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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历史故事范文1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代大史学家大多对《周易》有精深的了解。司马迁的家学中有易学传统，他自己在汉初的易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易学对司马迁史学的影响非常明显。班固的易学特点反映了东汉易学风格，他写的《汉书o五行志》，对京房易十分重视，并且运用京易对历史变化作出解释。荀悦与荀爽的易学相通，荀悦在《汉纪》中论史反映出易学的印痕。袁宏援玄解史，易理成为他评论历史和人物的哲理的基础。
两宋的史学总结历史盛衰的经验教训，以易学理论解说历史变动，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欧阳修是大史学家，在易学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写的《易童子问》等，反映出对易学的清醒认识，着重从义理上解易进而提出对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易学与史学相通。李光、杨万里在易学是以史证易的代表，把史学纳入到易学体系中去。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完成了使史学"会归于理之纯粹"。朱熹史学、易学都有成为他构建理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元明时期的史学家在易学上多是有建树的学者，特别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易学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船山易学的思维特征对他史论著作《读通鉴论》、《宋论》等产生重大的影响。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开篇便是《易教上》、《易教中》与《易教下》，他的易学观点，成为评论史学的理论基础。
近代易学和古代易学明显不同的地方是，一般不再是在旧经学范围内论说《易》，讨论历史的易学有关问题，而是以史的眼光认识《周易》。顾颉刚解说《周易》的历史故事，把易学讨论纳入他的辨古史的范围。郭沫若用社会眼光认识《周易》，这些成为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一个大板块。他以敏锐的眼光抓住《周易》的辩证法精华，为科学总结易学提供了范例，把《周易》这部书从神的启示变成"世俗人"的思维术。
在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易学变化对史学产生过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从先秦到两汉易学的变化，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思考天人关系，总结历史兴衰，提供了思想基础。第二次是，魏晋时期，《易》是玄学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史学家品评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的思维方式都受到易学的影响。第三次是，两宋的易学成为理学的要素，也成为史学家论历史兴亡、说历史因革的哲理依据，波澜所及，直到明清。近代易学与史学关系是另一回事。
从学术史上看，易学与史学关系基本上有三种范式。一是以史证易。这就是清朝《四库全书总目》中说的宋代李光、杨万里的以史证易。这是易学范围内的事，是以历史事实解说易理，说明易理的正确，因而它是易学中的义理派。要说明的是，以史证易，并不是从李光、杨万里开始。下面我们还要说到这一点。
另一种是以易解史，以易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人类历史，洞察古今兴衰，评论行事上的得失。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主要一面，历史史学家受易学影响，对他们的治史产生影响，甚至影响一个时代的关系。易学对史学产生的影响，不是以史证易派所能概括得了的，而且我们也认为只有从一个的角度认识易学对史学的影响，才能更好地提示易学变化与史学进展的关联。
还有一种是，把《周易》作为社会史的影子，或作为史料，这是颠倒了以史证易的路数。这本不错，但它同样不能阐明易学与史学的内在关系。
《周易》的天人关系的认识、通变思想等各种思维方式影响史学家治史。有的史家在史书的《序》和其它地方作出说明，有是史家没有说明，只是通过剪裁史料、行文叙事各种方式表达出历史思维的特点。分析史学作品，便能体会得到，看出易学对他在理解历史、认识史学上的影响。所以，在研究易学与史学关系时，要注意对史著的认真分析，要在原著上下功夫，要读其书，知其言，更要知其所以言。
应该说明，易学以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有正面的，这是主要的一面；但也有负面的影响。中国史学上 纬神学历史观点、天人感应历史评论，很多和当时的易学思潮有关。这在适当地方也应当指出的。
我们着重从思维方式上看易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因此，这不同于古代易学以史证易，概括起来说是：以易解史，系统地讨论一下中国史学与易学的思维方式有怎样的联结。
《四库全书总目》作者指出，易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派六宗。其中义理派由王弼"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四库》的论说，展示了易学发展之大概，但未尽合易学之实际。易经易传与史学有不可分之联系，因而或谓易为史官文化，是有一定道理。论易而参证史事，仅是易学与史学联系一种表现，而非全部。无论是义理派还是象数派，他们对中国史学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易学对史学产生的重大影响。在已有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当把研究引向深入。一个重要问题是讨论易学对中国史学家的历史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这一课题，对于认识中国历史学的民族特点，对于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民族史学的变化，以及进一步总结继承文化优秀遗产，以推进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分析易学的思维特征，不只是研究凝结在《周易》经、传中的思维特点，还要讨论在易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史学家、思想家在以易解史中表达出对历史理解的方式。易学思维是多样的，但是从史学思想角度，从思维方式看，易学对史学影响至少可以提出这几个方面。
一、天人一体的思维，也可以说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的思维。从八卦卦爻形的阴阳乾坤天地的内涵，到大衍之数占著之法，都反映出《周易》是把天地人联系起来思考。《系辞》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返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又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仰观察天地与自然之变化，才有八卦，才有《周易》，所以究天人之际的思维方式，是在这样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对历史观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史学思想史上，有一种历史观是把人类历史作为自然史的一部分来思考，可以说这是一种大历史观。第二个问题是讨论天人之间的联系，自然的"天"与社会的"人"，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历史发展的动因，是天还是人，是天决定历史的变化，还是人事作用决定社会的变动？思想史上的天人感应说，灾异说，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历史观点。与此相对立的是重人事的历史观点。
所谓天人之际的思维是整体的思维，又是把自然与人类历史，看作是阴阳相互的作用的体系，从《乾》、《坤》到《既济》、《未济》是一个体系，各卦与整体又成为一个相互作用影响的体系，每卦中上下卦又为相互的联系的体系。这个思想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体系观念确实包含在其中。从中国史学思想上看，天与人构成一个体系，其是"人"的社会有君臣父子夫妇组成的体系，而随着社会人所处的地位，又有大宗、小宗的宗亲体系。这是易与天地准的整体思维的各个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
