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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范文1
在传统会计处理中，金融资产被认为就是货币资产。财政部颁布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后，金融资产又成为了会计核算的一个新独立名词。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章条中给出的解释却并不一致。第四章第24条的规定，“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应当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第八章第56条规定，“金融资产，是指企业的下列资产：(一)现金；(二)持有的其他单位的权益工具；(三)从其他单位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四)在潜在有利条件下，与其他单位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权利；(五)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非衍生工具的合同权利，企业根据该合同将收到非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六)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的合同权利，但企业以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换取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的衍生工具合同权利除外。其中，企业自身权益工具不包括本身就是在将来收取或支付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合同。”按照上述定义，实践中存在一些疑问：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哪一方时才能确认为一项金融资产；如果现金也认定为企业的一项金融资产，体现现金的金融工具合同是什么合同；金融资产和现金是什么关系。因此有必要对金融资产作出正确理解。
笔者认为，金融资产的定义应理解为：企业拥有的以金融工具表示结算的合同权利，亦即金融工具投资，包括了债务工具投资和权益工具投资两种。其特征表现是：(1)货币性，指其可以用来作为货币或容易转换为货币，行使交易媒介或支付功能；(2)流通性，指可以迅速变现，而同时不受价值上的损失；(3)有期性，指在行使最终支付前的时间长度；(4)风险性，是用来购买金融资产是本金是否有受损失的危险；(5)收益性，用收益率来表示，指金融资产所取得的收益与本金的比率。其中货币性是金融资产的典型特征。
二、金融资产与其他概念的区别
第一，金融资产不同于金融工具。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是两个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金融资产是企业资产的重要构成形式，需要通过金融工具来体现，并不等同于现金，包括有基本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资产。而金融工具实质上是一种表明权利义务关系的将来以现金结算的书面凭证，从权责地位看，有债务工具和权益工具两种，从发行时间看，有基本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两种。金融工具具有一分为二性，对权利享有人持有的金融工具才构成金融资产，而对责任义务人持有的金融工具构成的是金融负债。
第二，金融资产更不同于现金。根据金融资产的定义可知，金融工具准则第五十六条中除第一款的现金外，其余五款都符合金融资产的定义。在此看来，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和现金混为了一谈，不进行区分，模糊了二者的会计属性，将二者划上了等号。具体地说，金融资产和现金的区别是：(1)概念不同。现金又称货币资产，即是企业拥用的以货币形态表现的资产。而金融资产又称对外投资，即是企业拥有的以金融工具表示结算的合同权利。(2)范围不同。现金从狭义上讲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从广义上讲，包括狭义现金和现金等价物。而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第二章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之第七条的规定，“金融资产应当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下列四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人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3)风险收益不同。现金是确有资产，不存在金额变动。风险几乎为零，但安全性强且收益较低。而金融资产是不定资产，存在本金和收益的变动，有赚有亏，但风险高且收益高。(4)功能不同。现金主要用于随时满足企业自身的支配和使用，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起点和终点。而金融资产主要形成于企业进行的对外投资活动，是以将来实现现金增殖为目的的。
第三，金融资产也不同于衍生金融资产。从金融资产的定义和衍生工具的表述中看出，二者的关系具体表现是：(1)二者来源相同。即二者均基于金融工具而产生，金融资产由权利享有人持有基本金融工具形成，包括了衍生金融资产。而衍生金融资产由权利享有人持有衍生金融工具形成，也是金融资产的必要组成部分。(2)二者在核算上具有独立性。如果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资产的业务量均很多且需单独考核管理时，二者要分别设置账户进行账务处理。在金融资产的核算上，主要有关账户是“交易性金融资产”账户、“持有至到期投资”账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户、“应收票据”账户、“应收账款”账户、“预付账款”账户、“其他应收款”账户、“应收利息”账户和“应收股利”账户等。而在衍生金融资产的核算上，主要有关账户是“衍生工具”账户、“套期工具”账户和“被套期项目”账户。此时，金融资产不包括衍生金融资产，或者说，衍生金融资产是广义的金融资产。(3)二者在核算上又有交织性。如果衍生金融资产的业务量很少且无需单独考核管理时，可不单独设置上述衍生金融资产账户而并入有关金融资产账户中，二者实行统一账务处理。此时，衍生金融资产就是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包括衍生金融资产。
三、金融资产的具体确认
第一，明确各项金融资产的内在属性。金融工具准则第二章第九条中规定：“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一)取得该金融资产或承担该金融负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或回购。(二)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企业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三)属于衍生工具。但是，被指定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务担保合同的衍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除外”。由此可概括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是指企业拥有的能够随时变现且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金融资产，亦即短期性金融资产，具体包括短期证券投资、短期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投资、短期非衍生金融资产和类市价性金融资产。
金融工具准则第二章第11条中规定：“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下列非衍生金融资产不应当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一)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二)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三)贷款和应收款项。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持有意图进行评价。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本准则有关规定处理”。由此可概括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企业拥有的不能随时变现且采用摊余成本模式计量的债权金融资产，亦即定期债权金融资产，具体包括短期债券投资、长期债券投资和其他定期债权投资。
