昭苏县西汉乌孙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圆唇小口,底小腹鼓,是汉代陶罐常见形式。
三、 饮食礼仪、观念的西传
察吾呼沟三号墓地的资料明显反映出西域曾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察吾呼沟其他几处古墓地,墓主人的头均向西北,而三号墓主人则头向东方,与吐鲁番地区的魏晋墓葬情况相仿。M18出土的项珠中有两枚雕刻得非常精美的玳瑁龟,这是我国古代十分贵重的东西。相传龟有千年之寿,“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墓主人项戴乌龟项链,以祈长命百岁。这表明由于汉朝统一新疆,经济文化交往频繁,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交流逐渐深入,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也日益增强。魏晋南北朝时期,罗布泊及其周边地区出土大批同时期的汉文文书、典籍抄本及艺术品。由于唐代文化空前繁荣,因此,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汉与西域的政治交涉从武帝时开始以来,有汉之军人和官吏驻屯于天山南路各地……汉文化不言而喻也随同他们进入这里。这从近来东西探险队所获许多属于汉文化的资料可以看出……谁也不能否认汉文化从古以来就已及于此地的事实。”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乌孙、楼兰、鄯善、龟兹、高昌国的埋葬制度深受汉晋中原文化的影响,如覆面、握木、男女合葬等现象。变量衡制、中原铸币的形制等也都渗入西域各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中。通过考察隋唐时期西域的多种文明交流情况可发现,这里受中原文明的强烈影响,同时又向中原输送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宗教、艺术和某些科学技艺。中原文明对西域的影响可以上溯到两汉、西晋、五凉。这些都决定了中原饮食文化、饮食礼仪对西域饮食文化浸染的必然性。
从以下具体实例不难看出中原饮食礼仪、观念对吐鲁番地区饮食文化的影响:
两晋南北朝时期阿斯塔那墓葬随葬器物普遍为灰陶,有灯、釜、甑、罐、壶、盆、瓮、盘、碗等,器型较大。瓮上有墨书“黄米一”、“白米一 ”,反映了汉魏中原地区风尚在这里的影响。
祖国内地饮食礼仪西传的另一具体体现为中原内地节日饮食礼俗在吐鲁番大地的再现。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其最主要的节令食品是粽子。“在南北朝时,粽子的名称已逐渐代替了角黍,其制作原料也由黍米改为主要用大米了,而且粽子也成为夏至和端午两个节日的节令食品。”“汉代至魏晋是端午节初步形成的阶段,而南北朝至隋唐则是端午节定型化、成熟化的阶段。”几千年来,这一民间习俗广泛流传,每逢端午,凡炎黄子孙几乎都在沿袭用之。旅顺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整理拣选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碎片时,曾发现了混于文书纸屑中的一件草编粽子。粽子采用草篾编制而成,共有五枚,均呈等腰三角形,与今日北方部分地区民间所食用的棕子的形状如出一辙。从这件草编粽子的形式看,应是悬挂于儿童身上的饰物。时至今日,在端午节这一天仍有很多人要用五彩线编成小粽子,挂在孩子们的胸前以讨个欢欣和吉利,而旅顺博物馆所收藏的吐鲁番出土的古尸中也恰恰有一具儿童干尸,这或许可以从中得到印证。端午节吃棕子这一民俗事项何时传入新疆地区,已无据可查,但至迟在高昌时期就已经得以流传。
另如寒食节。寒食节的形成源于周代仲春之末的禁火及春秋时晋国故地山西一带祭奠介子推的习俗,在寒食节的形成及传承过程中,后一源头的影响越来越大。寒食节在清明之前一二日,从先秦以迄隋唐,寒食节均为一个大节日。隋唐五代时期,“无论贵贱贫富,对过寒食节都是非常重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课钱帐历》共41件,其中第34件记有“张三便二百文,许过寒食五日内分付了”,说明唐代吐鲁番人也过寒食节。
冬至、腊日、三月三、七月七是内地传统节日,文书中也有高昌人民过这些节日的记载,就连寺院都不能免俗。如《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中记载:“9 二斛五斗,尽,供冬至日用。”“17 四斗,得钱一文,买麻子。五斗,用作羹。尽,供腊日用。”“麦二斛四斗七升半,用上19 六升敛。粟四斛五斗,用买驮被毡一领。枣三斛,供腊日用。”“38 斗,供三月三日食。”“58 祀天。麦二斛七斗,得钱三文,麦一斛五斗,作面,麦斗买落。栗五斗,作饭, 59 三斗,作羹,尽,供七月七日食。”“由于唐朝政治大一统事业的实现,三州、四镇的汉人既有内地移民,又有高昌土著,而又总纳入大唐盛世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不少全国性的节日必定影响至此,例如年终腊祭、重九登高,八月十五仲秋夜阖家庆团圆,七月七日乞巧节等,此外,从高昌祀部文书中还可了解到六月十六日祭贰谷天大坞阿摩,献羊,三月二十四日为丁谷天树石,虽是纯地方性节日,亦必照旧承袭下来。”
中原饮食文化与西域饮食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而从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也有大批内地移民在这里居住。他们和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经济上互通有无,生产技术上互相学习,生活习俗方面互相摹仿。”
四、结语
自古以来西域既保存了其土著文化,又大量保存了中原文化及西来文明。西域文化从总体上讲是一种东西方文化汇聚、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与屯垦文化并存、多种宗教文化辉映的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复合型文化。饮食文化的交流促使西域饮食文化具有多元成分:土著饮食文化、汉饮食文化及西来之饮食文化。上述中原饮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和发展情况体现了西域人民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西域饮食文化是中华饮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统一的中华文化体系中的西域饮食文化既有中华饮食文化共同的性质,又有区域性饮食文化相对的差异性。
[注释]
