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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宗范文1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打算从南京迁都北京，向群臣征求意见。当时有很多大臣反对迁都，但他们都不敢站出来说话，唯有李时勉提出了十五条反对意见，认为在北京建都劳民伤财，加重百姓负担。朱棣看后勃然大怒，几次将李时勉的奏章扔到地上，不久便将他打入狱中。直到一年后，由于朝廷官员的保举，李时勉才官复原职。
洪熙元年（1425年），李时勉上疏议政，结果触怒了明仁宗，被召到金殿上质问。本来仁宗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让他服软。谁知李时勉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情急之下，明仁宗命武士用金瓜击打李时勉。所谓金瓜，就是一种金色的、棒端呈瓜形的兵器，也被当作刑具使用。文弱的李时勉当即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抬出去时只剩下了半条命。
随后，李时勉被贬交趾（今越南一带），他刚到交趾没几天，又向皇帝上书。明仁宗气不过，直接将他送进了诏狱。李时勉被打得遍体鳞伤，仅剩一口气，所幸一位受过他恩惠的锦衣卫千户，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请来一位医生为他疗伤。这样，李时勉才捡回一条小命。
明宣宗即位后，有人向他提及李时勉得罪先帝的事。宣宗当时大怒，要亲自审问他，非把他杀了不可。过了一会儿，宣宗又改变了主意，他恼怒地对锦衣卫王指挥说：“不必审了，直接拉到西市斩了便是。”但谁也没有想到，王指挥去了西门，而提审李时勉的人走了东门，两边的人没有碰到。就这样，李时勉阴差阳错逃过了鬼门关。明宣宗见人已经提到，只好象征性地质问他在奏疏中说了什么，李时勉叩头说道：“臣说在居丧守孝期间不宜亲近嫔妃，不宜让皇太子远离左右……”明宣宗听后，知道李时勉皆是为国为民，于是赦免了他的罪过，并恢复了他的官衔。当王指挥匆忙从监狱赶回来时，只见李时勉冠带整齐地站在阶前，不禁感叹道，这人真是打不死啊！
明仁宗范文2
1、朱高炽。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犹豫，朱高炽由于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亲自为朱棣选择的燕世子。
2、明仁宗朱高炽（1378年8月16日-1425年5月29日），明朝第四位皇帝，明成祖朱棣和徐皇后的长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至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在位，年号洪熙。
3、朱高炽生性端重沉静，言行识度，喜好读书。但身形较胖，导致身体较弱。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立为燕世子。朱棣起兵靖难期间，以世子朱高炽守北平（今北京）。朱高炽善抚士卒，仅以万人拒南军李景隆五十万之众围攻，城赖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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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宗范文3
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
现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将其作为一首佚诗,辑录于集后的《诗文拾遗》中。(注:参见中华书局印行的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诗文拾遗》后的《补遗》部分、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下册第1772页,詹yīng@①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八册《集外诗文》。前二者皆将“度君多少才”之“度”误而为“废”,詹着已据《东观馀论》改正。)对于这首诗之真伪,清代王琦曾说过:“按此诗首二句,亦似观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遗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1](卷三十六,P1650)这里,所谓“观化之后”,是指人死了以后。对于王氏此言,学术界一方面应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袭王说,而未有发挥。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在辑录此诗后所加的按语中,引述王说,并以“王说是也”[2](下册,P1772)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则未置一词。