金融工具准则第二章第17条中规定：“贷款和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投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企业不应当将下列非衍生金融资产不应当划分为贷款和应收款项：(一)准备立即出售或在近期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二)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人当期损益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三)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四)因债务人信用恶化以外的原因，使持有方可能难以收回几乎所有初始投资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企业所持证券投资基金或类似基金，不应当划分为贷款和应收款项”。由此可概括为，贷款和应收款项是指企业拥有的由营业活动产生且采用摊余成本模式计量的债权金融资产，亦即营业性债权金融资产，具体包括贷款、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其他应收款和长期应收款等。
金融资产范文2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信贷管理
0引言
农村信用社是地方合作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金融的基础，是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主要资金力量和主力军。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使农村信用社信贷资产质量不高，收益水平很低，制约了对地方经济的支持，阻碍了自身的经营和发展，不少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举步维艰，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1农村信用社的金融资产状况及不良资产形成原因
据对山西的统计情况看，从2001年末到2004年9月末，不良贷款下降了25.8%，不可否认，近几年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在不良贷款“双降”工作中采取了许多的办法和措施，也确实收到了明显的成效，然而，从统计数字看，不良贷款的下降主要来源于新发放贷款的增加，2004年9月末，全省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上升了2.3亿元，虽额度不大，却不容忽视。[1]
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①农村经济发展缓慢，贷款本息难以收回由于受传统落后的农业耕种观念的束缚，加之农业受自然条件变化影响较大，给农业增产增收带来波动。且地方经济由于发展缓慢，财政状况始终得不到改善，从而增加了农业贷款的收回难度。②乡镇企业停产倒闭，贷款沉淀成为坏账乡镇企业停产关闭是农村信用社贷款沉淀形成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大办乡镇企业，使地方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有些乡镇企业由于没有市场，产品没有销路，投入资金不足等原因，刚开工就得停产，造成贷款呆账。③管理体制长期不顺，官办经营包袱沉重农村信用合作金融属于互助合作性质，在管理体制上长期处于从属的官办性质，从而导致信用合作机构经营资产质量严重低下，负担沉重。[2]④制度法规出台滞后，维权收贷缺少依据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务院及立法部门先后出台了多项金融法规，但针对农村信用社的法律法规少之又少。[3]⑤涉农贷款投放不足，也是农村信用社金融资产质量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农行与农发行分设，经营资金与政策资金分别由农行与农发行按照要求供应，但粮棉购销部门在经营上往往很难分清资金使用，基层支行为了保证资金安全，干脆对粮棉收购减少贷款，从而给农村信用社收贷收息增加难度。⑥“三农”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农业保险弱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农业保险弱化，加上农村资金供给单一，从而使本身应由财政负担的资金也被间接地转化为金融机构的贷款需求。[4]⑦农村信用社自身经营、管理不善，违规操作严重一是违规购建固定资产。二是抵债纠纷难以了结。三是违规接收和处置抵债资产。四是违规办理票据业务。[5]
2提高农村信用社金融资产质量的对策
提高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资产质量，必须防范与化解并举，而防范是关键，也就是要首先优化增量，其次才是盘活存量。
2.1外部调节
2.1.1加大农业资金投入，确保农业增产增收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大对农业资金的投入。国家在免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在制定国家信贷计划，确定货币供应总量时，应增加农业贷款的计划比例。应通过改进管理，加大其资金投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从事农业耕种的积极性，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2.1.2下大力搞活乡镇企业，全面盘活信贷资金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6]当前清收盘活乡镇企业不良贷款，是降低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比例，改善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的根本措施，要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切实加大清收盘活力度。同时，对那些投资少、见效快的涉农乡镇企业，要充分利用现有关停企业的厂房设备，适当增加部分启动资金，把关停企业搞活，从而达到盘活不良贷款、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的资金管理目标。
2.1.3建立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国家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这使农村信用社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并且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对农村信用社的信用体系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十分有必要建立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7]
2.2内部控制
2.2.1对贷款发放的决策程序也即贷款的审批过程进行控制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审批主要采取部门负责，集体(审贷委员会)审批。农村信用社有其自身的特点，应吸纳其他银行的优点，采取更灵活的审贷制度，针对不同的客户和不同种类的贷款，制定不同的办法。[8]
另外，在贷款发放的决策过程中，对行业、企业或项目的风险度的评估和识别至关重要。
2.2.2建立激励和约束制度，把不良贷款“抓降”工作落到实处激励机制是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和搞好其它工作的动力。具体来说包括四种激励：一是精神激励。二是岗位激励。三是政策激励。四是物质激励。[7]
另外，做好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三查”工作，对贷款实施严格的跟踪管理，同时内控部门要做好监督工作，对在贷款营运过程中违规违法现象要严加查处，发现问题要查到底，而对造成贷款损失、形成不良资产的，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给予一定的处罚，按其过错追究其一定比例的损失赔偿责任。[8]
