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调解仲裁法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调解仲裁法范文1
第二十五条 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交答辩书：书面答辩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答辩，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记入笔录，经被申请人核实后由其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答辩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答辩书副本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未答辩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第二十六条 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第三节 仲裁庭的组成
第二十七条 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首席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其他二名仲裁员由当事人各自选定：当事人不能选定的，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由一名仲裁员仲裁，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自仲裁庭组成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将仲裁庭组成情况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八条 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群当事人、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
(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人的请客送礼。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回避事由在首次开庭后知道的，可以在最后一次开庭终结前提出。
第二十九条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当及时作出决定，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仲裁员是否回避，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担任仲裁员时，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集体决定。
仲裁员因回避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重新选定或者指定仲裁员。
第四节 开庭和裁决
第三十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应当开庭进行。
开庭可以在纠纷涉及的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或者村进行，也可以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所在地进行。当事人双方要求在乡(镇)或者村开庭的，应当在该乡(镇)或者村开庭。
开庭应当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当事人约定不公开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仲裁庭应当在开庭五个工作日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
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向仲裁庭请求变更开庭的时间、地点。是否变更，由仲裁庭决定。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
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可以放弃或者变更仲裁请求，被申请人可以承认或者反驳仲裁请求，有权提出反请求。
第三十四条 仲裁庭作出裁决前，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的，除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的外，仲裁庭应当终止仲裁。
第三十五条 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视为撤回仲裁申请。
被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裁决。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在开庭过程中有权发表意见、陈述事实和理由、提供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对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为其提供翻译。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与纠纷有关的证据由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发包方等掌握管理的，该当事人应当在仲裁庭指定的期限内提供，逾期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第三十八条 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收集的汪据，可以自行收集。
调解仲裁法范文2
作为一种与诉讼并行的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仲裁在西方社会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经过各国仲裁实践不断碰撞磨合，最终围绕着“当事人自治”、“仲裁庭独立管辖”等核心理念形成了一套趋于统一的国际惯例。
相比之下，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下简称仲裁法）颁布后，中国仲裁以（贸仲委）为代表，逐步吸收国际仲裁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法，改变或正在改变与国际惯例不相符合的地方。但中国的仲裁法律制度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并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
赋予仲裁庭做出临时措施权
由于中国不承认仲裁庭享有做出临时措施的权力，当事人向中国法院申请执行外国仲裁庭所作临时措施也往往受阻。为了改变这一情况，贸仲委特别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2年）》（下简称2012仲裁规则）修订仲裁规则时，明确赋予了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然而，仲裁庭做出临时措施如何执行等问题尚需立法予以保障。没有立法的跟进，先进的仲裁规则也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在我国立法没有明确此项制度之前，对于不执行仲裁庭做出临时措施决定的，贸仲委的实践做法是，仲裁庭可在裁决时对不执行临时措施的一方当事人做出不利的裁决，保证仲裁庭及时公正地做出裁决。贸仲委在2012仲裁规则中，曾加入仲裁前保全制度，并建议立法机构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时慎重考虑。
在民事诉讼法于2013年所作的修订中确立了仲裁前保全制度，并添加了“禁止令”作为新的保全手段，立法者正在努力拉进与国际作法间的距离。赋予仲裁庭“自裁管辖权”
“自裁管辖权”的核心是仲裁庭有权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及其管辖权做出决定。在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很多国家的法律及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均规定仲裁庭有权就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及其管辖权问题做出裁定。我国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这显然与国际仲裁立法存在着区别。
为了适应商事仲裁实践的需要，很多学者建议我国仲裁法应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做出决定的权力。贸仲委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05年）》（下简称2005仲裁规则）时，即对仲裁庭自裁管辖权问题在不违背我国仲裁法规定的前提下做出了变通规定，2005仲裁规则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仲裁委员会有权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辖权做出决定。如有必要，仲裁委员会也可以授权仲裁庭做出管辖权决定。”在其2012仲裁规则中进一步补充规定，仲裁庭做出管辖权决定时，可以在仲裁程序进行中单独做出，也可以在裁决书中一并做出。通常情况下，在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涉及到实体审理时，仲裁委员会可授权仲裁庭就管辖权做出决定。在贸仲委出台此项规定之后，国内有几家仲裁委员会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这也说明仲裁庭自裁管辖权是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中的一个趋势。
减少仲裁与调解相结合风险
调解在中国司法与仲裁体系中被广泛适用。中国仲裁法吸收了贸仲委“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成功实践经验，以立法的形式允许仲裁庭在仲裁过程中对其审理的案件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功的，仲裁庭可以继续进行仲裁程序并做出裁决。这种“调解与仲裁相结合”的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和商业需要，适用起来效果显著，吸引了国际仲裁界的关注。而略显不足之处系中国仲裁法并没有就这种制度中的某些敏感问题做出规定。比如该法并未禁止或限制调解员在调解失败后继续担任仲裁员。这就可能导致仲裁员担任调解员后从一方处获得了另一方无法知晓的信息，一旦调解不成，再就同一案担任仲裁员时难免受这些信息的影响。
