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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合集范文1
作者:李兴锋 童依平 单位:华中农业大学
虽然远缘杂交可以转移来自不同近缘种、不同近缘属的有利性状和基因,在农作物品种培育和保证我国粮食安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它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表现为由于杂交亲本之间遗传关系相对较远,在杂交过程中会出现杂交不亲和、杂种衰亡或不育,以及杂交后代疯狂分离、获得稳定材料耗时较长等现象。此外,远缘杂交技术中杂交亲本之间亲缘关系不能太远,通常为不同属植物之间的杂交,很少见到不同属以上类型(如不同科间材料杂交)的杂交成功的报道,更不用说植物和动物或是微生物之间的遗传信息交流。此外,远缘杂交转移外源优良性状时,通常是外源种属的整条染色体臂或者染色体片段向栽培品种的转移。即使是小片段的外源染色体,其上面也可能有着成百上千的基因,因此其上面除了我们所想要的有利性状和基因外,可能还携带有我们所不想要的不利性状或基因。例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小麦-黑麦1BL.1RS易位系,除了转移黑麦的抗病、高产和广适等优良基因外,1RS上的黑麦碱合成基因也同时转移到普通小麦中,导致所形成的此类小麦品种一般加工品质都比较差。
为了快速向目标品种中转移优良基因,科学家发明了转基因技术。转基因技术是指将外源基因整合在目标品种的基因组中,培育出符合人们要求的作物新品种的基因转移技术。与传统的杂交育种不同,转基因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实现优良基因在植物、动物和微生物间的转移,进一步拓宽了育种中种质资源的利用范围,从而培育出一些具有新的优异性状的品种,使得依靠常规育种技术达不到的目标得以实现。这一特点与育种途径中的远缘杂交有着异曲同工的特点,但是又有着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特点。目前转基因作物育种中的基因来源主要有三类,植物、微生物、动物。植物有利基因的利用:转基因技术中植物科属的界限正在被打破,不同科甚至亲缘关系的优良基因转移已经实现。例如科学家通过转基因技术,将胡萝卜素形成的基因转移到水稻中,在水稻胚乳中可以合成胡萝卜素,使得原本白色的大米变成了金黄色的“金色大米”。此外将红树耐盐基因转移进烟草、将仙人掌的抗旱基因转移给谷类作物、将稗草的抗逆基因转移给水稻等研究均已获得成功,相关的研究报道越来越多。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可利用转基因技术增强或关闭作物本身的一些基因的表达从而实现作物改良的目的,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基因干扰或沉默技术关闭小麦种子中黄色素合成相关基因,从而提高小麦面粉的白度,降低面粉中增白剂的使用。微生物有利基因的利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比较多,也是目前有人质疑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目前抗虫、抗病转基因作物的抗性基因主要来自微生物。例如生产中广泛应用的转基因抗虫棉的抗虫基因就来自苏云金芽孢杆菌(Bt)的杀虫蛋白基因。苏云金杆菌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类细菌,其含有的杀虫基因已被作为生物杀虫剂广泛应用了60多年,其杀虫原理国内外已经研究的十分清楚。此外利用编码病毒外壳蛋白基因培育抗病毒病害的转基因作物,利用细菌细胞壁降解酶基因、几丁质酶等基因培育抗细菌性或真菌性病害的转基因作物,均有了许多成功的报道。
动物中有利基因利用的报道相对较少,例如将鱼的抗冻基因转到农作物身上提高农作物的抗寒性,将萤火虫的发光蛋白基因导入烟草,使其在夜间也能发光均有成功的研究报道,但距商业化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利用转基因作物作为植物反应器生产药用蛋白和疫苗已成为制药产业重点开发的热点领域,因为利用植物生产药物比利用微生物发酵生产药物具有如下优点:栽培费用低、产量高;从基因到蛋白所需用的时间相对较短;需要资金少;治疗风险小。