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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学范文1
一、契丹族文人对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苏轼文学的接受与创作
辽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立国，辽太宗耶律德光入居中原，经圣宗、兴宗时期的和平发展，迄于耶律延禧失国，历时209年。这期间，属五代时期43年，与北宋对峙166年。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契丹族统治的北方地区，经历了漫长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在辽代建立之前，契丹族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原始氏族部落联盟阶段，文明程度较低。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之后，仿照中原王朝建立“契丹”国，制定汉制，施行汉法，逐步开始迈进文明社会，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契丹社会的制度转变，认同于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中原文化。契丹族的文学便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契丹族的文学接受中，唐代的白居易和宋代的苏轼被广为推崇。契丹人对乐天诗歌的喜爱与模仿，首先是因为其创作风格通俗明快和易于理解。契丹族源于塞北，汉文创作始于立国，接触中原文化之后。契丹族文化起步较晚，对中原文化的理解尚停留在粗浅的层面，故含蓄蕴藉的诗风在其审美鉴赏心理上存在诸多障碍，而白居易的新乐府诗“首句称其目，卒章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白居易《新乐府序》）。主旨明确，语言通俗，正与初染汉风的契丹族的欣赏层次相契合，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其次，白居易的乐府诗具有的鲜明的政治讽喻功能，适合以上层统治阶层创作主体的契丹族文学所追求的政治教化的作用。以教化为中心的诗学观念，在中国古代诗学思想中历来是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化中心”论在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背景下，得到了突出和强化。作为儒家诗歌纲领的《诗大序》尤其强调诗歌教化作用，而且还将诗与社会的治乱联系起来，并以诗作为移风易俗的教化工具。这种儒家政教诗论便是希望统治者借助诗歌的情感力量，自上而下地进行潜移默化的伦理教育，使各种社会关系都纳入到封建政治的正统轨道。将儒家文化奉为治国的主导思想的契丹族统治阶层便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均贯穿着明显的政教目的，尤以圣宗为最，他在《题乐天诗》佚句中曾说：“乐天诗集是吾师”，［1］又亲以契丹大字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召蕃臣等读之。而且他屡次以诗赐于臣下，进行褒扬，充分发挥诗的美刺功能，亲作《传国玺诗》体现了他倡导儒家政教诗学观的理念。再次，白居易诗歌中唱和的形式很突出，其与元稹的诗歌唱和活动在唐代就影响甚大，它是“元和体”得以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辽代的契丹文坛，君臣间的赋诗唱和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学风尚。诸如道宗曾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教人应制属和。萧观音便有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的应制唱和之作。诚然，朝政君臣之间的政治教化思想是契丹文人创作诗歌的文化背景，也是其诗歌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但创作方式却不免受到白居易唱和体的启发和影响，正是基于上述三点，辽代契丹族文人对白居易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景仰。辽与北宋相始终，尽管在政治上处于对峙的局面，但双方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却是颇为频繁的。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双方经常互派使节，在经济文化上互通有无，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辽代的民族文化融合。苏轼的诗歌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传入北地，《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张舜民使辽时所见：“张云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苏子瞻《老人行》壁间。子瞻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云叟题其后曰：‘谁传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儿问大苏。’”［2］可见，苏诗在北地的流传程度。这一方面与苏轼在宋代文学中的地位相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契丹民族刚健尚武的文化特征使然，苏轼诗歌质朴明快、雄浑奔放的风格正好符合他们的审美心理，易于接受。由此可见，辽代契丹族文坛对白、苏二人的接受与学习，与他们自身的民族性格、社会主导思想及创作主体构成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金代对北宋苏轼文学的接受与创作
女真族立马中原和统一北方之后，在借鉴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恢复发展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使北方经济在战火中能够逐渐得以恢复，并确立自身在中原统治的合法秩序。到了世宗朝，已出现了有“小尧舜”之称的繁荣太平景象。同时，金朝统治者在灭辽掠宋的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经籍图书和文献资料，一个相对滞后的民族在掳掠战争中重视先进民族的图书文献，这也表露出其加速进入文明社会的强烈愿望，是女真人接受、吸收大量汉文化的真正起点，为其后的女真民族的文化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女真统治者身体力行，大力倡导，使得学习汉文化在全国蔚然成风。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世袭的猛安谋克也竞相参加科举考试“弃武从文”了。女真族的汉文创作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生成与蓬勃发展起来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说：“金代文物远胜辽元”，［3］可见金代女真文学的繁盛。在金代女真族的汉文创作中，除了诗歌这种传统的诗体之外，词的创作也在女真文人中备受推崇，而且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仍然深受唐宋文学的影响。世居“白山黑水”的女真民族尽管用武力打开了北宋的大门，但是面对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却不得不为之征服。女真民族的汉文创作便是在承继辽、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词的创作恰恰是踵武于北宋词坛，尤其倾向于清刚疏宕的东坡词风。这必然有其原因所在。首先，词的创作形态与创作主体、接受对象与传播方式、范围及跟音乐的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创作主体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词的表现形式及功能性质的差异。金代女真族的汉文创作的主体集中在完颜氏的统治阶层当中，他们对儒家文化的引入与推崇，其首要的目的便是为了巩固和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重道务实的文学主张便易于为其所接受。