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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情史范文1
关键词：冯梦龙 民间文学 编辑思想
明代是古代图书编撰的兴盛时期，涌现出了宋濂、杨慎、李贽、徐光启、胡应麟、冯梦龙、毛晋、宋应星等一批图书编撰家，冯梦龙（1574――1646）是其中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杰出的编辑家。他凭借丰厚的文字修养和文学造诣，采集、编印并拟作民歌与俗曲，整理和撰写民间戏曲、剧本，改写、创作短篇白话小说及长篇历史演义，编定出版了“三言”、《山歌》、《挂枝儿》、《古今谭概》、《新平妖传》、《新列国志》、《笑府》、《广笑府》、《太平广记钞》、《智囊》、《情史》等作品。除了影响最大的“三言”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歌集《山歌》《挂枝儿》，集中体现了冯梦龙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作品的编辑思想，对现代大众文化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重视民间文学，视民歌为“民间性情之响”
明代中后期，商业经济快速发展，江南城镇普遍兴起，市民文人阶层产生，俗文学繁兴。冯梦龙既是受儒家思想熏陶具有传统意识的传统文人，又是当时具有市民意识的市民文人的代表。由于早年曾有“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的经历，使他和下层人民生活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作品尤其是民歌小调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仕途不通后，冯梦龙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俗文学的搜集、编订、出版上，晚年仍孜孜不倦，继续从事小说创作和戏曲整理研究工作。冯梦龙的通俗文学思想深受李贽和公安派的影响，他认为传统的诗文满足着上层文人的精神生活，通俗文学则适应了平民百姓的艺术欣赏要求。他把出自田夫野竖之口的文学作品视之为真文学，把缙绅学士所津津乐道的视之为假文学。他在《叙山歌》中写道：“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於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材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於《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冯梦龙将民歌同诗文一样看待，推崇民谣俚曲，大量搜集、编订民歌，体现出他对封建正统文化中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的尊重。
二.主张作品要抒发民众的“真情”
冯梦龙推崇民歌，因为它们“情真而不可废”。他在批注中评价歌谣：“最浅、最俚、亦最真”（《挂枝儿・别部》）。《山歌》和《挂枝儿》中除了少量赠送的小曲和文人的拟作外，绝大部分歌谣都来自民间。冯梦龙编辑时，经过审慎的选择和更订。“凡认为平淡乏味，悉不辑录;全篇尚奇、真、自然，而内有败句，便更而存之;虽平淡无味，但凡流传已久，则姑且保存弗去”。可以看到，他所要求的“真”、“自然”就是“天然”，就是要寻求民间的“真诗”。而这些“真诗”中所蕴含的“真情”，能够使我们深切地触摸到普通民众的情感脉搏。民间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民间文学是民众表达思想、感情和愿望的一种方式，它满足了民众的表达需要和创作欲望。真情渗透在《山歌》、《挂枝儿》的每一首作品中，坦坦荡荡的咏唱男女私情、悲欢离合成为这两部民歌集的灵魂。如《挂枝儿・私部一卷》私窥：“是谁人把奴的窗来破，眉儿来，眼儿去，暗送秋波。俺怎肯把你的恩情负。欲要搂抱你，只为人眼多。我看我的乖亲也，乖亲又看着我。”《山歌・卷三》别：“别子情郎送上桥，两边眼泪落珠抛。当初指望杭州陌纸合一块，那间拆散子黄钱各自飘。”讴歌健康纯真的爱情，热辣大胆，真挚感人，质朴可爱。
冯梦龙主张表现真性情的文艺观，同时反对当时文坛上的拟古、复古倾向，他《太霞新奏序》中指出：“自唐人用以取士，而诗入于套，六朝用以见才，而诗入于艰，宋人用以讲学，而诗入于腐。而从来性情之郁，不得不变而之词曲。……今日之曲，又将为昔日之诗，词肤调乱，而不足以达人之性情，势必再变而之【红粉莲】、【打枣竿】矣！”可以看出，冯梦龙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做到“达人之性情”，而当时的民谣俗曲如《打枣竿》等恰恰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三.忠实记录、悉心评注，力求保持民间作品原貌
