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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范文1
司马迁作《史记》“成一家之言”，《史记》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每一件事件，除了基于史实之外，更多的是寄寓了司马迁本人的主观思想，融合了自身特殊而深沉的情感，渗透了他对人生、对生死全面透彻的理解与感悟。所以我们读《史记》，评析作品里面的人物形象时，都是在读司马迁的故事，在读司马迁本人。
一、司马迁身世以及经历对《史记》生死观形成的影响
司马迁忍辱含垢作《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姑且不论其在文学界、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单就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就不可胜数，我们也从中获益良多，其一言一行都传递着一种悲壮，从他本人身上就可以读出他对于生死的态度。
（一）以生死争正义，史官的抉择。史官是封建王朝中最为奇特的官吏之一，他们为前代的历史做出客观的评价，而他们存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加强王朝的控制力。史官这种官职并没有什么实际职权、反而有不小的风险，也因此成为了能够左右世人思想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从他数十年著史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史官是他最为认同的身份与角色。
（二）为忠臣义士辩护。对于李陵这件事，司马迁一直是心有余悸的，对同朝为官的同僚们的那样一种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充满了愤慨，同时对李陵本人，他也充满了同情。当汉武帝召问司马迁的时候，他便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坦率地说了他的看法。司马迁说出了肺腑之言，这也为自己的活罪埋下祸根。
敢于说真话，勇于说实话，太可贵了，只是源于他有一颗正直的心，一个刚正不阿的灵魂，这才能让他永不朽！
（三）含恨承志著青史。人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是要让它闪光，要死得有价值。一个人若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而待后人评说，仅仅以一死来抗争黑暗，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无异！”司马迁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决心以最大的毅力来完成《史记》。
二、《史记》中蕴含的生死观
《史记》中描写了众多人物，这些人物身上都有司马迁给他们贴的特定“标签”，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牵动着司马迁的心，这些人物的生死抉择不尽相同，本节将从人物命运的角度来分析《史记》中所蕴含的生死观。
（一）讲求道义精神，甘心为知己者死的生死观。《史记》中充斥着一股蓬勃的道义精神。这也是司马迁的文化人格在作品中的折射。道义精神在《史记》中是指一个人在行动中必须尊奉的基本准则，是上古文明积淀下来的一种理念精神。
鲁仲连为人重义，“好奇伟锻傥之画策”，好持高洁而不仕，喜爱替人排忧解难。他游于赵国，会秦围赵，而魏亲秦，魏将新垣衍欲令赵国尊秦国为帝。鲁仲连义不帝秦，面对辩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最终令新垣衍心服口服：“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他，他却再三辞让，终不肯受。后齐将田单反攻聊城，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仲连于是写信给燕之守将，动之以利害，使燕将自杀，聊城乱，不战而下。齐欲爵赏他，他却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言出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司马迁肯定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重道义，为知己者死，体现了士人们高昂的精神理念和讲情重义、知恩图报、勇于赴死的文化精神。
（二）“忍辱以求生”的生死观。和“士可杀不可辱”相对应的另外一种生死观是“忍辱以求生”，这样一种生死观讲究人生的价值、注重生命的质量，一时的屈辱算不了什么，痛定思痛，暂时忍辱来求得生存的伟大。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有时不得不使自己忍受在精神尊严等方面让人难堪的耻辱。
在这方面，司马迁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在被怀疑是有“诬罔”这样的“大不敬”的欺君之罪之后，司马迁其实是有两个选择可以免死的：一是入钱五十万赎死。正所谓“募死罪入赎钱五十减死一等”，二是景帝时所颁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许之。”司马迁因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于是只能在死和腐刑中做选择，他最终选择了腐刑。司马迁十分痛苦，陷入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话语一直萦绕在他耳畔，声如洪钟，使他不得不记住自己的使命。
楚国伍子胥，父兄都被楚平王杀害，他先是逃到郑国，后来由于太子建对郑国图谋不轨而事败，只好冒着凶险逃过昭关，在渔人的帮助下，逃到吴国，沿途乞讨，受尽屈辱。然而，深藏在他心中的复仇烈焰始终不灭，最后他终于干成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司马迁以欣赏的语气评价说：“太史公日：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