苏轼的豪放词在“以诗为词”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一洗传统婉约词香艳柔弱之风，使词拥有了与诗歌相同的功用，唱和交往、抒情达意，大大扩展了词的应用范围，正符合女真民族的创作心理。其次，就民族气质而言，世居北方森林草原的女真民族在步入中原之前面对的是浩瀚的林海、呼啸的北风，艰苦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他们粗犷雄迈的民族性格，而苏轼词的豪放特征恰好与女真文人的审美理念相契合，故而尊苏、学苏蔚然成风。如金代初年，海陵王完颜亮的词便充分彰显了雄健之风。再次，“借才异代”时期，由宋入金的文士大多推崇苏轼，这也影响了金代初期文坛的价值取向及女真文人的接受选择。完颜亮就师从对苏轼推崇备至的蔡松年，其词作风格也趋近于苏轼。金代女真文学创作在章宗朝随着太平盛世的出现，文坛上也呈现出尖新浮艳的创作思想倾向，但是随着金代社会的每况日下和外忧内患的加剧，尤其是南渡之后，吏权大盛，士人地位低下，刘祁在《归潜志》中说：“南渡后，士风甚薄，一登仕籍，视布衣诸生遽为两途，至于徵逐游从，辄相分别。故布衣有事，或数谒见在位者，在位者相报复甚希，甚者高居台阁，旧交不得见。故李长源愤其如此，尝曰：‘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耶？’已第者闻之多怒，至逐长源出史院，又交讼于官。士风如此，可叹！”［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坛上掀起了改革文风的浪潮，形成了注重写实、任气尚奇、平易自然等创作思想倾向，而这种改革就作家审美价值取向而言，恰恰是举世学唐风气的历史必然。元好问、刘祁等人将之总结为“以唐人为旨归”的诗学风尚。这种倾向除了王若虚提倡师法白居易之外，更有赵秉文主张师法王维、韦应物等人的影响。这样，形成了以唐代诗人为师法对象、追求平淡自然、含蓄蕴藉的风致。这一时期的女真文人同样深深感受到国势的衰微，士风的日下，他们无法再延续章宗时期的富艳文风，而是渴望抒发对现实的感受，故而便易于融入当时的金代主流文坛之中。诸如完颜璹的《过胥相墓》就被刘祁评为“甚有唐人远意”，［4］而《秋郊雨中》等景致描写的诗篇也透露出一种萧散的韵味。术虎遂的诗歌同样被刘祁称做“甚有唐人风致”，［4］如《书怀》抒发了怀恋北方故土的心情，思绪悠然。乌林答爽被刘祁称之为“其才清丽俊拔似李贺”，［4］《邺研》、《古尺》等诗充分印证了这一说法。由此可见，金代女真族的文学接受一方面与自身的民族性格、审美及客观需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会受到主流文坛整体风气的影响。
蒙古族建立的元代，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到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兵攻下大都为止，计有160年。在这100多年间，各民族文化剧烈地碰撞，密切地融合，形成了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化风貌。而蒙古族的汉文创作便是在这样大范围的文化融合状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元代地域辽阔，大一统的国家性质使得蒙古族官员驻扎在各地，一些文人自幼便生长在汉文化浓郁的中原地区，受其濡染，自觉地进行汉文创作。故而创作主体逐渐由辽金时期的王室成员而演变成官吏和科举入仕的文人为其主要构成。另外，随着入主中原时间的渐进，民族文化融合加深，其原有的民族气质也会稍有变化，并在作品中呈现出来。这样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创作主体，不同的审美品格必然会影响到文学接受及创作风气的趋向。元代前期，蒙古族入主中原伊始，民族风格特征浓郁，加之辽金之前在北方建立政权，金与南宋又长期对立，使得北方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即特殊地理环境下孕育的豪放、敦直、朴实、爽朗的民族性格所造就的文学风气，形成了与南方文化迥然有异的特征。元代前期的文坛，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北方文人仍然是以苏轼作为文学接受的主要对象。元人虞集曾说：“中州隔绝，困于戎马，风声气习多有得于苏氏之遗，其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5］于是，求真尚实，摒斥浮艳，“论学则尊道德而卑文艺，论文则崇本实而去浮华”［6］则成为元代前期文坛的主导创作风尚。这一时期蒙古族的汉文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曲，无不充斥着慷慨激昂的风格。例如，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中书左丞伯颜的诗曲，便以气势雄浑著称。《奉使收江南》、《克李家市新城》等描写军旅征战的作品质朴豪迈，通俗明快，散曲《喜春来》亦将胜利后的喜悦直抒胸臆，得意之情直白张扬。元代中后期，随着南北文化的交融，南方文化逐渐以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北宋。余阙在《柳待制文集序》中说：“盖久而至于至大、延祐之间，文运方盛，士大夫始稍稍切磨为辞章”。
元代文学范文2
[关键词] 文化惯性；雅俗冲突；地方儒学；大成乐
[中图分类号] K24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2―0061―07
Abstract：Mundane music was once used to accompany the monthly rituals of local Confucian schools in Yuan Dynasty and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dissatisfied some local officials and scholars. In 1318， a local official from Jiangxi Province advocated that local Confucian schools should use refined music in the monthly rituals. The Ministry of Rites soon adopted his claim and gave an edict to local Confucian schools in the country. The edict was not a mandatory one but it helped to rebuild the refined music. Some local officials and scholars were also abided by the Confucianism and rebuilt the refined music all by themselves. Their contributions to rebuild the refined music were cultural inertia of Confucianism， and also 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Confucian scholars in Yuan Dynasty.
Key words：cultural inertia； refined-common confliction； local Confucian schools； ritual music
元代是儒学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时期，儒学教育上继承了两宋以来的庙学合一制度
申万里：《元代庙学考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月。，“春秋二丁，朔望祭祀”的宣圣庙祭祀制度也在元代得以延续。宋元战争对文化的巨大破坏自不必说，但从金亡后，如孔元措等一批有较高儒学修养者有意识地搜求礼乐书籍、乐人和乐器，入元后又有王镛、阎复、虞集等士人致力恢复儒家礼乐，儒家礼乐虽未如宋、明受到官方重视，但也未因改朝换代而致中断。因此，元代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契机，即脱离了官方的强力支持，儒家礼乐文化的“文化惯性”是如何与“俗乐”对抗，力保自身完备性的。
由于元代礼书严重散佚，导致这一时期礼制的完整面貌难以复见。《元史・礼乐志》、《元典章》、《庙学典礼》等正史典章以记载官方礼乐活动为主，而对地方儒学礼乐活动的记载则散见于碑刻、文集和方志中，如杨应子《泉州路学大晟乐记》、欧阳玄《真定路学乐户记》、黄谩逗Q沃菪伦鞔蟪衫旨恰贰⑵界觥墩玫侣啡逖Т粗醚爬种匦藿蔡谩返
这类文献以“大成乐记”、“雅乐记”、“礼乐记”、“修学造乐记”等为主题，集中记录了某一地儒学新置或重修释奠雅乐的缘由和经过。其中一部分以碑刻文献形式存在，另一部分则散见元人文集和元、明方志，笔者目力所及有近五十篇。。就元代文庙祭祀制度和官方释奠雅乐而言，前人着力颇多申万里《元代文庙祭祀初探》，载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三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湖南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马晓林《元代国家祭祀研究》，南开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王福利《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等。，这类史料也曾引起多位学者关注，如申万里例举了部分地方儒学备置大成乐的活动，说明元朝中后期大成乐的逐步普及