王炳华主编:《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陈习刚:《吐鲁番文书中葡萄名称问题辨析――兼论唐代葡萄的名称》,《农业考古》,2004年第1期,第154~162页。
王炳华:《新疆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第106页。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47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11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百石缘工美有限公司主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香港金版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王进玉:《北朝以前漆器在新疆的流传》,《新疆文物》,1997年第4期,第59页。
殷福兰:《阿力麻里出土的元代瓷器及其相关问题》,《新疆文物》,2002年第1～2期,第125~128页。
法•莫尼克•玛雅尔著,耿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1页。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王炳华、杜根成主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2~164页。
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第1~4页。
姚伟钧:《汉唐节日饮食礼俗的形成与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8期,第73页。
王珍仁,孙慧珍:《吐鲁番出土的草编粽子》,《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第116～117。
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50~651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
西域文化范文3
关键词：中华文明；等级制度；礼制；丝绸之路；佛教
中华文明的发展，宛如一条连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从未断绝。而同时期的文明古国，或毁于异族的征服，或湮没于地理环境的变化，成为文化的断层。
为何独有中华文明能如此一脉相承？众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讨。作为中华文明表现形式之一、中华文化载体之一的音乐，在其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类最早的音乐，应该是产生于生产生活中。在不同文化土壤中孕育出不同的音乐，而且同一民族的音乐特点在不同的时代会相应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可以说音乐是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一种音乐所表达的涵义应该是和该民族的文化理念相应的，从音乐中，我们能感受到某一民族或某一历史时期思想观念、政治特色、人文理念、经济发展、社会风貌等等。
一、音乐与中国古代政治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一个观念始终贯穿于发展的主线，那就是中国是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在等级中，各阶层都有严格的划分，从衣食住行到国家政治，无不有等级的影子。任何随意破坏等级的行为，则被视之为僭越。作为文化载体的音乐也是等级制表现形式之一。孔子曾非常不满鲁国的季氏擅自在自己庭院奏乐舞蹈使用了周天子的八佾，气愤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①“佾”是古人乐舞蹈的行列，8个人为一行，这就叫一佾。八佾是8行，共64人，按周礼只有天子才能用。季氏的行为显然是不符合礼制的。
由于礼仪活动实质上是王权制度的形象化展现，因此，出于对社会稳定和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礼乐制中自然会强调音乐行为上的等级规范，并形成一整套制度。如在大射礼仪活动中，由于等级地位高低不同，所奏的乐曲也不同。《礼记》、《周礼》都记有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悝首》为节，卿大夫以《采频》为节，士以《采蘩》为节。
不仅在乐曲中有这样严格的规定，在乐器中同样也是如此。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成功发掘了曾侯乙编钟，它是由65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5个半八度，12个半音齐备。一般来讲，在早期中国宫廷中，编钟和编磬是贵族和宫廷用乐的标志，也是显示身份的象征。但在具体使用编钟和编磬的数量以及在摆放的方式上是有严格的规定。编钟、编磬均为悬挂的乐器，钟架造型有四面挂钟的，为王者；三面挂钟者为诸侯。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音乐中，等级制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是这样的等级制构成了中国古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稳定结构。
二、音乐与中国古代礼制的关系
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兴于诗，强调诗的教育之重要；立于礼，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行为；成于乐，最后的完成在乐。
何为礼？广义的来讲，礼应该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典范准则，也是一种文明社会共同遵守的契约。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天下，所分封的诸侯国林立，为维护其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有秩序的统治，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开始制礼作乐，即周礼。周礼作为各级贵族的政治和生活准则，成为维护宗法制度必不可少的工具。礼是精神内涵，而乐是礼的表现手段，这就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础“礼乐制度”。
