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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我们看到，随着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特别是各种智能终端包括互联网应用的普及和应用，以及云计算、虚拟化的发展在提升企业生产力的同时，带来很多新的威胁和不确定性，这让我们很担心。
未来的信息安全要关注什么
基于我们的观察，2012年以下4点趋势有必要引起业界足够的重视：
一是BYOD（自带设备办公）给企业安全带来极大威胁。随着越来越多的80、90年代年轻人进入职场，自带办公设备已是一种趋势。好处是这些年轻人可能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但企业该如何管理却成了很大挑战，BYOD带来的安全威胁也就更大。而且，包括私人邮件在内的公私结合趋势，也给越来越多的企业带来很大挑战。因为没法管理，分不清公和私，一样会带来很大的安全威胁。
二是全新的云安全机制。我们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未来几年，很多政府机构、中小企业可能不会再雇佣更多的信息安全人员，因为没有必要，他会更愿意把安全外包出去，或者通过云的方式，进行云服务，把信息安全交给更专业的团队去管理。这绝对是个趋势，会有多快，我们不知道，但一定会到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有一个大企业客户，我问他的CEO，你们公司有多少安全专家？不到3个。他的信息安全问题更多是交给安全厂商去负责。
大型企业这样，中小企业更是如此。我们可以通过云方式为后者提供服务。那么，云计算到底是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非常值得我们探讨。也许从某个角度来讲，云可能会更安全，因为中小企业依赖云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对云服务商来说，只会帮助企业IT部门适应并挖掘更新的方法保护他们的企业系统与信息资产。
目前，很多企业在很多方面都应用了云服务，如财务、营销、邮件系统等等，都是不同的云。企业需要全新的云安全管理机制去管理这些云。云的问题要通过云的方式来解决。
三是全价值链的安全。现在很多商业模式都会涉及整个产业链，大部分企业会通过网络跟客户联系，提供服务。此外，还要与供应商、外包商、经销商联系并沟通，所以，只保护好企业自身的安全是不够的，我们的《互联网安全威胁报告》也指出，目前遭受攻击的对象，在职位上也越来越广泛。比如那些网络罪犯不攻击老板，可能攻击秘书，或与老板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对象。所以，全价值链的安全很重要。
四是构建全面的安全防护。安全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防病毒，从准入，到主机安全、审计，到加密，到认证，到授权，到数据中心的优化、虚拟化等等涉及方方面面。我们现在讲的安全，是全面的信息安全，绝非局部的安全。安全行业的希望也在于此。
安全外包是趋势
当然，安全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依赖的不只是技术。想要实现安全外包应注意几点：
一是技术基础。要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机制，宣传、培训也很重要，否则没法落地；
二是一定要用法律作为后盾。现在信息安全犯罪更多是因经济利益，所以相关处罚措施很有必要，如果法律跟不上，信息安全也不能做到彻底。所以，监管部门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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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有关公司治理制度的研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般认为关于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之间的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内部治理制度，有关其内在逻辑就是通过一定的机制去激励和约束人，这种机制称为制衡机制。共同拥有着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这部分人称为内部的利益相关者，而利益相关者之间所形成的契约就构成了现代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在企业的内部，这些利益相关者通过内部公司治理制度来实现利益的分配和相互制约。而在现代公司内部治理体系结构中，股权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司内部治理要实现其有效性，必然要求一个合理的股权结构的存在，所以股权结构不但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基础，而且必定是前提。在我国，股权结构不够合理是上市公司制度方面存在的最大缺陷，大股东经常会选择自利行为，可能会通过与其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甚至通过控制董事会来转移上市公司资源，来达到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这一目的。股权结构对大股东自利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股权制衡机制对大股东自利行为的制约上。本文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进行了相关研究，以期验证在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公司治理体系中，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到底是否能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文献回顾
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所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都曾经进行过这个问题的研究，格罗斯曼和哈特（1980）研究发现，由于存在 “搭便车”的动机，分散的股权结构不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产生积极影响，这是因为中小股东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动机，从而也不会积极影响企业的绩效。这一结论与杰森和麦克林（1976）研究结论有一定的一致性，他们指出内部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是呈正比的。史莱弗和维西尼（1986）指出股权越集中，公司绩效越好。但这一结论也曾受到过质疑，麦康奈尔（1990）研究了1000多家上市公司最终发现，公司绩效和股权结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丹尼斯和麦康奈尔（2003）的实证研究证据表明公司绩效和股权集中度以及股权制衡度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的股权性质有关。
在我国股权高度集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理论分析主要集中在对“一股独大”的担忧上，学者们纷纷主张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股权结构的分散化，并提出了很多国有股的减持方案。但我国的现实情况却不同于西方国家，相对于集中的股权结构来说，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会显著降低，这与西方相关学者得出的结论一致，主要是中小股东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心理，在这种制度下，对管理者监督的有效性也会明显降低，从而公司的绩效也会下降。徐晓东、陈小悦等（2003）的研究发现，企业绩效和股权的集中程度呈完全的线性关系。公司股权结构越集中，大股东所拥有的投票权就越充分，这样大股东就可以直接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产生重要直接影响，这样相对降低了利益相关者和高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公司绩效也会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股权集中度较高相对于股权分散的公司来说，大股东更有积极性去监管管理层，这是因为内部的剩余收益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更倾向于分配给大股东。
虽然大股东的存在在理论上能够有效改善或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但是大股东的存在也有可能造成其他一些对公司不利的情况，史莱弗和维西尼（1997）的研究认为当所有权高度集中时，就会产生大股东的控制问题，称之大股东的隧道挖掘行为。这是因为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第一问题慢慢的转化成了第二问题，即转化成了控股股东和其它大股东之间的冲突。约瑟的利益侵占理论指出，当大股东获得控制地位之后，他们就有动机寻求控制权的私人收益，为了实现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其会采取一系列的方式：如转移资产、在职消费、低效投资等。但这些转移过来的私有收益一旦被发现，就有可能遭到来自资本市场或者是证券监管机构的惩罚，从而也会带来声誉的损坏。因此，大股东很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的各种手段来隐藏其获得的控制权私有收益。为了有效地控制大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我们引入了“股权制衡”这一概念。“股权制衡”是指在公司中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控股股东，大股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并且共同拥有着企业的控制权。实际上，这种机制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公司实际运行机制中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博尔顿等（1999，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相互抗衡的机制可能会产生很多有利的经济结果。原因在于：一方面，一些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决策会被抑制，但一些会增加企业内部私人收益的决策会产生，而这些决策恰恰能够提高企业的效率。另一方面，相对于股权集中在某一个控股股东的企业而言，存在着股权制衡机制，一些有利的监督效应就会产生。黄渝祥等（2003）用股权制衡度表示股权制衡的程度，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度与公司业绩呈非线性的关系，其使用了股权制衡度这一变量来衡量大股东之间的制衡机制，当变量的取值范围在区间2-3时，股权制衡的效果最好。这一研究结论也肯定了股权制衡机制的积极作用。陈信元等（2004）的研究也有类似结果。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在2001年曾提出，“多股制衡”是比“一股独大”更好的股权结构。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股权越集中，公司绩效越高