贸仲委在2012仲裁规则别规定若当事人不同意仲裁庭担任调解员，可由仲裁委员会协助调解，从理论上弥补了这一立法漏洞。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往往不会或不愿拒绝仲裁庭担任调解员。对此，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可考虑在规则中规定，在当事人书面同意后仲裁员方可担任调解员，且在调解终止恢复仲裁之后，仲裁员应向各方披露其在调解程序中获得的对仲裁程序具有关键性的资料。
涉外仲裁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涉外仲裁的实践促进了我国仲裁立法的发展。就贸仲委而言，其1956年制定的第一部仲裁规则，充分尊重国际惯例，学习借鉴国际仲裁的先进做法，为我国涉外仲裁国际化发展方向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仲裁立法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贸仲委的涉外仲裁实践及做法，并专门制定了“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一章，确立了涉外仲裁有别于国内仲裁的制度，如对涉外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不同于国内裁决，涉外仲裁委员会的设立由中国国际商会设立，不同于国内仲裁委员会的设立方式，涉外仲裁规则的制定由中国国际商会制定等不同于国内仲裁的特别规定，以立法的形式保障我国涉外仲裁更快、更好地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贸仲委从1988年仲裁规则的制定，到2012年新版仲裁规则的颁布，历经七次修订，每一次都是适应国际化争端解决变化趋势，吸取各大国际仲裁机构规则之所长而进行的。涉外仲裁的实践也催生了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同时，也让对现行仲裁法律进行修改以符合国际化趋势的声音呼之欲出。
tips
我国仲裁现状
我国的涉外仲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还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第一，仲裁国际化程度仍待进一步提高。但是我国国内仲裁机构发展水平不均衡，大多数仲裁机构与国际上著名的仲裁机构相比，案件质量存在一定差距，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仲裁机构的国际化水准有待提高。
第二，要防止仲裁的诉讼化倾向。与诉讼相比较，仲裁具有程序灵活、高效、费用低廉、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等特点，因而其不能够为诉讼程序所替代。只有保持仲裁程序的独特性，才能发挥仲裁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特殊作用。多年来，贸仲委的仲裁实践始终坚持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做法，发挥了仲裁在解决经贸争议中的独特作用。但是，鉴于我国仲裁立法起步较晚，以及纠纷解决机制长期由诉讼主导，一些仲裁机构的仲裁程序出现了诉讼化的倾向，仲裁程序繁缛冗长，缺乏灵活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照搬诉讼程序，从而弱化了仲裁程序的鲜明特点，不利于发挥其独特价值。
调解仲裁法范文3
一、我国仲裁法对原有仲裁制度的重大突破
仲裁法颁布前，我国虽然有很多的法律、法规对仲裁作了规定，[1]但由于立法分散，相互之间不协调，形成了部门仲裁林立、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不但仲裁的范围十分广泛，种类繁多，程序制度极不统一，大多数仲裁机构依附于行政机关，带有很强的行政仲裁色彩，体现不出仲裁的民间性、契约性特点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精神，而且涉外仲裁与国内仲裁的性质截然不同，程序各异。我国仲裁法的颁布和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统一的全新的仲裁制度，它在很多方面都对原有的仲裁制度有重大突破，成为我国仲裁制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对我国仲裁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意义深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束了多头仲裁的混乱局面，建立起了全国统一的仲裁制度。我国原有的仲裁制度属于部门仲裁制度，在仲裁范围、机构设置、原则制度以及程序规则等诸多方面均不统一。我国仲裁法的颁布和实施，统一了全国的仲裁制度，结束了原来多头仲裁的混乱局面。首先，按照仲裁法的规定，除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因其具有特殊性需要另行规定外，其余各类纠纷的仲裁，都必须遵守仲裁法统一的原则、制度和程序。其次，原有的仲裁机构一律依照仲裁法的规定重新组建。第三，设立仲裁委员会，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第四，仲裁法施行前制定的有关仲裁的规定与仲裁法的规定相抵触的，以仲裁法的规定为准。
（二）明确界定了仲裁的范围，使仲裁机构受理案件有了法律依据。多年来，对于到底哪些争议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哪些争议不能仲裁，一直缺乏明确的规定，不但人们对此理解不一致，而且导致了实践中受理仲裁案件的混乱，使仲裁的范围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我国仲裁法参照其他一些国家的作法，将仲裁的范围界定为：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能仲裁。仲裁法的规定，为我国仲裁机构受理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三）在仲裁机构的设置上体现了仲裁的民间性特点。我国原有的仲裁机构大多数设置于行政机关之内并依附于行政机关，由于其在人员配备、经费来源和日常管理等方面受到行政机关的制约，缺乏独立性。这种仲裁实际上是一种行政裁决制度，不具有民间仲裁的特点。新的仲裁制度改变了原来的做法，力求体现出仲裁的民间性。仲裁法第10条第1款规定：仲裁委员会“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第8条规定：“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4条规定：“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等等。这些规定改变了仲裁机构依附于行政机关的原有状况，体现了仲裁的民间性特点。
（四）确立了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的基本制度，使仲裁与审判脱钩。过去，我国经济合同仲裁实行的是裁审并举、当事人自择、一裁两审的制度，尽管后来制定的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著作权法已实行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的制度，但就我国整个仲裁体制而言并未根本改变。我国仲裁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第9条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规定所确立的我国仲裁实行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的基本制度，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一致，有利于及时解决争议，树立仲裁的权威性。
（五）确立了协议仲裁制度，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仲裁制度不同于诉讼制度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必须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支配，也即是否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以及整个仲裁活动如何进行，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实行协议仲裁制度是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基本的要求。我国仲裁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与此相适应，仲裁法还对仲裁协议的形式和内容、无效的仲裁协议以及对仲裁协议效力异议的确认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从而在我国全面确立起了协议仲裁制度，以此来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六）完善了法院对仲裁监督的具体方式。按照各国仲裁立法的通例，仲裁活动均要接受法院的监督，只是监督的具体方式和内容有所不同。我国过去只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法院可以对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监督方式，仲裁法新增加了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制度，并用专章对此作了具体规定，其中还设立了重新仲裁制度作为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之前的救济机制，从而使法院对仲裁的监督方式进一步得到了完善。
二、我国现行仲裁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