周代宫廷最重要的音乐活动，都用于各种典礼仪式中。从史籍的记载看，周礼仪活动内容相当繁复，在祭天地、宗庙、大飨、燕礼、大射以及乡饮酒、王师大献、行军田役等礼仪活动中，都有音乐活动。祭祀天地、宗庙的音乐，一般用“六代乐舞”。大飨礼，即天子飨诸侯，或诸侯相飨，《礼记仲尼燕居》中有对大飨9种礼节与所用音乐的具体说明。燕礼是周代君臣宴饮之礼，《礼记燕礼》对宾主献酬之后，乐工如何鼓瑟吹笙、演唱歌诗的音乐行为有详细记录。
对普通人来说，通过乐来进行教育，教化人使其达到知书识礼，对社会的稳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士掌握的6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六艺现代解释，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6种技艺。可以看出乐是古代士人必须掌握的技能，而通过对六艺的学习，才能让普通人升华为士人，从而使社会精神呈现一种向上的状态。
三、音乐与中外文化的有机融合
在中华文明历史上，从秦到清一直都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在双方亦战亦和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也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着交流，对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了有机的扬弃，在这样的交融中，形成了不断更新的中华文化。
在今天的敦煌莫高窟，精美的壁画向我们展示了这种交流的成果，把我们带到了中外交流辉煌的时代。透过壁画中飘飘如仙的飞天舞蹈，姿态优美的反弹琵琶等造型，我们可以从音乐艺术这一斑窥视到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
从西汉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并在成功战胜匈奴后，在欧亚大陆上建立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在商贸交易的带动下，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也变得频繁。公元618年，唐帝国的建立更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以唐代最为盛行的乐器琵琶为例，本是从古代波斯传入的乐器，但经过古人的消化吸收，成为今天中国民族乐器的一种。在唐诗中也能读到琵琶的身影，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白居易写的那篇千古绝唱《琵琶行》。在诗中，诗人详细叙述了琵琶的演奏手法：“轻拢慢捻抹复挑”，以及琵琶所演奏出来的音质：“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还有如王之涣的《出塞》中: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等”，外来的音乐和唐代的文化有机地交融在一起。
外来音乐不仅对唐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渗入到帝王和宫廷音乐中。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开元天子唐玄宗本身就是一个对音律通晓之人。当时宫廷内经常举行各种盛会，每当此时，玄宗就会亲自打着一种来源于羯族人的打击乐器 “羯鼓”，据说玄宗本人就是羯鼓演奏的高手。唐代宫廷音乐中最著名的曲子之一，当属《霓裳羽衣曲》了。关于这首曲子的来历说法不一，大概有三种说法：一是说玄宗登三乡驿，望见女儿山（传说中的仙山），触发灵感而作； 第二种说法则是根据《唐会要》记载：天宝十三年，唐玄宗以太常刻石方式，更改了一些西域传入的乐曲，此曲就是根据《婆罗门曲》改编； 第三种则折衷前两种说法，认为此曲前部分（散序）是玄宗望见女儿山后悠然神往，回宫后根据幻想而作，后部分（歌和破）则是他吸收河西节度使杨敬述进献的印度《婆罗门曲》的音调而成。不难发现，后两种说法都有对外来音乐的吸收。
唐代的文化是一种外向型的文化，这一点在音乐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有这样广泛吸纳外来文化的博怀，才促使了唐代的兴盛。
四、音乐与宗教
佛教音乐是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佛教的传播是以音乐为其媒介手段之一。中国自西汉通西域后，东汉明帝时期，佛教经西域传入了中国，佛教的音乐也随之传入了中原。
季羡林先生曾说，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可以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少应该了解从印度传出来的佛教思想。不了解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写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和中国舞蹈史等等。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其创始人为悉达多乔答摩（约前566—前486年）。佛教主要宣扬消极、忍耐、调和、轮回、因果报应等。在古代中国，佛教之所以能被广泛地接纳和信奉，这和中国中原地区自东汉末以来，始终处于战乱之中，普通老百姓渴望能有安定幸福的生活，幻想来世得到和平安宁有关，可以说佛教是普通人的精神寄托。
佛教音乐作为佛教思想的外在化身，承载着佛教思想的传播，用最简单的方式，使人领会到佛教的教义。佛教的音乐，在历代也被统治阶层所重视。《九部乐》是隋代的宫廷礼乐，据说是隋炀帝时期所收录，其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而唐代的音乐，受佛乐和胡乐的影响很深，著名的龟兹乐舞在唐带十分盛行，而龟兹乐舞本身就是佛教音乐和西域音乐的融合。龟兹就是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库车县，在唐代，这里是崇佛之地，在玄奘法师所诉的《大唐西域记》中，对这里的佛教文化做了很详尽的描述。可以想见，在一个佛教盛行地产生的乐舞，因其音乐的感染力和传播功能较之其他艺术更加强烈，传入东土以后更是风靡天下。
佛教音乐特有的韵味很吻合人们宗教膜拜和祈求幸福的心理，其音清新典雅、超凡脱俗；其韵幽远深长，唱者身心合一，物我两忘。闻者，胸襟豁然、神游情动，使人意念净化。于袅袅音声中细细体味人生真谛，听后产生一种神清气爽的感受，给人以顿感空灵的感觉。
五、结语
