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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章范文1
横空出世
据笔者初步考察,以“特约评论员”形式发表文章最早出现于《中国电影》月刊。1958年8月,《中国电影》月刊发表文章《努力提高军事题材影片的思想性》,在标题下使用的署名形式就是“本刊特约评论员”,主张“应以政治挂帅,努力提高军事题材影片的思想性”①。但它就像一颗流星,仅此一次闪烁就消失在寂寞历史的苍穹之中。
当“特约评论员”第二次出现已经到了“”结束后的“两年徘徊”期。“特约评论员”与一人、一刊、二报的大胆创新密切相关。“一人”指的是同志,“一刊”即《理论动态》,“一报”为人民日报。
1977年3月3日,同志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他为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亲手创办、直接领导、具体指导了《理论动态》。7月15日,《理论动态》正式出刊,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内部性的思想理论性质的刊物②。
1977年12月30日,《理论动态》第34期刊登文章《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人民日报同志看到后,立即打电话请求转载。发表前,人民日报来电话征询署名问题。建议说:“报纸发社论,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③《理论动态》同志认为 “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很好,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路线的具体体现。人民日报立即赞同。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这篇文章,署名却是“岳平”,而非“特约评论员”。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上发表文章《老干部的光荣责任》,正式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特约评论员”应运而生。此后,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连续转载了《理论动态》文章,如《认真肃清“”的流毒》(《理论动态》第46期,人民日报1978年3月11日)、发表的《提高执行十一大路线的自觉性》(《理论动态》第48期,人民日报3月23日)等。
当时,“特约评论员”这一称谓新颖,文章颇具特点,十分引人注目。香港等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并发文揣摩和评论“特约评论员”,认为这是中共高层的一位权威人士,但他们终究没有得知“特约评论员”的庐山真面目④。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做法,受到了其他报刊的追捧,开始广泛地在党报党刊中流行起来,如《红旗》杂志特约评论员、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月报也纷纷转载“特约评论员”发表在各大报刊的文章。随后,全国报刊开始效仿“特约评论员”署名。而刚刚诞生的“特约评论员”就孕育出强大的舆论威力。
大显神威
“特约评论员”兴起之后,首都新闻界逐渐兴起一种流行做法,即一些本来打算作为社论的重要文稿,报社宁可先给《理论动态》刊登,试探政治“空气”,然后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自己报纸上发表。一些重要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报甚至互通声息,主动支持,进行转载。这种合力,使得“特约评论员”大放异彩,特约评论员文章更是大显神威。“特约评论员”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经典。
1978年5月10日,在的主持下,《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特约评论员”的署名问题,文章作者胡福明回忆说:“杨西光同志跟我商量,为了加强文章的效果,用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不以个人名义发表,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只要文章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我就很高兴了。文章是好多同志参与修改的,特别是同志审定发表的,功劳很大”⑤。因此,“特约评论员”署名从开始就闪烁着集体智慧的光芒。
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5月12日,人民日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5月底,全国已有30家报纸转载,中央及各省市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达650篇以上,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场范围广泛、意义重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⑥
与时俱进
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特约评论员文章这一新兴评论文体被各大媒体广泛使用,表现出蓬勃发展的朝气。从1978年以来,在各大报刊上,“特约评论员”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第一,数量多。以读秀()学术搜索关键词检索为例,用时0.01秒,“特约评论员”相关的中文报纸条目约2948篇。用时0.省略/sports/teyue/teyue.html
日志文章范文2
[人民网记者]:教育部2004年第十二次新闻发布会开始。 [09:53]
[王旭明]: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教育部今年第12次新闻发布会。春天里了，大家的心情都特别好，我跟大家一样。今天我们发布的主题对于我们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各位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说它熟悉，是“志愿者”的称呼
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称呼了，比方我们国家大学生近几年开始兴起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去西部去的“西部志愿者”，比方有从事环境保护的环保志愿者，国外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绿色和平、绿色组织志愿者，尽管他们从事的内容都不同，但是我们可以把他解释为从事某一项非常高尚的事业，抛弃个人的许多东西的人。说它陌生，就是说我们对外汉语教学也要招聘国际的志愿者，这确实是个新鲜的话题，对于我们来说很陌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向大家作一个介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今天我们的新闻发布会，不仅仅是教育部组织的，也是我们国家对外汉语教育领导小组组织的。我要隆重介绍国家对外汉语教育领导小组，它是由教育部、财政部、国务院侨办、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新闻办、国家语委，这么多的部门组织一个国家对外汉语教育领导小组，可见我们对国家汉语对外教学工作是何等重视。今天，这个小组的领导同志来到了会场，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侨办办公室副主任刘泽彭，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兼职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巡视员王庆存，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兼职副主任、文化部外联局局长助理孙晓红女士，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曹国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严美华女士，还有第一排就坐的官员都是领导小组有关部门的同志。我们首先请章新胜先生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09:54]