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仲裁法虽然对建立起我国统一的仲裁制度，改变原有仲裁制度的行政性质，并在促使其与国外仲裁制度接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功不可灭。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当时“对仲裁的认识和理解水平不够高，行政主导的观念未破除，思想不够解放未能大胆吸收国际经验”，“更多的是出于体制的原因，为了平衡各部门的既得利益”，因此，我国仲裁法“没有实现最初的良好愿望，在许多方面仍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仍与国际通行做法存在相当的距离”[2]，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干预仲裁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仲裁的民间性受到损害。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起源于民间，它是适应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解决纠纷的需要而自发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性质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而非“公力救济”手段。如果把仲裁解决纠纷同行政和司法解决纠纷混为一谈，不加区分，则仲裁制度便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即使仲裁制度独立存在也不能充分发挥其在解决争议方面的特殊作用。西方各国的民间仲裁制度，无一不是以仲裁属于“私力救济”手段的认识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我国仲裁法也试图改变原有的行政仲裁体制，树立民间仲裁的形象。除前面所述，在第8条、第10条第1款、第14条中对此作了一些相关规定外，还在第12条第2款规定：“仲裁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法律、经济贸易专家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法律、经济贸易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等等。但仲裁法又同时在第10条第2款中规定：“仲裁委员会由前款规定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这一规定，为政府主导和包揽仲裁机构的组建以及随后过多地介入仲裁机构的管理和干预仲裁制度的运作，提供了机会和理由。据了解，实践中，不但一些地方的仲裁机构按行政模式定级定编，确定主管部门和由政府提供经费补贴、办公用房，而且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大多数为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官员，仲裁委员会主任一般也由政府分管领导或其法制部门的主要领导兼任，每年的全国仲裁工作会议由国务院有关机构主持召开。还有的地方，由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发文推行仲裁制度。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重大疑难或者社会关注的仲裁案件，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仲裁委员会或者仲裁庭还要向政府部门的有关领导汇报，听取意见，等等。所有这些做法只能说明，我国现行的仲裁制度仍然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仲裁。如不彻底改变，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将会成为一句空话，仲裁活动的公正性将会受到社会的怀疑，仲裁制度将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未得到充分体现，不少规定有较强的诉讼化色彩。意思自治的本来含义是指，每一社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进行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主负责。在仲裁活动中实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应将仲裁协议视为仲裁的基石，有效的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二是仲裁适用的程序规则和实体规范原则上应当由双方当事人约定；三是决定仲裁程序中的主要事项如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审理的方式和结案方式以及仲裁保护的范围等 ，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可以说，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整个仲裁制度的基石和核心，也是仲裁与诉讼最根本的区别。离开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仲裁就会变味，仲裁就会成为诉讼的翻版。西方国家无不十分推崇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并使之在仲裁立法和仲裁程序的运作过程中充分地得到体现。我国仲裁法虽然也在贯彻当事人自愿原则方面作了一些规定，但由于思想保守，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仲裁范围的规定过窄。有关仲裁的主要国际公约和西方一些国家的仲裁立法，一般均将“契约性与非契约性争议”作为仲裁的范围，而我国仲裁法则将仲裁的范围限定在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较窄的范围之内，这显然不利于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二是对仲裁协议的要件要求过高。国际上对仲裁协议的要件一般是只要求当事人有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即可，而我国仲裁法则在第16条第2款中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备“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等三个要件。三是程序规定过于严格和死板，缺乏应有的灵活性。仲裁程序不同于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具有简便、灵活、快捷的特点。有关仲裁的主要国际公约以及西方一些国家的仲裁立法和仲裁规则还允许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自行选择仲裁程序，甚至可以选择仲裁所适用的实体规范。而我国仲裁法对仲裁程序如何进行则作了严格和繁琐的规定，没有赋予仲裁庭和当事人灵活进行仲裁程序的权利。例如，仲裁法第45条关于“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当事人可以质证”的规定，就过于死板，它不仅在仲裁活动中排斥了其他质证方式，而且为采用书面方式审理案件设置了障碍。这种完全雷同于诉讼程序的作法，体现不出仲裁的灵活性特点。当然，我国仲裁法更没有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规则和仲裁所适用的实体规范的权利。四是当事人对仲裁员的选择受到仲裁员强制名册制的限制。虽然有关仲裁的主要国际公约和西方一些国家的仲裁立法也实行仲裁员名册制，但他们所实行的仲裁员名册制是推荐性的，不是强制性的，当事人既可以在仲裁员名册的范围内选择仲裁员，也可以在仲裁员名册范围之外选择仲裁员。而我国仲裁法则是实行仲裁员强制名册制，只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员名册的范围内选择仲裁员，不允许当事人超出仲裁员名册的范围另行选择仲裁员。以上凡此种种，说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仲裁法中还没有充分得到体现。如不改变，无疑将影响我国仲裁制度发挥作用，违背立法的初衷。
（三）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的制度设计不合理。仲裁活动应当接受司法的监督，这是世界各国仲裁立法处理仲裁与司法关系的通例，但各国的情况不同，司法监督仲裁的程度和具体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我国仲裁法同时设置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撤销仲裁裁决的双重司法监督制度。立法者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仲裁工作中的失误”。[3]但从仲裁法实施8年多来的情况看，这种制度设计产生了诸多弊端，并没有完全实现立法时的初衷。一是仲裁司法监督制度重复设置，使仲裁裁决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并有损于司法的权威。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与撤销仲裁裁决制度的同时设立，一方面为当事人恶意对抗不利于自己的仲裁裁决提供了可乘之机，当其申请法院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还可以寻求第二次司法救济，申请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这势必使仲裁裁决长期处于效力不确定的状态，不利于实现仲裁追求效益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由于同一法院或者不同法院要对同一仲裁裁决进行两次司法审查，有可能得出前后完全不同的两种结论，这将会损害法院的威信。二是在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中，没有规定法院在撤销仲裁裁决之前应当听取仲裁机构或者仲裁组织的意见，不利于法院正确行使裁决撤销权。三是没有对重新仲裁制度作出具体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仲裁法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重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撤销程序。”这一规定的本意是给仲裁组织一次自行纠正仲裁裁决失误的机会，以维护仲裁的声誉。但由于对重新仲裁的范围、法院决定重新仲裁的条件、重新仲裁的期限、重新仲裁的仲裁组织以及重新仲裁作出的仲裁裁决与原仲裁裁决的关系等一些具体问题未作出规定，导致了各地法院对此在理解上的不同和操作中的各行其是。四是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实行双重标准，不利于我国建立统一的仲裁制度和我国仲裁制度同国际接轨。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只从程序方面进行审查，而对国内仲裁裁决的审查，既包括程序问题，也包括实体问题。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我国建立统一的仲裁制度，同时也与国际上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实行并轨的发展趋势不相符合。