2.2.3全力清收盘活不良资产每一笔不良贷款，都有它具体的数额和形成的原因，要摸清底子，对数额、盘活清收难易程度分类排队，设立台帐，先易后难，分别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全力清收盘活。
2.2.4推进小额信贷试点，加快邮政储蓄改革重视小额农贷，这是很多农村信用社用实践得来的经验，也是农村信用社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小额农业贷款，风险低，周转快，可稳步提高农村信用社收入，还可从社会上广泛吸收社员，增加农村信用社资本金，提高农村信用社抗风险能力。同时，努力把邮政储蓄办成社区性金融机构，有利于激活农村金
融市场，进一步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化发展。
2.2.5把好大额贷款发放关，加大对抵债资产的管理以资抵债是信用社对无法以货币资金收回的贷款，以信贷资产换取贷款企业或自然人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及无形资产，通过出售、转让所得价值或出租的租金收入抵偿贷款本息的一种方法。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以债权变产权是化解现存不良资产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方式，是盘活不良贷款的重要手段。县级联社资产管理部门应当履行好切实的管理职责。在处置时既要坚持合规、公开、公平的原则，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处置方式，加速抵债资产的处置防止抵债资产隐性流失。[9]
2.2.6加强对票据置换的管理，关注新增贷款质量控制农村信用社经营和管理好央行票据置换的不良贷款，不仅会改善自身的经营状况，而且可以增强其抗御风险的能力。[10]同时，必须高度关注和预警农村信用社完成“票据置换”之后的发展问题，使之沿着正确的轨道，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无论从近期的央行票据兑付来看，还是着眼于未来农信社的长远发展，各级农村信用社都应从由资产负债规模管理向以风险为本、资本约束的经营理念转变，更要重视对新增不良贷款质量的控制，以保证金融资产质量。
2.2.7建立和完善信贷市场退出管理制度农村信用社为了资金营运的安全，可以从一些信用度差、不良资产占比高的高风险信贷市场退出来，把有限的资金投放到优质客户、优质市场中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样可以避免农村信用社高风险经营，也使政府认识到农村信用社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去改良自己所辖区域的信用环境和行政作风。
3总结
真正解决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的问题，扶植农民使农村信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颖珠.浅谈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控制.金融参考.2005年第12期.
[2]黄俊.不良贷款未能真实体现的成因与对策.金融参考.2005年第8期.
[3]张吉光.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政策建议.金融与保险.2007年第1期.
[5]胡友富，朱峰.农村信用社非信贷资产管理中存在的四个问题.金融参考.2005年第4期.
[6]皇震.关于农村信用社隐性信贷资产风险问题的调研.金融参考.2005年第8期.
[7]谢平.中国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争论.金融研究.2003年第1期.
[8]陆磊.走在十字路口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南方金融.2005年第10期.
金融资产范文3
专题七、金融资产
二、金融资产的初始计量
1.企业初始确认金融资产，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2.初始确认原则
类别
初始计量原则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相关交易费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投资收益”的借方）
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
相关交易费用应当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3.企业取得金融资产所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债券利息或现金股利，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应收利息/应收股利）进行处理。
三、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一）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略）
（二）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科目：交易性金融资产（债权性投资、股权性投资）（“衍生金融工具”属此类）
1.初始计量
总原则：
①按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②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或已宣告发放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应收股利/应收利息
投资收益（交易费用）
贷：银行存款
2.后续计量
总原则：资产负债表日按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1）反映公允价值的变动
升值：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贬值：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特别提示】
此类金融资产不计提减值
（2）宣告并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息
借：应收股利/应收利息（双面）
贷：投资收益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股利/应收利息
3.处置时
总原则：
出售所得的价款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借：银行存款（价款扣除手续费）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公允价值变动（可借可贷）
投资收益（可借可贷）
【补充例题】（股权投资）
（1）2×16年5月6日，甲公司支付价款1016万元（含交易费用1万元和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现金股利15万元），购入乙公司发行的股票200万股，占乙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0.5%。
甲公司根据其管理乙公司股票的业务模式和乙公司股票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乙公司股票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2×16年5月10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15万元。
（3）2×16年6月30日，该股票市价为每股5.20元。
（4）2×16年12月31日，甲公司仍持有该股票，当日，该股票市价为每股4.80元。
（5）2×17年5月9日，乙公司宣告发放现金股利4000万元。
（6）2×17年5月13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
（7）2×17年5月20日，甲公司由于某特殊原因，以每股4.9元的价格将股票全部转让。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正确答案】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金额单位：元）
（1）2×16年5月6日，购入股票：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
000
000