民间文学的语言有口头化和地方性的特点，准确记录方言土语很重要。冯梦龙不仅有意识的去采集民间口头作品，而且重视民歌的方音、衬字、语气词和作品所表现出的情趣韵味、风土人情。例如《山歌・卷一》月上：“约郎约到月上时，冉阝了月上子山头弗见渠。咦弗知奴处山低月上得早，咦弗知郎处山高月上得迟。”《山歌・卷二》保佑：“二月里菜花到处黄，公婆两个去烧香。痴乌龟口里孛喽喽介通陈只捉家婆来保佑，道家婆嘿测测保佑自情郎。”在这两首山歌中，冉阝是指为什么;咦是又，或作叹词解;孛喽喽是指含糊不清的唠叨声;通陈是祷告的意思;嘿测测是低声说话声。冯梦龙用地道的方言保存了吴语方言的原貌，使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原汁原味的保存下来。
冯梦龙还在评注中对生僻的字词、方言俚语和一些民间风俗进行了注解。如《山歌・鞋子》“左嫁人，吴语谓再醮曰左嫁人。左，音‘际’”。《山歌・大细》“大细，儿女之称。喇茄，犹云怠慢。”《山歌・引》“引，旧作殷，欠通。今从引，而以平声为土音，甚妥。”《山歌・老公小》“逼疽疽，吴语小貌。”再如《挂枝儿・欢部二卷》感恩：“感深恩，无报答，只得祈天求地。愿只愿我二人相交得到底，同行同坐不厮离。日里同茶饭，夜间同枕席。死便同死也，与你地下同做鬼。”冯梦龙评注：“‘生则愿同衾，死则愿同穴。’李三郎千古情语。余有忆侯慧卿诗三十首，末一章云：‘诗狂酒癖总休论，病里时时昼掩门。最是一生凄绝处，鸳鸯冢上欲招魂。’亦此意。第二句系余所改。旧云：‘愿只愿我二人做一对夫妻。’反觉少味。”这些注解能帮助读者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另外，冯梦龙还引用谚语、故事、谜语、笑话、酒令等评注民歌，为读者全面了解与具体作品有关的道德、风俗人情、当时社会生活状貌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冯梦龙忠实记录、悉心评注，力求保持民间作品原貌的编辑思想应该成为科学的写定、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作品的一条准则。
四.作品要符合民众的审美趣味――“适俗”
首先，要善于发现符合民众审美趣味的艺术样式。随着明末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数量的急剧膨胀，新的读者群形成，其精神文化的需求相应的也在发生变化。江浙地区各类城市中出现大量爱好小说、戏曲和其他各类曲艺活动的势头，并且流行多种民间小调。民间小调“形制短小、不拘音律、便于哼唱，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为年轻人喜爱，因此成为当时流行于一般市民中间的通俗的时尚歌曲。这些时调小曲是市民阶层感情的直接喷发，也是市民文学的组成部分。而冯梦龙辑录的“山歌”正是当时流行的、为民众所喜爱的艺术样式。其次，要把他们通俗易懂的展现出来。怎样才能让作品被新的读者群接受、喜爱，进而实现教化功能，冯梦龙主张“适俗”、“从俗谈”。他认为《论语》《孝经》等经典的感染力不如通俗小说、民歌等“捷且深”。他在《警世通言》中提出：“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通俗符合市民阶层的读者需求，《山歌》《挂枝儿》的辑录就体现出这一点。《山歌》《挂枝儿》的内容大多表现男女情爱的世态人情，是贴近市民生活的;语言多口语化、生活化，浅显易懂，“谐于里耳”。另外，冯梦龙还从歌谣的题材、形式和地域特色上把它们进行了分类，以便于读者区别把握。例如，他从主题上将《挂枝儿》划分为私部、欢部、想部、别部、隙部、怨部、感部、咏部、谑部、杂部十类。《山歌》从题材上划分出“私情”“咏物”“杂歌”“杂咏”四类，又从艺术形式上分为七言四句、杂体、长歌三种，根据地域特色的不同，又分为吴地山歌和桐城时兴调。尤其是从艺术形式和地域特色上将民歌进行分类，可以展现出不同地区民歌在句式、章法、曲调上的不同，便于区分不同的民歌样式。
冯梦龙有意识的加强和普通市民这一读者群的情感沟通，使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记载：“（民歌时调）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r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入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陈宏绪《寒夜录》引卓人月语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明代民歌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冯梦龙《山歌》《挂枝儿》的辑录工作功不可没。而正是由于冯梦龙辑录的“山歌”是当时流行的、符合民众审美趣味的艺术样式，并把他们通俗易懂的展现出来，才能广为流传。