把基因药物生产逐步移向农场,利用植物来生产药物是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国际上发达的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荷兰、芬兰和日本都已把植物反应器开发列入国家生物技术革命的战略性计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几十种药用蛋白或多肽在植物中成功表达,一些研究机构或公司已开始从这些药物蛋白的生产中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例如利用植物表达生产乙肝疫苗、霍乱疫苗、口蹄疫疫苗等均有成功的研究报道。此外,与远缘杂交相比,转基因作物一般是一个或少数几个目标基因的定向转移,目标比较明确,后代表现容易预期和把握。可有效地打破有利基因和不利基因的连锁,充分利用有用基因实现作物的定向遗传改良,加快作物的育种进程,使人们可以更快、更有目的地去培育我们所需要的品种。因此,在改良和提高现有转基因技术和方法、培育无筛选标记的转基因品种、严格执行转基因安全相关管理规定、加强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价的情况下,转基因作物将会在作物的遗传改良和农业生产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杂文合集范文2
关键词:碳硼烷,硼簇化合物,命名
中图分类号:O626;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2)03-0025-02
作者简介:聂永(1973—),男,山东莱芜人,济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金属有机化学。通信方式:chm_niey@ujneducn。 在硼氢化合物即硼烷(borane)中有一大类具有多面体的几何结构,常被称为硼簇化合物(boron cluster)。当簇骨架中的一个或多个硼被其他原子取代时,形成所谓的杂硼烷(heteroborane)簇合物。其中,当杂原子为碳时,即为碳代硼烷(carbaborane),简称碳硼烷(carborane)。根据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1-2]的定义,carborane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一类含碳、硼和氢原子的多面体簇合物的统称,二是二碳代十二硼烷C2B10H12 (其三种异构体的结构如图1所示)的俗名。在《无机化学命名原则》[3]中,carborane一词亦根据IUPAC的规则定名为二碳代十二硼烷或碳硼烷。在《英汉化学化工词汇》[4]中,carborane一词意为“卡硼烷,碳硼烷”。从目前相关的中文文献来看,多数采用“碳硼烷”命名,少数仍使用“卡硼烷”这一名称。
图1 C2B10H12三种异构体的结构(数字为
各顶点的位次,黑点为CH,白点为BH)
碳硼烷类多面体簇合物已有近60年的研究历史[5]。近年来,这类结构独特的化合物在生物医学、新型材料和催化等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并不断有新型的碳硼烷簇合物被合成和研究。其中,具有二十面体构型的碳硼烷C2B10H12一直是研究最多、最深入的体系。根据簇骨架中两个碳原子的相对位置不同,C2B10H12有三种异构体(结构见图1),分别命名为1,2-、1,7-、1,12-二碳代-闭式-十二硼烷(12) (dicarbaclosododecaborane; 数字12表示其母体硼烷中的氢原子数),简称为邻-、间-、对碳硼烷(o, m, pcarborane)。对1,2-二碳代-闭式-十二硼烷(邻碳硼烷),在有些中文文献中用“卡十硼烷”表示,也有一些论文中出现“o-碳硼烷” “碳十硼烷”或“二碳十硼烷”等称谓。
另外,对于碳硼烷C2B5H7的命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根据IUPAC和《无机化学命名原则》,这一体系应命名为二碳代-闭式-庚硼烷(7) (dicarbaclosoheptaborane)。类似于上述的“卡十硼烷”,有些论文中称其为“卡五硼烷”。
由于这一领域的迅速发展,碳硼烷簇合物已从最初的“另类”化合物成为目前大多数教科书中普遍出现的内容。在我国,也有多个来自不同学科的课题组在从事碳硼烷簇合物方面的研究工作。笔者认为,统一carborane的中文定名为“碳硼烷”,并将涉及最多的C2B10H12定名为“二碳代-闭式-十二硼烷”或(异构体)“邻-、间-、对碳硼烷”,将有利于我国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和同行间交流。
参 考 文 献
[1]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Nomenclature of Inorganic Boron Compounds[J]Pure Appl Chem,1972, 30:683-710
[2]无机硼化合物命名法[J]李士绮, 陈惠萱,译山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69-95