[章新胜]:谢谢。各位记者同志们，新闻界的朋友们，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个新的计划，经国家汉语教学对外领导小组和教育部的批准，由“国家汉办”制定的《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正式启动实施，那么，国际汉语教师为什么要采取志愿者计划这样一个方式呢？我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决定实施这一计划的一点考虑。 [09:55]
[章新胜]:一是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与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卫生以及旅游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国际社会对汉语教学的需求正在迅速、持续的增长。随着我国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日益增多，在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中，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汉语在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拥有掌握汉语并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才已经成为世界竞争的一个重要优势。 [09:56]
[章新胜]:其次，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纷纷看好中国，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近年来，远至非洲南端的南非，小至南太平洋的岛国世界范围的汉语热持续升温，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都积极倡导开设汉语课程并付诸行动，不仅是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在传统就开设有汉语课程的国家，而且是扩展到了发达国家，扩展到了世界的大国。比方说，最近我们教育部以及“国家汉办”和美国教育部就签署了中美网络语言教学的一个合作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中国的汉语将正式的进入美国的主流主体学校。 [09:56]
[章新胜]:那么，同时当代的教育教学也进入我们的学校，从试点阶段开始。其次，美国的大学理事会已经正式批准AP项目计划，什么叫“AP”，就是在高中学习汉语课程，在大学承认学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0:03]
[章新胜]:再次，美国有关机构还正式承认，在美国的大学入学统考ACT2的统考中，汉语和其他外语，像法语、西班牙语一样，作为大学高考的一个认定的外语项目。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前东欧的国家、和欧盟的许多国家，以及我们传统的和非洲、亚洲等等，汉语课程已经在众多的国家列为正课。在众多的和越来越多的大学里，在他们的东亚或者是亚洲研究中心，就专门开设了汉语课程。同时，随着我们商贸活动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各方面交往的日益频繁，汉语教学的培训项目也是世界上很多的民间组织以及教育机构开展，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在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500万人，使用汉语的人数更是几千万人以上，约有100个左右国家的各级各类的教学机构教中文课程，顺应越来越强烈的汉语教学的需求，中国政府加强了与世界各国语言教学领域的合作，签署的众多的协议，采取了各样积极的措施，在满足世界各国和各个领域对于汉语教学的需求，提供优质的汉语言和教学文化的需求。 [10:04]
[章新胜]:第三，中国假如世贸组织要求中国的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以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又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已经融入国际社会，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经过24年改革开放锻炼的中国公民，只要符合条件，经过培训取得汉语教学能力证书，他们就完全可以奔赴到世界各个角落，哪里有汉语需求，他们就可以到那里去胜任，按照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所在的培训机构的有关规定，按照不同地区和民族的风俗习惯，在那里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并且胜任和完成对外汉语教学的任务。 [10:04]
[章新胜]:同时，我们也相信在国内招聘的有一定汉语教学水平的中国公民会发扬奉献精神，走出公门，在世界有需要的地方来承担好汉语教学的任务，促进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加深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发展友谊、促进交流，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10:04]
[章新胜]:第四点，加强海外汉语教育，已经成为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共同心愿。常言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外华人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感日益增强，他们纷纷举办华人华侨中文学校，加强对子女的祖国语言的教育，致力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目前，海外华侨华文教育机构已经有10000多个，接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子女有100多万人，遍及世界各地。 [10:04]