但是我们易学的象数派以图式演绎出世界变化历史变迁，表明自然与社会的联系，社会历史变化与自然变化作为一个整体。汉代孟喜京房之《易》把自然与社会作为先验图式展示出来。孟喜的卦气说是以六十四卦和一年的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以及七十二候相配合构成一个大系统。（清人惠栋制出《十二消息图》）到了京房的八宫卦的编排的图式。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把自然变化的作为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是阴阳的变化、发展；自然变化与社会等级礼治又联系起来。这个天人联系的编排，一方面论定了社会等级社会礼制与自然运行是一种先验的秩序，自然天象变化成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合理性的说明。孟喜以辞（君）、公、侯、卿与大夫与十二辟卦相配，很明显是封建礼制成了纲，是统率。这是其一。其二，社会人事、自然的变动都有一个盛衰的变化的过程。从复（ ）、临（ ）、泰（ ）、大壮（ ）、 （ ）、乾（ ）再到姤（ ）、遁（ ）、否（ ）、观（ ）、剥（ ）、坤（ ）。由一阳生，到乾的六爻为阳，这是阳盛已极。此后便是垢的一阴生，到坤的六爻为阴，是为阴已至极的地步。可以说这是把盛衰的变化、盛极必衰的思想具体化、形象化。如果说孟喜的卦气说中，运动循环论十分化明显，那么在京房的八宫的编排中的运动情形就较为复杂，八宫卦中八卦中既有乾、坤为父母，各统三男、三女；而八纯又为上世、以后则是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游魂、归魂。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八纯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这样就将天、地、人、地、鬼构成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系统。从上世到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可以看成是一个渐变，如乾宫从乾、姤、遁、否、观、到剥，这是从一阴后到五阴生。。而从五世到游魂就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一世，而是发生新的变化。五世为剥，而游魂卦为晋（ ）"阴阳返复，进退不居，精粹气纯"。归魂卦为大有（ ）"卦复本宫曰大有，内象见乾为本位"。这就是说一个事物在到了极点的时候，情况变化不是简单地作循环的运动。
宋代易学对史学的影响表现为贯通思考天人古今的变化与发展。《皇极经世书》就是贯通天人古今的一部著作。以元会运世日月星辰来编排宇宙与历史的行程，编列出由阴阳刚柔相交到人的出现、唐尧以后的中国的历史，从开物到闭物，人类社会历史在整个宇宙运动中只是一个极小的阶段。在这样的过程中，历史经过皇帝王霸各个阶段。再如周敦颐的易学也是编织天人宇宙的结构图式。把天地形成、男女出现到社会等结构的形成，用一图式展示，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二、通变思维。中国民族历史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易学辩证法影响下形成的变通思维方式。《周易》最重要的思想是"变"，如《太史公自序》所说的，"《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道有变动，故曰爻"，"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系辞下》）《周易》的最基本元素是爻，即就蕴着"变"。由爻而卦，由八卦而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整个《周易》体系便是变动的体系。《周易》谈卦变、爻变，一卦有下卦、上下卦各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发生变化。卜筮有本卦到之卦的变，卦体的六爻又可以变。因此，在易学上，就有位应说，往来说，承乘说以及互体说，等等。
《周易》八卦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在变化之中，各种变化又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因此，变化又是有条件的。吉凶、得失、否泰、损益、行止、成败，都是与爻所在的卦体、爻位有关；与上下卦体、上下爻、隔位爻的作用、牵制有关。变化中讲条件的思想，是道家谈变的思想所不及的。
变与通相连，但是变通的思想，这是我们民族在思想史上的贡献。社会与自然都在变通之中，世界由于变化才能有成，才能久恒。"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日月得天下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于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彖》）"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丰·彖》）《系辞》的上下篇，简直是一部"变通论"。
《系辞上》：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宝贵。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谓之事业。
极天下之颐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者，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人。……
《系辞下》：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周易》的通变思想作出不同阐释，这里不能作出详尽的讨论，重要的是，通变思想对于观察历史的意义。社会历史和自然事物一样，都是在不断运动中，如同自然日月一种盈虚变动，呈现出盛衰的变动。《周易》说明了在社会变动中，人事作用在社会发展中非常重要。提出"容民无疆"（《临·象》）、"振民育德"（《蛊·象》）"容民畜众"（《师·象》）等。我们先祖黄帝、尧、舜以通变思想治理社会，是成功的范例。
从《周易》的经、传到司马迁、章学诚、王夫之，这些思想家史学家的著作中体现出一种变通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途径对形成中国民族史学特点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变通思想是把历史的变与不变联系起来，是把论历史大势走向与说历史兴亡联系起来，是在一定条件下论说社会变革与对历史的借鉴。
只因有变化，才有世界、才有历史的进步。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久"三者一体。而事物发生变化、影响变化又与一定的条件有关，与事物所处的位、体有关；变化的前途是又有"时"、"势"的各种状态。社会发展过程中，"变"与"不变"具体到社会上来说，它们各有特定的内容。"变"与"不变"是怎样一种关系；社会历代史学家的热门话题。《周易》中的通变思想对历代思想家史学家考虑社会前途，提供了很多启迪。有的直接借用《易》的语言，有的是按照《周易》变通思维方式，提出自己解决社会危机方案。
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思维，这是说研究自然的天与社会的人，要有创新的思维。所谓"易"有三义即简易、不易与变易，又其主导的内容、核心的思想是"变易"。这种易学要求人们在观察、研究自然社会时，不要固定一种程式。"日新之谓盛德"是这种思维的形象的表述。在这里，我不同意把"神"当作的鬼神意思。
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思考，包括他的承弊通变的历史变革观都是易学的通变思想在史学中的运用。
以《易》的通变思想为根据，提出史学变革的当是章学诚，他以《易》的通变思想，说明史学更革的必然与必要。章学诚指出封建社会的史学发展变化经历了千余年，史学失去了早期那种创造性的活力，各种弊端暴露出来了，这突出地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编篡上，说：
经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园神，则芜滥浩翰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园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富有生气，但是纪传体史学变成了一种程式，变成公式化的东西，以所谓纪表志传各种史例，去硬性剪裁材料，越雷池半步，便被视为例不纯。章学诚看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问题的关键，但他作为一代大史学思想家，他不仅提出的问题，而且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仍然是从《周易》那里得到的启发。他说：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住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住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住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史氏继《春秋》而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