申万里：《元代文庙祭祀初探》，《暨南史学》第三辑。；胡务论述了元代地方儒学置雅乐的大致过程，并对乐器制造地进行了一定研究
胡务：《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成都：巴蜀书社，2005，第22-25页。；齐易、马春香等学者对《真定路学乐户记》做过专题研究
齐易《元代〈真定路乐户记〉碑研究》，《音乐研究》2012年3月；马春香《〈真定路学乐户记〉补释》，《文物春秋》2007年第6期；车文明《元代“礼乐户”考》，《文学遗产》2005年9月等。。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竭力收集此类碑刻和文集资料，另结合《至正金陵新志》、《至顺镇江志》、《正德松江府志》等方志及相关人物墓志、传记中的零散记载，对元代地方儒学释奠雅乐的兴起原因、运作经费、乐器来源、师资、演奏者等多方面进行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6年第2期刘砚月：“文化惯性”与“雅俗冲突”：论元代地方儒学释奠雅乐的重建
一元初宣圣庙的官方礼乐建设
杨应子：《泉州路学大晟乐记》，《石刻史料新编》第17册，第13027页。，时任太中大夫总管李贤号召同僚，捐俸置办铜祭器，次年逢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所委整治学校官林坤之来泉州，李贤向林坤之提议置办“大晟之乐”。“大晟乐”是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创置的雅乐，在南宋宫廷及民间皆有流传。上文提到元代官方宣圣庙专用雅乐“大成乐”正式创置于大德十年，泉州此次复置的丁祭雅乐应继承了故宋制度。
元代庙学“礼乐坏缺”、乃至丁祭用俗乐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中“礼乐坏缺”者如至治三年（1323）濮州“古乐废已久”
苏天爵：《濮州儒学教授张君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四。，泰定元年（1324）新昌“礼器粗备，释奠独未有乐”
王应及：《新昌县学大乐礼记》，杜春生《越中金石志》卷八，《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三），第497-498页。，至正元年（1341）彰德路“备三献而缺九成者，亦有年矣”
郭思恭：《彰德路儒学雅乐记》，[清]武亿《安阳县金石录》卷十一，《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2册页196。原碑作者由于碑文残损，仅见“郭思”，武亿考证作者为“郭思恭”。，至正三年（1343）东平“历二十九年，礼乐坏缺，无复留意者”
王惟贤：《重新雅乐记》，清道光五年刻本《东平州志》卷一九。，至正十二年（1352）吴江州“至于庙乐，则尤缺焉”
许从宣：《吴江州学大成乐记》，民国石印清乾隆十二年刻本《吴江县志》卷五二，明弘治元年刻本《吴江志》卷一四。等；用俗乐者如皇庆元年（1312）静江路“二仲行礼，侧伶人于庭，命操⑸，世俗，以降以迎，渎抑甚矣”
杜与可：《静江路修学造乐记》，《粤西金石略》卷十四，《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三），614页。，天历二年（1329）彰德路“乐工执俗乐，歌哇之声”
平琏：《彰德路儒学创置雅乐重修讲堂》，[清]武亿《安阳县金石录》卷十，《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2册页181-183。，元统二年（1334）武定府“率作俗乐”
韩镛：《置雅乐碑记》，清咸丰九年《武定府志》卷三一。，至正元年（1341）归德府“视设祭止，以俗乐从事”
苑滇：《归德府学雅乐记》，明成华二十二年本《河南总志》卷一四。，富阳“释奠多用俗乐”
黄茫骸冻形窭筛谎粝匾致仕倪公墓志铭》，《黄金华先生文集》，卷三十二，续稿二十九，元钞本。其具体年代暂不可考。，汉阳府“旧亦循用俗乐”
余阙：《汉阳府大成乐记》，《青阳先生文集》，卷二。其具体年代暂不可考。等。可以说，“雅俗冲突”的现象在地方儒学释奠中广泛存在。事实上，这一现象在延v五年之前即引起一些地方官员的注意――至大三年（1310），常德佥宪奥屯忽都禄向郡监哈提议置备雅乐，哈言“今祀用俗乐，非所以严尊事也”，即主持置办乐器，选乐生，奏大成之乐。
史节翁：《新置大成乐记》，明嘉靖刻本《常德府志》卷一八。
延v五年礼部诏令下达后，地方不乏积极响应者。文献上有明确可见响应者，有真定路“春秋二仲、上丁释奠，犹用俗乐。延v五年改作雅乐”
欧阳玄：《真定路学乐户记》，载一九四一年《正定县志》卷一一；另有齐易《元代〈真定路乐户记〉碑研究》（《音乐研究》2012年3月）、马春香《〈真定路学乐户记〉补释》（《文物春秋》2007年第6期）等录文和研究。现碑藏正定县大佛寺碑廊。；平度“延v戊午夏，廷议孔圣春秋无不至，沿各路祭祀”，“鼓以俗乐，反为亵渎，选习古乐师教肄生徒，以供春秋祭祀”
林开：《诏加大成之碑》，民国二十五年刻本《平度县续志》卷三；新喻“延v五年……而作乐之命下”
李存：《大成乐记》，清康熙十二年刊《新喻县志》卷一四。，广德“今释奠例得用乐”
牟应龙：《乐器记》，清乾隆五十七年《广德府志》卷三。等。大成乐由此在地方儒学陆续推广开来。
从大德七年（1303）起，到至正二十一年（1361），各州、县儒学的雅乐建设活动贯穿元代始终。就造乐缘由而言，除了“乐工执俗乐”和遵照“延v礼部之议”之外，一些地方儒学出于遵循古制和维护儒家礼乐传统完备性的目的，也不惜重金自发进行雅乐建设，这离不开热心学校事务的地方官员和教授的倡导，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士人的文化理想与身份认同。
士人参与书院事业的动机有“文化理想”、“现实关切”与“身份认同”，参见肖永明、彭爱华：《士人对书院事业的推动及其动机探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6年第5期。主事官员“割己俸”
《元史・赵师鲁传》，第4114页。，“各捐俸金”
韩镛：《置雅乐碑记》，清咸丰九年《武定府志》卷三一。，“劝率诸儒，多输私财”
平琏：《彰德路儒学创置雅乐重修讲堂》，[清]武亿《安阳县金石录》卷十，《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2册页181-183。是雅乐建设经费的常见来源。延v五年礼部诏令以“赡学钱粮”为雅乐建设经费来源的执行实例，现存文献仅一例，为宿州“计学田之入为禄廪之余，得粟麦五百，顾贸易楼币为钱七千缗，度制乐器之直。”
孙思庸：《宿州宣圣庙新制雅乐记》，弘治《直隶凤阳府宿州志》下，明弘治增补刻本。可见置办雅乐所需经费不是一笔小数目，筹集经费对于地方儒学而言实属不易。
三乐器、乐师、乐生：地方儒学
雅乐构成研究
（1）乐器
雅乐演奏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活动，成套的乐器、专业的师资、受过专门训练的演奏者是雅乐建设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雅乐器的种类和数量有典可依，《元史・礼乐志》载“登歌乐器”部类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共计七十一件。地方儒学雅乐器有明确记载的为六十四、六十二、六十件不等，现将有明确记载的总结如下表：
可见地方雅乐乐器并没有完全按照元官方宣圣雅乐乐器七十一件的标准来置办，但也基本满足“钟磬琴瑟、箫笙埙篪、搏拊”的配置。其中匏部的差别与官方较大。官方乐器匏部为“巢笙四，和笙四，七星匏一，九曜匏一，闰余匏一”，地方则“笙二”，“巢笙二，和笙二”为常见，而不见七星匏、九曜匏和闰余匏。造成此差异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套完整的雅乐器种类繁多，数量较大，要置办齐全并非易事；相应地，其演奏所占场地不小，因而有地方儒学为了容纳庞大乐队而扩建场地的情况，如延v二年镇江庙学“增建前轩以容乐生”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一，清嘉靖宛委别藏本。，至治元年（1321）永州庙学“殿之前地窄，不容陈大祀之乐，因筑台以广之”
吴文彬：《大成乐台记》，明洪武本《永州府志》卷二。等。另外，乐器的后期养护也耗费颇多。《元史・礼乐二》中记载，自至元十九年（1282）王积翁奏请征亡宋雅乐器至京师，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年间，钟磬屡次因年久缺坏、声律不齐，需要重新铸采。官方礼乐尚且如此，地方儒学无力负担便在情理之中。从雅乐建设开销来看，地方儒学往往只有购置乐器的经费，而无乐器后续养护经费，置乐所耗无疑推高了地方儒学的办学成本。