[章新胜]:我想这就是我们一些主要的考虑，为什么要采取志愿者的计划？就是现在的需求是倍增，而且是以持续、快速的发展速度需要对外汉语教师。而按照我们传统和常规的办法难以满足这个要求，所以采取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计划这样一个方式。这个方式是一个改革的措施，也是一个创新的举措，在中国来说是首次在全世界范围内派遣志愿者到世界各国从事汉语教学工作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计划。目前世界众多国家都面临着汉语教师严重匮乏的问题。许多国家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我国提出派遣汉语教师的要求，不论是我国领导人出访，还是我们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出访，以及各省市，各国都对派遣汉语教师有迫切的愿望。比如说我们周边的国家，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尼、中亚五国、南亚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他们汉语教师的要求都非常的迫切，在非洲，阿拉伯地区，在南美也有要求，在一些发达国家、像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也都希望在汉语教师方面得到我国的帮助，能够迅速的派遣汉语教师。 [10:05]
[章新胜]: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派遣到世界五大洲的汉语教师，虽然已经遍布很多国家，但是像刚才说的，数量不能满足，速度和进程也不能满足，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按照以前常规的做法和传统的做法，就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根据国家对外汉语教育领导小组工作会议提出的“创新、集成、跨越”的方针，在经过充分酝酿、充裕调研以及认真策划和试点的基础上，“国家汉办”制定了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决定利用我国作为母语国、汉语教育资源人才丰富的优势，采取组织志愿者的办法，向世界有需求的国家提供汉语师资，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使派出的汉语教教师规模能够迅速的得以扩大，以适应当强世界汉语教师需求蓬勃发展的需求。 [10:05]
[章新胜]:我国有招募赴海外进行汉语教学的丰富的志愿者的资源，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汉语的母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迅速，师范教育也保持一个持续的势头可以说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每年单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数字就达到万人以上，其他和汉语相关的专业数量更大。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全国33所高校开设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本科专业和硕士生培养计划，每年的毕业人数有1500人，专职汉语教师。除此之外，社会上还有大量可以利用的汉语教师资源，每年有一批语文类的教师退学，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大学文科的人员，这些人员都是汉语教学志愿者的重要来源。 [10:05]
[章新胜]:2003年，作为试点，国家汉办在派遣志愿者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已分别向菲律宾、泰国派遣了40余名志愿者，在当地产生了积极而强烈的反响，为今后全面实施该计划积累了经验。 [10:06]
[章新胜]:最后，我向各位介绍一下志愿者计划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在发给各位的材料中已经有了，我再简要的说一下： [10:12]
[章新胜]:第一，志愿者申请的条件，是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身心健康，年龄在65岁以下，有奉献精神，热爱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热心志愿者服务活动，自愿到国外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思想高尚、行为模范，有对外汉语、中文、历史、哲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等相关专业的大专以上学历，或者是退休的大学中文教师，或是相关学科的教师，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专或退休语文教师，汉语的普通话要标准。 [10:12]
[章新胜]:第二，“国家汉办”设立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中心，具体负责志愿者的招聘、培训、派出、签约、咨询、经费支持以及日常管理等具体事务。 [10:13]
[章新胜]:第三，志愿者中心把符合申请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通过国家汉办的网站注册报名，也可以通过网站下载申请表报名。 [10:13]
[章新胜]:第四，志愿者中心可以对志愿者进行选拔，并进行派出前的专业技能，以及涉外知识方面的一些培训。培训以后进行汉语教师能力证书的考核，并且通过后签约派出。 [10:13]
[章新胜]:第五，志愿者中心与派往外国的志愿者签署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志愿者中心对推广汉语和弘扬中华文化为已任，不畏艰苦，不计报酬，乐于奉献的志愿者给予表彰。 [10:13]
[章新胜]:随着志愿者计划的实施，我们将对有需要的国家派遣志愿者，有步骤的扩大派遣志愿者的规模。 [10:13]
[章新胜]:各位我们相信中国的广大青年，退休教师乐于发扬精神，积极参与向世界各国派遣国际汉语教师的计划，国际汉语教师足迹将遍及天下，他们将作为汉语教师，作为文明的使者、友好的使者，他们将把优秀的中国语言文化介绍给各国，他们将促进世界和平，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发展，对人类作出我们应有的积极贡献，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0:13]
[章新胜]:下面我和我的同事们非常乐于回答各位提出的问题。 [10:14]
[王旭明]:谢谢章部长，我们给各位提供的材料中有以上情况的文字介绍，还提供了招募志愿者计划章程，下面进行提问，在提问之前需要报一下姓名和单位。 [10:14]
[中国日报记者]:请问一下，这个材料里面提到日本、韩国等近10个国家需要配备汉语师资，这个计划今年实施以后，是一股脑派给各个国家，还是先试点派一些国家，我国的港澳台地区是否也需要支援？谢谢！ [10:15]
[章新胜]:这个计划今天新闻发布会已经正式实施，我刚才已经做了介绍，需要汉语教师的国家远远不是这10个国家，我们主要是按需派，应所在国和各有关机构的要求，由我方和需求方签署计划，所以派出的地方不限，主要是根据双方的协议派遣。现在对于需求来说，是供不应求。所以这个计划在培训周期主要是选各方面条件符合的人员经过短期的培训，比如说两周60个课时左右的培训，有的恐怕长一点，我们在全国有10个，有国家语言文化大学，有重点大学，作用培训的基地。在周边国家，有我们周边临近的国家，我们还有周边的大学负责培训，比如说泰国、缅甸等等由云南大学负责，到中亚亚这些国家又由一些大学来负责，所以发展的速度会很快。 [10:1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我们这个计划，今年大概计划会派出多少人？签约的国家是哪些？ [10:18]
