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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范文1
【关键词】 冠状动脉介入；焦虑；文化程度
随着医疗技术不断提高，冠心病介入诊疗成为心血管 疾病诊疗的重要方法，而冠心病介入诊疗作为一种身心应激源，可产生心理冲突及生理反应，这种心理冲突常反映在病人的术前焦虑，介入术前病人焦虑与既往手术或介入治疗史、同病房手术病人反应、性别、文化程度、年龄、经济状况等有关［1］，为探讨冠心病介入诊疗患者术前焦虑水平及不同个体特征对焦虑的影响，笔者于2006年3～4月对97例冠心病介入诊疗患者在术前进行调查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某两家医院2006年3～4月拟择期行冠心病介入诊疗患者97例，男75例，女22例；最小年龄25岁，最大年龄79岁，平均（56.63士11.01）岁。文化程度在小学及小学以下的有14例，初中水平21例，高中水平22例，大学及大学以上水平40例。婚姻状况：有配偶89例，离异2例，丧偶4例，未婚2例。病人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公费医疗21例，占21.6%；自费25例，占25.8%；医疗保险48例，占49.5%；大病统筹3例，占3.1%。冠心病史中5年的19例，占19.6%。
1.2 方法 采用Zung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AS）和 一般情况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用来收集个体特征方面的数据，包括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婚姻状况、职业、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等项目。在行冠心病介入诊疗术前1天让调查对象做答以上问卷并回收，本次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100份，回收97份，回收率97%，另外3份为无效问卷。
1.3 统计学方法 焦虑采用单样本t检验与国内常模组相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比年龄、文化程度、冠心病史对焦虑的影响。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焦虑水平 SAS评分（粗分）最低20分，最高70分，平均（30.82±9.10）分，总均分与国内常模（29.78±0.46）分比较：t=1.131，P=0.26，P>0.05，差异无显著性，提示冠心病介入诊疗患者术前焦虑程度不高。本组病例中SAS标准分≥40分的32例，占32.9%，其中40～49分的22例，占22.7%，50～59分的5例，占5.2%，≥60分 的5例，占5.2%。
2.2 不同个体焦虑SAS评分
2.2.1 不同年龄阶段病人焦虑水平比较 见表1 。表1 不同年龄阶段病人焦虑水平比较对不同年龄阶段病人焦虑水平进行方差分析F=0.558，P=0.574，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2.2.2 不同文化程度病人焦虑水平比较 见表2。表2 不同文化程度病人焦虑水平比较 对不同文化程度病人焦虑水平进行方差分析F=2.605，P=0.056，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但对不同文化程度分别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文化程度焦虑水平间的比较从表3可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病人与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病人相比，差异有显著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病人焦虑重。
2.2.3 对冠心病史不同的病人焦虑水平比较 见表4。表4 冠心病史不同的病人焦虑水平比较 对冠心病史不同的病人焦虑水平进行方差分析F=0.475，P=0.624，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3 讨论
3.1 冠心病介入诊疗患者术前焦虑情绪不明显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本次抽取的97例被调查对象中，病人在冠心病介入诊疗前1天SAS评分具有轻度及以上焦虑(SAS标准分≥40分)的有32例，占被调查总人数的32. 9%，其中轻度焦虑（SAS标准分40～49分）的22例，占22.7%；中度焦虑（SAS标准分50～59分）的5例，占5.2%；重度焦虑（SAS标准分≥60分）的5例，占5.2%。