雅乐乐器的制造地点也值得关注。《元史》记载江浙行省是雅乐器的重要产地，大德十年（1306）朝廷即命江浙行省制造宣圣庙乐器
《元史・礼乐二》，第1697页。；泗州则是磬石的主产区，至元二十二年太常卿忽都于思奏称“大乐见用石磬，声律不协。稽诸古典，磬石莫善于泗滨，女直未尝得此。今泗在封疆之内，宜取其石以制磬。”
《元史・礼乐二》，第1696页。据嘉靖《宿州志》记载，“磬石出灵璧县磬石山，取制编磬，以供郊庙、朝廷之用”
嘉靖《宿州志》，《食货》三，1963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可印证《元史》及碑刻文献的记载。乐器的另一个来源，是散落民间的故宋遗物。如大德十年泉州路置乐，“其钟之夷则，中声黄钟清者，得之故相留公之家”
杨应子：《泉州路学大晟乐记》，《石刻史料新编》第17册，第13027页。，此“故相留公”极有可能是原南宋宰相留梦炎。
年代及地点
乐器品种及数量
大德十年（1306）泉州路
杨应子：《泉州路学大晟乐记》，《石刻史料新编》第17册，第13027页。
钟磬琴瑟，笙箫埙篪，搏拊
约大德八年（1304）-至大元年（1308）间南安路
吴澄：《南安路儒学大成乐记》，《吴文正公集》卷二。《南安路儒学大成乐记》一文中没有相关时间记载，但据路剑《吴澄年谱》（《抚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大德八年（1304）秋八月吴澄授将仕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至武宗至大元年（1308）授从仕郎、国子监丞，此文应作于这段时间内。
、、钟、磬、琴、瑟、管、箫、笙、埙、
至大三年（1310）常德
史节翁：《新置大成乐记》，明嘉靖刻本《常德府志》卷一八。
为特磬、特钟各一县，编钟、编磬各一肆，琴瑟、埙笙各二。行以管箫，节以鼗鼓
皇庆元年（1312）静江路
杜与可：《静江路修学造乐记》，《粤西金石略》卷十四，《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三），614页。
琴、瑟、钟、鼓、，计六十二事
皇庆二年（1313）郴州府
郑鸣凤：《大成乐记》，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4，《郴州府・艺文》，第1238页。
特钟、特磬一，编钟、编磬各十有六，箫八，凤箫
原文作“凤萧”，应为“凤箫”，故改。一，笙二，二，篪三，埙加一焉；各一，瑟琴鼗鼓各二
延v二年（1315）镇江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一，清嘉靖宛委别藏本。
琴十，瑟二。又钟磬各十六，二，笙箫各二，埙篪各二，洞箫二，各一，止甄一，搏拊一
延v六年（1319）广德州
牟应龙：《乐器记》，清乾隆五十七年《广德府志》卷三。
钟磬琴瑟、箫笙埙篪、搏拊，凡为品六十
至治三年（1323）嘉定州
周仁荣：《嘉定州儒学大成乐记》，一九二七年本《江苏通志稿・金石二一》。
编钟十有六，编磬十有六，琴瑟十有二，箫二，管二，篪二，巢笙二，和笙二，埙二，搏拊二，嵌，二
泰定元年（1324）新昌
王应及：《新昌县学大乐礼记》，杜春生《越中金石志》卷八，《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三），第497-498页。
搏鼓二，设县二堵……琴十，颂瑟二，二管，笙箫间凡六人，埙鸣篪应者四人，椎以合牵甄以^各一
天历二年（1329）彰德路
平琏：《彰德路儒学创置雅乐重修讲堂》并阴，[清]武亿《安阳县金石录》卷十，《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2册页181-183。
古乐器六十四件
元统二年（1334）武定府
韩镛：《置雅乐碑记》，清咸丰九年《武定府志》卷三一。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器卅有四事
后至元元年（1335）建德路
柳贯：《建德路学新制乐器记》，《柳待制文集》卷一五。
琴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各一，瑟一，a、篪、笛、箫各一，巢笙、和笙各二，埙一，晦浴恰各一
后至元二年（1336）句容
赵承禧：《句容县学大乐礼器之碑》，民国十六年《江苏通志稿・金石二二》。
钟磬笙箫，琴瑟埙篪，
后至元六年（1340）滁州
张翥：《滁州新置大成乐器记》，一九三五年《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五。
钟十有六，磬十有六，瑟二，琴一三五七九弦十，管篪箫各二，笙埙搏拊各二，且一
至正四年（1344）湘乡州
杨继祖：《奠大成雅乐记》节文，《湖广图经志书》卷一五。
赵承禧：《句容县学大乐礼器之碑》，，广德州“择士庶之子弟习其事”
牟应龙：《乐器记》。等，其雅乐演奏活动乃业余为之，他们自然享有与专职乐人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元典章》中没有“礼乐户”专门身份和权利的条例，仅可查到礼部至大四年（1331）十一月关于“大乐忽儿赤”差役问题的律令，其中规定了“大乐忽儿赤弦匠人每”应“与民一体均当差役”。
《元典章》，礼部卷之四，典章三十一，“儒人差役事”条，第二册，第1091-1092页。按，“大乐”即雅乐，“忽儿赤”（Qu`uri）即蒙古语“奏乐人”，“每”在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中表示“们”，“大乐忽儿赤每”即雅乐演奏者们，“与民一体均当差役”说明在制度上他们并不享有免除差役的特权。不否认元代存在过对专职雅乐演奏者的职业认定，但这类人的数量和分布是十分有限的，元代广布各地的庙学没有、事实上也难以供养专职的雅乐演奏者，曲阜、真定等地的“乐户”或“礼乐户”是在一定条件下原有历史存在的延续。
四余论
对儒家而言，其广义的“礼乐教化”理想是不能一蹴而就的，胡祗y即有言“礼乐固非庸儒之所能复”
胡祗y：《礼乐刑政论》，《紫山大全集》，卷十三。。而具体的雅乐建设费时费力，时人也有所认识。至元二年（1342）海盐州新筹备大成乐，官员请“仪征周君”出面指导，“周君”认为只有符合律制、和谐的音乐才能达到教化的目的，这不仅对乐器本身质量有严格规定，对乐工的素养也有较高的要求，否则费时费力，其结果只是无用之虚文：
“乐以导和，不和不足为乐。W观江淮间所用乐，杂出于伶人贱工之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参差混淆，恶足以致和哉？苟徒捐厚费而饰虚文，W弗为也。”
黄谩逗Q沃菪伦鞔蟪衫旨恰罚《文献集》卷七上。
由上种种，地方儒学的雅乐建设过程，存在着曲折与反复的现象。元末至正二年湘乡州的雅乐建设，“江南内附二十年，湘乡以县为州四十年，同知国有始议及庙乐。又十年，王侯始能集乐之成”
杨继祖：《奠大成雅乐记》节文，《湖广图经志书》卷一五。，足见雅乐建设过程的曲折。天历二年（1329）《彰德路儒学创置雅乐重修讲堂》和至正元年（1341）《彰德路儒学雅乐记》两块碑文，记录了彰德路十三年间的两次雅乐建设。第一次雅乐建设的原因，是马公、伯颜公等地方官员认为释奠“乐工执俗乐，歌哇之声”有所不妥，因而捐俸禄置办雅乐；第二次雅乐建设则因“春秋荐享稽诸祀典，备三献而阙九成者，亦有年矣。”“九成”用典自“箫韶九成”，此处指代雅乐；“亦有年矣”则暗示第一次雅乐建设的成果维持时间其实很短。武亿在《彰德路儒学雅乐记》录文后有案语称：“迄至元己卯仅十三年，何为废焉不讲，此有司之过也”
[清]武亿《安阳县金石录》卷十一，《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2册页196。，就彰德路地方官员维护雅乐不力提出了质疑。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嘉定州和新喻州等地。嘉定州于至治三年
周仁荣：《嘉定州儒学大成乐记》，一九二七年本《江苏通志稿・金石二一》。、和三十八年之后的至正二十一年
杨维桢：《嘉定州修学记》，钱谷编《吴都文粹续集》卷六，学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进行了两次雅乐建设，据至正二十一年“惟先圣龛帐与大成乐器，泮沼仪门未具”的记载可知，至治三年置办的乐器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散佚。新喻州于延v六年遵照礼部要求置办雅乐
李存：《大成乐记》。，十九年之后即后至元四年，在知州李汉杰主持下进行了重建
虞集：《新喻州重修宣圣庙儒学记》，《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五。。雅乐本依附于儒学春秋丁祭存在，一旦地方儒学经营困顿，生员流动，或主事官员迁转他地，耗费人财物力颇多的雅乐面临凋敝在所难免。
元代文学范文3
关键词：当代文学 边缘化 分析 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170-02
一、引言
有学者曾经这样总结搞文学创作的人群：一是对文学满怀热情与希望，一头扎进了文学的世界里，自由翱翔，但是由于没有耀眼的作品，其逐渐被社会所淡忘；另一种则是一心想要跨进文学，但是其世界观、价值观与文学界的主流格格不入，最终所不被接纳，但是却又在另一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前一种人，客观地来说是有一点悲哀的，而第二种人却有点幸灾乐祸，难免会有一点“幸亏”的心理。无论是哪一种人，都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于文学的不重视，甚至是轻蔑。当一些人认识到眼前的人是搞文学创作的，除了心中有一种“靠笔杆子吃饭的”的感觉，再无其他。