詹yīng@①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在此诗后所加按语中这样说:“王说或为得之,然乩仙云云,却涉荒诞不经。”[3](第8册,P4519)这里,詹yīng@①师比安旗先生显然进了一步,一方面批评王琦疑此诗为“乩仙之笔”是“荒诞不经”,而似同意是“好事者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层的探讨。检讨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又进而推测其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但是,王琦的这一结论并非立足于确凿证据的基础之上,而只是基于阅读印象所作出的判断,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难免过于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时依据王琦所言,我们对于这首诗的作者似乎也已经无从考索了。实际上,断言此诗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确凿的证据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下面试详为说之,不足之处,尚乞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将此诗视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黄伯思。在所撰的《东观馀论》卷上《论书六条》的第五条中,他这样说:“‘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这里,黄伯思明确指出了此诗为李白所作。然而,黄氏虽作此说,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一样,对其持论之理由与依据却并未作任何说明。在《东观馀论》指出此诗为李白所作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从宋元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到有人提起《东观馀论》中所记的此则内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黄氏此说,并援以为据,并在《李诗通》卷二十一的《附录》中,将这首诗辑录其中而题以《上清宝鼎诗》。《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补遗》也是据《东观馀论》而辑录的,也题以《上清宝鼎诗》。但是对此诗细加分析,我们不免疑窦丛生。疑问之一,此诗在内容上意脉模糊不清,颇不完整,不仅给人有头无尾之感,诗句间也并不连贯。诗中作者以“君”、“我”对举,又说“度君多少才”,这与诗题《上清宝鼎诗》显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话,那么,“君”又该作何指呢?这一点按照诗题来寻求,也难知所云,不得其解。疑问之二,此诗从形式上看,既非古诗,又非近体,音律上也较为混乱,读来颇觉不类。疑问之三,此则资料出于《东观馀论》中《论书六条》,检其他五条资料,内容上皆为论书,只有这一条则是论诗,内容与论书毫无牵涉,置于“论书”之中显然不合适。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使我们不能不对黄伯思《东观馀论》的说法产生怀疑。而后世在收集李白佚诗或整理《李白集》的时候,仅凭借《东观馀论》中这则疑问颇多的资料,未作仔细辨别即引以为据,盲目信从,将此诗作为李白的佚诗辑录,这不仅使上述疑问未能得到解决,而且使得问题又进一步复杂化。
今按,黄伯思《东观馀论》认为由李白所作的《上清宝典诗》,我们在苏轼诗集中,又看到了它以《李白谪仙诗》为题,完整地保留其中。(注: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外记》也曾引录此诗。然而,令人颇为费解的是,他对苏集着录此诗竟然未置一词,即以“似观化之后所言”为据,而视此诗为“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我们怎样因为李白不可能作此诗,而否认苏轼作此诗的可能呢?其实,所谓“我居清空表,君隐黄埃中”,乃是我——君、阳——阴对举,不能将“居清空表”理解为“观化之后”。)整首诗是这样的:
我居清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