（四）仲裁组织和仲裁机构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明确和不科学。根据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机构是指仲裁委员会。此外，各地仲裁委员会制定的仲裁委员会章程均规定，在仲裁委员会之下设秘书处作为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办理仲裁案件的受理、仲裁文书的送达、收取和管理仲裁费用以及管理仲裁档案等程序性事务。仲裁组织，则是指具体办理仲裁案件的仲裁庭或者独任仲裁员。如何正确和明确划分仲裁庭或者独任仲裁员 与仲裁委员会的权限，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仲裁制度的正常高效运作。然而，我国仲裁法对这方面的规定却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将仲裁管辖有确认权即仲裁“自裁管辖权”赋予仲裁委员会行使，而不是归属于仲裁庭。我国仲裁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该规定明确把对仲裁管辖的确认权赋予了仲裁委员会，而不是仲裁庭。这与国际上将仲裁中的自裁管辖赋予仲裁庭，而不是仲裁委员会的通行作法有明显差距。例如，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条规定，仲裁庭可以对自己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作出裁定。此外，英国、瑞典、法国、瑞士、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国也都确立了由仲裁庭“自裁管辖”的原则。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来源于双方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和对仲裁员的选任，仲裁委员会并未得到当事人的任何授权，却可以对管辖问题进行确认，不太符合逻辑。二是仲裁案件的处理权不是由仲裁庭独立行使，而是由仲裁庭与仲裁委员会共同行使。我国仲裁法第52条和54条分别规定，仲裁调解书和仲裁裁决书应当由仲裁员签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这说明，对仲裁案件的处理权是由仲裁庭和仲裁委员会共同行使。三是仲裁庭对仲裁程序的决定权体现不充分。仲裁权一般包括案件受理权、案件审理权和案件裁决权（或者案件调解权）。仲裁委员会只应行使其中的案件受理权，有关仲裁程序的其他事项，在仲裁庭组成之后，应当由仲裁庭决定，而不应由仲裁委员会替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充分发挥仲裁庭的作用。但我国仲裁法却将接受被申请人的答辩书、向申请人送达被申请人的答辩书副本、向法院转交当事人关于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的申请书、决定仲裁员应否回避等程序性事项交给仲裁委员会负责办理。实践中，仲裁委员会及其秘书处更是对仲裁程序事项的安排大包大揽，甚至某些重要的程序性事项还要报请仲裁委员会主任审批后才能进行。这种制度设计上的偏差，应当从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去寻找原因。
（五）条文过于简单，立法技术不够严谨，存在一些制度性的空白和漏洞。一方面，不少国家在仲裁法中普遍实行的一些重要程序制度，如临时仲裁、简易程序和司法监督的救济机制等，我国仲裁法均没有规定，使得我国的仲裁程序制度不完整和不成熟。另一方面，仲裁法仅有的80个条文中还规定了一些不该规定的内容，使我国的仲裁制度带有明显的诉讼化色彩。加之立法技术上的不够严谨，导致我国仲裁法的某些规定不合理，并存在一定的漏洞。
上述问题的存在，被有的同志批评为：我国仲裁法“在一定程度上悖离了仲裁的契约性本质，有仲裁之‘形’，而缺仲裁之‘神’，缺市场经济之‘神’，是一部‘先天不足’的法律”。同时，我国仲裁法生效之后，“在贯彻实施过程中，由于行政机关的过多介入和干预，实践中的《仲裁法》更加偏离了立法的初衷。《仲裁法》还是一部‘后天发育不良’的法律。”[4]
三、完善我国仲裁制度的思考
我国仲裁法实施8年多来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说明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已经成为必要，法学界和仲裁实务部门对此早就呼声强烈，并已有人提出了仲裁法修改建议稿。[5]但我国仲裁法到底应该修改哪些内容和怎样具体进行修改，意见尚不完全统一。笔者认为，修改我国仲裁法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先进的仲裁理念为指导，以市场化为导向，寻找仲裁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点，彻底摒弃仲裁的行政化和诉讼化色彩，全面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恢复民间仲裁的本来面目，坚持对仲裁协议要求和司法监督的宽容态度，淡化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区别，增强仲裁程序的灵活性、便捷性、兼容性与亲和力，促进仲裁员队伍的专业化和专家化，赋予仲裁庭独立的裁决权和对仲裁程序的决定权，实行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并存的制度。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仲裁法进行修改和完善：
（一）彻底排除行政机关对仲裁的干预，恢复民间仲裁的本来面目，保障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和仲裁活动的公正性。在这方面，一是不能由政府牵头组建仲裁委员会和由政府继续对仲裁机构提供经费、物质方面的资助，也不能由政府的某个部门来归口管理、指导仲裁工作并由政府发文来推行仲裁制度，而应当对仲裁实行行业管理，使之进入市场，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二是不能由政府或者政府职能部门的主管领导兼任仲裁委员会的主任或者副主任，而是应当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三是应对仲裁员的专业性和专家性提出更加明确的条件要求，不能降低标准。
（二）扩大仲裁范围，放宽对仲裁协议要件的要求。关于仲裁的范围，我国仲裁法将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作为仲裁范围的规定较窄，且易产生歧义，应参照有关仲裁的国际公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将当事人享有完全处分权作为界定仲裁范围的基本标准，规定“当事人有权和解的任何财产性纠纷”可以仲裁。[6]关于仲裁协议的要件，仲裁法要求必须同时具备“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三个方面的内容和当“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当事人又“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的规定过于苛刻，而应当按照国上通行的做法只将“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作为必备要件，其他事项不作硬性要求，以便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精神，支持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
（三）完善仲裁程序规则，充分体现出仲裁的契约性特点和解决纠纷简便、灵活、快捷的优势。对此，一是要取消诸如“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当事人可以质证”的死板规定，而应采取灵活变通的质证方式；二是要将现在实行的仲裁员强制名册制改为推荐名册制，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员名册之外选任仲裁员；三是应赋予当事人更多的程序选择权，包括选择仲裁规则和选择仲裁所适用的实体规范的权利，选择适用一般程序还是简易程序的权利，选择开庭审理还是书面审理的权利，以及选择开庭的时间、地点和协商约定办案期限等事项的权利；四是要修改仲裁法中某些脱离实际的不合理规定。例如，第57条关于“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第9条第2款关于“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就该纠纷可以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等规定，均有作适当修改的必要。
（四）明确仲裁机构与仲裁组织的职权划分，赋予仲裁庭独立的裁决权和对仲裁程序的决定权。一是要改变仲裁裁决书和仲裁调解书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由仲裁庭与仲裁委员会共同行使裁决权和调解权的做法，裁决书和调解书只由仲裁员签名即可。二是应将由仲裁委员会行使的“自裁管辖权”改由仲裁庭行使。三是应明确规定，仲裁庭组成后，有权决定有关仲裁程序的一切事项，包括开庭的时间和地点，使用的语言，当事人提交证据材料的期限等等，严格限制仲裁委员会的程序决定权。
（五）重构仲裁司法监督制度。根据其他国家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普遍采取宽容态度的发展趋势和从支持我国仲裁事业发展的思想出发，一是要改变现在实行双重司法监督的做法，取消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制度，将其合理的内容吸收到撤销仲裁裁决的制度之中。二是要完善撤销仲裁裁决制度，将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严格限制在违反仲裁程序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体现司法监督的有限性和形式性，并明确规定，法院在作出撤销仲裁裁决之前必须听取原仲裁庭的意见。三是对重新仲裁的条件、范围、期限、仲裁组织以及重新仲裁作出的裁决与原裁决的关系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便克服其随意性，增强可操作性。
（六）增设几项重要的程序制度。一是增设简易程序，以便适应仲裁追求效益价值目标的要求，体现出仲裁程序简便、灵活、快捷的特点。但应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审理方式、仲裁组织和具体程序等内容，作出具有操作性的规定，供当事人选择。二是增设临时仲裁制度。目前，大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和有关仲裁的国际公约，均对临时仲裁予以认可并作出规定。临时仲裁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精神和仲裁的灵活性特点，节省仲裁成本，提高仲裁效率。因此，在我国仲裁法中增设临时仲裁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临时仲裁涉及的仲裁员产生办法、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地点和仲裁所适用的程序规则等内容应当作出明确规定，以便具体操作。三是增设司法监督失误的救济机制。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仲裁的失误，保证仲裁的公正性，但谁敢保证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就不会产生失误。如果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所产生的失误得不到救济，同样会影响仲裁的公正性，并损害司法本身的权威。因此，设立仲裁司法监督失误的救济机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也与国际上通行的作法相一致。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失误的救济机制设计，可以考虑通过当事人提起上诉或者申请再审的方式获得救济，也可以同时规定这两种救济方式。