在中华文明传统中，盛世至则礼乐兴，乱世则礼崩乐坏。礼乐成为衡量兴衰的指标。礼乐之道让人重视自身的修养;等级制明确了社会的组织;佛教音乐疏导了人们的积怨，稳定了社会的结构;对外来音乐文化的吸收，使其文化总有源头之活水不腐，这一切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责任编辑：郭爽
参考文献
［1］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礼记［C］.北京：中华书局，2007.
［3］黄敬刚.曾侯乙墓礼乐制度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8.
西域文化范文4
中西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具有鲜明的特色。本文首先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概况进行了阐释和说明，并且从几个方面进行了对比找出两者差异所在。我们应该把握中西文化各自的优势，找到互补之处，在中西文化交融之中推动我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一、中西方传统文化概况
（一）中国传统文化概况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影响了整个社会历史的，较为稳固而又具有动态特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观念文化的总和。[1]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民族在区域位置上比较独立，但在文化上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备内聚性，与此同时，中国辽阔的地域又使得各种文化的构成因素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从地理环境来看，复杂的地形和多样的气候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互补性；从物质生产方式来看，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固有的特征，即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具有相对封闭性特点的文化；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无论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其主流仍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使得中华文化具有了稳定性和延续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基本上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进行的，被深深的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既厚重、质朴、进取，也包含着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弱点。
（二）西方文化概况
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作为世界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文化，其源头主要有两个：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古希伯来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是一种具有世俗精神的文化，在思想、科学、艺术、历史等各方面取得了令后世侧目的成就。中世纪以来，以希伯来宗教理想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标志着西方社会开始从古典奴隶制向中古封建社会迈进，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当时宗教神学占据主导地位，控制着思想文化领域，后来，世俗精神和宗教精神相互冲突和融合，文艺复兴阶段形成。文艺复兴后的两百年间，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始终处于矛盾的冲撞之中，彼此相互撞击和融合的本文由收集整理结果就是形成了西方近代文化。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一）儒道两家的思想传统与基督教的宗教情结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历史状况和文化特点相适应，对国民的思想渗透非常深刻，给予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儒家思想经过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其核心仍是一脉相承的。先秦儒学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的理论架构，其核心是“仁”，包含极为丰富的政治和伦理内涵。在政治上，主张实行“王道”和“仁政”，要以德治国；在自我修养方面，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传统教育中，德教为先，育人重德。另外，儒家的其他思想诸如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民本思想和君权至上的思想也对我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思想也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道互补，对我国文化的发展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多个世纪以来，作为西方文化主流的基督教一直左右着西方人的道德理念，使其成为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起到了一定的道德作用。宗教精神则是以信仰为基础,以神人合一的人格精神为指导和召唤的道德使命。西方文化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宗教精神渗透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基督教文化首先是一种信仰体系,代表着一种道德价值观念,其核心是拯救意识与博爱精神。[2]这种精神境界作为宗教精神的真谛和精华渗透于西方文化的血脉中,使得宗教作为一种信念去培养和启发人的感情，协调了人际关系，稳定了社会秩序，营造了良好的道德风尚，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但是在中世纪时期，教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宗教禁锢了科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处充斥着愚昧和野蛮，文化成为宗教的附属品。文化的发展缓慢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世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