明仁宗范文4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君主选择嗣君，主要依据嫡长子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是君主时代君位承袭的最基本原则与标准。除了嫡长子继承制外，古代君主因个人喜好而打破前面的继承原则，主观决定继承人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而在古代，有一群被称为皇孙或王孙的人，往往也会左右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接班人选择问题。这种现象的缘起是：由于君主特别钟爱某一个皇孙或王孙，而移爱于生下了“好圣孙”的皇子或王子，并坚决地选择了这位皇子或王子为储君，以便保证这些“好圣孙”能够在将来继承大位。那些在皇位（或王位）继承问题上多多少少沾了儿子光的帝王有西周先君王季、晋惠帝、明仁宗和清朝的雍正皇帝。
西周先君王季
周朝是我国古代皇权时代以前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段。“周”原为商朝的一个小小藩属国，后来实力渐长，并成为反对商朝残暴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周建立以前。先君太王（古公父）一共生有3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和幼子季历。季历生有一个名叫姬昌的孙子。
相传，周太王非常喜欢孙子姬昌，因此逐渐萌生出了一个想法――隔过太伯和仲雍，直接将王位传给幼子季历，以便保证将来季历再传位给姬昌。据司马光《稽古录》记载：“（姬）昌有盛德……古公（父）知其必兴周家，欲立季历以传昌。太伯、仲雍知其指，自窜于句吴以让季历。太伯犹服端委，仲雍遂从夷俗，断发文身，以示不可用。古公薨，季历立，是为王季……王季薨，昌立，是为文王。”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王季的即位，完全得益于两位兄长的让贤，为了能够保证侄儿姬昌的即位，太伯和仲雍宁愿去蛮荒之地，去过野蛮人一般的生活。
周太王死后，王季便掌握了周的统治权力，后来他又把皇位传给了姬昌。姬昌没有辜负先人的期望，最终成为一位奠定西周基业的伟大君王。
晋惠帝司马衷
晋武帝司马炎继承父祖功业，建立了西晋。遗憾的是，司马炎把皇帝宝座传给了自己的傻儿子司马衷，导致天下大乱，不仅皇族内部互相厮杀，而且外族大肆入侵，西晋在内外战乱中覆亡。
对于儿子的愚傻，武帝不是不知道，好多大臣都曾劝他更易太子，但武帝一直都没有易储。为什么呢？首先，司马衷占有“天时”的优势――他是实际上的嫡长子（司马衷之前，武帝与杨皇后生有皇长子司马轨，但却早逝）。在古代宗法制度下，司马衷既嫡且长，这个身份天生高贵。尽管晋武帝共诞有26个儿子，可供选择之人甚多，其中不乏睿智之人，但他依然毫不犹豫地把司马衷立为皇太子。除此之外，或许有一点更为关键，那便是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通。
司马衷虽然愚钝，但他的儿子司马通却是一个机灵鬼，聪明得很。晋武帝非常喜欢这个小皇孙。一次皇宫失火，武帝站在城楼上指挥灭火。此时5岁的小皇孙司马通跑到他身边，把他拉到了一边，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意思是皇帝爷爷应当在混乱时躲起来，以防止他人借着着火之际对皇帝爷爷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小小5岁顽童竟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这令晋武帝格外兴奋。
还有一回，武帝领着爱孙走到了养猪的地方，小司马通停下脚步，指着那些大肥猪对皇帝爷爷说：“豕甚肥，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谷？”武帝听罢，更是高兴，立即下令宰杀几头猪，以犒劳兵士。后来武帝曾对廷尉傅祗评价司马通说：“此儿当兴我家。”可见他对爱孙司马通抱有莫大的厚望。
又有人说广陵“有天子气”，将会出天子，武帝信以为真，遂又将爱孙司马通封为广陵王。虽然司马衷登位后，聪明的小司马通被立为了太子，但因司马通非皇后贾南风所生且渐生恶习，最终被皇后毒死。
明仁宗朱高炽
明成祖“靖难之役”侄子朱允建文政权之后，原燕王世子同时亦是成祖长子的朱高炽，被册封为了皇太子，成为大明皇权的合法继承人。
按照常理来讲，由王世子变成为皇太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朱高炽这个太子的选立，却是其父皇思想斗争后的结果。据《明史》记载，朱高炽“体肥重，且足疾”，行动极为不便。明成祖认为儿子的形象不够好，将来作为一国之君，有损国威。另外，明成祖更喜欢朱高炽的二弟朱高煦，并且早在起兵“靖难”之时，就曾经许诺朱高煦，将来君临天下后，把皇位传给他。于是，明成祖朱棣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遵循封建宗法礼制而出现的既成事实，毕竟朱高炽是当年太祖册封的燕王世子；另一方面是对二儿子钟爱之情的难以释怀。
正值明成祖左右为难之际，大臣谢缙的一个词，终于使成祖坚定了立朱高炽为太子的决心，这个词便是――“好圣孙”。据《明史・谢缙传》载：“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朱高煦）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