[严美华]:正如章部长所说，目前世界上的需求非常多，马来西亚说缺9万教师，印度尼西亚缺10万教师。这个工作是双向的，一个是看我们国内能出多少汉语教师和愿意发扬奉献精神、到国外任教的志愿者的数量。当然还包括国家财政的支持和投入。另一方面刚才章部长讲到，我再补充一下，我们确实要通过双边的磋商、协议，在国际司和我们住外使馆以及一些社团，包括侨办领域所掌握的信息情况，我们会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我们要在国外建立一个稳定的、有条例的工作渠道，这样双向结合起来，整个的工作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目前现状的条件和今后发展起来的条件而逐步顺应世界上的需要。目前国际台的记者已经提得很具体，究竟你们手上已经掌握了多少已经达成协议的，现在可以说，从菲律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去年的试点是18个，紧接着第二年的协议要300个，像这些我们的近邻，像菲律宾的计划已经实现了，毛里求斯已经提出来，同时美洲也有，昨天我们还收到墨西哥，他们为我们接洽的中心已经自动形成了，墨西哥自己搞了一个汇集全国需要汉语志愿者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国家很高的研究学府，墨西哥学院，是专搞研究生教育的地方，但是他们自告奋勇提出要为中美洲培养汉语教师，自愿把这个计划带到中美洲去。目前这个计划还剩8个月，规模不会很大，我们还需要逐步的积累经验，我们志愿者的计划在世界上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我们才会逐步的扩展开。谢谢。 [10:21]
[国际台记者]:具体是什么时候？ [10:21]
[章新胜]:因为今年才刚刚开始，要保证质量，维护志愿者计划的行动。 [10:22]
[严美华]:协议起草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 [10:22]
[法制日报记者]: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尼西亚、越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曾经禁止汉语，不让使用标牌，现在又特别需求汉语志愿者，我们分析这个变化是由于什么原因？ [10:22]
[法制日报记者]:第二，日本的经验，从人口来说，汉语是亚洲的第一语言，但是在经济上，日本在东南亚搞了很多年，利用国家的财力支持，当然他们的政府有钱，推广他们的日本语言，这对我们中国有什么借鉴作用？ [10:23]
日志文章范文3
[关键词]《支那省别全志》；清末民初；济经史；价值
中国地方志起源早、类型齐全、数量众多。熊月之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宋代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地方志有8264种，11万余卷，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1]地方志的史料价值逐渐为研究者所重视，特别在城市史研究中的作用日渐突显。[2]
近代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加强，国外官方或民间的团体及个人根据其在中国的行记或调查编撰了一些中国地方志，颇具史料价值，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撰的《支那省别全志》（以下简称“《全志》”）成为典型。近年来，该志虽已引起学界之关注，但史料价值尚未在经济史研究中得到充分发挥。（1）因此，本文仅以《全志》第13卷《浙江省》（以下简称“《全志·浙江省》”）为例，说明它在清末民初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一、《全志》成书背景及概况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放程度日渐强加，对外考察蔚然成风，除访问欧美以求师法外，也加强了对中国的实地凋查。官员、学者、浪人、商贾、军人竞相“禹域踏查”，范围遍及白山黑水、戈壁草原、大江南北，留下卷轶浩繁的纪行文字，包含着对晚清民国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观察与评介等丰富的内容。（2）
《全志》的编纂者“东亚同文会”于1898年在东京成立。1900年，东亚同文会在华办学，5月，南京同文书院随即开办。后因义和团事起，该书院于1901年4月迁至上海，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它主要从日本招收学生，以实地了解中国的人情风俗、商业习惯，进而振兴中日贸易为宗旨。书院从1901年到1945年共招收了46期学生，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年会出版一本旅行记总述。1907年，日本外务省拨给同文书院“清国调查旅行补助费”3万日元。学校把此款分为三部分使用，其中一部分便用于中国内陆的调查旅行。凭此款，本年第5期的学生开始了对中国内陆的调查旅行。《全志》便是根据本期及以后几期学生在中国内陆的调查报告书整理、编纂出版而成，它是日本人最早撰写的中国地方志丛书。
《全志》的出版工作始于1916年，完成于1920年，它采取章节体的方式，以中国的十八行省为述志客体，分别为广东、广西、云南、山东、四川、甘肃（附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江苏、贵州、山西、直隶，共18卷。志书行文大多包含了总说、都会、市场贸易、交通运输、工业、矿业、农业、畜牧业、货币金融等项，突出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框架。其中浙江卷共11编，资料主要源于1907-1916年间东亚同文书院第5、7、9、10、13、14期的学生调查。
二、《全志·浙江省》的史料价值
《全志·浙江省》囊括了清末民初1907-1916年间浙江省的社会状况，调查内容着重反映了该省的经济情况，成为经济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史料。
（一）贸易输出
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外经济交流的加强，特别是1842年《南京条约》、1876年《烟台条约》、1895年《马关条约》相继开放宁波、温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提高了浙江省的开放程度。由于通商时间及所处地域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三个通商口岸城市在对外贸易输出额上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异。《全志·浙江省》第3编《浙江省の贸易》调查数据显示1907-1916年间，宁波对外贸易额输出输入总额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杭州次之，温州再次之。本编又对此三座城市在1896-1916年间的外贸易输入输出额分别进行了统计，突出了个体资料的详细性及差异性。又对1907-1916年间三城市港口的大小轮船、民船、汽船等入港数量及相应的吨位做了统计，它与第5编《交通运输及邮电》对浙江省船运业的综合调查勾勒了口岸城市的对外贸易。
浙江是江南茶区的重要组成，本省产茶区主要集中在钱塘江以南的绍兴，温州、宁波，台州、杭州、严州亦产之。所以，茶叶输出是浙江省对外贸易之一大宗。第6编《主要物产及商业惯习》第1章《农产》中第3节《浙江省の茶叶》对1905-1917年间杭州、宁波、温州的红茶、绿茶、茶沫及未烘茶叶的输出进行了统计，并将其与九江、澳门的茶叶输出进行比较。调查显示，1913-1916年间，中国的绿茶外销量甚大，主要输往新加坡、印度、土耳其、波斯、埃及、英国、德国、西班牙、日本、越南、爪哇等国及当时英属的香港、日属的台湾。
浙江省有着悠久的蚕桑文化，该省的蚕作业甚是发达。《全志·浙江省》第6编第2章《浙江省の养蚕业》调查显示，清末民初该省所辖11府77县（州）中有9府43县从事该业。[3]（P496-497）
分布广泛的蚕作业促进了浙江省丝织业的繁荣，其生丝出口成为该省对外贸易的又一大宗，出口的生丝主要输往印度、伊朗、英国、意大利等地。第7编《工业及矿产》第1章《浙江各地の制丝业》，列举了浙江的生丝种类及各港的生丝输出情况，如对1905-1917年间杭州生丝输出进行了统计，并与同时期的芜湖、上海、广州的生丝输出相比较，得知1913-1917年间，杭州白丝的输出量一直处于第一位。本章列举了十个统计表，如《杭州关输移出白丝比较表（再输移出な含ます）》（1909-1917）、《支那各港より外国への纯输出总高》（1905-1917）、《支那各港より外国への主要输出先国别（再输移出な含ます）》（1909-1917）、《浙江各港纯输移出屑丝及茧统计》等，充分的说明了当时浙江省蚕作业的生产及销售状况。