应收股利
150
000
投资收益
10
000
贷：银行存款
10
160
000
股票单位成本=10
000
000÷2
000
000=5（元/股）
（2）2×16年5月10日，收到现金股利：
借：银行存款
150
000
贷：应收股利
150
000
（3）2×16年6月30日，确认股票价格变动：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400
000
【（5.20－5.00）×2
000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00
000
（4）2×16年12月31日，确认股票价格变动：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800
000
【（5.20－4.80）×2
00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800
000
（5）2×17年5月9日，确认应收现金股利：
借：应收股利
200
000（40
000
000×0.5%）
贷：投资收益
200
000
（6）2×17年5月13日，收到现金股利：
借：银行存款
200
000
贷：应收股利
200
000
（7）2×17年5月20日，出售股票：
借：银行存款
9
800
000（4.90×2
000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40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
000
000
投资收益
200
000
【补充例题】（债权性投资）
（1）2×16年1月1日，甲公司从二级市场购入丙公司债券，支付价款合计1
020
000元（含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20
000元），另发生交易费用20
000元。
该债券面值1
000
000元，剩余期限为2年，票面年利率为4%，每半年付息一次。甲公司根据其管理该债券的业务模式和该债券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该债券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其他资料如下：
（2）2×16年1月5日，收到丙公司债券2×15年下半年利息20
000元。
（3）2×16年6月30日，丙公司债券的公允价值为1
150
000元（不含利息）。
（4）2×16年7月5日，收到丙公司债券2×16年上半年利息。
（5）2×16年12月31日，丙公司债券的公允价值为1
100
000元（不含利息）。
（6）2×17年1月5日，收到丙公司债券2×16年下半年利息。
（7）2×17年6月20日，通过二级市场出售丙公司债券，取得价款1
180
000元（含1季度利息10
000元）。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1）2×16年1月1日，从二级市场购入丙公司债券：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
000
000（面值）
应收利息
20
000
投资收益
20
000
贷：银行存款
1
040
000（1
020
000＋20
000）
（2）2×16年1月5日，收到该债券2×15年下半年利息20
000元：
借：银行存款
20
000
贷：应收利息
20
000
（3）2×16年6月30日，确认丙公司债券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50
000
（1
150
000－1
000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0
000
借：应收利息
20
000（1
000
000×4%÷2）
贷：投资收益
20
000
（4）2×16年7月5日，收到丙公司债券2×16年上半年利息：
借：银行存款
20
000
贷：应收利息
20
000
（5）2×16年12月31日，确认丙公司债券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
000
（1
150
000－1
10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50
000
借：应收利息
20
000
贷：投资收益
20
000
（6）2×17年1月5日，收到丙公司债券2×16年下半年利息：
借：银行存款
20
000
贷：应收利息
20
000
（7）2×17年6月20日，通过二级市场出售丙公司债券：
借：银行存款
1
18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
000
000
——公允价值变动
100
000
投资收益
80
金融资产范文4
比如说，由大财政演变为大银行出发点是改变资金的无偿供给，殊不知发展到后期却出现了畸形的单一银行信用问题；八十年代中期，理论界就提出了发展金融市场，并开始了实践尝试但就是呼之不出，市场无响应；而当多数人士转而主张先发展货币市场，后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股票市场却在沪、深两地海啸般地涌了出来；股票市场历经一阵火热，正当成为上下关注的焦点，似乎中国面临的诸多改革及发展问题都可借助股票市场来解决之时，却疲态尽显、扩容维艰、问题四起，任凭管理层推出政策鼓动，也激不起投资者的入市热情。与此同时，企业债券市场也是虽鼓噪不断却未见启动。然而另一方面，储蓄存款规模在屡屡调低利率的背景下竟依然快速扩大。上述局面或许又是有关当局在提出发展资本市场、降低间接融资比重的改革决策时未曾充分估计到的。如此等等，都令人去思考：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其三，广开股市的资金来源，应冷静分析资金的性质。在中国可动员的资金的确很充裕，然而适宜进入股市的却不多。经营性资金吸引进来，只具有短炒投机性，不利于股市稳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看似数量庞大，却并不属于敢冒风险的资金，可动用的部分实际上有限；银行资金从理论上讲虽然没有理由不允许一般投资者质押融通，但只要股市尚存在双向扩容的尖锐矛盾，就很难避免开闸容易流回难的严重后果。目前最被看好的是基金，可如果说人们对股票资产已不再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对以股票为投资品种的基金，无论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也难以激发出浓厚兴趣。说到底，股票市场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与居民对股票资产的需求保持相适应。
金融资产范文5
关键词: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比较
一、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确认比较
1.相关交易费用的处理不同
交易性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按公允价值计量,取得时发生的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直接冲减“投资收益”科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当按取得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2.比较分析两类金融资产的确认
两类金融资产会计处理的最大区别,就是对相关交易费用的处理不同。交易性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将发生的交易费用简化处理,直接费用化冲减当期损益,符合简明原则。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将发生的交易费用资本化处理,直接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初始确认,两种不同的会计处理将会产生不同的财务影响。若归为前者,则减少企业的当期利润,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也会减少,当期所得税费用也随之减少,致使当期净损益减少。若归为后者,则不会对企业的当期损益产生任何实质影响。