本研究中SAS总均分与国内常模比较 P>0.05，差异无显著性，即接受冠心病介入诊疗术前的病人与一般人群相比焦虑情绪不明显，与秦发伟等［2］、周先利等［3］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本次测试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病人术前应激反应并不十分强烈，其原因有以下几个：（1）随着人们对冠心病介入诊疗的认识和接受，病人可以通过图片或视频方式观看手术过程，有条件的甚至可以参观导管室，还有的与介入术后病人进行交流，他们在术前对手术过程及导管室有了直观的认识，加上在手术前已接受了心理指导、健康教育等护理措施，有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通过医护人员积极的心理疏导，帮助调节心态，消除焦虑因素，他们的应激反应并不十分强烈；（2）该调查人群社会支持水平明显高于社会常模，进一步证实社会支持与患者的焦虑水平呈现负相关；（3）本研究的病人文化程度较高，其中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占63.9%，患者对介入治疗的相关知识已有较全面的了解，从而焦虑水平下降；（4）可能是近2年来国产冠心病介入材料特别是国产药物支架的广泛应用，冠心病介入的总费用大幅度下降，为冠心病介入诊疗患者带来了福音，担心费用的心理问题有所减轻。
3.2 不同个体特征对焦虑的影响 本研究对不同特征，如年龄、文化程度、冠心病病史对冠心病介入诊疗病人术前焦虑程度的影响发现，文化程度低者与文化程度高者相比，而文化程度低者焦虑情绪较强。分析其原因为文化程度高的病人，在接受介入治疗前，可以通过查阅医学资料等获得相关知识和信息，对医疗知识了解水平相对较全面，能正确理解医护人员术前的健康宣教及术前谈话，因此产生的焦虑情绪相对较低。还可能与文化程度高者常常是经济负担较轻的群体有关。这一点与沈蕴之、林汉英的研究结果一致［1，4］ 。不同年龄的病人在焦虑水平上没有较大差别，这是由于冠心病介入诊疗对病人来说其心理体验与阅历没有直接关系。冠心病史不同的病人焦虑水平差异无显著性，这可能是由于本次研究的病人均为首次行冠心病介入诊疗，所面对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并无经验可谈，其心理体验也基本相似，并无差异。
由于本次研究受样本量的限制，女性病人仅22例，男性病人75例，男女调查比例偏差大，所以没有进行不同性别间焦虑水平的比较分析，有待于以后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沈蕴之，程云，王君俏，等. 心脏介入治疗患者术前焦虑水平及相关因素研究.上海护理，2004，3:4-7.
2 秦发伟，解晨，刘轶平，等. 经皮冠脉介入治疗前后焦虑行为的分析及心理护理干预研究.现代护理，2004，9:797-798.
文化程度范文2
【关键词】高血压；文化程度；知晓率
【中图分类号】R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0―0731―02
高血压是一种世界性的常见疾病，世界各国的患病率高达10%～20%，并可导致脑血管丶心脏和肾脏的病变，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也是心脑血管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据统计国内心血管病的死亡人数约占全部死亡人数的40%[1]。目前高血压患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980-1991年，我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上升4.15%，绝对值增长54%[2]。
1 资料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西昌市市区18岁以上的常住居民，共计480人。其中年龄小于等于30岁的有202例（42.1%），大于30岁到小于等于45岁之间的有118例（24.6%），大于45岁的160例（33.3%）；文凭小学及其以下的125例（26.0%），初中的148例（30.8%），高中121例（25.2%），高中以上83例（18%）。
1.2 调查方法： 小队分组在市区的各个街道随机抽取样本，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先向调查者介绍自己和此次做调查问卷的目的，希望对方能够配合自己的工作如实回答所有问题。问卷内容主要涉及一些关于高血压的基本知识，例如：日常食盐摄入量和影响高血压发生发展因素等。
1.3 质量控制： 被调查者属于随机抽取的样本，保证了数据的随机性，调查者均为在校医学生，有相关的医学知识，并经过专业培训。向被调查者表明自己的调查意图，充分取得被调查者的合作后进行问卷调查。具体方法及诊断标准按1979年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方案规定[3]。
2 结果
2.1 不同文化程度关于对日常食盐摄入量的认识： 在被调查人群中，不论文化程度的高低，以不知道正常日常食盐摄入量居多，比例普遍在45个百分点以上；选择8g的居民占少数，比例在（4.5±0.3）个百分点上下波动，选择6g的比例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上升，选择10g的比例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
2.2 不同文化程度关于对高血压发生发展的影响因素的认识： 此次调查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对高血压都有一定的了解，但彼此间存在着一些不同。影响因素涉及到有运动，肥胖，气候，情绪变化和吸烟酗酒。普遍认为肥胖是影响高血压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高中以上学历者还认为有另一主要因素即吸烟酗酒。调查结果统计见表2