二、文学古今作用分析
在古代，文学的作用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前文说道，不管是创作者还是阅读者，文学给他们带来的影响都是无可比拟的。举例来说，我国的古代文豪数不胜数，韩愈、苏轼……，且不问其政治生涯与个人主张如何，就单单文学给其带来的“财富”就是不可计数的：各种名誉、荣誉加身，使得其名满天下，而其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各种思想也给世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不管是胸中郁闷时所发的“牢骚”，还是壮志未酬时的“悲叹”，都给了古今研究者无限的联想。而在现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压力不断增加，由于文学作品带来的财富不如三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所带来的财富多，而文学从业者也很难从文学中获得足够的社会地位。就我国而言，在上世纪以前，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连地区内小有名气的文学从业者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影响力”正在不断地减弱，而且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发展、转型、升级，这种趋势还有着加强的趋势。而到了现代，文学的地位就更低了。一方面是由于上文所说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原因，而另一方面，则与当代的高等教育发展有关，随着高等教育的广度不断拓展，各高校关于文学所开设的专业也与日俱增，而这种无节制的“扩招”的背后导致了社会对文学的“尊重”程度越来越低，通俗地讲，一些人认为在这个文学已经“烂大街”的年代，研究文学、从事文学工作是没有意义的。
三、当代文学边缘化的原因分析
作为文学利益相关人士，我们必须承认，当代文学被“边缘化”的现象是存在的。对于那些轻蔑文学的人，我们也不能不闻不问，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当代文学的确出现了许多问题。当代文学在时代中的影响力、表现力度的确不如上世纪同期，我们的文学创作的确少了一股魅力与社会气息，我们的社会从来不缺少文学热爱者，但是正是这些所谓的“文学作品”在一次一次地消磨其对文学的热爱，最终使得其对于文学彻底失望。
1.文学造假现象严重
文学，带给人们的不是华丽的辞藻与雕栏玉砌的句式，带给读者的应该是作者内心的思想与真诚。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学从业者内心的“惰性”也随之不断地生根、发芽、滋长。这样的作者所完成的作品，自然是“没血没肉”的，而读者也自然从中得不到所谓的“营养”。可以说，造假这一风气在我国的文学界由来已久，许多“文学大家”都在这一道坎上栽过跟头吃过亏。而另一方面，有些文学从业者甚至懒到直接请他人，然后以金钱买作品，署上自己的姓名，推向市场。这样的做法是被人所耻笑、不屑的。
2.文学的功利心理过于严重
国内外对于文学所设立的奖项不在少数，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海明威文学奖等，都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些文学奖设立的初衷便是鼓励文学创作人积极进行文学创作。诚然，有一些作家在创作的初始时没有考虑金钱因素，而这些文学奖却给这些文学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荣誉、社会地位，这些也应当被看作是文学界以及社会对于这些作家的作品的“反馈”。而正是这样的社会现实，使得一些功利心理过于严重的作家，其创作目的就直奔这些奖项而去。其创作的初衷不再是为了发表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而是为了获奖而创作，为了金钱而创作，为了社会荣誉与地位而创作。而更可悲的是，一些作家居然通过这样的做法大获成功，无疑对一些有相似心理的人给了巨大的“鼓励”。正是这种过于功利的心理，使得我国的文学界在近十几年内没有与上世纪同期相同的数量与质量的优秀作品问世，而这样的现状造成的文学被社会“边缘化”的现象也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3.网络快餐文学逐渐走向正轨
在科学技术水平不断发展的今天，网络在人们的生活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网络快餐文学作为当代大背景之下的新生产物也获得了许多网络使用者的青睐。其便捷的获取渠道、近乎零成本的阅读价格以及其他优势使得网络快餐文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在网络快餐文学发展的背后，其正在不断挤压传统文学的市场。需要辨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网络快餐文学”指的是以一些小说为基础的网络作品，而“传统文学”以及上文所提到的文学则是真正广义上的文学，是一个广泛而又复杂的综合体。正是前者对后者的不断挤压，使得文学越来越不受社会的待见，最终被逐渐“边缘化”。
四、解决文学边缘化的几点建议
1.整肃文学界的造假之风
在当今的经济社会上，无论是各行各业，造假都是行业规定所不能容忍的。而对于文学界来说，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更是不容侵犯的。因此，一方面，从行业的发展角度来说，应该在行业内形成一种广泛的共识，即每位文学从业者都要从自身做起，不做假，不帮助做假；其次，每一位业内人士都应该肩负起互相监督的责任，注意这是责任，而不是权利，否则会成为互相争斗的工具，而如何把握这一“度”，便成了当今文学界整肃造假之风的最大难题；最后，整肃造假之风也应该从文学作品“血肉”出发，使得文学创作者避免进入一种“无病”的状态，否则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文学创作者，都会被社会以及读者远远地甩开。
2.消除文学创作者的功利心理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功利心理是要不得的。一方面，这样的功利心理会使得文学创作者的初衷被改变，其字里行间里透露出的不再是其真情实感，而是被奖项标准所束缚的思想。而另一方面，这样的功利心理一旦在文学界蔓延开来，将会给整个文学界甚至是人类的文学创作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因此，消除文学创作者的功利心理不论是对于创作者自身还是文学界的发展来说，都是相当重要而且必要的。优秀的作家，对于生活的基本要求不应该是荣誉、金钱以及社会地位，其攀比的内容也不应该是名气，而是作品的质量与影响力。
3.融合网络快餐文学与传统文学
当网络快餐文学这一新生代流派出现时，我们就不应该否认、扼杀它，而是应该秉持着一种包容开放的态度来接纳、交流。诚然，我不否认，在一定程度以及领域内，网络快餐文学的确将我们认知内的“文学”赶下了神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网络快餐文学与我们认知内的文学是水火不相容的。一方面，这两者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接纳、合作，通过版权出售等手段来使得传统文学在网络上获得新生，而网络文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被接纳的程序，来不断扩充当今文学的内涵与边界。
五、总结
总而言之，现代文学被“边缘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对于这一事实，作为利益相关人士，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而是应该重视这种现象，并且积极为改善这种现象而努力奋斗。
不论是什么时代，都不缺乏优秀的作品与作家，不缺乏可以作为文学题材的事件与案例和热爱文学的读者。缺乏的是社会对文学发展的关心支持和社会对文学发展的宽容及文学创作者一颗沉淀的心。而我也愿意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文学的发展一定会朝着一个光明的方向，而和谐的文学生态也正在被逐渐创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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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熊辉. 试论文学边缘化与文学发展的顺向关系[J]. 名作欣赏，2006，14：106-108.