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交易费用处理方式的不同是由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意图不同而造成的,企业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是为了短期内进行交易,获取交易差价,因此持有该金融资产的目的主要就是获取投资收益,因此该资产在取得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之外的交易费用,就是投资者为了取得投资而先付出的代价,因此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交易费用应该计入“投资收益”的借方;但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持有意图和持有期间并不确定,因此,为了避免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利用交易费用调节利润,对于企业持有时间不确定或者是长期资产的交易费用一般是计入资产的入账价值中。
二、期末(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变动会计处理的比较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的过程中均以公允价值来计量,所以在资产负债表日,都要将资产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进行比较,如果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不一致,要根据公允价值对账面价值进行调整,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以便把金融资产更加紧密地和市场结合起来,更加及时准确地反映资产的价值变动。
1.两类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处理不同
期末,企业应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要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当期损益,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或作相反分录)。
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变动幅度较小或暂时性变化时,企业应当认为该项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是在正常范围的变动,应将其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减值损失和外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将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借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2.比较分析两类资产公允价值的处理
资产负债表日,两类金融资产会计处理的最大区别就是对该资产由于市场价格的升降所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差额的处理不同。交易性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差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影响当期利润。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差额没有计入当期损益,而是作为一种未实现的损益,通过“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计入当期利得(损失)来反映。实际上,期末市场价格的上下波动所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差额只是一种潜在的、隐含的损益,只有等到将该资产出售之后才真正实现损益。这样处理,一方面很好地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大大压缩了企业利用市场价格上下波动随意调节利润的空间;另一方面,将未实现的损益通过利得(损失)来反映,很好地贯彻了全面收益观的思想,是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重要体现。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是由它的持有意图决定的,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时间短,仅是为了赚取差价,因此短期内会处置,所以公允价值变动可以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由于持有意图不明确,持有期间不确定,为了防止企业利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来人为调节利润,所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要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等到处置的时候才可以转入当期损益。
三、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的比较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1.两类资产减值的处理不同
当资产价格持续下跌时,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以赚取短期差价为目的,在资产负债表中将它列人流动资产的范畴。因此不对它计提减值准备,而是作为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来处理,即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当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下跌的幅度到达甚至超过其成本的20%,或连续下跌的时间到达或超过6个月,导致下跌的因素是客观存在且非暂时的,就应合理地判断该金融资产发生了减值,并计提减值准备。按现行市价与其成本的差额计入“资产减值损失”,将持有期间由于市场价格持续大幅度下跌所累积形成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借方余额转出,不足的部分再计提减值准备,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即借“资产减值损失”,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由于市价大幅下跌时没有对交易性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当市价回升时,无需做特殊处理,只需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来处理。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而市价大幅下跌时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如果市价回升,应在原确认的减值损失限额内,借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2.比较分析两类资产减值损失的处理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了当期损益,主要是因为持有期限短,不涉及到减值测试和实际利率摊销问题,而且交易性金融资产正常的价值波动已经直接计入了当期损益,计提减值准备也是计入当期损益,因此二者造成的结果一样,不需计提减值准备;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非暂时性下跌,应当将原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一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主要是因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是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的,影响的是权益而不是损益,而资产减值会对当期利润造成影响。
当客观减值因素消失,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回升时,两类金融资产会计处理的最大区别就是对市价回升金额的确认不同。前者将市价回升形成的潜在收益计入了当期损益,而后者将市价回升形成的潜在收益没有计入当期损益,而是计入当期利得。不同处理将产生不同的财务影响:前者会使当期利润增加,而后者的当期利润不会受到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金融资产在进行核算的过程中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反映它们投资获益的共同特性上,而它们之间的不同点出现的最本质的原因在于企业持有资产的意图和期限不同。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金融资产范文6
