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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平衡利益之两种不同的观点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力量不正是通过传播和适用使知识能够自由的传播和自由的使用，这是在当今社会中政治民主和个人选择的基础。知识产权的本质在于追求著作权人的权利和公共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果对著作权人过分的保护，那么会造成对知识产权的垄断，损害到社会公众的利益。这违背了鼓励智力创新的社会需求。从长远来看也是对作者权利的损害。目前学界对于著作权的保护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市场范式，这种观点将网络空间作为一个可获得利润的市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著作权法也为信息创造者和提供者提供了在网络空间获取最大化利益的手段和机会。这种做法对著作权人给予极大的保护，但其会产生的负面后果是对知识和信息的变相垄断，限制了信息的流通，公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另一种观点是接近范式。这种观点更侧重保护公众的利益。在网络空间公众同样具有合理和正当接近作品的权利，这一接近权利表现为在一些情况下使用和传播作品不受著作权人的控制，是用户使用他人知识的自由和权利，而不是某人排除他人使用自己知识的自由。作者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也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进行，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不可能在没有相关历史背景和文化积淀的前提下就能凭空进行创作。每一部作品都直接或间接的收到别人作品的影响。如果对知识进行垄断，那么对于公众的知情权，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整个民族的文化建设将是毁灭性的灾害。
1.2合理使用如何权衡著作权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决定着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方向。法律为权衡这一关系，对著作权进行了限制。法律规定在特定情况下依法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的姓名、作品名称，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这就是合理使用制度。网络的一个功能是信息共享，信息网络传播权使得作者的权利扩张到网络，这对公众获得信息的权利进行了限制。有权利就有义务。为了平衡公众的利益，法律应该相应的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限制。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了十二种合理使用的方式。然而目前在现实生活中，合理使用制度并不是得到很好的实施。公众为了个人学习研究的目的想要查阅相关的电子资料，往往受到很多的限制。以学生为例，学生查阅资料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学习电子图书馆，由于不同学校购买的数据库不同，其学生所获得的信息就会存在差异。如何处理好公益电子图书馆的使用是平衡作者权利与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著作权法对于图书管的合理使用是这样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然而，图书馆的功能并不仅是用于陈列或者保持版本，图书馆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向公众提供信息，让公众享受共有的资源。著作权法关于图书馆的合理使用远远不能保障公众的合理使用权。笔者认为通过建立某领域资深学者作品的数据库，学者以加入数据库作为一种荣誉，国家或社会可以对这样的项目给予资助，数据库免费向公众开放，这样使得作者的著作权得到保护也平衡了公众的利益，这样的做法可以尝试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合理使用的关系。我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根据我国的国情，设计出网络环境下合理的使用制度。
1.3法定许可使用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另一个限制是法定许可使用制度。所谓法定许可制度是指，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以特定的方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并尊重著作权人的其他各项人身权和财产权。北大法学院韦之教授认为法定许可制度的实质在于将著作权中的某些权利由一种绝对权降格为一种获得合理使用费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法定许可有五种包括编写教科书，转载报刊等情形。法定许可使用可以促进作品的传播，提升作家知名度，同时也可以打破著作权人对作品的不合理垄断，方便公众接受信息。然而，法定许可使用存在着一些弊端使得著作权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法律虽然规定转载其他人的作品应该支付使用费，但是现实中存在着使用人不知道向谁付费，著作权人的获得报酬的权利成为一纸空文。随处可见的转载，复制和粘贴严重损害到了著作权人的权利，降低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同时从长远看来，也是对公众利益的损害。法律规定法定许可使用是为了保障公众利益，如果在现实中得不到有效的执行，那么这样的规定反而使著作权法平衡精神得不到落实。法定许可制度仍需要不断的完善。对于著作权人而言，他们应该提高自己的维权意识，对于违反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采取适当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著作权人怠于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又谈何对著作权人权利的维护。对于社会公众，出于对知识和文化的尊重，应自觉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且从长远角度看，这也是对自己权利的尊重。
2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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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132-01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概述