韩康伯注："圆者，运而不穷。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智也。唯以方象智也。唯变所适，无数不周，故曰圆。卦列爻分，各有其体，故曰方。"孔颖达《疏》："故蓍之变通则无穷，神之象也；卦列爻分有定体，知之象也。知，可以识前言往；神，可以逆知将来之事。故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智。注：圆者，至方也。"所谓圆神与方智，虽不同但都是《易》之用，此其一。其二，圆神、方智作为一个整体，是多识前言往行与逆知将来的统一，不可以断然打成两截。其三，圆与方，不同又相同。这种思想运用到著述上来，既要意识到不同的体裁、体例，不可能也不应当程式化。硬性以一种模式 来剪裁材料，只能削足适履，失去了变通精神，使著述失去其要旨。
在中国史学史上，司马迁的《史记》近于圆而神，班固的《汉书》近于方以智，这里没有崇班抑马或尊崇司马迁而贬损班固的意思。班固的撰述，"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这种因事名篇，不为一定之例所拘，就是史学的活力，其作品就可以传世行远。但"后史失班史之意，而 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
无论是记注还是撰述，不能为例所拘，即或是章学诚称道的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的纪事本末体，一旦成了固定的框架，也只能是"篡录小书。"在章学诚看来，要走出当时史学的困境只能总结史学上的成败，恢复古代史学的创作精神。他说："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制裁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章学诚对史书编篡还具有其通变思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想法。严格地说，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是自文字以来，即已有之。他认为，如果以《尚书》之义来看司马迁的《史记》，人物传是《传》，八书、三十世家，也可以统统称之为《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名篇，以纬本纪。"这样做法的优点是"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先后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岐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明，例简而义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与欠？再加上表与图。他说："至于人名事类，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地形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难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
对于章学诚具体的设想，这里难以一一评述，但我们可以体察的是，他是以通变的思想，融汇圆神、方智精神为一，重新构想新的史书编篡形式。千余年中国史学的批评一直纠缠在无限多史体史例诉讼之中；中国史家的正统思想、宗经崇圣观念也在所谓的史体史例的争论中反映出来，如果联系这样的背景，可以看出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理解，阐发出来的史学通变思想，具有史学革新的意义。
三、"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维。这是思考学术发展的一种思维方式。易学是一个包容性的理论体系，所谓"易道广大"也是指这层意思，这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也是非科学的因素。从《易经》到《易经》经历一个很长时期，经过筛滤，还是有杂质，而且其形式中神秘一直保留，但其中确是吸纳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粹，最终构成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并且把自己经验升华，从而形成一种思维方式。中国的"史家之言"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史家以"纪"、"志"、"传"等形式，网罗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学术、风俗、文化、制度、人事等于其中。中国史学是包纳百家之学的学术，正是体现出这样思维范式。
易学的思维方式是复杂的，而且相互包容、相互联系。因此，在讨论易学思维特点时，特别是在讨论易学对史学所产生的影响，就应当看到它的复杂的一面，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起来说，其中最基本的方面是易学的"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的思维，它构成为史学的基本精神。随着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深浅与差异，往往反映出史学历史见识的高低。
历代史学特别是一些大史学家，如前所说，都受到易学的影响，这已是事实，后面我们还要以史学发展的历史来展示这多采的画面。在谈到易学思维术对史学的影响，在估价易学对史学产生的影响时，仍然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囿于陈说，又要恰如其分作评说，并且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这里有一个问题，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总叙》开篇中，说到易学渊源流变时，认为"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寓于卜筮。"《总目》的作者指出《易》与卜筮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是说到关节处，但只是认定《尚书》、《春秋》寓于史，这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易》与史没有多少关联，这就不准确了，而且《总目》分析易之两派六宗，首先点出了《左传》与《易》的关系，"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也。"这难道不是《易》也是寓于史吗？
汉武帝时，出现两种学术汇于一的途径，一是从景帝以后出一种倾向，董仲舒继之而起，明确提出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向武帝建议，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位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司马迁写《史记》基本精神是和他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这和董仲舒不同的是司迁父子的主张，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要在总结各宾学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一家。《易大传》说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说明了学术发展的一种规律，不能以一种学术去消灭另一种学术，以一种思想代替另一种思想。百家要归于一，结论只能是：要在总结百家学术的基础上，在融合各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形成新的一家学说。司马谈论他的儿子司马迁完成"正《易传》"的任务，不是要司马迁写新的易学作品，而是以《易传》的思想去发明、去创造。可以说，《易大传》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思想基石。没有《易大传》的思维方式，司马迁不可能进行学术大总结，也就不可能写出一种新思想体系的《史记》。
四、忧患意识的经世思维。这是史学家的历史感、时代感的体现。钱基博的《周易为忧患之学》一文，从易义、六十四卦的体系、卦爻象、《系辞》等，结合中外历史以论说之。
从《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坤·初六》："履霜坚冰至"，到《系辞》的："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中国历史学家有一个优良传统，关心民族命运，关注历史前途，以天下为已任。《周易》的忧患意识是史学关心现实的思维传统的哲理概括。