关键词:保险;储蓄;家庭金融资产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伴随着与城镇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的深化改革,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概念正逐步完善。除了传统的储蓄之外,证券、房地产等各种类型的投资产品近年来发展迅速。然而,在欧美早已成为家庭必需品的保险产品,在中国家庭的普及却阻碍重重。如何加强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整,将潜在的保险需求向现实的保险需求转化,探讨家庭金融资产与保险消费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显得很有必要。
一、保险产品的金融资产特性
关于保险的性质,国内外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主要分歧在于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是否具有共同性质的问
题。日本学者园乾治教授就以此为界,把近代保险学理论归纳为“损失说”、“非损失说”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二元说”。三种理论分别指出保险具有损失补偿、共同分担和储蓄、补偿二者择一的性质。然而,这些讨论由于一直纠结于保险的物质形式而难以盖棺定论。其实,无论保险的对象是财产还是人身,在家庭的范畴下剥开保险的外在形式,所有的保险都具有鲜明的金融资产特性。
家庭金融资产,简单说,就是家庭所拥有的各种金融产品或金融工具。当今的家庭金融资产种类繁多,既有现金、存款、信托等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产品,也有股票、债券、保险等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产品。
保险之所以被视为家庭金融资产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原因是,现代保险不仅具有风险保护功能,还同时具有储蓄、投资等功能。以人寿保险产品为例,保险可以分为有形保险商品(疾病住院、子女教育、退休养老等)、引申保险商品(促销赠品、售后服务等)和核心保险商品三个层次。不同的保险层次区分反映不同的保险内容,不同的保险内容反映不同的保险本质,其中最能反映保险本质内容的是核心保险商品。在一定意义上说,保险所具有的投资工具功能和保险能够显示保险购买者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社会责任与爱心等特征,是现代保险的本质所在。正因为如此,保险不只是家庭金融的组成部分,而且能够成为其他家庭金融产品的“代言品”。
二、保险产品与中国家庭金融资产构成
近年来,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大量增加,尤其是城镇居民。从1984年到2005年的20年间,城镇居民户均金融资产增长显著。截至2005年底,中国居民金融资产余额总量达到20.65万亿元,比1978年的376亿元增加了554.8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9.3%。(表1)
家庭金融资产数量增长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家庭金融资产的结构调整。这不仅是因为在家庭金融资产数量变大的同时,出现了新的家庭消费需求,同时也是为了进行家庭理财,提高家庭金融资产使用效率的需要。从表2可以看出,1984年之前,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相对较为单一,主要是居民储蓄存款和现金两种,证券也基本上都是有“金边债券”之称的政府债券。但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等的兴起,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已由单一化逐步趋于多样化。有价证券、保险的占比逐渐增加,尤其是保险准备金,增长速度惊人。(表2)
1985～2005年中国保险业实现了年均30%左右的增长速度。以保费收入指标为衡量标准,保险需求总量从1985年的4.6亿元上升至2005年的4,927.34亿元,保险深度由0.1%上升至2.7%,保险密度由0.47元上升至375.64元。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金融资产的变化与保险发展特别是人寿保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家庭金融资产的增加刺激了保险消费需求的增加,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保险的发展也反过来推进了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多样化进程。
三、国内外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中保险产品差异分析
表面的繁荣不能掩盖事实的尴尬。在保险占家庭金融资产的份额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居民的有效保险需求不足,保险使用率偏低等问题。保险使用率通常用保险渗透率和投保率等指标来表示。有资料显示,中国城镇的保险渗透率大部分在30%以下;保险投保率特别是长期人身保险的投保率,还不足10%。与世界平均水平80%的投保率相比,指数偏低;与国民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的保险消费需要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根据前几年中国保险消费市场的一个抽样调查,在被访家庭中,49%的家庭仅拥有社会保险;4%的家庭仅拥有商业保险;19%的家庭同时拥有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另有28%的家庭既没有社会保险,也没有商业保险。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家庭金融资产增长的同时,作为家庭金融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并没有得到同步增长,保险在家庭金融资产中还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究竟一个家庭的金融资产如何分配才是合理的?保险又应该在其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在寻找问题答案的时候,不妨先看看美国和日本的数据。2005年同期的日本居民金融资产构成中,存款和现金的占比比中国低16.5%,有价证券的占比比中国高10.5%,保险资产所占的比重则高达15.5%;美国居民金融资产的构成中,各项存款、现金以及证券所占的比重约为15.7%和52.1%,分别是居民金融资产中占比最低和最高的项目,而居民对保险资产的持有量则高达30.8%。
为了更好地和中国当前的情况对比,考察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l,000美元和3,000美元前后家庭金融资产的构成对我们更有参考价值。(图1、图2)1966～1973年日本完成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飞跃仅用时7年。从图1可以看出,安全资产在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一直稳定在60%左右;保险和退休金等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呈逐渐上升趋势,达到20%以上,领先于债券和风险资产等其他家庭金融资产;而美国的人均GDP早在1942年就达到了l,000美元,又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于1962年实现了人均GDP3,000美元的跨越。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家庭金融资产构成变化较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安全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一直占据20%左右的份额,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安全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开始下降。风险资产的变动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只有保险和退休金等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稳步上升,超过30%。