[3]中国化学会[S]无机化学命名原则,1980
杂文合集范文3
关键词:地下空间;施工问题;施工管理
中图分类号: TU71 文献标识码: A
工程概况
本工程在某地,工程长度约800米,宽度约50多米,是在闹市区挖出道路后施工建造商业综合体工程,地下一~二层,面积约40000m2。道路一头是火车站,另一头是汽车客运站,南北两侧大厦与商铺林立;施工场地狭窄,可供进出的通道口少(东、西、北各一个),场内、场外运输难(场内运输靠利用多台塔吊相互接驳),工效低,环境复杂、影响大,工期控制难,施工安全防护要求高 ,协调量大。
一、深层地下空间的特点
深层地下空间更容易实现工程合理布局和规划,有利于城市线状空间的直线化和点状空间的大规模化。而且,深层地下空间还具有更好的隔音、恒温、恒湿等性能,能满足一些文化设施、精密工厂、避难防灾等的要求,对改善城市环境、完善城市功能以及防灾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层地下空间的建设成本不一定都比浅部地下空间高,这是因为深度较大处,一般坚硬岩体的自稳性更好,减少了工程成本;深层地下空间的开发更有利于工程的直线化,缩短了工程长度;深层地下空间减少了对土地的影响,节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补偿费用。
由于地下空间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在开发深层地下空间之前,要认真评价其适宜性、安全性、经济性,既不对已经存在的地面及地下中浅层基础设施造成破坏,也不影响后续可能的地下空间利用。中浅层地下空间利用与深层地下空间利用要共同发展,对深层地下空间的开发并不意味着放弃中浅层地下空间,二者相辅相成,才能把城市地下空间利用事业推向新的水平,在城市发展中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二、现阶段我国地下空间开发出现的基本问题分析
与地面工程相比,地下工程具有无限性、不可逆性等特点。如果盲目开发不但不能解决矛盾,而且会造成城市空间的极大浪费,破坏环境,甚至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其中比较常见的问题如下:
(1)地下空间在开发过程中规划协调不到位。现阶段,在涉及到一些功能分类细致、综合性较强的地下城市空间规划时,我国建筑领域的相关设计规划专业水平不高,缺乏一定的实际操作经验,不少功能分区规划严重滞后。而且规划中缺乏各分系统之间、各个设施之间的科学合理衔接。(2)地下空间开发无序,各行其是。供水、排水系统的搞水管,电力部门的搞电缆,人防部门的搞人防,没有形成城市的公共信息沟通平台,这势必造成地下空间的无序开发与建设,影响了地下空间的综合利用与发展,本可以利用一项投资产生多种效应的地下资源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3)缺少法律依据。在涉及地下空间的管理时,其责任的界限尚未有明确的法律政策性规定。
三、深层地下空间规划设计关键技术
1、深层地下空间施工方案选择
地下工程的施工方法众多,主要有明挖法、暗挖法、盾构法、顶管法、沉管法等,在选择施工方法时,要考虑到场地条件、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地面交通状况,并做一定的技术经济比较,从而确定最为合理的施工方法。这其中有的并不适合深层地下工程的施工,必须明确每一种施工方法的特点,选择更加适合深层地下工程的施工方法。由于地下工程的施工方法众多,在确定地下工程施工方法时,涉及到土力学、岩石力学、流变学、结构力学、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等多个学科,且实践性较强,地下工程的施工方法与设计理论又紧密相连。
2、深层地下空间暗挖施工技术
如何研究和改进新奥法及浅埋暗挖法在深层地下工程施工中的使用情况,如何在施工工艺、施工方法上加以改进,形成一套适应于深地层条件下的施工工法值得我们探讨。目前在城市地下工程施工中常用的浅埋暗挖法施工技术如在深层中推广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浅埋暗挖法要求在无水条件下施工,对于埋深较浅的地下工程的降水可能要容易解决一些,但是对于埋深为50m以下的深层地下空间来说,需要解决较多的难题;(2)浅埋暗挖法要求施工竖井,深层地下空间的竖井施工同样需要解决较多的难题;(3)适应于深层条件下的浅埋暗挖法隧洞的初期支护、一次衬砌、二次衬砌施工技术;(4)适应于深层地层条件下的防水施工与回填注浆技术。
3、深层地下空间机械化施工技术
深层地下空间由于埋深较大(地面以下50m),人员的进出不方便,便于采用机械化施工。盾构施工法、顶管施工技术是常用的地下工程机械化施工技术。对于深层地下空间的机械化施工而言,无论是盾构法还是顶管法,除了要从机械本身的性能上提高抗高水土压力外,还要通过调查地质情况,分析并参考积累的地质数据库,经过试验和有限元的分析得出周围地层的应力与变形特点,从而分析出隧道承受的荷载,决定合适的衬砌类型,并考虑特殊阶段的受力情况,选择适当的深层地下空间机械化施工方法进行施工。