综上所述，冯梦龙把率真的民间文学作品看成是“性情之响”、“达人之性情”的真文学，用所编辑的小说、戏曲、时调、笑话等反映了晚明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明代通俗文学的杰出编辑家。尤其是他不遗余力的采风、编辑最贴近民众生活的时调俗曲，原生态的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俗，为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而他重视民间文学，主张作品要抒发民众的真情，忠实记录、悉心评注、力求保持民间作品原貌以及作品要符合民众审美趣味的编辑思想，对当代民间文学作品、大众文化出版物的编辑出版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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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情史范文2
摘要：唐传奇是唐代的文言小说发展到成熟的结果，三大唐传奇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以及蒋防的《霍小玉传》，各有特色。本文仅从《霍小玉传》入手，浅析三大传奇的女主人公中霍小玉与另外两位的区别以及联系，将霍小玉的特点突出出来，分析她性格中独特的一面。
关键词：钟情；清醒；痛苦；决绝；
唐代的传奇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初唐和盛唐为其初始期，相比唐朝的诗歌来说传奇作品较少，例如《补江总白猿传》，其中还多有一些戏谑的成分；晚唐的则多为篇幅短小的故事，内容较单薄，比如《虬髯客传》等，多为后世武侠小说做了铺垫；唐传奇的兴盛期是在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众多诗人用兼传奇家的身份，将传奇写的细腻生动并富有诗意。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蒋防所写的《霍小玉传》。
一、《霍小玉传》在唐代三大传奇中的地位
唐中期的三大传奇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以及蒋防的《霍小玉传》，其中的女主人公也各自有其特点，我之所以喜欢霍小玉，是因为她比起另外两个女主人有理智的同时也更加有感情，人物的刻画显得更加丰满生动，相比较起来对于霍小玉命运的起伏也更让我觉得心痛。
二、霍小玉的悲剧命运
霍小玉对这段感情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她知道自己心爱的人李益与自己从身份地位到各个方面都是不匹配的，这点表现为在刚开始小玉就对李益是否真心持怀疑态度，她刚同李益在一起时，就非常敏感的指出“妾本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面对李益安慰她所写下的海誓山盟，她也并没有傻傻的相信，她指出“盟约之言，徒虚语耳”，并提出只要和李益在一起八年即可，之后李益“妙选高门，以谐秦晋”皆可，自己将会削发为尼，有这八年的回忆就够了，霍小玉无疑是清醒的，她深知李益如果和她要在一起所将要面对的压力，不仅他们的感情不会长久，李益的前途也会尽毁。所以她选择成全他，她想要的并不是名分地位，只是要李益给他一段完完整整的爱情，一段真真正正的爱情，哪怕以后的人生都将只有这短暂的甜蜜陪伴。
霍小玉在恋爱中的冷静表现。霍小玉在这点上与莺莺不同，莺莺在热恋时对于张生的甜言蜜语句句相信，一腔热忱；与李娃不同，因为李娃对郑生是一点真正的感情都没有，她所有的娇媚温柔都是为了套出郑生的钱财，她有的只是一副伪装爱情的嘴脸。霍小玉之所以让人心痛，正是这种清醒，及不同于莺莺的天真，也不同于李娃世故的冷漠。
霍小玉的感情以悲剧结局。霍小玉从李益离开到辗转回来，表现出的是无比的愤怒和狠毒。她发下毒愿“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徵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以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然后气绝，此时李益为其痛哭守灵，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他连小玉短短的八年之约都不能遵守，更是在抛弃她后四处躲避，唯恐小玉寻来，充分将他负心软弱的一面表现出来，而小玉的恨是从爱变来，因爱生恨，因恨心死。在这一点上莺莺似乎没有爱的那么深，在张生抛弃她后伤心之余也嫁人了，之后两人还能再见面，张生更是到处宣扬自己悬崖勒马多么及时，又说莺莺尤物必然害人；李娃则不同，在面对被自己害的几乎要死掉的郑生时，她虽然也毅然同鸨母决裂，开始帮助郑生，但实质只是同情而已，她只是重拾了作为人基本的道德感而已。在郑生功成名就时她就主动提出分手，处处表现出了冷静冷漠，她不会让自己吃亏受伤，把自己保护的很好。三者对比，就更显出了小玉对李益是出于真爱，而且爱的很深很强烈。