2.3 不同文化程度关于对高血压了解途径的数据分析： 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了解高血压的途径存在一定差别，主要途径有健康杂志，新闻媒体，互联网，医生，高血压患者和亲人朋友。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初中和高中以上的主要通过医生渠道，而高中学历的大多通过新闻媒体，占了31.8个百分点。主要调查结果统计见表3
3 讨论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主要由遗产因素和环境因素（生活方式）共同作用引起的血压调节混乱，是环境因素作用于遗传“易感素质”的结果[4]。平时的生活习惯尤其重要，运动对能防止高血压的发生发展，吸烟酗酒能促进高血压的发生发展，从表二可以看出，关于运动和吸烟酗酒对高血压的影响和文化程度成正相关。另有文献报道，在对个环境因素中，高盐丶家族史丶肥胖是最常见最重要的因素[5]，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西昌市区居民对这几方面的知识有一定的认知度，但不同文化程度间的认知度却有所差异。无论是正常食盐摄入量还是高血压影响影响因素，抑或是高血压了解途径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别。社会人群中，尤其是在农村，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基数较大，为了能够更好地降低高血压的人群发病率，我们应该加强高血压的宣传力度。鼓励尽量少吃腌制类食物，吸烟丶饮酒丶高盐饮食等也是高血压的不良影响因素，我们应该改变上述不良的生活方式，加强体育锻炼。控制高血压最有效的方法是采用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为主导的综合预防措施，造福于社会。
参考文献：
[1] 当代医学.2011年5月第17卷第13期总第240期 Contemporary Medicine，May.2011，Vol.17 No.13 Issue No.240
[2] 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半月刊2009年第17期（第11卷总第210期）79
[3] 湖南医学.1993年6月第10卷第3期 Human Medical Journal，June.1993， Vol.10 No.3
[4]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S].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369
[5] 秦淑娟，董均树，田桂红.老年与中青年高血压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社区医师，2008，23（5）：43.
[6]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高血压水平的定义和分类[S].修订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05：17
文化程度范文3
关键词：小学生；古诗文；阅读；诵读
古诗文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内涵深刻，意存高远，蕴涵着大量的人文内涵，而目前我们的学生思想单纯、生活单调，正缺少这种文化底蕴。从小阅读传统文化经典，不仅可以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也有利于语文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一、引导学生感受古诗文之美
1.语言美
古诗的语言美，首先是指语言的韵律美。朗读、吟诵是学习古诗文的重要方法，也是诗词教学的基础。古诗文合乎乐曲的韵律、节奏，讲究韵脚的合辙、平仄的搭配，以及字数、句数的整齐、均衡。因此，古诗文即便不唱，诵读起来也朗朗上口，铿锵有声，自然而然地产生乐感，让人感受到悦耳顺畅的音韵美、均匀和谐的节奏美。在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通过反复吟诵，充分感受古诗文的音韵之美。
古诗的语言美，还指语言的精确美、凝练美。每首古诗的字数有限，因而诗人十分讲究用词的精当确切、凝练含蓄，有时一字一词，包含极丰富的内容。如，在教学李白的《望天门山》时，诗写天门山附近长江的雄伟景色，以简洁的画面，表现长江的磅礴水势及天门山夹江对峙的险要，其中“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一句中的“出”和“来”化静为动，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地势的险要，给人以动态画面之美。
2.意境美
古诗最重要的特点是讲究意境，这是诗人的情感理想同客观现实的高度统一，是一种独特美妙的艺术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的“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境”，这就是指诗的“意境”。诗的意境美是千姿百态的，有的雄伟壮阔，有的豪放豁达，有的悲凉凄婉，有的绚丽纤细，有的含蓄典雅……因此，在教学中巧妙运用多媒体，通过色彩鲜艳的动态视频、生动逼真的音响效果等手段，给学生提供与所学古诗有关的背景材料，为学生创设出生动形象的情境，引导学生自然而然地进入到诗歌的意境中去。