四、完善城市地下空间建设开发的相关对策建议
1、完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的法规体系
鉴于目前国家层面上立法不足,北京市应结合具体情况,在不违反国家现有法律的前提下,通过相关政策和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加以调整、补充和完善。首先制定地下空间的总体法规,包括统筹规划与管理制度、产权制度、有偿使用制度等,必须明确法律责任的归属、判断和执行 ;其次将现有相关法规延伸、衔接至地下,以便处理好与地下空间利用、地铁规划建设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或冲突 ;再次应编制相关的《技术规范体系》以规范地下空间建设,确保地下工程施工和运营的安全。
2、创新体制机制
一是成立专责管理部门。借鉴日本、台湾等地经验,可以从涉及的市政、规划、建设、电力、通讯、燃气、给排水等行政部门抽调人员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还可将各管网产权单位纳为成员单位,统筹规划,统一管理。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明确管理主体部门的各项职权,赋予其综合管理、调度和审批权限,明确执法机构,赋予执法、处罚的权力和操作条例。二是建立管网信息共建共享机制。首先,做好现有地下管网的普查工作,从制度上、技术上入手,组织动员各相关单位的有效资源组成专门普查机构,尽可能建立健全北京市各类城市地下管网档案,保证其真实性,现有条件下确实无法获取档案信息的,必须拟定相关制度或规则,以确保在条件成熟或达到的时候可以及时获取并补充。其次,在不断汇总数据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包括储存、管理、分析、统计、查询、输出、更新等功能的地下综合管网电子信息系统,运用包括 GIS在内的科技手段加强对地下基础设施的管理。三是加强地下管网的维护与监管。应针对管网建设与管理涉及的各环节,要求各负责部门严格按照专项的管理制度及操作守则执行。
3、适时推广地下综合管廊
发展地下综合管廊是未来城市建设的主流思路。北京市应立足于“先新建,后改造”的指导思想,采取“统一规划,新区先行,老城改造,相机靠拢”的实施原则,在现有综合管廊试点基础上,借鉴有关国家、地区的成功经验,总结问题与教训,结合本市城建和改造特点,适时推进,逐步扩大覆盖区域。综合管廊的规划和设定都应建立在对城市现状充分了解及对未来发展合理预测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建设规模,把握适度超前的原则,以达到改善城市现状、促进城市发展、控制建设成本的总体目标,从整体到局部,从建设期到运营期,从时间到空间,都必须综合考虑、逐步深化,并注意各步骤的可操作性。同时,可以从各地试点工程中探索总结,编制出相应的规范和标准,包括工艺技术设计,土建设计技术,管线设计安装技术措施,综合管廊检查、验收标准和规范等。
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活动转入地下是全世界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赋予人类的契机,人们不光要进行富有时代气息的高楼大厦、高架桥的建设,更应运用先进的城市规划理论和科学技术以及绿色空间设计理念进行地下空间的规划、建设和运营,建设出立体型、生态型的城市。期望我们未来的地下空间是一个功能化、人文化、智能化兼备的绿色空间。
参考文献
杂文合集范文4
奥运会吉祥物的名字来自于英国马齐·文洛克的施罗普希尔村。那里,曾经举办过文洛克奥林匹克运动会。而这项古老的赛事正是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创造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灵感来源地之一。为了纪念这次运动会,伦敦奥运会决定将吉祥物命名为“文洛克”。
谦让:费德勒的放弃
网坛“天王”费德勒曾在2004年和2008年奥运会上连续两届担当瑞士奥运代表团的旗手。2012年伦敦奥运会他将这一荣誉转交给他的队友瓦林卡。
已在四大职业大满贯赛上创纪录地第17次捧起单打冠军杯的费德勒,至今未能在奥运会上拿过单打冠军。因为网球比赛和开幕式时间有所冲突,费德勒需要在赛前进行充分休息,就不得不放弃奥运会开幕式的活动。这也可能是费德勒成就“金满贯”的唯一机会。费德勒的放弃,不贪荣,不恋名,敢放弃且会放弃,绅士又智慧。
回归:菲尔普斯的希望之战