H2：股权制衡能够有效改善上市公司经营绩效
（二）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深圳国泰安公司的CS-
MAR数据库，所使用的观测区间为2009和2010年，并针对这两年的数据进行了以下筛选：剔除了含B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原因在于B股和H股上市公司可能会面临境内和境外的双重监管，与A股上市公司的监管环境有所不同；剔除了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存在着行业特殊性；剔除了数据不全和数据明显异常的公司，最终得到2759个样本数据，其中2009年样本数据1261个，2010年样本数据1498个。
（三）变量定义 本文研究中的变量主要包括三类：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1）被解释变量。我国不少学者采用了西方文献常用的Tobin’s Q值作为评价公司和企业绩效的指标。使用Tobin's Q值的前提是股市具有充分有效性，但是研究表明，我国股市目前并不满足市场有效性的假设，这说明我国股市目前还不满足使用Tobin's Q值的一系列条件。但是本文选取的数据是2009、2010年这两个年度，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更加严格，我国上市公司已经不存在严重的会计操纵现象，因此可以使用最能反映公司经营绩效的会计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被解释文量。
（2）解释变量，主要从股权结构相关变量来考虑。这里考虑的指标有：第一，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指的是公司第1大股东所持有的股票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第二，股权集中度（CR10），用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来表示。一般而言， CR10越大，表示10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第三，股权制衡度（Z），股权均衡度指标，用来表示第1大股东与第2、3、4、5股东之间力量的对比。具体表示为第2、3、4、5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
（3）控制变量。一是公司规模（LNSIZE），公司规模越大，该公司的绩效对该地区的经济影响也会越大，受到社会关注的程度越高，相对来说，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小，公司经营绩效就越好。本文采用资产总额的对数作为公司规模的控制变量。二是资产负债率（DEBT），债务契约往往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和融资，从而影响到企业绩效。一般而言，负债率越高，则受到的契约限制就越多。因此，本文将资产负债率纳入到研究的控制变量中，采用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作为控制变量。三是成长性（GROWTH），本文以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表示，具体用公式（本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来计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公司绩效的ROE变量平均值为0.03776，最大值为28.6521，最小值为-79.8885，可见上市公司间公司绩效差异很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最高达到了85.23%，平均值是36.1353%，前十大股东持股之和平均数达到了55.0248%，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Z指数的平均值为0.5612，Z指数大于1的样本数为498个，Z指数大于2的样本数仅为72个，表明上市公司内部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并且所选样本中真正能发挥制衡机制作用的公司很少。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得到正确的回归结果，本文对所有的解释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 （FIRST）和前十大股东持股之和（CR10）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另外股权制衡度（Z）和第一大股东持股（FIRST）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的时候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模型Ⅰ与模型Ⅱ是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模型Ⅲ与模型Ⅳ是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四个模型的调整的拟合度都在17%以上，在大样本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模型具有了较好的拟合度，并且F值的显著性概率都达到了0.000，有力说明了模型的总体线性相关性是显著的。
（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从模型I与模型Ⅱ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Ⅰ中，FIRST前面的系数为正，而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可以解释为当第一大股东持股较大时，对上市公司就拥有了控制权，第一大股东的利益和上市公司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在模型Ⅱ中，CR10前面的系数也为证明，并且也在5%的显著水平上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说明随着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增加，公司绩效也是上升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股权越集中，大股东越会竭尽所能积极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能更有效地对上市公司的经营进行管理和监督，从而提高上市公的司绩效水平。因此验证了H1，股权越集中，公司绩效越高。
在模型Ⅰ与模型Ⅱ中，控制变量DEBT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与公司绩效负相关，GROWTH系数都为正，但是都不显著，LNSIZE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这些系数的符号以及显著性分别说明：随着公司负债比例的增加，会引起公司绩效显著降低；公司的成长能力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大，公司绩效也随着增大。
（2）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从模型Ⅲ、模型Ⅳ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Ⅲ、模型Ⅳ中，Z指数的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说明Z指数与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虽不显著从系数符号可以看出，股权制衡不但未对公司绩效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反而可能导致公司绩效的恶化，说明在我国股权制衡的积极作用没能得到发挥，与H2不符。
控制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都与模型Ⅰ、模型Ⅱ类似，也可以作同样的解释。
五、结论与展望
从本文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影响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股权集中程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相对于一般小股东而言，其他控股股东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参与公司决策和运营。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表明，随着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的缩小，股权制衡度提高，公司绩效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说明在我国公司绩效的促进因素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股权的集中程度，而股权制衡机制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使用的被解释变量是净资产收益率，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理论水平的提高，还可以使用其它代表公司绩效的变量来进行新的测试，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解释变量来验证本文的结论。由于各个行业股权结构、股权制衡及实际控制人的性质不同，因此若是分行业进行研究，可能会得出更有意义更符合实际的结论。
参考文献：
[1]Shleifer，A.and Vishny，R.，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
[2]Jensen M C， Meckling WH.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1976，3：305-360.