如，在教学《鹅》时，这首诗包含了丰富的信息，有鹅的色彩、形象、动作等等。由于课堂条件的局限，仅凭口头讲解不易达到预想的效果，所以，根据诗意，运用多媒体等教学方式将此展现。教学时诗画对照，相映成趣，为学生的想象提供丰富、鲜明的表象信息，学生很轻松地踏入了诗的意境之中。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结合画面说说生动活泼、天真可爱的白鹅形象，学生就不难表达了：一身洁白的羽毛，两只红红的脚掌的大白鹅，在清澈浅绿的湖水中引颈高歌，悠闲自在地拔掌前行。此时水波荡漾，荷叶轻摇，荷花飘香……这意境是多美啊！
3.情感美
一切文艺作品都需要表现感情，诗尤其需要。《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蹉叹之，蹉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所说的“志”就是“情”或“情感”。“情”是古诗的根源，诗是诗人“情动而辞发”的产物。没有情感就没有诗，没有诗人真挚而浓烈的感情，就不可能产生动人心弦的诗歌。所以在古诗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披文入情”，使学生体验古诗中蕴含的丰富情感，通过审美体验，得到心灵的陶冶。
如何把握诗歌深层含义，成为教学的难点。这一难点的突破，并非教师的直接灌输。小学生是凭借形象发挥想象，在情感的推动下，初步领会诗的意境，在语言与画面之间架起一座高桥，为进入意境这一更高境界做了铺垫。学生在理解古诗内容的基础上放声朗读，再以读后思考做引路，采用独立学习、小组讨论、集体评议、师生交流等多种手段，让学生展开想象，各抒己见，体会感情。教学过程当中，应当充分激发学生对古诗哲理及其诗人情感的探求，从而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热爱家乡教育、热爱劳动人民教育、亲情及友情等方面的教育。从而，古诗文所蕴含的深刻情感在阅读中得以彰显，使小学生从有限的形象中获得无穷的力量。
二、指导学生诵读古诗文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把“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注重情感体验，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作为总目标之一。那么，如何指导学生诵读古诗文呢？
首先要掌握诵读的要求和方法。古诗文学习的方法概括起来，就是诵读、理解、背诵。其中诵读是核心。所谓诵读，朱自清先生曾说：“诵读是一种教学过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了解和写作能力，教学时先由教师范读，后由学生跟着读，再由学生练着读，有时还得背诵，除背诵外都可以看着书。”可见，在诵读教学中，除教师的范读外，学生所要做的就是熟读成诵，换句话说，诵读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探究的学习过程。
其次要在诵读中感知，在诵读中领悟，在诵读中积累语言的素材。对古诗文的理解，主要是指对文章内容上的整体的领会、把握。背诵即是古诗文学习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字词的识记、词句含义的理解、作品思想内容的把握，都要靠熟读成诵才能做到。
最后要积累和掌握一定的知识。知识的积累和掌握，要在诵读中进行。古诗文中的词句，都不能单独地背解释、记术语，而应该把字、词、句放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通过诵读课文并对课文中典型例句的理解、掌握，达到重点掌握这些基础知识的目的。掌握词、句等基础知识，是诵读古诗文的需要，而熟读成诵一批古诗文后，其词、句的一些基本用法，也都涵盖其中了。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教师要让学生充分地诵读。读诗时注意诗的形式美的同时，也要注意诗的内容美。学生诵读时，要创造条件给时间，给空间，给机会，让学生充分地投入，做到声声入耳，句句动情，入情入境，百读不厌。
三、领悟古诗文阅读的意义
1.培养高尚情操
小学阶段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启蒙时期，我们学习的古诗文传授传统美德，其实就是教学生用传统文化做生命的底色。从小诵读古诗文，能够很好地了解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这对于丰富学校德育的内容、加强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丰富社会知识
经典古诗文的诵读，丰富了小学生的社会知识。孩子从小朗诵这些民族积淀下的经典诗歌，会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体验到人对自然、对生命的关怀，体验到朋友之间深厚的友情。
3.提升记忆
文化程度范文4
[关键词] 企业文化 “逻辑态” “实践态” 制度性生成
世纪之交，企业文化对于企业效益提高、企业发展的巨大价值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进一步，实践中的企业文化如何生成，成为摆在学术界和企业界面前的亟需研究和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企业文化与制度