本编亦对浙江省的棉织业进行了调查，对14家棉织工厂的织机数、织布种类进行了统计，列举了宁波海关、杭州海关1906-1917年间的棉花输出量，并对1902-1917年间，宁波、天津、汉口、上海等主要口岸城市棉花的输出量进行了比较。浙江省棉花的主要输出地主要是英国、德国、土耳其、印度、意大利、朝鲜、日本等国。
浙江省的对贸易中亦有一些商品从国外输入本省。例如香港、爪哇的砂糖，美孚石油公司的石油以及当时流行的洋巾等物品，都源源输入浙江省。
（二）区域物产
浙江省不同区域的特产异常丰富，《全志·浙江省》对此的调查也较全面，只是详尽程度有所不同，较详细者为本省的渔业及酒业。
浙东一带濒临沿海，海岸线长约海岸线长5800余公里，特别是舟山群岛一带，水资源特别丰富，渔业发达。《全志·浙江省》第6编第4章《浙江沿岸の渔业》对该区域的渔业进行了调查。如1907年宁波府所辖6县中有5个县设有渔场，其数量分别为：鄞县25家2435人，定海县25家2038人，镇海县15家1312人，奉化县8家672人，象山县7家562人，合计80家7019人。[3]（P546）反映了该府渔业的突出。此外，本章还对杭州、宁波、温州1912-1917年间每年干鱼、碱鱼、鱿鱼、墨鱼，海蜇、鱼翅及其它海产品的对外输出量进行了统计。这些对于海洋经济史的研究极为重要。
第7编第5章《绍兴及萧山の工业》着重介绍了浙江省的酒业。1916年浙江省酿酒作坊总数1564户，使用男工3652人，女工109人[3]（P669）。本业主要集中在杭州、嘉兴、湖州、兰溪等地，诸品牌中又以绍兴老酒较为著名，且有一定的输出额。本章还对1912-1917年杭州、宁波、温州各港输出的酒量进行了统计，并将其同天津、牛庄、九龙的酒量输出作了比较。
（三）日用品调查
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食品、用品较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经济实态。《全志·浙江省》第6编第5章第7节《金华の物产》便对当时的金华物产及市场行情进行了详细调查。内容涉及酒类、麦类、肉类、香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种类、年产量及市场价格等极为详尽的信息，从中不难体察出该地区大致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及生活水平，这些都是民众经济生活史研究中亟待深化的内容。[3]（P570-571）
（四）商业及金融
代近以来，由于传统农本商末观念的打破及实业思潮之大兴，中国商业虽步履维艰，却渐次摆脱了“寒冬”之笼罩，各处商业会所等商业机关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全志·浙江省》第9编第1章《商业机关》对浙江省各主要城市的会馆、公所进行了统计，如1916年杭州的商业会馆、公所达到37处。本单章亦对宁波、温州等22个城市的商会分布者有所统计。并对本省31个城市中商会的会董、会员人数，开会次数，会费的收入与支出进行了统计，为商会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再则，本章对各城市中洋行、公司、船行、米行、油行的统计也十分详细。
《全志·浙江省》第10编《金融货币及度量衡》着重统计了浙江省内各大城市的钱庄、钱铺。以杭州城为例，城中旧有大钱庄约10所，中钱庄约20所，小钱铺则达百余所。民国初年，部分铺庄、钱铺合并组成钱业公所，其中，资金过万者有36家，资金未抵万者有24家[3]（P496-797）。此外，本章亦对浙江省的新式银行作了一一介绍。这些又为金融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以上四方面仅是对《全志·浙江省》主体内容的大致提炼，虽有许多尚未言及之处，却也能管见《全志》所载内容之一斑，进而突出它在深化中外贸易史、区域经济史、民众经济生活史、商会史、金融史等方面的史料价值。
三、几点思考
清末民初是政治变革剧烈之时代，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及北伐战争一直都是学界加以考察的主体内容。与之相较，对于此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考量尚嫌不足。纵观《全志·浙江省》，它涉猎广泛，较为全面的反映了1907-1916年间浙江省的经济情况。它以详实的社会调查为基础，注重量化统计，突出“数目字”，行文中利用的制表多达320余处，基本上勾勒出了该省的总体经济结构与特点。该志虽基于浙江省，但是，城际间，省际间，国际间的贸易交流及相关内容的对比分析却使地方志突破了省界乃至国界的局限，成为本志的又一鲜明特点。
以上仅以《全志·浙江省》为例，分析了《全志》对于清末民初经济史研究的价值。由于各省省情之不同，相关省志所载内容自然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而突出不同省份的各自特点。所以，在从事与其相关的研究时，有必要对《全志》所载内容进行总体把握，综合分析，从而明确相关研究领域的共性与个性。同时，由于调查主体的不同（不同人员、不同班次）及调查时间之所限（或是某一时间点，或是某一时段），仅依《全志》内容很难考量出当时社会经济形态的全貌。所以，在充分利用《全志》之时，应全面搜集其它材料作为辅证。《支那经济全书》（东亚同文会发行，1907年出版）便是其很好的补充材料。它由东亚同文书院第1期到第4期200余名学生历经数年调查而成，内容反映1902-1906年间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所汇集的资料或是对文牍、档案、典章的直接移录，或是对相关资料的采摘综合，或是实地调查，后二种形式的资料最具价值。《大阪每日》对其评价到：“材料正确，研究精深，到现在为止是最好最新的支那经济大百科全书。这本书对于立志搞支那贸易者，或研究支那经济情况是无法缺少的宝典。”[4]（P232）它与《全志》构成姊妹篇，也间接说明了《全志》的重要价值。
遗憾的是，在《全志》与《支那经济全书》中，有的调查统计并未标注出明确的调查时间，这为材料的使用带来障碍。所以，在材料征引时，应设法明确其调查时间。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对当年调查报告书的原件进行查阅，从而加以确定。现在，日本爱知大学丰桥图书馆保存了从1913年第10期至1933年第29期留下来的约400本调查报告书原本，1996年爱知大学把它做成缩微胶卷，[4]（P63）极大方便了学界对此资料的利用。
此外，当年调查者所写的日记也是可以作为辅证的重要资料。当时，书院每年都把这些日记汇集为一本旅行志，内含风俗、习惯、地名、里程、旅馆、语言、通货、运费、食物等各方面的详细记录。旅行志从第6期开始编纂，第7期开始出版，一直到第40期为止，史料价值较高。[4]（P63）
清末民初日本官方或民间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甚多，如从1898年起，日本农商务省等部门开始大规模派遣“清国实业视察员”对中国的经济进行调查，这些视察员回国后，便撰写递交了大量的“复命书”、“报告书”。再如日本驻华领事馆的调查报告汇编等，[5]（P63）都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亦可与《全志》互为辅证。
总之，希望本文对《全志·浙江卷》的大致分析，能够引起学界对《全志》的重视，明晰它在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价值所在，从而促进其有效利用。
注释：
（1）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赵文远.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与近代日本侵华活动[J].史学月刊，2002（9）。
（2）日本人习称中国为“禹域”，意谓“大禹的国度”。冯天瑜主编.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C].上海：商务印书馆，2000.1。
参考文献：
[1]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8）[J].史林，2008（1）.