三、《情史》对《霍小玉传》和《李娃传》的比较
《情史·李益传》指出：“……子犹氏曰：‘世览《李娃传》者，无不多娃之义。夫娃何义乎？旗堕鞭留盼，唯恐生之不来。及夫下榻延欢，唯恐生之不固。及至金尽局没，与姥朋奸，又唯恐生之不去，死于风雪之中，娃意中已无郑生矣。肯为下一滴泪耶？一旦惨于目而怵于心，遂有此豪举事耳。乃李一收拾生，而生遂以开国花封报之。生不幸而遇李，李何幸而复遇生耶？’”无疑一语道破了李娃对于郑生不过是感动多余爱情，如果郑生没有再一次出现在李娃面前，而且不是以这种凄惨狼狈的面貌，相信李娃已经早就忘记了郑生，她如此负心却又得以善终，真是让人生气。而莺莺虽然伤心，却也嫁作他人妇，小玉却为李益伤心而死，正是在这种对比中，才更看出霍小玉的真情和真爱来。
《情史》中的长卿指出“予固深悲小玉之为人。而深恨李娃也。玉之以怜才死，以钟情死，以结恨死，而尤不忘李郎也。三娶之后，小玉在焉，其恨之极，妒之极，正其爱之极也。彼李娃何为者？方娃之祷竹林，而弃郑生以他徙也，娃实与之谋。迨乞食且死，而娃始回心，不亦晚乎？郑生不念旧恶，欢好令终，予于是深怜郑生，而益恨李十郎之无情矣。”正是因为小玉清醒中却带痴情，因此在李益后面三段婚姻中，都可以看到小玉的影子，这正应了当初她发的誓言：我死以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虽然阴阳相隔，但是她仍然用自己独特的方法让李益无法摆脱这段感情，对其进行报复。这种哀怨缠绵正是来源于爱，她被狠狠地伤害，于是作为反弹她更加狠狠地报复，她没有软弱的选择原谅他，而是不屈不挠的与之抗争，显示了她独特的个性和人格魅力，一往情深，却又不卑不亢。这也正是千百年来，小玉仍然为人们所喜欢的原因，也是《霍小玉传》在唐代以及后世享有很高声誉的原因。明代胡应麟曾说：“唐人小说记闺阁事，咸绰有情志。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之传奇，故传诵弗衰。”
四、古代女子爱情的幸运与不幸
自古少有痴心女子遇上真心人，像《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是多么幸运在万千人之中遇到了真心相爱的柳梦梅。回想霍小玉的故事就让人心酸，让人心疼。可是如果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会让人觉得凄惨但是并不彻骨，所以故事随后的进行更是让人感慨颇多，大抵作者也对霍小玉无辜的牺牲觉得不值，因此让李益后来的婚姻一路坎坷，正是“负心之人，不有人诛，必有鬼谴。”在李益之后的婚姻中，他一直对自己的妻子心存怀疑，总是会发现自己妻子种种出轨的现象，从而与妻子之间产生间隙，或者是用威胁的手法对待自己的妻子，更过火的是用澡盆扣住妻子，以防止她同别人的接触，因而婚姻一生不幸。
自古以来痴情女子甚多，大多为深陷情网不能自拔，犹如飞蛾扑火，不顾一切。然霍小玉者，虽陷情中，却始终镇定冷静，她没有哭哭啼啼，却是默默等待，她没有软弱自欺，而是刚强坚忍，面对负心人，她敢于大胆指责，敢于直劈其面，敢于报复，却又在其中让人看到她内在的柔肠寸断，看到她的百转千回。一个女子，能如此真情，实为天人，然而她却又不得不遭遇这苦涩的爱情，每当想到小玉和李娃，我心里就不止一次想过，如果让这两个人能够调换一下身份，让痴情的小玉遇到真情的郑生，那么该有多好，虽然前路艰辛，可是两个人可以携手并肩。让无情的李娃遇上无义的李益，该有多么的大快人心！也可能正是因为有这种遗憾，所以人们始终都对这个故事抱有缺失和遗憾的感觉，也对小玉更加怜惜，对李益更加痛恨。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七百多年后的汤显祖才会让杜丽娘遇到自己的柳梦梅，成就一段美好姻缘，这也许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吧，毕竟，世间真正的痴心人不易得，而霍小玉，无疑是其中最美的那一个。（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冯梦龙情史范文3
关键词：徐渭 徐文长 割裂现象 浙中王门 关系
关于明代大家徐渭（字文长），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学界“徐渭”与民间人物“徐文长”以完全割裂的形象，在学界和民间分两条渠道流传。究其原因，与文长卓越的文学艺术成就及狂傲不羁的个性有极大关系，而文长的一切与同属浙中王门的王畿、季本的心学思想有直接的联系。
一、割裂现象
在绍兴历史文化名人中，徐渭不是最有名的，但可以说是最特别的一个，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其奇绝的文学艺术成就，更因为作为文学艺术大家的“徐渭”与作为民间传说中的“徐文长”二者之间是割裂的，同样被人关注，两者却风马牛不相及。