1.企业文化是什么？
尽管研究和认识的视域差异，带来企业文化内涵解析的众说纷纭，但无论研究对象的同一性还是认识、实践活动的共同需要，都要求我们界定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边界。实际上，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企业文化的兴起，是对企业经济效益、社会形象竞争的一种回应，很明显，“企业文化”指谓一种精神现象。有代表性的当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德加?沙因的论述。他认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成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并用来教育新成员的一套价值体系。[1]）至于文化的内涵，从发展演变来看，尽管可以将其内涵广延为“人化”，但基本内涵离不开精神。卢梭《社会契约论》关于文化的定义具有奠基性，在他看来，文化是风俗、习惯，特别是舆论，它是铭刻在人内心、缓慢诞生并具有激活性的。有人认为，企业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实际上，物质性的活动、成果和制度等等，只是文化的载体和表现而不是文化本身。显然，非物质性是企业文化的边界。
如此看来，企业文化是企业活动中的一种精神现象，它是企业共同体拥有的，企业大多数成员认可和践行的，引领企业经营与管理的一套价值体系。尽管企业文化往往离不开人的设计、策划，但就存在形态看， 其并不是“逻辑态”，而是“实践态”，是活生生的，是企业共同体、企业大多数成员思想上认可、感情上接受、行为上践行的价值形态。
2.什么是制度？
制度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宏观上作为社会体系的制度；中观上作为社会器官的制度，是一种社会架构；微观上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度。企业活动直接相关的或内部的制度，显然涉及中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微观的层次，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p3-4）诺斯将制度界定为人们交往中减少不确定性的规则，实际上，制度的切近价值是抑制人们交往中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人们交往的“交易成本”，长远价值是为人们的自由创造提供必要的保障。
按规则的起源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从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规则诸如习惯、伦理规范、良好礼貌和商业习俗等称为内在制度；把被自上而下地强加和执行的规则称为外在制度。亦有学者称其为隐性制度和显性制度。实际上，外在制度也好，显性制度也罢，均指要求明确、具有权威性、靠外在强制而执行的规则体系，而内在制度或隐性制度则反之。在我们看来，相对于企业文化，与企业活动直接相关的制度，或企业内部制度指谓外在制度或显性制度。
3.企业文化和制度是何关系？
对于企业人来说，制度是外在监督和强制，是“必须做”的下限，“创造性做”的空间；企业文化则是内在自觉与自律，是“可以做”的下限，“自由发挥”的区域。企业文化高于制度，所以是引领和提升制度的灵魂；企业文化提高人们执行制度的自觉性，因而还是降低制度执行成本的“剂”。而制度不仅是企业文化的载体和体现，而且还是后者生成的基本路径。
二、企业文化生成为何需要制度性路径
对企业文化的生成机制，有学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机制：一是领导风格外化，即领导者的价值观、经营观演变为企业文化；二是累积生成，即企业文化经缓慢积累形成。在我们看来，这里涉及到了企业文化生成的具体内容，尚未涉及根本机制。实际上，企业文化，尤其中国企业文化生成的根本机制是“制度性”的，何以如此呢？
企业文化的特点。如前述，企业文化是活生生的、实践中存在、运行的价值体系，它为企业共同体拥有，大多数成员认可。尽管企业领导者的示范倡导，部分成员的影响，可以促进企业文化的形成，但缺乏“组织化”规约、熏陶，很难有保障地、持久地使特定的价值观，形成存在于大多数成员实际活动中的共同的意志和行为。此其一。
制度的本性。制度是什么？当然是规约性的、保障性的，但不可忽视，制度还有“普遍化”之本性。制度对于其所涉的行为人是“尽收其中”的，没有相关成员可以例外于制度。尽管制度似乎受动于企业文化，承当后者的载体，但制度以其“普遍化”之本性，可以使企业文化的“起始因子”普遍化于企业大多数成员乃至共同体。此其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离散”特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和合”精神等，均是现代企业文化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但毋庸讳言，由于传统文化中匮乏制度意识、制度习惯和制度路径，因而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企业成员的“基质”难免带有“离散”特性，此对于企业文化因子在企业成员中的普遍化很不利。而通过制度路径，可以有效制约、改变这种“离散”特性。此其三。