（七）进一步完善仲裁员的公正性保障机制。[7]仲裁的公正性是仲裁制度的生命力所在，而仲裁的公正性除了依靠仲裁机构的独立性、仲裁程序规则的科学性和仲裁监督机制的有效性来保障外，仲裁员队伍的优良素质以及对仲裁员行为的规范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仲裁员的素质，包括品德和业务能力两个方面的要求。品德方面的要求，主要体现为公正廉洁，不循私情，保持独立和中立，能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只根据良知和法律精神进行裁决，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左右。业务能力方面的要求，主要体现为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精通业务，办案能力强。为了保证仲裁的公正性，不少国家的仲裁立法和仲裁机构制定的仲裁规则均建立起了一套仲裁员的公正性保障机制，包括仲裁员的任职资格要求、对仲裁员行为的约束、仲裁员的培训制度和仲裁员的责任制度等等。我国仲裁立法和一些仲裁委员会制定的仲裁规则对此规定较为原则，且不全面，在修改仲裁法和制定新的仲裁规则时，应当予以加强和完善。一是要严格规定和执行仲裁员的任职资格条件；二是要严格规定和执行有关仲裁员披露和回避的规定；三是要加强对仲裁员行为的约束；四是要完善仲裁员的责任制度，包括违纪责任和违法的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五是要取消内部仲裁员制度，如果取消内部仲裁员制度有困难，也应加强对内部仲裁员的管理和监督，对其在本仲裁机构办案进行严格限制。
注释:
[1]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94年6月底，我国共有14个法律、82个行政法规和190个地方性法规对仲裁问题作了规定。
[2]赵健：《回顾与展望：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商事仲裁》，载于《仲裁与法律》2001年第1期。
[3]顾昂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草案）的说明＞》，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152页。
[4]赵健：《回顾与展望：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商事仲裁》，载于《仲裁与法律》2000年第一期。
[5]宋连斌、黄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建议修改稿），载于《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调解仲裁法范文4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及类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承包地的使用、收益、流转、调整、收回及承包合同的履行等事项发生的争议。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呈现出一些特殊性:一是纠纷数量上具有扩张趋势。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增值效应变得更加突出，一旦土地权益受到危害，当事人有较之过去更为强烈的诉求愿望，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逐年上升。二是诉讼主体多元化。伴随农村经济结构由单一性向多元化的转变，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方)与农户(承包方)发展为各类经济组织、公司等与承包人之间、承包人之间等更为复杂的关系。三是纠纷的类型的复杂性。农村土地纠纷比较复杂，大量纠纷以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冲突为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如合同、民事侵权;涉及乡(镇)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以及政府部门做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则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1］四是纠纷规模具有群体性。农村土地纠纷大多涉及人员多，群体性特征明显，若不加以控制则矛盾很容易激化，容易引发或集体上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类型大致可分为: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通常是指以集体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为代表的发包方和以农户为代表的承包方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承包户签订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的合同;层层转包甚至一地多包，从中渔利而引发纠纷;违法收回已经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强行收回外出务工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农民及出嫁女等的承包地等。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近几年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逐渐上升，而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在所有纠纷当中占据了较大比例。主要表现为:参与流转的各方之间采取的方式和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或国家土地政策，致使流转合同无效;参与土地流转的各方不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不到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进行报批、备案、登记等不规范流转行为而引起的纠纷等。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即享有对该承包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我国《土地承包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发包人以及承包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实践中发包方的侵权主要表现为: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调整或者收回承包土地;违规干涉承包方的经营自;强令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进行土地流转;发包方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土地权益等。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内部分配纠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承包地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归集体组织所有，另外两种归所有人所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内部分配时发生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承包地征收中补偿对象的纠纷和分配方案差别待遇导致的纠纷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与民商事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纠纷仲裁，与普通民商事仲裁相比，有以下不同:
(一)仲裁机构的设置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可以在县和不设区的市设立，也可以在设区的市或者其市辖区设立。仲裁委员会由有关部门专业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市、县两级农业部门的经营管理站。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中，仲裁委员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二)启动仲裁的前提条件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当事人若想启动仲裁，一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双方签订过书面的仲裁协议，如果该仲裁协议有效，则当事方只能申请仲裁，而不能向法院;第二种方式是如果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仲裁协议，那么只要其中一方申请了仲裁，仲裁机构即可受理，可见，启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不以书面仲裁协议为前提，没有仲裁协议也可申请仲裁这种方式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所特有的。民商事仲裁则必须根据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具有自愿将有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意思为前提，否则仲裁机构无权受理。
(三)裁决的法律效力不同
与劳动争议仲裁相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并非双方解决纠纷的前置程序。另外，仲裁也不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便经过仲裁，但当事人如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裁决不具有任何效力，纠纷重新处理。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依照《仲裁法》的规定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将不再受理。裁决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的，另一方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行政依附性不同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民商事仲裁则完全实行民间仲裁，仲裁委员会虽然在相关人民政府的组织下由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但仲裁委员会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有观点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性质上应属于行政仲裁。［2］我们认为，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机构设置、管辖制度、仲裁原则、仲裁程序等方面与普通民商事仲裁有明显差异，但不能因此否定仲裁的本质属性，仍应坚持在仲裁基本法律制度的框架下，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特殊性，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解决机制。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困境