我国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2001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保护做出反应，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正式写入法律之中，该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网络环境下产生的新兴权利内容，有利于遏制网络侵权行为，解决网络侵权纠纷，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这对于我国著作权领域的法律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无论是以任何形式发表的作品，无论作品是不是利用网络第一次发表，只要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其著作权人均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这是《著作权法》为适应网络的发展，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更好地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而增加的内容。具体来说有如下特征：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之构成
传统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是：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过错、侵权行为的存在、损害事实的存在、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然而，若把侵权行为放在数字环境中，便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传统侵权行为的四个要件放在数字环境中并非都是必须的要件，而仅仅是选择性的要件。这需要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依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加以取舍。
（一）传统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之一是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过错
但在数字环境中，由于有“深层次链接行为”的存在，侵权行为人随时可以通过ISP无限制地进行复制，从而难以认定谁是真正的侵权行为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也难以把握。面对这种情况，“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从整体上讲应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侵权第一步（未经许可复制，或作为直接传播的第一步如表演等）利用作品的行为，对未经许可制作、使用等利用专利发明创造的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对于其它行为、以及对一切间接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考虑‘过错责任’原则”。这种“区别对待”的方法，同时也为类似百度侵权案的其它案件提供了一些参考，司法实践中，对百度的这种“深层次链接行为”多归结为间接侵权。
（二）传统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之二是有损害事实的存在
当然，大多数侵权行为已经对版权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但也有少部分间接侵权可能一时并没有损害事实的存在，而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带来损害，就拿“百度侵权案”来说，百度的链接行为在表面上看并没有对他人的音乐版权造成损害，而仅仅是提供中介性质的搜索服务，而该案二审也以百度的胜诉为最终定论。但百度的这种行为具有“潜伏性危害”的特征，百度在其网站提供了例如新歌TOP100，TOP几百大歌手的排行榜等等内容，事实上就是一种间接的侵权行为。在榜单之中，被链接歌曲的名称和演唱者的姓名一目了然。而唱片公司是不可能授权任何一家网站免费提供其旗下歌手所演唱的流行歌曲的。同时这也可以适用《条例》第二十三条后半段之规定：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三）“因果关系法则”已不能在网络世界中作为一块“试金石”而普遍采用了
传统侵权行为理论认为：有因必有果，行为人的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网络正在考察着这一原则是否符合发展着的需要，在网络世界已经超出了“因果关系”的法则。如上面提到的百度侵权案，百度是否构成间接侵权，或同第三方构成《民法通则》第130条的共同侵权？在实际操作中，间接侵权的认定是极为困难的，“深层次链接”所引发的无限制的“复制”行为，也很难拿出一个标准来说谁是直接侵权，谁是间接侵权。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应考虑到两点：是否合理使用，是否为商业目的。或者换一种角度来说，由于网络本身极其复杂，难以认定孰为直接侵权人，孰为间接侵权人？因此，在大多数场合下，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少数情况下，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于侵权损害赔偿应遵循过错责任原则，即根据侵权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的性质、程度来确定损害赔偿责任。特别是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的规定，是根据TRIPS协议增加的，它突破了我国《民法通则》所确认的损害赔偿原则的规定，体现了版权保护的特殊性。大多数场合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也是复杂的网络环境的具体体现，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网络版权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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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网络链接 司法保护
一、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保护的几个问题
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确立，但《著作权实施条例》并无只字片言提到，而国务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尚未出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信息网络传播的司法保护，主要依靠法官依据现有法律自由裁量。其间虽然也曾出现某些问题，但总体的保护水平已较前几年有很大的提高。可以说，在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保护方面，中国法官的勇气和魄力俱佳，贡献良多，比以往任何时间的任何著作权利保护的成就都大。不过，以国家之大，信息纠纷之多，网络状况之复杂，以及法官的认识水平和能力差异，我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总结近年来的相关判例，似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保护的完善有一定的帮助。
1、网站之间抄袭侵权：须严惩以做效尤