[3]McConnell，John and Henri Servaes. Additional evidence on equity ownership and corporat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0.
[4]Denis，D.，and J. McConnell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
n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03.
[5]Gomes，Armando，andWalterNovaes.2001.Sharing of Control as a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papers. ssrn. Com
[6]徐莉萍、辛宇、陈工孟：《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7]黄渝祥、孙艳、邵颖红、王树娟：《股权制衡与公司治理研究》，《同济大学学报》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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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玛丽。安妮。哈里森，高级副总裁。
委托人：张永宜、张斌，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文化艺术出版社音像大世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114号。
法定代表人：潘洪业，总经理。
委托人：李大中，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李浩，北京市版权事务所版权人。
原告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以下简福克斯公司）因与被告北京市文化艺术出版社音像大世界（以下简称音像大世界）发生侵犯著作权纠纷，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原告是电影作品《独闯龙潭》（COMMANDO）、《虎胆龙威》（DIE HARD1、2）著作权的合法拥有者。根据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1992年1月17日签订的《关于保护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以及1992年10月15日对中国生效的《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原告所拥有的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应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保护。原告在提起诉讼之前从未授权被告发行销售原告的电影作品，也未授权任何第三人许可被告进行同样的行为。原告发现近一个时间以来，被告未经授权而发行、销售原告拥有著作权的电影作品的激光视盘。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以录像、发行等方式使用作品，是对原告著作权的严重侵犯，应当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故请求人民法院：1、责令被告提供侵权制品的销售数量和库存数量；2、查封并没收被告未售出的全部侵权制品；3、责令被告向原告作出书面保证，今后不再发生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行为；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不低于5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5、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追究被告侵权责任所付出的费用。
被告辩称：（1）本案涉及的电影作品出版物商品，是深圳市激光节目出版发行公司出版、发行的。这一事实在该商品上已经明确标注。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2）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只有以摄制录像的方式使用电影作品才是侵权。著作权法没有规定经销、代销不能明确辩认为侵权出版物商品的，应负侵权责任；更没有规定经销、代销出版物商品须取得著作权人许可。著作权法第46条第2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的”，是侵权行为。因此，只有为特定目的、未经授权提供作品复制件的，才是非法的发行行为。发行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出售、出租行为将作品复制件直接提供给公众而实现其发行目的，也可以通过出售、出租等营销环节间接向公众提供作品复制件来实现发行目的。出版物的营销者，不一定是出版或发行者。原告指控被告“以录像方式使用作品”，是对法律的曲解。原告没有法律依据向非出版和发行人的被告主张权利。（3）被告仅是本案涉及的出版物的一家代销商，无法向法院陈述该出版物的全部销售情况。原告对该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及营销情况应当清楚，并应当向未经授权的著作使用人主张权利。原告仅因音像大世界是北京市内最具规模、最具影响的录音录像商品营销企业，就以音像大世界为唯一被告，任意扩大权利主张内容。其诉讼动机不良，不应予以支持。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福克斯公司是在美国注册的一家电影公司。福克斯公司于1985年、1990年分别对其制作的电影作品《独闯龙潭》（COMMANDO）、《虎胆龙威2》（DEI HARD2）在美国版权局进行了版权登记，获得了版权登记证书，拥有上述电影作品的著作权。
1994年6月6日，原告的律师在被告音像大世界购得深圳市激光节目出版发行公司出版发行的激光视盘《独闯龙潭》、《虎胆龙威2》。原告的上述购买行为经北京市公证处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被告对指控其销售和北京市公证处的公证无异议。被告提交的深圳市激光节目出版发行公司出具的证明表明，《虎胆龙威》是经文化部（1989）第118号、《独闯龙潭》是经文化部（1990）年第200号文件批准出版。被告还提交了海外文艺音像制品进口出版许可证，其内容不涉及本案电影作品。
被告音像大世界是依法经批准设立的企业法人，其经营范围包括国家正式出版发行的音像制品。被告所述其与深圳激光节目出版发行公司之间的代销法律关系，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
1995年11月，根据原告的申请，法院对被告音像大世界的帐目进行了证据保全，并委托审计事务所对音像大世界销售有关激光视盘的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论是：1993年10月16日至1995年10月31日期间，音像大世界经销情况为：（一）《独闯龙潭》进货21盘，金额4589.76元；销售20盘，金额5993.40元，存货1盘，金额218.56元，利润为806.40元；（二）《虎胆龙威》进货32盘，金额6539.04元；销售22盘，销售金额5603.40元；存货10盘，金额1987.20元，利润为469.04元。
原告对审计报告的意见是：被告销售侵权制品中的经营费用，是与侵权行为相联系的，故在销售收入中不应扣除经营费用，而应以销售毛利润作为其非法收入。即非法收入应当是销售收入减销售成本（进价）、税金后所得的余额。
被告未对该审计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审理中，原告明确表示由于不知道被告销售的激光视盘的制作时间是否在中美《关于保护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故对该激光视盘的制作者、出版者暂不起诉。本案只起诉销售商。
原告为本案诉讼支出的费用包括：（1）为取得证据而购买被告所售激光视盘的费用：《独闯龙潭》350.3元，《虎胆龙威2》350.30元×2＝700.60元，共计1050.90元。（2）为收集证据而作的证据保全公证费562.50元。（3）为诉讼文件所作的中英文相符公证费600元。（4）为诉讼需要付给翻译公司的诉讼文件翻译费用638.75元。（5）律师费4662.41元。以上共计7514.56元。
原告还提出被告应当赔偿预交的案件受理费和预付的审计费等共计1.9万余元。