与诉讼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时效上的快捷性、程序上的简约性、成本上的经济性、解纷方式的非对抗性等优势和特点。这些优势和特点与我国农村土地纠纷涉及面广、季节性强、政策性强等具有兼容性和契合性。然而，就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纷方式而言，仲裁解决并未成为纠纷当事人的首选，仲裁案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中所占比例较小，究其原因，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纠纷当事人仲裁法律意识不强等原因，但更主要的因素还在于农村土地纠纷仲裁机制本身的问题。
(一)仲裁行政化倾向明显
首先，从仲裁机构设置来看，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在实践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由有关行政单位主管，有林业点的地方，由林业单位主管，非林业点的地方，由农业单位主管。通常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任调解仲裁委员会主任。调解仲裁委员会易变成行政单位的附属，集行政管理、仲裁为一体。其次，从仲裁的启动程序看，仲裁程序可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并不以双方当事人之间有书面仲裁协议为必要，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再次，从仲裁管辖来看，立法坚持属地原则，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构。这些都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从立法上就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行政化倾向最明显的危害莫过于对纠纷当事人要求公平正义权利的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机构大都设在行政职能单位，集行政办理权与仲裁权于一身，既具有行政权也具有仲裁权，这种双重性质的机构设置模式，使得仲裁难以依法独立进行，难以彰显公平、正义的仲裁价值，也有悖于仲裁的本质属性。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仍属于平等主体的民事纠纷，而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着重于平等、自愿，应当以意思自治为原则，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只要一方当事人提起就进入到仲裁程序，完全无视另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这样提起仲裁的体制设计一定程度上已经侵害到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也侵害到仲裁有关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有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符合正当性、迅速性和效率性的基本要求。［3］
(二)仲裁机构设置的随意性
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设置做了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设置的具体操作规则，加之对仲裁机构性质、定位的认识不统一，除了上述机构设置中行政化倾向较为明显外，还表现在机构设置上有一定的随意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颁布以后，少数地方至今未设立仲裁机构;有的将仲裁委员会设在县农业局，有的设在县林业局，还有的设置在县农经中心;仲裁机构与行政的依附关系也有所不同，有些地方的仲裁机构实质上就是行政机构的附属单位，有的直接表现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仲裁与行政职合二为一;［4］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的设置及分工上也欠缺规范、统一的做法。
(三)仲裁员准入机制的欠缺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员的条件、仲裁员的回避、法律责任等做了明确规定，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员制度是仲裁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然而，现行规定欠缺对仲裁员准入机制的规定，即仲裁员的遴选程序、遴选机构等。据我们了解，目前实践中的做法大都是经过简单培训即可获得仲裁员资格证。例如，陕西省农业厅关于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制度的通知规定“从事农村经营管理或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曾任法官、律师、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人公道正派、具备一定组织协调能力的农村干部或居民，可以申请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申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由申领人所在单位提供个人信息资料，报县级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审核发证。”①另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条件过于宽泛和原则，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特殊性及与此相适应的仲裁员资格缺乏立法针对性。
(四)仲裁与诉讼衔接不畅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之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即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实行有别于民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一裁两审”制。笔者认为:“一裁终局”是仲裁的基本特征。当事人若将经仲裁后的纠纷再次诉至法院，法院则完全按照处理一般民商事纠纷的程序，重新立案进行审理，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完全不受仲裁裁决的约束。且审理期限长，重复劳动多，审理的结果还有可能完全仲裁裁决，使得执行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一裁二审”制度不仅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职能，还使纠纷穷尽所有解决手段，无法体现仲裁便民、快捷的优点，在仲裁和谐功能上大打折扣。此外，仲裁与诉讼衔接不一致还表现在:受理范围不一致。民事诉讼受理的农村土地纠纷主要是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及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等，对于承包经营权的确认纠纷则不予受理;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受理范围则比较宽泛和灵活，因受案范围不统一，会造成仲裁裁决后当事人不服向法院，法院不受理的情形;适用法律不统一。土地仲裁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也可以依据相关政策等进行裁决，而法院判决只能依据法律、法规;证据收集与保全、执行等程序缺乏相互配合与支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庭如果需要证据保全、先予执行、调查取证等，仲裁机构本身无权进行，必须向法院申请，但在实践中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和配合，而仲裁庭所获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因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限制等因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院对执行仲裁裁决不予重视;仲裁裁决生效后，若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另一方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法院一般不予重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很难通过法院的执行程序得到落实。［5］