在伦敦奥运会上,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有望打破前苏联女子体操传奇人物——拉特尼娜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奥运会奖牌纪录。现年77岁的拉特尼娜共有18枚奥运奖牌,而27岁的菲尔普斯有16枚奥运奖牌。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菲尔普斯勇夺八金叱咤世界。而后,令人震惊的是他吸食大麻的消息。一夜间这位泳坛天才成了众矢之的。但菲尔普斯很快对这种错误行为做出了回应,并重新投入实战训练……这次,他将参加7项赛事的比赛,在大展他“飞鱼”身姿的同时,更有希望成为传奇的奥运会奖牌的拥有者。
细节:错失拍摄经典照片的机会
摄影师Nick Ut在1972年拍摄的一张在凝固汽油弹袭击中逃生的越南女孩的照片,成为越战的象征和经典作品之一。
当时,在ut身边还有一位摄影师David Burnett。那天,飞机开始投掷汽油弹时,Burnett刚好拍完一卷胶卷,便立即换胶卷。不幸的是,当Ut拍下那一经典瞬间的时候,他还没有装好胶卷。仅仅几秒钟,他就失去了拍到这场战争中最有力照片的机会。
他经历了—段心理痛苦的时期明白了,“我对‘时刻准备着’的感受就非常强烈。这种本能使我获益良多。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刻将发生什么。预测将发生什么,可能发生什么,这就是成为伟大摄影师的关键。”
读书:图书《绿皮火车》
伴随着生活的快节奏,速度较慢、空间狭小的绿皮火车从人们的视线中渐行渐远。在它离开之际,引发了一代人的集体追忆。(具体内容参见本期小册子)荣获2011年人民文学诗歌奖的诗人周云篷也曾写过《绿皮火车》这样一本书,并是韩寒主编的杂志《独唱团》第一辑的开篇作品。
《绿皮火车》是周云篷2011年至2012年年初的杂文合集,包括“一路”“二歌”“三人”三个部分。他把自己“游唱、知人、遇事”的经历写成文字,只是希望有趣一点,而不是讲什么深刻的人生道理。
坚持:赛场上的百岁老人
杂文合集范文5
关键词:刘熙载;人品;《艺概》;陶渊明
刘熙载是一个粹然儒者,《清史稿》称其“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①[注: ①刘熙载兴学育才,传承孔孟之学,并注重笃实践履,这与胡瑗同。]。他在晚年所撰自传性《寤崖子传》中说:“于古人志趣,尤契陶渊明。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而不斤斤为先儒争门户。”“迁善改过”是儒家自我修养的根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刘熙载在自述中以此自称,可见他不仅主张且以身实践着儒家道德修养。咸丰帝曾赐他“性静情逸”[1]四字,胡林翼以“贞介绝俗”[1]特别推崇。在他督学广东时,曾作《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训士,认为学圣贤应先从这些开始。他所撰的《持志塾言》、《读书劄记》、《游艺约言》和《艺概》等书中都表现了其书生本色和儒者气象。刘熙载“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遁世不见知而不愠’二语自励”[2]13158,就是把陶渊明当作这种典范而以此笃实践履的,可谓遥承陶氏意趣。
一、“大要出于《论语》”
陶渊明的价值是一个逐渐彰显的过程,特别是到了宋代得到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文学家和学者的钦慕,他们推崇陶氏独立的人格和创作任意无为的精神。之后不同时代对陶氏有不同的阐释,清代人对他也别有体悟。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考据之风盛行,崇尚博闻实证,影响到文学上表现为重视学问,许多文人和学者在谈文论艺时强调学问与人格的并重。钱谦益“诗有本”说、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叶燮的《原诗》、沈德潜的《说诗晬语》等都注重诗人的胸襟及强调诗文须根柢于学问,并且认为诗人思想道德和艺术素质两方面的修养是写出诗意深厚、诗境质实之作的前提。沈德潜“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3]。这里的“胸襟”大约是先天秉性和人格器度综合的素质,“第一等真诗”是需将人的胸襟、人品与学问融为一体。陶渊明的诗并非只直抒性情而已,洪亮吉说:“人但知陶渊明一味真淳,不填故实,而以为作诗可不读书,不知渊明所著《圣贤群辅录》等,考订精详,一字不苟也。”[4]可见,陶渊明的学问不一定以“故实”的形态出现,“真淳”也需读书,需要学问的依托。那么当诗人将学问与人格融为一体并达到一种化境时,即便自出机杼,亦为精深之言,陶渊明卓尔不群的人格何尝不是从学问中汲取营养。他的诗冲和平淡,其骨髓却在于“厚”与真性情,此皆因他有伟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修养。