（二）天人合一与驾驭自然
中国文化相对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总体上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包括人的道德观念与自然理性的一致，人的行为和自然运行的统一两个方面，体现人与自然界万物的息息相通、和谐交融,强调天、地、人、物各安其位， 融洽相处。[3]尽管不同的思想家和哲学流派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追求不甚相同, 但它们在相对互补、融合与发展中所呈现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主导倾向是清楚的, 其终极观点都是一致的,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作为海洋文化的西方文化形成了一种谋求驾驭自然、征服社会的精神。西方文化也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认为自人类出现以后, 人不仅应当独立于神，而且独立于自然，人与自然分为两极并且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主要从人与自然对立的立场来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看成是主体,把自然世界看成是客体,认为提倡认识自然世界,并改造、征服自然,从而发展出科学理性精神。即使是宗教与神学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也遏制不住伽里略、布鲁诺等科学家对大自然、对知识和真理的探索。
（三）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相适应，产生了家族本位意识，强调个人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同整个社会、整个家庭的存在与发展统一起来。从家族本位出发,中国文化强调群体和社会意识,个人利益应该服从社会整体利益,个体的欲望和价值以群体的欲望和价值为转移，个体的利益和需求通过整体的发展来满足。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伦理本位和道德至上具有两重性。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对于我国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人们认识到家庭是社会关系的纽带，由家而国、家国一体，进而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这对于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泯灭了人性，束缚了人们民主思想的发展，压抑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忽视了个人的权益，萎缩
了民族的进取精神。
西方文化则奉行个人本位,以个体的人作为社会的核心，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注重人的人格和尊严。这种个性开始于古希腊时代，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成为西方国家一种典型的文化形式。其个人本位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在西方文化中有着具体表现,正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讲的,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4]
三、中西文化的交融
(一) 中国文化的西传及影响
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开放型的文化，不是保守的、封闭的，其发展过程本身就证明了它的开放性。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各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也是与异质文化交流的过程。它对域外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力，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境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又兼容了外来的文化。中国文化自它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向四周扩散。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最早的是物质文化。从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正式开辟通往西方的道路，经过东汉时期班超班固父子的苦心经营，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中西方的陆路通道。大量的物品沿着丝绸之道，经过安息、埃及等地，源源不断流向西方，直至罗马。随着中国丝货等物品长期大量的流入，中国的养蚕、丝织技术也开始向西方传播。唐宋时期和元代，由于中西方海路的开辟和蒙古军对西方的军事征服，中西人员往来频繁，中西关系更加紧密,形成中西文化的交汇。[5]这个时期西传的中国文化，除了物质文化外，主要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了西方。马克思就曾经说过:“在欧洲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开辟的历史性的航行对中西海路交通产生了突破性作用，使中西文化交流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传入西方的中国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理论观念。中国文化的西传，使许多欧洲人认识到西方文化并非世界上唯一最早的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思想传入西方，成为西方某些启蒙思想者同基督教文化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