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天崩地解大变动时代，他把易学的忧患意识与借鉴思想结合起来，把古代的易学思维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从事物变化的必然的"贞一之理"上论说事物的变化，进而理解对历史变动的道理，从而在根本上把历史的借鉴与历史的"贞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汉之乱，董卓之不可与一日居，有目者皆见，有耳者皆闻。不但察"几"，而且还要早察，他说："《易》曰：’伏于草莽，三岁不兴。’不兴者，虑其兴而燎原之焰发于俄顷矣。"在人事的吉凶上也要早察，他论李斯的悲惨下场说："……不待上蔡东门之叹，肺肝先已自裂。（李）斯岂果无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坚至。’辨人于早，不若自辨于早也。"
他又说："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而君相之权藉大，故治乱存亡之数亦大，实则与士庶之穷通生死、其量适止于是者，一也"。在这里，我们要体会的是，他的根据。他有几段话，说：
《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孰系之？能惧之心，系之也。既有其民，山川城郭，米粟甲兵可给也。……惧而忘其苞桑桑与不惧者均。
《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君子而后终，非君子而谦，未有能终者也。……君子之谦，诚也。（卷二《文帝一》）
张良惟其诚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即不幸而见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内怀忠而外姑为佞也。（卷二《汉高帝一》）
古代历史故事范文2
古时，执刑的狱差在拾起县太爷掷下的打板子签子（命令）之后，（一般为两个差人）先将受刑人按住或绑在凳子上，再由另外两个差人举起法棍（有的是用长约2米、宽10厘米的竹片做成），一边拷打，一边有节拍地唱数：“一二三四五，皮肉受点苦。六七八九十，回去坐上席。再打二十板，郎中抢饭碗。”此类唱数词是代代沿传下来的，也有的是由执刑的差人临时编凑的。一般地，打奸打盗的唱数词又有所不同，打通奸唱的通常是：“昨夜搂着小娇娘，今天骑马（绑在条凳）上法堂，屁股挨了某十板，看你通奸不通奸。”而打盗贼唱的则是：“为非作歹做强盗，人人见了杀千刀，如不重打某十板，平民百姓气难消。”为何要边打边唱呢？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数目不容易打错；二是用警戒语词教训受刑人及围观者，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县太爷的案桌上通常有四个签筒，每个筒各写一个字，合起来是“执法严明”。其中“执”筒里插的是一大把捕捉签，其他三个筒的签子分别为白、黑、红三色，白头签每签1板，黑头签每签5板，红头签每签10板。如果县太爷掷下40支白头签，虽是40大板，打完后不会伤筋折骨，照样可以行走；如果是8支黑头签，同样是40大板，却要按规定打出“伤肤、兼旬愈”的效果来；县太爷要是掷下4支红头签，那么，受刑的人定会皮开肉绽。
古代，官吏违法也必须打屁股。自秦朝以来，就制定有专门管束官员的行政法规。州县官员凡擅离职守，有事不请示，执行公务不力，超过时限到任等，都要在屁股上“留下印记”。三国时，有个县令叫孟宗，是个有名的大孝子。一天，他听到母丧的消息，未请假就急赶回家奔丧。后被“请”到武昌听刑，还是大将陆逊力保，才减了刑，最终吃了300杖。县令都打得，下属官员就更别说了。金朝河阳县因解送年粮误时，县衙大小官员屁股一律挨杖，很多人因此起了脓疮，坐不得，大家只好站着办公。
打板有时轻重难以掌握，打得过重而致死的也有；另外，打屁股若打得过重，臀部可发生大面积的皮下瘀血，引起微循环障碍或局部组织坏死等严重后果。明代英宗时，山西左参政王某一口气打死了10个县令，创下“死杖之最”。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在午门前，将舒芬等107人各打30下，黄巩和林大辂等人各打50下，另有10多人各打40下。根据当时“廷杖”的规矩，由太监监刑，锦衣卫用刑，每个士兵轮流打5下，并高声喝打报数。可以想象，100多个屁股卧倒在青石广场上，随着监刑太监阴阳怪气的一声“打”，伴着上千名壮汉齐吼的“打”声，100多块竹板发出一片震耳的“噼噼啪啪”声。最后，100多个屁股皮开肉绽、鲜血淋漓，10多人魂归西天。而明代嘉靖三年（1524年）的一次廷杖更酷，有180多名五品以下的官员被集体打屁股，其中17人先后死亡。对官员动如此大规模的恶刑，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酷刑史上也是惊人的。打板子出事多了，连皇帝也会感到不安。明英宗为此下诏书，明令今后州县官员有罪，不再加杖刑，此后，杖打惩罚州县官员的就少了。古时公堂审案为何都打犯人屁股？原来，罚打犯人最初并没有固定的部位，以致很多犯人被活活打死。到了唐朝，出现了《明堂针灸图》，当朝皇帝李世民得知人体的重要器官穴位多在胸背部，这些部位若被严重撞击、拍打，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屁股部位的重要穴位就少得多了。这使唐太宗得到启发，于是便对刑罚中的罚打作了规定——对犯人不许打其胸背部，而把屁股作为罚打的部位。在公堂上打屁股的惩治手段由此沿袭下来。鲁迅说“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
打屁股的专门工具叫笞杖，在所有官刑中，笞杖是最轻、且技术含量较高的一种。行刑的人要上岗培训，先打豆腐、打包着纸的砖头——砖碎了纸却不能破，直练到炉火纯青才能去执法打人，一下皮开肉绽，或者百下一点无伤，或者皮肤完好而内脏破裂，训练有素的打手完全可以根据需要打出不同的结果来。
对于从未受过皮肉之苦的人来说，屁股挨打是一件痛苦的刑罚，于是，代人挨打的“专业人士”便“应运而生”，一般都是乞丐来扮演这种角色，按挨打板数计算钱。当然，找人代挨打必须事先买通衙役，衙役所得的钱往往比挨打的人还多。富户因欠交赋税被传讯时，一般都由仆人到堂受审，如果被判打屁股，就由衙役找人替代。
古代历史故事范文3
燕国本来也是个大国。后来传到燕王哙（音kuài）手里，听信了坏人的主意，竟学起传说中尧舜让位的办法来，把王位让给了相国子之。燕国将军和太子平进攻子之，燕国发生大乱。齐国借平定燕国内乱的名义，打进燕国，燕国差点被灭掉。后来燕国军民把太子平立为国君，奋起反抗，把齐国军队赶了出去。
太子平即位，就是燕昭王。他立志使燕国强大起来，下决心物色治国的人才，可是没找到合适的人。有人提醒他，老臣郭隗（音wěi）挺有见识，不如去找他商量一下。
燕昭王亲自登门拜访郭隗，对郭隗说：“齐国趁我们国家内乱侵略我们，这个耻辱我是忘不了的。但是现在燕国国力弱小，还不能报这个仇。要是有个贤人来帮助我报仇雪耻，我宁愿伺候他。您能不能推荐这样的人才呢？”
郭隗摸了摸自己的胡子，沉思了一下说：“要推荐现成的人才，我也说不上，请允许我先说个故事吧。”接着，他就说了个故事：
古时候，有个国君，最爱千里马。他派人到处寻找，找了三年都没找到。有个侍臣打听到远处某个地方有一匹名贵的千里马，就跟国君说，只要给他一千两金子，准能把千里马买回来。那个国君挺高兴，就派侍臣带了一千两金子去买。没料到侍臣到了那里，千里马已经害病死了。侍臣想，空着双手回去不好交代，就把带去的金子拿出一半，把马骨买了回来。
侍臣把马骨献给国君，国君大发雷霆，说：“我要你买的是活马，谁叫你花了钱把没用的马骨买回来？”侍臣不慌不忙地说：“人家听说你肯花钱买死马，还怕没有人把活马送上来？”
国君将信将疑，也不再责备侍臣。这个消息一传开，大家都认为那位国君真爱惜千里马。不出一年，果然从四面八方送来了好几匹千里马。
郭隗说完这个故事，说：“大王一定要征求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来试一试吧。”
燕昭王听了大受启发，回去以后，马上派人造了一座很精致的房子给郭隗住，还拜郭隗做老师。各国有才干的人听到燕昭王这样真心实意招请人才，纷纷赶到燕国来求见。其中最出名的是赵国人乐毅。燕昭王拜乐毅为亚卿，请他整顿国政，训练兵马，燕国果然一天天强大起来。
这时候，燕昭王看到齐闵王骄横自大，不得人心，就对乐毅说：“现在齐王无道，正是我们雪耻的时候，我打算发动全国人马去打齐国，你看怎么样？”
乐毅说：“齐国地广人多，靠我们一个国家去打，恐怕不行。大王要攻打齐国，一定要跟别的国家联合起来。”
燕昭王就派乐毅到赵国跟赵惠文王接上了头，另派人跟韩、魏两国取得联络，还叫赵国去联络秦国。这些国家看不惯齐国的霸道，都愿意跟燕国一起发兵。
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统率五国兵马，浩浩荡荡杀奔齐国。
闵王听说五国联军打过来，也着了慌，把全国兵马集中起来抵抗联军，在济水的西面打了一仗。由于乐毅善于指挥，五国人马士气旺盛，把齐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齐闵王逃回临淄去了。
古代历史故事范文4
“跨市场套利”的操作模式并不复杂，即在同一家上市公司的A股和H股股价存在明显大幅价差的情况下，卖出股价高的一方，同时买入股价低的一方，进而实现持股数量不变，并赚取两个市场之间的价格差。
然而，在现实的操作中，上市公司大股东和一般散户投资者进行同样的“跨市场套利”，得到的利益却完全不同。“跨市场套利”更像是为大股东设置的“专利”，一般散户投资者虽然可以在形式上进行模仿，但却无法有效的享受其中的好处。究其原因，即在于大股东和一般散户投资者的持股诉求不同，而A股市场和H股市场的估值体系差异并不容易消除。
对于上市公司大股东而言，其持股的目的首先在于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同时依据持股比例，享有上市公司成长所带来的价值回报。
那么，卖出股价高的A股或H股，同时买入相同数量的低价的H股或A股，这样的等量股票置换不会影响大股东的持股数量。而由于同股同权，大股东持股所拥有的投票权也没有影响，不会对控制权产生威胁。