[3]高楠. 精神超越与文学的超越精神――“文学边缘化”说法质疑[J]. 文艺研究，2006，12：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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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将师德建设作为教学团队建设的核心。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的灵魂，也是教师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一个优秀的教学团队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师德风气，便很难形成集体凝聚力。应该看到，当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是好的，大部分教师都能秉承着自己的师道尊严，为人师表，这样的师德风气在我国教师队伍中占据主流。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依然有部分教师在面对金钱、地位、名利考验时，丧失了教师应有的职业道德，学术腐败，弄虚作假，等不齿行为在高校依然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我国高校教师的形象，这些人的存在腐蚀着我们的教师队伍，给高校抹了黑。“古代文学”传递的是中华传统文明，“古代文学”的教师团队更需要具备高尚的师德，如果教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自己首先言行不一，这会让学生寒心，让教育寒心。
第二，营造良好的团队协作风气。如今的高等教育早已经告别了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千里走单骑的时代。个人的眼界、学识、经验往往是要受到历史局限的，只有把个体放到集体的大熔炉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实现其价值。团队协作就是要在共同目标、共同理想的作用下，发挥每一个成员的作用，最终将集体的力量整合重拳出击。尤其在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教师的学术能力和眼光非常有限，因此更需集体的力量、团队的力量来提升我们的整体素质。
第三，培养好的团队带头人。对于一个出色的团队来说，没有一个灵魂人物、核心人物是无法想象的，这个核心人物即团队带头人。针对“古代文学”课程来说，应该由在这一领域具有一定造诣和学术眼光的教师担任。
第四，建立有效地奖惩机制。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其实就是最早的刺激－反应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高校教学团队的建设离不开这种机制的支撑。落实到“古代文学”教学团队建设上，高校可通过具体的刺激来使教师做出反应。
第五，相应的资金配备。。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了科研水平、学术能力在高校中的作用，将资金向科研大量倾斜，才使得很多教师将精力过多地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写论文、申报课题、出书成为了高校教师工作的三步曲。众所周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校在对教师奖励上、薪酬上、培训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这些工作必定无法完成。“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一门基础课，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所有文学课中，它是涉及知识最多，领域最广的一门。这一领域民间学会最多、每年举行的相关学术会议最多，申报课题人数最多，科研成果也最多。因此，教师参加培训、会议、调研、考察、访学机会也很多，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配备，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保证，“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团队便失去了建设的动力。
二、前景展望和反思
长久以来，“古代文学”课程一直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内容包括了对千年中国文学史的诠释，涉及到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多种学科的内容。但由于其缺乏时代感，故长期以来备受冷落，加之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的特殊性，这种冷落在这类学校表现得更为明显也在意料当中。事实上，“古代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财富，浓缩了几千年中国人的智慧和品格。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华儿女千年精神奋斗史，那些坚韧、坚忍、刚毅、刚强、大仁、大义的民族品质在古代文学作品中都可找到原型，这些品质恰恰是我们当代社会最缺失的，从职业类师范院校走出去的学子，更需要这些品质的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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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戏曲资源引入高校课堂的意义与价值
地方戏曲资源历来是高校教学就地取材的源泉,从近代戏曲学研究大师吴梅先生,到现如今在戏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的中山大学康保成先生等,成为走课堂与实践相结合之路取得突破性成功的典型例证。郑传寅先生说:“戏曲表演必须再现生活场面。”[1]因而,将地方戏曲资源引入高校课堂的意义与价值,就教改功能角度而言,具体如下:
(1)地方戏曲资源可利用性。首先是地方戏曲资源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亲近感、就地取材的便利性、以及教师与艺人间的直观互通性等,这为高校教改创造了切实可行的有利条件。同时,由于我国地方戏曲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较具传统特色与典型的剧种不下二百种,为高校提供了就近取材的可贵资源。如安徽与湖北两省的高校引黄梅戏、江苏与上海的高校引昆剧、四川高校引川剧等的教改实践成功的例子,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地方戏曲资源向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渗透的可利用性。
(2)地方戏曲表演艺人与戏曲品牌资源的示范作用与价值。戏谚说“说不如讲,讲不如演”,即说明戏曲文学教学过程中引进艺人表演示范的作用。而独特的地方戏曲品牌资源的审美价值,更是教改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尤物。一方面,将艺人引入课堂教学,有寓教于乐的效果,也有现身说法的直观功能,更有吸引学生兴趣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独特的地方戏曲品牌资源是乡情教育的典型材料,也是学生独特审美视角教育的最佳方案。正如易中天所说:“事实上,演员、观众、角色是戏剧艺术的三要素,少一个就不成为戏剧了。”[2]
(3)大学古代文学课堂的严肃性与地方戏曲表演的活泼性。严肃性与活泼性的相结合,是一种优势互补,也是课堂教学普遍遵循的规律。往往大学课堂中因为强调口头和书面语言对知识点的记忆与理解能力的培养,而忽略形体语言的谑趣性所带来的特殊性教学效能,因此,此类的教改实践必然突破传统教学的格局而趋于一种更综合性的教学形态,这符合大学课堂教学走与社会相结合发展道路的发展趋势。
(4)就地取材、因材施教,为传承戏曲文化作贡献。以高校学子为依托传承戏曲文化是近年来文化领域普遍关注与共同努力的事情,而高校教改中就地取材并因材施教的努力,必将培植一大批青年学生对戏曲文化的热衷与关注,进而造就戏曲文化的一大批具有成熟审美能力的青年群体,这恰恰解决了当前戏曲文化界对观众群体后继乏人的困境,必将为传承戏曲文化作贡献。