现代企业文化生成特点。现代化加速社会生活节律的同时，也加速了企业文化生成的节奏。企业文化是以行为人的自觉、自律为特征的，因而其生成不会是一躇而就的。但历史性比较，不难推测，较之先前，现代企业竞争客观需求新的企业文化生成适当“加速”，由此，制度性生成路径更难以替代。此其四。
三、企业文化怎样通过制度性路径生成
现代竞争促使企业重视和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不少企业设计出自身的企业文化，并试图尽可能大地发挥企业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且不说这种文化应当是传统文化资源、现代企业文化资源的挖掘、选择，以及与本企业特质的有机结合，单就这种“设计”的企业文化而言，其还仅仅是“逻辑态”而非“实践态”的。那么，企业文化的“逻辑态”怎样通过制度性路径生成“实践态”呢？
这种制度性生成大致需要两条路径。
“内核性”生成。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自然也应当是企业内部制度的灵魂。企业文化的实践生成，基本的路径是实际成为企业内部制度的灵魂、“内核”。首先是要使企业内部制度相关的规则，遵循和和体现企业文化的基本精神。无论是实体性的规则，还是程序性的规则，都要被企业文化的价值、精神、道德取向所引导和统领，不能与其错位、相背。因此，企业文化是高层次检验标准，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凡符合标准者，留之；错位者，改之；相背者，去之。如此形成的制度，才有可能使规约、引领企业成员意识和行为的过程，成为企业文化熏陶、耳濡目染的“养成”过程。
其次，要使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执行、落实，遵循和和体现企业文化的基本精神。规则是框架，执行是“场”。制度的执行、落实是通过人来完成的。制度执行比制度本身更有“弹性”。对规则的理解，对条文的落实，对执行情况的了解、反馈，对违反规则的行为的处置等等，都要依赖企业文化基本精神来统领。如此，使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落实、执行过程，成为企业文化的“演练”过程。
“保障性”生成。“内核性”生成尽管是企业文化生成的基本路径，但其并不能囊括其所有生成路径。企业文化是一种向高层开放的“无限”空间，依赖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生成还是有限的，其还需要以自身为“主体”的生成，也就是“保障性”生成。这种生成是通过一系列持续的制度性措施，直接保障“逻辑态”的企业文化，内化为企业大多数成员所想所行的“实践态”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保障性”生成，一是相关形式、活动制度化。譬如企业领导者示范、培养典型和开展专项活动，都是企业培育企业文化的日常措施，这里，有一个对企业文化的理解问题。企业文化是“实践态”的，是员工普遍的和持久的有企业特色的所想、所言、所行，因此，仅仅依赖领导者的意志、喜好和注意倾向、重点，是很“软弱”的。需要把诸如企业领导者示范、培养典型和开展专项活动等形式制度化，通过稳定的制度性路径，保障企业文化培育形式、活动规范化、稳定化，从而保障企业文化的不断生成。
二是企业文化基本要求落实督促、检查、处理的制度化。企业文化是行为人自觉、自律的文化，其形成除了需要前述的引导培育外，也需要制约、他律的措施和过程。为了保障企业文化基本要求落实，形成和执行一套督促、检查、处理的制度体系，显然是有必要的。当然，这种制度的制定和有效实施，需要尽可能启导行为人的理解、认同。
参考文献:
[1]李来和:住宅物业管理企业文化特性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7(4月下旬)
文化程度范文5
生活如酒，或芳香，或浓烈，因为经典，它变得醇厚；生活如歌，或高昂，或低沉，因为经典，它变得悦耳；生活如画，或明亮，或素雅，因为经典，它变得美丽······其实从文字在仓颉手中诞生的那一刻起，经典便注定要以无限的魅力，支撑起一个名族的脊梁。请留心观察，在斑驳岁月的甲骨上，在风尘历史的竹片里，在绚烂千年的锦帛中，处处记录着经典的美丽容颜。
汉唐，中华民族五千年里最辉煌的岁月，它遗留下的风韵洒入我们的血液里，像阳光一样，熠熠生辉。唐朝是我国古典诗词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在所有古代经典中，兴许是我们最熟悉的。很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和老师一字一顿地教我们“鹅鹅鹅，曲颈向天歌”，但当时也只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殊不知，唐诗也有她的美丽与哀愁。唐诗，它记载了中国千年的悲与苦，蕴含了千年来人民的喜与乐，蕴藏了中国千年来的宝贵文化。每一首诗，就像一杯茶，难受时尝到的是苦，愉快时品到的是甜，如果你想喝到一杯好茶，得入情入心。每每品唐诗，我的心情随着诗人的忧而忧，随着诗人的乐而乐。在忧中学会思考，在乐中学会享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的《山居秋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天色已瞑，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清幽明静的自然美，宛若一缕清风，渗入心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俯仰古今，写出时间之绵长；登楼远眺，写出空间的辽阔。在广阔无垠的背景中，描绘了诗人孤单寂寞，悲哀苦闷的情绪，两相照应，分外动人。仿佛出现了一幅苍茫广阔的北方原野的图景，图景面前兀立着胸怀大志却因报国无门而感到悲伤的诗人。