自1999年1月以来，对于中国网络媒体使用未经授权的网下作品（如王蒙等六位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以下简称“六作家案”），或网下媒介使用未授权的网上作品（如胡彬诉《羊城晚报》侵犯其《网恋》作品案，以下简称“胡彬案”），一般情况下相关法院均能比较及时地作出审理。如“六作家案”不到四个半月法院便作出一审判决，“胡彬案”则仅四个月便“圆满结案”。但是，从网到网的抄袭侵权，审理周期一般较长，判决往往瞻前顾后。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网上数据涂改易，取证难，公证不一定可信及分歧较大等，另一方面也与双方均属新生传媒，均具深厚社会关系有关，有些甚至与法官保护著名网站名誉的用心有关。然而，由于网站所拥有的较之他人更为优越的电子手段及网络特点，使网上抄袭显得十分方便快捷。事实上，中国许多著名网站上的资料，多数作品的著作权并非为网站本身所拥有，或提供作品的ISP并未真正拥有该作品的著作权。如北京蓝羽毛网络技术中心诉爱特信电子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侵权一案，据说被告拥有的搜狐网站（sohu.com）“奥斯卡影片，栏目中涉嫌抄袭原告”世纪奥斯卡“网站（ www . oscar.com.cn）的内容达184页，近20万字，甚至连其中的文字错误也尽数抄袭，而被告却在涉嫌侵权的网页上赫然标以”搜狐公司版权所有“的字样。[1]如是，则不仅侵犯了原告的信息传播权，也侵犯了原告的版权信息管理权利，该纠纷虽然最终在庭外和解，然而，被告在诉前诉后的表现和言论，委实反映了中国网站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和版权信息管理权利认识的肤浅。如原告诉前曾致函搜狐《侵权告知书》，搜狐并未给予诚意的合作；原告起诉后，被告甚至称 ”原告无法证明自己对其文字内容享有著作权，可能原告也是从其他网站中转载，因此不予赔偿“等等，[2]这似乎缺乏一个著名网站应有的风度及法律意识。因为，如果被告承认”奥斯卡影片“栏目内容来自原告网页，那么尽管原告网页内容并非全部属于原创，也不能改变被告抄袭侵权的事实。然而，被告的这种主张和态度，在2002年7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新浪诉搜狐侵权案中表现似更充分。面对新浪关于搜狐自2001年10月以来大肆抄袭新浪网短信频道、财经频道、体育频道以及网页内容的指控，被告干脆质疑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认为原告无权主张著作权。[3]
鉴于中国网站内容相互抄袭多，原创性匮乏，更由于网站管理者大多依仗网络特点漠视他人著作权利的事实，笔者主张司法对从网到网的侵权行为持严格责任标准，以提高网站的法律意识，提高网站信息的原创能力和水平，也给广大网民多几分尊重，少几分欺骗，多节省点时间，少花点冤枉钱。
2、网站链接侵权：设链者并非毫无责任
2001年1月3日，《路上的感觉》一书作者叶延滨因通过新浪网站的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路上的感觉叶延滨”可以在国际互联网的他人网站检索到该作品，而致函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要求其网站新浪停止侵权行为。新浪则以该著作权侵权通知因自身缺陷不具法律效力为由不予理会。作者遂将新浪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被告则仍以“搜索引擎的工具性、公共性决定了法律不应该对其提供的链接承担责任”为由，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2001年6月21日，法院认定被告对其链接侵权不负任何责任，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4]
在这一案例中，法院如何依据网络技术支持被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被告网站通过链接造成原告著作权遭受侵害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我们知道，链接是国际互联网上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互联网上实现快捷传递、便利获取信息的一种技术手段，可以说，没有链接就没有互联网的价值与速度。网站经营者往往利用链接技术将网站间信息相互链接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因此，链接技术或链接概念本身并不违法，也不构成侵权。但是法律没有规定链接是一种侵权行为，并不等于掌握链接技术即设链人的行为不会违法或不可能构成侵权。技术标准本身与掌控技术行为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认识：一是设链人对“链接”具有控制权，即可以停止对被侵权作品的链接。二是搜索链接软件本身有导致侵权的漏洞，使用该软件的设链人在导致侵权的情况下负有连带责任，特别是在原告已经告知侵权之后，如不理会，显见有故意侵权之嫌。三是如何选择网络链接，是采取普通链接的方式，还是采用深层链接。前者是指向对方网站首页的链接，后者是绕开对方网站的首页，直接链接到对方网站的其中一个网页，它使浏览者误以为被链接网页作品是正在浏览的网站的一部分，这后者的链接，当然已属侵犯了他人作品的传播权或展览权。上述“叶延滨案”判决书没有说明及展示原告公证的链接方法、性质，但从其介绍新浪所使用的“百度”搜索引擎的技术特征来看，似属深层链接。此外，该案被告对网站出现的侵权行为显然不存故意，笔者认为，尽管被告将责任推给了链接技术，甚至以“工具性、公众性”为由，然作为有“瑕疵” 的技术软件的使用者，也应当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有报道指出，搜索引擎本身并非毫无问题，如htdig搜索引擎软件便允许用户读取任何文件，[5] linux的nfsd存在的溢出漏洞允许入侵者远程获取root， [6]等等，这说明搜索引擎的链接并非不存在侵权的危险性及可能性。据此，一旦侵权发生，作为使用者的网站，不能因为搜索引擎的“工具性、公众性”而免责，更不能因为其使用的软件技术有缺陷而不承担相应责任，特别是在其已被告知却依然以法不涉及链接为由拒不停止侵权的情况下。
其实，此案之前，2000年10月24日《唐。吉诃德》的译者刘京胜也因网站链接问题状告搜狐，法院审理判决被告赔礼道歉，赔偿人民币3000元。[7] 不过此案判决赔偿，并不是因为被告链接侵权。在这个问题上，法院一方面认定被告行为不构成侵权，另一方面却认为原告明确提出停止链接被侵权作品后，出链者未积极行为而应承担责任。这里，笔者无意论证法院对是否侵权的说法自相矛盾，但却必须指出，仅仅这一点，该案已经比“叶延滨案”的判决显得客观与进步。特别是该案法官已经意识到：被告虽然无法对其网站链接的信息内容加以控制，但却完全有能力控制其网站与其他网站或网页的链接；在原告人提出其链接的网页上有未经权利人许可下载的作品的指控时，被告有责任及时采取技术措施，停止链接，制止侵权，等等。相反，像法院对“叶延滨案”的判决，如果一家网站获得一作品的上载权利，全世界的任何一家网站都可以通过链接让网民获得该作品而不必负任何责任，这样做如何能够保证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不受侵害？
3、冒用他人名义发电子邮件：传输侵权还是传播侵权
1996年4月9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1993级研究生薛燕戈收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发给她的将给她提供1.8万美元金额奖学金的电子邮件，但此后久等正式通知不至，经查询，原为同系同班同学张某于4月12日10点16分用“恭”的名义给美国校方发一电子邮件，谎称薛已接受其他学校的邀请，不能到该校学习。同年7月9日，薛将张告上法庭，法院经调解，被告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共计1，2万元人民币。但此案被告侵犯原告的哪些权利并不十分明确，而弄清这个问题却对今后电子邮件的司法保护颇有价值。如说被告侵犯原告的姓名权吧，被告用的是“恭”的笔名而不是薛燕戈的名字；说被告侵犯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吧，该电子邮件的接收单位是美国密执安大学，并非信息网络传播权所定义的‘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说被告侵犯原告到美国深造这一机遇的人身权利吧，被告的行为却是一种网上信息的谎输。综上，笔者认为，被告侵犯的是原告的信息传输权。也就是说，美国校方发给原告的电子邮件，其函复权属于原告，被告未经原告同意，矫名捏造事实，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输权。被告侵犯的不是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为什么笔者会在此专门讨论本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呢？盖因中国学术界、理论界、司法界自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订《版权条例》、《表演与录音制品条例》以来，由于某种原因，在许多舆论或论著中，网络传输权与网络传播权往往是混同起来使用的，这导致了一些混乱和模糊认识。事实上，”传输“ 与”传播“一字之差，在网络上的涵义是不同的。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侵权案件如何适用不同的法律，其审判结果也可能不同。