三、《史记》中司马迁生死观的具体表现
（一）面对死亡，从容坦然。项羽垓下战败，乌江不渡，自刎以谢江东父老，以殉霸业；伯夷、叔齐让国不就，及周伐纣，义阻武王，不为见纳，退而不食周粟，采薇作歌，饿死于首阳山；屈原生而具有“内美”，终身实践一个“修”字，然而却为小人所忌，被谗见疏，终为放逐，直至“伏清白以死直兮”（《楚辞・离骚》），“不毕辞而赴渊兮”（《楚辞・惜往日》），是为理想和高尚的节操而殒身；白起宁死不做败军之将；李广引刀自刎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
（二）善于权衡，明于生死。《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被楚平王所囚，楚平王以伍奢名义派人来召伍氏兄弟回郢，兄弟二人所面临的情势是一样的。于是兄弟二人分别做出了各自的选择，一个束手就擒回去陪着父亲一起死，一个杀出重围历尽磨难逃到吴国。在这里，伍氏兄弟考虑的就是怎样才能使生命呈现出更大的价值：日后能报大仇的，那就“活”下去，因此不必顾忌眼下被人视为大逆不道；日后无以有所作为的，那就不如现在“死”，还能落一个忠义孝顺之名。最终，伍子胥不仅报了杀父之仇，而且成就了功名事业。
四、结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两千年前，司马迁就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司马迁在人格尊严受到了巨大伤害面前，没有选择结束掉自己的生命，而是选择了延续自己的精神。保存自己的价值，用写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用“立言”的方式来践行人生价值。从《史记》文本中就可以窥探出司马迁生死观的特殊含义，这个时候司马迁创作的行为本身已经具有了生命意义，这个时候躯体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选择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并以此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程捷.试论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J].人文杂志， 2002（02）.
[2]刘道锋.从“史记”文本看司马迁的生死观[J].语文学刊， 2009（1）.
[3]张黎.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5（1）.
[4]时红明.“报任安书”，让你了解真正的司马迁[J].文学长廊.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2
关键词：语文课堂；文本解读；阅读教学；史记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7）03-0098-01
语文是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图画，文本阅读可以读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读出一幕幕各式各样的生活场景，读出一回回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阅读教学应该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和体验，感悟思考文本，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体验中受到熏陶和启迪。
一、学生对《司马迁发愤写》的疑问
《司马迁发愤写》是苏教版第十册中的一课，课文讲述了汉代史官司马迁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喜爱历史，由于得罪汉武帝遭受了残酷的刑罚，但他没有忘记父亲的临终嘱托，忍辱负重，耗尽毕生心血，历时13年，完成辉煌巨作《史记》的故事。这一课表现了主人公司马迁在遭遇奇耻大辱后，仍不忘使命的坚强意志与高尚人格，是培养学生责任感与面对困难坚强不屈的精神的优秀作品。全文内容概括性强，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司马迁的赞美。司马迁生活的年代距离今天是非常遥远的，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不足以解决学习过程中带来的疑惑，比如，司马迁到底犯了什么罪才遭到如此残酷的刑罚？文中出现的“宫刑”究竟是一种什么刑罚，使得司马迁因为受了这个刑罚竟然想自杀？《史记》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竟然让司马迁父子为之付出了两代人的心血？等等。
二、解读《司马迁发愤写》
语文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让课生动起来，更要让学生心动起来。因此，做好本课的文本解读就显得至关重要。围绕“发愤”二字，课文可以分为少年熏陶、临终受托、受辱发愤和完成巨著这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能很好地回答围绕课题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是司马迁为什么要“发愤”写《史记》？二是他又是怎样发愤写《史记》的？下面对文章的这四个部分逐一进行解读。
1. 少年熏陶
司马迁的父亲是朝廷的史官，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司马迁从小就深受其影响。文章开头就描述道：“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从小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下呼啸而去，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心里十分激动。”由此可见，司马迁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他喝着黄河的水，听着一位位英雄人物荡气回肠的故事，感受着黄河的奔腾不息，心目中自然就有了英雄与伟人的神韵。同时，再加上父亲的影响，使得司马迁从小就与《史记》结下了不解之缘。
2. 临终受托