“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本来《宋书》本传已说他‘耻复屈身异代’等等。经了真德秀诸人重为品题,加上汤汉的注本,渊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确立了。”[5]224 可以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认为陶渊明是出于儒家,清代却能踵事增华,使陶渊明为儒家说成为一种特色,认为陶氏几乎可以列于孔门,是儒家中的典范。清人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沈德潜的《说诗晬语》、梁章钜的《退庵随笔》、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等都认为陶渊明其人其言都符合圣贤之道,这体现了清代的文人学者对儒家人格修养的重视。刘熙载对儒家思想也有他独到的体会。他赞赏陶氏诗文的高明,但更加推崇他的人格魅力,认为陶渊明是因崇高的人格,才有他诗文的通脱率性和强烈的感染力。
通常认为陶氏受玄学思想较深。萧统、朱熹就主道家之说;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主张新自然主义说,说陶渊明始终是天师道的信徒,是外儒内道之人;朱自清认为陶氏的主要思想在道家[5]224。而刘熙载却提出“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然陶氏的诗似乎与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不符,那么刘氏是怎样理解的呢。“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6]54“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6]55
颜回“忧道不忧贫”,有圣人淡泊之志;曾点能与人偕乐,何尝不能自乐;而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陶渊明在《述酒》、《拟古》、《咏荆轲》、《咏三良》及《拟古》、《杂诗》等诗中表现了“忠愤”之情,并提到了许多儒家的典籍,例如“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之十六),“诗书敦宿好”(《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并一再引“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常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自勉“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他在当时找不到知音,于是打破时间的界限,心游于千载,发现了与自己志趣相同的古人,并说“何以慰吾怀,赖古此多贤”(《咏贫士》)。刘熙载从陶渊明的诗中窥见的是作者的人品。“陶渊明诗文,几于知道。至语气真率,亦不夸,亦不让,亦令人想见其为人。”[7]583刘熙载把陶渊明归入儒家,认为他那种胸襟是儒家自我人格修养的表现。所谓“陶渊明诗文,几于知道”。这种“道”在刘熙载看来就是儒家之道,他从陶渊明那些描写田园生活、悠闲自在的诗句中深触到一位儒者的情怀。陶渊明的“真”也不是自我标榜,而是他能诚以待己,拥有高尚的道德,而这一切都是儒家思想的表现。《孟子尽心》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中庸》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陶渊明以他这种真诚不仅是道德的真诚,而且是人性的真实感动着许多人,并将这些率真地表现在自己诗文中,正是这种感人的内在思想品质,再加上清新自然的风格和真挚的情感,才有其诗文的厚重。
沈德潜《古诗源》中在《饮酒》其二十中的批注说:“晋人诗旷达者徵引《老》、《庄》,繁缛者徵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8]他主要是针对陶渊明该首诗而言的,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论:“照本书所引(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单是《庄子》便已比《论语》多;再算上《列子》,两共七十次,超过《论语》一倍有余。那么沈氏的话就有问题了。”[5]224 他还认为“真”、“淳”都不见于《论语》,是道家的观念。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以引用次数来判断某位作家的思想,“真”、“淳”虽不见于《论语》,但儒家的“诚以待己”的思想何尝不能反映陶渊明的真性情。