上述事实有原告福克斯公司注册证明、电影作品《独闯龙潭》、《虎胆龙威2》的版权登记证明、北京市公证处第1219号证据保全公证书、音像大世界销售的激光视盘《独闯龙潭》、《虎胆龙威2》、审计报告、收费收据、音像大世界营业执照、出版报批说明、海外文艺音像制品进口出版许可证、代销说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证实。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音像大世界销售了根据原告福克斯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电影作品《独闯龙潭》、《虎胆龙威2》制作的激光视盘。该激光视盘的复制，系他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所为，故音像大世界的销售的上述激光视盘属侵权制品。这是本案的主要事实。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音像大世界的销售行为是否构成对福克斯公司著作权的侵犯？对此，应根据著作权法和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来认定：
从主观方面看，被告音像大世界销售侵权激光视盘是有过错的。被告认为其行为不构成侵权的主要理由，是其没有审查经销的激光视盘版权合法性的义务。国家版权局国权［1993］28号文件《关于为特定目的使用外国作品特定复制本的通知》规定，国际著作权条约在我国生效前，中国公民或者法人为特定目的拥有和使用的外国作品的特定复制本，在1993年10月15日后均应取得原著作权人的授权才能销售，否则，按侵权处理。音像制品的销售商不仅要遵守行业管理规定，而且要注意销售的音像制品是否可能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中国加入有关国际著作权公约、条约后，对于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外国作品，销售商在经营中更应该加以注意。被告作为音像制品的专业销售商，没有注意销售的激光视盘属于第三方提供的正式出版物，要求免责的理由不能成立。从客观方面看，由于中美两国签订了《关于保护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和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原告福克斯公司对电影作品《独闯龙潭》、《虎胆龙威2》在美国取得的著作权，也应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五）项规定：“发行，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因此，销售也是著作权法规定的发行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第（五）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是侵权行为。被在北京销售他人出版的侵权激光视盘，其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然，销售商在承担责任后，可以根据合同向出版者追偿。
被告音像大世界销售的激光视盘，虽然有文化行政部门的批准号，但是该批准号均是在《关于保护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和《伯尔尼公约》在我国生效前作出的，当时该部门并不审查版权许可问题。被告没有提供销售激光视盘已经经过版权许可的证据，故不能免责。音像大世界提交的海外文艺音像制品进口出版许可证，不涉及本案的电影作品，故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抗辩证据。被告所述其与出版者深圳市激光节目出版发行公司之间是代销法律关系，不仅因没有相应证据不能采信，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无论双方是代销还是购销关系，均不影响对第三方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
考虑侵权损害的赔偿，应当顾及被告音像大世界实施侵权行为的时间，销售侵权商品的数量，销售侵犯商品的损害后果以及侵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原告提出的关于销售侵权商品的利润中不应扣除经营费用的意见，具有合理性，应予采纳。因此原告的损失，可以按每张视盘原告应获的合理利润和被告销售侵权商品的数量来计算。原告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寻求司法救济时支出的合理费用7514.56元，也应当由被告承担。
原告的诉讼请求中有不属于民事判决应当解决的责令被告书面保证不侵权等内容，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11月26日判决：（1）被告北京市文化艺术出版社音像大世界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著作权的激光视盘。
（2）被告北京市文化艺术出版社音像大世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支付赔偿金20114.56元人民币。
（3）驳回原告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010元，审计费1万元，其他诉讼费用125元，均由被告北京市文化艺术出版社音像大世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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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全面发展；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本世纪前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人才。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才的重要任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他们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现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尽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而，如何实施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众多教育工作者殚精竭虑的事情，笔者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同时也是依靠人去做的工作，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人的认识，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是我们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科学内涵
在探讨“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命题之前，首先要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从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到近代的费尔巴哈等一大批思想家都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他们都把“人”扔到人生活的社会之外去理解，因此，“人”在他们那里是一个看不见的抽象物。只有在马克思那里，“人”才真正显露其面目，“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的，而这一切，都应在人的实践中得到理解。也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才具有有效性。由此，也才能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科学内涵有着比较科学的把握。
1．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里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的劳动。正是劳动使人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本质和存在的根据。因此，人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也正是劳动“使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就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就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从中，可以这么认为，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