司马迁父亲临终之时的嘱托场面写得很活：“司马谈临终之时，泪流满面地拉着儿子的手说：‘我死之后，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的，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哇！相信学生在读完之后一定会记忆深刻，这也应该是司马迁深深铭记在心的。“泪流满面”是父亲穷尽一生之力未能完成史书的遗憾和不甘，“千万不要忘记”是父亲临终心愿未偿之时的嘱托……这些深深震撼了司马迁，才让司马迁接过父亲手中的笔，继承父亲的遗志，真正走上了写史之路。
3. 受辱发愤
受辱发愤是整篇课文的重点，课文配备的插图使人物形象化：一间破旧的屋子，一张简陋的书桌，一盏暗淡的油灯，一地乱蓬蓬的稻草。这是遭受人生巨大打击的司马迁正在撰写《史记》，但是却在他的眼睛里读到了坚强、决心、忍辱负重。再看文中的“辩护”，可以让学生先说说它的意思，从而了解到司马迁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这样就能体会酷刑给司马迁带来的痛苦与冤屈。课文里没有讲明司马迁获罪的具体情况，这需要教师把相关资料呈现给学生，让学生知道司马迁身为史官而具有的正直品质。关于“宫刑”也是需要课前让学生事先查阅资料知晓的。让学生抓住“几次”“血溅墙头”“了此残生”等词语，深刻感受司马迁所受“宫刑”的残酷，体会他当时悲愤交加生不如死的心情。“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完成这部史书！”这段是司马迁心理活动的描写，是文中的重点句，也是理解的难点。教师要让学生反复朗读体会这一段话，明白这是悲愤交加的司马迁的心声，也是支撑他活下去的重要原因。
4. 完成巨著
教师要让学生从“13年”体会写作时间之长，从“52万字”体会字数之多，从补充的资料“《史记》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体会历史时间之久。此外，司马迁完成《史记》花了13年的时间，可是文章后面又说是司马迁的毕生心血，教师可让学生来质疑。同时，再从鲁迅先生对《史记》一书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让学生认识到《史记》是一部辉煌巨著，也是一部不朽巨著，从而让学生体会这是从侧面烘托司马迁的伟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在课堂为学生再现一幕幕精彩的历史，用知识的甘霖在每天的课堂上浇灌一棵棵幼苗，让真挚的情感碰撞在课堂的每一分钟里。
参考文献：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3
通过本课的学习，要了解和掌握史学家司马迁和《史记》；《史记》的价值和影响；乐府和乐府诗；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艺术成就等知识
通过对司马迁写《史记》的史实学习，培养学生严谨治学的学习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
通过欣赏和想象秦陵的地下军阵，感受当年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威武，树立起开拓进取的精神。通过欣赏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成就，认识到这是中华祖先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从而产生民族自豪感。同时培养学生的文物鉴赏力，增强文物保护的意识。
产生民族自豪感。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秦汉时期在史学、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它也是秦汉时期文化极度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学方面的《史记》，文学方面的汉赋、乐府诗，雕塑艺术秦兵马俑，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秦汉时期，我国史学、文学、艺术的大发展主要表现在：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著有不朽的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史记》，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乐府诗的名篇《孔雀东南飞》、《十五从军征》。气势磅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
重点分析：
1．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写史十分注重史料的真实性，文笔生动，体例完备。司马迁严谨治史的精神也为后世的史家所效法。《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成为我国历代王朝编写史书的典范。
2．秦皇陵兵马俑
这组大型艺术群像，气势磅礴，艺术表现手法高超，人物形态逼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地下艺术宝库，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这些文物古迹也反映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高超的科学技术、分析水平。学生应该重点掌握。
难点分析：
1、对纪传体这种史书体例的理解
主要是因为学生对于史书的接触较少，没有完整地读过几本史书，很难体会其中的差别；甚至连这些名称都没有听说过，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2、司马迁写成《史记》的主观客观因素