这种操作原理简单明了，对于AH股价相差大的公司，其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拥有的套利空间巨大。即使A股市场和H股市场的估值体系差异长期不消除，对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而言也没有影响，其持股比例得到有效锁定，获得的分红收益也没有变化。
散户无法模仿的套利机制
理论上，一般散户投资者也可以模仿这样的“跨市场套利”，特别是在“沪港通”背景下，操作更为简便，在一个账户里就可以同时完成卖出（买入）A股，同时买入（卖出）H股的操作。
但这样的模仿显然有着“形似而神不似”的尴尬――在AH股价差维持不变的情境下，通过这样的操作虽然能带来持股数量的增加，但并不能带来实际利益（持股市值）的增加;而如果在AH股价差进一步扩大的情境下，这样的操作反而形成了风险点，即投资者很有可能非但无法“套利”，其持股市值反而相对下滑！
以中国石化（600028）为例，在2014年12月初，中国石化的A股在6.5元（人民币）/股附近，而其H股在6.5元（港币）/股附近，如果投资者进行前述的“跨市场套利”操作，接下来的结果可谓“相当不妙”――中国石化的A股此后持续上行，最高达到7.4元（人民币）/股，而其H股则一路下行，最低达到5.9元（港币）/股。
换言之，一般散户投资者如果要进行AH股的“跨市场套利”，只能是寄望于两个市场估值体系差异的消除，但这种估值体系差异的消除却又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这使得“跨市场套利”模式对一般散户投资者而言，无异于“纸上谈兵”。
同一个玩法，利益与风险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沪港通”时代下的“跨市场套利”之门确实已经打开，但“跨市场套利”虽然只有一个“玩法”，却又对“玩家”有着明显的差异化选择。
对于大股东“玩家”来说，其面对的风险极小，甚至于并不存在风险，但可以获得的套利利益巨大。
对于一般散户“玩家”来说，“套利”的空间极小，甚至于谈不上实现真正意义的套利，但却要同时面对AH股价差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有投资分析人士指，大股东和一般散户在“沪港通”时代下的地位不平等反而进一步加剧，散户投资者非但无法有效的进行“跨市场套利”，反而很有可能沦为“被大股东套利”的对象，在估值高的市场上承接大股东减持的筹码。
哪些股票更有可能出现大股东套利？
近期二级市场上的变化，使得A股市场投资者已经可以初步体会到“大股东跨市场套利”的压力。
中信证券大股东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股份”）在1月13日到1月16日间持续减持中信证券A股，套现近百亿元。减持公告后，中信证券在1月19日以跌停开盘，且全天被巨额跌停封单压制，至1月20日又再一度恐慌性跌停。
中信证券方面此后表示减持属于大股东的正常经营决策。而有业内分析人士指出，中信证券AH股价差较大，1月7日时A股甚至较H股溢价超过50%，这无疑促使中信股份判断中信证券A股“高估”并作出减持A股的安排。
如前所述，一般散户投资者无法模仿大股东进行“跨市场套利”，反而更应防范大股东“跨市场套利”带来的减持风险，以免沦为“被套利”的对象。
哪些股票更有可能出现大股东套利？
古代历史故事范文5
1、齐国国都是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胡公时曾迁都至薄姑(临淄西北五十里)，田氏代齐之后，仍以临淄为都城。
2、齐国是周朝的诸侯国，分为姜齐和田齐，疆域大致在今山东省偏北的大部及河北省西南部，东靠海，西南和莒国（莒国为楚国所灭，但是莒国的全境后来为齐国占领）、杞国、鲁国等国接界。北和燕国接界，西和赵国、卫国接界。国都在临淄（今山东省临淄区）。
（来源：文章屋网 ）
古代历史故事范文6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地理格局就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中国的地域虽然辽阔，但在历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却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体上分布在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上。
这里所说的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历代战争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关系到天下的统一与分裂、关系到一朝一代的兴与衰，或者，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关系到中原政权的存与亡。
古人贯讲“山川都会”。一般说来，在那些既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战略要地。
几列东西向的山河与几列南北向的山河纵横交错，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国地势三级阶梯大体上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的一系列山脉----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册，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转向鄂西、湘西山脉而接云贵高原----为中国的东、西部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南北之间也分出几个层次，其主要的分界线则为长江、黄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条山、大别山也赶到了补充作用。
这几列纵横交错的山河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地理单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间容量，外围有险要的山脉或者江河为之险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内外，既是这些地域内部流通的运输线，又将不同的区域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乃是区域之间战略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山脉和江河的战略意义各相同。山脉的意义重在阻隔，而贵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义重在流通，而贵在有据点可以扼守。
一般说来，山地的断层地带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岭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于作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关中四塞、太行八陉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几条栈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为人力、物力运输的交通线。以江河作为险阻，还须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与干流的交汇处建立据点，以确保对这些江河的控制。如黄河的孟津和蒲津、长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颍口、涡口、泗口等处，便都伴随着重要军事据点的形成。
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则易于在纷乱的局面中建立根据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积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则便于向外部投递力量，便于向外扩展，也便于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大都拥有这些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并不全是按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来划分，而是主要是考虑到它们在军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势的原因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它们在历代战争中也的确显示出了它们作为一个个独立单元的地位。其中，关中主要是指陕西省的秦岭以北部分；汉中地区则因其相对独立，单独作为一个战略要地；东南主要是指江苏、安徽两省的中南部；中原则主要指河南。其它几地则基本上同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在称法上，关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称法，因为这种称法本身就极富战略色彩。