2．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因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的发展也必然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诚如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发展取决于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这也表明，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个人的全面发展，而且表现人类的全面发展。
3．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人是现实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讲的人并不是栖息在社会之外的抽象的“类”和“种”，而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的存在。所以，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落实在每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人的个性是现实的个人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主要表现为个人活动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审视下的传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误区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时代的任务和主题。时代的任务和主题，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主题，因而重新审视传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审视下，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以下误区。
1．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定位上：以远期目标代替阶段性目标，造成目标的高不可攀与远不可及。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教育者根据社会的要求与人的发展要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在一定时期内所达到的预期结果。由于我国长期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思想教育目标也要求高度的保持一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常常以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所代替，按照以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所要的要求来实施任务。这样目标的设定没有结合大学生的知识水平、思想认识、身心发展的实际情况与阶段性特征，使得目标高不可攀，人们失去信心。
2．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与归属上：片面强调个人的社会价值，过分强调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心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目中无人”，使得工具性价值发挥到极致，忽视其目的性价值即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体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受我国传统的、片面的社会本位主义的影响，在教育中，存在着把个人的社会价值与人的自我价值人为的对立起来，片面强调社会价值，忽视甚至否定个人的自我价值。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集体主义片面理解为反个性、反个人利益的整体主义，甚至贬斥个人欲望、利益、自由。这种过分强调集体、社会、组织，淡化了个人；强化了个体的人身依附关系，抑制了个人的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
3．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观上：不恰当突出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教育对象过于客体化。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视教育者为惟一主体，思想政治教育被理解为教育者的活动方式，忽视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忽视个人的物质化、精神化的需求，把受教育者仅仅视为消极被动地接受教育的客体，使思想政治教活动内容的选择是单纯取决于教育者的能力和需要，受教育者成为没有独特能动性、缺乏创造自为性的“自然动物”。受教育者的过于客体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充分发挥其疏导人心理、激发人的内在积极性的功能，严重地挫伤受教育者的积极性。
4．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内容确定上：只重视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教育内容过于狭隘，陈旧。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等，其核心内容是理想信念教育、伦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几十年一贯制，教育周期长、信息量少，基本上是一种按部就班的循环教育。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人们普遍关注科学知识的学习积累，而思想政治教育只注重德育功能的发挥，忽视其智育功能，使其内容空洞化。同样，高校学生正处于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转折的关键时期，相对大学宽松的人文环境赋予学生更为强烈的成熟追求，进而也使得他们对于自身个性人格品德的形成，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渴望心理。然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突出培养听话、服从、谦恭、克制和无私的形象。因此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固然有利于社会的大学的安全稳定，却容易扼杀人的进取心和创新能力，压抑个人的发展。
5．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实施上：唯自上而下的灌输方式，途径单一。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被仅仅归附为“传道”即以强制灌输为中心。灌输教育方法指向性十分明显，即向大学生灌输社会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这些是一元的，它是一定社会、阶级培养人的手段。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再加上说服教育法运用不当，自然会引起学生对教育内容与教育行为的排斥，必然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的削弱。
三、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奠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石。当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工作要创新。要强化创新意识，弘扬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努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自我价值中的高层次需要，只有努力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极大地激发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才能使人更好的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为个人的充分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为每个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提供广阔舞台。