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政治稳定，文化也有新发展，为司马迁编写《史记》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另外，司马迁出身于史官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对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有一定的影响，加之他本人具有坚韧的意志品质。为了写成《史记》，司马迁忍辱负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史记》一书。通过分析，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成才意识及顽强的意志品质。
教法建议
一、司马迁和《史记》
1．教师讲解纪传体体例和通史的含义，并注意其与编年体体例和断代史的区别。
2．学习运用教科书中的有关内容，通过小组讨论“为什么司马迁能写出这样一部史学巨著”，说出从中受到的启示和感想。
3．《史记》的价值和影响，要从《史记》的写作特色入手，并引用鲁迅的话：《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二、秦兵马俑
1．建议运用一些图片或音像资料展示，使学生感受到地下军阵的壮观，并通过语言描述出来，激发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提问：“秦始皇为什么把如此规模巨大的军阵埋在地下、他的陵墓附近呢？”学生发挥想象，提出自己的看法。
教学设计示例
昌盛的秦汉文化（三）
--史学、文学和艺术的大发展
教学重点：司马迁和《史记》；秦兵马俑
教学难点：纪传体史书体例
教学用具：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过程：
[导入]提问：1.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的著作？2.佛教传入的时间？3.道教兴起的时间？总结引入史学、文学和艺术。
一、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西汉人，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著作《史记》。其体裁纪传体，纪指皇帝的传记，传指将相和名人的传记。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叙述了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二三千年的历史。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这样一部史学巨著？（让学生阅读书上内容，然后进行总结。）司马迁编写出《史记》这样一部巨著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要深人探究司马迁著《史记》成功的原因。①时代的呼唤。西汉从汉高祖的休养生息政策，经"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统治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进入极盛时期。这是汉朝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怎样才能长治久安，避免秦亡的悲剧重演，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时代呼唤一部能总结前人经验，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的历史巨著问世。②家庭的影响。司马迁的父亲是汉朝的太史令，即汉朝的史官，很想写一部历史著作，遗憾的是他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就病逝了。司马迁著《史记》，也是为了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③丰富的历史知识。司马迁20岁时，到全国各地游历，收集到大量流传在民间的珍贵史实，为他著书立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④发愤著书。司马迁因为得罪了汉武帝被处以重刑，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不仅勇敢地活了下来，而且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著作。
在史书体例中，最常见的是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它们的特点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编年体以时间为中心，纪事本末体以记事为中心。注意区分通史和断代史。
二、乐府诗
"乐府"为汉武帝时期始设的音乐机构，搜集各地民歌，经加工配乐，称为"乐府?quot;，其特点是形式朴素，语言清新活泼，感情真挚。西汉时乐府搜集各地民歌共有138篇，流传至今的只有三四十篇。代表作有《孔雀东南飞》、《十五从军征》。
三、秦兵马俑
秦汉时期艺术成就中的雕塑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为代表。
让学生阅读教材，找出以下的内容：第一，秦陵兵马俑的发掘；第二，秦陵兵马俑的壮观和宏大；第三，秦陵兵马俑的价值和发现意义。秦始皇陵位置：陕西省临潼县；规模：大（骑、步兵俑7000多件，陶马600余匹，战车100多辆）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4
韩兆琦：我认为，《史记》在经历了两千多年风雨后，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其进步的民族思想、卓越的经济思想、人民性的思想追求三个方面。
汉武帝一生发动的战争有伐匈奴、伐大宛、伐东越、伐南越、伐朝鲜、通西南夷等。其中除了对匈奴进行的战争属于正义自卫反击外，大多属于非正义的扩张掠夺。司马迁明著于史，其同情显然在被侵略、被掠夺的一方。司马迁是汉代被压迫人民与被侵略、被掠夺的少数民族共同的朋友。司马迁所宣传的这种各民族友好一家的思想深入人心，它已经成了两千年来团结、凝聚境内外各族中华儿女共同建设与保卫神圣家园的强大精神力量。