2引地方戏曲资源入大学课堂的可行性与必然性
将地方戏曲资源引入大学课堂在操作方案上也有它的可行性与必然性,其中除了就近方便性之外,还表现在人才优势、品牌优势和传播优势等三大方面。
首先是人才优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各省市所培植的一大批专业戏曲演员目前已趋于离退休层面,大量的戏方戏曲人才从专业演出场院下来,这便为高校教学提供了大量的具有专业高素养与表演高技能的准教学人员储备,这种人才优势持续性虽不十分长久,但却十分宝贵,因而在地方戏曲艺人与高校的联姻成为一种时代潮流的今天,其操作方案的可行性中又有紧迫,这似乎成为时展的必然。
其次是品牌优势。由于地方戏曲资源的独特唱腔、保留剧目、特殊技能等方面专长,造成某些方面的品牌效应,而这种品牌效应对于高校引进教学资源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一者由于高校所处的人文语言环境的亲和性吸引力因素,二者戏曲品牌资源的展示性魅力效能,三者国情与乡土教育的大环境发展趋势所要求等,因而决定了其可行性与必然性。
再次是传播优势。引雅入教方式的多样性要求传输渠道的多向性,而地方戏曲资源由于占天时地利人和之道,在传播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就地取材、随时取材、多选项取材等的传播途径优势,必然给高校戏曲文化教学环境提供及时与便利的保障,这种地沿性带来的传播优势因而便成为引雅入高校的可行性增添必然性的趋势。
上述三方面从理论上为引地方戏曲资源入大学课堂提供了可行性与必然性的依据。笔者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近二十年,近年来在引雅入教改革方面作了一些微弱的探索,兹引列几条心得体会作为佐证。
首先是人才方面。笔者所处的高校地处江西临川,这里的戏曲资源十分丰富,戏曲人才的储备也十分丰厚。在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所上的古代文学课与戏曲文化课程中,长期聘请抚州采茶戏一级演员、多次获国家级戏曲奖项的潘凤仙女士来校进行教学活动,并聘请了三名离退休京剧演员与胡琴伴奏师傅亲临课堂教学等,由于东华理工学院地理环境的优势,一大批离退休戏曲界艺人长年在校园内的牡丹亭旁休闲与表演唱自娱自乐,因而为教学所需的演艺人才提供了及时与非常大的便利。
其次是品牌方面。江西临川戏剧品牌资源有三大块,一是专业文人戏剧创作,如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二是傩戏资源,如南丰文傩、乐安武傩等,三是古声腔的遗存,如宜黄戏和广昌孟戏中保存的古海盐腔因素等,此三大块品牌资源的合理运用,利用其文本、图片、演示现场与实况录像等方式,以乡情乡音为媒介,从地域特色角度进行解读等,使教学环节得到充分的拓展并取得独特的效能。
再次是传播方面。笔者曾尝试让学生利用周末课余时间与校园内牡丹亭旁的艺人学习演唱,主要学唱古代文学中要求背诵的篇目与章节,结果一大批学生通过与老艺人的接触后,每人都能唱上一段名曲名段。同时,为了验证学生学习的成果,笔者专门聘请了本校戏曲票友宋秀珍老师到课堂上指导演唱,并检验学生学唱的成效业绩等。学生通过学唱能够熟练地运用在班级文艺表演上,甚至学院的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等均有良好的传播效能。
3地方戏曲资源向古代文学教学渗透的设计与实践
以古代文学中的明代传奇文学教学为例。如汤显祖戏剧章节,由于“汤显祖是把他的愤激之情渗透于《邯郸记》的曲调唱腔艺术中。”[3],所以对曲牌的教学尤其重要,兹以此为例。根据教学大纲设计为六课时,传统的教学方式为讲解法,主要讲解汤显祖生平与思想、代表作品内容与特色、影响与价值等三方面内容。梁伯龙说:“表演训练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与创作方法和训练阶段相吻合。”[4]本人根据教改思路采用“读、示、唱、演”四字教学法,使雅曲走入课堂,达到较好理论与实践、文本解读与表演相结的教学效果。
(1)文本解读与戏曲演示(共三课时)。解读文本:汤翁生平简介、汤翁戏曲理论与创作成就分析(共一课时)。教学目标———使学生全面了解汤显祖的生平思想与戏曲理论基本知识。用多媒体演示《牡丹亭》戏曲几个片段(下载白先勇青春版):开篇———闹私塾;发展———游园惊梦;———幽媾和送别;结尾———团圆)(共二课时)。教学目标———使学生认知汤翁戏曲作品的表演情态与戏曲风貌特点。下载片段、布置课外视唱练习作业:[皂罗袍?游园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付诸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昆腔版本和采茶腔版本)。教学目标———使学生具有初步的模拟昆腔和采茶腔的声腔演唱能力,并能至少运用一种声腔模式学唱《牡丹亭》中的一段精品唱腔。
(2)演唱文本与戏曲鉴赏(共三课时)。聘请地方戏曲名家教唱《牡丹亭?游园惊梦》中的[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名段(一课时)。教学目标———让学生与专业戏曲艺人互动,认知戏曲表演的独特魅力,并加深前期学唱效果,以达到真正掌握一种唱腔演唱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达到以演唱的形式熟练记诵教学大纲的背诵篇目的要求。戏曲名家讲解《牡丹亭?游园惊梦》的表演特色与审美心理(一课时)。童庆炳说:“在审悲体验中,形式化则是造成‘距离化’并促成痛感转化的的又一原因。”[5]因此,确定教学目标———使学生领略专业艺人与文人讲解戏曲作品的区别,并能全面理解戏曲作品鉴赏的不同层面与不同方法。学生分组模拟表演戏曲的身段、步履、出腔、运腔、念白等内容(一课时)。这是教学课堂实践环节,采取录音形式对学生分组演唱效果进行分析讨论。教学目标———通过录音与课堂讨论,使学生初步具备鉴赏戏曲唱腔艺术的审美能力,特别是戏剧表演中的叙事能力,如于平所言“在我看来是指人体动态来叙‘事’的方式与特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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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图时代给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带来的冲击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当代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传统的文本阅读开始转向视觉阅读，“快餐式”文化消费成为一种时尚。当代大学生越来越热衷于观看电影和电视，影视作品唯美的视听效应、强烈的色彩感、形象的人物建构，强化了他们的阅读。但是，视觉阅读的感官刺激渐渐弱化了他们对经典文学文本阅读的兴趣，导致当代大学生“观看”作品的多，“阅读”作品的少。影视作品对学生的无形包围使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在课堂调研中笔者发现，很多教师在讲台上竭尽全力地进行独角戏讲课，而学生则观看手机视频或者昏睡，即使有个别教师使用多媒体工具的，也只是站在电脑前给学生播放一个又一个厚重的填满文字的幻灯片。面对此种情况，如何因势利导，在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引进影视的元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合理地应用影视资料不仅可以充实课堂教学，而且能够激发当代大学生阅读文学原著的兴趣，从而提升大学生的文学素质。
二、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影视资源的应用
当前，几乎所有的经典作品都有相对应的影视作品，如《青春之歌》《红岩》《红旗谱》《李双双》《三年早知道》《人生》《陈奂生上城》《我们夫妇之间》《乔厂长上任记》等。甚至同一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改编成不同的艺术形式。如何合理地应用浩如烟海的影视资料，在当代文学课程的教改实践中非常重要。
(一)筛选接近原著精神风貌的影视资料