在上述几大战略要地的外围，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于位置的关系，这些地域险要的山川固然保护了自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与外部的联系，妨碍了它对于全局的全面介入，因此在历代兴亡中，对于全局未能显示出决定性的意义。当然，近代以后，中国的国防形势发生变化，它们在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
在这个棋盘型格局中，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分处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淆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有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地势上，关中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关中东南方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咽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四塞险固，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以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从而使关中具备一种能进能退、可攻或守的态势。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居庸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几条交通孔道。太行山脉为河北的右侧翼的重要屏障。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等关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脉的往来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对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地区与游牧经济的塞北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来自中原的挑战时显得为尤重要。 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南北对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下连吴越，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对抗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刮洲渡，分处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强对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戊于守，立为重镇。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和盱眙。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以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随着南北力量的消长变化，其攻守之势也随着而变化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
四川居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节（古夔州）为其门户，矍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相连通。
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四角地位以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虽不如现在，但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拥有一种比较好的在内地与塞外之间、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贸易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跟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到南朝时，在中称为“厥田下下”的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时起，东南财赋便为关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南，也经营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加上四川及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每被赞为“民殷国富”。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础。在分处四解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经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多为割据政权，而没有一个政权曾统一过天下。究其根源，都可从这些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探寻一二。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遗风流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北朝后期，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土族结合，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这样，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军事上令汉族难与争锋。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这样，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乔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乔迁政权本身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所以，立足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四川的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是他们割据四川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团与四川本土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为历代据蜀者一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权的内部力量。此外，四川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历代据蜀者易于养成一种政治上的“盆地心态”，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这大概是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没有完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分处四边。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兴起于四角的政治势力，要想摆脱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扩展，必先争两翼，控制夹该角的两边。