二、外国信息网络版权保护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网络著作权司法保护由于立法滞后，实践时间尚短，故一般案例均停留在是与非的判决上，要么侵权要么不侵权，较少对诸多复杂问题作深入探讨。而国际上，自1996年《版权条约》、《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之后，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修改了版权法或制订了网络传播法律，在司法实践方面，也提供了某些可供借鉴的判例。
1、网上故意侵权
在英美判例中，是否故意侵权一直是法官们须首先弄清的问题。美国《纽约州非营利组织法》甚至规定，非营利组织对个人的侵权仅对故意或重大过失所造成的他人损失承担责任。如1997年2月19日Christopher Scanlon起诉第一被告Kessler、第二被告Marcus、第三被告Weis和第四被告ms ma的同性恋组织照片案，[8]法院通过种种推论认为，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违反组织规定将照片在check mat.杂志及互联网上使用，明显违反了联邦版权法，但是原告起诉后，被告已将其互联网上许多原告的照片撤下，这表明被告并不想侵犯原告版权。因此，被告没有故意侵权。之后法院判被告赔偿原告已获联邦版权登记的两张照片的最低额赔偿，共1 000美元。又如2000年3月发生在英国的一起涉及互联网的诽谤案件，原告戈弗雷医生曾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demon删掉在网上针对他的诽谤言论，但 demon不予理会，戈弗雷便控告了de m on故意侵权。最后，原、被告达成和解协议，demon同意支付的赔偿费及诉讼费竟高达近40万美元。[9]
与以上案例相比，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保护显然对故意侵权缺乏应有的关注。如“叶延滨案”与“刘京胜案”，网站提供的链接导致对原告作品构成侵权无疑是一种事实，而两被告明知这种侵权事实可能继续发生，仍拒绝采取措施停止侵权，甚至采用诡辩为自己开脱。依照以上英美的案例，只要这种事实存在，被告即构成故意侵权。
2、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责任
美国早期判例对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即持严格责任标准。如1993年《花花公子》公司（ PEI）诉弗雷纳（Frena）案，法院认为，被告经营公告版提供了场所和空间使原告的照片可在其中被上载和下载，这实际上已发行了一种产品，其中包括含有侵犯他人版权的内容，尽管该内容不是被告提供的。此外，法院对展览权作出很宽的解释：“包括以任何方式向屏幕或其他平面投射影像，以电子方式或其他方法传输影像，或者用阴极射线管之类的视觉设备，与任何信息储存、加工系统相连，表现影像”。法院认为原告的照片虽仅供公告版使用观看，却已属于“公开展览性质”，即公告板也属于“公开场所”。因此，法院判被告直接侵权。[10]
诚然，以上判例法院只看侵权事实，并不要求直接侵权者的主观故意。但如依照该判例侵权归责原则及认定解释，中国著名的《大学生》杂志社诉北京京讯公众技术信息有限公司案（以下简称中国《大学生》杂志社案），[11]被告将难逃直接侵权的责任。上述新浪、搜狐经链接侵犯叶延滨、刘京胜著作权两案也属于“与任何信息储存”相链的“表现影像”，起码也是侵犯了作者的展览权。不过，这种侵权归责原则与标准，不但中国国民难以接受，在美国尔后的判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在著名的宗教技术中心诉Netcom案中，[12]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便离开PEI V， Frena案的轨道，不同意仅仅由于被告经营公告板便认定构成直接侵权，而是确立了网络服务商在对网络使用者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知情时才需承担辅助侵权责任的原则，即我们所说的过错责任原则。依照该案的侵权归责原则与标准，在中国《大学生》杂志社一案中，如被告提供免费网页并无诱使侵权个人上载他人作品及在知情后即采取适当措施停止侵权，不但不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或替代侵权责任，连辅助侵权责任也不承担。所谓辅助侵权责任，是指行为人自身虽未直接从事侵权活动，但在知情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下促成或引起他人进行侵犯。如美国Sega诉Maphia一案，[13]BBS的经营者以利益诱使订户上载侵权软件并对其他订户的下载收取报酬，法院认为被告对侵权行为知情而且提供设备，鼓励、指导订户复制原告的软件，即使被告不知何人在何时上载或下载原告的何种软件，其行为仍应负辅助侵权的责任。同理，上述叶延滨、刘京胜案中被告新浪、搜狐如在知情后仍继续提供链接让用户侵犯他人著作权，应当负辅助侵权责任。
3、网站的性质与地位
“网上传播是第四传媒”的说法流行多年，但具体到传播立法，各国对互联网站性质地位的说法也不尽相同；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无论如何网站及其经营者享有网下传统媒体的权利，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1993年3月美国著名的《花花公子》（PEI）诉RNE公司及其总裁Russ Hardenburgh一案便表达了这一原则。如该案法官除了认定被告有故意侵权的意图和活动之外，也认为被告经营电子公告版，对所有上载的内容进行浏览，有检查、控制之责却又不加区别一律上载，因而，尽管建立公告版本身不是版权法禁止的行为，不构成侵权，但是被告以实际上的复制、发行方式改变了自己 “中介”的地位，直接侵犯了原告的版权。这个判例的依据有点像中国传统媒体，如报刊刊登了侵权作品，该报刊必须承担直接侵权责任一样。不同的仅是法院明确了该案个人被告不得以法人行为为借口逃脱个人的侵权责任，而中国个人（法人代表或网站管理者）则可以。此外，法院还认为，被告明知自己鼓励上载的政策存在上载原告照片构成侵权的危险性而加以否认，缺乏诚意，属于诡辩，应兼负间接侵权责任。依此，中国《大学生》杂志社案原告如能证明被告明知自己提供的免费个人网页存在上载他人作品构成侵权的危险性而加以诡辩，则被告须负间接的侵权责任。
目前，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尚未出台，网上媒体的法律地位未能明确，但随着网络管理的加强和法律的逐步完善，中国《大学生》杂志社案如不是 2000年11月28日一审已作出判决，被告今天要做到完全免责恐属困难。因为事发当年，正是中国网上侵权热闹非凡之际，被告无论如何很难证明自己对免费网页必定招来侵权作品的危险性及可能性全无所知，更难证明自己对著名的《考研胜经》被用户上载毫不知情，且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1998年8月-1998 年12月）。不过，网络服务商完全免责也有例外，如《新加坡电子交易法令》便规定网络服务商无须对不在网络服务商控制范围内的第三方在网上所提供的资料负责，因为网络服务商只是提供技术上的服务，让第三方能在网上提供资料。中国《大学生》案可能是借鉴新加坡法律而作出的判决，当然，这时网上服务提供商的法律地位似不等同于网下的传统媒体。