纵观两个国家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的变化及其特点,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结论,那就是:随着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不断增加,安全资产等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保险和退休金等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则逐步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保险能够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成为其他安全资产的“替代品”。
虽然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种类也在朝向多样化发展,但对比美国和日本的数据,在经济发展相同的阶段,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却没有产生相似的变化。2007年中国人均GDP为2,456美元。可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家庭财产调查报告》的统计,在中国居民户均拥有的人民币和外币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所占比重分别高达69.4%和96.45%,以绝对优势排在首位。中国人民银行对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的结果同样显示,2003～2004年期间,认为“更多储蓄”最合算的居民占比高于30%;2005～2006年初,该比率受加息的持续影响,已经增长到40%左右;即使在股市较为红火的情况下,2007年第一季度居民拥有的最主要的金融资产仍为储蓄存款。
中国家庭将大量的金融资产主要用于银行储蓄,相应的,花费在保险和其他金融消费的家庭金融资产比例就很难提高。如此一来,发挥保险在安全资产中的作用,并以此拉动家庭保险需求,促进家庭保险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了。
四、影响中国家庭保险产品购买因素分析
(一)实证检验。家庭保险的发展不完全等同于保险业的发展。影响中国家庭保险深入发展的因素也是具有其自身特点的。除了高储蓄率之外,收入、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都有可能会影响家庭对保险产品的投入。
通过一个简单的实证检验来说明,如表3。表3是检验数据,检验区间是从有我国有保险数据统计以来的1985～2006年,因变量为保费。由于在这里考察的是家庭保险,所以数据是由财产保险中的家庭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个部分相加而得,自变量分别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城镇居民储蓄余额(亿元)以及有价证券余额(亿元)。选择城镇居民的数据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目前购买保险的比例还很小,不具有代表性。数据来源于1996～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1986～2006中国金融年鉴。(表3)
首先对数据做散点图处理,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线性或是非线性的关系,以利于进一步的分析研究。通过散点图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保费之间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储蓄余额和保费之间存在半对数关系,而有价证券与保费之间的关系则并不明确。(图3)
对于这个存在非线性关系的非线性模型,不妨先假设其表达式为:
INSi=c(1)+c(2)INCi+c(3)lnDEPi+c(4)f(SECi)+μi
很明显,这是一个时间序列模型,所以对保费以及其余三个影响参数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分别得到时间序列图,如图4所示。(图4)
从时间序列图初步可以判断,除了有价证券这一序列之外,其余三组数据都是非平稳序列。而经过相关图检验,有价证券序列的确是平稳序列,而保费、储蓄余额和收入经过一次差分后也都变成了平稳序列。
根据之前假设的模型,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对该模型进行初步的估计:
D(INS)=C(1)+C(2)×D(INC)+C(3)×DLOG(DEP)+C(4)×SEC(-1)
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表4)
结果很显然,十分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价证券和保费之间的对应关系很难确定。在模型试验中,除了采取差分法以外,还试验了相对变化增长以及开方等方法,效果都不明显。反观时间序列图,发现除了有价证券外,其余三组数据虽然具有各自的波动规律,且都不平稳,但它们之间似乎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在这里,把有价证券因素剥离,接下来对保费、可支配收入和储蓄余额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表5)
从检验结果看,三个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已被拒绝,说明它们之间是具有协整关系的。因此,从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意义上讲,建立如下模型:
INSi=c(1)+c(2)INCi+c(3)lnDEPi+μi
模型是合理的,随即干扰项也一定是“白噪声”,模型参数也有合理的经济解释,可以用经典的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因果关系回归模型。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回归后得到的结果如表6所示。(表6)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数据的因果联系并不十分完美。但在保证数据真实性的前提下,通过t检验,可见系数R2也显示拟合程度接近95%,已经相当难得了。
因此,模型近似可写成:
INSi=4794.535+0.668INCi-708.244lnDEPi+μi
(二)理论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原以为可能和家庭保险存在此消彼长关系的有价证券事实上却并没有与家庭保险的发展产生必然联系,而收入和储蓄的确是影响中国家庭保险发展的两大主要因素。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地引起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动态调整。各阶层之间虽然在获取政治资源、声望等级方面有所区别,但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收入有限以及中国家庭固有的对于传统储蓄的偏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家庭保险的发展。
1、收入限制。保险消费有两个前提:一是风险的客观存在;二是购买保险的经济实力。借鉴新和新韦伯主义的研究框架,我国学者根据经济因素判断的阶层类型分为富有者阶层、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资料显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家庭金融资产分布不均,世界各国家庭金融资产分布的客观现实就是大量的金融财富集中在少数富有者阶层手中。例如在美国,财富最多的10%家庭,拥有将近60%的安全金融资产,将近100%的债券和超过70%的风险金融资产。中国的情况也同样如此。随着中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家庭金融资产向中产阶层以上家庭集中的趋势比较明显,户均家庭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66.4%的城市家庭金融资产。而大部分低收入阶层家庭由于受到其购买保险的经济实力限制,投保比率偏低,这也属于正常现象。