可以肯定的是陶渊明思想中既有儒家的又有道家的,刘熙载没有像沈德潜那样认为陶氏“专用《论语》”,而是“大要出于《论语》”。由于“中国有文字的文学的根,只能求之于儒家的经”[9]11,儒家是文学的主流,它发展了“仁义”的这一面,并非排斥道家“虚静”的一面。“道家‘虚静之心’与儒家‘仁义之心’,可以说是心体的两面,皆为人生而所固有,每一个人在现实具体生活中,经常作自由转换而不自觉。”[9]10刘熙载从陶渊明身上看到了强烈的儒家的精神,却也没有排斥他身上的道家思想,“他一生品格立脚点,大略近于孟子所说‘有所不为’、‘不屑不洁‘的狷者,到后来操养纯熟,便从这里头发现出人生真趣味来”[10]。刘氏并非为顽固的守道士,而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其“生平于六经,子、史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一以躬行为重”[2]13158。可见他是对儒家的精神的深刻理解后,才看到陶渊明的志趣的。
二、仕、隐与“君子之志”
陶渊明虽过着隐居生活,却是符合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精神。刘宝楠说:“孟子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又云:‘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1]261又有“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11] 303。陶渊明并非遁世不问世事,他人品之高,与儒家这种天下无道则隐,以修身见于世之义相合。正所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1]262。陶渊明知富不可求,乃从其所好,回归自然。所谓“圣人之不苟仕,存其义也。此与仕以行义,其心一而已矣”[7]542。陶渊明诗文的“真”是从胸臆中流出,不烦绳削而自合。他隐逸并非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刘熙载说:“陶诗云:‘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又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可见其玩心高明,未尝不脚踏实地,不是倜然无所归宿也。”[6]55“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6]18
陶渊明文章的归宿及他人品素养高、心胸开阔是因为他志向的高洁。刘熙载在陶渊明身上所体会到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正而实的志向,且用自己一生的言行实践着儒家的理想。因此,陶渊明不是遗世独立、保持清高的人,他在诗文中情感真挚且深厚,如一股浩然之气在萧散冲淡的意趣下激荡着。“钟嵘《诗品》谓阮籍《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6]55又“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渊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间,作诗九首,其诗之真,更须问耶?彼无岁无诗,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6]55这种真性情的表达需才与学,更要有操守。正与刘熙载所提倡的 “文当兼‘尊’、‘亲’二字。高风亮节,尊也;深情厚谊,亲也”[7]582的主张一致,且与他自身的一生“表里浑然,夷险一节”[1]的行为相契合。
刘熙载对仕与隐的观点与《论语》中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在《持志塾言》中曾说:“志于隐,志于仕,皆不可谓之立志。盖此乃境,非志于道也。君子之志,惟欲随在尽所当尽而已。”[7]4“对避世者言,则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对干时者言,则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仁以安人,义以正我。可以观其合矣。”[7]30“成仁取义,不独当懔之死生之际,凡外富贵贫贱及一切之境,皆不可须臾忘之。”[7]38“处逆境,能宽解而不自苦;处顺境,能抑损而不自奉。世俗或遂以此为难及,不知一境有一境当尽之事,此未足副其实也。”[7]38