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虞四者并重，反对秦朝以来统治者一贯推行的“重本抑末”。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商人不是劳动者，他们不创造财富，他们被看作是对整个社会有害无益的。封建社会最理想的蓝图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国寡民。司马迁这种非常重要的经济思想，被压抑了两千多年。试想，如果从司马迁那个时代，真来一个“工农商虞”四者并重，那中国的古代史又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
《史记》与其他20多部“正史”的最大不同是司马迁不媚权贵，坚持实录，实事求是写历史。同时，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了大量的小人物，如游侠、隐者、食客、赘婿、卜者等。《史记》中有许多大人物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但这些大事件都是靠小人物的帮助完成的：信陵君窃符救赵是靠了侯嬴、朱亥；平原君能搬来楚兵，并坚守围城，是靠了毛遂、李同；孟尝君能脱离秦国，并在齐国干一番事业，是靠了冯谖等。因此若说司马迁给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立传，其实际目的就是为了表彰侯嬴、朱亥、毛遂、李同、冯谖等这些下层人物，我看也是可以的。
主持人：您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最独具的特色是什么？
赵明正：司马迁善于吸收前代史书的精华，把它们融汇包摄在《史记》中。如《春秋》“长于治人”的社会价值就为《史记》提供了精神范例。司马迁指出《春秋》具有“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特点，并努力继承它以“人事”为指归的精神，从“人”出发去考察历史，从而形成了独具人文特色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生活在思想界由百花齐放到群论一律的变革时期，尚能领略百家争鸣的遗风余韵，因此在文化观点上主张批判继承和兼容并包。梁启超就推崇司马迁是古代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于孔子之学，颇得力于《春秋》，西南学派（老庄）、北东学派（管仲齐派）、北西学派（申、商、韩）之精华，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时期种种旧思想，磅礴郁积，以入于一百三十篇之中，虽谓史公为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可见，先秦汉初文化中的民本思潮和理性传统是司马迁人文思想的深厚历史渊源。
但是，司马迁对先秦诸子是批判接受的，他批判的基准就是“人”。如他批评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认为他们礼节繁琐，不够通达，其着眼点是人。评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评墨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着眼点是人的感求，认为墨家的节欲思想有悖于人的天然本性。评法家“严而少恩”，是着眼于人的自由发展。对道家评价最高，肯定了它“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认为它有利于人的个性才能的发展。司马迁把“人”作为出发点，从人的生存和发展出发来审视、衡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这就与儒家的人伦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认为文化是人的先行规定，而司马迁则认为文化是为人存在、为人服务的。在儒家地位趋于独尊的文化专制时代，@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5
关键词： 葡萄 张骞 引入内地
一、引言
葡萄，《史记》《汉书》都作“蒲陶”，后来又有“蒲桃”、“蒲萄”、“葡萄”等写法。可见它是外来语的记音字，并不是中国原产。据考古资料，最早栽培葡萄的地区是小亚细亚里海和黑海之间及其南岸地区。中国栽培葡萄已有2000多年历史，相传为汉代人张骞引入。张骞将葡萄引入内地这一事件，第一次见于文献记载的是《齐民要术》①卷二“种蒜”引王逸曰：“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酉阳杂俎》也有载：“庾信谓魏使尉瑾，……瑾曰：‘此物实出于大宛，张骞所致。’”②这些记载很显然都把葡萄从西域的引入归功于张骞。直到今天，普遍的观点还是认为，葡萄最早是由张骞引入内地的。
张骞真的是引葡萄入内地的第一人吗？事实上，葡萄是否由张骞引入内地还存在多方面的疑惑。本文利用文献记载针对各方面进行考证。
二、葡萄非张骞所引
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中葡萄、苜蓿极望。”③通常从其中的关键词“始”理解，认为葡萄就是由张骞出使西域引进中国内地的。而《汉书・西域传》对此的说法也是大同小异：“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苜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苜蓿离宫馆旁，极望焉。”④通常也理解为，自西域之路开通后，汉朝统治者便让使者带回葡萄种子，引入内地。
实际上，长期以来，后人对《史记》、《汉书》等材料对此问题论述的理解都存在一定的偏差。《史记》、《汉书》原文只是讲到张骞经过大宛，知其地盛产蒲陶。“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⑤，“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⑥。不过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写在西域之路通行后。虽然到过大宛的使者不少，但论最出名的使者，当属张骞，也无怪乎后世将葡萄的引入归于张骞的功绩之一。这是后人对史料的理解存在“想当然”的态度。但是所提供的史料并没有明确地表示葡萄就是由张骞从西域引入内地的。