不同的诗人会有不同的人生经历，笔下诗句的感情也会迥然不同，或喜、或悲。而唐诗，也正因此而变得瑰丽多彩。
如果说唐诗是中华经典的根，那么，宋词就是中华经典的枝。
宋词从唐诗发展而来，汲取了《诗经》《楚辞》的营养，一直到现在陶冶着人们的性情。柳永、李清照、晏殊用柔软的文笔，细密的心思，写尽人性感情中委婉、哀愁的一面，《雨霖铃》中的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以冷落秋景为衬托，淋漓渲染了惜别的场景，进而推测别后的铭心刻骨的思念。层层铺叙，情景交融，委婉多致。表现了柳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反之苏轼、辛弃疾的便气魄如虹，高昂之调用一句“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便能震撼住人心。宋词，无疑是古代经典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宝石。
文化程度范文6
本文从霍夫斯塔德所提出的文化的五个维度的角度出发对影响项目进展的文化差异进行分析。霍夫斯塔德是较早使用大量数据分析国别文化差异及价值取向的学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大量的调查，对40个国家的文化价值取向给予相应的定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个人主义倾向指数、权利距离指数、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女性气质倾向指数以及长期取向指数。霍夫斯塔德的调查研究集中在世界上的40个国家，在每一个维度下将这40个国家进行排序，给出一个值，后面的案例论述中将出现这些值。这五个指数的确定对于研究文化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的影响以及跨文化管理体系建设有着指导作用，本文将就此进行分析。国际工程承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形式，文化因素是影响其项目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此，以霍夫斯塔德提出的文化的五个维度为视角，分析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的文化差异，以期为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的跨文化管理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是界定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维度，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个人目标高于组织目标，在情感上不会依赖于组织；而在集体主义盛行的国家，个人对于集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集体目标高于个人目标。这个维度对于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如谈判、本土员工管理等。
不论是整个项目的谈判，还是在设计阶段就设计的澄清谈判抑或是分包工程时与分包商的谈判，个人主义倾向指数的影响都是很明显的。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承包方需要在东道国建立项目部，项目部存在的时长是由整个项目的工期决定的，一个国际项目部往往要存在1-10年，所以在项目部工作的人员要驻外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项目部的运作也就像一个小公司一样，而且具有公司的大部门职能部门，项目部往往需要招聘一些当地的行政管理以及技术人员，所以在项目部内就会出现本土员工和母国员工的文化差异，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如何管理本土员工，创造和谐的项目部文化氛围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处理不善，承包方很容易就会卷入劳工纠纷当中。了解东道国的个人主义倾向能够帮助国际经理人很好地预知文化差异，在遇到冲突时能够合理地解决。在集体主义盛行的国家，员工对于组织上有更多的精神层面的依赖与忠诚，而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这种忠诚度更多来自于功利关系。以中国企业承包菲律宾北吕宋铁路项目为例，根据霍夫斯塔德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量表可以得知，菲律宾的集体主义倾向（28）比较明显（1-40里面，数值越高集体主义倾向越强），中国（依照中国香港类推为32）的集体主义倾向更强，所以我们可以得知菲律宾员工对于组织的精神依赖要低于中国员工。相对来说，菲籍员工对于个人生活的看重要高于中国籍员工。这就导致中方经理人要求员工加班的程度及时长要有所区分。北吕宋项目的实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菲本土员工对于个人时间的看重程度要高于中国籍员工。