面对数量繁多、形式多样的当代文学作品影视资料，如何尽可能多地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观看进而阅读文学原著，就涉及文学影视资料的筛选问题。由于利益的驱使，很多作品在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收视率和票房收入，导演或编剧会对作品进行大幅度删改，导致影视作品与原著或大相径庭，或形似神不似，这样的影视作品不仅无法传达原著的思想精髓，还会误导学生曲解原著。如果不加以甄别、筛选，随便拿一个或剪一段糟糕的影视资料引入课堂教学，会严重误导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并使他们迷失于影像世界而无法回归文本。“没有一部影视改编作品能真正呈现出优秀文学作品文字背后那些深刻的意义和涵义”［2］，在筛选影视资源时，选择的作品既要在一个时代、一个流派、一种体裁上被公认为最具有代表性，又要与实际教学密切关联且与原著精神风貌大体一致。如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倾城之恋》被先后改编成话剧、电影和电视剧。话剧版《倾城之恋》开场的粤语对白，对不懂粤语的学生来说听起来很吃力，而且有时候字幕和表演不同步，造成视觉和听觉的错位;电视剧版的《倾城之恋》则把一个短篇小说几乎扩充成了长篇小说，为了延长剧集，甚至无端添加了一些人和事，几乎颠覆了原著的主题思想，使作品变得面目全非;电影版的《倾城之恋》尽管选择的演员在形象气质上不是很贴近原著中的人物，但从情节安排、语言对白等方面来看，大体还是忠实于原著的。所以，在讲述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倾城之恋》时，可以选择与原著精神风貌大体一致的电影版的《倾城之恋》作为此作品的影视资源。张志公曾说过“教科书是教材编辑工作者编写出来的，但是一旦编出来，印成了书，就成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这时教师有了双重性:既被教材所制约，又反过来制约教材。教材最终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怎么使用它”［3］。影视资料作为一种特殊的教材，它的使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筛选。
(二)通过课堂讨论对比原著与影视
课堂讨论环节对教学实践中活跃课堂气氛非常重要，它需要学生先阅读文学作品。当代大学生大多都是90后，优越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对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时代政治色彩明显的作品，如“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青松岭》《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有种本能的排斥，甚至只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他们宁愿在“穿越”和“武侠”制造的光怪陆离的世界中游离，也不愿走进红色经典的激情时代，如果强迫他们去阅读更会激起逆反心理。但相应的影视作品会以独有的汇集了光、影、声、画等手段的视觉审美形式，吸引当代大学生通过影视作品走进文本。从促进普及文学作品阅读这个角度来说，影视阅读要快很多。所以把筛选出来的那些经典影视资料，以作业的形式提前布置下去，并告知学生在每次课前必须完成文学文本阅读和影视资料的观看。也许通过画面走近语言，只是激发大学生回归文本阅读的一种无奈之举，但令笔者稍感欣慰的是，经过教学验证，绝大多数学生在观看完影视资料后会主动阅读原著，这必将有利于课堂互动环节的开展。要求学生观看影视作品是为了促进文学文本阅读，激发学生的文学想象力和文学创造力。为了使课堂讨论有的放矢，节约课堂时间成本，教师可以每次课前针对所讲作品提几个相关问题，以备学生参考。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说过，文学文本是一个不能确定性的“召唤结构”，它召唤读者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学生由影视到原著，这中间的来回转换足以召唤他们尽其所能地发挥自己再创造的才能。教学实践证明，原著与影视对比的课堂讨论，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加深了学生对原著的理解，使学生对观看影视作品和阅读文学原著有了理性的认识。如在讨论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及同名电影作品时，有学生就提到导演冯小刚删去了原著中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情节(这两章讲农村生活)，只展开第二章，重点表现严守一和三个都市女性之间的情感纠纷，着力渲染现代人的信任危机。学生认为这样的删改很容易误导观众忽略原著中作者对农村生活书写的意图，从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多角恋故事上。作家莫言这样说过:“我认为小说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就跟原著没多大关系了，电影是导演、演员们集体劳动的结晶……但小说只是给导演提供了思维的材料，也许小说中的某个情节、语言激发了导演的创作灵感。”［4］莫言的话一方面印证了很多文学作品与同名影视作品在精神气质上的貌合神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理性认识影视作品和文学原著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课堂讨论正是学生理性认识两者之间关系的有效的教学方式。当然，教师在学生激烈的讨论过程中也要注意进行正确的课堂引导。
(三)剪辑经典片断插入多媒体教学课件
除了组织学生课前观看影视资料和课堂讨论，对当代文学影视资源最有效的利用就是在多媒体课件中插入剪辑的经典影视片段。对于在读图时代中成长的大学生来说，当代文学的讲授方式如果只是抽象概括的语言文字表述或一张又一张枯燥的文字幻灯片的播放，不仅无法满足他们对知识面、信息量以及直观性的需求，而且还会使学生产生厌学心理。当代文学发展的每个阶段几乎都有相应的影视资料，在如今这个读图时代，如果把相关的影视资料剪辑成一个个片段，插入当代文学课程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在课堂讲授过程中，根据需要张弛有度地播放一些影视片段，既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丰富课堂教学内容，调节课堂气氛，也能使学生更形象地理解作品。
三、当代文学教学中应用影视资源要注意的问题
尽管影视资源的应用对促进当代文学教学的良性循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具体应用中也要适度，不能“只见影视，不见作品”，把文学文本和影视作品本末倒置。同时，要想利用好影视资料，教师也要与时俱进，在多媒体课件制作上多下功夫，课件既不能哗众取宠、华而不实，也不能单调乏味、毫无技术含量。
(一)避免影视作品在教学中本末倒置
在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引入影视作品，是为了满足读图时代大学生对更丰富的信息量的需求，最终的诉求是提升教学质量。所以，影视作品只是教师正面引导学生阅读文学原著的一种辅工具，影视资料的插入只是教学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在具体应用时一定要适度合理，过多使用就会喧宾夺主，甚至本末倒置。由于影视作品对学生更具诱惑性，如果教师不及时正确引导，把握不好“度”，就会让学生一味沉浸于影视作品而无法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甚至会使学生把影视作品和文学文本混为一谈。文学最大的魅力是语言，影视最大的魅力是画面，不能在利用影视资料的过程中，使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忽略了文学文本语言的魅力，教师要把引导学生的重点放在对文学原著的阅读上。美国学者布鲁斯东说过:“小说的最终产品和电影的最终产品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就像芭蕾舞不能和建筑艺术相同一样。”［5］因此，在文本分析讨论的过程中不能过分依赖影视作品，更不能在课堂上把一部影视作品从头到尾播放给学生，否则就成了纯粹的影视文学欣赏了。另外，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在插入影视片段时，必须正视当代文学学科的性质，不能制作得过于花哨，华而不实，否则学生的注意力会完全被吸引到变化多端的画面中，不愿再听教师的讲解，更难以探究影视作品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