2．方式要得当。多样性、互动性的教育是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特征，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实质上是追求个体生命自然而和谐地发展，促使受教育者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要改变过去那种居高临下，我讲你听的传统做法，更多地采用民主讨论的方法、平等交流的方法、寓教于乐、寓教于文之中，增强现实感、亲切感、吸引受教育者积极参与，让受教育者在思想教育中唱主角。
3．结合要紧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想结合；坚持思想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特别是教育与管理工作。思想教育工作光靠正面灌输是不够的，必须结合运用管理手段，以保证思想教育工作的实施。思想教育工作为管理工作提供思想基础和舆论支持，而管理工作又为思想教育工作提供制度保证、法律支持，二者统一于管理系统之中，共同推进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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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调查的六所高校的历史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介绍
1.陕西师范大学。该校本科历史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五类，即通识模块、学科基础模块、专业课程模块、教师教育模块和实践模块。共187 学分。⑴通识模块。该模块又细分为三小类包括公共必修课、公共限定选修课和公共任意选修课。公共必修课有49 个学分，占总学分的26.2%，主要课程为外语、计算机、政治、大学语文、形势与政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等。公共限定选修课共8 学分，公共限定选修课共4 学分。⑵学科基础模块。包括相关学科基础课和本学科基础课两小类。相关学科基础课共5 学分，含高等数学和考古学两门课。本学科基础课39 学分，占总学分的20.9%，主要开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史学概论等课程，在第一至第四学期开课。⑶专业课程模块。共41 学分，分为三小类。即专业必修课、专业限定选修课和专业任意选修课。其中，专业必修课开设20 门课程;专业限定选修课开设12 门，分为中国古代史系列、中国近现代史系列、世界史系列、其他系列等4 个方向;专业任意选修课开设53 门。学校规定学生应从限定选修课中至少选修12 个学分，要求每个系列都要选，并且要选修一个完整系列。至于任意选修课，学校要求学生至少修10 个学分。⑷教师教育模块。共17 学分，分为必修和限定选修两类。必修课开设6 门课程13 个学分，限定选修开设两门课程4 个学分且必须全选。⑸实践模块。共24 学分。包括军事理论与训练、教育见习、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社会实践、毕业论文(设计)等课程。
2.西南大学。该校本科历史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六类，即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发展课程、教师教育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和自主创新学习。⑴通识教育课程。共57学分，分成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小类。必修课45 学分，开设课程11 门。开课时间安排在第一至六学期，主要有外语、政治、体育、计算机和就业指导等。选修课由学校统一开设，学生根据专业要求自主选择。⑵学科基础课程。共32 学分，全部为必修课。课程主要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开课时间安排在第一至四学期。⑶专业发展课程。共111 学分，也分为必修和选修两小类。其中必修课21 学分，开设课程6 门，开课时间在第一至六学期。主要有中西史学史、史学理论与方法、考古学通论、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历史文选等。选修课进一步细分为八小类。包括专门史类10 学分，5 门课程;断代史类8 学分，4 门课程;晚清史类10 学分，5 门课程;世界史类20 学分，10 门课程;区域史类6 学分，3 门课程;博物馆类12 学分，6 门课程;民族学类8 学分，4 门课程;综合类16 学分，8门课程。⑷教师教育课程。共34 学分，也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其中，必修课12 学分，5 门课程。主要内容为：教育概论、心理学、中学历史教学论、教育技术应用、中学历史课程设计等;选修课22 学分，11 门课程。包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当代世界教育改革、教育美学、班主任工作等课程。⑸实践教学环节。共20 学分，含教育实习、论文写作等五项。⑹自主创新学习，不计入总学分。
3.华中师范大学。该校历史学本科专业课程结构比较简洁，分为两大类。即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其中专业必修课主要包括外语、计算机基础、大学体育、政治、教育学等课程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历史文选、历史科学概论、历史教育学等课程。可见，该校的专业必修课实际涵盖了外校通识类、专业基础类甚至实践教学类的课程，体现出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专业选修课大致开设有50 门，涉及面比较广泛。
4.东北师范大学。该校历史学本科专业课程结构主要分为五类。即，⑴普通教育课程类，开设有外语、计算机、体育、思想品德、军事理论和综合知识等，学校要求学生应修44 个学分。⑵专业课程类，包括专业基础课和专业系列课两小类。专业基础课共43 学分，专业系列课共58 学分。学校要求学生应修99 学分。⑶教育理论和技能课，开设有心理学、教育学、学科教学论、教育实习和研究中等教育课程等，学生应修18 学分。⑷专业实践，主要形式是文物考察。⑸副修课程，开设的主要是有关学科课，共20 学分，但不计入总学分。
5.华南师范大学。同华中师范大学一样，该校历史学本科专业课程结构也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⑴必修课。进一步分为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两小类。①公共必修课。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理论和思想品德课程;其他公共课程;公共实践教学;教育理论与教师职业技能课程。②专业必修课。由三个部分组成，共69 学分。分别是专业实践教学计16 学分;学科基础平台计39 学分;专业基础平台课群计14 学分。⑵选修课。有专业限选课和任选课两种。①专业限选课。分为历史教学方向模块和历史研究方向模块，前一模块含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说史、中国文化史等10 门课程，计28 学分;后一模块主要是专题类课程，包括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世界史专题研究等11 门课程，计30 学分。学校要求学生选中其中一模块，修满19 学分即可。②任选课。任选课也分为两类，即专业任选课和公共任选课。专业任选课包括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演讲学等六门课;公共任选课由学校统一安排。学校规定学生在任选课上必须取得16 学分。
6.江西师范大学。该校历史学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分为四个组成部分。⑴通识教育基础课程，共46 学分。内含通识教育必修课程和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两小类。前一类课程共36学分，后一类课程共10 学分。⑵学科基础课程，共31 学分。也包括必修和选修两类。其中，必修类开设8 门课程，共25学分。选修类系指跨系跨专业选修6 学分。⑶专业课程，共60学分。分为专业必修课程共40 学分和专业选修课程任选20学分两类。⑷集中实践环节，共23 学分，要求不少于25 周。
二、课程设置的特色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几所大学基本上都能立足自身实际，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需要，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不少学校的课程设置显示出了亮点和自己的特色，下面分别叙述之。