4、网络链接与不公平竞争
在外国网络链接的相关案例中，如果未经授权或许可而进行的链接，不合理地利用他人网站的内容，不仅侵犯作品的著作权，而且可能构成不公平竞争而承担法律责任。如美国门票专卖公司（Ticket master Corporation）诉微软公司链接案，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在其Seattle ， Side-walk，com网站设计链接，使用户绕过原告首页而直接到原告的订票系统及娱乐活动信息所在网页进行购票；著名的美国华盛顿邮报案的被告利用视框链接技术提供原告网站的文字和新闻，其手段更加巧妙，当用户经由被告（Total news）网站链接到原告网站进行浏览时，原告的首页会局限在被告设计的某处视框内，原告的网址也未出现在屏幕上，相反出现在屏幕上的是被告的网址。以上两案被告均被原告以不正当竞争为由诉上法庭。[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包括类似链接的网络行为所发生的不正当竞争，但网络上这种通过链接进行的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在中国屡屡发生，只是诉至法院的还没有而已。因为在司法保护上，中国相当法官目前仍鲜有认为链接能构成侵权者，更圈论构成不公平竞争；涉及侵害域名的不正当竞争也刚发生不久，如上海东方网状告济南“东方网”等。
三、完善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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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信息网络;传播权;间接侵权;避风港规则
自2002年以来，全国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网络著作权纠纷的案件数量近年来占全部著作权案件的60%左右。而同时期的美国已经通过了《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DMCA），对网络著作权侵权进行了相关规定。其中第512条首创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避风港规则”以及制约其行为的“红旗测试”，为我国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将对比研究美国DMCA第512条中的相关规定，分析中美相关法制的异同，进而提出完善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议。
一、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间接侵权的过错和责任制度
在著作权法中，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在行为构成上和责任承担上存在明显的差别。“直接侵权”指的是：“未经版权人许可，缺乏‘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等抗辩理由，而实施受版权人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如复制、发行、表演和改编作品等”的侵权行为。而“间接侵权”是指即使行为人并未直接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但如果其行为人教唆、引诱他人进行侵权，或明知他人行为构成侵权，但仍然给予实质性帮助，则构成“间接侵权”。2012年修订《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和2013年修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都对作品提供行为和网络服务提供行为进行区分，其中容易构成间接侵权的主要是网络服务提供行为。（一）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信息网络传播权间接侵权属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构成通常实行过错责任原则。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了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认定间接侵权责任是否成立，需要考虑四个构成要件：1.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2.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到损害；3.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在具体案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难认定的是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正如冯刚法官所说，“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模式只是中立的技术产物，对其法律性质进行判断时不宜直接宣布其合法或违法，因为法律真正应苛责的不是服务模式或者其背后的技术手段，而是提供服务模式时网络服务商体现出来的对侵权事实的认知。”（二）认定过错形应考虑的因素《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七条，分别用了“知道”，“明知或者应知”和“知道或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的法律用语来描述行为人主观过错的形态，在具体适用中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一般而言，认定行为人过错应遵循步骤是：首先，将过错的情况分为“明知”和“应知”，分别结合相关事实因素进行分析。对于“明知”的认定相对比较容易，只要行为人收到权利人符合法律规定的通知，而没有根据规定及时移除或屏蔽相关侵权信息，一般就构成“明知”。而对于是否构成“应知”往往是案件争议的焦点，需要结合法律规定和案件情况具体分析；其次，应排除不构成行为人过错的情形。这一般取决于法律的明文排除行为人特定义务的规定，但同时不能机械地适用法条，也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三）信息网络传播权间接侵权的责任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符合间接侵权的四个要件，则行为人不仅要承担删除侵权作品的责任，还要对权利人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具备相关法律规定的“过错”要件，那么就能受到“通知-删除”规则的保护，不必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二、美国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理论