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具有枢纽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体是由东西两侧的山脉夹中间一系列珠状盆地构成的。东面太行山脉构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昌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山西境内山河分布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状盆地。这些盆地地形都相对封闭，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在这些小区域内，分别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它们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山西具有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山西地势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这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枢纽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和五代政权的频繁迭兴均能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山东地形的意义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显得尤其突出。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东面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山东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基本上分布在鲁中南低山丘陵的四侧，大都依山临河，控扼一方。黄河在北方地区东西纵贯，为东、西部之间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纵贯，为南北之间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开凿，便能连能长江和黄河，从而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山东便处在这两条大动脉交汇的位置上。另外，胶东半岛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山东在南北之间尤居枢纽性地位。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连接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正处在山东的监控之下，所以山东地位举足轻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以跃过山东而南下金陵，尤能显现中国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长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湖北外围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从而形成它“用武之国”的战略地位。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间对抗，则湖北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东南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从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湖北境内的三大重心，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顾祖禹在谈到它们的战略意义时精辟地论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西晋灭陈、北宋灭南宋，局面均自荆襄上游打开。转贴于 秦岭和大巴山脉夹汉水河谷构成汉中地形的主体，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延绵，汉中便夹在它们之间。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另有三条谷道，可为汉中与四川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在汉中与四川之间，也有两条谷道穿越大巴山脉：金牛道和米仓道。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这两个上游地区之间，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东部的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在汉中地区则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往往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在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西汉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这就给在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蜀汉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于这种思路。若由汉中地区向东南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形成“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三峡或潼关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出汉中从侧翼撕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攻金之战；出长江与出汉水相配合以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战国时秦攻楚之战。
无论是哪个角的政治势力，在两翼经营的得失，都足以决定其兴衰，足以决定其能否摆脱偏霸格局，向外扩展。经营好两翼，以守而言，可以巩固其防守态势；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进取天下。
对于关中来说，汉中和山西为其两翼，尤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对于河北来说，山西和山东为其两翼，亦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因为北方的争雄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雄，山西像一个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双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东南来说，山东和湖北为其两翼；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其中湖北以其据长江上游之势而尤为关键。对于四川为说，汉中和湖北为其两翼；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人据大巴山之险。其中，汉中以其据地势之上游而尤为关键。
中原处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四通八达之地，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势与周围地域息息相关。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者难。
在历史治乱、分合的交替变迁中，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据四角山川险这地者常易；而在从乱到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进取天下，中原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
就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中原地区大体上又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这四个区域是：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
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黄河横亘，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阳城即位于其中。山脉环绕，形成险阻；河流上下周流，可与外部联系。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经由汝河河谷的往来通道、？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三川河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