[2]成一农.中国古代方志在城市形态研究中的价值[J].中国地方志，2001（1-2）.
[3]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浙江省[Z]，大正八年（1919）.
[4][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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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名称：红领巾学雷锋志愿者服务总队
第二条 总队由志愿从事社会、学校公益事业的红领巾活动参加者自愿组成的组织，为非营利性机构。本协会接受红领巾文化发展中心的领导。
第三条 总队奉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以“平等、负责、关怀、理解”为原则。
第四条 总队面向社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第五条 总队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为前提开展工作。
第二章 任 务
第六条 总队根据需要正常开展招募志愿者工作，并将志愿者所填写的信息材料汇总登记，完成注册登记流程、畅通渠道。
第七条 为学校发展、社会建设及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提供志愿服务。
第八条 为有特殊困难以及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提供志愿服务，培养青年的社会意识、奉献精神和服务能力，促进社会道德整体水平的提高。
第九条 通过总队的文化理念来引导校园文化、社会风尚，符合社会需要。
第十条 总队活动内容是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倡导奉献精神。
第三章 队 员
第十一条 队员的基本条件
1、凡具有学习雷锋、并从事力所能及志愿服务意愿者，参加过历届红领巾文化发展中心组织的中国模范学生展示活动在校学生以及老师、工作人员、学生家长。2、愿意奉献自己的业余时间和精力从事志愿服务工作;
3、具备与所参加的志愿服务项目及活动相适应的基本素质;
4、根据自身愿望和条件至少选择一个志愿服务项目;
5、遵守总队章程，遵守志愿者管理守则。
第十二条 队员的权利
1、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对总队有建议、批评和监督的权利;
3、提出困难和问题，申请总队帮助解决的权利;
4、参加总队提供培训的权利;
5、优先获得总队提供的服务;
6、入队自愿、退队自由。
第十三条 会员的义务：
1、遵守本章程及日常管理守则，执行总队的决议，履行志愿服务的职责;
2、积极参加总队组织的培训和活动;
3、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主动关心社会，关心他人;
4、积极宣传总队的宗旨，自觉维护总队的形象和声誉;
5、向总队提出意见和建议;
6、禁止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任何以赢利为目的或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
第十四条 队员退队应书面通知总队。
第十五条 队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经总队委会议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四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的产生和罢免
第十六条 总队最高权力机构是红领巾学雷锋志愿者总队队员大会，由全体会员组成，行使下列权利：
1、制定和修改协会章程;
2、决定总队组织机构;
3、选举和罢免总队委员会委员;
4、决定终止或执行协会重大事宜;
第十七条 会员大会须有1/2以上的会员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八条 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闭会期间，由红领巾者服务总队委员会主持开展日常工作。
第十九条 总队设总队长一人，副总队长若干(不超过四人)，下设办公室、策划部、活动部、外联部等机构。
第二十条 总队委员会对会员大会负责，行使以下职权：
1、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2、筹备召开会员大会;
3、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
4、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
5、决定协会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6、领导总队各机构开展工作;
7、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8、决定总队在各地设立省市级服务队的设置。
第二十一条 总队的队长、副队长及各部门负责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及校规校纪;
2、热心学雷锋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力;
3、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第二十二条 总队队长、副总队长、各部门负责人任期一年，最多可连任两届。
第二十三条 总队队队长行使下列职权：
1、召集和主持总队委员会会议;
2、检查总队大会、总队委员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3、代表总队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4、主持总队日常工作;
5、提名副总队长、各部门负责人人选。
第二十四条 副总队长行使以下职权：
1、主持所分管的总队工作，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2、协调各部门开展工作;
3、协助总队长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五章 红领巾志愿者精英团
第二十五条 精英团是红领巾学雷锋志愿者服务总队下设的直属组织，由总队的优秀队员组成，设若干专项服务队。
第二十六条 志愿者精英团设团长一名，负责志愿者精英团的日常工作，由总队队长提名，总队委员会聘任。
第二十七条 志愿者精英团的主要任务：传播志愿者常识并进行相关有针对性的培训，帮助同学，关心社会，开展各种有针对性、常规性、专业性的志愿服务项目。
第二十八条 志愿者精英团的权利：优先参与评先争优，优先获得志愿服务，优先参加公益志愿活动。
第二十九条 专项服务队：为充分发挥志愿者优势和技术技能特长，志愿者精英团设若干专项服务队：今年将设立赛会服务队：用高素质的志愿精神风貌，从事所在城市地区和全国大型的会场志愿服务工作，展现志愿者的风采。队员要求：青春阳光，品学兼优，有责任感，有一定组织能力，热爱志愿者事业。
第三十条 成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已注册的红领巾学雷锋志愿者会员;
2、志愿者活动中表现优异，有特长符合专项要求;
3、责任感强，学习、组织能力强，守纪律。
第六章 总队档案
第三十一条 总队档案由人事档案、工作档案、活动档案等组成。
第三十二条 协会档案是红领巾学雷锋志愿者总队在人事安排、日常工作、主题活动开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文字与图像声像资料，是总队的宝贵财产，不得随意借阅，如借阅要经批准并进行登记。
第七章 经 费
第三十三条 总队经费来源为企业(个人)赞助和政府、主办单位拨款。
第三十四条 总队的经费任何人不得侵占、私自挪用。不得利用总队名义进行任何商业活动。
第八章 附 则
日志文章范文6
20世纪初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笔下的关键词包含着中国近现代文化演变的诸多信息。“新民”与“心力”的出现则代表了一代学人试图改变现实，重新选择未来的实践方略。新民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列国竞争”的时代，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所设计的民族改造理想;而“心力”则与西方意志主义思想相联系，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坚韧，果敢”地选择现代化走向时强化意志的要求，与西方意志论思潮，特别是西方19世纪以后的唯意志论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 留日中国知识分子;新民;心力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生与20世纪初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探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这些思想探求在当时就体现为一系列新的语汇的出现。在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我们发现，这些语汇其实就是包含着上世纪之初中国文化演变丰富信息的关键词。在这些关键词当中，“世界”、“民族”、“进化”、“革命”在后来则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基本文化思维框架，而“新民”、“心力”的出现则代表了一代学人试图改变现实，重新选择未来的实践方略。