可见，朱棣立朱高炽为皇太子，是因为朱高炽有个好儿子，即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成祖将继承自己的丰功伟业与国家大权的希望寄托在了朱瞻基这位“好圣孙”的身上，因此才移爱于朱高炽，朱高炽因子得福，由此幸运地成为了皇储。此后，成祖又于永乐9年（公元1411年）立朱瞻基为皇太孙，还曾说朱瞻基是“他日太平天子也”。由此，朱瞻基成了大明王朝继建文帝朱允之后第二位有名有实的皇太孙。可见，瘸子皇帝朱高炽是沾了儿子的光了。
雍正帝胤
有一种说法，就是当初清圣祖康熙帝晚年废黜皇二子胤太子之位后，最终选择皇四子胤为嗣君，是因为喜爱胤的儿子弘历（后来的乾隆帝）的缘故。虽然民间及学术界关于雍正即位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却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那便是康熙晚年极为宠爱皇孙弘历。
明仁宗范文5
关键词：明朝皇帝；母爱；孩子成长
一
母爱对孩子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是显然的。有人把物质营养、信息刺激和母爱并称为孩子的三大营养源，有人说“母爱缺失将令孩子的心灵干涸”。Bowlby的研究指出，孩子如果从出生到3岁被剥夺了母爱，其生理、智力及社会适应性的发展均极迟缓，甚至会发生生理和心理上的病理变化。他还认为，3至5岁的儿童被剥夺了母爱其后果仍很严重。弗洛伊德说过：“自幼充分享受母爱的人，一生充满自信。”拥有充足母爱的人大多一生健康自信。母爱是帮助婴幼儿完成人格发展最为关键的情感要素，是任何爱都无法取代的。艾里克森说过，儿童是通过感官去领会世界的，并从母亲的形象中去信任世界。如果他得到了母亲的关怀和，生理需要就得到了满足，就会感到安全，从而对周围的人也就有了信任感。
关于母爱重要性的科学研究，大体有以下几个层面：
1.通过生物学的角度从基因的层面去研究
这一研究采用对动物进行实验的方法获取相关信息，英国科学家就采用过这种研究方法。研究人员发现，母鼠的爱舔能刺激小鼠大脑产生一种在受到压力时安慰身体的基因。与没怎么受到母鼠关爱的小鼠相比，经常受到母鼠的小鼠长大后没有那么焦虑和胆小，分泌的紧张激素也较低。专家们认为，虽然对人类而言，母亲的行为对婴儿所起作用可能与老鼠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理和机制是一样的，即基因表现会因母亲和婴儿的相互作用而永久改变，并对其行为和心理健康产生长期影响。他们认为：母亲对子女的关爱方式能决定他们成人后的心理健康状况，因为母亲的能永久改变婴儿的基因活动。因此，母亲给婴儿多些亲吻、拥抱，婴儿的心灵将更加健康美好。
虽然长期以来，人类的一些研究已经发现母亲的关爱与子女日后心理健康的联系，但这项对老鼠进行的研究才首次精确测试出母亲的行为是否真的对后代产生影响，以及子女的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形成成年后的性格。
2.通过婴儿的行为实验进行相关的研究
新西兰科学家曾对婴儿睡在羊皮褥子上的反应进行了多次试验，发现婴儿在软茸茸的羊皮褥子上入睡快，也睡得香甜持久，他们的表现犹如睡在妈妈的怀抱里一样。
3.通过问卷调查、团体施测等方式的研究
关于母爱剥夺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从道德和伦理角度而言，我们不可能对人类进行母爱剥夺实验，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历过剥夺母爱的个体，我们却能够通过对其心理健康水平的测定来了解他们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这一研究关注的焦点尽集中于那些已经经历过母爱剥夺或者正经历着母爱剥夺的个体，通过问卷调查，团体施测等方式，探析母爱剥夺可能产生的危害。
这种研究方式的优点是研究对象在数量上可以有保障，从而使得调查结果具有普遍性。但是，它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经历过母爱剥夺或者正经历着母爱剥夺的个体的认定（标准）存在不确定性，或者说缺少科学性。二是对个体的评价存在不完整性。具体说体现在：个体本身还没有彻底定型（还没有走完人生），因而只能采用一些测试方法来判断其心理状态。
二
鉴于问卷调查和团体施测研究的不足，本文提出通过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选择历史人物作为对象进行分析研究的好处是，作为历史人物，他的一生已经过去，其心理健康水平和一生的成就都已经是客观事实，符合科学研究客观性要求。选定特定的皇室成员进行研究，笔者基于这样的考虑：因为他们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对于这个群体不管其个体成功与否、心理健康与否，历史都进行了完整的记录。选择明朝皇帝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这段历史中母爱剥夺的案例比较鲜明。
明朝十六帝基本信息表
■ 明朝皇帝列表记载从1368年朱元璋灭元称帝开始，到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缢身亡，明朝覆灭为止，明朝共立国276年，历12世，传16位皇帝。