(二) 西方文化的东渐及其影响
与中国文化西传和对西方的巨大影响不同，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完全取决于中国文化魅力和西方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西方文化传入中国除了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不可避免的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和挑战。
西域文化范文5
关键词： 外语学习 西方文化 关系 区别
引言
在以往的外语教学活动中，人们由于受美国的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的影响，只强调句法，强调语法层面上的正确性，很少有人顾及在实际情景中语言使用的适宜性，即跨文化交际的得体性和有效性；人们忽视了从词义到语用，从文化知识到有效交际等问题。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仅有外语语言知识，不具备外语语言能力，更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这就偏离了外语教学的目标，失去了学习外语的意义。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的《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明确要求：“基础阶段的主要教学任务是传授英语基础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良好的学风和正确的学习方法，为进入高年级的学习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高年级阶段的主要教学任务是继续打好语言基本功，学习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综合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显而易见，在外语教学中，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固然重要，但目的语的文化知识更为重要，它能使语言知识得以实际运用，决定着跨文化交际的成效。
1.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1.1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还是文化的结晶，更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既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文化涵盖着承载其内涵的语言，同时制约着语言形式，并不断地将自身的精髓注入到语言之中，成为语言的文化内涵，成为语言表现的基本内容。如果没有语言，文化就将无法传承；如果没有文化，语言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1.2外语教学的目的就是要为学生“打好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注重各项语言技能的全面发展，突出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注意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换言之，外语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成为既有语言知识，又有语言能力；既有交际能力，又有沟通效果的外语专门人才。要达到这一理想的目标，就要处理好语言知识和西方文化知识的关系，使学生在学好、熟练掌握遣词造句、基本语法的同时，洞悉西方文化的精髓，了解西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价值取向等构成其人文文化的主要内容。因此，外语教学不仅仅是教授语音、词汇及语法等纯语言知识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传授文化知识内涵。学习外语的过程，同时也是目的语文化知识习得的过程。只有将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实际语言运用能力，才能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学生也才能学以致用，得体地、有效地完成涉外工作任务。
2.“语言错误”和“文化错误”及其区别
2.1“语言错误”是在交际时出现了语法方面的不合适或者使用了和标准英语有距离的句子结构或语篇行为。语言错误的出现大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交际者受自身的语言水平所限制，交际时出现了种种语法错误，如措词问题、词序问题、句型问题、时态问题，等等；第二是交际者在交际时由于心理等因素，如紧张、害羞、遗忘等所出现的语无伦次的语法错误；第三是交际者在交际时由于母语的干扰或者是因为粗心大意而出现的一系列语法错误。以上几种语言错误在交际时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交际的质量和效果，但往往不会引起交际对方的反感而使得交际能够得以持续。
2.2“文化错误”是在交际时交际的一方使用了“大多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觉得不合适或者不能接受的语言或行为”。文化错误的出现也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交际者自身目的语文化知识的缺乏，不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内涵，用自己母语文化知识的习惯无知地触犯了交际对方的隐私或者禁忌的范畴。第二是在交际时交际一方因粗心大意而忽视了交际对方的文化背景，说了或者做出了对方难以接受的语言或行为。第三是交际一方明了对方的文化背景、生活习俗，因种族歧视而故意说了或者做了触犯交际对方的隐私或者禁忌的范畴。无论什么样的文化错误，都会严重影响交际双方的情绪情感，有时甚至会引起严重冲突，发生大规模群殴，甚至发生战争。