一
“新民”一语来自梁启超的“新民说”。
留日中国知识分子以“天演公例”为警觉，激发自己在“列国竞争”时代的进取之心，探寻着一种更符合时代要求也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国民精神。其中，影响巨大的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
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首次标举起“新民”的旗帜。创刊伊始，他即以“中国之新民”为名连续发表了《新民说》、《新民议》、《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重要论著，系统阐述了他在“列国竞争”时代重塑民族性格的主要思想。这些论著皆以严峻的世界形势分析为依据，在强烈的危机氛围中提出应对之策，因而自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1](620)“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其立论之根柢有二:一曰关于内治者，二曰关于外交者。”[2](655)梁启超的论述洋洋十数万言，涉及个人道德、国民公德、个人权利与自由、人伦关系、人格气质、社群与国家等众多的内容，系严复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之后最系统最完整全面的“新民”理论阐述，在当时的留日学界影响甚大。《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留日学生刊物都不时刊出有关国民性格讨论的论述，以后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也在各自的文章中反省中国国民性问题。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提出要坚决消除作为革命障碍的民族性格，如怯弱、浮华、诈伪以及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退却心等等，陈天华的《警世钟》痛陈中国人“奸盗诈伪，无所不为”等劣迹，邹容在《革命军》中呼唤要“拔去奴隶之根性”，“除奴隶而为主人”。可以说，正是从梁启超“新民说”的宏大论述开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上源流深长的“改造国民性”思潮才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理性形态，并在很大意义上成了以后人们进入这一问题的起点。梁启超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国民精神与国民生存的词语，如“破身奴”、“破心奴”、“依附人格”、“独立人格”、“国民”、“自由”、“权利”等，在以后的思想与文学实践中都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阐发。郭沫若在五四以后回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时说:“20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弟子，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3](121)以“新民说”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之所以能够在留日知识界发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自然也与日本明治时期思想界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有关。“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最早来自日本明治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译或日译，正如现代汉语中的其他许多复合词来自明治维新之后的日语一样。”[4](76)但与其说是中国的思想家们在崇洋心理下“翻译”了西方的国民性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共同的民族危机意识让他们“发现”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新民说”的核心是“群”，在梁启超的文章中，“群”是一个使用率最高的关键词，具有道德!政治与民族国家等多方面的指向，合群救国才是新民说的根本目的。“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2](655)也就是说，梁启超提出改造国民性还是为了国家!民族!社会的整体利益，而非个人的存在与发展。在梁启超看来，“群”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人而不群，禽兽奚择?”[2](660)他集中讨论了“公德”“私德”的问题，但却赋予“公德”以更高的地位:“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蝥贼。”[2](661)他郑重其事地提出了人的自由问题，但却明确表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2](678)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一般学术界认为梁启超《新民说》的理论依据与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的西方思想有关，但是，追根溯源，我们仍然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传统儒家精神:以群体需要而不是以个体需要为本来阐发人的伦理修养问题，这正是儒家文化的本质特征。“新民”一词本身就始见于《尚书 康诰》，又是《大学》“三纲领”之一，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梁启超也公开告白:“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5]甚至，颇具有近代西方文化色彩的“自由”一语，也被梁启超读解作“克己复礼为仁”了:“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己者，对于众生称为己，亦即对于本心而称为物者也。所克者己，而克之者又一己，以己克己，谓之自胜，自胜之谓强。自胜焉，强焉，其自由何如也!”[2](680)
梁启超重视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人精神改造的诸多问题，也就不得不涉及一系列在西方现代化实践中具核心地位的思想文化问题，也无法回避在这些问题中所包含的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思想，例如，人的权利与人的自由。然而他谈论这些问题的立场却是“群”，却是与儒家传统思维不无关系的国家群体，这就使得他的《新民说》事实上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文本。当然，矛盾本身也就意味着多种可能性的存在，人们既可以在他所开辟的这一块宽敞的话语空间继续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思考，也完全可能沿着其中的矛盾的缝隙曲折前行，最终找到自己的新的立场。例如，在他刚刚连载完《新民说》数月之后，飞生就在《浙江潮》杂志连续发表长文《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文章站在国民人权的立场上，批评梁启超的立场为“倒果为因之弊”:“中国之亡其罪万不能不归于政府，国民之不责政府国民之罪也。归亡国之罪于国民，而又劝其不责政府，则又何说焉!”[6]
二
在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先驱引入西方近现代思想以及其他留日青年知识分子接受或离弃梁启超学说的过程中，浮动着另外一个关键词:心力。心力(还有同义的“意志”、“意力”等)这一词语背后的意志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在20世纪初叶的留日中国知识界那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对于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积弱积贫而又体制臃肿的中国社会，在近代集中体现为人生出路的问题。臃肿、陈腐而低效的国家体制直接剥夺了个人进取的机会，导致了从龚自珍到谭嗣同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质疑、否定传统中提出自己的人生见解，以强化自我观念与自我精神力量的方式来激发生的勇气。经由龚自珍的大力提倡，“心力”作为对于人的内在动力的描述成了近代中国知识界的流行概念。所谓“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7](15-16)又有言:“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7](12-13)到后来，“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8](3096)。谭嗣同继续以“心力”对抗传统的“天命”:“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9](460)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突出了“心力”与西方意志主义思想的联系。