（一）“避风港”规则美国最高院在“Metro-Goldwyn-MayerStudiosInc.v.Grok-ster,Ltd.”一案中认定Grokster构成间接侵权，使著作权人可以更有力地对付侵权人，但是这个判决也使进行技术发明的人面对随时可能构成间接侵权的困境，不利于技术创新。而DMCA第512条就是为了解决这种不确定性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四类行为创设了免除责任的“避风港”。（二）第512（c）条中的“实际知悉”和“明显知悉”就“明显知悉”的主观要件而言，“明显知悉”不同于“推定知悉”（constructiveknowledge）。在“,Inc.”一案中，法官将第512（c）（1）（A）（ii）条解释为“明显知悉”而不是“推定知悉”。在该案中，权利人主张亚马逊“本应知悉”（shouldhaveknown）（即“推定知悉”）侵权行为的存在，因此不适用“避风港”规则。但是法官认为，“红旗测试”的关键在于认定“服务提供者是否在意识到公然侵权的事实后故意继续提供服务或者其是否无视（turnablindeyeto）明显侵权的‘红旗’”，仅凭在线服务提供者“本应知道侵权事实”不足使其失去适用“避风港”规则的条件。（三）侵权责任的承担DMCA第512条的立法原意并不在于改变一般著作权侵权的原理，而在于排除在线网络提供商的四种特定行为在一定条件下的侵权责任，因此并不能从第521条推知在满足哪些要件的情况下构成侵权，只能推知行为人在符合第512条项下的主体资格及其他条件时不用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
三、中美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过错与责任的异同
就信息网络传播权间接侵权的相关法制而言，一方面，中美两国立法目的基本相同，但是采用的具体立法模式不同；另一方面，“过错”在责任认定中的重要性相同，但是具体的认定标准和考虑的因素存在差异。立法目的相同，但立法模式不同。一方面，美国制定DMCA是为了应对数字时代带来的更加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技术创新和社会发展。而中国著作权的相关立法都是在DMCA之后进行修改的，很大程度上借鉴了DMCA的制度设计和精神内涵。中美在信息网络传播权间接侵权方面的法制都是为了平衡著作权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促进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我国的“通知-移除”规则是在一般侵权理论的框架下建立的，法院认定行为人符合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时才构成侵权，只有当行为人不具有过错要件的时候，才能适用“通知-移除”的避风港规则，免于承担经济赔偿。而DMCA第512条只规定了排除责任的情形，法官不能直接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侵权，只能先认定行为人是否符合第512条规定的排除责任的情况，如果法院认为行为人适用“避风港”，一般就会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简易判决，不进行进一步的审理。“过错”认定的重要性相同，但是“过错”的具体认定标准不同。尽管中美立法中，过错因素在认定行为人是否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方面都有决定性作用。但是两国在认定“过错”时考虑的因素时不同的，行为人需要达到的“过错”程度也是不同。DMCA第512条并不包括“推定知悉”的过错形式，而是采取更高的“实际知悉”和“明显知悉”的标准。而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常将“本应知道”（即“推定知悉”标准）作为判断行为人过错程度的一个标准。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在“Perfect10,Inc.v.CCBillLLC”，“IoGroup,Inc.v.VeohNetworks,Inc.”和最近的“ViacomInternational,Inc.v.YouTube,Inc.”案件中，美国法院都不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知悉”侵权“红旗”的存在，可以适用“避风港”规则。而中国的法院在“新传诉土豆网案”，“韩寒诉百度案”中采取的是相对较低的主观过错认定标准，网络服务提供者因此败诉。
四、对中国立法和司法的启发
信息网络传播范文5
【关键词】非交互式传播；网络著作权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外延界定
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两部分构成要件组成：一是网络服务商与用户的信息传递以非交互的形式进行；二是构成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获取网络作品的时间、地点和内容是否受限是区分交互式与非交互传播的本质区别。只能在网络传播者事先安排的时间获取特定的作品内容为非交互式传播行为。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种是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即网络内容服务商预先制订节目表，使节目在特定的时间通过网络播放；另一种是网络同步直播行为，即网络内容服务商在网络上，同时播放传统媒体实时播出的节目。同时，《著作权法》中规定的网络传播行为在《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中得到阐释：即通过网络让公众获得个人或他人作品的行为。传播行为完全满足著作权中复制行为的构成要件：首先，形成的复制件能够通过计算机等装置被感知，但复制件本身不能为用户获得，具备非直接接触性的特征；其次，在特定用户实施检索命令时，能够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从而具备了独立的经济价值。最后，该行为没有促使新的智力成果产生，因而不具备独创性。不同之处在于，复制权是一次性权利。由此可见，传播行为是以《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权为基础，具有明显持续性的行为。
二、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殊性质
权利主体享有的权益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实现，如果传播的途径受限，权利亦无处彰显，印证了一句话：无传播辄无权利。然而，“过度保护”与“保护不足”同样使双方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法内在价值取向的根本要求。
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时，（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以纯粹的财产权利属性，作为一项新增的权利写入法律。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同一属概念下的分概念，理应具有一致的财产权属性。基于此，结合互联网终端遍布全球的特点以及资源共享的即时性，著作权人的非交互信息传播权是否受知识产权法上“权利用尽原则”的限制必须得到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权利穷竭原则是指知识产权所有人或许可使用人一旦将知识产品投入流通领域以后，无权在他人再次使用、销售该产品时主张权利。笔者认为，“权利一次用尽原则”只适用于作品依附于有形载体的传统传播方式。网络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主要采取许可方式销售作品，将载体化为无形。这种许可销售本质上属于一种服务。无形的服务得以被无限次地重复，权利用尽的原则若适用于此种网络信息传播，著作权人的正当权益将堂而皇之地受到侵害。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缺失