根据历史事实了解，张骞一共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39年。“……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逃遁而常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⑦，于是张骞就从长安出发前往月氏了。然而，途中经过匈奴时，被单于扣留。“经匈奴，匈奴得之，传旨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⑧。从中可以得知张骞在前往月氏的过程中被单于扣押了十多年，还娶妻生子了。后来张骞率部下逃出匈奴的看管，顺利来到大宛，“大宛……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⑨。张骞从大宛返国途中又被匈奴所阻，到了次年才脱险逃归。这一路一共经历了十几年，还历经两次匈奴人的扣押，相当坎坷艰辛，所以这次张骞是极少可能带回葡萄种子的。事实是，张骞回朝后，他所做的，只是“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⑩，将一路的见闻向汉武帝做了介绍，是否因此引入种子，并没有明确说明。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在前115年。武帝询问剿灭匈奴之计的时候，张骞“因言曰：‘……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11}。可见这次出使西域是为了加强与乌孙的联合，壮大汉朝的实力。张骞本人只到过乌孙，“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矾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12}。“岁余，骞卒。后岁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13}。张骞在乌孙国出使一结束，便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一年多之后就过世了。而此时汉朝与西域之间的交流开始日益频繁，由此引发的经济交往也更加密切，不排除葡萄种子引入的可能。但是并没有明确说明是由张骞带回来的。由材料可以猜测，当时忙于向乌孙国展示大汉王朝的张骞使团，也并没有引入葡萄。
可见，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根据历史事实的推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将葡萄种子引入中国内地的可能性都极小。
三、葡萄在张骞之前已经传入
葡萄具体是在什么时候传入内地的呢？《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中葡萄、苜蓿极望。”{14}此部分载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部分。据前人对这部分的研究，其认为《史记》的观点是：葡萄引入于公元前115年。
而在《汉书・西域传》中载：“（王）爱其宝马不肯与。汉使妄言，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连四年……又发使十余辈，抵宛西诸国求奇物……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官馆旁，极望焉。”{15}上引文记载“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的时间是李广利将军攻克大宛之后。同样据前人之言，认为《汉书》的观点是：葡萄引入于公元前101年。
因此，绝大多数人认为，葡萄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才引入中国内地的。除了前文已经排除的张骞外，不少人还持有“葡萄可能由汉使团中其他人引入”的观点。然而，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却出现了葡萄在张骞之前在内地已有种植的证据。
司马相如是汉代的辞赋作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引入了他的作品《上林赋》，其中有言：“于是乎卢橘夏孰，黄甘橙楱，枇杷柿，柰厚朴，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盘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园。”{16}此处描写的是位于荆楚之地的上林苑宏大的规模。这里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蒲陶”作为水果之一，与卢橘、柑橙、枇杷、柿子、杨梅、樱桃、荔枝等一起被罗列出来了。可见当时，葡萄已经传入内地。虽不敢确认它已经成为普通的日常水果，但是能够证明它起码在帝王之家有存在。
《上林赋》具体的写作年代没有明确记载。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是时梁孝王来朝……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会梁孝王卒，相如归……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17}由以上材料可知，司马相如于汉景帝时跟随梁孝王由家乡蜀到长安，几年之后完成了《子虚赋》。公元前144年，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蜀地。受到当朝天子，也就是汉武帝的赏识，请求为天子游猎作赋。之后便完成了《上林赋》，被封为中郎将。司马相如“为郎数岁”，被派回蜀处理事情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相如）乃著书，藉以蜀父老为辞……其辞曰：‘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18}由其时间可以推知，《上林赋》大约完成于汉武帝即位之初。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也大约在此时，只是中间经历了十几年才辗转回朝。也就是说，《上林赋》完成于张骞回到长安之前的若干年。假若张骞在第一次出使西域便能引入葡萄，也比《上林赋》所述的时间晚得多，更何况在当时引入的几率小之又小。既然如此，那么上林苑的葡萄，就不是由张骞出使西域后引入内地的。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葡萄的引入不仅不是张骞亲历所为，反而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葡萄就已经在内地种植了。