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大力介绍西方近现代哲学，并且不无误读地将培根的“经验”与笛卡儿的“理性“统一于“我”和“精神”[10](1030-1035)，又认为康德“以自由之发源全归于良心(即真我)”[11](1054-1064)。尤其重要的是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首次将标志着西方唯意志论思想成熟的尼采介绍给了中国人:“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两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一曰尼至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至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12](1029)这里的尼至埃即尼采。到后来，梁启超还很推崇占晤士(詹姆士)的“人格唯心论”，并从社会人格与个人人格的相互作用中领悟着“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他也欣赏伯格森的学说:“说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便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志发动的结果。”[13](2976-2977)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日本，“旁览彼士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14](735)。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中的“意志”论颇多注意，最后在“以新知附益旧学”中形成了著名的意志论主张:依自不依他。章太炎这里的“自”指的不是人的肉身而是自由意志与独立人格。他将尼采的“超人”意志与王阳明的“心学”相联系，用以说明自己的主张:“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15](374-375)留日的鲁迅也很早就注意到了西方19世纪以来倡导主观精神、推崇个人意志的思潮，他阅读了有关尼采、叔本华、施蒂纳、尔凯郭尔等人的传记，注意到了当时日本学界对尼采的介绍。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中，他4次提到尼采及其“超人”学说，认为超人就是“大士天才”，就是“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人，就是不与“庸众”同流合污且对抗“众数”的个性主义者，就是“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的主观主义者，又将上述这些重主观意志、重个人精神反抗的思想家连同文学家易卜生等一起称之为/新神思宗”，他充满激情地写道:“19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时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
转贴于 三
较之于“新民”这一概念，“心力”(以及“意力”、“意志”等)这样的语汇更具有近代文化的意义。虽然中国古人也有过“尽心力”这样的说法，但它基本上就“是指心思与才力的合称”。从龚自珍开始，后来又以留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心力”说显然主要是对人的精神内驱力的描述，它常常表现为人能动的、持续的、执著的实践力量，往往又与人内在的某种主观精神信仰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常常表现出“无特操、无信仰”的传统中国人，恐怕在总体上离“心力”的境界甚远，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些描述人主观世界的常用概念如“理”、“情”、“志”等，似乎都不能准确地传达出这一概念所指的精神内在的“执著”。到后来，像梁启超和鲁迅这样熟悉西学的知识分子更倾向于使用“意力”与“意志”，一个“意”字似乎更能说明人的主观精神所产生的能量，更能传达出人对自身理想的某种坚持。而这一“意”语的背后就是源远流长的西方思想的意志论传统。
西方哲学对作为主体精神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意志”一向关注。“意志”这一概念早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就已经出现。后来柏拉图将人的灵魂分为理性、意志和欲望三个部分，意志正处于理性与欲望之间，是灵魂用以发起行动的部分，当它坚定不移地执行理性的命令，帮助理性控制欲望时，灵魂就有了勇敢的德性，所以意志是勇敢的基础，勇敢是意志的美德。与柏拉图眼里如此“忠于职守”的意志不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意志的选择作用，以此说明人的善恶与人自己行动的直接关系。这给了后人许多启发，以后的哲学家都十分强调意志的自由选择性，认为“意志”与“自由”密不可分，甚至“自由”就是“意志”的代名词。在经过中世纪“意志”异化为上帝的特征之后，重新回到人自己的“意志”，在理性主义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儿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正是自由意志决定了人的行为的后果。意志是否是任意的自由选择的行动，笛卡儿与斯宾诺沙、霍布斯等存在着分歧，以后的西方哲学中也一直争论不休，康德试图以区别现象界和物自体的方式来调和这种分歧。到叔本华出现，则一反传统思路，以非理性的意志来统摄理性，将非理性对人的行为的支配作用绝对化，生命意志、生存意志在此构成了世界的本质。尼采又改变了叔本华非理性“意志”的悲观主义思路，把生存意志发展为权力意志，认为生命的目的就在于生命力的发挥，即促使生命向更强大、更旺盛、更有活力的方向发展。
不管西方哲学对意志与理性的关系、意志的内在构成以及它对于人类行为的意义的看法有多少不同，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把意志与人的现实的行为选择相联系，用以说明人的行为选择的目的性、自觉性、坚韧性、果敢性、自制性等特征。就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自觉、坚韧、果敢”而目的明确地选择自己的现代化走向时，强化自我意志的要求也就浮出水面了，于是，借助于西方意志论思潮特别是西方19世纪以后的唯意志论思想也就成了应有之义。当然，所有的这些“借助”都是为了最终解决中国人自己在一个“生存竞争”时代的难题，因而所有的“借助“也仅仅是“借助”，中国知识分子是从西方知识分子的意志力量中汲取自我生命的能量，并最后用之于现实中国的行为选择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某一西方思想的东方代表，所以他们总是努力调动古今中外的诸多理论资源来说明自己新的追求。从国内的龚自珍、谭嗣同到滞留日本的梁启超、章太炎、鲁迅等，王守仁的心学或传统的佛学都曾是他们阐发“心力”与“意志”的思想资源。自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意志主义追求的这种复杂性也决定了他们在“自我意志”问题上的微妙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发掘和坚守自我意志的道路上保持了彼此的距离。
[参 考 文 献]
[1]梁启超.新民议[].梁启超全集: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
[2]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
[3]郭沫若.少年时代[].郭沫若全集:11卷[].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1992.
[4]刘禾.跨语际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2.
[5]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丛报.1902年1号.
[6]飞生.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浙江潮，1903，(8!9).
[7]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5册[].
[9]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梁启超全集: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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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梁启超全集:2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2]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梁启超全集:2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5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