1.西南大学。⑴在通识教育课程这块，比较重视学生计算机水平的培养。为此，在第二和第三学期开设了大学计算机基础I 和程序设计Visual，两门课学分达8 分之多，且课时达144 个。相较其他被调查学校同类课程，无论是学分还是课时的分值都是相当高的。⑵在学科基础课程这块，基本开设的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比较独特之处。⑶在专业发展课的必修课程安排上，他们非常重视史学理论、史学史等课程的教学，安排的多是此类课程。看得出该校在这一块比较强调对学生方法论的教育，力争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在专业发展课程的8 类选修课安排上，他们除了做到了广和博外，还兼顾了西南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表现为开设了一些区域史类课程，如川渝地方史、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等;还开设了民族学类课程，如西南少数民族史、藏族历史等五门课程;以及博物馆类课程等。⑷在教师教育课程的安排上，该校非常注意贴合实际，注重对学生教师技能的培训。在必修、选修的16 门课中，紧密结合中学历史教学的课程就占到了11 门之多。⑸在实践教学这块，除了正常的教育实习、论文写作等以外，他们还专门在第六学期给学生安排了一个有1 学分和18 个学时的课堂教学能力训练课。该课正好放在教学实习的前一学期，对实习的开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2.陕西师范大学。⑴在通识模块这块，和西南大学一样，该校也非常重视计算机课程的教学，分别在第一、第二学期开设了计算机基础和VF 程序设计，两门课学分达7 个，课时达162 个。⑵在学科基础模块的本学科基础课这块，除了一门史学概论外，安排的都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课。表明该校对通史课在整个课程结构中基础地位的认识。⑶在专业课程模块的必修课安排上，他们除开设了中西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文选、历史地理学等课程外，引人注目地开设了历史学科专业导引课。⑷教师教育模块，课程特色是专和广的结合。必修课只安排了6 门13 学分，但选修课却达到了29门之多，学生从中选修4 学分即可。
3.华中师范大学。⑴在历史系基地班的教学中，该校压缩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课时和学分，由原来的720 课时40学分减至450 课时25 学分;增加了选修课程，并将选修课分成专门史和专题研究课两类。他们拓展了课程内涵，注重前沿和学术特色。开设了一批新课，如博导专题课、中国文化史、西方文化史、国学元典导读等;设置了一部分有助于提高专业素质的课程，如史学论文写作、史学信息介绍等。⑵历史系师范专业的教学上，该系强调加强基础，注重科研;拓宽领域，提高技能(师范技能);形成特长，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在课程结构方面，加强中外文化史、经济史、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史、国际关系史等课程的开设。
4.东北师范大学。⑴在课程体系方面，在基地班的教学中，打破了以往传统的课程设置模式，压缩了专业基础课，增加了专业选修课;增开相应的文史哲、文理科交叉的概论课和技能课。经过系统调整，该系的课程体系已基本与高素质、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⑵该校重视历史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教学;重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教学。⑶还开设了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课程，如东北民族与边疆史、奉系军阀史、中俄关系史、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等专门史课程。
5.江西师范大学。他们在做好自身定位的前提下，既注重拓宽学生知识面，又兼顾课程的现实性、地域性和实用性，力争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为此，在开设了本科生应掌握的一般专业必修课的同时，该校在专业选修课上动脑筋，开设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陶瓷史、万寿宫文化、江西地方史等课程供学生选修。考虑到中学历史课改的趋势，他们还为学生开设了西方经济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科学技术史、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问题研究、普通自然地理、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等课程，应对课改提出的新要求。
6.华南师范大学。与江西师范大学一样，华南师范大学也是一所省属师范大学。该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也充分考虑了这个前提。在课程设置的特色方面，他们留给我们最大的印象是在第五学期开设的专业限选课。他们把专业限选课分成历史教学方向和历史研究方向两个模块，规定学生任选其中一个模块的所有课程。历史教学方向的课程主要为培养一个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而设计，主要有经济学说史、中国文化史、广东地方史、客家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导科学、人生观通论、政府经济职能与宏观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历史研究方向的课程则以断代史、专门史等专题课为主，目的在于加强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理论深度，为学生毕业后进一步深造做好准备。
三、启示与借鉴
1.把培养学生的开拓精神和创造能力放在首位。这个特点主要体现在几所重点师范大学身上，在课程设置上他们努力使学生达到学会学习、学会研究的目的，并不过分强调专业知识的传授。在处理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时，大多做到了优化基础课淡化专业课，纷纷压缩了通史课的学时和学分。优化基础课就是要使基础课同时满足就业市场需求、个人可持续发展、后续课程奠基、继续深造等多元目标。
2.加强选修课程的设置。进入21 世纪，随着各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边缘学科的不断涌现，在人才培养上人们越来越形成一种共识，即单一的专业知识训练已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所以开设恰当比例的选修课程是尊重学生个性与个人成材选择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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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战争，心理危机，文学性
“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四十年代的昆明作为西南联大的所在地，无疑是个独特的存在。这里汇聚了众多高级知识分子，是学术思想的重镇。特别是开辟了创作园地《云南日报·南风》、《西南文艺》、《文化岗位》、《文聚》等之后，促进了散文写作的发展兴盛。闻一多、、朱自清等学者以杂文为武器，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推动了革命战斗的洪流。沈从文、冯至和王力分别于1938年4月、12月，1942年到达昆明避难并任教于西南联大，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文学创作，进行文学审美和人性灵魂的探险，试图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赋予散文更加独特的色彩。冯至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小说《伍子胥》，沈从文富有乡土气息的小说《长河》和散文集《湘西》，风格凝重的哲理散文集《七色魇》，语言学家王力诙谐犀利的小品文《龙虫并雕斋琐语》是一股散文艺术创作的潜流。他们在认同战争话语的同时，试图把审美的文学性融合进去，虽然存在不和谐的音调，却因此构成了四十年代散文“繁复的音响”。不同于解放区单纯明朗的风格，国统区文学作品中的情绪更加复杂，除了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希望与期待，更多的是表现出战争中不稳定的心理结构，包括紧张、迷失、焦躁、不安、愤激等战争的破坏所带来的痛苦。论文大全，战争。在与这些负面情绪对抗的过程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隐秘的内心。这是一条冲突不断的潜流，是一场与战争的残酷不相上下的精神之战，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在“抗日救亡”的主流话语之下还能将它的支流延伸到文学性的各个领域，在为民主自由呼喊的“大我”背后，还有一个真实可感的“小我”。