四、张骞之前的中西交流
实际上，内地与西域的交流，在张骞通之前已经存在了。《史记・匈奴列传》中多次记载了内地与西域的交流，“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于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19}。而《史记・西南夷列传》更是明确指出：“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史焉……”“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20}种种迹象表明，张骞以前，中国内地与包括匈奴、西南夷等地区都有使者、和亲等类似的较为频繁的交流，当然少不了与西域地区的交流。这些交流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将葡萄引入内地的可能性。
关于中西开始交流的最早时间，史学界颇有争议。在《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一书中，作者认为：“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条道路上已经有中国的丝绸、铜器大量地运往中亚，传去的还有中国的天文、历法。丝绸更通过那些游牧民族间接地传到更加远的地方，甚至欧洲。”{21}这种说法认为丝绸之路开始于春秋战国时。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指出：“包括吐鲁番在内的新疆大地，作为欧亚大陆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远远要早于公元前2世纪。”{22}因此，我们得知，在张骞之前中国很早就与西域有交流了。葡萄完全有可能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在内地种植了。只是相对而言，张骞出使西域更为人所知，其宣传和介绍使得葡萄大量引入，并在内地更广泛种植，因此在汉代逐渐普及开来。
五、结语
综上所述，葡萄已经被证明了不仅不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引入的，反而是在通西域之前在内地已有种植；史料也证明，推动西域与中国内地的交流，在张骞之前已有人为。所以，传统观点认为的张骞通西域，并将葡萄引入内地，并不真实可靠。
后世之所以把这一事迹归功于张骞，也许是因为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较为大力地推荐葡萄这种作物，使得葡萄开始在内地广泛种植。且由于记载的可供研究的资料较少，《史记》、《汉书》的记述则让后人产生了误解。
不可否认，张骞的确在推动中西交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见于《史记》《汉书》等文献中，他只是对西域的葡萄做了较为广泛的宣传介绍，确实推动了葡萄在内地的广泛种植。也许是因为较之其他使者来说，张骞的贡献更为巨大，所以后人把葡萄的引入这一功绩也归于张骞。虽然张骞的功绩彪炳千古，我们不能抹杀，但是也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辨析。
注释：
①转引自：石声汉校定，《齐民要术今释》1―4分册，1958年科学出版社。
②转引自：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明赵氏脉望馆本，卷18。
③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420页。
④班固，《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968页。
⑤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404页。
⑥班固，《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968页。
⑦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402页。
⑧同上。
⑨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402―2404页。
⑩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404页。
{11}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410页。
{12}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412页。
{13}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华书局，968页。
{14}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420页。
{15}班固，《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968页。
{16}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2261页。
{17}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2246―2250页。
{18}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2272页。
{19}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128―2132页。
{20}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2236―2238页。
{21}转引自：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22}转引自：王炳华，《访古吐鲁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08.