二、权利距离
权利距离聚焦于不同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程度，高权利距离的国家成员遵从社会的层级制度，自下而上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限制因素。但是低权利距离的国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层级制度存在反感情绪。
中国建筑（香港）公司与澳大利亚礼顿公司、荷兰宏安公司共同组成联合体承包中国香港的西九龙二期填海工程，就不可避免遇到了在权利距离上的巨大差异，在霍夫斯塔德的权利距离量表中，澳大利亚（40）与荷兰（28）属于权利距离小的国家（1-40中，数值越高权利距离越小），也就是这两个国家成员对于社会阶层和组织阶层的差异会很反感，相反，而香港（8）却尊重社会阶层和组织阶层的差异。这个文化维度上的差异，使得项目进展过程中出现很多的文化冲突。比如，澳方和荷方工程师在接触中方的经理人时，按照本国的文化习惯出发，会觉得和中方经理人就技术问题讨论甚至争执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的母国文化中他们不畏惧与上级的意见相左，但是在中方工程师看来这却是不合时宜的，有的时候甚至使中方经理人感到不舒服，认为对方不尊重他们，进而导致中方经理采取不积极的态度来应对。
不论是项目的施工建设阶段还是项目建成之后的运营阶段，都存在由承包方传授业主方雇佣工人操作流程的情况，在这些阶段也会遇到由于权利距离差异所产生的跨文化交际问题，例如美国工程师（26）在指导菲律宾（1）操作工进行程序操作的时候，在美国工程师解释完之后，会询问其是否真正地了解，由于菲律宾的高权利距离倾向，使得操作工即使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也会顺从地回答“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学会就是否认老师，但这样的文化习惯就会导致操作的失误。
三、不确定性规避
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是对于不确定和含糊性状况的接受程度。强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成员通常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规章、制度和限制来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成员乐于接受变革和不确定性因素。
以日本公司承包菲律宾轻轨项目（LRT）为例，两国在不确定性规避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霍夫斯塔德的不确定性规避量表，日本（4）不喜欢不确定性，而菲律宾（33）不会对不确定性感觉不舒服（1-40中，数值越高说明越能接受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规避弱的国家，例如菲律宾对变更的抵触较小，组织结构性弱，例如，在双方召开技术澄清会议时，日方认为会议的组织结构应该很强，要按照严格的日程安排进行，与会人员职责明确，等级清晰，不允许出现与会议无关的松散进程。但菲方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会议可以在一种轻松的状态下进行，边走边看，遇到日程安排外的东西现场应对解决就可以了，而这些在日方工程师看来确实很难接受的。
四、女性气质倾向
女性气质倾向指数关注对于传统女性的工作角色及男性成功、控制、权力的社会角色模式的认同程度。强女性气质倾向文化对于性别差异的敏感度很高，但弱女性气质倾向文化的成员对于性别差异认同度不高，没有性别差异的歧视。
芬兰贝利国际工程设计和咨询公司，总部在荷兰，但是在中国设有贝利（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承包过很多中国的工程，例如郑西客运专线项目，在霍夫斯塔德的女性气质倾向量表中，芬兰（35）是少有的几个女性主义倾向较强的国家之一（1-40中，数值越高说明女性主义倾向越强），而中国（依照香港17，台湾27类推，高于芬兰）相对于芬兰来说女性主义倾向较弱，所以在芬兰工作人员和中国本土工作人员的沟通中，会存在着差异。例如，在会议中，芬兰工作人员更加重视决策的群体性，而且在工程的设计咨询中会更加注重人性化的服务理念，而这些都是中国工程设计中所欠缺的。
再次，以中国企业承包菲律宾北吕宋铁路项目为例，给中方设计公司提供设计咨询服务的公司是一个法国咨询公司，根据霍夫斯塔德的量表可以得出，法国（29）的女性气质倾向也要高于中国，于是就出现了咨询公司对于中方设计工作设计缺乏人意识的质疑，多次谈判中法方工程师都要求我们在成本控制范围之内修改设计方案，但这些却不太被中方工程师所接受，所以围绕这一问题的每次谈判战线都会拉得都很长。也相对影响了工程的进展。还有一些日常交往上的文化差异的体现，法方的男性专家有时在见到女性员工时会以互相亲吻脸颊为打招呼的方式，而这些在中国员工看来却很难接受。这种文化差异会造成对双方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