不管身处何境,仍须以仁义唯上,不忘自身修养。可见志不当在境而是在道。正所谓“时有造次,而心不可造次;时有颠沛,而心不可颠沛。每当造次、颠沛时,须念之”[7]44。儒家君子之志就是为人处世的立足点,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尤其是在名利权贵前,不阿谀怯懦,卑谦乞怜,又非书生意气,逞气争强;而能始终坚守志向,锻造深醇的涵养。在刘熙载看来,遵循儒家仁义的宗旨不仅能提高自身的境界,而且是文人救世的良方。儒家的“三不朽”中就将立德放在首位,只有自身有了根柢,才能将仁义惠及百姓。而他在陶渊明身上看到了这种志趣,这也是他自己一生所孜孜以求的。
刘熙载处在清末,恪守着儒家济世之道,他把儒家作为安身立命之道,坚定儒家圣贤之志,其志洁行芳是值得敬佩的。正如陈澧所言:“先生之醇德清风,人尽知之。先生之硕学,则知者寡矣。若其意趣高出于一世,远侪于古人,则知者益寡,有相与愕眙耳。学政一官,世所艳羡也,先生为之未满任,告病而归。盖世之人皆好进,而先生独好退,不知美官厚禄之可羡,而惟知读书,此古之君子,而澧以得见为幸者也。”[12]陶渊明岂不是于其心有戚戚焉。然陶渊明安贫乐道的精神是远绍孔子的遗意。《论语卫灵公》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并津津乐道于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乐在其中”(《论语述而》)。陶渊明的诗文和一生的形迹不也表现了这种精神吗?刘熙载非常崇尚这种品德和精神,自己一生也在不断追求和实践着。在他的教学笔记中也常常有所体现。“贫与死皆常事。惟不忧道而忧贫,不闻道而死为可惜耳。然则知富贵寿考者,亦可思矣。”[7]556“圣贤只是亨于心,境不足道,于此可知孔、颜乐处。”[9]556 “隐居求志,乃能行义达道,凡事皆然。观闭门造车者可见。”[7]566 “君子在贫如客。然岂惟贫哉?处富及处贵贱、死生、皆当如是。”[7]567在其诗中“志士遇穷困,好修常自娱”[7]493。“处境意常适,道在齐亏盈。” [7]494正因为道溢胸中,充盈自足,所以无论处于顺境逆境,都能恬然自适,随遇而安。由此可知,在刘氏看来,陶渊明的文章和一生的行迹都是对《论语》最好的诠释。
从刘熙载对陶渊明的理解来看,我们也可知其为什么特别重视人品了,因为这种人品就是儒家理想的自身的现实体现。也许诗文与个人的才学有关,但对更多人来说,诗文是心学,是表达性情的方式,倘人们具有胸襟与品德,就可使它具有感染力。“决定作品价值的最基本准绳,是作者发现的能力。作者要具备卓异的发现能力,便必须有卓越的精神;要有卓越的精神,便必须有卓越的人格的修养。”[9]6他在《艺概》中说:“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6]82“诗以悦人为心,与以夸人为心,品格何在?而犹浇浇于品格,其何异溺人必笑耶!”[6]83“ 赋尚才不如尚品。或竭尽雕饰以夸世媚俗,非才有余,乃品不足也。徐、庾两家赋所由卒未令人满志与!”[6]104
刘熙载首次开宗明义地提出“诗品出于人品”,既是对前代的总结,也是他自身独到的体会。“人品悃款朴忠者”是指居庙堂而忧民,居江湖而忧君的品格;而“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则是指不阿谀权贵,安于贫困,超然出世的品格;“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则是利口伪德的徇私小人了。“尚才不如尚品”都可见他对君子崇高品德的推崇和对媚俗的小人的深恶痛绝。这里需辨析一下诗品与人品的关系。应该把人品的高下和作品结合起来判断作品的高低,以人品的高低标准定诗品。人品的标准在其《持志塾言》人品篇中说:“观品者观其志与行”,“喜怒、语默、行止、去就、利害、毁誉皆可征心以定品”。这样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道德准则为人品的标准。他肯定“屈灵均、陶渊明皆狂狷之资也”[6]93 。“圣人所恶者,舍狂狷而就乡愿也。”[7]575他肯定坚持正道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表现,否定“乡愿”虚伪之徒。当然“心画心声总失真”(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六)的现象刘熙载并非没有注意到,所以他也特别强调言行一致。我们在其作品中可见他始终把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又以此来规范人品,这正是其思想特点的反映。“以儒家思想作平日的人格修养,将自己的整个生命转化、提升而为儒家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此与客观事物相感,必然而自然地觉得对人生、社会、政治有无限的悲心,有无限的责任。”[9]14他一生也是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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