在学界，人们对“徐渭”已达成共识，即徐渭的一切可归结为 “奇绝” 两个字。第一，身世奇绝。聪明绝伦却一生坎坷最后落得“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稿寝。”]第二，才能奇绝，徐渭工诗、工文、工书、工画、工曲，还擅长曲论，各个领域的建树无人能望其项背，许多大家都对其推崇备至，汤显祖“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郑板桥更愿为“青藤门下一走狗”;第三，思想奇绝，文长的兴趣爱好极其广泛，他学书学剑学古文学诗词歌赋，学道学仙学儒学军事学阴阳百家，尤其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他的思想奔放恣肆，引发并推动了明代进步思潮产生和发展。
在民间，知道“徐渭”的人不是很多，人们却普遍知道“徐文长”，因为听说过很多徐文长的故事。故事中的徐文长有许多版本，有好的，有坏的。好的说徐文长是个专打抱不平的人，聪明机智、抑强扶弱，是汉族的“阿凡提”;负面的故事则把徐文长描绘得刁钻奸滑、下流，常常欺侮人。
对于“徐渭”与“徐文长”的认知的差异，笔者在绍兴市民中进行了两次调查，一次是问卷调查，一次是访谈调查。
问卷调查：分发调查统计问卷总计250份，收回234份。问卷调查对象分别是：绍兴市武术协会二十四站会员、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绍兴市高级中学高二学生、绍兴市袍江中学初二学生。调查结果显示，对“徐渭”与“徐文长”的感知，年长者比年轻人多近35%，本地人比外地人多67%，对“徐文长”的了解比对“徐渭”的了解多22%。
访谈调查：绍兴市博物馆广场随机采访与绍兴市前观巷青藤书屋周边居民访谈，访谈结果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对“徐渭”与“徐文长”的感知度有差异，知道后者的受访对象更多;二是对流传的徐文长故事中徐渭形象多有促狭低级趣味这一现象，一部分访谈对象客观陈述不加褒贬，一部分访谈对象则认为是徐文长因爱打抱不平而招来官府诋毁所至。其中相当一部分年龄较长者认为徐文长是汉族的“阿凡提”，之所以有那么多促狭下流的传说是因为他的仗义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招致的刻意歪曲。
二、徐文长故事的流变
最早为徐渭作传的陶望龄袁宏道的笔下，对徐渭的记录是比较严谨的。晚明到清初，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徐记室渭》中完全依照了陶袁之说，其他如章重的《梦遇》、沈德符的《野获编卷二十三徐文长》、顾景星的《白茅草堂集卷四十三徐文长遗事》、傅维鳞的《明书徐渭传》、王鸿绪的《明史稿文苑三徐渭传》、张廷玉等的《明史徐渭传》等等，各有短长，已出现编者添加各种传闻的现象。如章重作《梦遇》中说：“方江陵当国时，欲以翰林待诏官先生。先生佯狂，往往卧臭堑中。作四声猿有所刺。先生厌毒煊赫如此。”据梁一成考证，章重之说为相当明显的错误。冯梦龙《情史卷十三徐文长》中也有了新的内容：“渭常出游杭州某寺，僧徒不礼焉，衔之，夜宿妓家，窃其睡鞋一只，袖之入幕。诡言于少保，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复详，执其寺僧一二辈，斩之辕门。”更繁衍出文长错杀妻子是因为错认妻子与一俊僧的缘故。
学者作传尚且如此，民间流传的故事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民国时期，自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徐文长的故事起，大批徐文长的故事出现在各家报纸上，林兰等人把它们结集出版。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初，出版的徐文长故事有三四百篇之多，有林兰编《徐文长故事》《徐文长外集》、王枕石编《徐文长故事》、石在恩《徐文长趣事》、王芮《徐文长笑话》等。可惜的是这些故事集散失殆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绍兴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流传的徐文长故事进行了搜集整理并充实了新的内容，陆续公开发表，八、九十年代，徐文长故事结集出版。1974年，美国出版了霍华德・S・列维的译作《中国恶作剧的能手：有关徐文长（1521――1593）的故事》。
早年流传的徐文长的故事中徐文长的形象负面多于正面。如林兰所编徐文长故事，赵景深将它分为无事兴波、显弄巧计、喜作报复、代抱不平四个类型。林兰两次将编成的徐文长故事集送给鲁迅，鲁迅随手将它转送他人，从侧面反映出文长在故事中的形象大多不讨人喜欢，当时所编故事的流失也变成情理之中了。解放后文艺工作者对徐文长故事的搜集整理，经过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过程，作为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一的徐文长，其艺术成就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民间故事中的形象也因为编者的感情因素变得更符合民众尤其是绍兴民众的情感需求。