2.3“语言错误”和“文化错误”的本质区别。在交际过程中，语言错误是可以得到交际对方的原谅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讲，语言错误只是在语言运用方面的技能欠妥或者表达上的不适宜，而交际一方的当事人并无任何恶意。因此，语言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交际的效果，但绝对不会引起交际对方的反感而终止交际。相反，文化错误要比语言错误让人更加难以接受，因为交际对方有时会误认为另一方存在主观上的故意，他可能认为你是在有意侮辱，或者故意歧视他的民族或他本人，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语言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应该得到同等的重视。教师应该有意识地把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融入语言知识的传授中，使两者有机地结合，使语言知识的教学过程同时也是文化背景知识的习得过程。
3.“文化错误”的类型及应对措施
3.1“文化错误”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是不适宜的。比如称谓上的错误，与外国人打招呼或告别的错误，等等。第二类是文化习俗方面不可接受的错误。比如常常给别人不适当的建议或者以“自贬”来表示谦虚的行为。第三类是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问题。比如不同文化的“隐私”和禁忌的范畴的不同：在中国，人们常谈的话题，而在西方国家可能就是隐讳莫及的隐私。第四类是学生对西方文化认识的片面性。他们常常以点带面，把西方社会的某一种现象归纳成西方社会的普遍问题。这些文化错误应该首先在态度上认真对待，这样才能有效纠正。
3.2应对措施。第一，加强学生对表面上明显的文化特征的识别。比如开车左右舵的区分。第二，通过比较的手段发现两种文化的迥异之处。比如中国的传统疗法“刮痧”在西方引起的强烈反应。第三，通过分析后可以接受的东西。比如有一澳籍越南年轻男子因贩毒于2005年在新加坡被处以绞刑。在运尸飞机抵达墨尔本机场的当天，有数千人在机场点亮蜡烛迎候（其中有其家人，朋友，但大部分是陌生人），他们的痛苦怜悯之情令人难以想象，就连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霍华德也前往教堂吊唁之事，若不经分析中国人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第四，学生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感受对方的文化。人们常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文化习得也一样。学生应时时处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感受其文化内涵、领会其文化精髓，如此才能真正理解、融入其文化之中。
结语
尽管在外语教学过程中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化知识和语言知识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教学理念，但我们还应该反复强调文化背景知识的重要性，强调文化知识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如何进一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其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他们的综合运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如何更好地把文化知识的习得和语言知识的传授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学有所获，成为既有扎实的外语功底，又有渊博的文化背景知识的高级外语专门人才，是外语教育者仍然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参考文献：
［1］Andrew D. Cohen. Strategies in Learning and Using a Second Language［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2.
［2］Peter Stockwell. Sociolinguistics ［M］.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London，2002.
西域文化范文6
关键词: 英语习语 西方文化 关系 影响
文化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只不过是构成文化大系统的子系统之一。英语习语作为英语这种语言的特殊表现形式,是人民大众口头上习惯用的定型词组或短句。它的意思可以用现代语言来解释,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应用。但它的结构不一定和现代语言一致,词汇也不一定和现代词汇相同。它们相沿已久,约定俗成,具有完整而独特意义的词语,渗透着浓郁的西方文化底蕴。下面将从文化几个侧面进行阐述。
一、习语与历史发展
社会历史的发展对语言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旧的语言逐渐衰亡,新的语言不断产生。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的痕迹主要反映在英语习语中。
例如在英国,罗马人、诺曼底人的征服对英语习语的影响是巨大的。翻开一本中型英语词典,在Rome(罗马)的词条下就会找到至少三条与“罗马”有关谚语: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在罗马就要过罗马人的生活。(喻:入乡随俗);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喻:伟业非一日之功);All roads lead to Rome.――条条道路通罗马。(喻:殊途同归)。由此可见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1]
二、习语与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地区的习俗就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中的组成部分,成为该地区人的生活中的某些思想和准则。