我国《著作权法》只对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加以规定，对于向公众传播网络作品的方式调整范围过小。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被定义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其侧重点在于公众能在不同的时空获得信息资源，即公众可随意获取作品的时间和地点。由此可见，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不涵盖于现行法律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虽同为法律意义上的网络传播行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却不受法律的明文规制。由于著作权同时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属性，著作权法定原则使得《著作权法》上的各项专有权利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阻隔了民法意义上的类推适用。
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涵义限定上违背了技术中立的立法原则。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与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区分只在于接收者的获取方式不同。行为性质与行为后果并无本质差异的两种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却具有不同的法律定性。同样是以网络为载体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交互式网络传播若利用媒介侵犯权利人的可得利益，被侵权人得以诉诸法律。而“无权利则无救济”，当他人以非交互式网络传播的方式，使得权利人的利益受损，权利人的主张难以得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认同。由于《知识产权法》调整的对象具有典型的非物质性，在保护权利人利益时，更注重赋予著作权人要求停止侵权这一权利。立法的不周延让此时的权利人显得无所适从。
有学者主张扩大其他权利的外延，将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纳入广播权中。但此类方案的不妥当之处在于：第一，传播媒介不同，前者的传播媒介是互联网，后者的传播媒介主要是无线电台；二是传播的信息不同，前者传播的是数字化息，后者传播的是无线电波信息。第三，我国《著作权法》明确将直接以有线方式广播或传播作品的行为排除在广播权调整范围之外。第四，此种方案只能在公众无法自由选择时间获取作品的情况下起作用，不能解决公众不能在个人选定的地点获取作品这种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引发的争议。后者表现为作品传播者在特定区域内的局域网络上传播作品，而用户只能在设定局域网的固定区域获取作品的网络传播形式。因此，主流学界争议的观点并不适用于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完善动议
1996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是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蓝本。在文字上，几乎是对《版权条约》第8条后半句的逐字翻译。从客观上看，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超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范围之外，是由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造成的这一立法疏漏。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本意是涵盖当下社会所有网络作品的传播方式，但当时的网络技术点对点的交互式传播为主，法律自身固有的滞后性使得仅对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进行立法限定辄可达到立法目的。并且，时值2001年，我国并不是《版权条约》的缔约成员国。近些年来，非交互式传播方式在中国风行，各种新型的网络传播技术也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当中，自2007年6月 9 日起《版权条约》业已对我国生效。修正十三年前不完善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将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作出立法上的区别是适应互联网高速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势所趋。作为成文法系国家，若根据民法上的类推法则，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请求权基础，缺乏正当性。即便《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了兜底条款：“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仅可作为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的权宜之计，不具有规范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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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传播范文6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定赔偿额;判赔标准
近年来，“宽带中国”战略的出台、“互联网+”行动的持续推进、“剑网”专项行动的有效开展，反映出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和知识产权工作越来越重视。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占比达95．1%。网络版权产业规模空前浩大，其背后则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2016年，尚未开播电视剧《如懿传》单集网络版权费就达900万元，是10年前热播电视剧《武林外传》的7200倍。另一方面，土豆擅自播放《舌尖上的中国》，赔偿央视24．8万元等高额侵权案件频发。这些现象表明，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赔偿额的认定逐渐受到各方关注，对网络行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是法律难题，也是社会问题。
一、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司法判赔现状及特点
本文采用分层抽样法，以裁判文书检索网“OpenLaw”为主要工具对案由为“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目标判决书进行检索，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湖北这五大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法院为不同层，按照预设比例抽取涉案作品属于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文学这三大典型互联网行业的判决书。最终将样本集合进行筛选，排除无效判决书、重复判决书，共汇总2289份有效判决书，进行系统归纳和分析，得出以下三方面特点:第一，各法院判赔额差距大。涉及三大网络行业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法院判赔额都存在差距大、总体偏低的现象，网络视频行业尤其突出。此外，在网络视频行业，法院判赔额在10000元及以下的案数为792件，占到总数的59．14%。网络文学行业，法院判赔额在10000元及以下的案数为366件，占到总数的84．53%。且各地区法院平均判赔额存在一定差距，上海市远多于其余各省市，其中广东省较少，仅为3983．01元。第二，法院判赔额标准普遍模糊。