2、认识偏差。即使在具有足够购买能力的中国富裕家庭中,保险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不尽如人意。根据中国市场营销中心数据库提供的调查结果,中国居民投保人身保险的投保率走势是一种“倒U字”曲线,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状态。具体地说,家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者和家庭月收入在20,000元以上者购买保险的比例也偏低,唯有家庭月收入在2,000～20,000元之间者购买保险的比例偏高。高收入家庭出现的保险效用递减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家庭对保险功能的认识是存在一定偏差的。
首先是不了解保险的保障功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的结果,当问到城镇居民储蓄的目的时,“攒教育费”、“养老”和“防病、防失业或意外事故”等回答长期居于前列。这表明居民储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值增值,而是为了防范未来风险。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保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同样的目的。根据中国市场营销研究中心提供的调查数据,2006年有30%的中国城市家庭对寿险了解甚少、甚至根本不了解,有高达87%的城市居民没有购买保险的意向。实际上,保险正是个人以小额成本即保险费替代大额不确定损失的一种机制,损失发生后的经济补偿正是现代保险最基本的功能。
第二个认识偏差是有关保险产品作为投资工具的功能。不少居民在购买分红保险、万能保险等新型寿险产品时大都将其回报和银行存款进行比较,但当股票市场、基金产品火暴之时,他们却往往盲目地选择退保。尽管仅从收益率上看不及股票或基金,但它们有着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无法替代的功能――风险保障。一味将保险作为股票或基金投资的替代品,过度重视新型保险产品的投资工具功能,抹杀保险产品的基本保障功能,便又走入了另一个认识误区。
3、信任危机。除了文化传统和体制因素之外,还有一个现实原因,那就是社会大众对保险业的信任度不够。保险商品与一般商品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无形的服务性商品。保险公司卖给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保险单仅是对未来特定情况的“一纸承诺”。这一承诺是否履行取决于在一定时间内保险事件是否发生。而在现实生活中,保险方存在的夸大保险作用、诱导购买、误导客户、承保容易理赔难等失信行为,让中国的消费者倍感寒心。
主观上具有购买保险的愿望和需求,客观上不敢购买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保险诚信与保险需求、保险发展三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连动关系。保险诚信是拉动保险需求的前提,满足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是保险业发展的目的所在。
4、供给不足。2007年中国的保险公司超过100家,但是仍不能满足中国家庭保险的需求。供给数量很多,但是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保险产品太少。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家庭与个人一样,也具有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标志,家庭成员会根据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的需要,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一般来说,影响家庭生命周期的因素,通常包括户主的年龄、种族、婚姻状况、教育状况、职业状况、是否有子女以及子女的数量和年龄等。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因不同的家庭消费需要而持有不同的家庭金融资产。保险消费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也会出现不等的消费数量和不同的消费形式。
然而,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上销售的几千种保险产品,同类保险产品在保险责任、保单费率等合同的主要内容方面基本雷同,差异只是体现在保险金额等合同的非主要方面。由此看来,很多家庭没有买保险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保险需求,而是保险市场没有能够提供他们需要的保险产品。
五、结论
保险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理应成为每个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必要组成部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要面对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收入问题和意识问题。
中国人身保险投保率倒“U”字型的曲线走势,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我们,中间阶层的形成可能成为中国保险消费的一支主要力量。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04%扩大到45%。根据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测算,2010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阶层标准的家庭将有1亿个,户均收入15万元,户均资产60多万元。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则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将经历两次大的发展,到2025年其人数将高达5.2亿人,超过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尽管这些研究机构对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界定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共识是中国社会的收入结构正在由“金字塔形”变为“橄榄形”,中国家庭广泛购买保险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可能。
收入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但国民意识问题却没有办法限定解决的期限。保险意识是中国潜在保险需求向现实保险需求转化的前提条件。只有人们能够意识到保险与银行储蓄之间具有替代性,能够意识到用保险的方式防范风险的效果会更好,人们的保险需求量才会随之大幅增长。
如果等待国民保险意识的自我觉醒遥遥无期,不如从保险供给的角度给一点刺激。瑞士、英国等发达国家每年有三百多个新险种投入市场,保险险种的更新率高达23%。这种险种的快速更新,不仅大大提高了保险公司的竞争力,而且有效地刺激了保险市场需求。中国的保险公司完全可以借鉴这种经验,在对中国家庭潜在保险需求充分调研和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协调产品开发部门与销售部门、投资部门之间的关系,设计、开发和推广适合不同家庭需要的保险产品,调整保险产品结构,把保险市场做大做精,这也不失为一种主动而明智的选择。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魏华林,杨霞.家庭金融资产与保险消费需求相关问题研究.金融研究,2007.10.
[2]魏华林,林宝清主编.保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城市家庭财产调查报告.2002.
[4]麦肯锡公司.积极发展寿险行业,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及社会和谐稳定.保险研究,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