一、战争中的心理四相
抗战中民众负面情绪在作家笔下的生成模式表现为四种：
分裂感
国土沦丧，家破人亡，原本完整的家国观念在战争的炮火轰炸下破裂了。国民身份被剥夺了，亲情缺失，江山易主，家园残破……国民对“我是谁”，“我在哪里”产生了困惑。冯至的《一棵老树》描写了一个像折断和被迁移的老树、不知道“家”在何处的老人，一切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都消失了，只剩下孤独的生命体，最后这个生命体也因为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林场而生命力枯竭。迁徙的过程加速了生命的灭亡，也同时加重了思乡之情。此时，“家”已经超越了“家庭”的“家”，而是“国家”的“家”。只有保全了“国”，“家”才有落脚的地方，才能完整。从这个角度看，分裂感更激起了民众的民族精神，因为他们的得救有赖于国家，他们纷纷踏上拯救国家借以拯救自我的道路。论文大全，战争。
漂泊感
日军的铁蹄践踏在沦陷区土地上，生命的威胁、亡国奴的耻辱迫使民众举家迁徙，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南、西南，没有了归宿感。作家们在上海、香港、重庆、延安地区辗转着，写了大量的战时旅行记、流亡记，如茅盾《见闻杂记》，巴金《旅途杂记》，丰子恺《辞缘缘堂》等。躲警报、在逃难中生育、得病去世成了家常便饭。漂泊的正面意义是增长有益的见闻感受，沈从文的《云南看云》开篇就强调了战争中的行程见闻给人带来的深刻教育意义。“云”是漂泊的象征，无依无靠，但作者希望读者能在逃警报之后，仰望天空看云，从云影中得到对生命的若干思考。更进一步，漂泊中有难忘的因缘际会。冯至在《忆平乐》中提到一次在从桂林到柳州的转移中与一个认真而守时刻的好心的裁缝相遇。他们是因为战争而结缘的有缘人，也正是这样的善缘使他们能够度过生命的危机。论文大全，战争。漂泊的负面影响则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孤独感，居无定所，流民饱受流浪之苦。王力在《棕榈轩詹言·行》中采用戏谑的口吻和反语描写漂泊羁旅行人的种种苦，提倡‘老死不相往来’的老子主义，做一个‘门虽设而常关’的市隐，否则就会见识到“指满车而血满路”的逃难场面。论文大全，战争。
饥饿感
战争使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作家们的生活条件恶化了。……像臧克家和老舍这样有名的人物都不得不以糙米为生，甚至丁玲也难以得到肉食。”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吃的是掺杂着沙粒、老鼠屎的“八宝饭”、盐水泡饭……《棕榈轩詹言·食》用“小麻雀”的比喻调侃吃饭之难，而且文中暴露了政府在粮食统配上的问题，造成米面消失，黑市猖獗，物价飞涨。饥饿到了极点，就会发生“路有冻死骨”的惨剧，但就连这些饿殍也不能得到同情和善待，反而是为另一群饥饿的人增添了“搬尸费”。作者不禁发出“这年头，人命贱如泥沙，贱如粪土，贱如垃圾，”甚至“贱如尘埃，贱如清风明月，贱如文人的心血”的感叹。
死亡感
战争带来的死亡感促进了作家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索。冯至写《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为了纪念一个曾经繁荣却因为回、汉民族仇杀的浩劫而衰落灭绝的山村。《山村的墓碣》写德国和瑞士交界处的山林里一个过路人的死。对战争带来的有关生与死的问题的思考较为深刻的是沈从文。《白魇》对现实中的猥琐粗俗现象，以及“理想在事实中遭遇的限制、挫折、毁灭”感到痛苦，“无剪裁无章次的人生”和崇高理想的强烈冲突使作者产生“逃避到一种抽象中”的想法。在作者看来，现代战争是“白魇”中“小小银白十字架”，是对神圣生命的亵渎。我们从文本中交叉错乱的叙述、善恶美丑的参差对照中可以看到他内心的矛盾斗争，这些富有张力的文本成为他自我救赎的支点。论文大全，战争。
二、战争中的自我救赎
我们不排斥文学作为文明史的资料集和社会文献的可能，但文学却具有独立于社会、政治以外的存在理由和目的。“社会环境似乎决定了人们认识某些审美评价的可能性，但并不决定审美价值本身。”“文学战斗性时代性的获取，是以文学的多样化、个性化的部分丧失为代价。”当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沉淀下来之后，战争的残酷以及胜利的无望、生命的毁灭就变得尖锐起来。作家开始对国家命运、民族进行深刻的思考，从文学的角度重新认识生命和生活。沈从文、冯至、王力在表现生活的同时较为关注大时代背后文学性的成长。它们是丰富的，多声部的，而非异口同声的，在当时激烈的战争环境下，这是对呐喊战斗下压抑受伤的心灵的一种疏导和关怀，是自我的救赎。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有成为民族心灵史的可能，与心路历程靠得最近的是丰富的文学性。
自然与美化
审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战争的丑恶色彩。初到昆明的冯至在躲避空袭期间感受林场的自然美景。他最优秀的作品《十四行诗》、《山水》即产生于此。恶劣环境中暂时的逃避让他产生无比的慰藉，所以能在丑恶中产生美的极致。这是一种对照，体现人性追求真善美的本质。尽管也许这些景致在战火中也未能幸免，但它给作者带来的美好的心境却是无法磨灭的。论文大全，战争。如果没有这些自然风景的安慰，作者很可能陷于战火所带来的不安与心灵的灰暗。
调侃与幽默
王力是善于调侃而又宽厚的，他戏称自己的房子为“瓮牗”，文章为“剩墨”、“雕龙不成反类蛇”，此即给人以文章诙谐的趣味。他不仅仅是在琢磨“雕虫小技”，玩文字游戏，而且从题材的选取到行文组织，都十分讲究。虽然写的是“满纸荒唐言”，明眼人却可以从中读出“一把辛酸泪”。他的文章是软性的，隐讽的，是含泪的笑。选材大多涉及社会人生世相，对其中的不合理之处有着似不经意却又恰到好处的点评，读者在读过之后能发出会心的微笑。面对随着战争带来的身心的灾难，王力采用幽默调侃的艺术方法将文章变成“软性小品”，利用题材上的“亚审丑”而形成“软幽默”。“‘软幽默’不用别人作靶子，而是用自己。表面上很丑，实际上表现了内心对人的同情、对人的理解，表现了自己胸怀坦荡，与读者接近，没有心理距离。”比如《夫妇之间》里把家庭里的丈夫比作妻子的牛马，把妻子比成丈夫的狗，幽默形象，鲜活睿智。由此，爱情与婚姻的区别足以见分晓。王力在幽默和严肃之间找到了一种张力来释放他的文学性，在苦难与救赎中呈现了文学的美与力。
想象与信仰
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用一系列“梦”的话语来训练自己抽象思维的能力。他希望能够从复杂的人生世相抽象出“生命”、“人生”、“文学”的概念内涵。我们在他的哲学思维和叙述中看到了丰富的感觉，包括声、光、电、色，看到战争下渺小的人的生活细节，看到动人的传奇故事。但他又常常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陷入意识流般的冥想，试图抽象出一种属于艺术的特有“形式”。他在躲避战乱的安静环境中感受“心神迷乱”和“心神专一”的矛盾，梳理着具体与抽象之间的和谐与变奏。在《绿魇》中，沈从文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来换着， “音乐”以音符和声音成为抽象的代表，与自由的思想一起神游。作者时而迷失在一组抽象观念里，时而恢复成一个享受家庭温馨的具体的人。当大多数人在逃难中体验战争带来的身心摧残时，沈从文在内心也经历着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曾在1939年1月22日在《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一般与特殊》，认为要沉默冷静地“向历史和科学中追究分析这个民族的过去当前种种因果”，否定大批宣传抗战的“文化人”及其作品，更倾向于从文学的角度审视战争。沈从文坚守着“人性的小庙”和纯文学性，战争也不能摧毁它。他在《长庚》末段表明了继承“五四”传统的责任和权利。他同时告诉人们拯救灵魂的方式，“要从勇敢正直的眼光中得救”。他冥思苦想的过程是希望能够赋予“信仰”合理的存在意义。《黑魇》认为，一个作家要“超越通常个人爱憎，充满兴趣鼓足勇气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的各种自然辨证关系，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中温习人事，思索人生。有信仰的生命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得到救赎。
这些文本在美丽与邪恶之间构成强大的张力，冥想似的神游物外是美好的，而战争的阴影却始终不肯散去。显然，处于战乱中的人不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得到生命的保障，但他却在这些充满矛盾与挣扎的叙述中得到了心灵的救赎和自由的释放，体验精神的狂欢，逃离“宣传第一，艺术第二”的无形束缚，这其实是与人的本性和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