样本判决书中，法定判赔额的适用在此类案件中占比达90%以上，几乎在所有的判决书中都存在类似这样的表述:“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发行的时间、知名度，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性质、持续时间、经营规模、涉案作品的观看量，同时考虑原告批量维权诉讼等因素，酌情认定被告承担的赔偿数额。”这样的判决标准过于模糊，缺乏考量因素与最终判赔额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和经济逻辑、经验法则的运用，得出的法定赔偿额往往难以令当事人信服。判赔额标准模糊导致的另一直观现象便是判赔额与求偿额的差距较大。在统计的判决书中，原告平均求偿额约为53257．87元，而法院判赔额均值为9578．17元，仅为前者的17．98%，其中占比最低的案件仅为0．4%。(见图3)判赔额标准模糊易使得原告求偿额过高，易引发当事人对法院判赔额不满从而提起上诉的情况。第三，存在差异判决现象。在本文统计的判决书中，存在着不同法院对于总体案情极为相似的案件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的情况。例如原告新传在线(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案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忆典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涉案作品《疯狂的石头》与《黄石的孩子》两部作品热度相当，首映周票房均达数百万，且总体侵权情节相似，两被告也均删除了侵权作品，但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见表1)。
二、司法判赔现状及特点的原因分析
(一)相关民事救济立法不完善
目前我国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民事救济立法有待完善，仅在个别司法解释中较粗略地规定了侵权的认定与管辖、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认定与追究。至于如何追责、赔偿没有任何细则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判赔数额差距大，全凭法官自由裁量的现象。尽管一些地区做了变通性的计算赔偿额标准，但是基于互联网覆盖范围广的特性，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往往涉及全国各个地区，使得各个地区之间的判赔差异显得极不合理。
(二)地域差异导致司法判决差异
前文中，上海市平均判赔额远高于其他各省市的主要原因是上海市经济水平高，众多互联网公司的住所地均在上海，使得近年上海市涉及网络视频行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较多，而此类案件的判赔额往往高于其他行业。另外，各地法院的审判水平不一，地方政策不同，各地法院上下级指导意见差异，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原因都将导致差异判决的出现。地域差异导致司法判决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合理现象，但信息网络传播权传播范围的“无地域性”则要求法院对地域差异导致的司法判决差异尽可能地限缩。
(三)法官难以精确审查专业事实
一方面，法官缺乏具体的判赔标准，对于专业的价值评估难题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使得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于原告实际损失以及被告违法所得难以做出精确的审查，且审查成本较高。法官只得以法定赔偿的方式作出判决，此类判决往往较为保守;另一方面，原告基于获利心理，其求偿额往往不切实际，刻意求高。因而法院平均判赔额与原告平均求偿额差距较大，仅为后者的17．98%。
三、完善对策与解决机制
(一)完善相关民事救济立法，明确判赔额标准
提升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位阶，增加有关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较为成熟的部分上升至法律，在《著作权法》中予以体现，可增加《著作权法》中第四章关于信息网络传播的条款，提高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法律地位。此外，针对各地法院判赔额差距大的现状，应细化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民事救济立法，加快制定司法解释中关于民事救济的细则条款，明确判赔额标准。
(二)在判决书中细化法定判赔额得出过程
针对前文中提及的判赔额标准模糊、判赔额差距大的问题。笔者认为，明确法院做出法定判赔额判决时的具体依据是极为必要的，建议法官在判决书中较完整地论述自己的判赔额计算过程。以网络视频行业作品为例，判决书中具体论述法定赔偿额得出过程。考量式分为基准额与考虑因素两部分。笔者通过对2289份判决书中法定赔偿额的统计分析，得出一部网络视频作品的平均赔偿额为12382元，此额度可作为基准判赔额(供参考)。再依据本文对考量因素的三种分类(见表2)，法官可以在判决书中阐述重点考量因素对本案赔偿额的影响比重，并就关联性加以适当的论证分析，以法定基准额为标准上下浮动，最终得出判赔额。例如，在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未来电视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的判决书中写道，“关于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本院将综合考虑《后宫甄嬛传》剧的知名度、播放次数、未来电视公司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等因素酌情确定”。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后宫甄嬛传》剧影响力较大，其中导演、演员知名度高，且该剧收视率达到XX，明显高于同期其余影视剧;被告播放次数达XX次，明显高于其同时段视频平均播放量，可酌情增加判赔数额;另外，侵权行为持续时间为XX，占整部影视剧时长的XX%，酌情增加判赔数额;而被告主观过错较小，可酌情减少判赔额。综合以上考量因素，在基准额的基础上酌情确定赔偿额”。如此进一步阐明，能给双方当事人一个较为清晰的推理过程，避免说辞笼统、程式化，更易令双方当事人信服。
(三)建立健全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
知识产权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对于法定赔偿额的得出全凭法官一人自由裁量有失偏颇，在网络版权产业中更是涉及到诸如影视剧价值、网络游戏价值鉴定的技术难题。因此，笔者建议法院建立健全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一、推广专业陪审员制度，选任知识产权评估专业人士为陪审员，充分发挥专业陪审员在事实审查、价值评估方面的作用;二、建立技术专业库。例如，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知识产权审判技术专家工作办法(试行)》，在全省各地法院建立各自的技术专家库，有效提高了技术认定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三、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定规定》确定了该制度，技术调查官可作为法官的技术助手，负责扫清技术障碍、解决专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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