［2］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2008.
［3］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08.
［4］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中华书局，2008.
［5］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2008.
［6］班固.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2007.
［7］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华书局，2007.
［8］徐朔方.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6
我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教学探究时，不可浅尝辄止停留在“对人物既写优点，又写缺点”的层面，需点拨学生悟读出以下几个层次的含义：
一、表其美，现其恶，本真呈现
司马迁《史记》给人物作传，能够做到对传主既表其美，又现其恶，本真地呈现历史人物的真实。例如，《高祖本纪》塑造刘邦这一形象，司马迁如实刻画了其身上高瞻远瞩，有谋有略，虚心纳谏，善于用人驭人，能屈能伸，随机应变，头脑清醒，坚决果断等政治才干与优点。
同时，司马迁又非盲目歌功颂德，没有把汉代的开国之主描绘成“圣君”的形象，而是如实暴露了他本性中好逸恶劳、好酒好色、奸滑无赖、粗俗鄙陋、睚眦必报等毛病与弱点，还之以凡夫俗子的“人”的本相，做到了不隐讳其恶。
由此可见，作者如实叙事，如实写人，既表其美，又现其恶，还人物以历史的本来面目，本真地呈现历史人物的真实，不为尊者讳。
二、表美而不虚，现恶而不过，恰如其分
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赞》中，明确反对人们对历史人物“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的偏颇臆断。《史记》作传，表现人物身上的优点，绝非虚夸其美，而是恰如其分地以真实的史事来呈现。正如《高祖本纪》，用史实刻画刘邦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形象，但又没有把他描绘成无瑕的“圣君”，可谓美而不虚，褒而不过。
同时，表现人物身上的缺点，又绝不过分贬低，而是分寸恰当地以真实的历史细节来表现。《高祖本纪》虽然暴露了刘邦本性中好逸恶劳、好酒好色、奸滑无赖、粗俗鄙陋等毛病与弱点，做到了不隐讳其恶，但作者也只是以“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等简介及诈称“贺钱万”、举杯噱父等细节点到为止，绝不过分贬低，可谓现恶而不过，分寸恰当。
三、爱而不虚美，恶而不毁功，情史分明
司马迁作《史记》，其本人对笔下的某些人物是怀有深厚的爱憎情感的。然而，他却能够始终秉持着作为一个史官公正无私、求是存真的高尚史德，做到爱而不虚美，恶而不毁功，个人的情感爱憎与历史的客观公正泾渭分明。
《李将军列传》，李广是司马迁心中一个理想名将的形象，对其射技高超、作战智勇等卓越才干，对其廉洁爱士、为人简易等优秀品质，作者都寄寓了高度的欣赏与赞扬；对其有才不得施展、立功不得封侯、年老受辱于刀笔之吏，则寄寓了深深的同情、悲愤与痛惜。然而，作者的情感爱憎，高度尊重历史的真实，没有因自我情感去掩盖李广身上的缺点，而是如实记述了他杀害霸陵尉的史实，暴露其公报私仇心胸狭窄的一面。再者，作者虽写到李广机智善射，能冲锋陷阵、令敌生畏，却并没有把他美化成统帅三军之才和具有百战大功的形象，谨遵历史的真实。
又如，司马迁虽鄙弃刘邦性情中的奸滑无赖、粗俗鄙陋，却能够做到恶而不毁其功。《高祖本纪》充分肯定了他雄才大略的政治才干，肯定了他“汉行德功，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的事功，肯定了他作为西汉开国皇帝统一天下，“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的历史作用。这都可见司马迁爱而不虚美的分寸，恶而不毁功的公正，都可见其对人物对历史“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
四、“明是非”，“寓褒贬”，“采善贬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