四、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厘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性质，树立现代化仲裁理念首先，从立法渊源看，1995年颁布的《仲裁法》第77条虽然将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排除在民商事仲裁范畴外，但其历史局限性已深刻显现。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实行的，农户通过与具有行政职能的生产大队签订合同，其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合同，解决纠纷采用具备行政性质的相关方法更为妥当。随着社会的发展，承包主体早已突破集体内部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农业科技公司，农村合伙等农村承包主体多元化主体的出现使土地承包更加现代化、国际化，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定位于行政很难适应现代化、国际化需求。其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所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受案范围也可看出，土地承包纠纷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承包权发生的权属争议、侵害农村土地承包权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流转合同，无论是发生在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还是发生在承包方之间以及承包地的流转双方当事人之间，其在性质上都是民事争议，体现了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虽然有一些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的特殊性，但其纠纷性质仍应属于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作为解纷手段或机制的仲裁，其性质上仍属于民事仲裁而非行政仲裁。再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的开庭、裁决和送达等。其立法框架，内容和程序设计，基本上是以《仲裁法》为“母法”的，［6］因此，我国民事事仲裁的基本理念毫无疑问应该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理论支撑。200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工作步入法制轨道。毫无疑问，将仲裁体制引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处理机制中是我国的一大创举，仲裁也因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多元化处理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行仲裁制度进行“去行政化”改造，回归仲裁民间性、自主性之本质，在民商事仲裁框架下构建合理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制，充分发挥仲裁程序优点，用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来推动和谐农村的建设，正是和谐社会的追求和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抉择。
调解仲裁法范文5
ADR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意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原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1]ADR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不断遭到反对和非议，即使今天，人们对其态度仍然褒贬不一，但ADR已被世界各国所广泛应用，其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纠纷解决的一大趋势，这一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一、美国ADR的兴起的原因
ADR的实践古今有之，但ADR这个概念起源于美国。
在美国，法律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美国人的权利意识非常强，一旦发生纠纷，美国人习惯于诉诸法院，在这样的法律文化中，为什么自20世纪20年代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引领了世界ADR的潮流，大力推崇ADR？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应从诉讼和ADR二者本身寻找原因。
(1)诉讼的无奈。20世纪后半叶，美国民事诉讼出现了严重的诉讼迟延现象，再加之诉讼的僵化性和对抗性等固有缺陷。美国民事诉讼面临危机，美国的司法体制非常注重程序正义，一个案件自法院受理到判决乃至执行，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在民事案件激增，司法规模没有明显改变的前提下，势必造成大量案件积压，诉讼迟延。1991年对39个市区州初审法院的研究发现，在其中12个法院中，至少有90%的案件在后两年内结案；在其中3个法院中，超过50%的案件持续超过两年仍没有审结，在这3个法院中有1个法院96%的案件持续超过一年结案。[2]同时,程序的正式性使得诉讼不能针对具体的案件做出灵活的反应，而只能亦步亦趋地依法执行，在大多案件中显得僵化。美国司法体制采用当事人主义，对抗性是其显著特征之一。这种对抗性诉讼与程序的正式性相联系，双方当事人剑拔弩张，激烈对决，难免不伤及情感和尊严。另外，诉讼成本高昂也使许多当事人望而却步。学者普遍认为，诉讼成本高昂是美国民事诉讼制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3]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的民事案件迅速增长，远远超出法院的承受能力，这种现实被形象的称为“诉讼爆炸”。美国学者戴维・派克在其《当代美国的诉讼浪潮》一文指出：“现在各个阶层的美国人都被深埋在堆积如山的诉讼案件中。”[4]从诉讼案件总量来看，联邦法院1971年为12.6145万起，1980年为18.9778万起，1985年则增加到27.367万起，就案件增长率而言，从1960年到1975年的15年间，案件增长率高达106%，而且这种增长率还处于持续上升中，对州而言，从1984年到1990年美国人口增长率为5%，但在这一期间内各州法院提起的案件增长率为18%。[5]1996年，在联邦法院提讼的民事案件从1960年的7.1万件上升到26.9999万件，增加近三倍。但在美国，大部分民事诉讼只在州法院系统中处理的，州法院处理了全国民事案件的90%。1993年在州法院提起的民事案件高达1460万件（不包括家庭关系案件）。[6]
在诉讼爆炸的同时，美国法院的规模却基本保持不变。面对诉讼爆炸的危机，解决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扩大法院规模，二是发展ADR，但出于维护法院权威，树立法官形象，节约司法资源等考虑，美国从未用过第一种方法。
（2）ADR的优势。首先，灵活而实用，相比诉讼，ADR最大的优点是灵活，针对不同的案件，当事人可以随意选择适当的ADR方式，比如在涉及隐私的案件中，当事人可以首先选择谈判解决，这样就使当事人的隐私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在商业案件中，当事人可以依据仲裁协议选用仲裁程序，这就可以让当事人选择专业性的仲裁庭和仲裁员，避免了使纠纷由可能不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官裁决的风险，同时对于解决纠纷这项诉讼的主要功能，ADR完全可以胜任。
其次，成本低。因为美国诉讼费用中并不包括律师费用，所以其诉讼费用并不昂贵。在美国进行诉讼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律师费用过高。美国没有法定的律师费用制度和标准，普遍采取的是按时间收费或实行胜诉酬金制的律师收费制，就前者而言，律师每小时收费通常在100-500美元之间，就后者而言，胜诉酬金通常占判决数额的三分之一左右。[1]相比之后，ADR的成本很低，许多ADR方式如调解，谈判等，几乎不需要律师介入。
再次，对抗性弱。ADR强调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主张双方相互妥协，相互推让，平和地解决纠纷，与诉讼的对抗性相比，ADR能更好地保持双方当事人间的友好，“有利于维护需要长久维系的商业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维护共同性的凝聚力和社会的稳定”[2]，也易于双方当事人接受纠纷解决结果。日本著名法学家棚濑孝雄有过精彩的论述：“由于强调权利排他的绝对的归属，所谓依法的解决常常导致当事者之间发生不必要的感情对立，不仅不能助长合理解决问题的态度还会引起当事者之间的长期不和。尤其是在持续的相互关系下发生的纠纷，或者在解决要求当事者一方长期持续的履行义务的情况下，这种依法的解决更成问题。”[3]
另外ADR还有保守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当事人参与性强等优势。
二、美国ADR的发展历程
范愉教授将ADR分为传统型和现代型，所谓传统型非诉讼方式，并不意味着这些诉讼解决方式都是直接从传统社会脱胎而来，而通常是指那些基于本国的实际情况，根据社会成员传统习惯和法律意识，适应特定历史时期纠纷解决的特点和需求所设计制定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程序。因为这种形式往往是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吸取素材，以特定的文化传统为理念，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从传统社会向现在社会过渡的权宜之计的特征，故称之为传统型。其经典的形式是仲裁和调解。所谓现代型ADR是指那些与传统无直接关系的，基于现代社会纠纷解决实际需要产生发展而来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4]现代型的ADR以美国为中心，但美国对待ADR的态度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美国法学家弗来彻对此有着精辟的论述，“替代性纠纷解决办法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有其历史渊源，但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接受替代性纠纷解决办法还是在1925年通过《联邦仲裁法案》之后，1925年以前，美国法院一直对替代性纠纷解决办法持排斥态度，要么拒绝执行其决定，要么把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看成是可任意取消的。自从《联邦仲裁法案》通过后，最高法院做出一系列决定，鼓励使用和执行替代性纠纷解决办法达成的协议。1983年最高法院决定：若当事双方对某争议是否可由仲裁解决存在异议，则法院应判决由仲裁解决该争议。现在美国联邦法院正积极地使用替代性纠纷解决办法，通过尽早解决争端来改善法院的诉讼程序。”[5]
1976年，联邦最高法院首法官沃仁・伯格召开了讨论美国民事诉讼中高成本和低效率的全国性问题，即著名的“庞德会议”，呼吁发展诉讼外解决机制，[6]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对ADR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的一个象征。1990年12月，美国制定了《民事司法改革法》，揭开了美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大幕，为了解决美国民事司法面临的诉讼迟延、费用高昂等危机，该法采取了两大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发展ADR。同年，国会通过了两部旨在增加联邦机构使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的法规――《行政纠纷解决法》和《谈判型立法法》，前者明确授权和鼓励行政机构广泛使用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技能，后者类似地授权和鼓励这些机制使用协商谈判的立法方式以代替在《行政程序法》中对抗式的立法方式。[1]1998年《ADR法》出台，该法要求每个联邦地区法院都要依据当地的规则建立自己的ADR项目，并要求诉讼当事人在每个案件中都应当考虑在一个合适的诉讼阶段使用ADR。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直接以ADR命名的法律，该法的出台极大地推动了美国ADR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