南阳盆地像是关中、汉中、湖北与中原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襄阳和南阳分处于盆地的南北两端，这两座重镇的形成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在东西之争中，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东南都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黄河与大别山之间，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因而成为中原与东南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路。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双方战守之资，由中原趋江淮而临东南，由东南出江淮而图中原，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由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此外，这片地域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屏护着中原的南侧翼。
河内地区处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北倚山，南阻河。山地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口为南北津要。太行八陉中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与河内之间往来必经之路；太行第二陉即秦汉时的太行道，上有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为山西上党与河内之间的咽喉。河内与洛阳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河内地区在山西与河南之间、在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的要冲。在河内与山西之间，太行关隘是是攻守的要点；在河内与河南之间，河阳孟津是攻守的要点。河内地区在东、西部之间与是往来要冲。从河内入轵关、经蒲津可趋关中；从河内循太行山东进，可趋河北。
在整个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说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话，那么，洛阳则是这个围棋盘上的天元。历史上，许多政权曾经洛阳为都城。洛阳虽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间却在外围。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去说，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险，这些地域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原攻守形势的特点。攻取洛阳，进取中原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层层递进；中原防守的经营则是一种以洛阳为中心、由内向外的层层辐射。
至于在一种大型对抗如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中，中原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横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蹭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都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通常，一个统一的王朝因积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随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历史遂在混乱中酝酿新的统一。
逐鹿虽在中原，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
秦、西汉、隋（隋因袭的成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由关中进取天下，以秦的统一开其先例，且其进取天下的历程亦最典型，西汉、隋、唐的统一，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决战在中原。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为都，然后，遣将四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后，也以河北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平定江南之后，兴师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四川处西南之角，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在历史上未见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这另有原因，后面会详细讨论。
据有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以魏晋南北朝这段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例，这段时期内建立的割据政权大多是在关陇、河北和四川，尤以关陇、河北为多。建立于关中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秦、西汉、新（王莽）、隋和唐外，还有绿林更始政权、赤眉政权、十六国时的前赵、前秦、后秦、夏（赫连勃勃）、北朝时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齐（黄巢）、明末的大顺（李自成）等政权。此外，在丧乱之中，东汉和西晋政权也一度迁移关中。更不用说那些更小短暂割据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贞、元末的李思济等等。
建立于河北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元、明、清外，以燕、赵命名的政权就有多个。以燕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燕、秦末的燕（韩广）、西汉初的燕（臧荼）、东汉初的燕（彭宠）、十六国时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刘仁恭）等等。以赵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赵、秦末时的赵（武臣）、楚汉之际的赵（赵王歇）、十六国时的后赵等等。此外，还有十六国时的魏（冉闵）、北朝时期的东魏和北齐、隋末的夏（窦建德）等等。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宁、齐、梁、陈、唐初的吴（先后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吴）、宋（辅公？）、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元末的周（张士诚）、明（初期）和等等。
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虽未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但是，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会不出现独立的割据政权。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有战国时的巴和蜀、东汉初的成家政权（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刘备）、西晋末的成汉政权（李雄）、东晋时的蜀（焦纵）、五代时的前蜀政权（王建）、后蜀政权（孟知祥）、北宋时的蜀（先后有李顺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边之地虽综合条件不如四角，但纷乱之际也易于凭借其地理形势形成割据势力，建立割据政权，而且，因其与周围地区联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像山西、山东这样的地方。山西处关中、河北之间，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数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响尤大。山西的割据政权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所建。历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权倾覆中原政权者屡见不鲜，如匈奴刘汉之亡西晋、后唐之亡后梁、后晋之亡后唐，等等。山东地处南北之间，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更是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联系的衔接地带，割据山东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如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举足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