1.饮食习俗对英语习语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饮食文化与该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面包(bread)、牛油(butter)、奶酪(cheese)都是西方人的家常食品,围绕这些产品出现了许多习语,辐射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如bread and butter(生活必需品,生计),面包和牛油是西方人的主食,所以,bread and butter就转义成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谋生之道”。又如:bread and circuses(安抚物),有了面包就不会饿肚子了,但是“人不能光靠面包生活”,还要有精神生活,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防止人民闹事,就要让人民吃饱喝足,再加上马戏表演,供老百姓观赏。这两样东西(bread and circuses)加起来,就可保天下太平了。[6]
围绕着“牛奶文化”又出现了不少习语。如come home with the milk这是一条英语谚语,比喻某人在外“彻夜不归”,玩了个通宵后,天亮才同清晨送来的牛奶一起回家。又如:bring somebody to his milk这是一条美国口语习语,喻指“使某人头脑清醒起来,迫使某人屈服(或默许)”的意思。再如:mother’s milk(母亲的奶),这条习语比喻“好酒”、“生来喜欢的东西”。[1]
2.人名习俗对英语习语的影响
在英语中,人名出现在习语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历史文化事件中的人名形成典故,在长期的使用中形成习语;另一种是风俗习惯、民间传说中出现的由人名构成的习语。在后一种情况中,习语的人名并不特指某一个人,而是泛指普通人或传说中的人。在英语中,构成习语最多的人名有Adam,Jack,Jill,John,Tom等。例如指since Adam was a boy指老早、自古;the old Adam指人类犯罪的本性、私欲;Adam’s apple指喉结;a Jack in office指自命不凡的小官吏,摆架子的官吏;the Union Jack指英国国旗;Jack and Jill指少男少女;John Bull指约翰牛(典型的英国人);Your John Hancock指请签上你的大名;Tom and Jerry是美国的习语,指吃喝玩乐的浪荡公子;Tom boy指顽皮的姑娘;Joe Blow指老百姓;like a Rip Van Winkle指跟不上时代的人;plain Jane指纯朴少女。[2]
三、习语与
宗教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语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更能折射出宗教对语言的影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已被定为国教,后来传播到整个欧洲及世界其他地方。这在英语习语中就得到了体现。如:doubting Thomas(怀疑的托马斯),该习语出自《新约》中的一个故事: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第三天复活,出现在门徒面前,但门徒之一的托马斯刚巧那天不在,因没有亲眼看到基督,他不相信别人的话,不相信基督已经复活。后来人们就用doubting Thomas指那些“多疑的人”、“不肯轻易相信别人的人”。又如:clean hands(双手干净)源自《旧约》,指“双手越干净的人会越来越有力”,表示“两袖清风”、“廉洁”;sow the wind and reap the whirl wind(种的是风,收的是风暴)出自《旧约》中,上帝不满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告诫他们:“他们种的是风,收的是风暴”,后来人们用这个习语表达“恶有恶报,干坏事必将受到加倍惩罚”。也有一些习语出自基督教的仪式和历史。如go to the church(到教堂去)意思是去教堂做礼拜、结婚,因为西方的婚礼多在教堂举行。[4]
四、习语与体育娱乐
体育娱乐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英语习语中就有很多以体育娱乐为主题的习语。以美国为例,棒球(baseball)是美国最具普遍性的体育项目之一,被称作美国的“国球”。它是美国男女老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仅大、中学校有校棒球队,而且社会上还有职业棒球队。每到比赛的季节,美国几乎全民沸腾,万人空巷。新闻媒体更是成篇报道有关消息。棒球运动已深入到每个美国人的生活,美国人的许多习惯用语都出自棒球运动。如at full bat指在全力击球,俚语为“很快”;not get to the first base with指连一垒也没跑到,现表示“连第一步都没成功”;hit a home run指打了个本垒打,现表示“大为成功”;off one’s base(离垒),现表示“大错特错的”“神智错乱的”。[7]打扑克牌是美国人的一种传统性消遣活动,因此许多牌桌上的说法也就渐渐成了习语。poker face的意思是面无表情,不露生色。玩牌的时候,把牌放在胸口的地方,免得被别人偷看,这在英文里就是close to the vest,意思是一个人非常谨慎,不让别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人们把电视迷叫做couch potatoes。couch指沙发,potato指土豆,是指那些一有时间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他们坐在那里一声也不吭,一动也不动,就像土豆一样。[2]
英语习语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所以,习语翻译要做到绝对等值是不可能的。译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引导读者接受异域文化,使译文在读者头脑中显现的形象和产生的联想都尽量接近原文读者得到的效果。英语习语中很多说法形象生动、寓意深刻,表现手法新颖独特。例如“In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the king.”“The devil may get in by the keyhole,but the door won’t let him out.”译成汉语分别为“盲人国里,独眼为王”和“魔鬼从锁孔里进去,开着门也请不出”。[3]
总之,西方文化对英语习语具有深远的影响,全面了解西方文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好英语这门世界语言,轻松地学习英语习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