有学者根据这些故事对徐文长的形象展开讨论。鹿忆鹿认为：“徐文长故事中的小混混角色，没事与人耍耍小聪明，教训当权者，更多的内容是欺压比自己卑微的、势单力孤的小百姓，甚至占占可怜女人的便宜，以此沾沾自喜，这是小人物的劣根性。”把徐文长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提并论。刘守华对此提出讨论，认为在非遗的评审中需本着激浊扬清、去粗取精的态度，涤荡“国民劣根性”之遗留。
把黄帝、周公、包龙图等人称为“箭垛式的人物”。这种类型的人物如同小说中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徐文长即是这种“箭垛式人物”。民间流传的徐文长故事中，有大量尖酸刻薄促狭下流的故事，其中最不站不住脚的一则当属《弄父出屎》，故事中徐文长把泻药放入包子中骗父亲吃下，等父亲药性发作急着上茅房的时候，使计让别人挡住父亲，导致父亲拉屎入裆，他在一边拍手称快。对文长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文长父亲徐E在文长出生百日即已去世，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一目了然。探讨文长的为人如果以民间传说为依据，学术研究恐怕很难做到“严谨”与“科学”。
然而，文长何以成了民间传说中集智慧侠义、风趣幽默及促狭下流于一身的那个“箭垛”了呢？
三、与浙中王门的关系
文长之所以成为“箭垛”，最直接的原因是文长的行事为人。文长卓越的文学艺术成就引起了人们对文长个人生活的兴趣，离奇的遭际、狂傲的个性、对权贵的蔑视令普通人无法理解，人们于是津津乐道于文长的趣闻轶事，好事者甚至编排出许多故事安在文长头上，关于文长的民间故事大多系后人敷衍而成，但未必完全空穴来风，许多故事与徐渭的为人处事有丝缕关系。
探求其深层的原因，这就不能不谈到浙中阳明弟子季本与王畿了。
《徐渭集 畸谱》中载：“嘉靖廿六年丁未（1547），渭始师事季先生。”“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季本正式收文长为徒，文长关于季本的书信诗文很多，如《奉师季先生书》、《奉赠师季先生序》、《师长沙公行状》等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学生对老师充满了仰慕与感恩，老师对学生有很深的怜惜与赏识。
王畿（字龙溪）是文长的表兄，王阳明高足弟子，《明儒学案》认为“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其学说在当时影响极大，文长以师视之，有《答龙溪师书》、《送王先生云迈全椒》、《次王先生偈四首》等诗书往来，《洗心亭》与《继溪篇》更表达了对王畿的崇敬之情。《明儒学案》中说：“……（先生）以笃信谨守，一切矜名饰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荆川谓先生笃于自信，不为形迹之防，包荒为大，无净秽之择，故世之议先生者不一而足。”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文长为人的影子。
根据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的分法，王畿属“良知现成派”，主张“良知现成”、“直下承当”、“一了百当”，其后学又被人讥以“狂禅”;季本主张“龙惕”，强调修身功夫，与钱德洪等属心学正统，即“良知修正派”。文长从王畿与季本身上吸取了他们各自的观点，一方面是“君子终日乾乾”的自我约束，要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君子，另一方面是“满街皆圣人”的自我超拔，视所有陈规为无物，两相交战的结果造成了徐渭自己所称的“畸”：个性上，表现为时而狂傲不羁时而幽默风趣;艺术上以心学的“心即理”、“吾心即宇宙”作为哲学依据，情顺自然，随心率性，完全不受传统的束缚，开天辟地，看似天马行空，实则脚踏实地，虽“畸于人”，却“侔于天”。
文长是季本的学生，又视王畿为师，这两位同为阳明弟子的心学大家相左的学术主张使得文长在思想上经历了炼狱般的考验，正是他们造就了文长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正是他们造就了文长特立独行的个性，为后世各类故事提供了一个可以附着的“箭垛”。民间创作者为了满足听众的需要，不吝对文长的故事添枝加叶，小百姓街谈巷议为了引人入胜，每每冠以徐文长的名号。久而久之，造成了“徐渭”与“徐文长”在不同的领域各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