笔者从正反两个角度来分析母爱对孩子健康成长，尤其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首先从正面看，在这16代皇帝中，从历史的成就及个体成功角度来看，除了开国皇帝，公认较成功的朝代是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弘治之治，分别对应第3、4、5、9四位皇帝，即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和明孝宗朱佑樘。从历史记载来看，可以发现这几位皇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性：他们从小母爱充盈，母慈子贤，整体成长环境非常稳定和谐，教育氛围极好。也因为这样一种氛围造就了明成祖朱棣的雄才伟略、智勇双全，明仁宗朱高炽的儒雅仁爱、政治清明，明宣宗朱瞻基的仁政爱民、文武双全，明孝宗朱佑樘的勤俭有制、勤政爱民。
当然，单凭历史成就来评判一个皇帝是否心理健康，人格是否健全也并不公平和全面，毕竟历史的背景太过复杂。像第2、6、7、12、13任明代皇帝即明惠帝朱允、明英宗朱祁镇、明景帝朱祁钰、明穆宗朱载、明神宗朱翊钧，这几位皇帝由于历史机遇等多种原因，虽未做出丰功伟绩或创造出盛世局面，但他们总体心理健康，人格健全，政治也比较清明，尤其是初期大多还是以仁主明君形象出现。即便是第16位末代皇帝明思宗朱由检，虽然从小失去生母，但因为其养母人品极其端正，尽心抚养朱由检健康地成长，受养母的影响，他从小养成了独立奋斗的刚毅性格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当然后来特殊的政治背景环境，使他的性格和命运变得极为复杂，以致阴差阳错当了末代皇帝，那也不是他个人完全左右得了的历史悲剧。明朝虽然在他这代亡了国，但历史记载中从没否认他是一个勤俭努力、积极向上、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的皇帝。当然这与他从小拥有的母爱是分不开的。
其次从反面看，最典型的是第8、15任皇帝，即明宪宗朱见深和明熹宗朱由校时期，那是最典型的政治混乱时期，太监、宦官专权，整个朝政上下乌烟瘴气。据历史记载，发现他们有非常明显的共性：他们俩是典型的母爱缺失者。他们的成长环境一直极为复杂，从小心理上留下了不少阴影，所以他们的心智发展也极不成熟。可想而知，这样的人何以担当治国重任，但历史的宿命又使他们不得不皇权加身，因此悲剧是注定的。
第8任明宪宗朱见深，3岁时父亲被俘走，接连几年间，母亲因为伤心悲痛过度，日夜呼天喊地啼哭到眼瞎，根本无暇爱子。加上朱见深太子地位也是朝不保夕，因此成天战战兢兢度日，以至于心理不能够健康发展，不仅留下了口吃的毛病，情感上也有怪癖（一生只喜欢一个比自己大19岁的宫女），从而使外戚乱政，太监专权，政治混乱。
第15任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则更加典型，他从小生母早逝，严重缺少关爱。最可悲的是他还被宫中两个不轨不贤的女人挟持，当作玩弄权术的木偶人质，后又被阉党魏忠贤等人引诱玩乐，以致沉迷木工从不过问朝政。他十六岁之前几乎没有受什么正规教育，几乎是文盲。乳母客氏也是一个非常狠毒之妇，所以，在他统治期间宦官专权到了极限，他成了误国之君。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反面例子是第10任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因为他是独子，从小被视为掌上明珠，所有人对他宠爱有加。史载，朱厚照是被从小围在他身边服侍的八个太监给毁了。因为太监们为了取悦于朱厚照，每天教他各种各样玩乐逸之道，年幼的朱厚照如何抵御得了，不禁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这与我们当今的网游少年是何等相似），学业和政事都荒废了。而且他越玩越离谱，荒唐迷失，成为荒暴戾、怪诞、史上少见的无道昏君。
从上可以看出，心理健康与人生成功的关联度极高，而心理健康又与母爱充盈的关联度非常高。也就是说，母爱充盈的皇帝基本是心理健康的，他们容易事业有成，有益于社会；相反，母爱被剥夺的皇帝，往往是心理不够健康，事业也就无从说起，甚至有害于社会。因此说，从心理成长的角度看，母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母亲这个角色是任何人无法代替的，从小母爱缺失对一个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当然，如果不仅母爱充盈，又整体拥有一个非常健康和谐的教育环境和成长氛围，那么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就更加幸福完美。
从明朝回到现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当今社会信息多、节奏快，整个社会又很浮躁，很容易让人迷失。电子产品尤其是网络游戏的诱惑，更容易让年轻人沉溺，所以，年轻人更加需要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意志品质。而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培养需要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教育和关爱。“摇摇篮的手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手”――这话一点都不夸张。让全社会都尊重妇女，呼唤母爱，让母爱回归！