近年来，总统也在支持和鼓励ADR的利用，1991年乔治・布什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律师接受ADR培训，克林顿总统则进一步要求律师向当事人提出使用ADR解决纠纷的建议。克林顿曾要求联邦政府机构加强对ADR的使用，并设立了一个跨部门的ADR工作小组，负责监督这方面的工作。[2]
另外，美国大部分法律院校的法律课程中，都已开设ADR课程。
在实践中，只有5%的案件真正进入审判程序，其余95%则在审判前就被判决了。由此可见美国ADR在纠纷解决中的强大能力，也可看出ADR在美国的广泛应用。以致有美国学者指出可将“诉讼”作为“替代” ，而将ADR作为“正常情况”。[3]“非诉讼纠纷方式便广泛的融入现在的司法结构中，不仅如此，大量的替代性方法是通过立法程序创立起来的。从而使当前解决纠纷替代方法制度化这一趋势得以强化。”[4]
三、调解
20世纪70年代，ADR运动在美国兴起以后，调解更加受到青睐。公众对调解的鼓励也迅速扩张，大量的公众资金被用于资助调解项目。[5]调解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ADR方式之一。
2002年美国律师协会和统一各州法律全国委员会通过了《统一调解法》，当前，该法已在内布拉斯加州、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和俄亥俄州施行。目前，美国涉及调解的州法规和联邦法规已超过2000部。[6]几乎所有的州都有这样的共识：通过调解解决争议所体现的利益要高于把全部证据提交法庭而获得的公共利益。[7]
以法院是否介入为标准，可以将美国的调解分为法院附设调解和法院外调解。其中法院附设调解非常富有特色，成为其他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法院附设调解是指在诉讼程序中设置调解程序的一种体制。根据案件所处诉讼阶段，可以将法院附设调解分为诉前调解和诉中调解。诉前调解多为非强制性的，如夏威夷最高法院超出法院受理案件范围为一些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有关公共政策的纠纷提供调解人[8]，但也有些州规定强制调解为提讼的前提条件。诉中调解通常在证据开示接近尾声时进行，调解员作出调解方案，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以及法院的审查后，调解员可以做出正式裁定，该裁定具有拘束力，如若当事人并未表示同意，又未在一定期限内（通常为30日或40日）提起异议，该裁定自动产生拘束力；否则，调解失败，案件由法庭继续审理。[9]
法院外调解[10]。多数人认为1976年4月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召开的庞德会议（Pound conference）正式开启了美国现代的调解运动。庞德会议之后的几年里，大量的实验性调解中心建立，最早的三个近邻司法中心（Neighborhood Justice Centers）由法律执行援助部门（LEAA）赞助，设在亚特兰大、洛杉矶和堪萨斯城，三个中心都选择了调解程序。调解中心无论在纠纷解决能力还是在当事人对调解的满意度方面，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在过去三十年里，社区纠纷解决中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中心开始处理严重案件，绝大多数中心更名为“纠纷解决中心”（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s）。许多州都设置了提供调解服务的全州网络中心，同时设立地方中心或专业中心。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全国社区调解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munity Mediation, NAFCM）成立于许多年前，它扮演了一个协调者的角色，并且推动社区调解的发展。
截至2006年约有1.95万人在550个社区调解中心进行调解，受过社区调节项目培训的公民超过7.6万人，每年大约有9.75万件纠纷案件提交解决，调解案件超过5.45万件。典型的社区调解项目约有1名到2名职员和30名活跃的调解员，每年接受约150个案件，其中大约85%的调解能达成协议，95%的参加者表示今后会继续选择调解。[11]
调解已经对法律纠纷和诉讼案件的进程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并且调解正在成为许多纠纷当事人进行的第一道程序。[12]实践表明，调解在美国的ADR中发展最快，并已成为美国ADR中的主力军。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发展，调解必将在未来美国的纠纷解决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仲裁
仲裁在美国ADR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诉讼，即一个中立第三方听取双方的辩论，然后作出一个最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裁决，并且此裁决可由法院予以强制执行”[1]。据美国学者称，联邦法院系统接受ADR还是从仲裁开始的。
美国的法律采用双轨制，其仲裁法也不例外，美国仲裁法包括联邦法和州法，联邦法以1925年制定的《联邦仲裁法》（FAA）[2]为主，州法以1955年制定的《统一仲裁法》（UAA）[3]为代表。FAA自从1925年颁布后，只做过几次修改，保持了应有的稳定性，其中1970年和1990年的两次修改较为重要。当前的FAA共三章31条，第一章“总则”，共16条，是在1925年原法的基础上修订的；第二章“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共8条，于1970年9月30日美国加入《纽约公约》后的第二天即31日增加的；第三章“美洲国家国际商事仲裁公约”，共7条，于1990年8月15日增加。[4]FAA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所有的海事和商事契约都可使用。虽然FAA并未规定详尽的仲裁规则，但该法已经规定了从仲裁协议、仲裁员到当事人，以及仲裁裁决等事项和程序。近年来，修改FAA的呼声甚高，但何时修改仍无日程表。
UAA于1955年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通过，1956年修订过一次，最新修订是在2000年（修订后简称RUAA）。其在美国各州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有49个州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统一仲裁法》。目前已有15个州批准RUAA，另有三个州正在讨论采纳。[5]《统一仲裁法》虽名为法，但其并非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是由民间机构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制定，供各州采用或制定仲裁法时参考的模板，但由于联邦仲裁法的相对简陋和滞后，《统一仲裁法》对推动美国仲裁的发展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UAA共25条，对仲裁协议、仲裁员、仲裁审理、仲裁裁决、仲裁费用等事项作了规定，2000年修订后，RUAA增加到了33个条文，其内容更加完备，法律语言更加精确。
在1955年制定UAA时，对于一些现代仲裁的问题没有规定，这也是要修订的原因：（1）由谁决定纠纷的可仲裁性和以什么样的标准决定；（2）法院或仲裁员是否可以提出救济措施；（3）一方如何启动仲裁；（4）仲裁可否合并；（5）仲裁员是否需要披露可能影响公正性的事实；（6）仲裁员是否有权命令进行调查、颁布保护令、决定即时处理（summary disposition）的申请（motion）、主持重新审讯会议和管理仲裁过程；(7)仲裁员或仲裁机构豁免民事诉讼的范围；(8)仲裁员或仲裁组织的代表是否需要在另一仲裁中作证；(9)法院何时执行仲裁的先决裁决（pre-award）；（10）仲裁员可以判决何种救济措施，尤其关于律师费、惩罚性损害赔偿或其他类似救济措施；（11）法院什么情况下能对律师费、仲裁费、仲裁组织费作出判决；（12）什么时候能判决律师费和上诉费；（13）UAA哪些部分不可以弃权，保证对双方公正的重要事实实行保护,尤其在双方诉讼能力严重不对称时；（14）电子信息和其他现代科技方式在仲裁过程中的使用。[6]修订后的RUAA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如：第四条不可放弃条款；第八条临时救济条款；第九条仲裁启动条款；第十条独立仲裁的合并；第十一条仲裁员的任命；第十二条仲裁员披露义务；第十四条仲裁员豁免权；第十八条法院强制执行仲裁员作出的先决裁决；第三十条电子记录或签名等。[7]RUAA是新时期美国仲裁制度发展的结晶，体现了美国仲裁制度的发展趋势。
在两部仲裁法推动美国仲裁发展的同时，还有一个机构，在美国仲裁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就是美国仲裁协会（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AAA）。该协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冲突处理和争议解决机构，成立于1926年，总部设在纽约市，在美国有34家办公室，还有两家国际中心分别设在纽约和都柏林。协会2004年处理15.9万宗案件，2002年处理23.0255万宗案件，其拥有大约8000名调解员和仲裁员的独立专家队伍来审理案件。[8]除美国仲裁协会以外，美国比较著名的仲裁机构还有美洲商事仲裁和调解中心（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 of the Americas, CAMCA）、美洲国家间商事仲裁委员会（Inter- Americ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Commission, IACAC）等。
另外，和法院附设调解类似，美国也存在法院附设仲裁，“用于处理诉讼标的额相对较低而法律争议比较复杂或新奇，或者法律争议明显比事实争议重要的案件，该项制度是强制性的”[9]。1985年，美国有16个州和11个联邦地区法院批准实施“附属于法院的仲裁”计划。[10]1996年由普拉平格（Plapinger）和史天斯特拉（Stienstra）的研究发现33个州和22个联邦地区法院提供了强制性的附属于法院的仲裁。[11]
调解仲裁法范文6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劳动纠纷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法律依据】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