参考文献：
[1]许文继，陈时龙著.正说明朝十六帝[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王天有编著.明朝十六帝[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3]桑标.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
明仁宗范文6
福王是万历第三子,母亲郑贵妃。万历的皇后姓王,但没有生育一男半女。一次万历一时兴起,“宠幸”了一个宫女,便有了长子朱常洛。按当年朱元璋立下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和“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的继承法,身为长子的朱常洛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但一则由于万历对郑贵妃的宠爱,二则由于朱常洛的母亲只是个一般宫女,万历迟迟不肯立朱常洛为太子。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立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万历这种不顾祖制的行径,遭到了多数正直大臣的批评。尽管万历曾“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但前仆后继的批评者依然络绎不绝。最后万历敌不过大臣们的口水仗,他终于明白,尽管贵为天子,却不能随心所欲地立一个接班人,只得接受祖制的安排,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即崇祯之父。
在废长立幼失去可能性之后,万历只得封朱常洵为福王。像是作个补偿,朱常洵大婚时,万历为他花费银子多达30万两;给朱常洵在其封地洛阳所修的王府,费银28万两,为祖制规定的10倍。按祖制,成年后的亲王郡王必须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上去,叫“就藩”。但万历却长期把朱常洵留在京城,他对批评的回应是“留中不发”,直到朱常洵将近29岁,才终于恋恋不舍地将其送出京城。
对朱常洵“就藩”,万历又给予了慷慨无比的赏赐,下令赐上等良田四万顷。就连朱常洵也怕接受这笔不依章法的巨赏而成为众矢之的,主动上奏请辞。万历顺水推舟,把四万顷改为两万顷――这仍是个大得惊人的数字,由于河南的良田不够,不得不从邻近的山东和湖广划拨。尽管如此,朱常洵仍嫌不足,而万历也还在担心这个宝贝儿子受穷。于是,当朱常洵向万历请求把没收的前首辅张居正的家产给自己时,万历答应了;请求把江都到太平沿江的杂税和四川的盐税、茶税给自己时,万历也答应了;请求每年给他一千三百引的淮盐,由他在洛阳设店销售时,万历又答应了――前两者使得国有资产直接变成福王的私产,第三项影响更为恶劣:以往,洛阳一带食用的盐都是河东盐,福王获得淮盐销售权后,河东盐一律不准销售,销量锐减,而从河东盐中抽取的边饷也随之锐减。也就是说,为了儿子生意兴隆,万历不惜让驻守边关的军人连军饷也拿不到。
当万历在做一个最优秀最仁慈的父亲时,他对他们朱家江山的伤害却深及骨髓。后世论者以为明朝之亡实亡于万历,可谓一语中的。
到了崇祯年代,论辈分,福王朱常洵乃是今上的叔叔,按朱元璋的设计,所有的亲王郡王均“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这样,这位没当成皇帝的亲王在洛阳封地,除了享受荣华富贵,委实别无他事。《明史》记载:“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当时的河南是农民问题的重灾区,旱、蝗两灾相继,人相食,福王的奢侈引发了诸多不满。一支被派往前线与农民军作战的政府军中,就有人发牢骚说,福王府里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皮去送死。当时,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省亲居于洛阳,得知军队的这些不满后,“闻之惧”,跑到宫里讲给福王听,福王却“不为意”,继续他花天酒地的生活――在朱常洵看来,如果不尽情挥霍父皇赏赐给他的钱财,就不能补偿没当成皇帝的遗憾。
崇祯十四年春,李自成围攻洛阳,总兵王绍禹率军守城。这时,福王开始害怕了,他拿出千金募死士出城偷袭农民军并取得一场小胜。但小胜于事无补,何况守城军队早怀二心,与农民军里应外合拿下了洛阳。城破时,朱常洵缒城而下,藏匿于城外的迎恩寺,第二天被农民军抓获。与朱常洵一同被抓的,还有曾告诫过他的吕维祺。吕维祺劝朱:“名气很重要,千万不要受辱。”意思是要朱常洵自杀,但朱既没有自杀的机会,更没有自杀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